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3 15:48:38
法律的修改与完善
实际上，网络只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无论谁在网络上侵害了他人、社会、国家利益，就意味着他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在法治国家中，对于谣言也应依法治理。事实上，对于网络谣言的法治规制，我国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了民事责任、行政处罚责任、刑事责任等三层次全方位的责任体系。而其中刑事责任也随着时代需求在逐步完善、与时俱进。
早在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写进刑法;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两高”联合出台《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对于依法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以及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必须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谣言也滋生了不少新的表现形式，除了原有的侮辱、诽谤及虚假恐怖信息外，还演绎出了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这些谣言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执法成本。而在此前，对于相关谣言的编造、传播者，至多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施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的惩罚，违法成本并不高。同时，当相关违法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公共秩序时，法律难免捉襟见肘。正因此，本次刑法修订弥补了原有的法律短板，让法律对谣言的规制更为全面，同时，也使得行政责任与刑罚责任的衔接更为顺畅无缝。
专家提醒网友们，现在微信、微博、论坛上的信息量相当大，如果为了赚取关注度或点击量，故意别有用心地编造虚假信息，以往可能最多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几天，但以后，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了，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坐7年牢。当然，网友们对信息不加甄别、不加思考盲目转发，同样可能触犯这一条规定。
举案说法
于文华误发阎肃逝世消息算不算“传谣”
2015年10月27日，著名歌手于文华在个人微博一条消息：“一位快乐的老者，一位为大家带来无数优秀作品的大家——阎肃老师，因病，今日于空军总医院去世。愿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一路走好!”消息一出，很快被各大网络转载，就在记者核实采访过程中，不少业内人士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求证，随后刘和刚、王丽达等圈内人士在朋友圈“辟谣”：“亲人们，已证实阎老一切安好，谢谢大家关心，请祝福他老人家早日康复，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于海表示，听到网传消息后赶忙联系他们团长，知道网上是假消息，老人家如今安好。
于文华则迅速删除了这条微博，并微博称：“郑重声明：刚刚所转阎肃老师的消息不实，严重失误，向老人家及家属严重道歉!”
而对于于文华的假消息，阎肃儿子阎宇表示原谅于文华，称不必去苛责，要宽以待人。
律师分析
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首先看信息的内容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建明教授表示，《刑法修正案(九)》第291条的规定，重在打击扰乱社会秩序(包括网络秩序)，造成社会恐慌动荡的虚假信息，而这些信息也是有具体明确指向的，即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可见，并非所有的造成一定影响的虚假网络信息的，都要纳入刑事处罚之中。
本次事件应属民事侵权 获家属原谅可免于法律责任
具体到于文华“阎肃去世”的假消息，李建明教授认为，这应该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如果一定要认真追究，那么，阎肃本人及其家属可以向于文华依法申请民事赔偿;也可以报警，由警方依据国家打击网络谣言的规定，对于文华进行治安处罚。不过现在，于文华意识到错误并道歉，阎肃家属也已原谅了她，所以，这时再追究于文华的法律责任也没必要了。
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吹响建设网络强国的号角，在此大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的正式实施，我们相信必将给网络上那些仍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们以法律震慑，让他们重新意识到背上沉甸甸的责任，更能给普通网民们注以信心，共同维护网络公信，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的天空。
链接：公安部打击整治涉恐怖袭击等网络谣言
近日，有网民通过境内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平台，传播“发现恐怖分子”“发生恐怖袭击”等谣言，制造渲染恐慌情绪，误导公众，影响恶劣。公安部迅速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予以调查处理。截至目前，已对恶意编造谣言信息的5名网民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刑事拘留1人，行政拘留4人。
这5名网民对恶意编造谣言信息行为供认不讳。深圳网民吴某在微信朋友圈谣言消息称：“龙华已经出现了恐怖分子连砍五人”，并配有虚假视频。吴某对此供认不讳，深圳公安机关已将其刑事拘留。内蒙古网民高某在其微信朋友圈谣言：“发现恐怖分子踪迹，人数不详，有武器!”内蒙古公安机关对其处以五日行政拘留并罚款二百元的处罚。深圳网民陈某在网上发消息称：“听学校老师说深圳已发生恐怖袭击，砍死11个人”。鉴于该信息系陈某编造，已造成网上传播且造成网民恐慌情绪，深圳公安机关已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二日的处罚。为了提高网络声望的河北网民贾某在百度贴吧内发文扬言组织一个恐怖分子队伍，因此付出了行政拘留五日的代价。同样，为吸引关注而传播有关深圳沙井上寮市场有人被恐怖分子割颈当场身亡信息的杨某，被深圳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四日的处罚。这些恶意编造传播谣言的网民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后，纷纷对自己的行为深表忏悔。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编造传播网络谣言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编造传播恐怖袭击谣言，制造混乱和恐慌，危害极大。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绝不手软。希望广大网民引以为戒，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时，希望所有互联网企业主动履行责任，切实加强管理，不给网络谣言提供滋生蔓延的土壤和空间，共同维护健康和谐的网络秩序。
关键词：地震 灾害 案件 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出现了一些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案件，给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许多案件都涉及到行为人的行为仅仅是属于行政违法、还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问题。笔者择几类案件作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编造散布即将发生地震谣言行为之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些违法犯罪分子惟恐天下不乱，编造某地即将发生大的地震或余震的谣言予以散布，其行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利用发手机短信，有的是利用打电话，还有的是在网上发信息，更有甚者利用黑客手段，侵入省市地震局的网站，在网站首页有关栏目题为“专家预测XX有可能在近期将发生9级以上重大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①]
首先应该肯定，故意编造并散布地震即将发生的谣言，或者明知是这种谣言而恶意散布的，那就是实施了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行为，应依法予以处罚。至于是按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即视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来予以处罚，还是作为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给予处罚，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要看行为人编造或散布的地震谣言能否认定为虚假恐怖信息，同时还要看这种谣言是否已经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
关于编造并传播地震谣言是否有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观点。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地震等自然灾害信息不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之列，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编造、故意传播这类虚假信息，自然不能构成此罪。但持肯定观点者认为，该条在“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之后，用了“等恐怖信息”的字眼，这个“等”字就可以包含地震等自然灾害，因此，只要编造、故意传播的地震信息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就可以按此罪定罪处罚。[②]在笔者看来，所谓恐怖信息，从狭义而言，是指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活动，如在公共场所引爆炸弹、施放毒气、投置核放射材料等信息。收集真实的恐怖信息，是制止恐怖犯罪所必要的。公民向有关机关提供自己所获取的真实恐怖信息，不仅为法律所允许，而且是国家所鼓励和提倡的。但如果是编造并传播虚假恐怖信息，那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心理的恐慌、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这也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三）将其补充规定为犯罪的根本原由。问题是地震信息、堰塞湖溃坝等自然灾害信息，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恐怖信息，编造、故意传播这类虚假的信息，能否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出现上述认识分歧的根源所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考虑有无必要作扩张解释。如果不能作扩张解释，只能从字义上作严格解释，那就会得出上述否定的结论；反过来，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可以作扩张解释，即把地震等重大灾害信息也解释为属于恐怖信息，那就会得出上述肯定的结论。
一般而言，只能在确有必要并且是符合立法精神的条件下，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否则，就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从刑法修正案（三）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立法背景来看，虽然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为应对恐怖犯罪而采取的措施，并且从法条的表述和前后的逻辑关系以及所列举的“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来看，都是指虚假的恐怖犯罪威胁的信息。但这种犯罪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会引起公众心理上的恐慌或恐怖，从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或社会的动荡。因此，将法条中的“恐怖信息”扩张解释为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心理恐怖的信息具有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5月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信息解释为恐怖信息，正是从此种含义上理解的。这也是我们把地震灾害信息解释为恐怖信息，认为编造、散布地震即将发生的谣言有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并且，大灾难中的灾害谣言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这也是从许多国家曾发生过的惨痛事件得出的结论。例如，1978年5、6、7月间，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市发生了三次地震。连续三次地震越来越靠近市中心，于是即将在市中心发生大地震的谣言开始流传，导致这座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人纷纷逃走，几乎毁掉了这座城市。[③]由此可见，编造传播即将发生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谣言，并不比编造、故意传播恐怖犯罪分子即将引爆炸弹的虚假恐怖信息的危害性小。
不过，应当看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将要发生的谣言，并非都可以认定为虚假恐怖信息。只有那些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心理恐怖的地震等重大灾害谣言，才能视为虚假恐怖信息。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恐怖的判断标准，是这种灾害谣言与上述法条所列举的“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是否具有程度上的相似性。一般来说，“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这类恐怖犯罪的威胁都具有即将发生的特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引起公众为免受危险损害而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从而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行为人编造散布的地震等灾害发生的谣言，只有是短时间内会发生的重大灾害的谣言，才可能认定为虚假恐怖信息。如果编造并散布破坏性不大的地震即将发生，或者编造散布有大的破坏性地震过较长时间会发生的谣言，则不足以使公众产生心理恐怖，因而，不能按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罪定罪处罚。但这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的违法行为，应“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造成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才能构成犯罪。[④]编造散布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谣言，也只有造成了这种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此罪。判断是否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发生，一般要考虑谣言传播范围的大小、受谣言影响的人做出的反映、以及有无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等等。如果谣言传播的范围较小，得知谣言信息的人没有采取避险行动，也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后果，就只能作为违反治安管理法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罚。
二、从倒塌建筑物中掘取财物行为之定性
汶川大地震导致大量房屋等建筑物倒塌，将许多居民或单位的大量财物掩埋其中，有人趁机偷偷掘取，对这类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也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不同处理。关键要看倒塌建筑物中的财物是否有人占有。如果行为人所掘取的是无任何人占有的脱离占有物，那就是侵占埋藏物；如果掘取的是尚在他人占有之下的财物，那就是盗窃。
