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范文

现当代诗歌篇1

一、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学生真的难以接受现当代诗歌吗？

无庸置疑，当代学生中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宁可读小说散文等现当代文章，也不读现当代诗歌。我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诗歌国度”，一向有写诗读诗评诗的传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文体的陌生转换。语文课堂分析讲解的多是实用文，以及少量的文学性文章如小说散文，这些文章至少在文体方面的概念表述上有相近之处：中心、内容、材料、层次、用词、表达方法……而诗歌在文体方面的概念上的表述是分行、省略、押韵、意象、感情流动……加上诗坛变化多姿，风格多样，新奇之作不断，的确造成很大的阅读难度。2、学生的阅读习惯。于是对学生的阅读习惯造成冲击。其他文体是朗读，诗歌是涵咏；其他文体抓材料归纳中心，诗歌是从意象中捕捉感情流程；其他文体对语言、感情、技巧的要求不如诗歌高。3、教师的学识修养。许多语文教师对诗歌的认识是陈旧的、过时的。他们对诗歌的了解还是大学《文学概论》里得到的知识（大概是十几年前编写的吧），时代在发展，诗歌理论也在发展，而早先很多文学史又只重思想内容评价、轻艺术技巧分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语文教师平时对诗歌的阅读写作是不多的。因此，遇到诗歌篇目，就感到不太好掌握备课的尺度，学生学习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其实，这种情况跟学生的心理成长和知识渴求是不协调的。中学生完全可以读懂、写好诗歌，甚至包括现代派的诗歌。我举几个例子。其一是开创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兰波，16岁发表诗歌，18岁写成《醉舟》等著名诗章，20岁出版《地狱里的一季》，21岁出版列入世界名诗集的《灵光集》；⑴其二是苏联的叶赛宁，20岁发表名诗《白桦》，入选苏联中学教材，被著名作曲家叶普科琴作曲，现在又入选新教材高中第二册《语文读本》；⑵其三是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19岁出版处女诗集《生活与诗歌》，风格兼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特色。⑶那么，中国呢？诗人海子19岁写出被中国诗歌界一致好评的《亚洲铜》，25岁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已入选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一单元第3课。⑷这些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现当代诗人的年龄和我国在校中学生差不多，他们能够在这个年龄段写出这些好诗，对我们语文教师是一个不小的启示：对中学生来说，接受现当代诗歌的难度并不太大。而且我手头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诗歌选评》，发现其印数达2万册之多；⑸还有一些学生拿着徐志摩、席慕蓉等人的诗作向我请教，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学生对诗歌的喜好。

诗和心灵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诗歌能够直接地、聚焦地体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深刻的启示性；诗歌又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能够巧妙地宣泄感情发生、延续、收结的流程，对学生有天然的感召，因此诗歌容易被学生接受。假如我们语文教师能够让学生明白诗歌的文体特点，改变学生的阅读习惯，提升教师自身的修为，指导学生读诗、写诗相信不是一件难事。这在语文教育界集体重视文学教学的今天，重视学生心灵教育的今天，也有莫大的意义。

二、一点来自自身实践的体会：感知语言、分析内容、领悟技巧

我是一名诗歌爱好者。大学时是校诗社社长，毕业后参与组织跨地区民间诗社——绍兴龙山诗社，在公开报刊发表诗歌和诗评近80篇（首）。平时常阅读和写作诗歌，从自身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学习诗歌，必须做到能够感知语言、分析内容、领悟技巧。如果没有对语言敏锐的感知能力，没有对内容深层次的把握能力，没有对技巧独到之处的领悟能力，就不能使自己学有所得，学有所用。那么，怎样尽快有效地指导对诗歌只有粗浅认识的学生，使他们有个比较实用的学习诗歌的方法呢？我从文本阅读的角度，站在学生的年龄和知识水平的尺度上，在课堂教学中按“读熟/感知——读懂/分析——读透/领悟”三个步骤指导学生学习诗歌，务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也能够按此模式自学诗歌。

