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论文范文

恐怖主义论文篇1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飞机撞击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山也相继发生爆炸事件，整个美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随后，10月初美国即以“打恐”为由，展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美国的“9.11” 事件让世人目睹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最血腥的一幕，其践踏人道主义与国际公认的规范、准则，漠视无辜民众生命的残酷手段是向全人类发起的挑战，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所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 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 A. 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 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 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现代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发展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 .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事实上，一定要为国际恐怖主义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国际立法技术上是困难的，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好处。而提及国际恐怖主义的意义更多的是在增强推动有关国际立法、在打击相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国际合作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导向上。 （四）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新发展 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一国际犯罪，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概念应反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国际犯罪构成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决定行为的严重国际危害性而为该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作为法律概念，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应体现这一特点。而当前争议主要集中在行为的主观要件方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出了蓄意，明知或轻率过失外，是否还需要考虑行为目的。相关的立法则着重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客观方面，从行为的表现形式来确定要加以惩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个犯罪构成要件，恐怖主义活动把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最容易认定其在国际犯罪中核心地位，是对其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 考察有关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可以发现，这些公约中缺乏对一般恐怖主义定义的规定，往往是对特定的“恐怖主义罪行”加以规定。 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公约禁止：劫机；危害民用航运安全的非法行为；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危害海运安全的非法行为；危害海上固定平台（如石油钻井）安全的非法行为；恐怖爆炸行为；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融通。这些公约都与非常确定的情形或场所相关。 从国际上已有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公约，协定，议定书，决议来看，现在的趋势是不去关注行为的动机，而是从行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应该予以防止和惩罚的某些具 体行为。 199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9/60号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决议，特别谴责了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或其它任何理由从事恐怖主义活动”。1995年11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3号决议，名为“消除恐怖主义的措施”，该决议谈到了需要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以和恐怖主义作斗争。“重申具有政治性目的意在或用以使公众，一部分人或某些特定的人处于恐惧之中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非正义的。不管是出于政治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或任何其它性质的用来使其正当化的考虑。” 这也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例如，中国1979年《刑法》在反革命罪一章中规定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劫持飞机罪，其主观方面规定有特定的犯罪意图（以反革命为目的）。到了1992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刑法有关条款做出了修改，删除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构成要件。 二， 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一）、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目前，在世界各地，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得到迅速推进。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有各国之间包含了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努力；而从合作形式来看，主要是对于恐怖组织活动信息的交换以及国际司法协作。 1、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所作的工作 （1）区域性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 在这方面较早起步的有美洲国家组织1971年在华盛顿达成的《关于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公约》，1977年欧洲理事会倡导制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此外，世界各地近期以来也在反恐怖这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关立法工作。这其中有南亚地区合作组织。1985年在达卡峰会上，该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后1986年在班加罗尔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更进一步就开展防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地区合作达成共识。1987年各国领导人在加德满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地区公约》。而在原苏联境内，原先的各加盟共和国1999年也在明斯克达成了《在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公约》。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1999年在阿尔及尔通过了《防止与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另外，阿拉伯国家联盟1998年在开罗会议上通过了《打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伊斯兰大会组织1999年也通过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2001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公约》。 （2）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 联合国大会1994年第49/60号决议附件《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第10条规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在采取实际措施以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的相关职责。（1）在从相关公约的保存方和成员国那里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收集有关现存的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条约地位及执行情况的信息，也包括恐怖事件及刑事控诉和判决的信息。（2）在从成员国获取的资料的基础上，汇集关于防止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内法律和条例的摘要介绍。（3）对现存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便协助各国确定还未被现存公约覆盖的领域，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性的条约法律框架。（4）在各国组织有关打击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的机构和培训课程方面，对在联合国体制内提供有关协助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联合国安理会1999年的第1269号决议主要内容就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中强调了联合国在促进这种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呼吁各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防止和打击在其境内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准备和融资的行为，确保对恐怖事件制造者进行抓捕、起诉或引渡，避免给予恐怖分子以受庇护地位，交换信息和在行政司法方面加强合作以杜绝恐怖行为。在2001年的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安理会着重强调了对于恐怖活动资金来源和人员及武器装备供给方面的打击，要求冻结所有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资金及其他金融财产，加强边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流入一国境内或通过该国窜入他国境内。可以看到，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力和资金的来源，也就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后备力量，因而如果各国能够有效地将这些措施推行下去，相信恐怖主义的势力必然会 受到重大打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国际公约远远未能达到囊括各种恐怖主义罪行的程度，所以，国际习惯法还是能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 2、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交换与国际司法协作 （1）相关信息的交换与共享 199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宣言》强调了各国应对有关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信息交换实行机制化。而在众多的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中，这一内容往往也成为公约首先要加以规范调整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中第13条第1款b项、《打击恐怖爆炸的国际公约》第15条b项就有关于缔约国这方面义务的规定。在安理会的上述第1373号决议中，它再次呼吁各国应加强和加快行动信息的交换，特别是有关恐怖分子或恐怖网络行动的信息、伪造或错误的旅行文件、携带上交通工具的武器、炸药或敏感材料、恐怖组织使用的通讯技术以及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所造成的威胁等方面的内容。 （2）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1997年《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0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在调查、刑事诉讼或引渡进程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特别包括了获取相关证据方面的协助。《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国际公约》第12条第1款也有相同规定。而其第2款则更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在提供银行相关账户信息时忽略保密法规的规定，这是针对发达市场经济的银行系统的一个很严厉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很注重保密义务的大银行。当然该条第3款是对前一要求的一个制约，它要求获得协助的国家只能将相关资料用于提出请求时所涉及的案件的侦查、控诉或诉讼程序中。第4款则要求缔约国为方便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据，应考虑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程序和方式。在其他相关的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各缔约国也都承诺在调查、取证、抓捕罪犯等方面相互提供协助，从而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司法网络。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制裁 1、各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 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被认可的刑事管辖权主要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包括船旗国管辖和飞行器注册地国管辖）、罪犯国籍国（积极的属人原则）、被害人国籍国（消极的属人原则）以及犯罪结果发生地国（效果原则）。而对于一些国际犯罪又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最早的如海盗罪、贩卖奴隶罪，此后又包括了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等。然而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内，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行为可能包括普遍管辖权，其他的恐怖主义罪行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但通过反恐怖主义条约的缔结，尤其是其中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确立，各缔约国就对公约所涉及罪行有了管辖权，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普遍管辖权。此外，许多公约在这些传统的原则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规范。以《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为例，其第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管辖权。该条第1款指定了三种管辖权的连接点，一国加入该公约时就自然具有了这三种管辖权。其后则规定了五种任择性管辖权，一国在成为该公约缔约国时，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它在第2款中所选择的管辖权的依据。这五种管辖权中，后四项具有不同于一般国际刑法公约的特殊之处，其中b项将缔约国国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大使馆或领事馆当做建立本国管辖的连接点；c项则给予惯常居所地国对无国籍人的管辖权；d项指出受到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也有管辖权；e项则没有回避国家所有或使用的飞行器，将在其上犯下的罪行也纳入该国管辖范围之内。这样附加上的管辖权将可以大致覆盖恐怖主义犯罪的大部分行为。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选择适应恐怖主义特点的管辖权连接点是很有益处的，其他公约也应吸取这一经验。 2、“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建立 “或引渡或起诉”意味着在引渡和起诉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方式来对恐怖分子进行处置。从引渡角度而言，目前的公约中一般都有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在现有的和未来的引渡条约中将所涉及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可引渡罪行；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时可将本公约视为引渡的依据；不以存在引渡条约为前提的国家应将公约所涉及罪行视为可引渡的罪行；为便利行使管辖权，可将请求国也视为罪行发生地。《制止恐怖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9条就是这样规定的。而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罪行因其相关的政治目的而被划为“政治罪不引渡”范围内，许多公约规定不将这一罪行作为政治犯罪，在《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行为的国际公约》中，还特别附加了一条，即不将该 公约所管辖的犯罪作为财政犯罪，同样也是为了便利引渡。另一方面，在不引渡的情况下，罪犯所在国应毫不迟延地将罪犯送交本国法庭进行审理，适用本国刑事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与惩罚，也就是说法庭应将此种罪行视同具有严重性质的普通刑事罪行来进行判决，例如《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第7条就是这样规定的。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最有力的打击应当是有效的惩罚与制裁措施，也就是各国的刑事制裁，由于目前尚缺乏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各国依其国内法对恐怖分子进行的惩罚将在长期内担当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也是目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安理会依其职权所采取的行动 1、安理会处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情势特殊权力 在联合国的机构中，安理会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它在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时拥有很大的权力，不仅可以就这一问题决定所应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直接据此实施行动。联合国宪章关于安理会职权的第24条第1款指出：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第39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41条及第42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第49条则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应通力合作，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 2、非军事化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41条授权安理会“决定所应采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2000年12月19日安理会通过的1333号决议为督促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规定了对阿富汉塔利班政权所采取的制裁措施，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决议，这其中包括禁止向塔利班控制地区销售或运送武器弹药、军用汽车及装备、准军事装备以及前述物资的零配件，禁止提供与塔利班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帮助或培训，同时撤出所有为塔利班服务的军事与安全顾问。另一方面，各国必须关闭塔利班政权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关闭阿富汉航空公司在其境内的办公机构，并冻结本·拉登本人以及所有与其联系的个人和组织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除了特设委员会所许可的例外之外，各国应禁止飞机在塔利班控制区域内起飞、降落或飞过其上空。 3、军事打击 联合国宪章第42条在其前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而“9.11”事件后，2001年9月12日安理会即在其第1368号决议中声明“决心以各种方式来应对恐怖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同时又指出“承认依据宪章（成员国）所享有的单独与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在随后的第1373号决议中，安理会“进一步重申这种行径，如同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重申1368号决议中重述的被联合国宪章所承认的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的自然权利”。如此看来，安理会已经断定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也就属于安理会管辖的范围，安理会可以采取包括授权使用武力在内的任何适当的措施。从美国方面来看，它在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所依据的就是安理会决议中所反复强调的“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这也正是美国声称其行动已获得安理会批准的原因所在。从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一权利的主张也得到了初步的国际认同。在后续发展上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动武，应该严格的在安理会的安保体制下进行，而不能擅自扩大战争范围或改变打击目标。 三、 中国与反恐怖主义问题 （一）、 中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今的世界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积极维护和平，深切地希望能够在一个各个国家和平共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自己的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历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活动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团体或个人采取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在美国的“9·11”事件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 表示慰问的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原则立场，即中国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深入探讨国际恐怖主义产生、发展的根源和社会基础，不应忽视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重要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侵犯别国主权、入侵别国领土的非法行为是更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往往是引发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假借反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同时也主张，不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提并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被奴役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制止和最终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取得实际效果，这包括在法律上确立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的定义，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纳入国际法的轨道。 （二）、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上的实践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始终以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参加到国际活动中。中国积极参加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立法活动，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共同努力以达到预防、惩治、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谈判，签署或批准了一系列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公约。 中国于1987年8月5日加入了于1973年12月14 日在纽约制定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该公约目前有107个成员国。该公约在保护外交官不可侵犯权方面规定的较为具体和有效。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外交官进行绑架、谋杀、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可能危及外交代表人身或自由的对使馆、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的暴力攻击；也包括上述行为的威胁和未遂。2、缔约国应将上述行为定义为国内法上的故意犯罪，并一起严重程度处以适当的刑罚。3、确立了缔约国对上述行为的管辖权，即对在本国领土或在本国登记的船只或飞机上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对本国国民犯有上述行为的管辖；以及针对本国外交代表所犯上述行为的管辖。4、确立了“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罪犯所在地国可以将此种罪犯引渡给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在不予引渡的情况下，必须将罪犯交由本国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5、要求缔约国间相互合作以防止和惩罚上述行为，包括提供情报和证据，协调各种措施等等。 1993年1月26日，中国加入了《反对劫持人质公约》。1979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4146号决议采纳该公约。1983年6月3日生效。目前有96个成员国。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在对待具有国际因素的劫持人质的行为时，当事国在采取必要措施惩治劫持者的同时，还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人质的安全，改善人质的处境，解救人质使人质脱离劫持者的控制。 在民用航空方面，中国于1978年加入《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1980年加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这三个反劫机公约构成了当今世界防治和惩处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了空中劫持罪和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 在海洋活动方面，中国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海洋法公约中涉及的犯罪处治问题包括了海盗罪、破坏海底电缆罪、公海上非法广播罪等。中国还参加了有关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两个公约和议定书，即《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的公约》和《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的议定书》。 依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声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的《关于为检测目的而标记塑胶炸弹的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该公约将继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执行。 另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包括：第1373号决议（2001），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对付恐怖活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1368号决议（2001）：就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恐怖活动进行谴责；第1269号 决议（1999）：关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1年11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会晤期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总理发表声明，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该组织成员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三）、中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 中国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虽然并未单独规定恐怖活动罪，但是根据国际上其他国家及国际公约中对恐怖活动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恐怖行为，可以依据刑法中相关条文的规定予以处罚。可以看出，中国刑法针对恐怖行为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有明确的定罪、处罚的规定。 恐怖活动通常表现为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它的实施方式和手段可能包括我国刑法中的下列行为：1）刑法第114条、115条第1款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及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刑法第116条至119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设施、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3）刑法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4）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船只、汽车罪；5）刑法第123条规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罪；6）刑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的破坏通讯设施罪；7）刑法第125条第2款规定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8）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9）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绑架人质罪；10）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等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是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立法规定。通常，恐怖活动组织是由三人以上为了长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起来。所谓组织恐怖组织，是指行为人首倡、发起和建立恐怖活动团体的行为。所谓领导恐怖组织，是指在恐怖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制定恐怖活动的纲领、计划、指挥恐怖组织的成员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所谓积极参加或参加恐怖组织，是指自愿加入恐怖组织，并积极参与谋划和实施，或者参加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组织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项以上行为的，仅构成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只要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或者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不论是否进行恐怖活动入杀人、爆炸、绑架等等恐怖主义行为，都构成本罪。依照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此条的规定以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因为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具体的恐怖行为，只要他参与了恐怖活动组织就要受到刑事处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因为从刑法学的原理来看，组织、领导、积极参加和参加恐怖组织的行为是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做准备，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但我国新法鉴于恐怖活动的严重危害性，为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消灭于萌芽之中，明文规定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即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后又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即要实行数罪并罚。 结语 “9.11”事件的伤痛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不会逐渐被世人淡忘，由此引发的对“反恐怖主义”国际法研究将日益深入而全面开展下去。作为一个国际法的新领域，它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反恐怖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为创建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积极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Lyal S.Sunga， The Emerg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developments in cod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c1997， at 191. 柳炳华（韩国），《国际法》（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6页。 同上引 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487页。 德沃金著，《法 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3页。 在2001年9月x日召开的，有关国家仍未就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 林欣主编，刘楠来副主编，《国际刑法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版，29页。 同上，33页。 刘恩照：《国际恐怖主义》，《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