应当注意的是，在地震灾害造成大量房屋倒塌的情况下，财物的占有状态与平时有所不同。在无灾害发生的安定社会状态下，建筑物内有大量财物的，一般都会有人看管，如果没有人则会将门锁上，或者将财物圈放在一起。但在地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躲避灾难往往要迅速撤离现场，大量贵重财物包括钞票有可能散落四处，出现无人管理的状态。即便财物的所有人远在千里之外，甚至所有人均已遇难，仍然应该认为财物是在他人的占有之下，行为人偷偷掘取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盗窃罪。如果是高层建筑整体倒塌，物主已不知自己的财物被掩埋在何处，也不打算去挖掘，甚至整座城市或村庄均已另择他处修建的，被掩埋在倒塌建筑物中的财物就已处于无人占有的状态，属于脱离占有性质的埋藏物。行为人从中挖掘出大量财物，如果能确定原物主的，应归还给原物主或其继承人；如果不能确定是谁的财物，那就属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应该交给国家，拒不交出这类脱离占有的埋藏物，数额较大的，有可能构成侵占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银行等单位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到倒塌建筑物中挖掘本单位营业处或财会室的财物，挖掘者隐藏大量财物据为己有的，则有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因为这种挖掘财物的行为可以视为单位人员的职务行为，利用自己职务上接触、管理挖掘出的财物之便利，非法占为己有，这完全具备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其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实施上述行为的，还有可能要按贪污罪定罪处罚。
三、违规运输经销救灾急需物资行为之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急需一些抗震救灾的物资，有的奸商趁机抬高物价，大量经销抗震救灾急需的物品，牟取暴利；有的还以抗震救灾的名义，利用抗震救灾的运输通道，运进大量灾区急需的物资经销牟利。如某户外用品店的老板发现地震后灾区的帐篷、睡袋、充气床垫等一时紧俏，于是骗取红十字会出具的证明，以“抗震救灾”名义，通过“抗震救灾物资专列”，从外地运回自己购买的帐篷、睡袋等灾区急需物资到灾区经销，经营额高达近百万元。[⑤]笔者认为，对类似案件也应分清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5月作出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地震灾害期间无疑也在这一解释所述的“等灾害期间”，违反这一期间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当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只是骗取红十字会出具的证明，以“抗震救灾的名义”，将自己购买的灾区急需的货物运到灾区经销，但并没有哄抬物价，并且灾区政府也未公告将抗震救灾物资列入专营、专卖或限制买卖物品范围内的，则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非法经营罪是一种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对这种犯罪明文列举了三种情形，另以“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作为兜底性规定，以免挂一漏万。但为了避免使之变成为象过去“投机倒把罪”那样的“口袋罪”，对“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必须从严掌握认定。一般来说，应以“两高”的司法解释所确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为准，各地司法机关不得随意作扩大解释。由于以抗震救灾名义，将自己购买的灾区急需的物资运到灾区，按市场正常价格经销，在政府对这类物资未规定专营、专卖或限制买卖的条件下，那就既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文列举的非法经营行为，也不在“两高”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范围之内。并且从实质而言，这种行为对灾区市场秩序并不构成威胁，也并非是一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只是对国家有组织的抗震救灾活动有不良影响。因为行为人将自己的货物混装到“抗震救灾物资专列”，就占用了国家抗震救灾急需物资的空间，但这些物资到达之后，却不是由政府支配直接划拨到最需要的灾区，而是由行为人自己在灾区销售牟利。这无疑也会妨害国家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只是由于我国刑法对这类行为尚未设处罚规定，因而也就无法定罪处罚。不过，根据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对上述以“抗震救灾”名义将自己的货物“蒙混”装上“抗震救灾物资专列”运到灾区经销的行为，起码可以认为是不配合政府依法采取的措施的行为，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四、哄抢救灾物资的行为之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救灾物资不断运往灾区，以满足救灾的需要。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拦截运输救灾物资的车辆、哄抢救灾物资。[⑥] 对这类案件，也应当分别情况作不同处理。特别要注意对灾区灾民哄抢救灾物资与非受灾民众哄抢救灾物资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第一，如果是并未受灾的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哄抢救灾物资，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这是因为救灾物资是用来挽救人的生命、防止灾害后果更进一步扩大的特殊物品，哄抢这类特殊物资比哄抢一般财物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应当从重处罚。但是，也并非是对所有参与哄抢者都要定罪并从重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聚众哄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才定罪处罚。对一般参与者并不定罪处罚，在追回其所哄抢的财物的同时，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给予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即可。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聚众哄抢罪是一种聚众性犯罪，并且是一种复行为犯，既要有“聚众”的手段又要有“哄抢”的行为。一般来说，聚众就是聚集多人，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哄抢”就是一哄而起抢走财物。利用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无法阻止众人拿走其财物的势态，一哄而起抢走财物，是这种犯罪的一大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对“哄抢”行为一般不难认定，但对“聚众”往往很难把握。并且，许多哄抢财物的案件，大多没有明确的首要分子（即组织、策划、指挥者）。比如，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翻车或者因为道路被破坏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几十位村民或行人围观，有人带头拿走散落在路边的财物、或爬上车取走财物，其他围观者也一哄而起跟着效仿，将总价值几十万元的财物抢走。类似这样的哄抢案件，如果都不当作犯罪来处罚，显然不合理；如果对所有参与抢夺者都作为犯罪来处罚，也不妥当。因为我们有“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这也是我国97年刑法在抢夺罪之外增设聚众哄抢罪，而又只处罚其中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与者的重要原因所在。但是，在上述案例中，严格意义上的“聚众”者（首要分子）并不存在。但对这类哄抢财物的案件，唯有按“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才比较合理。因此，笔者主张，对聚众哄抢罪中的“聚众”，不能仅从字面上作狭义的解释，而有必要作适当的扩张解释，即对那些利用人多混乱的态势，在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无法有效看管财物的情况下，一哄而起拿走财物的带头者，也解释为实施了“聚众”的行为。因为其带头抢走财物的行为，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或影响作用。尽管围观者到达哄抢财物的现场并非是带头者召唤来的，事先大家也都没有抢夺财物的意思，但到现场之后受带头抢夺者的影响跟着效仿，事实上存在被利用的现象，这与事先召集众人到作案现场哄抢并无实质的差异，也应当同样看待。因此，将上述带头抢走救灾物资者，认定为聚众哄抢罪的首要分子具有合理性。另外，对积极参与哄抢、并且抢夺财物价值数额较大者，也有必要按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
第二，如果是灾区的灾民哄抢救灾物资，只要不是以出卖获利为目的的，均不得定罪处罚。因为救灾物资是政府或民间组织、机构用于救助灾区民众的物品。受灾民众有权无偿获得这种救灾物资。只不过救灾物资只有由政府或民间团体来统一调配、分发，才能使救灾工作有序地展开，使救灾物资用到最恰当的地方、用到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从而产生最好的救助效果。因此，灾民为自用而哄抢救灾物资的行为，无疑会妨碍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肯定是违反国家相关救灾法规，也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但是，对这类自私行为一般不能定罪处罚。因为客观上救灾物资是用于救灾的，既然行为人是灾民并且也需要救灾物资，那就没有改变救灾物资的既定用途，也不存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主观上哄抢者抢走救灾物资只是为了自用或给受灾的亲朋好友使用，一般民众也都认为救灾物资是无偿提供给灾民使用的，行为人往往认为自己是灾民抢走自己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只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并非是违法行为，因而不存在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故意。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灾区的灾民哄抢救灾物资有一部分自用或给亲朋好友使用，另一部分用来销售（或意图销售）牟利的，则要根据两种用途所占比例的大小、哄抢财物价值数额的多少、以及行为人在哄抢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等来做不同处理。一般而言，哄抢的财物大部分供自用或无偿提供给其他灾民使用，只有少部分用来销售（或意图销售）牟利的；或者虽然大部分用来销售（或意图销售）牟利，但价值数额不大的；或者哄抢的救灾物资虽然价值数额较大，并且大部分是用于销售（或意图销售）牟利，但行为人只是一般的参与哄抢者，并非是首要分子（或带头哄抢者）的，那都不能定罪处罚，可以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给予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只有对灾民中纯粹以非法出卖牟利为目的（或主要是以出卖牟利为目的），带头大量哄抢救灾物资或者积极参与哄抢价值数额较大救灾物资者，才有必要按聚众哄抢罪定罪处罚。
[①] 参见龚轩：《散播地震谣言 大胆黑客太仓落网》，news.2500sz.com/news/sz/2008/6/7/sz-9-20-26-339.shtml。
[②]参见刘仁文：《处理涉灾犯罪，轻轻重重有学问》，载《检察日报》2008年5月28日。
[③] 参见《大灾难中谣言有极大杀伤力》，载2008年5月28日《报刊文摘》。
[④]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639页。
[⑤] 参见钟蓉：《成都老板冒用红十字会名义运输帐篷被批捕》，news.sina.com.cn/c/l/2008-05-29/064515640363.shtml。
[⑥]参见《汶川地震趁火打劫者目前下场汇总》，dzh.mop.com/topic/readSub_8389196_0_0.html。
【摘要题】司法实务研究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20条、第125条、第127条、第191条、第291条的规定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与修改，并在我国刑法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恐怖活动犯罪”这一概念。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该修正案，还是我国现有的其他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界定“恐怖活动犯罪”这一概念的含义。鉴于正确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是正确认定我国刑法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组织、恐怖活动个人罪”，“(为恐怖犯罪)洗钱罪”，“编造、散布虚假的恐怖信息罪”等犯罪的必要前提，本文试以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为基础，对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主客观特征及其认定方法作一探索性的分析。
一、恐怖主义与我国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
(一)社会政治学意义的恐怖主义
从立法渊源的角度考察，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我国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产物(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刑法的《刑法修正案(三)》本身就是回应、落实联合国安理会2001年9月28日第1373号决议的产物。该决议除重申了其对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州、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恐怖主义攻击的断然谴责，以及要防止一切此种行为的决心外，还鉴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在呼吁各国在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行为方面进行紧急合作时，对各联合国成员国的刑事立法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
(1)“确保把参与资助、计划、筹备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人绳之以法，确保除其他惩治措施以外，在国内法规中确定此种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并确保惩罚充分反映此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
(2)将以任何手段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定为犯罪”；
(3)禁止为恐怖活动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或金融或其他有关服务；
(4)密切注意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药物、洗钱、非法贩运军火、非法运送核、化学、生物和其他潜在致命材料之间的密切联系。
根据该决议，联合国各成员国应该决议通过后的90天之内，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落实该决议的情况。)。在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法文献和外国的刑事立法中，“恐怖活动犯罪”多被称为“恐怖主义犯罪”，泛指各种因信奉恐怖主义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的情况下，了解“恐怖主义”的一般含义，无疑是科学界定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必要的前提条件。
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在现有的国际公约、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刑法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中都无法找到统一答案的问题。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恐怖主义(terrorism)”源于法语“terrorisme(注：法语“terrorisme”源于拉丁语“terrore(恐怖)”)”，就其实际的内涵与外延而言，则是一个内容不断演进的概念。尽管自1937年在当时的国际联盟主持下制定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中第一次试图确定恐怖主义的概念以来，人们对何为“恐怖主义”始终存在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认识(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一国的恐怖分子往往是他国的自由斗士”。)。但一般来说，在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一词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