读熟——感知诗歌的格律和分行。

优秀诗歌十分讲究音乐性，席勒甚至认为“诗里的音乐在我心中鸣响，常常超过其内容的鲜明表象”⑹。旧体诗有格律，讲究押韵，讲究对偶，学生容易感受到诗歌的音乐性。但很多学生有误解，认为现当代诗歌和外国诗歌是没有这方面要求的，更有学生对诗歌格律的认识是模糊的。为了使学生对诗歌有更多的认识，我结合课本有关内容，介绍了世界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向——从格律诗转到自由体，外国20世纪前的许多诗歌是格律形式出现的，如雪莱、拜伦、普希金的诗歌大量的是格律诗。在此基础上，我向学生介绍了停顿、押韵和分行的常识，帮助学生朗读和理解诗歌。

要朗读好诗歌，除把握全诗的思想感情，还要处理好诗句内部的停顿，把握好诗句的感情节奏。如《就是那一只蟋蟀》，句式整齐匀称，节奏鲜明，读时会感受到适应思想内容的需要而产生的优美韵律。这是因为作者流沙河以语义为单元作有节奏的停顿来组织诗句。好的译诗也会注意到语种的区别，尽可能把格律的形式翻译出来。“以顿代步” ⑺是最常用的方法（即以语义为单位的自然节奏的停顿代替外国格律诗的“音步”）。《致恰达耶夫》原诗每一行分三个音步，译者戈宝权处理为每行三个停顿，加强译诗的节奏感，略举几例：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我们/忍受着/期望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献身的心/还没有死亡

通过朗读的比较学生发现，句内按语义节奏停顿的效果比按词语节奏停顿要好，气韵流转，情感呈自然流动状态。

关于押韵，我着重让学生整体读诗的基础上理解不同韵脚对内容的影响。不少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能够体会出不同韵脚的美感效应：如《致橡树》中押己、藉、仪、起、意、霓、里、地等字的“i”韵，显得绵长、细腻、清脆，有力地表达出爱情中的女性的感情；如《致恰达耶夫》中押亡、样、芒等字的“ang”韵，显得铿锵、悠远、深沉，表达对自由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必胜的信念。这些韵脚都很好地为思想感情服务。

不少学生认为诗歌一句一行，对如何处理分行没有什么要求。为了避免误解，我以《大堰河》中的一句为例：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这里分行一是合乎每行内部的停顿（每行顿三次），二是合乎感情节奏（两行安排为一行，读起来太拗口，影响抒情速度）。这样，学生强化诗歌朗读获得朗读技巧的同时，也体会了诗歌的感情节奏，很好地为分析内容和领悟技巧作准备。

读懂——分析诗歌的情感突破口。

诗人平时肯定积累了许多情感，受了某个契机，有了情感突破口，才演绎成章。这就是“灵感”。情感突破口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种事物，可以是一次经历，可以是一个念头。正如瓦雷里所说：“一个意外的事件、一个外界的或内心发生的小事：一棵树、一张脸、一个‘题目’、一种情感、一个字就能触发人的诗情。”⑻

从诗歌创作规律来说，突破口跟作者的写作情感状态密切相关。郭沫若写《女神》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沫若“长期郁结的民族感情、个人激愤，便在惠特曼粗犷的民主主义诗歌的启示下，找到了喷火口。”⑼如果不是一次被捕，一场大雪，艾青的《大堰河》恐怕会是另一番味道，而兰波的名诗《元音》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代表作《穿裤子的云》，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意象。作者找到了突破口，强烈的感情才找到一个泄口，喷涌而出，才写成诗歌。

突破口不仅成为倾泻感情的源头，还有深化思维延伸情感的作用。因为诗人最初的思考毕竟还较粗糙表浅、不够成熟，随着突破口的发现，情感在不停地流泻中会不断地自我调整，不断地开拓出新的领域，进一步深化已有的体验和感受。