恐怖主义论文篇2

「关键词奥运会，反恐，国际法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世界各国年轻人相聚的历史盛会，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即将举行需要我们解决与之有关的各种法律问题，包括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来对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而由于“九一一”等恐怖事件的影响，安全是国际奥委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奥运会的反恐和安保问题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以及国际奥委会对这个问题是更加重视。另外加上奥运会的国际性以及参与运动员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有关组织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譬如联合国等。

奥林匹克运动希望的是和平、友谊、进步，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本是各国青年展示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的舞台，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单纯。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服用兴奋剂、裁判枉法、申办奥运会中的行贿受贿等行为，给奥林匹克抹黑不少。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恐怖主义的威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奥运会的主办者不能一心一意进行场馆的建设，参加者不能把精力完全用在备战奥运会上，都要花费相当的气力来应付那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恐怖袭击。奥运会是一个全球各民族青年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尽管按理说安保是东道国政府的事情，但由于奥运会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也需要有关各国政府的合作。而且反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考虑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对奥运反恐问题进行研究。

一、奥运会恐怖事件与雅典奥运会反恐行动

尽管自从有历史纪录以来，恐怖手段的应用就是一个明显的史实，但是把恐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文化奥运”和“休战奥运”对是没有约束力的，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或许才是下手的好机会。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闯入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亚特兰大奥运会时那令人震惊的爆炸声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安全第一。尤其是“九一一”事件让反恐成为世界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奥运反恐更成为所有关注奥运会的人关心的问题。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前联邦德国的慕尼黑开幕。9月5日凌晨，8名全副武装的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闯入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当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举重教练，随后劫持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接着，该组织向慕尼黑警察局送来了恐吓信，信中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被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用飞机把这200人送离以色列。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扬言将杀死9名人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各方均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经协商后警方决定向提供飞机，在起飞前发动突然袭击。当劫持着人质乘直升机到达机场时，联邦德国警方按计划发起了攻击，8名被全歼。但在交火过程中炸毁了直升机，并开枪打死了全部的9名人质，还有一名联邦德国警察在冲突中遇难。因为这起突发的恐怖事件，原定9月10日闭幕的奥运会不得不延迟一天，9月11日才闭幕。

还有一起奥运史上的悲剧需要人们铭记，1996年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时，一名种族主义分子在奥林匹克公园引爆了炸药，炸死一人，炸伤百余人。恐怖活动再次向奥林匹克运动发起挑衅，提醒着人们奥运反恐任重道远。

“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成为国际恐怖行动袭击的目标。恰如国际奥委会秘书长罗格所讲，“自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以来安全问题就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最优先的考虑因素。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也进一步提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慕尼黑奥运会后奥委会就已经非常了解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世界已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安全问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也许意识到了奥运反恐问题的重要性，再加上美国等国家的督促，希腊政府对本次雅典奥运会的安保问题所做的付出也是空前绝后的。自1997年获得2004年奥运主办权之后，希腊就开始了安全防范的准备工作。在国内，由于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本届奥运会安保费用达到了空前的15亿美元，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4倍，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雅典已经新安装了1577个监视镜头，1026个安在奥运场馆，551个安在闹市街区，这些仪器能够聚焦到每一个行人，还能采集所有人的对话。

希腊政府在奥运反恐方面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如下行动：希腊请求北约调拨数百精锐部队在奥运会期间驻扎在希腊境外的第三国待命，随时准备进入希腊，以防范可能的恐怖攻击，而且北约地中海舰队将出动所有舰艇来保卫奥运会安全；雅典奥运会期间，只有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可以自带武装保镖，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在希腊境内携带武器，不过各国奥运选手或后勤人员可以带保镖负责他们的安全事宜，但这些安全人员均不能携带武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色列等7个国家专家小组进驻雅典，这7个国家和希腊组成了反恐联合军团，共同开展安保工作；为了把住入境的关口，希腊政府决定在奥运会期间暂时停止执行《申根协定》，所有的外国入境者都必须持有签证，以防止钻空子；美国政府派遣数百人组成的美军特种部队赴希腊，担任奥运警戒要员的工作；英国政府经希腊政府邀请已向希腊首都雅典派出了由精锐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由设在英国驻雅典使馆的英国军情六局工作人员统一指挥，以帮助希方做好雅典奥运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二、奥运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内容，笔者认为首先要理解的是根据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即通过决议，紧急要求国际合作，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国际社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规定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明确排除在“政治犯”之外，缔约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政治庇护”。打击恐怖主义要求加强各国间包括法律合作在内的各项合作。而且在当今趋向全球化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可能单独在超越国境的全球性问题或困境中保全自己；任何一个国家，固然需要顾及本国的利益，但也不能无视他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包括奥运反恐在内的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因此，在不损坏本国的基础上希腊政府邀请其他国家在奥运反恐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是国际法上所允许的。

恐怖主义是一种公认的犯罪行为，为国际法所严厉禁止，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标准。恐怖主义的非法性，使它成为打击的对象。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必须要有法律的根据，恐怖主义的非法性就是一个根据，故反恐的国际合作离不开法律的作用。“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军事行动不仅证明了国际合作与国际法之间的天然联系，而且说明了国际法在反恐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其次需要明白的是外国武装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希腊国内的法律问题。由于希腊法律禁止武器入境，因此武装保安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允许美国安全人员携带枪支入境，在希腊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希腊人始终认为，希腊完全有能力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任何向美国做出让步的政府都会遭到媒体的强烈批评，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将被视为在国家上做出妥协。因此，希腊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公开表示，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武器入境。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禁止外国武装人员入境。然而，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希腊已经“秘密”同意4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2000年8月份以北约军队的名义进入希腊雅典奥运会会场，并允许美国、以色列和英国安全官员携带武器入场。另据报道，除了特种部队外，美国还要求希腊允许美国为美国运动员和一些高官配备100名左右的保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派出了人质营救小分队、情报收集和分析人员。一旦发生袭击事件，这些人可以立即投入战斗。一名美国执法官员说，这些人也是全副武装的。但应当承认的是，不管希腊官方是否会公开承认允许美国有关人员携带武器入境，也不管美国是否公开承认了这一行为，只要双方达成了有关协议，美国有关人员的入境都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武装人员进入希腊的情况。

再次是申根协定和北约军队问题。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7条的规定，条约可以基于自身的规定或者其他原因而中止施行。而申根协议是欧共体各国和难民政策合作的重要文件，大大方便了去协议签署国的旅行者，因为去这些国家无需再办理签证。只要获得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其余申根协定国家。而且在过去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意大利内政部就决定从会议前几天起至8国首脑热那亚会议结束，意大利暂停执行申根协议。故希腊政府因为举办奥运会的原因而暂停执行申根协定也是符合国际法的。至于北约军队进入问题，希腊作为北约成员，北约军队当然可以在其境内驻扎并执行有关防卫事务。更何况北约已经参与了2002年的美国盐湖城奥运会的反恐合作，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最后是遍布雅典的摄像镜头等电子监视系统问题而引发的问题。希腊官员声明为了奥运安全而安装的电子监视系统（摄像头等）可以接受民权组织或人权组织的监督，并愿意在希腊宪法的基础上就奥运会后这些电子设备的用途问题同这些组织举行对话。问题是这些监视系统是否侵犯了奥运会参与者的人身自由和立法权？尽管当事人可以授权某些机构将这些权利公布于众，但是为奥运安全而实施的电子监视系统并没有事先获得奥运参与者的明示同意。而且尽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不得非法侵扰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隐私权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公约第4条关于“社会紧急状态时期可以允许的克俭”的规定为这种电子监视系统提供了合法根据。该条同时规定，只有在紧急状态正式宣布国家才有权力进行克俭。笔者认为，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安全不同于一般的紧急状态，但是希腊政府公布电子监视系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法律上的宣布意思

三、对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雅典奥运已经结束，北京奥运已经进入倒计时，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的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前的2004年3月，北京正式激活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于2003年成立的奥组委安保部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反恐、安保规划，以及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将由北京武警总队与北京警方共同承担，目前双方已开始研究制定奥运安全保卫规划，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也正在制定之中。