(1)专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雅格宾派执政时期(1793-1794)对反对派实行的暴力专政(注：雅格宾派政权也由此获得了“ⅡgovernodelTerrore(恐怖政府)”的“雅号”。)，这是该词的最原始含义；
(2)泛指国家纯粹依赖暴力来维持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家恐怖主义(注：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采用的“白色恐怖”。)，这个意义的恐怖主义是该词原始意义自然延伸；
(3)自1934年法国外交部长巴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巴黎被纳粹匪徒暗杀以来，恐怖主义的主体开始由掌握政权的国家机关向进行地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转移。法律用语中的“恐怖主义”，也开始指那些由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通过制造社会恐怖来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行为方式。
(二)考察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概念应注意的问题
弄清“恐怖主义”的一般意义，为我们确定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这里所说的“恐怖主义”，只是一个含义模糊的社会政治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准确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概念。为了使我国刑法中关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资助恐怖活动罪”和“(为恐怖活动犯罪)洗钱罪”等规定不至于成为虚设，或者被滥用，我们还必须结合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具体分析该罪必须具备的法律特征，将社会政治学意义的“恐怖主义”概念转变为刑法意义上的“恐怖活动犯罪”概念。
笔者认为，在界定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以下三点因素：
1.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以国家为主体的恐怖主义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注：1993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在规定国际恐怖活动是一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具体犯罪时，就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来规定的；1994年联合国《关于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也规定：“那些危害国家间和民族间友好关系及威胁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方法和做法，不论在何处发生，也不论是何人所为，均为犯罪而不可辩护”。)。但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中没有国家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规定，我国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也应仅限于以非法组织(注：合法的单位(组织)可以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三)第4条增订的“资助恐怖活动罪”的主体，但不应是直接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在法律上划清组织、领导或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犯罪行为与组织、领导或参加合法单位的行为之间的界限。)或个人为主体的范围；
2.《刑法修正案(三)》开宗明义就规定制定该修正案的目的是“为了惩治恐怖活动犯罪”，这种立法模式如果按1997年以前对单行刑事法律的理解，该修正案似乎也可以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决议”，即将该修正案中所提到的犯罪统统都称为“恐怖活动犯罪”。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框架内，将恐怖活动犯罪直接等同于该修正案所规定或列举的那些犯罪，显然不符合该修正案的立法精神的。因为：
(1)我国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绝不仅限于该修正案所规定和列举的那些犯罪。例如，该修正案没有提到的杀人、绑架等行为，是恐怖活动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显然不能因为该修正案没有直接提到这些犯罪，就将它们摒除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范围之外；
(2)该修正案规定的某些犯罪本身并不一定就直接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的性质，惩治它们只是国家防止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性措施，或者说它们只是恐怖活动犯罪的“性犯罪”。该修正案第7条规定的“(为恐怖活动犯罪)洗钱罪”，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显然不能把为恐怖活动犯罪洗钱的金融机关定为恐怖组织，或将资助这类机关的行为按资助恐怖组织罪处罚。
(3)修正案所列举规定的某些犯罪，尽管可能是恐怖活动犯罪的表现形式，但实施这些行为并不都一定构成恐怖活动犯罪。例如，该修正案第1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果不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特征，就完全可能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不属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范畴(注：如2002年3月24日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个犹太聚居区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名男子的腿部被严重炸伤，但警方排除了恐怖分子制造这起事件的可能。理由是“爆炸事件可能是由于私人恩怨造成的”(参见《中华网》2002年3月26日新闻)。
即使把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观目的定义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法国，也不把出于个人动机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定义为“恐怖活动犯罪”。例如，2002年3月在巴黎市郊的捕泰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枪杀无辜市民的事件，法国媒体和总统希拉克对这场“难以想象的惨剧”定性也只是“非人的行为”，而不是“恐怖行为”。)。
3.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恐怖活动犯罪必然以一般的刑事犯罪为表现形式(注：我国刑法第120条二款关于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就是最明显的说明。)。这种恐怖活动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的情况，决定了不论从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还是从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客体)的角度，我们不可能找出恐怖活动犯罪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一般刑事犯罪之间的根本区别。
二、“制造社会恐怖”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
(一)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是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基础
如果说从犯罪的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均无法找出区别恐怖活动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典型特征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主要理由有两点：
1.在现有的国际法文献或各国刑事立法中，普遍规定恐怖活动(主义)犯罪必须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为成立的必要条件；在进行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理论探讨时，人们也多以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目的作为区分恐怖活动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重要标志，或研究恐怖活动犯罪的出发点；
2.正如在本文的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只有在准确地界定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之后，我们才可能正确地说明恐怖活动犯罪的客观特征和界定恐怖活动犯罪侵犯的客体的内容。
(二)国际法文献和各国刑事立法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规定
如果在“恐怖活动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一定主观目的为必要条件这一点上，人们并无分歧的话；那么，在这种目的究竟应该以什么为内容的问题上，我们却无法找到一个普遍认可的答案。综观现有的国际法文献、各国的刑事立法例的规定，以及各种理论中的有关论述，人们对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表述，可根据其外延由窄到宽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将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定位为“反对国家”。如1937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ConventionforthePreventionandPunishmentofTerrorism)的规定，所谓恐怖活动就是“所有以直接反对一个国家为目的，故意或蓄意在特定个人、团体或一般公众心中制造恐怖状态的行为”；
2.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目的是推翻某种政治制度。如根据1979年第625号法令增订的原意大利刑法典第270-2条就将一般的恐怖主义组织界定为“以推翻民主制度为目的的暴力行为的团体”(注：意大利刑法典原第270-2条内容为：“任何在意大利境内发起、创建、组织、领导以推翻民主制度为目的的暴力行为的团体的人，处7-15年的有期徒刑”。
2001年12月18日法律将该条内容修改为：“任何人在意大利境内发起、创建、组织、领导或资助以恐怖主义或推翻民主制度为目的而实施暴力行为的团体，处7-15年的有期徒刑；任何人参加这种团体处5-10年的有期徒刑。刑法意义的恐怖主义目的，包括针对一个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机构或国际组织的暴力行为。必须没收对被判刑人曾用于或曾打算用于犯罪的物品以及因犯罪所得的报酬、产品、利息等收益。”)；
3.将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目的界定为“恐怖主义”，如意大利根据2001年9月通过反国际恐怖主义法令就将国际恐怖主义界定为“以恐怖主义为目的”(注：该法令曾将此规定作为意大利刑法典第270-3条，现与刑法典第270-2条合并，具体内容见前注。)；
4.以广义的政治目的，即包括“政治、哲学、信仰、种族、伦理、宗教或其他可能用以辩护的理由”，来说明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的内容。如联合国有多个反恐怖主义文献都将恐怖活动犯罪描述为“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或有计划地在一般公众、群体或特定个人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而这种政治目的的范围则包括“基于政治、哲学、信仰、种族、伦理、宗教或其他可能用以辩护的理由”(注：2001年10月19日欧洲议会给欧盟各国的反恐建议中，也将恐怖主义的定义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基于分裂主义、极端理想主义、宗教狂热或贪婪的动机，针对一个国家、国家机构、一般民众或特定个人使用或威胁暴力，而在公共权力、某些个人或社会团体、一般民众中制造恐怖气氛的行为”(参见《中华网》2001年10月20日新闻)。)；
5.将恐怖活动的主观目的界定为“破坏公共安全”。如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第205条规定，所谓“恐怖行为”，是指“为了破坏公共安全、恐吓居民或对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施加影响”，“实施”或“威胁”实施“爆炸、纵火或其他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带来危害社会后果的危险的行为”；
6.以“扰乱公共秩序”为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特有的内容。如法国刑法典第421-1条就将恐怖活动罪定义为“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采取恐吓手段或恐怖手段的单独或集体性攻击”。
7.认为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是“实施某些类型的犯罪”。如根据德国刑法典第129-a条规定，是否具有实施杀人、种族灭绝、绑架、扣押人质以及放火、爆炸、决水、投毒等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的目的，是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团体)标准。
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内容的描述，都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内容。但是，以上的归纳如果照搬到我国刑法中，都可能出现差强人意的情况。
就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框架而言，上面的(1)(2)、(4)种表述的外延显然太窄。如果我们将恐怖活动的目的限定为“反对国家”，那我们就不能将那些不是以一个国家，而是以一个国家中特定社会群体为目标的恐怖行为纳入恐怖活动犯罪的范畴；如果我们将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限定于“推翻民主制度”，那些组织、参加、资助、实施针对“非民主”国家及其民众的恐怖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为这种犯罪活动洗钱的人就会逃脱刑罚的惩罚；如果我们认为恐怖活动犯罪主观上必须具有政治目的，即使这种政治目的如《联合国反恐决议》那样作最广义的理解(即包括几乎所有的基于种族、宗教、伦理、极端理论等原因的非个人性目的)，许多基于非政治目的而制造社会恐怖的行为(如破坏狂为满足变态心理，或一般刑事犯罪组织为本组织利益而基于要挟社会或显示自己存在等目的而实施的恐怖行为)就会被违背常理地排除于恐怖活动犯罪之外。
但是，如果我们如上述的第(5)、(6)种表述那样，将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界定为“破坏公共安全”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则不免有外延太宽之嫌。因为在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框架内，以“破坏公共安全”或“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来界定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内容，就很划清恐怖活动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犯罪之间的界限。