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往往是“诗歌的核心和灵魂”⑽。如果阅读时找到它，意味着阅读思路从混沌到有序，为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打下基础。理顺突破口与诗歌情感的关系，可以使学生对诗歌创作的规律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有助于对诗歌文本的读解。普希金正是因为对恰达耶夫写作，而恰氏又是对普希金的自由思想有着深刻影响的人，理解这一点，学生可以更深入体会其诗对自由的感情流向：幻灭——期待——号召——展望。艾青正是因为雪，想到了大堰河的凄凉身世，从而引起对她的怀念、追忆乃至歌颂。

我在诗歌教学中，坚持把握情感突破口和诗歌蕴涵的整体情感的关系，采用“抓突破口——理感情流程——析思想情感”这一主线组织课堂结构。这样训练一段时间，学生已能够独立分析。如舒婷的《致橡树》，先抓突破口，是借用木棉对橡树的倾诉，其实质是女性对男性的倾诉，然后指导学生再阅读全诗认识，发现其情感流程是由反到正，其情感内容是女性对爱情渴求平等的观点。

读透——领悟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

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才华的诗人都在不断创新，于是出现了内容和技法上新颖别致的文本。可以说，诗歌是最具有创新意识、最需要创新意识的文体。当然，内容上的创新比较容易接受，但技法上的创新则不好把握。不少学生接触过诗歌，常常有这种困惑：读了诗歌，也有点感动，可就是不知道这份感动是怎么来的。尤其是接触到像威廉斯（美国意象派诗人）、西川（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作品，简直就找不到阅读的法门。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向学生讲授诗歌艺术表达技巧的问题。

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如果只是为技巧而技巧，为艺术而艺术，是不适当的。诗歌技巧归根到底是为更好地表情达意的。我们现行教材（如老教材第三册诗歌单元），说到抒情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抒胸臆，一是借景（物、境）抒情。这给我启发：分门别类也许可以说是最好的指导方法。从诗歌表情达意的角度，我粗浅地把上两种方法归纳为一重语言形式一重语言效果，并且和中学有关的修辞方法联系起来，形象地表达如下，使学生可以具体操作：

直抒胸臆：呼告、排比、反复、对偶（重语言形式）

借景（物、境）抒情：比喻、拟人、暗示、象征、对比、省略、变形、反讽（重语言效果）

如《大堰河》排比、反复的运用，不仅使语言形式整齐有致，具有美感，读来朗朗上口，也强化了诗段的整体内容，有利于联想的顺利开展。《致橡树》比喻、象征、对比、排比的运用，使语言整齐的同时也突出了借物抒情的效果。对现代派诗歌中暗示、变形、反讽等难度较大的技巧，学生虽无运用的必要，但了解一点，对阅读诗歌不无益处，我就借海子的一句诗“起风了/太阳的音乐 太阳的马”进行了分析例示，强调现代派诗歌的体验性、独异性和综合性更强，指出此句诗采用了省略、比喻、拟人、暗示等技巧，如把“风吹起来有声音、有速度”这个道理省略去了，而这声音是太阳吹奏的，风在天空运动好像马儿奔跑……学生感到分析现当代诗歌既有难度又有思路可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技巧是从诗人自己的经验中领悟出来、创造出来的，如艾青本来是一个画家，在《大堰河》中就凭借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体现在诗歌中就善于运用色彩、善于捕捉瞬间的动态，对这种出自自身经验的技巧，如果学用一致，将给学生莫大的收益。

为了加深学生印象，培养学生分析鉴赏能力，结合自己对现当代诗歌的感知、分析和领悟，我还编写了一组短诗赏析，投稿后有几则在山西《语文报（高中版）》发表。下面再胪举刚写的一例。