基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性质，我们在奥运反恐问题上应当力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加强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奥委会在奥运反恐问题上的国际合作，这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国际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奥运会的安全要求所必须的；其次是与其他国家的奥运反恐合作应当有理有节，我们不能够允许外国武装人员像进驻雅典那样进驻北京，当然某些具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武装人员还是可以在遵守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适当地配备某些自卫设备；根据国家有权决定什么样的人不得入境的国际法规定，重新审查并修改外国人进入我国国境所应遵守的法律程序，尽可能将一切可疑的阻挡在境外。当然，由于我国是军事上的不结盟国家，在奥运反恐的军事行动方面只能由我国来单独行动，但是笔者相信我国的有关部队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的。

恐怖主义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 恐怖主义 犯罪组织 惩治对策

美国“9.11”国际恐怖事件以后，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识越来越大，可以说恐怖主义犯罪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更加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情。伴随着人类步入高科技技术时代，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导致了犯罪从简单的发展成为越来越加复杂，使用武器之先进。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各国人民处于一种恐惧之中，有组织、有纪律、杀伤力大，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一种新型特征。如果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及其发展趋势去认识恐怖主义犯罪成为我们目前需要掌握恐怖主义犯罪特点的一种手段，追根溯源、抓住特征，才能够减少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历史

恐怖主义犯罪不仅仅是一种非正义的暴力活动方式犯罪，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活动。尽管恐怖主义的概念产生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但是这种暴力活动方式是伴随着人类的政治生活而产生的。当然，随着时代的背景、科技条件和人类的思维观念发生变化，恐怖主义犯罪的表现形式和活动特征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一）古代的恐怖主义犯罪

古代的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主要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主要是指国家的恐怖主义即政府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古代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的手段可以分为：（1）酷刑虐囚。古代对待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诸如：腰斩，剥皮，车裂，凌迟，缢首，蒸煮，宫刑，刖刑，插针，鸩刑，锯割，断椎，灌铅，梳洗。（2）暗杀。在很多的史书或者电视里，往往可以看到，为了达到个人的某些利益而采取的一种非正义的杀害手段。（3）绑架。古代，最普通的绑架是把被害人驱赶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并且使其成为自己的奴隶，对其进行百般虐待。①“人质外交”是古代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由于各国之间的法律法规不同，国际上的法规效力和约束力的范围也相当的有限，所以利用“人质外交”成了各个国家间关系的一种重要保证。

（二）近代恐怖主义犯罪

近代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指从1978年的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也是古代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的来源。人类社会在近代经历了几乎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形态和思想，每个国家的形态和国家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演变为战争、并成为暴力、游击作战和恐怖主义犯罪等暴力活动的重要来源。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具有强大的传染能力。当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暗杀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手段不久后，在中国，正值清末民初，新的一轮暗杀高潮也随之进入鼎盛时期。从文弱书生到慷慨壮士、从革命者到保守派，均把暗杀这种典型的带有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行为作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手段。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一）理论界尚未统一概念

目前，对于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定义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各种政治要求。这种需求与现代对自我的强调、个人主义的追求、主客体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大的活跃力量，大多数所说的“恐怖”，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恐怖主义，而是个别的、被人们所认定为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个人、团体或活动。

不仅在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即使是很多的国家政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标准。在美国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中有500多万个名字，②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在其中只是占据很小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与其说成是在努力应对来自恐怖主义犯罪的威胁，还不如说成是在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制定一个合适的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紧迫的。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及其内涵

综上，本人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就是：试图以制造威胁暴力的活动方式，运用残忍的手段和先进的犯罪技术，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敌对方的不设防或难以设防的目标，积极利用公众舆论的效应，使敌对方民众产生恐慌的心理，造成社会稳定秩序被打破，迫使敌对方政府，团体或个人妥协或者让步，最终以实现其自身目标的思想、逻辑和行动的犯罪活动。

三、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

1.一国化到跨国化。当今，区域性恐怖主义犯罪越来越猖獗，恐怖主义犯罪从原来的一国化到跨国化更加发展成如今的多国化趋势。

2.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恐怖主义犯罪。随着二战的胜利，苏联的解体，世界各国都在稳定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面临着世界多元化，经济一体化，提高经济无疑不是各个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不断地加强自身国防科技的建设，强大自己，防止他国入侵也成为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摆在眼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战争到和平，由和平走向战争，战争往往不在是以前的机枪，大炮，逐步的演变成高科技军事武器的较量，恐怖主义也蠢蠢欲动，不断的制造恐怖事件，使得人们处于恐慌之中，从古代的暗杀到现代的化学制剂，从古代的焚烧到现代的“9.11”事件，恐怖主义犯罪没有减少，相反，其实施的手段更加残暴，武器之先进，速度更加惊人，无疑让人们为之惊叹。

3.犯罪的组织性强。与以往其他暴力犯罪不同，恐怖主义犯罪通常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密的部署，无论从其所实施的犯罪过程，还是其在后来的缉捕归案中，都可以看出看恐怖主义犯罪的团伙性，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所以恐怖主义犯罪成员的内部组织性极强。

4.恐怖主义犯罪手段的残忍性。2001年的“9.11”袭击成为美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从那时起，本·拉登就成为“全美国的敌人”，如今铺天盖地的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每一个人都为之振奋，本·拉登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是及其恶劣的，手段非常的残忍，他把自己的私欲加在那些无辜的生命上，导致美国民众在此同期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之中，本·拉登的击毙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一个终点，但是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四、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的对策

（一）全球反恐主义犯罪的力量

全球反恐怖主义犯罪合作体系不是某一个国际组织、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条约能够建立起来的，它所取决的是由国际组织、主导国家、世界大国、相关国家和国际市民社会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共识，以及对反恐怖主义行动和措施的支持和认可程度；意味着全球安全共识在某种程度上的形成，以及在这种安全共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共同反恐怖措施；是通过各个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在其共同所面临的威胁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所铸造成的。如果说没有这种共同威胁、安全共识和团结的精神，在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不可能主导出全球反恐怖体系。

（二）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思考

在我国，恐怖主义一般都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国家主权方面所实施犯罪，故在刑法上，恐怖主义犯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

我国的《刑法》第103条到105条来看我国对于危害过国家安全罪的惩治力度非常的大，但是，在我国刑法方面并没有具体的指出对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相关对应的惩治，难道可以说在我国并没有恐怖主义犯罪，这显然是错误的，从当今世界的局势来看，恐怖主义的日益壮大，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残忍，从本国扩大到对其他国家。所以，我们目前的刑法立法方面对恐怖主义犯罪应该完善，虽然说我国刑法在很多的方面可以对恐怖主义所实施的犯罪进行制裁，但是，其制裁的力度还不够深，很多的恐怖分子可以去钻法律的漏洞，这样，使其可以在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犯罪以后还可以置身事外，如果这样的下去，不仅仅对我国的安全和主权造成危害，而且会进一步的促使恐怖分子张狂的气焰加大，从一国到多国，这样，会使世界各国的人民处于恐惧之中，严重的影响了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局势，所以，我们国家必须完善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相关规定。

（三）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对策

虽然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屡屡受到严厉的打击，但是，恐怖主义犯罪自60年代至今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值得国际法学家和刑法学家对恐怖主义犯罪做出进一步思考。而且，单纯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方式不仅不能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犯罪产生、发展的根源，反而会激化出各种矛盾，形成诸多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负面效应。本人认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斗争中，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协调各国行动、集中资源以及分享情报和交流经验等方面，具有其他任何组织或集团都无法替代的主导作用，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严厉打击那些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出谋划策或提供庇护的组织或个人，以充分发挥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机能；国家通过立法来制止和严惩在本国内的恐怖主义犯罪，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合作，使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没有任何安身之所，仍是彻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最佳途径。

恐怖主义论文篇4

【关键词】 恐怖主义；民族；宗教；东突分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到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安全领域无法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恐怖主义的危害有目共睹，其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民族、宗教的冲突，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我国来说，部分民族分裂分子在恐怖主义理念的唆使下，制造了多起烧等暴力恐怖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地区稳定与团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面对当前愈演愈烈地恐怖主义态势，有必要进行系统分析，而前提则是要对其概念有明确的认识。通过分析恐怖主义的概念和类型，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恐怖主义，从而更好地在我国开展有针对性地反恐措施。

一、恐怖主义的概念

科学地界定恐怖主义是研究恐怖主义的逻辑起点，然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各国内部，在官方还是学术界，都不存在唯一、公认地对恐怖主义的概念性描述。由于各国的政治结构不同，历史背景相异，风俗习惯与价值观念千差万别，对待恐怖主义势必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在恐怖主义的界定上很难达成共识，也就导致目前存在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概念。

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反恐活动，为了使全球对恐怖主义有统一的认识，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讨论工作。联合国《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2010年版本的草案中，第二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所称的犯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手段非法故意致使：①人员死亡或人体受到严重伤害；或②包括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运输系统、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或私人财产或环境受到严重损害；或③本条第1款②中所述财产、场所、设施或系统受到损害，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根据行为的性质或背景，行为的目的是恐吓某地居民，或迫使某国政府或某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某一行为。[1]欧盟委员会在其2001年提出的《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定建议书》中把恐怖主义定义为“由个人或组织故意实施的反对一个或多个国家、其制度或人民，以达到恐吓人们或极大地改变或摧毁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的行为”。[2]

除上述国际组织外，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也同样具有权威性，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具有导向性作用。《美国法典》第22篇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由亚国家组织或秘密团伙人员对非作战目标采取有预谋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动，通常意图以此对某些方面施加影响。虽然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沿用此定义，但其国内各政府部门仍保留有各自对恐怖主义的界定。美国国防部的定义是：意在胁迫或威胁政府或社会而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的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定义是：对人身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便恫吓或者强迫政府、平民或其任何一部分，为促进其政治或社会目标服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定义是：个人或组织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这种行动旨在震慑或恫吓超出直接受害者的更大量的群体，而不管它是支持还是反对现行政府当局。[3]除美国外，英国《预防恐怖主义法》中的定义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暴力，并且包括任何为了使公众或公众的一部分置于恐惧之中而使用暴力。俄罗斯联邦犯罪法案的定义是：旨在侵犯公共安全、恐吓公众，或强迫政府改变决定的爆炸、纵火、枪击，或者其他造成人员危险或丧生、重大财产损失或引发其他社会危险后果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威胁行为。[4]

虽然国际上并未对恐怖主义做出明确统一的界定，我国此前对此也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然而今年初我国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明确提出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即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根据该反恐法，我国对恐怖主义有了明确界定，在对恐怖活动的认定及量刑上也有了法律依据，这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反恐工作的开展，保障反恐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恐怖主义的基本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恐怖主义的内容逐渐丰富，形式也愈发多样。针对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了各自的思想理论，逐步涌现出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目前对恐怖主义的分类众说纷纭，在这里仅列举表现较为突出的几种类型加以分析。

1、国家统治型恐怖主义

国家统治型恐怖主义拥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5]亚述人在扩张过程中采用了无情的屠杀政策，对俘虏施加割耳割鼻、剥皮剐肉等酷刑，甚至使用人皮和人头来装饰城墙。即使将古代亚述帝国的统治排除在当代恐怖主义范畴外，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统治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所引发的恐怖统治都是国家统治型恐怖主义的典型代表。