至于将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定义为“恐怖主义的目的”，或者实施某些特定犯罪的目的，则是最不可取的方法。因为说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就是“恐怖主义的目的”，在没有界定其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采取列举实施犯罪种类的方式来概括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在当前恐怖活动犯罪形式不断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挂一漏万之弊，因为再睿智的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恐怖活动犯罪的所有形式，并将其在立法中完整地表现出来。例如，假设我们根据德国刑法典第129-a条规定的主观目的来确定恐怖组织的范围，那么，在我国刑法框架内，那些用破坏电信设备、水闸、水坝、污染环境、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犯罪形式来制造社会恐怖的组织，就无法定性为恐怖组织，因而也无法处罚组织、领导、参加、资助或为这种组织洗钱的行为。
(三)“制造社会恐怖”是所有恐怖活动犯罪都共同追求的犯罪目的
以上关于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分析说明，恐怖活动犯罪所追求的主观目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现有的立法规定和理论概括都有不尽完善的地方。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既是所有的恐怖活动所共有，既为恐怖活动犯罪所特有的犯罪目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应该是肯定的。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恐怖活动犯罪之所以被称为“恐怖活动犯罪”，是因为这类犯罪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怖的效果，而不论恐怖组织或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造成这种效果都是他们首先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以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的行为，还能称之为“恐怖行为”?我们同样很难设想，一个努力追求制造社会恐怖效果的行为，可能不是一种恐怖行为?换言之，无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主体是恐怖组织或个人，也不论他们实施恐怖活动犯罪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他们在主观上都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刑事犯罪的共同目的——尽可能扩大恐怖活动犯罪在社会中造成的恐怖效果。所以，“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不仅是一切恐怖活动犯罪所共有，同时也是恐怖活动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所特有的特征。
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说明：无论是恐怖活动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还是恐怖活动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都只能以恐怖活动犯罪这一特有的主观目的为基础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我们可以说：是否以“制造社会恐怖”为犯罪目的，是区别恐怖活动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的根本标志；只要正确地把握了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目的的内容，我们就从根本上把握了认定恐怖活动犯罪，区别恐怖活动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的总标准。
那么，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恐怖活动犯罪这一特有主观要件的具体内容呢?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社会恐怖”，是指由恐怖活动犯罪所造成的，在犯罪行为直接受害人以外的一般社会公众中普遍存在的，以严重担心、害怕类似的犯罪会继续发生为主要内容的恐怖心理。恐怖活动犯罪这种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意味着恐怖活动犯罪主观要件的内容不像一般刑事犯罪那样，仅以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被害人的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实际侵害或威胁为限，而必须包含追求这种实际侵害或威胁造成的社会恐怖效果为内容。不论恐怖活动犯罪表现为杀人、爆炸、绑架、毁损重大公私财产等传统的暴力犯罪，还是表现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非传统的暴力方式；也不论恐怖活动犯罪是以真正的实施暴力相威胁，还是以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传播(注：顺便说一下，笔者认为：只有传播(即向社会扩散)虚假的恐怖信息才构成犯罪，如果没有传播(包括希望或者放任他人传播)的故意，仅仅编造虚假的恐怖信息(如一个人在日记、甚至文学作品里编造恐怖信息)，不应该作为犯罪处理。所以，建议将刑法修正案(三)第8条关于“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的规定，修改为：“故意传播编造的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恐怖信息等方式制造社会恐慌；恐怖活动犯罪主体所追求的目的都必须超越侵害或威胁直接受害人的范围。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人来说，直接加害或威胁被害人，都只具有犯罪手段的意义；在恐怖活动犯罪被害人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中，造成担心自己或其他社会成员会受到同样侵害的恐惧心理，才是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希望实现的直接目的。
三、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犯罪目的的认定
恐怖活动犯罪主观方面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是支配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意志活动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纯主观的存在，它一方面是恐怖活动犯罪罪过(心理)结构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必然会通过恐怖活动犯罪客观方面的典型特征表现出来。为了从实践的角度把握作为这个界定恐怖活动犯罪的根本标准，我们必须对支配恐怖活动犯罪的心理结构和这种心理结构的客观表现形式作更加深入的分析说明。
(一)支配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
在前面我们曾提到，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这里的“多层次”，是指除“制造社会恐怖”外，恐怖活动犯罪的罪过结构一般还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追求某种具体的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体系中，除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外，一般恐怖活动犯罪只能以普通刑事犯罪为表现形式。所以，恐怖活动犯罪所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当然也只能通过实施一般的刑事犯罪才能实现。这样，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就不可能不以追求具体的刑事犯罪(如杀人罪、爆炸罪、绑架罪、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的犯罪结果为基本层次的内容。换言之，除制造社会恐怖这一犯罪目的外，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以实施其他刑事犯罪的直接故意为必要的内容。
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目的中必须包括追求具体的刑事犯罪结果这一点说明，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实施某种具体刑事犯罪的直接故意为前提。了解这一点，对于正确地认定恐怖活动犯罪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某种具体的刑事犯罪时，对该罪的危害结果不是持希望发生的态度，该行为就完全可以排除出恐怖活动犯罪的范畴。
2.追求实现特定社会价值的最终目的
尽管“制造社会恐怖”是一切恐怖活动犯罪共同的直接目的，但无论以恐怖组织或个人形式出现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分子的目的一般都不会停留在仅仅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怖”而“制造社会恐怖”这一层次上，努力追求某种社会价值的实现，才是他们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最终目标。当然，这里的社会价值，往往不是行为人所在国家或所处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而是某些社会群体(阶级、集团、种族、民族、宗教团体等)追求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地位、或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理想、宗教信仰或伦理道德等方面追求的价值观念。
了解恐怖活动犯罪罪过结构这一内容的实践意义在于：对那些严重危害公民人身与公私财产安全的犯罪来说，查明恐怖活动犯罪所追求的社会性目的，往往是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充分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查明某组织或个人实施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性犯罪，以实现一定社会群体特有的社会价值为最终目标，那么，我们就基本上(注：这里说的“基本上”有两层意思：(1)“追求实现特定社会价值的最终目的”是恐怖活动犯罪的典型特征，但并不是特有特征，少数的一般性暴力性犯罪(如大义灭亲)也可能具有这个特点；(2)追求实现某种特定社会价值的最终目的，在一般条件下是恐怖活动犯罪罪过结构应该具备的内容，但这不排除在特殊案件中行为人追求的其个人或本组织的利益(如某个人或犯罪组织为要挟政府、社会满足其某种要求而实施的暴力性犯罪行为)。)可以认定该组织或个人实施的犯罪具有“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进而将该组织或个人归入刑法规定的“恐怖组织”或“进行恐怖活动的个人”的范畴。
3.恐怖活动犯罪动机的社会性
犯罪动机是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根本动因，犯罪目的是犯罪动机在犯罪实施阶段的存在与表现形式。因此，查明恐怖活动犯罪的动机是把握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犯罪目的最主要的途径。由于进行恐怖活动犯罪的组织或个人一般都以“实现特定社会价值”为最终目的，这就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动机通常都具有社会性的特点。
这里的“社会性”，也称“非利己性”或广义的“政治性”，是指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要动因一般都是基于维护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团体利益或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社会理想”(注：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会被另一个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主要原因。)，而不像一般的刑事犯罪(包括有组织的犯罪)那样，主要是为了满足某种纯个人的、利己性需要(如追求个人的财富、权势、名誉地位，满足个人的肉欲，或基于个人恩怨的报复、嫉妒等)(注：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斗争”。)。
恐怖活动犯罪的“社会性”动机，既是恐怖活动犯罪追求实现特定社会价值的这一最终目的产生源泉，也是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最终目的的重要依据。我们说社会性动机是恐怖活动犯罪最终目的产生的源泉，是因为如果行为人没有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或实现某种“社会理想”的要求，恐怖活动犯罪就不可能以追求特定社会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我们说动机的社会性是认定恐怖活动最终目的的重要依据，是因为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犯罪心理的过程在不同犯罪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注：有关笔者对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关系的具体看法，请参见：赵长青.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3-165.)。在恐怖活动犯罪的犯意尚未形成阶段，或者说在行为人还没有打算以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方式来满足维护特定社会群体利益或追求特定社会理想的要求以前，行为人的这种要求还只是一种“社会性”动机。但是，当行为人一旦决定用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方式来满足这种要求时，行为人的这种动机就转化为了行为人力求实现特定社会价值的最终目的。所以，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犯罪来说，犯罪的“社会性”动机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用来作为证明行为人具有制造社会恐怖的犯罪目的的佐证。
恐怖活动犯罪的动机的“社会性”和“非利己性”，决定了恐怖组织或进行恐怖活动的个人往往不但在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往往能得到外国政府或组织明里暗里的资助。因此，证明某组织或某个人实施的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公私财产安全的犯罪，是得到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外国政府或政治性团体资助的证据，一般也可以用来证明该组织或个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犯罪目的。
(二)恐怖活动犯罪对象的典型特征
恐怖活动犯罪主观方面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不仅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主要动机具有社会性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所指向的对象通常都具有以下两个典型的特点。
1.犯罪对象与犯罪行为对象相分离
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目的，决定了恐怖活动犯罪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本身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在犯罪对象问题上，恐怖活动犯罪的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为这类犯罪一般都具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对象：即(1)恐怖活动犯罪直接加害的对象和(2)恐怖活动犯罪企图影响的对象。在受恐怖活动犯罪影响的两个对象中，前者是直接受到恐怖活动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后者是因前者受害而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其他社会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前者是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对象，后者是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对象(注：这里的“犯罪对象”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真正希望影响的对象(如保险诈骗中的保险公司)；“行为对象”是指犯罪行为实际所直接作用的对象(保险诈骗中被毁损的投保财产)。)。
