《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摘 要：《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它的功过是非和利弊得失，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它的文献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重视。本文从它的征集范围、辑佚校勘、书目纂修等方面讨论了它的学术影响和文献价值。

关键词：四库全书 征集 辑佚 校勘 文献价值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2]王重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

[3]《宫中档案乾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83。

骆秀文：成都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