这些类似地由国家或政府参与实施的恐怖主义，将恐怖活动的重点放在对居民、疆域的统治上，旨在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树立绝对的权威，减少叛乱与反抗现象。由于行为实施主体具备绝对权力，可以动用国家力量肆意妄为，所制造的恐怖气氛历时长、范围广，因此行为后果的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加之政府往往掌握国家的舆论导向，通过强化利己的舆论宣传，通常情况下可以完全做到对民众的精神控制，使民众深陷其中，最终不自觉地发展成为恐怖主义的帮凶。幸运地是，随着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统治型恐怖主义在今天已经很难看到。

2、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成为各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便是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发展路线导致了民族扩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泛民族主义等一系列具有极端、暴力思想的分支的出现，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忽视甚至有意损害其他民族的合法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逐渐超越法律界限，为达目的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

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爱尔兰共和军”。20世纪60年代起，爱尔兰共和军频繁制造恐怖活动，他们暗杀英国政要，打击新教徒，策划实施爆炸、绑架等恐怖活动，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市民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最具威胁的恐怖主义也是属于民族主义型。泛突厥主义的民族分裂分子，对历史进行歪曲，煽动蛊惑新疆的少数民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谋求所谓的民族独立，给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这一类型的恐怖主义主要就是利用了个别少数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以及排外情绪，通过虚假宣传民族政策，歪曲民族历史，并在各民族间制造冲突与矛盾，鼓动民族人士追求分裂独立，至今仍是造成地区冲突与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3、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带有明显的宗教狂热色彩，将原有的温和性的宗教极端化，以宗教为幌子开展恐怖活动。从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宗教元素越来越多地被恐怖组织所运用。恐怖组织借助宗教的力量，能够更好地完成人员招募和思想培训工作，加之宗教所具有的不可证伪的神圣性质，使信众更容易服从，从而便于活动的开展。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难以控制的地步，还因其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中东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宗教极端分子，具备以山地为主的特殊地理环境，同时当地政府力量相对薄弱，这一切客观因素使得恐怖组织在此能够迅速的扩大规模，而又不致招来毁灭性打击，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合反恐行动下，目前仍然无法根除该地区的恐怖组织。

在各种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中，影响力和破坏力最大的当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敌视一切人类现代文明和科学进步。[6]其中，“”、“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都是这一类型恐怖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目前恐怖组织的发展形势来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伊斯兰国”仍将是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仍会给现代文明带来巨大的冲击，急需各国采取有力措施予以防范与打击。

除以上列举的三种类型恐怖主义外，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恐怖主义，其代表有日本的赤军、俄罗斯的光头党等新纳粹组织，这些类型都曾在恐怖主义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只有在全面了解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后，才能根据不同类型研究制定不同的防范措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予以全力打击，这对于我国来说更是如此，在明确了我国所面临的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威胁后，就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打击。

三、我国的恐怖主义现状及应对措施

当前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东突、、蒙独民族分裂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与鼓动下，频频在我境内开展烧等恐怖活动，其中影响力最大且后果最严重的当属新疆的东突分子。新疆的东突组织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东突厥民族”独立为口号，妄想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近几年来，在自治区政府及各部门全力打击下，虽然已经实现了新疆局势整体可控，但东突分子在部分乡村频频制造事端，甚至冲击政府机关，扰乱了社会稳定局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仍需要我国政府继续施压，研究制定更加有力可行的方针。针对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现阶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推进反恐工作。

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边疆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恐怖组织能屡次成功鼓动当地不法分子制造事端，除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等外部因素外，我国部分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依然是主要的内部因素。生活水平低下所带来的主要危害有三点：第一，在恐怖组织和境外势力的金钱诱导下，贫困人群极易参与等不法活动；第二，导致社会中的不满与仇视情绪滋生，容易发展成为针对政府和市民的暴力行为；第三，因经济产业单一，以及环境、天气等因素，农闲时间过长，便于恐怖组织渗透开展招募与宣传活动。因此，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重中之重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长足进步，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才能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拥护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遏制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

其次，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史和宗教文化的教育。通过分析东突分裂分子的宣传活动可以看出，其利用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高度认同感，将老殖民主义者所炮制的不规范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凭空塑造东突厥民族，篡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史，以此来达到其民族分裂的最终目的。同时，借助宗教的力量，对《古兰经》与“圣训”进行歪曲阐释，宣扬“圣战”思想。为了扩大影响力，更是刻意混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迫维吾尔女子着“吉里巴甫”服，极力推广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服饰，无视维吾尔族色彩艳丽的传统民族服饰。所以通过普及文化教育，加强宗教学习，可以避免善良无知的群众被不法分子利用，达到阻断恐怖主义蔓延的效果。

最后，增大反恐打击力度，协调政府、军队等各部门间的合作。目前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三期叠加”过程中，对待恐怖主义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应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加大打击力度。在反恐工作中，公安、国安、军队等相关部门间应更加积极地进行协调与配合，克服和摆脱各部门的内部利益，强调反恐大局观，真正做到情报信息的充分共享，只有在各部门通力协作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快更好地打赢这场反恐战。

反恐工作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政府与军队予以打击，也需要社会民众予以配合，只有全国上下一心，视恐怖主义如过街老鼠，才能将恐怖主义从我国彻底赶出去。我们要坚信，在未来漫长的反恐战中，最终的胜利只会属于人民，恐怖主义终将会被人类战胜！

【参考文献】

[1]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工作组的报告[R].载联合国文件A/C.6/65/L.10（2010）.

[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posals for Council Framwork Decis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R].Brussels，2001.17.

[3] 张家栋.恐怖主义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492.

[4] 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17-18.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7.

恐怖主义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信息恐怖主义,信息反恐,信息安全

1 信息恐怖主义及其特点

1.1 信息恐怖主义

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社会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信息系统的开放性与易用性，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新的工具。其次，通信和信息系统本身的技术缺陷，比如当信息以电磁波的形式进行传递时，极易受到截获和监听；安全技术开发的滞后以及攻击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本身的漏洞和安全性的缺乏等等这些都使得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有了可乘之机。此外，恐怖分子利用信息袭击作为新的恐怖活动手段，避免了传统恐怖活动的风险，并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严重后果。

信息恐怖主义是信息时代恐怖主义与信息活动的结合，通常信息恐怖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信息恐怖主义即为网络恐怖主义，广义上的信息恐怖主义不仅包括网络恐怖主义，还包括利用各种大众媒体如电视、广播散布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气氛以及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予以破坏的行为。

1.2 信息恐怖主义的特点

( 1 ) 恐怖活动的手段和目标多样化

传统恐怖活动手段比如爆炸、劫机、绑架人质、投毒等依然存在，而且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更强化了恐怖活动的后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高科技提供了可能，进而出现了信息恐怖主义的新手段，如利用黑客技术窃取资料、破坏网络系统；恶意攻击破坏政府部门、金融等重要设施网站；通过网络及各种通信技术传递情报，攻击指示等。

传统的恐怖袭击目标多为实体，如国家的重要机构和部门、通信电力等重要公共设施等。信息恐怖主义还将个人和国家的重要信息、重要机构网站、信息管理系统、重要基础设施等系统等列为了袭击目标。

( 2 ) 超越时空地域

信息时代，信息恐怖活动超越了传统恐怖活动的有形物理空间，转入了无形的信息空间。虚拟的网络将世界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地球村”，在便利了社会信息交流的同时，也使得恐怖袭击无须太多考虑时间和地域等因素，轻易地窃取信息、破坏系统等，而且造成系统瘫痪无法运转等严重的后果。虚拟信息空间在为恐怖情报传递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恐怖分子的身份提供了隐藏，恐怖分子通过网络进行恐怖宣传、发展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给反恐增加了难度。

2 武警部队是我国信息反恐的主力军

信息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新的威胁，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恐怖分子借助信息全球化，使得信息恐怖活动形式越来越多。已经发生的信息安全事故也让我们看到了信息安全要从细节做起。电磁波干扰、电磁泄漏等给恐怖分子进行信息窃取有了可乘之机；我国的一些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设备依靠进口，从而受制于人，给信息安全保密带来很大困难；信息安全技术较信息系统滞后，有些系统安全性级别不够高等给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计算机病毒、黑客技术等各种高科技手段和设备对信息的破坏和窃取也是信息安全保密中需要防范和应对的重要方面。2002年我国“鑫诺”通信卫星遭到“法轮功”邪教分子非法信号干扰；新疆“7·5”事件等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这些都使得人们对信息恐怖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民众及武警部队的信息反恐意识。

武警部队是我国反对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力军。武警部队必须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反恐任务的变化，即从物理空间维扩展到信息空间，不仅要防范和打击来自物理空间的恐怖主义，还要应对和有效打击来自信息空间的恐怖主义。只有不断提高防范和打击能力，建立预警机制，抢占信息反恐制高点和主动权，才能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

3　武警部队信息反恐可采取的主要措施

3.1　深化信息反恐理论和技术研究，提高武警部队信息反恐能力

恐怖事件出现之后的快速解决固然重要，但恐怖事件发生前的情报获取、情况掌握及相应控制措施的采取则更值得研究，因此只有建立预警系统，才能主动并有力有效打击信息恐怖活动。随着信息恐怖主义的形式不断增多，不仅要根据目前恐怖主义的表现进行针对性反恐理论研究，进行应对性反恐，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积极创新信息安全理论和技术，占领信息反恐的主动权。

3.2　开展信息反恐演习，提高反恐实战能力

武警部队作为我国反恐的主力军，要密切关注有关恐怖事件案例，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积累反恐资料，在院校教育及部队训练中积极开展信息反恐演习。紧贴局势变化，科学设置演习内容；着眼反恐实战，贴近真实环境；紧跟科技发展，将新技术应用于信息反恐演习，培养参战人员良好的心理素质、信息处理能力和应对反恐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提高信息反恐实战能力。

2003年，中国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代号为“长城”的反恐怖综合演习。2009年6月举行的“长城6号”反恐演习，就是在反恐部门的指挥下，公安、武警、环保、卫生等多部门的专业处置力量密切协同合作，进一步提升了信息反恐实战能力。

3.3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和信息反恐意识，提高反恐人员信息素质

增强安全保密意识是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的基础，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信息安全保密，不能存侥幸心理。不断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信息恐怖活动的破坏性之大，恐怖活动方式之多，也使民众的信息反恐意识得到了提高。武警部队作为国家反恐的主力军，更应该充分认识自己在信息反恐工作中的重大责任。

信息时代的反恐斗争既是技术的较量也是人员的较量，因此需要不断增强武警部队反恐人员的信息素质，培养大批信息反恐技术专家，增强信息反恐能力。通过演习训练和不断学习，提高反恐人员的身体素质和灵活应变能力，增强对现有信息处理技术的熟练掌握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3.4　完善反恐法规，健全信息反恐机制

我国高度重视反恐工作，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以适应国内外反恐斗争需要，但现有法律尚不足以达到惩处、威慑恐怖分子的目的。“9·11”之后，我国就着手反恐法的研究，但相比于其他法律，反恐法不仅要着眼于眼前，还要考虑长远。新疆“7·5”事件发生后，反恐法的出台显得更加紧迫。

随着信息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推动信息反恐国际合作成为了防范和打击信息恐怖主义的必由之路。武警部队应加强与其它国家在信息反恐技术上的合作，共享反恐情报，互相交流反恐经验，互派人员到对方国家培训学习，积极开展信息反恐联合演习等。