由于恐怖组织或个人进行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是为了在一般社会成员，即非犯罪的直接受害人中造成害怕、恐惧或者极度担心的恐怖气氛。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组织或个人来说，对前者的直接侵害只是制造社会恐怖的手段，在后者中造成恐怖气氛才是其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真正目的(注：正如美国反恐专家Schmid所言：在恐怖犯罪中“暴力行为的直接目标并不是行为的主要目的”。)。因此，在恐怖活动犯罪中直接受到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被害人(即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并不是行为人真正希望影响的对象(即真正的犯罪对象)。这样，恐怖活动犯罪必然有独立于“犯罪行为对象(即犯罪行为直接加害的被害人)”之外单独存在的“犯罪对象(即犯罪人通过加害犯罪行为对象所希望影响的其他社会成员)”，即恐怖活动犯罪必然具有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相分离的特点。
2.犯罪的直接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一般不具有个人利害冲突
由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多是出于满足个人需要的动机，所以，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往往是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动因。这样，行为人与加害对象之间存在个人利害冲突，这是一般刑事犯罪通常具有的特点。但是，在恐怖活动犯罪中，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根本动因不是为了满足纯个人性的需要，其追求的目的是为了“制造社会恐怖”；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主体而言，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主要是向社会传达恐怖信息，制造社会恐怖的一种手段。所以，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是行为人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时选择加害对象的主要标准，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个人的利害冲突，一般都不是恐怖活动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成为加害对象的原因。所以，恐怖活动犯罪直接加害的对象一般都具有与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组织或个人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特点。
对那些严重危害人身或重大财产安全的暴力性犯罪，如果我们能查明犯罪行为所要影响的主要目标不是直接的受害人，而是其他与恐怖组织或个人无个人利害冲突的社会组织或一般的社会成员，通常也是认定某暴力性犯罪具有“制造社会恐怖目的”的有力证据。
(三)恐怖活动犯罪客观方面的典型特征
犯罪目的是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力求达到的客观效果，恐怖活动犯罪主观方面“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必然要通过其客观方面制造社会恐怖的行为表现出来。在实践中，全面掌握“制造社会恐怖”这一恐怖活动犯罪必然具有的客观性质，对认定恐怖活动犯罪“制造社会恐怖”的主观目的，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在客观上具有“制造社会恐怖”的性质呢?笔者认为，恐怖活动犯罪这一客观方面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犯罪行为的暴力性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人身或重大的财产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才可能产生恐怖的心理，因此，一切恐怖活动犯罪所共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在客观上必然以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性犯罪为表现形式。
恐怖活动犯罪的“暴力性”，是指作为恐怖活动犯罪的客观方面应该具有使用暴力或以使用暴力相威胁的内容。
这里的“暴力”，是指任何足以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作为恐怖活动犯罪客观方面的暴力行为，不应仅限于传统意义的物理性(如刀、枪、放射性物质)、化学性(如各种神经性毒气、腐蚀性物质)、生物性(如病毒、病菌)的破坏性力量，也应包括现代意义的足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财产安全的信息技术(如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的内容。这种暴力造成的“危害”也不仅限于对被害人人身或公私财产造成实际损害的物质性力量，也可能表现为足以使被害人或社会公众感到人身、重大财产安全处于实际危险之中的语言或其他形式(如投放虚假的病源性、化学性、放射性毒物，或编造散布虚假的恐怖信息)。
一个行为在客观方面是否具有“使用或威胁使用严重危及人身或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的性质，是认定该行为是否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的“制造社会恐怖目的”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暴力犯罪，不一定是恐怖活动犯罪；但不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为表现形式的犯罪，却绝不可能是恐怖活动犯罪。道理很简单：如果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能对人身或公私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暴力，就不可能使一般社会成员产生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恐惧心理，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恐怖活动犯罪追求的“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
2.犯罪行为的持续性
恐怖活动犯罪“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不仅使恐怖活动犯罪的客观方面具有暴力性的特点，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暴力性犯罪还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这里的“持续”，是指恐怖活动犯罪一般不以仅仅实施一次暴力性犯罪为结束，而是具有长期或打算长期多次实施足以造成社会恐怖效果的暴力犯罪的特点。特别是对那些信奉暴力是以实现某种社会目的最佳手段的恐怖组织或个人来说，在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未实现之前，他们就不会停止用实施恐怖活动作为向社会要挟的手段。
暴力行为的持续性，既是恐怖活动犯罪特有目的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我们说它是恐怖犯罪主观目的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因为不论犯罪分子采用的手法多么残酷，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如果人们确信实施该犯罪的个人或组织不会再实施其他严重威胁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就不可能使没有直接受到犯罪侵害的其他一般社会成员产生实施该犯罪的组织或个人产生恐惧心理。我们说它是认定恐怖活动犯罪的重要依据，是因为在查明了某一暴力性犯罪具有恐怖活动犯罪的其他特征(如非个人性动机)的基础上，再加上行为人(组织)具有多次或意图多次实施暴力犯罪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可以认定实施该犯罪的组织或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恐怖组织，或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
3.犯罪发展阶段的延展性
这里的犯罪发展阶段的“延展性”，是指恐怖活动犯罪不但一般都要完整地经过犯罪的预备、实行、既遂(注：笔者认为：犯罪既遂不是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点，而是一个与犯罪预备、实行(按通说理解应为以犯罪的着手为起始点，以犯罪既遂为结束点的犯罪阶段)一样具有独立意义的犯罪发展阶段。因为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犯罪既遂完全可能与犯罪预备、实行阶段一样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与危害程度的发展性。例如，行为人要砍断被害人的四肢，当其将被害人的一只手砍断时，其行为就已经完全具备故意伤害罪既遂的构成要件条件，当行为人继续伤害被害人的其他肢体的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在时间上的延续，在危害程度上的发展。正确认识犯罪的既遂阶段，对于正确把握许多刑法的基本范畴，如刑法的时间效力、犯罪的追诉时间、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等故意犯罪的发展阶段，而且还有许多围绕恐怖行为展开的其他活动。
在一般刑事犯罪中，犯罪分子为了逃避罪责，在事前或事后往往都会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尽力缩小犯罪的影响，以防罪行暴露。但是，由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怖”，是为了在社会一般成员中造成尽可能大的恐怖心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恐怖组织或进行恐怖活动的个人就不会像一般刑事犯罪人那样去竭力防止罪行的暴露。相反，为了追求更大的社会恐怖效果，恐怖组织或进行恐怖活动的个人一般都会采取事前威胁(如公开说明攻击目标)，事后渲染(如公开承认对犯罪负责)等向前或向后延伸犯罪阶段的手法来扩大影响。即使在被捕后或审讯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人一般都还可能将审判变成一种进行政治宣传或政治威胁的过程。
在实践中，如果实施暴力犯罪的组织或个人有此种为扩大要挟、恐吓社会的效果，而努力将犯罪向暴力犯罪的事前、事后阶段延伸行为，也是我们用来证明该组织或个人实施的暴力犯罪具有“制造社会恐怖目的”的有力证据。
4.犯罪行为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威胁性
这里“威胁”，不是指以直接被害人为对象的“使用暴力相威胁”，而是恐怖活动犯罪对直接被害人以外的与恐怖活动分子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威胁。所以，这里的“威胁性”，实际上是指恐怖活动犯罪“制造社会恐怖”这一特有犯罪目的的客观效果。这种效果的具体内容是：恐怖活动犯罪在与恐怖活动分子没有个人利害冲突的其他社会成员中产生的担心自己或自己的亲友也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犯罪侵害对象，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身、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面临现实危险的感觉。
对犯罪行为直接受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威胁，是恐怖活动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备的特征之一，也是从客观方面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如果某暴力性犯罪行为具有使一般社会成员产生自己的人身或公私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的客观效果，而且这种效果是行为人努力追求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有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主观目的的充分依据。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1.我国刑法中没有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的明确规定，要研究恐怖活动犯罪主客观方面的特征，不可能运用刑法学中确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所常用的以词义分析为基础的逻辑演绎法。因此，本文运用的方法，主要是犯罪学研究中常用的以实证比较分析为基础的归纳法。
2.由于本文运用的主要是犯罪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归纳的内容并不是恐怖活动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法律特征(即恐怖活动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是典型的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具有(但不是必须具有)的犯罪学特征。了解这一点的实践意义在于：尽管典型的恐怖活动犯罪通常都具有本文归纳的全部特征，但这不意味着缺乏其中部分特征的行为，就绝对不能构成恐怖活动犯罪(如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出于社会性动机而为了维护本犯罪组织利益而制造社会恐怖的行为)。换言之，具备本文所归纳的全部特征的，必定是恐怖活动犯罪；但缺乏(或无法证明)其中部分(个别)特征的，并不一定就不是恐怖活动犯罪。
3.如果主观方面缺少“制造社会恐怖的目的”，或者客观方面缺少“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及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暴力行为”，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因此，这两个特征可以说是恐怖活动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定义为：“以制造社会恐怖为目的，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
严究腐败维清廉
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此次刑法修改，对惩治腐败的法律规定做了进_步完善，成为一大亮点。之前刑法规定收受5000元作为受贿行为入刑的起点，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了具体数额，分为“5千元以下”“5千元至5万元”“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以上”四档。但这种具体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犯罪危害程度的变化情况。仅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也不科学，而本次受贿罪取消了受贿行为入刑的刚性数额标准，取之以概括性的表述，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此外，由于受贿罪不断出现新的受贿方式，案件的复杂性往往导致仅凭受贿数额不足以认定是否构成受贿罪，而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譬如职权交易、不正当利益来综合判定，才能做到罪责刑三者的真正。
本次修改还创设性地增设了“终身监禁”制度，即对于“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或者“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因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终身监禁作为最严格的自由刑，其体现了刑法的威慑功能与预防犯罪功能。我国仍存在着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现象，且受贿数额呈现攀升的趋势，反腐工作不能懈怠。在此背景下，终身监禁制度应运而生，实现了减少死刑与严究受贿的无缝衔接。
对于行贿罪，本次刑法修正案的亮点还在于增设了一类行贿类型——利用影响力行贿罪，意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近年来，行贿人的行贿手段曰渐多样化、复杂化。如果行贿人不直接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而转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在本次刑法修正案出合之前，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该类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因此，不少行贿人利用立法上的漏洞，通过向上述人员行贿，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之便，谋取非法利益。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能彻底堵住法律漏洞，保障了职权的不可收买性与纯正性。
严惩恐怖主义犯罪