鹰·雪·牧人

[中国]昌耀

鹰，鼓着铅色的风

从冰山的峰顶起飞，

寒冷

自翼鼓上抖落。

在灰白的雾霭下

飞鹰消失，

大草原上裸臂的牧人

横身探出马刀，

品尝了

初雪的滋味。

1956、11、23

[赏析]

昌耀（1936——1999），青海诗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韩作荣先生称作“诗人中的诗人”。本诗是他的早期诗作。

诗人善于写作中国大西北的粗犷剽悍的人文景观。本诗思维触觉敏锐，捕捉到能够象征这种人文景观的几个意象，“鹰·雪·牧人”，展示辽阔空旷的活动背景。本诗还善于在动态中把握意象的特征，鹰飞、裸臂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增加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伴有较实的人情味。全诗用冷色为主，铅色的风，白的雪，灰白的雾霭，白闪闪的马刀，但凛冽中自有生命充沛的豪气，反衬出豪壮雄浑的西部气质。昌耀认为真正的好诗“不可能靠纯粹的技巧取得”，“能使灵魂震撼的，还必须是灵魂的力，其获得的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灵肉的体察”。昌耀的艺术观可以作为本诗的最好诠释。

三、一句被事实证明的鼓励：“你可以写出好诗！”

对中学生要不要写诗这个问题，许多教师肯定会回答：到现在为止，高考一次也没有考过诗歌写作。言外之意是，学生不必要写诗。当然这样并不能说明中学生不可以写诗。真实情况是：许多语文教师本身对诗歌理解不深，既没有阅读经验，也没有写作实践，从而使诗歌教学成为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导致学生在诗歌阅读写作上“营养不良”的状况。

许多作家是从爱好诗歌逐步走向文学的殿堂的，还有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援引诗歌。如我敬佩的作品充满人文关怀的山东作家张炜、我省《东海》杂志编辑王彪……有中学生时代就在《语文报》发表诗作、如今活跃的“70年代作家”邱华栋、小海、朱文……张炜小说中的不少诗歌是他根据小说情景亲自创作的。尤其是我正在阅读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发现有大量的前代诗歌被他引用，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⑾诗歌增加了作品的情调，推动情节的发展，挖掘出了人物的内在品性。诗歌还潜移默化中在提炼语言的简洁、营造场景的氛围方面起了作用。因此，我认为，中学生写诗益处不小。经过教学实践，我还发现：如果指导得法，中学生可以写出好诗！

我分“揣摩——挖掘——联想——修改”四步进行模仿写作教学。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先根据情况选用一些便于分析、可以模仿的诗歌印发给每一位学生，以扩大阅读量，加深对课本诗歌内容和技巧的感知，多方提供可以揣摩的范本，再调动学生积极性鼓励大家写诗，培养学生的迁移能力。这时教师如果自己对学过的诗歌进行仿作，对学生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如《大堰河》一诗，我就针对排比这一手法进行模仿，写了《乡村景物》。该诗表达的感情是对乡村的怀念，因为“我”是从乡村出生成长的；感情突破口是题目，即具体的情景描绘；模仿的对象是《大堰河》的排比手段。并且把自己模仿过程告诉大家，让同学们体会：一揣摩原诗（《大堰河》）内容（暂略去）技巧（排比），二挖掘自身丰富的经验（乡村生活）中找动情点即感情突破口（乡村景物），三抓住感情突