参考文献

[1] 马荣生.武警部队须注重防范和打击信息恐怖主义.国防,2009

[2]宣邦东,郞生文等.信息恐怖主义浅探.国防科技,2005

恐怖主义论文篇6

关键词 恐怖主义 伦理 人道主义 战争范式

作者简介：张海洋，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参谋，助教，研究方向：教学管理。

一、恐怖主义的伦理缺失

二、世界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范式

恐怖主义的邪恶性、非正义性，决定了任何国家、民族和公民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决对它予以反对。反对恐怖主义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识，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也成为新时代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较量的新形式新任务，斗争的形式多样化地体现在外交、法律、金融、情报、军事等战线上。如在外交上，谋求国际合作，形成协调的国际反恐同盟;在法律上，利用刑事司法体系，对恐怖分子提起公诉，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在金融上，冻结属于恐怖主义分子个人或组织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资产，以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在情报上，收集和分析恐怖分子的情报，能过准确全面地掌握恐怖组织的人员情况、资金来源、活动动向等，将恐怖主义活动尽量制止在阴谋策划阶段;在军事上，以直接的军事攻击击溃恐怖主义的决心，摧毁其人员、设施，直接消灭恐怖力量。

反恐怖主义斗争的军事手段，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它不仅指以战争形态来对付日益“战争范式”化的恐怖主义，而且还包括军队参与的突击营救行动、危机救援、安全防护、网络恐怖战、情报支持、技术支持、心理战、外交支持、战略威慑和软权力支持等军事手段。狭义的反恐怖主义斗争的军事手段仅仅指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形态。在此，我们反思狭义角度军事手段也即反恐怖主义战争以及由它产生人道主义灾难、伦理难题。

一个国家之所以以发动战争的形式来对待恐怖主义，这是与恐怖主义近年来自身发展变化的背景分不开的。恐怖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由戏剧论范式到战争论范式的转变。戏剧性范式下的恐怖主义，强调的是“杀一儆百”的效果，它“需要很多人看，需要很多人听，而不是很多人死”。“战争范式意味着从战略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看待暴力，不是要求对手作出某一具体的让步，而是蓄意让对手蒙受损失，其背景则被恐怖分子视为一场不断进行之中的战争。”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由于没有实力与敌方进行直接的军事行动，便转而借恐怖主义这一非对称工具来打击对手，完全不顾道义上的责任，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对手的损失达到最大化来达到“战争”的效果。这样，恐怖主义的危害就必然更加严重。它的危害甚至一点也不亚于一般的常规战争。随着恐怖组织的高新武器装备增加或作案工具的高科技化，面对无所不用的恐怖主义战争，反对它的形式理所应当地不能不考虑也采用战争的形式。

三、反恐怖主义战争的人道主义灾难

2.反恐战争耗费大量物资、破坏当地的经济建设。战争是破坏人类财富的机器，战争双方都得耗费大量的金钱、物资和精力，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美国而言，美国总算赢得了战争，也不能算是获得了全部的胜利。美国在战争中花去了大把的银子，而这些银子本可以用在国内经济建设中许多需要它去的地方去。就伊拉克而言，其人民所受灾难则是最主要的。战后伊拉克国家经济倒退、人民生活贫困。虽然推倒了专制的萨达姆政权，但由于美军的社会管控乏力，伊拉克又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社会治安混乱，令大多数伊拉克人缺乏安全感。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六次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SAARC）议长及议员协会会议开幕式上称，“巴基斯坦为反恐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巴在反恐战争中失去了4万名无辜生命，并蒙受8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4.反恐战争破坏了历史文化遗迹。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失，是不可修复的损失。这种损失既是文化意义上的，更有伦理道德的意义。大量历史文化遗迹的破坏即是战争的人道灾难。战争中，大量人类文化遗产遭到毁坏，有的被炸，有的被抢，有的被偷，甚至被运到国外。战争对古老文明遗迹的破坏，主要从三个方面发生：一是战争的直接破坏，既包括轰炸、炮击、枪击、碾压等带来的毁损，也包括现代战争武器释放出来的化学元素对古迹的致命侵蚀;二是战争前后的长期动荡，使原本正在执行的文物保护行动，因为缺少经费和安全环境而被迫停止;三是战争将带来某个地区的整体贫困，而在一个没有解决温饱和缺少安定感的地区，文物被偷被抢而流失。

5.战争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因军事基地对土地的占用，还是因武器使用而对水体、大气、土壤、生物的影响及噪声的危害，都使人类生存自然环境加剧恶化。反恐怖主义战争，一旦与高技术手段结合起来，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将会更加严重，从而也导致了恶化人类生存环境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恐怖主义论文篇7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界定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概述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性及其惩治的普遍性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性

（三）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的普遍性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理念

（一）惩治与防范的标本兼治观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法律观

五、结语

一、引言

国际恐怖主义（international terrorism）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后，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惩治问题愈加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罪行具有国际性、跨国性、有组织性、活动方式多样性和危害严重性等特征，在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方面，国际社会的应变措施时常显得捉襟见肘，世界各国的刑事对策也出现滞后的现象。因此，如何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与各国刑事立法需要迫切因应的课题，也是目前法学界亟待深入研讨的问题。本文拟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着手，进而分析其犯罪的性质，并就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相关理论及法律对策加以论述。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界定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治概述

通常所说的"恐怖主义"（terrorism）是18世纪后从法文 "terreur" 一词演变而来。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恐怖主义劫机事件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开始直面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惩治。1937年在瑞士日内瓦通过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以下简称《防恐公约》）明确界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和性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和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1937年国际社会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国际刑法对其惩治与防范的需求。

早期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通常与劫持航空器、掳人勒赎、劫持人质或其他重大非法监禁等行为中威胁公民生命、身体或自由的行为存在竞合关系。综合这些特点，国际社会在首次制定《防恐公约》以后，先后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中增设了相应的反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内容，诸如1970年在荷兰海牙签署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3年在美国纽约订立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9年在美国纽约订立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等。

透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见，现代社会的恐怖活动已从绑架、暗杀、劫机、扣留人质等小规模袭击，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并运用现代手段的大规模严重攻击模式。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在不时地制造各种恐怖事件，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总之，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正在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产生潜在的威胁。恐怖行为的实施方式、方法不断变换，犯罪手段从最早的恐怖暗杀逐渐发展为劫持航空器、绑架、毒气、爆炸、利用电子或有线通讯系统及网络目标明确地实施犯罪行为，甚至是核领域的犯罪；犯罪方式从单纯的实行犯，发展到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鼓励、培训、策划、煽动或其他支助的非实行犯--广泛的共同犯罪；犯罪侵害范围从国内、跨国，发展到国际范畴； 犯罪主体从个人、小规模组织发展为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包括国家的参与；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要求也逐渐从作为犯罪发展到不作为犯罪， 从实害犯发展为危险犯。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对策上不断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进而应对不断翻新的犯罪现象。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惩治从未间断，反对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项长期、艰难的任务，是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通过分析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可见，以往的公约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产生的根源缺乏明确的剖析，因而难以制订有效的惩治策略，大多停滞在单一性和特定性阶段；而后来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有明确规定，但也只是停留在草案阶段，远没有达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效力程度，如1996年的《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就没有涉及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破坏和威胁，国际社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打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共识，而且大有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自1994年至2000年的历次联合国大会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了一系列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和公约，如《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这些国际性文件充分发挥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效能。然而，结合目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现象分析，静态的国际性禁止法律规范或宣言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先导基础，并不足以建立完整的适用体系；国家之间的动态协作才能真正形成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严密法网。进而言之，只有将两者紧密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最强有力的惩治措施。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何谓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法和刑法理论与实践的主张莫衷一是。1937年的《防恐公约》受制于历史因素的局限，仅列举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几种方式，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本身则缺乏概括的界定。 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直接涉及恐怖行为的第4016号决议，该决议首次明确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所有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习惯无论在哪和由谁来实施"的行为。在以后的联合国决议中，曾多次重申了上述立场。1987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另一个谴责恐怖主义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应制订一个公约以解决"恐怖主义"一词的定义问题。 因为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早期认识既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犯罪现象，也没有综合考虑各国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尤其是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根据自身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所界定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定义。因而"恐怖主义犯罪"内涵的科学界定一直是反恐怖主义犯罪具体行动计划制定的关键问题，也是抵制恐怖主义犯罪的迫切需要。尽管在国际历史上已经证明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评价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任务，但一些学者仍在继续挑战这一难题。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因各国文化、习俗和视角的不同，而出现理解上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因素具体反映为各国立法与学理解释上的差异。1996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实施爆炸、纵火或者其他具有造成他人伤亡、巨额财产损失危险或造成其他社会危害后果；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他人或影响政权机关通过决定以及为达此目的以实施上述行为相威胁的行为。 有的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是指恐怖主义分子实施的预谋制造绝望或恐惧的气氛，动摇公民对其政府的信任，从而选择杀害、绑架、暗杀、强盗和爆炸，他们毫不关心法律和道德标准却从这些标准中获得特别豁免，他们确信任何无辜者的死难都可以证明其事业的正当性。 另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已经被界定为出于强迫国际组织或者危害公众安全以及政府政策目的或不分青红皂白暴力而以威胁某地区人口的国际行为。但对于某些人民来说，恐怖主义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令被劫持人质品尝恐怖主义的噩梦；而对于其他人，恐怖主义则意味着通过其行为导致人们每天与身体、精神和金融障碍争斗的结果。 20世纪后期，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行为方式已不再是单纯利用火器、武器、爆炸物和危险物品或其他手段造成个人、人群、群体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重大财产的严重损害，而是向利用核材料、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发展；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再限于人身或财产的重大损失，而是经常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因此，这种行为的巨大危害震撼着人类社会的根基和基本秩序，应视之为国际强行法禁止的罪行。

结合学界的理解认识和现行的恐怖主义犯罪现象，国际社会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恐怖主义犯罪（crimes of terrorism，或称暴力主义犯罪）是指：（1）从事、组织、赞助、指使、便利、资助、鼓励或容忍针对另一国家个人或财产的暴力行为，其性质是在知名人士、人群、公众或群体的精神上制造恐怖、恐惧和不安全感，无论提出何种政治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族裔的、宗教的或其他此种性质的考虑和宗旨来为这些行动辩护；（2）《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中规定的行为；（3）利用火器、武器、爆炸物和危险物品作为滥施暴力的手段，造成个人、人群或群体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造成重大财产重大损害的罪行。 以上列举的罪行反映了彼此相互关联的国际犯罪要素，这些要素包括：（1）侵害了重要的国际利益（包括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对全社会共同分享价值过分侵犯的行为（包括震撼人类社会良知的行为）；（3）行为计划不止侵害一个国家（跨国关系），预备或实施行为涉及多国籍行为人或被害者，或者使用的方法跨越国境；（4）行为没有产生（1）或（2）中侵害的国际保护利益，但不将其国际犯罪化此类犯罪便难以预防和控制。

我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并非由某种单一性质的实施行为构成，而是一种具有共性特征的暴力行为的集合体。因此，不能简单地就其中某一行为特征片面概括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采用列举的表述方式更能直接触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内容。一些区域公约的规定也体现了这种界定意图，如1971年《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美洲防恐公约》）规定："本公约内，绑架、谋杀和对根据国际法有义务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些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进行其他袭击，以及同这些罪行有关的勒索，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应视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罪行。"1977年《制止恐怖主义欧洲公约》（以下简称《欧洲防恐公约》）则将恐怖主义犯罪的外延描述为，非法劫持航空器犯罪、危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严重犯罪、绑架、劫持人质的犯罪、适用炸弹、火箭危及人身的犯罪、以及企图参与或参与从事这些犯罪的共犯，等等。同样的例证还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界定的管辖罪行，如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等皆采用列举的方式。