从“5*22”乌鲁木齐爆炸事件到少数地方火车站发生的爆炸打砸抢事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反恐工作迫在眉睫，因此本次刑法修正案加大对恐怖活动打击力度。第_，对刑法第_百二十条、第_百二十_条做出修改，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增设财产刑;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这一行为方式。修订前，刑法只处罚资助直接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组织和个人，而本次扩大了打击恐怖活动的范围，将资助恐怖组织的培训活动也一并纳入;增设第二款，将打击范围扩展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为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第二，本次修订新增五条作为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六条，大大细化了对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的规定，大大加强了打击力度。五个新条文将下述行为纳入恐怖活动的范围：以准备犯罪工具、进行培训、与境外联络、参与策划为表现形式的协助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制作、散发、讲授、信息为表现形式的宣扬或煽动恐怖活动的行为;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法律制度实施的行为;强迫他人穿着、佩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行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本次刑法修正案对于恐怖活动，运用立法手段，将不少共同犯罪行为正犯化，如将协助恐怖活动、煽动胁迫他人进行恐怖活动的行为均单独成罪，并将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行为新设为持有型犯罪，充分细化了刑法对于恐怖活动的规定。对当前我国反恐斗争面临的问题给予了极具针对性的回应，也为融入国际反恐潮流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基础。
嫖宿幼女罪终成历史
1997年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嫖宿幼女罪入刑，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这在立法之初是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相适应的，对于保护幼女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嫖宿幼女罪已经渐渐与社会脱节，甚至成为不少犯罪分子逃避刑罚的手段。这在立法技术、刑事政策、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均引发严重问题。在构成要件上，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法条竞合，嫖宿幼女罪是强奸罪的一种特别类型;但在刑罚区间设置上，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之间又存在难以比较、轻重无序的问题。嫖宿幼女罪的起点刑为5年有期徒刑，而强奸罪的起点刑为3年有期徒刑;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而强奸罪的最高刑为死刑。导致了严重混乱。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行为人在奸淫幼女后，使用金钱、权力、地位等非法手段将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为嫖宿幼女罪，意图逃避强奸罪的从重量刑的档位。更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产生怀疑。嫖宿幼女罪的废除正是去除了司法实践中的该种弊病。刑法修正案(九)将嫖宿幼女罪废除，嫖宿行为直接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论处。至此，备受争议的嫖宿幼女罪终成历史。
力保网络环境纯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曰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覆盖面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不少利用网络环境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当前，诸如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屡见不鲜，其中不乏一些“贫困求捐款”、“帮忙找孩子”等看似传递正面信息的文章，隐藏于背后的可能是利用网络环境意图进行犯罪的犯罪分子，如通过编造上述信息引起社会恐慌、进行诈骗，套取当事人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犯罪行为等。此外，网友盲目跟风、转发则容易进一步扩大虚假信息的传播。修正案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网络服务提供者也是网络环境下的重要主体，本次修正案对于该类人群同样做出了规定：新增一条作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行为予以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致使刑事犯罪证据灭失，严重妨害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犯罪的;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必须受到刑事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在其他诸多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性突破，如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适用死刑的罪名从55个减为46个，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死刑废除进程;扩大了猥亵罪的对象和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以更好地实现对人身权的保障;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以及完善扰乱法庭秩序罪以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创建良好的司法秩序。
关键词：媒体恐慌 媒体素养 拟态世界
世界一直充满不确定性。近些年来，那些具有突发性、公众难以完全预测和控制、具有较大社会冲击力和破坏力的事件时有发生。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袭击，电视直播了全过程，这导致了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等许多方面不小的危机。“9・11”事件之后，“恐怖事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反恐”成了流行话语，而媒体恐慌也成了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
什么是媒体恐慌
上个世纪，就有一些关于媒体和恐怖主义关系的研究。我国学者认为，“媒体恐慌论是指传媒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理论”。①说到媒体恐慌，许多人会想到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20世纪60年生在美国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由于该广播剧采用了类似新闻的播出方式，惟妙惟肖，使许多听众信以为真，从而出现恐慌。
近年来突发事件频发。2003年的SARS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恐慌。2004年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给整个俄罗斯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心理灾难。2008年11月，印度的孟买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引发严重社会恐慌。2010年8月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许多人通过电视目睹了事件现场，出现了心理创伤等反应。
与此同时，近年来关于食品、饮料、日用品质量问题的一些报道，如2008年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往往也产生了媒体恐慌现象。这些事件中不少媒体过度渲染，或者听风就是雨，加入到跟风炒作甚至是有偿假新闻的行列，引发了一阵阵的恐慌。
此外，2010年3月，格鲁吉亚一家叫“伊梅季”的电视台播放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讲的是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被杀的话题。这条模拟新闻引起了格鲁吉亚广大民众的恐慌，一些市民赶紧疏散到城外，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而且由于精神紧张导致心脏病发作而呼救的次数竟然也增加了。
媒体恐慌往往发生在战争、灾难、传染性疾病等突发性的，与公众利益、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事件中。当今世界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的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本来就是难以面对的，而新闻媒体大肆介入、扩散传播之后，使得恐慌不断扩大和加剧。不过，引发媒体恐慌的事件，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记者杜撰出来的假事件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媒体一味地渲染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公众听不到对这一事件的正确解释，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在信息轰炸中就会倒下。
媒体恐慌何以发生
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上升。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媒体社会，随着媒体技术的变革，各种各样的媒体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在发展，而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体，大众从话语、行为到价值观念均受到大众媒体的极大影响。媒体在我们与真实世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如果没有新闻媒体，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件，现代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时空，使许多事情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电视以其逼真的画面和声音，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面对各类媒体，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媒体上的所有信息，特别是被不同媒体共同报道的信息，都是确定无疑的，而忽略了媒体之间经常在互相抄袭――一个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会改头换面后出现在另一个媒体上。各种媒体上的信息，最终可能来自一个粗心的或者有恶意的记者之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媒体出于时效性，来不及发掘事件的真实本质，许多编辑也不会一一去核实新闻事实，导致错误百出、真假难辨。比如2007年，就有一个记者，为了出名等原因，炮制出了一个纸包子的新闻事件。记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自身素质的不够，往往会对客观事实进行扭曲，甚至无中生有地挑起危机，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因此公众对于各种各样的新闻不应盲目相信，毕竟新闻不见得都是事实。
李普曼提出了“拟态世界”理论，认为在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媒体所建构起来的拟态世界。对人们影响极深，并使人们信以为真的这个拟态世界不是原原本本的客观世界，而是媒体制造的各种各样的新闻信息建构起来的。记者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提供的信息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或者可能突出报道某一方面而忽略报道另一方面，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然而，受众经常把拟态世界当做真实世界来对待，媒体上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受众的轩然大波。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媒体的力量也是有条件下才能产生强力效果，不是所有的媒体对所有人都会有效，原因在于有些人会倾向于怀疑媒体，并且善于思考，善于寻找报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而有些报道不够严密，错误百出，也不会有效；或者传播时机不对；或者不是重要的事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媒体恐慌的产生。
受众与媒体之间许多时候会有一种人际性在里面，这也就是美国学者所提出的“媒体等同”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媒体上的信息，我们会把它人性化，会跟日常生活中另一个人对他所说的话一样，做出类似的反应。例如，对于电视上的主持人，许多观众会觉得十分亲切，有些人甚至会有一种依恋，要是哪天看不见主持人，就会觉得有些落寞，因而各个主持人所传播的信息，当然会让许多人信以为真。
有些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而对那些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趋之若鹜，把血腥、暴力、灾难等奉为新闻价值。媒体的大肆炒作是一种“传播泡沫”，不仅无助于信息的健康传播，而且有损社会的和谐。“在危机发生初期，人们通常面临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如果无法从正式信息渠道得到官方消息，各种信息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迅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就往往有失真性、放大性和快速性，容易加剧人们的恐慌，使社会心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②媒体在新闻自由和商业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对突发事件和恐怖信息倍加关注。而恐怖活动也需要媒体，乐意看到各种媒体的参与，因而媒体不知不觉中成了恐怖活动的一种工具，在不断地扩大恐怖。因此，各种媒体和恐怖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谋的关系，失去了媒体，恐怖活动的影响力就会式微。
新闻媒体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条单一的新闻扣动了“扳机”，就可能使公共舆论发生激变。媒体常常充当导火索和助推器的角色，将社会中微小的风险无限放大。并且，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易于诱发媒体不充分、不准确的新闻报道，从而加剧了焦虑。公众会追随“领头羊”的言行，从而出现“羊群效应”。公众的心理往往是脆弱的，他们无暇顾及传闻的真假，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信念，从而导致媒体恐慌发生。
如何应对媒体恐慌