在大量包含刑事性质的国际法律文件中，普遍涉及影响人权，特别是生命、自由和人身健康、安全与福祉的内容。一方面由于人权领域的犯罪行为较其他犯罪极少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围的事实；另一方面说明这类犯罪很少受到国家态度敏感的影响。 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分析，对恐怖主义犯罪外延的界定难免存在粗疏或琐碎的弊端。个中原因有二：一是宽泛的外延会导致法律条文缺乏严谨性而界限模糊；二是过于详尽的界定容易忽略法律条文制定的前瞻性，特别是不断变化的犯罪模式，会因严格遵循罪刑法定而放纵罪犯，因而介于两者之间适当界定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的尺度则非常难以把握。

从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分析，《防恐公约》和其他有关的区域性公约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实际上是一个属概念，具有类罪的特征，其中包含了许多体现具体行为的种概念。诸如1937年《防恐公约》、1971年《美洲防恐公约》和1977年《欧洲防恐公约》罗列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特征，而这些行为特征大多都经过专门公约界定为独立的国际犯罪，如非法劫持航空器犯罪、危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罪、绑架、劫持人质罪等，这些公约规定的国际犯罪都是恐怖主义犯罪属概念下的种罪行。

从国际社会惩治其他严重国际犯罪公约的内容上看，进一步说明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外延相当广泛。一方面，国际强行法中的部分罪行均可视为恐怖主义罪行的广义外延，如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者处罚中的部分行为；另一方面，非强行法上的犯罪也逐渐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如盗窃核材料罪等。盗窃核材料罪因其潜在的破坏性和杀伤性而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核材料一旦落到个人的控制之下，极容易产生未经授权或者毫无节制地使用，进而发生危及人类安全的恐怖主义事件。即使作为国际犯罪起源的海盗罪也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之一，随着惩治海盗罪的国际司法实践延伸到"劫持航空器和危及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危及海上航行安全和公海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等犯罪之后，更足以证明恐怖主义犯罪内涵的复杂性和外延的广泛性。

回顾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界定的分歧可见，国际社会制定一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公约显然较抽象界定其内涵更为容易；但如果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不包含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的内容，适用起来也会产生很多不便。为此，一些学者、政府以及新闻工作者不断演绎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这些定义反而加重了理解上的混淆性。我们认为，恐怖主义的界定不能违背单一及普遍接受的定义原则，"恐怖主义"一词应包含可以接受的武装冲突规约或公约规定的外在野蛮和残忍行为，无论是因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民族或种族冲突所引起，恐怖主义的目的都旨在使公众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产生恐慌。因此，恐怖主义行为的性质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目标的随意性，唯一的方法是暴行；二是结果的无预测性，唯一可预测的结果是在人群中产生直接的极大的恐慌与震撼。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性及其惩治的普遍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国际犯罪，但不属于政治犯罪。理论界公认的政治犯罪，应当是指政治敌对者或政治异己分子，出于政治性的动机，或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指行为人因其政治理想或信念而形成（确信），认为必须以其行动实现其理念，并因其实践政治确信而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如政治偏激者（包括极左或极）出于盲目的政治狂热而产生的政治确信；再如，纳粹信徒的军官出于盲目的服从命令而产生的政治确信。这些"盲目的确信"必然导致丧尽天良的行为。然而，长期以来，这些盲目确信导致的危害行为是否皆具有政治性质，由于国际刑法理论一直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含有某种政治动机或政治目的，从而使恐怖主义犯罪与政治犯罪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和动机不是决定其犯罪性质的必备要件，因为恐怖主义犯罪主观上无疑只能由故意构成，但其目的和动机则具有多样性特征。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上的因素，也存在种族、民族、宗教、道德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甚至是出于寻求公正待遇而采取的暴力反抗方式。单纯分析这些因素产生的动机或形成的目的似乎易于获得同情和理解，因而会产生非否定性的评价。但实质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恐怖主义分子虽然寻求令人尊敬，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战士"。当他们实施暴行的既定目标直接指向执政政权时，其暴行可能含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如果他们实施暴行针对的目标是平民或平民财产，那么其暴行就是地地道道的恐怖主义。因此，恐怖主义分子不能以组成为自由而战的游击队来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 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一个事业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使用某些暴力方式也是合法的，对无辜者使用暴力尤其如此。" 因此，不论是由于多变的国际格局还是人群的贫富分化或政治信仰滋生的暴力行为，不论其行为的动机或目的多么看似合理，只要其行为对象是无辜平民或平民财产，就构成国际法上确认的恐怖主义罪行。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文件中，出现了"为了政治目的"的修饰语。如1994年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中指出，"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特定的人之中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其后历次联合国大会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中都强调了这一内容。从联合国认可的恐怖主义犯罪原因的多样性上分析，政治目的只是其中之一，国际社会并没有强调构成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目的还有出于哲学、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其他性质的原因，这表明政治目的只是构成恐怖主义犯罪的一个选择要件，而非必备要件。

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 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是故意犯罪的灵魂，它们的形式和作用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及社会危害程度，而非说明行为性质的本身。如1998年美国乌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的主要罪行是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使馆和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使馆，以及阴谋在美国境外杀害美国国民，在中并没有提及其犯罪行为的政治目的或动机。相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333（2000）号决议进一步指出，这类事件对国家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由此可见，国际社会聚焦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是行为 ，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行为的目的。因此，行为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是否怀有政治目的，并不影响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及其应受到的惩罚。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非政治性

从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立场出发，国际社会始终将恐怖主义犯罪排除于政治犯罪范畴之外。无庸置疑，某些恐怖主义犯罪确实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明显的政治动机。但是，政治犯罪除了国内法规范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外，如内乱、外患、间谍罪和资敌罪等，还可以表现为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如自1970年以来，非洲境内爆发了30多场战争，其中绝大多数起源于国内，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个非洲国家中的14个国家，造成死亡的人数占在全世界战争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并且造成8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其中一些国内冲突的严重后果虽然损害了非洲各国人民长期稳定、繁荣与和平所进行的努力，但由于部分武装冲突仅属于国内性质的冲突，因而不能视为恐怖主义犯罪。

由于国际社会公约或习惯中的限制性规定，使政治犯在某种程度上通常获得免予处罚、免受特定刑种的处罚或从轻处罚的庇护。如果恐怖主义罪行被冠以如此头衔，也将享受相同的待遇，那么便不利于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因此，从国际社会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立场出发，为避免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凭借政治犯的庇护伞逃避应有的处罚，不能将恐怖主义犯罪视为政治犯罪。

国际社会一贯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整个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联合国会员国庄严重申，毫不含糊地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和方法，包括那些危害国家间和民族间友好关系及威胁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行为和方法、做法。 现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认为，攻击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的犯罪，劫机及危及国际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侵害航海安全及公海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威胁及使用武力侵犯受国际保护人员，劫持及使用武力侵犯人质行为，均属于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 另有学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属于一般国际法基本原则同等作用的国际强制法规则所调整的行为。 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法与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Card Q. Christol）认为，按照国际强行法所保护的对象，可以将国际法基本原则与规范分为四大类：（1）关于保护个人的，如消灭奴隶制、海盗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等；（2）关于保护国家的，如平等，不得使用武力等；（3）关于保护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的，如打击海盗行为、恐怖主义和国际合作等；（4）关于世界资源的分配与分享。 美国怀特曼（Whiteman）教授提出的20项强行法对象，其中第4项就是"在国外的恐怖主义，包括恐怖活动"。

在我们看来，尽管巴西奥尼教授认为这些国际刑法所调整的独立个罪不是国际强制法的规则，但这些个罪恰恰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行为、方法和做法"。既然是典型的国际犯罪，特别是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罪 ，由于其对象显示的特殊性，而使对该类犯罪的与惩罚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别责任。1994年补充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积极响应了这种责任，并指出在确认各国引渡事项权利的同时，鼓励各国在缔结和适用引渡协定时，不要将危及或对人身安全构成实际威胁有关的恐怖主义罪行视为引渡协定范围以外的政治罪行，"政治犯例外的情况不应妨碍现有国际公约对恐怖主义暴力犯罪实行引渡，除非被请求国着手将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进行检控或转移给另一个国家进行检控。"这种规定既从程序上顺应了国际法上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又显示了国际社会排斥那些以政治犯罪为借口而逃避制裁的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当使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行为"非政治化"（depoliticize），以便将其作为普通罪行进行惩罚。在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中出现的"或引渡或"（autdedereantjudicare）规则，正是这种非政治化努力的集中体现。这两个公约除明确承认航空器登记国、降落地国等几种管辖权外，还规定，如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不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为了方便引渡，两公约还规定了有关罪行，即"在各缔约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罪行"。由此可见，这两个公约通过使有关罪行成为"可引渡"之罪,间接地使之非政治化。随后制定的一系列反恐怖公约大都沿袭了这种表述方式。不过，采用这种间接表述的公约几乎都对引渡规定了"遵照被要求引渡国规定的条件"等限制，而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有不引渡政治犯的规定，这使得恐怖主义罪行的非政治化很不彻底。直到1997年《关于制止恐怖主义分子爆炸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制爆公约》）通过后，对恐怖主义罪行这种非政治化的不彻底性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该公约总体继承了 "或引渡或" 的机制，但对有关罪行非政治化的表述更为直接。首先，该公约第3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本公约范围内的犯罪行为"不能基于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人种、宗教或其他类似性质因素的考虑成为合法,应受到与其严重性质一致的刑事惩罚。"其次，该公约第11条要求，为引渡或司法协助之目的，本公约范围内的任何罪行不得被视为政治罪、与政治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对这些罪行的引渡或司法协助请求不能以此为由而予以拒绝。与以往的反恐怖公约相比，这种直接表述能够从立法上有效地防止缔约国援引国内法拒绝向他国引渡罪犯的漏洞，从而显著地缩小了政治犯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的适用范围，大大强化了整个公约的合作机制。《制爆公约》首次使用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措辞，这也表明各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正趋于一致。

（三）国际惩治恐怖主义的普遍性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决定了该类犯罪形式上的政治性和实质上应受惩治的普遍性。从各国学者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识观点分析，尽管部分学者承认这类犯罪具有某些政治目的（目标）和动机，但在界定其行为性质时，则更多地强调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非政治性。法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活动是指运用一切犯罪手段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或者威胁恫吓他人，并由此企图达到犯罪分子预期的目标。 中国学者认为，恐怖主义活动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而经常进行的暴力恐怖行为，它具有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危害的特点。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代表性的界定都没有把恐怖主义犯罪锁定为"为了政治目的"而实施的犯罪。法国学者观点中预期的"目的"之内涵，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可以视为一种对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空白解释；而中国学者在强调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政治特征的同时，又补充了"其他目的"，其他目的之外延比较宽泛，即不论危害国际社会安宁行为基于何种目的实施，都应视为恐怖主义犯罪。总之，上述两种概念都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恐怖主义行为的实质含义。

在国际法律文件中，除了在部分联合国文件中可以见到"政治目的"和"政治动机"外 ，多数涉及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法律文件均未强调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与动机。有学者将国际社会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方式评价为，"为了建立和加强各国在某些概念上的分歧而牺牲共同的实际需要……因而各国在开创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进程时，宁愿先不去探究恐怖主义的定义，而是以列举的方式指出，应当予以共同打击的恐怖主义犯罪罪状。" 如1937年的《防恐公约》第2条指出，恐怖主义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1971年《美洲防恐公约》和1977年《欧洲防恐公约》都只是明确了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方式，而未说明其政治性。

在国际社会面临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之危害，制定防止、惩治和消灭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犯罪迫切需要全面的法律框架之时，联合国大会于1997年11月25日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2条明确规定，符合本公约规定的罪行，是指任何人非法和故意在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或是向或针对公用场所、国家或政府设施、公共交通系统或基础设施投掷、放置、发射或引爆爆炸性或其他致死装置：（1）故意致人死亡或重伤；（2）故意对这类场所设施或系统造成巨大毁损，从而带来或可能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我们认为，不去探究恐怖主义的定义并不等于它不存在，那些针对个别国家、个别人士其中包括国家元首、外交人员和受国际保护人员实施的杀害、劫持，以及对特定建筑物进行的爆炸犯罪行为，多少带有一些政治色彩。但这种政治色彩毕竟只是某些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非本质性特征，而不是本质。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客体具有复杂性，如果仅从目标的单一性上分析，可以说通过爆炸方法谋杀国家元首，确实存在因政治见解分歧或其他因素产生的政治犯罪问题；但从危害结果的不特 定性和国际性上分析，就很难说谋杀国家元首的行为是政治犯罪，而否定其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质。因此，不能仅以某些恐怖行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特殊现象而认定恐怖主义行为必然具有政治性。从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一般性上分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应受到广泛处罚的国际性犯罪，因而不能以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而否定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般性。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理念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由于缺乏全面综合适应时展需求的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公约，因而使得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始终处于不力的弱势状态。法律固然是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最佳武器，但强大力度的经济制裁更可以被认为是断绝恐怖主义活动之经费来源的理想选择。

（一）惩治与防范的标本兼治观

当前国际社会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大多还停留在案后刑事处罚的特殊预防阶段，并在恐怖主义犯罪制造令人震惊的惨剧之后发出慰问与声援。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国际刑法的滞后性，这也是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此外，对付恐怖主义犯罪而采取的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会与联合国要求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因为从事实上看，无论是邪恶的袭击，还是正义的自卫，受到伤害的总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和毫无戒备的平民。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引起世界各国的震惊，对于美国而言，这次事件确实比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制造的珍珠港袭击事件的损失还要惨重，而且无法单纯从客观物质损失上对之加以衡量；另一方面，美国为惩治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而对阿富汗政权和拉登进行的武装打击行为，同样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惟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标本兼治地彻底根除或者至少是有效地遏制赫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以战争方式惩治国际恐怖主义是治标，恐怖主义袭击及以反恐名义出现的不受制约的军事行动，无疑都会给世界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如同有关战争或者侵略罪方面公约规定的精神一样，战争的形式甚至已经难以准确地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恐怖主义使国际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反恐怖行动同样使世界秩序陷入一种暂时的混乱状态。美国2001年12月13日单方提出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 美国的单方面退约不仅仅撼动了核威胁的平衡基石，而且预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容易导致新的军备竞赛，从而出现"核恐怖"和"军事恐怖"的局面。

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关键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是逐渐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文件和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及时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犯罪根由的不公正现象， 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生与发展。这种方式可以防止或者减少愤怒的情绪和报复的心理，从而减少被害人的身心痛苦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造成的威胁。

当然，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在形成因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对恐怖主义犯罪及时有效的制止，需要各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坚定决心和积极的国际合作，如断绝恐怖主义犯罪的财力等。就当前而言，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策略较消除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更简便易行。

因此，近年来适用的非刑事法律的手段，是对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家或组织直接采取经济制裁； 近期适用的法律手段，则是通过法律措施摧毁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暨资助的源头，严惩给予恐怖主义犯罪各种帮助的国家、组织和个人。为了有效地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单纯的武力镇压、经济制裁只能治标，却不能根治其内在动因。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犯罪之一，特别是极其残忍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甚至未来社会战争的导火索。

面对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犯罪危害，为了防止使用"同态复仇"的方式，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根除恐怖主义犯罪，为了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与正义，各国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应考虑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所强调的"各国因此应以谈判、调查、调停、调解、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办法之利用"化解矛盾、隔阂，妥善解决对立和对抗，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的法律观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是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等难题依赖的最佳工具。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经验表明，运用法律手段防范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目前国际社会选择的理想途径。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是第一位的，需要各国自我警醒和给予足够的关注，以便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积极效果；法律制裁是第二位的，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实行特殊预防与针对性惩治的需要。二者的有机结合，乃是法律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集中体现。

1．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视角

从恐怖主义犯罪发展的趋势上看，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追寻并扣押赖以发展的财产，是实践中抑制恐怖主义犯罪发展和蔓延的有效手段之一。一旦发现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资金来源，随时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主导研究打击恐怖活动的良策，呼吁各国共同防止、消除恐怖主义，明确把任何地点进行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确定为犯罪。1985年1月，联合国与英国、埃及、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政府保安专家及私人保安专家一起讨论了如何对付国际恐怖活动，并提出了一份有关打击措施的报告书。同年12月举行的第40届联大会议首次正式就恐怖主义活动问题展开讨论，一致通过决议："要明确谴责任何地方、由任何人犯下的一切恐怖主义罪行。"这一决议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此后，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决议陆续出台。就在9·11袭击事件发生17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28日安理会第4385次会议通过第1373号决议，谴责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恐怖主义攻击，决心防止一切此种行为；重申必须根据《联合国》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呼吁各国紧急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包括通过加强合作和充分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该决议决定所有国家应当：（1）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2）将下述行为定为犯罪：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内，以任何手段直接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将用于此种行为。

在当代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法律文件中，并不像武装冲突法那样包含了一系列可辨别的规则和原则。1994年补充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宣言》要求，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将加以引渡，或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进行。这样便保证使参加恐怖主义活动者，无论其参加的性质如何，在任何地方均无安全的容身之所。国际合作是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最有效的途径，在众多的国际合作方式中，引渡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应为运用最为普遍、最为有效的法律对策。

国际刑警组织于1988年9月在法国的克鲁特召开的国际刑警会议，将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措施列为会议的正式研究内容。欧洲委员会从1985年开始，重点就国际反恐怖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在1984年1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就将防范国际恐怖活动发生及七国联合行动列为主要议题。1989年9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政治宣言，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号召加强国际间合作，支持国际民航组织把建立一种发现塑料炸弹和片状炸弹的国际制度作为头等大事来呼吁。另外，南亚国家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于1986年11月首次开始讨论恐怖问题，会后的宣言称恐怖活动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美洲国家组织在1988年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强烈谴责恐怖活动、颠覆行动和各种政治暴力活动，强调对付上述活动而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阿富汗问题于2000年12月19日第4251次会议通过了第1333（200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阿富汗政权遵守第1267（1999）号决议，特别是停止向国际及其组织提供庇护和训练，采取适当有效措施确保其控制区不被用来建立的设施和营地，或者准备或组织针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的恐怖行为，并配合国际努力，将被的绳之以法；将乌萨马·本·拉登送交已对他的国家的有关当局，或将他移送国以外的另一国有关当局，或会将他逮捕并有效绳之以法的国家的有关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关闭其控制区内所有训练的营地，并要求联合国除采取其他措施外，通过各会员国向联合国提供情报和为确保本决议得到遵守所需的其他手段证实这种营地的关闭。决议还要求所有国家均应：（1）阻止本国国民、或从本国领土、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认定在控制下的阿富汗领土直接间接供应、出售和转让军火和各种有关物资，包括武器和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资的备件；（2）阻止本国国民、或从本国领土向委员会认定在控制下的阿富汗领土直接或间接供应、出售和转让与控制下武装人员的军事活动有关的技术咨询、援助或训练；（3）撤回任何根据合同或其他安排在阿富汗境内应聘在军事或有关安全事项上向提供咨询的本国官员、人、顾问、军事人员，在这方面并敦促其他国民离开该国。 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中，联合国要求并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以下步骤：（1）相互合作，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与安排，以防止和镇压行为，保护本国国民和其他人不遭袭击，并将实施这种行为者绳之以法；（2）在本国领土内通过一切合法途径防止并禁止为任何恐怖主义行为进行准备和筹资；（3）对策划、筹资或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不予庇护；确保将其逮捕、或引渡；（4）在授予难民身份前，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权标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者未曾参与行为；（5）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交流情报，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开展合作，以防止发生国际恐怖行为。

但是，在运用或或引渡原则的同时，又容易引发管辖权与的冲突问题。刑事管辖权是国家行使的一种表现形式，管辖权在某种意义上是的象征。当若干个国家都对恐怖主义犯罪而主张管辖权时，难免发生管辖权的冲突。为避免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问题，有学者在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讨论会议期间提出，将恐怖主义罪行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会增强国际社会取缔这类罪行的能力，使各国可以在非常情况下把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从而避免各国之间产生管辖权的争端。还有人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审理特别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案件，由安全理事会将该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以美国"9.11"袭击事件为例，考察目前国际及国家适用的管辖权原则， 从普遍管辖权角度，与此次犯罪事件无关的世界各国均可拥有刑事管辖权；从属地原则看，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与结果地--美国，以及犯罪行为的策划地、预备地的国家也享有管辖权（当然应当具备有效行使管辖权的条件）；从属人原则看，实施袭击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劫机以及参与预谋等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也享有管辖权；从保护原则看，纽约世贸大厦本身就是一个多国公司的一个办公场所，在"9.11"事件中死难的民众中，除了美国国民外，其他任何被害人的国籍国都可以因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提出适用保护原则的主张。

我们认为，这类罪行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之罪行相比，常常更类似于国家法律规定的一般罪行。如果将这类罪行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将会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大大增加国际刑事法院的费用，同时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其他核心罪行。因而这类罪行可以由有关国家当局根据现有的国际合作安排更有效地进行审查，并且加以。由于在时可以适用诸多的管辖原则，所以无论适用哪个原则都会发生管辖权冲突。如依据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犯罪行为人的国籍国、被害人的国籍国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如此产生的管辖权激烈冲突反而不利于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因此，在管辖权冲突中，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普遍推崇属地原则应作为管辖权行使的首选原则。而属地原则中的犯罪行为实施地与预备地相比，实施地的国家应视为最有权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这一点在联合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措施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为了避免国家间发生不必要的法律冲突，应明确管辖权行使的先后顺序，从而有助于避免管辖权的冲突，妥善解决国家与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2．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区域和其他组织视角

在区域性层面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需要符合《联合国》规定的宗旨和精神，同时需要区域性组织的努力。1971年2月2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洲防恐公约》（美洲国家间），1977年1月27日在斯特拉斯堡开放签署的《关于惩治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欧洲国家间），1987年11月4日亚太区际合作协会成员国签署的《惩治恐怖主义区域公约》（亚洲国家间）， 这些公约已成为区域性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本。《美洲防恐公约》中指出，区域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合作方式是，各缔约国承担的义务范围：（1）根据各自的法律，采取其权力范围内的各种措施，在各自领土上，防止和阻止策划在另一缔约国领土上进行的绑架、谋杀和对根据国际法国家有义务给予特别保护的那些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进行其他袭击，以及同这些罪行有关的勒索等犯罪活动。（2）交换情报，考虑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以保护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生命和健康。（3）保证因实施本公约而被剥夺自由的每一个人有为自己辩护的各种权利；（4）尽力把本公约中列举的犯罪行为列入各国刑法，如果尚未列入的话；（5）最迅速地接受对本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提出的引渡要求。

另外，其他性质的国际组织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七国首脑，到八国集团 的最高级经济会议，也开始将关注的焦点部分转移到加大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上。1984年七国首脑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声明》。1999年10月18日，西方七国和俄罗斯内务与司法部长以及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共同召开了"八国集团"打击跨国团伙犯罪国际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恐怖主义活动和贩毒、贩卖军火和人口等跨国团伙犯罪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单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各国应共同努力对付上述恶性犯罪活动。