媒体恐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如果对这种恐慌放任自流、听之任之，最后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这对新闻媒体、政府和公众都有害无益。媒体不报道是否就可以避免恐慌呢？没有媒体报道，也会有恐慌，但媒体的介入，许多时候加剧了这种恐慌。媒体恐慌的消除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提升公众的媒体素养。生活在这个媒体社会里，各种信息鱼目混珠，更需要提升媒体素养。如果公众具备较高的媒体素养，对媒体有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认知，能够辨别媒体信息的真伪和虚实，不盲目相信，并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应对风险事件的发生，从而减少一些莫名的恐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那么如何提升公众的媒体素养呢？一是借助学校教育，例如在中小学或大学教育中，增设媒体素养的课程和内容；二是受众自觉地学习和提高，并积极投入公民新闻的报道中，通过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及时来自新闻现场的第一手文字、图片和视频，从而加强自己的新闻感知和判断；三是借助政府和新闻媒体的力量，传递各类媒体知识，培养媒体素养。当然媒体素养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规范媒体的新闻伦理。2006年，我国政府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各类媒体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指导公众以科学的行为和方式应对突发事件”。新闻媒体可以引发恐慌，也能够制止恐慌。媒体应在信息真实的基础上作负责任的报道，对社会舆论加以正确的引导，坚持冷静、克制、理性，而不应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更不能制造假新闻。对于媒体的炒作之风，有关新闻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同时，通过教育，提高记者等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本着客观、公正的精神报道新闻，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指导。大众媒体要加强行业自律，防止出现媒体失语、媒体滥情、媒体偏见、媒体媚俗、媒体造假等污染大众传播环境的行为。媒体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应该注意措辞，要实事求是，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运用深度报道、新闻调查、人物访谈、分析评论等多种方式和手法详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增加报道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可信度，全方位揭示事件真相，使民众对事件有“立体”的了解。与此同时，加强有关立法，以规范新闻记者的报道行为，从而尽可能杜绝因为记者的私利私欲而出现虚假新闻。
提高政府、企业的危机传播能力。引发媒体恐慌的事件未必都是空穴来风，有些虽然确有其事，但没有媒体上所说的那么严重，有些的确十分严重，如那些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但不管怎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政府以及危机事件直接相关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不能够在事后缺席，成为“沉默者”。信息的迟滞源于权威部门没有及时公开事件的真实情况，导致权威声音的缺失。为此，必须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充分了解有关情况，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如果是谣言，则以事实来论证，可以使谣言不攻自破，因为谣言往往止于公开。如果是确有其事，则告知事件的调查进程。只有政策和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才能及时有效地遏制谣言滋生，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和有关组织的积极行动和有效措施，让民众可以少些无谓的猜测、多些理性的思考。
总之，作为政府当事人，态度必须要真诚和坦率，而不是敷衍了事。不要以为阻止媒体报道就是解决之道，其实事情往往欲盖弥彰，事情既已发生，终究会有人知道，而受众在媒体上看不到报道，仍会有恐慌，而这种恐慌，更让其觉得难以承受。“在一个信息交流手段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关于危机事件信息的任何扭曲和遮掩都不可能持久，反倒可能会失去信息主动权。”③政府应当大胆地站出来，坦诚相对，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公众的恐慌心理。
可见，应对媒体恐慌需要政府、新闻媒体和受众的共同努力。当然，完全消除媒体恐慌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媒体恐慌的出现。（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媒介迷思论”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0CGXW04YBQ）
注 释：
①邵培仁：《恐怖源于媒体？――媒体恐慌论介绍及启示》，《新闻记者》，2007（6），第21页。
②③张满生：《恐怖事件中的媒体管理》，《学术界》，2004（2），第213页，第214页。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再过二十几天，英国伦敦7．7恐怖大爆炸的两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这期间，英国已完成了领导人交接，工党政府原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接替布莱尔入主唐宁街十号，而英国王室也在这期间不顾穆斯林的普遍反感，将《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册封为爵士。恐怖组织会不会以寻常的方式给新首相一个下马威或以极端的方式报复英国王室的傲慢？人们从政府不断发出“恐怖威胁将持续存在”的告诫中，渐渐领悟7．7事件造成752人伤亡的梦魇会有可能再次降临。果然，布朗坐上首相位子还不到48小时，一次次恐怖袭击悄然来临……
汽车炸弹惊现伦敦
6月29日凌晨2点，伦敦的街灯无力地照着几乎没有人迹的街道。突然，一辆银灰色奔驰轿车从夜幕深处急驰而来，像一个步伐不稳的莽汉一头撞进了位于伦敦中心地带的皮卡迪利广场拐角处一个垃圾箱上。驾驶人员迅速跳下车，丢下车子，很快跑得无影无踪。
车子前面就是一家人气很旺的名叫“老虎老虎”的夜总会，数百名夜总会爱好者还沉醉在夜生活中。夜总会所在地叫海伊马基特，往前走就是伦敦西区最繁华的皮卡迪利广场。广场原本是连接摄政街的一处转盘环形地带，现在已经成为伦敦中心交通交汇地带，是伦敦最古老也是最有名气的购物中心。广场边维多利亚式建筑物林立，各类珍贵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塑像随处可见，密集的广告牌霓虹灯像纽约时代广场一样把整座广场辉映成一片彩色的海洋。
有人看到车子冒出青烟，就打了消防电话。不一会儿，消防车鸣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至。
消防员发现车子上有可疑的爆炸物就立刻报警。不一会儿，大批警车从四面八方火速奔来。警方发现，这辆高级轿车里竟装有50加仑的汽油，三、四个天然气罐和多个引爆装置，还有大量可以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铁钉。
按警方的描述，这些自制的爆炸物已经成了一枚“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这样的汽车炸弹在战火中的巴格达和阿富汗屡见不鲜。假如爆炸，夜总会里的数百条性命将处于危险之中。还有，在皮卡迪利广场上的爆炸所引发的恐怖效应肯定更揪人心肺。
说到汽车炸弹，2007年初，伦敦警察局长伊恩・布莱尔爵士警告说，现在在巴格达街头发生的事，也就是汽车炸弹的威胁，很快会在伦敦出现。前一个月，伦敦反恐特警在郊区设检查站对过往的大货车进行检查，就是出于对汽车炸弹的担心。现在看来，一切最坏的预言都一一言中。
警方很快把现场围起来，警方和英军的反恐怖及防爆小组也迅速赶到现场增援，他们在奔驰车四周搭起如同帐篷式的防护设施，专家在帐篷内外忙碌不停，对炸弹作了安全处理。
几个小时后，警方在查处违规停靠在广场附近的一辆奔驰车时又发现了车上有可疑爆炸物，很快他们对其作出初步安全处理，接着把它拖到海德公园附近的公园路。
下午2：30，海德公园边上的公园路关闭了从大理石拱门到海德公园演讲角的地带，公园东面的人群已经疏散，一个警用机器人正对那辆车进行检测。一条200米长的警戒线切断了交通主干道，伦敦的交通显得拥堵不堪。最后的结果表明，车子上所装载的东西与先前在“老虎老虎”夜总会前面停的银灰色奔驰车是一样的，也是汽油、瓦斯、钉子和引爆装置。
显而易见，这两辆汽车炸弹不会没有关联，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引爆装置为手机遥控，令人庆幸的是，在把汽车炸弹投放在目的地之后，几次拨打引爆装置上的手机，居然由于技术故障而都未能引爆。安全专家断定，这两起事件就是“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
格拉斯哥机场烈火
就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伦敦之时，在英国北方苏格兰的造船工业重镇格拉斯哥的机场发动了又一轮突然袭击。6月30日，恰好就是苏格兰学校放暑假的第一天，当地最繁忙的格拉斯哥国际机场里挤满了带孩子外出度假的乘客，多数登机口和安检处都排起了长龙。
下午3时左右，一辆深绿色、四轮驱动的大切诺基越野车发了疯似地飞驰而来，对着格拉斯哥机场主航站楼候机厅入口冲来。它先是冲过机场路障，撞碎玻璃幕墙，然后直冲进航站楼内部，最后爆炸起火，接着便是熊熊大火。
车上有两个中东人面孔的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同伙。在车上引爆装置待火苗窜起，司机踹开车门跳下车，企图逃跑。但他很快就被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围住，被众人按倒在地，随后赶来的警察逮捕了他。司机的同伴困在车内，在他把头探出车窗时，人们见到他手里挥舞着一个吐着火焰的燃烧瓶。他被大火严重烧伤，不久被送进医院抢救。
不过，对于以上故事情节，也有目击者讲述了另一个稍稍不同的版本：切诺基越野车一头撞进候机厅之后，车上马上跳出两人，对着车子泼汽油，口里喊着“”。越野车被点燃，接着是一声巨响。从驾驶副座跳出来的这人还往自己身上烧汽油，并点燃了自己。他身上的火被机场人员扑灭，但他却被烧成重伤。
这两个故事版本哪一个更接近事实呢？突如其来的事件和机场顷刻间陷入的混乱，足可以影响所谓目击者的系统观察。不过，从被送到医院进行急救的那个袭击者后来被查出身上绑有爆炸装置一事来判断，第二个故事版本更有逻辑性，因为他本身就是，点燃自己就是要引爆身上的爆炸装置。
当被烧伤的恐怖嫌犯身上绑有爆炸装置的消息传开后，一名当时在场的乘客心有余悸地说：“四名警察全部上手与那名着火的打斗，但居然没能制服他。如果不是一名机场保安一拳打在恐怖嫌犯的脸上的话，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警方在车上发现了汽油、瓦斯及铁钉，手法与一天前伦敦未遂汽车炸弹事件一样。
格拉斯哥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在场的3500人全部疏散，所有进出格拉斯哥的航班全部取消。
三天后，即7月3日，格拉斯哥再传出有活动的消息。格拉斯哥警察当日凌晨发现了一辆停靠在清真寺附近的汽车上有爆炸装置。不过，目前还不能确认这是独立事件还是与几天前伦敦汽车炸弹案和格拉斯哥机场汽车袭击案有关联的恐怖事件。
希思罗机场的可疑包裹
7月1日，似乎又瞄上了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傍晚7时41分，希思罗机场第三航站楼发现有“可疑包裹”，警方和机场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紧急疏散旅客，并关闭整个航站楼，但不久航站楼重新开放。机场发言人没有说明发现了什么“可疑包裹”，也没有提及多少航班受到影响。
7月3日，希思罗机场再度发现“可疑包裹”。有目击者证实说，机场的广播一直在敦促人们离开候机楼，因为发现了“可疑包裹”。所有乘客都被疏散。机场管理局的声明说，应急计划已经启动，机场方面正在配合警方处理紧急情况，每个乘客都要接受进一步的安检。
去年8月10日，希思罗机场在至少六架飞往美国的客机上发现装有液体炸弹的手提箱，这些爆炸装置都是英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安全警戒升至最高级
6月29日凌晨，就在警方确认了伦敦市中心汽车炸弹袭击未遂事件是一伙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手策划和实施之后，英国警方反恐怖中心马上接通红色电话，将睡梦中的布朗首相叫醒。扛着“变革”旗号把布莱尔轰走并取而代之的布朗，本想在自己擅长的经济领域全面实施改革计划，没料到“基地”组织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来考验这位新首相的领导能耐。
布朗首相很快让办公厅主任紧急召集全体内阁成员到唐宁街10号地下指挥中心开会。很快，英国恐怖威胁水平提升到“最严重”级别。这意味着恐怖袭击“非常有可能发生”。
6月30日格拉斯哥机场再次发生恐怖事件之后，布朗再一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并把反恐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危急”级别。“危急”级别意味着“进一步的袭击即将发生”，希望人们保持高度戒备。
国防大臣戴斯・布朗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现在可以确定这是一枚制造简单但非常有效的大型爆炸装置，因此，事件的性质非常严重。我对此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谢天谢地，我们的警察和炸弹专家拆掉了炸弹，所有的措施均到位，没有任何人因此受伤。”国防大臣说，驻扎在伦敦附近的英国反恐怖特种部队和特警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对一些重点目标和设施进行特别保护，特别是对伦敦的标志性建筑展开大规模的搜查，因为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多枚炸弹分布伦敦各处。如果有必要的话，驻伦敦郊外的英军可以随时增援市区。
7月3日，布朗再次召集内阁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向发出“明确信息”，英国“将时刻保持警惕，永远不会屈服”。布朗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定期出版一份国家安全策略文件，列出潜在的威胁。这个由布朗亲自统领、主要内阁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将处理国家安全和相关的国际关系事务问题，并取代现有的几个负责恐怖主义和安全课题的内阁委员会。
然而，布朗能否顶住这股恐怖袭击波或在较量中战胜恐怖主义，谁也不敢妄下结论。欧洲战略情报与安全中心专家莫尼克指出，“基地”组织的势力已遍布欧洲。他说：“欧洲存在着恐怖威胁，而且这股威胁非常强。圣战者的前线明显地越来越靠近欧洲。”一名研究伊斯兰运动的突尼斯分析家凯沙纳说，“基地”组织现在对欧洲，尤其是对英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说：“只要英国继续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参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它将继续成为发动袭击的目标。”
在2003年以前，英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爱尔兰共和军，在与爱尔兰共和军长达半个世纪较量中积累了大量反恐经验，相信这些经验将有助于打击本土滋长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制造的恐怖活动。
大搜捕全面展开
6月29日伦敦汽车炸弹袭击未遂事件中使用的手机遥控装置留下了手机号码，这给警方抓捕疑犯提供了线索。警方也从事发地附近设置的监控录像带中寻找线索，以确定轿车的来历。这些奔驰车已经被送往肯特郡一个专门机构接受检测。
现在已经基本查明，向格拉斯哥机场发动袭击的一名袭击者名叫比拉勒，是伊拉克的一名医生，他在2004年于巴格达获得医学士学位，去年8月到英国工作。
自19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颁布两个单行刑法和三个刑法修正案。 第一个单行刑法(1998年12月29日)是关于骗购外汇、逃汇与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第二个 单行刑法(1999年10月30日)是关于犯罪。刑法修正案一(1999年12月25日)是关于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是关于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 地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2月29日)是关于恐怖活动犯罪。三个修正案与单行刑 法涉及对刑法的多处修改，比较修法模式的优劣评点修法得失以今后之参考和借鉴，是 研究切近实际的重要途径。
一
一部法典的颁行实际上标志着法典的滞后。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围绕局部完善1997 年刑法典，存在三条思路：一是采取刑法修正案方式对刑法典本身条文加以修改完善； 二是按照以往修订1979年刑法时的旧套路“因事制宜”地颁布单行刑法；三是以附属刑 法方式在相关的行政法中规定刑事条款。
采取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修改刑法，能生简便、快捷、迅速之效，一竞因时制宜、因 事制宜之功。这从1979年刑法典颁行以来通过的25部单行刑法以及附于百余部其他部门 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可以看出。但此种修法方式弊端较为明显：从刑事立法言，刑法 典无以应对特别刑法的冲击，刑事立法学中的特别刑法“肥大症”(注：林山田：“论 特别刑法”，载台湾《辅仁法学》1985年第4期。)不利于一般公民对刑法忠诚和遵循的 培养。从司法适用言，如何判别刑法典还是单行刑法的时效问题和是否适用问题，往往 存在偏差，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或者不协调之外，理解上存在争议， 司法适用中势必反映为执法不统一。理论上考察，刑法修正案修订刑法模式存在如下优 点：一是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灵活简便地处理并协调好与刑法典相关内容的关系，避 免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争论；二是刑法典在形式上得以维持持续性、统一性和完备性，避 免普通刑法规范与特别刑法规范并行的局面，既便于司法机关的执法又便于普通公民对 法律的遵守；三是立法技术的借鉴与创新，第一修正案和第三修正案均采取国外修改法 律通行的“增删法”，直接指明是对刑法某一条的修改，作为刑法典编纂的一个新的尝 试，它在我国刑法立法技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理论上的研讨是否在实践中呈现同 样的效果呢?
从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的修法实践看，就已经颁行的两部单行刑法言，关于外汇犯罪 的单行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行为之需， 弥补了刑法典不能抗制外汇犯罪的漏洞。(注：黄京平、蒋熙辉：“论骗购外汇罪”， 载《法学家》1999年第6期；黄京平、蒋熙辉：“评关于外汇犯罪的单行刑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载《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28页。)从关于外 汇犯罪的单行刑法出台时的讨论中看，立法部门已经意识到单行刑法对刑法典持续性与 统一性的冲击。我国立法机关弃单行刑法不用转采刑法修正案实乃来之不易之立法进步 ，标志着刑法修改的崭新模式的出现和立法技术渐趋成熟。时至今日，修正案似乎成为 我国刑法修改与完善的唯一一种方式。
需要研究的是是否今后我国不再采用单行刑法方式修订刑法?换言之，修正案是否完全 取代单行刑法作为刑法修改和完善的唯一方式?是否存在不宜运用修正案之时?有学者认 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单行刑法而非修正案方式修订刑法。即当所规定的犯罪 行为侵犯的客体与被补充的刑法规范的客体不同时应当采用单行刑法的形式，而不能采 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依此认为刑法修正案第1条的规定不恰当，隐匿、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所侵犯的客体与作为类罪名的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 理秩序罪的客体之间没有包容与被包容关系，宜采用单行刑法予以修订。(注：齐文远 、刘代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1条的研讨”，载《法商研究》200 1年第2期。)我以为，这种理由并不成立。如果说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簿 、财务会计报告罪因客体不合不宜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至多只能说明 不宜作为第162条之一的附加。以修正案代替单行刑法作为今后修改完善刑法典的唯一 方式完全可行，不仅仅在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内容较多而庞杂时适用，在仅涉及单一简单 内容时也完全可用。这一点从我国刑法修正案二可见一斑，待修改内容仅仅是毁林开垦 和乱占和滥用林地的犯罪，针对的也仅仅是刑法典第342条单一法条，采取的也是修正 案方式。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修正案修法模式的巨大潜能并在修法实践中普遍采用 。
二
是否存在应当采取修正案方式进行补充和完善的相关规范，并非我们分析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回答的是既往修正案在内容和技术上的问题，以便获得今后对某类犯罪或相关 条文进行增删修补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存在的三个修正案针对不同犯罪出台，涉及主要 的类罪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它一方面呈现 紧密结合犯罪现象的形态，另一方面体现应急型立法的特征。
立法实践中，一是表现对基本概念立法定义权的放弃，例如，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活 动组织 并未明确界定；二是表现为对罪名体系缺乏通盘性的考虑，例如，刑法修正案三 对于资助恐怖组织行为另立罪名，但对为恐怖组织提供情报等非物质性帮助、为恐怖组 织训练和招募人员等行为没有规定；三是刑法改进责任分担的总则性原则。关于外汇犯 罪的单行法规定，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骗购外汇或者逃汇的行为人通谋，为其提供购买外汇的 有关凭证或者其他便利的，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和单据而售汇、付汇的，以共 犯论，依照本决定从重处罚。刑法总则共犯处罚原则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 或免除处罚”；对于胁从犯，“按照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实施上述帮 质行为者，只能成立从犯或胁从犯，对其从重处罚显然违背共犯处罚原则，亦有悖于罪 刑均衡原则。
三
关于修正案使用中的立法技术问题，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角度：
1.法言法语与刑法改进语词规范化考察
立法用语要求专业性、统一性、严谨性、确切性。(注：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 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615页。)违反法条用语规则的现象是我国 刑事立法存在的普遍问题，刑法修正案中同样存在。导致的后果是形成理论界不必要的 争议和司法实践界执法的困惑。诸如，刑法修正案一第2条第2款仍然使用“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的表述，这种表述方式究竟是确定一个新罪名还是只援引刑罚?刑法典第396 条第1、2款采取的是“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表述，规定的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和 “私分罚没财物罪”两个罪名。刑法典第102条第1、2款采取的同样是“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的表述，规定的则是“背叛国家罪”。从刑法修正案本条看，其内容是针对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主体的行为应当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非确立一个新罪名。当 然，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一款中进行规定， 而不必分开作为两款进行规定。(注：高一飞：“《刑法修正案》述评”，载《法学》2 000年第6期。)实际上，作为两款规定是便于行文，因为国有事业单位不存在造成公司 、企业破产或严重损失的情形，可以考虑今后立法时明确另立罪名还是罪名同一。此外 ，刑法修正案第2条第3款采取了“，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1款的规定从重处 罚”的表述方式，这种方式给司法机关确定罪名带来了麻烦。类似的立法方式曾经出现 过，如围绕刑法典第397条第3款罪名的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存在 争议：前者认为另立名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罪；后者认为仅仅是加重情节犯。 (注：2002年3月15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确定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罪名为罪和罪。)立法机关对此种立法用语的 忽视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增删法”之后的援引问题
“增删法”是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插入、删去或者修改某条的一种立法方式，在国外刑 事立法中广为采用。我国刑法修正案一与修正案三都采用了此种方法。涉及“刑法第12 0条之一”、“刑法第162条之一”和“刑法第291条之一”。但司法实务中，如何援引 刑法?从修正案立法规定观之，用语为“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 之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立法明确的是“一条”而非“一款”。而且从内容上看， 刑法第120条之一与第120条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司法实践中援引应当直接标明为“根 据刑法第120条之一”。同样的问题适用于刑法修正案一所增加的“第162条之一”与“ 刑法修正案三所增加的“第291条之一”。
3.刑法修正案的时效与溯及力
我国刑法规定的时效原则为“从旧兼从轻”，刑法修正案自应遵守此原则。对于已经 颁布的三个修正案均采取“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的方式，是否“不教而诛”，值得进一 步商榷。这种生效日期的规定系继受单行刑法，但涉及对多个条文进行修改完善的修正 案是否妥当，(注：从已经出台的司法解释看来，均采取直接规定公布后的一定时期生 效的方式。这种方式为某些学者反对，认为解释应以公布日为生效日。刘宪权：“我国 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再思考”，载《法学》2002年第2期。但显然这种方式是考虑 到解释作为文件传达所需的时间。在中国，司法解释实际上是一种细则性立法，尚需要 一定时间“周知”，何况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的单行刑法与修正案。)我认为，可否另 行规定与公布之日不同的生效日期，值得研究。
刑法修正案的溯及力及如何处理修正案与刑法的关系问题，对于发生在刑法修正案生 效之前但生效之时判决尚未确定的，一般采取的是从重兼从轻的原则。但是问题是如何 认定修正案设置罪名与刑法固有罪名的关系。存在争议的是刑法修正案三第8条规定的 投放虚假危害物质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修正案颁布之前，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因被告人肖永灵利用白色粉末假冒炭疽病菌、恐吓他人对其论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02年江苏省对2001年12月24日吴国俊编 造虚假恐怖信息恐吓他人案进行宣判，论以“编造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注 ：“一个恐怖电话的前因后果”，载《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该案发生在修正案发 布之前，但修正案公布之日时正处于审理过程中。)前案是投放虚假危险物资，后者则 是编造并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如何理解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罪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如果是罪名的进一步细化或者明确化，则 肖永灵、吴国俊案均无问题。
关键词：新疆边境地区；“东突”恐怖势力；反恐
近年来，以“东突”为主的恐怖势力，在新疆边境地区实施的恐怖破坏活动频繁发生，骚乱、爆炸、暗杀等暴力恐怖案件急剧增多，对我国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造成了很大威胁。
一、当前新疆边境地区反恐斗争面临的形势
(一)恐怖主义活动十分猖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突”为主的恐怖分裂活动进入一个空前活跃期。新疆境内外的“东突”恐怖势力以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为目的，策划、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骚乱及暴乱等恐怖暴力事件。据不完全统计，1990 年至2001 年，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200 余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 人丧生，440 多人受伤。2002 年后，新疆境内暴力恐怖事件不断，尤其是2008年8月针对北京奥运会更是制造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如8 月4日，“东突”在喀什制造重大袭击事件,16 名公安武警被杀、16 人受伤；8 月10 日、8 月12 日、8 月27 日“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又接连制造恐怖事端，袭击目标直指我边防武警、公安等国家机关，气焰十分嚣张。
(二)恐怖活动组织受到的支持
一些对我国持有敌对态度的国家，以种种名义支持披着民族、宗教外衣的“”分子对我国新疆的分裂行为，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支持。主要表现：一是搜集我方情报。境内外“东突”势力与美中央情报局等相勾结，加紧搜集我民族、宗教、人权和维权等方面的信息，为他们进行所谓“揭露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阴谋提供证据；二是制造国际舆论，进行反动宣传。如“美国之音”、英国BBC、德国“自由亚洲之声”以及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电台，都开设了针对新疆问题的维语广播节目，多达74 个频道，不间断地进行反动宣传。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执行反恐双重标准。一方面认定“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又为“东突”分子提供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为“东突”囚犯提供避难所，助长了“东突”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
(三)地处恐怖活动高危地带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周边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八个国家接壤。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该地区跨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错综复杂，且多有国际背景。21世纪初，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主要集中在中亚、中东这一“高危地带”。近年来，这一地带是世界上恐怖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发生的恐怖事件就占世界恐怖事件总数的91%、死亡人数占总数的96%、受伤人数占世界总数的91%。因此，新疆边境地区的反恐斗争任重道远责任艰巨。
二、新疆边境地区反恐怖斗争的对策
(一)加强反恐宣传教育
由于新疆边境地区特殊的民族、宗教渊源，“东突”往往藏匿于少数民族群众之中，他们“聚则为恐，散则为民”，使我防范和应对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和坚持“合力制恐”思想，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防范和应对恐怖活动。公安边防部队要通过边防派出所民警走访边境辖区和边防检查站检查出入境人员等时机，扎实开展群众性防恐、反恐教育，特别是要教育少数民族群众增强防范意识，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告，为防范和应对恐怖活动奠定坚定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东突”恐怖势力减少乃至丧失生存与活动空间。
(二)加强反恐力量建设
建立一支政治坚定、编组合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反恐力量，是反恐斗争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公安边防部队作为反恐作战的主要力量之一，必须适应反恐怖任务的需要，按照“精兵、精装、精训”原则，加强反恐应急分队建设，不断提高反恐制胜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反恐力量建设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科学高效的指挥机制。科学的指挥机制主要包括合理的运行机制和密切的协调配合。在运行机制上，为保障指挥顺畅、各种参战力量密切配合，要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和规范的工作程序，明确指挥关系，科学编组并合理区分任务，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特长和整体优势适应反恐任务的需要。二是建设军警民联合反恐力量。军警民联合反恐力量是反恐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怖主义活动的隐蔽性决定了反恐斗争是一场特殊的人民战争。在加强全民反恐教育、增强全民反恐意识的基础上，应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和联防安全体系，以公安、安全、武警和城市社区、企业治安联防人员为基本力量组成联合反恐力量，形成全民监督、重点防范的反恐、制恐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治理整顿，确保在投入力量、武器装备、战法手段等方面对形成绝对优势。
(三)加大综合治理力度，挤压恐怖势力生存空间
一是依法加强宗教场所的管理。由于“东突”经常利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从事反动宣传，煽动民众闹事，所以对宗教场所必须高度重视，依法加强管理，规范宗教活动，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宗教活动，以保证合法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
二是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治理力度。当前，“东突”加紧了与我在文化领域的争夺，制造非法音像制品、出版物，进行非法宣传和反动演说，甚至在校园里也出现了一些反动言论、歪理邪说，严重腐蚀、侵蚀着民众的思想。因此，必须对边境辖区认真排查，严厉整治，坚决扫除文化垃圾，整顿教育系统，以媒体、院校为主战场，指派专人负责，严格治理，坚决清理和打击非法宗教出版物。
三是加强出入境检查。“东突”大批的“援助”物资，都是从境外经边境的一些口岸、通道直接进来的，境内外“东突”分子勾结、集会、培训等的出入境以及进行非法交易，枪弹、等的走私、贩运也必经边境口岸、通道。因此，在加强边检工作方面，公安边防部队要认真落实查控措施，严查过境人员、物资，严防敌对分子利用伪假护照潜入潜出，坚决切断“东突”内外联系，卡断违禁物资的流动、交易渠道。同时还要加强边境巡逻，严防利用通道、便道等偷运武器弹药和物资。
(四)加强双边和多边反恐合作
加强与中亚各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建立切实可行的各级执法、情报、军事等机构的合作机制，与有关国家建立情报交流机制，拓展恐怖主义情报信息获取渠道，尽可能准确地掌握恐怖组织的动向；加强军事合作，设立军事观察机构，成立联合反恐指挥中心，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等。同时在反恐人员培训、装备配备以及反恐怖业务理论方面加强交流，在交流中不断提高反恐怖作战能力。
（作者单位：武警学院部队管理系）
参考文献：
[1] 李志坚.“东突”恐怖组织发展趋势及对策思考[J]. 中国特警，2009(3).
[2] 孙先伟.“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特点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