3．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家视角

在国家层面上，强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主要表现为创制或完善国家有关恐怖主义犯罪方面的立法。联合国第54届大会重申，所有国家为增进有关法律文书的有效执行，在适当情况下应加强就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事实交换信息，但同时要避免传播不准确或未经核实的信息。1970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明确指出："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他种措施强迫另一国家，以取得该国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又任何国家均不得组织、协助、煽动、资助、鼓励或容许目的在于以暴力另一国政权之颠覆、恐怖或武装活动，或干预另一国之内政。"联合国大会《关于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与《联合国》一致规定，一国应承担恐怖组织行为的责任，只要其没有或拒绝采取抑制恐怖组织行为的合理步骤。联合国大会1996年第80次会议通过的《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中指出，"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作出的一切区域和国际努力，包括非洲统一组织、每周国家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不结盟国家运动及七大工业国家集团和俄罗斯联邦作出的努力。"

"9·11事件"后，美国迅速出台了《反恐怖法》，英国也制定了《公共紧急安全法》，其中体现出许多立法与司法方面的重大转变，甚至突破了法学界一直奉行的"无罪推定"等原则。

中国一贯坚持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中国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确涉及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但在个别条款中蕴涵了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只是缺乏明确性。修订的1997年刑法典不仅设专条明确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如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还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不同行为特征，在刑法典中某些部分规定可适用于惩治这些罪行的诸多条款，如危害航空安全、航海安全、核材料方面的犯罪以及绑架罪（其中包含危及联合国人员）。1997年刑法典体现了多角度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对策，但仍不能满足中国当前同国内外一切恐怖活动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之后，中国及时加入了《防爆公约》，出台了《刑法修正案（三）》，增补和修订了有关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响应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号召，从立法上对恐怖主义活动犯罪严密法网、加大惩治力度，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

首先，《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典专门规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进行修订并增设新的内容。具体表现在：（1）修改增设罪刑单位。将刑法第120条第1款中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与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同一个罪刑单位修改增设为两个不同的罪刑单位，即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前者原与后者一样"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现修改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同时，对一般参加恐怖活动组织者的法定刑，由原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修改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增列了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2）增设新罪名。增设刑法第120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1款）"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2款）本条的罪名可称为资助恐怖活动罪。该条文的增设无疑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2001）号决议》规定的一个坚决响应。中国刑法典对资助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原已有规定（见刑法典第107条），《刑法修正案（三）》又增设第120条之一，从而为惩治以提供资金、财物等方式资助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法律武器。

其次，《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典中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并增设新的内容，以更加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具体表现为：（1）将刑法典第114条、第115条中的投毒罪修改扩充为投放有毒有害物质罪，即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罪。同时，为了简化刑法典条文，删去第114条原列举的破坏对象，即工厂、矿场、油田、港口、河流、水源、仓库、住宅、森林、农场、谷场、牧场、重要管道、公共建筑场或者其他公私财产"。（2）将刑法典第125条第2款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修改扩充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有毒有害物质罪；在刑法典第127条第1款中增设盗窃、抢夺有毒有害物质罪，并在该条第2款中增加了抢劫有毒有害物质罪，法定刑维持不变。这样的修改补充，就使惩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及盗窃、抢夺、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性犯罪有法可依。（3）为惩治对恐怖活动洗钱的犯罪行为，在刑法典第191条有关洗钱罪的规定中，将恐怖活动犯罪补充为上游犯罪之一，也即除原规定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三种上游犯罪外，增列恐怖活动犯罪为上游犯罪。此外，单位犯洗钱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增加一个罪刑单位，即"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4）增设刑法典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包含三个罪名：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有毒有害性物质罪，编造恐怖信息罪，故意传播恐怖性谣言罪。设置这一条文，旨在有效地惩治那些向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以及向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制造恐怖气氛，或者故意传播恐怖性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三）集体安全的新型国际合作观

集体安全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的观念和机制，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中，传承了《联合国》明确的集体安全的观念。为有力地打击危害人类绝大多数人生命安全的犯罪，需要转变某些已被广泛认同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转变。例如，过去为"自由是最高的原则"，但当"自由与生命"、"自由与安全"发生冲突时，则倾向于"自由给安全让路"。

联合国将国际恐怖主义列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要求会员国为了集体的安全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恐怖活动的世界性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单靠本国力量难以对付日益猖撅的恐怖活动，必须联合有关国家力量，才能在打击和恐怖组织方面有所作为。1986年11月，联邦德国和法国内政部长共同商定两国联合通缉，并设联络官协调通缉行动的措施。1986年12月，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切科夫与南斯拉夫的内务部长丘拉菲奇商讨了交换有关两国安全和世界安全情报，在打击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1987午5月，西班牙和意大利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共同反对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犯罪活动；1987年7月，西方九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比利时、丹麦）内政部长在巴黎召开会议，共同讨论了反恐怖行动和加强合作的问题；1987年10月，西班牙和法国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采取联合行动，逮捕了西班牙"埃塔"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 100多名，其中有该组织的二号人物萨拉索加，并缴获大批武器和文件。1988年1月，美国、加拿大外长签署了反恐怖合作协议；1988年3月，美国、意大利等23个国家联合签署一项条约，要求签约国或引渡那些在公海实施暴力的。1989年3月，美国和前苏联首次在莫斯科举行反恐怖主义活动的工作小组会议，会上提出了8条建议，包括成立一个常设双边小组和采取联合行动及分享情报。另外，美国与大部分拉美国家都签有反恐怖合作协议和引渡条约，并经常派人到这些国家协助或指导反恐怖行动。

引渡制度是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合作中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成为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最直接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引渡制度在处理现代恐怖主义分子过程中不会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例外规定。根据该原则，即便是传统义务，一国也可以拒绝引渡被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国家支持和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行为中，罪犯很容易获得保护伞。 这也说明国际引渡法对这种犯罪行为作出反映比较迟钝，而且在制定引渡法时从未想到引渡会适用于现代跨国恐怖主义犯罪。因此，需要各国加强本国立法，对本国境内发现的尚未形成的、已经初具规模的、具有一定组织影响的犯罪团伙、黑社会组织及恐怖主义组织及时打击，防止它们的成长壮大。法国在惩治恐怖主义的国家立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联合国第1373号决议为世界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及在此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01年11月结束的联合国第56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期间，近80个国家签署或加入了40多项联合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公约，体现了国际社会愿意在联合国主导下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和坚决维护人权的坚强决心。

《联合国》明确规定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促进各国间睦邻和友好与合作的宗旨和原则。 1999年2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会议上，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禁毒署主任阿拉基表示，鉴于有组织跨国犯罪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必须确定有效的打击这种犯罪的法律框架和跨国犯罪公约，为各国提供统一的法律准则，从而有利于加强各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1999年12月6日，联合国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向安理会介绍对付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时表示，各国必须认识到，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合作。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具体是指国际社会要求各国在惩治国际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之前、期间和之后互相提供帮助、合作或其他便于诉讼的条件和措施。

五、结语

从历史上惩治国际法规定的严重犯罪的实践上分析，无论是残暴的、令人发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犯，还是1993年以来前南斯拉夫领域内和1994年以来卢旺达及邻国境内实施灭绝种族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之行为人，以及世界范围内实施的个别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人，对于查证属实的都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因此，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无论怀有何种目的和动机实施的恐怖活动基本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即使那些怀有政治谋略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如此，而且他们最终也没有实现其政治愿望。

恐怖主义论文篇8

[关键词]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融资；资金；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58 ― 02

在全球经济以高速飞快发展，科技信息日新月异，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多变的当今社会，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恐怖主义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定，阻碍了全球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正常发展。我们发现，要有效地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就要彻底弄清恐怖主义融资并且从它的特征着手研究最有用的打击它的对策。

一、恐怖融资的基本概念

（一）恐怖主义、恐怖组织的概念

“恐怖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798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联合国第38届大会上，第130号决议对恐怖主义做出了明确的定义①。决议指出，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已经威胁到或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安全或者危害了他们其他的基本自由。

笔者认为，要比较准确地定义恐怖主义应当包含四个要素，即恐怖主义的主体、方法、目标和目的。因此，笔者将恐怖主义的定义归纳为：恐怖主义主要是指一些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以普通平民或民用设施为目标，使用残忍的手法或实施暴力对其造成威胁或伤害，用来达到让人们恐惧或其他特殊的目的。

同时，结合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恐怖组织的定义中不应当包含犯罪的动机要素和恐怖犯罪的最终目的，因为如果必须包含动机和最终目的的话，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因为这两个条件的确实而造成对恐怖行为的放纵。而事实上，恐怖组织的定义中恐怖组织对实施恐怖犯罪的预谋和意图的长时间持续性是更加重要和必不可缺的。据此，恐怖组织应该定义为：三人或三人以上的行为人，为了能够长时间地实施恐怖活动犯罪，而集结而成的一种犯罪组织。②

（二）恐怖融资的概念

根据《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对恐怖主义融资的规定，恐怖主义毋庸置疑是一种犯罪行为，并且该行为触犯了国际法，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任何国家都应该为了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恐怖主义融资指的是，提供资金给有预谋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或者帮助或协助恐怖组织或个人进行募集资金、管理资金、转移资金等活动的行为，该行为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从定义中不难看出，对于恐怖主义融资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仅仅表现为对恐怖组织进行实质性的资金支持，还可以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帮助，当然，这些帮助主要是和资金有关。

（三）打击恐怖融资对反恐的意义

同志曾经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指出了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重要性。恐怖主义融资是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是恐怖组织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资金的保障恐怖组织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有反恐怖主义融资取得成功，反恐怖主义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成功。③

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对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且越来越猖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充足的、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而恐怖组织所掌握的资金规模的大小则直接决定了它的猖狂程度。因此，为了取得反恐斗争的胜利，必须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只有采取有力的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措施，通过消灭其经济基础来使其丧失存在和继续行动的基础，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战胜恐怖主义。

二、我国恐怖融资的特征

就当前现状而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有着目的越来越复杂，组织越来越多样化，犯罪活动具有策略性等特点。随着国际社会的多样化的发展，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除了为政治以外，以经济、宗教、民族等目的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恐怖主义组织的多样化则主要表现为其组织的扁平化网络结构，目前，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中中东、拉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为主要的组织据点，这就导致了松散的、平铺状的国际犯罪网络的形成①；恐怖组织在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已经进行并完成了策略上的调整，比犯罪行为更加迅捷、主体成分更加复杂、犯罪的手段和方式更加多样等，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打击难度不断增加。

相比较于国际恐怖组织，我国的恐怖组织虽然大体上为之类似，但是因为我国历史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宗教等等原因，我国的恐怖组织又有很多不用于国际恐怖组织的“中国特色”的特征。

（一）我国恐怖组织的特点

1.主体的多元性

当前，我国恐怖主义的主体十分多元化，既有国家、集团，又有个人。例如：2008年以来对我国安全构成突出威胁的达赖分裂集团中的“”，就是典型的以集团为主体的恐怖组织；而国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活动，则大多以个人为犯罪主体，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或者其他合伙犯罪的人员共同参与。

2.原因的复杂性

我国恐怖主义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国际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因素都对我国恐怖主义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总体格局是东强西弱，西部地区因受制于各方面的因素而导致其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十分明显，这造成了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而我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也造成了分配格局的失衡，一些弱势群体无法充分享受到社会保障，很容易产生对社会的排斥心理和对国家、政府的不满。

3.背景的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