破口进行联想和想象（有关乡村的具体景物以及活动），四修改使诗歌内容集中情感强烈。

乡村景物

边建松

假如我能忘掉乡村景物

也将忘掉躲在阴影里看守樱桃树鲜红簇密果子的孩子

也将忘掉盛开白花的香檀树下拔香艾草的孩子

也将忘掉攀爬潮湿短墙在粗糙阔叶间摘无花果的孩子

也将忘掉夕光中光身子从乌桕树跳下溪沟洗浴的孩子

也将忘掉采取青灰的大岩石上暗紫色地衣到篾竹篮的孩子

也将忘掉细雨中爬到半山坡透过炊烟萦绕看自家屋顶上

因鸟翼鼓动而迎风轻摇的瓦松的孩子！

学生兴趣大增，纷纷再读有关诗歌，细细咀嚼揣摩。作业上交后，我发现学生对诗歌领悟能力比我预想的要好。尤其感到欣慰的是，我发现了不少学困生的模仿才能得到了体现和发掘。借着教学学生的有利时机，我打印了优秀习作编印出《学生诗歌选》，特别表扬了那些学困生，现在他们学习语文的劲头和信心可足了！下面举两首学困生的诗歌习作。

寂静

高二（4）俞六一

寂静，是清晨的甘露爬上草叶尖上的声音。

是玻璃从折射中绽放绚丽色彩的声音。

是一滴汗珠渗出毛孔的声音。

是水在庄稼的根茎流动的声音。

是星星关注人们命运的声音。

是蹒跚的足迹走过岁月的声音。

寂静啊！让我如此说出寂和静。

脸

高二（3）杜俊

一张令人憎恨的脸

一张令人头疼的脸

一张令人心烦的脸

一张令人厌恶的脸

一张令人泄气的脸

一张令人恐惧的脸

一张令人烦躁的脸

一张令人颓废的脸

就是这一张脸呀

一张可亲可爱的脸

一张再也见不到的

令人怀念的脸

这两首诗都采用了排比手法，其中不乏新颖独特的观察和感悟，不乏对外界事物和内心世界细腻灵巧的体味，体现了这些学生的创造潜能。 当他们在我校文学社主编的《蓝天》学生作文半月报上阅读到自己的“大作”时，对语文的喜爱溢于言表，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也有“起飞”的时候。现在，有的学生作品已在本地市报刊上发表。这使我认识到：学生能够写诗，是语文教学的胜利，是文学教学的胜利，是诗歌的胜利，更是学生塑造自身人文素质的胜利。在《语文教学之友》2001年第3期已刊登的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的目录，第一单元是现当代诗歌和外国诗歌，共有12首，我想，这是语文对诗心的召唤，是人文对诗心的召唤，同时也是诗心对我们语文教师的挑战。

参考文献：

⑴ 葛雷、梁栋译，《兰波诗全集》附录的“兰波生平年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⑵ 臧棣编撰，《里尔克诗选》附录的“里尔克年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⑶ 顾蕴璞译，《叶赛宁诗选》附录的“生平与创作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⑷ 西川编，《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2月版，第3页、第436页

⑸ 《中学生诗歌选评》，作家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⑹ 瓦雷里《诗、语言和思想》，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版，854页

⑺ 见江枫译的《雪莱抒情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97页和杨德豫译的《拜伦抒情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238页两书的附录。

⑻ 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85页

⑼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154页

⑽ 吴晓，《诗美和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156页

现当代诗歌篇2

【关键词】诗歌;教学;育人价值;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一般由两大板块构成:“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从20世纪纪50、60年代到80年代,该课程较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所谓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且偏重于思潮争论的介绍评价,而轻视对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80年代以后,教学重心向“作家作品”转移,对审美能力的培养渐渐被提升到突出位置,既照顾到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又适应了时代要求。然而,近年来,随着各种外来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说的涌入,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又出现了“科学主义”的趋向,在文学作品分析过程中追求可操作性,追求类似自然科学式的本质规律的分析,这固然会有些新意甚至生机,却又暴露出明显的弊病:扼杀审美灵性,远离文学的感悟和想象,忽略了文学教学中育人价值的挖掘与体现。

现当代诗歌在思想上,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诗人们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将诗歌作为一种启蒙、宣传、教化的手段;在形式上从早期的用白话写诗,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到后来不断地吸收传统和外来的经验,“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诗歌的手法不断地创新。现当代诗歌形式可长可短,行数可多可少,语言或直白或朦胧,艺术风格更是多种多样。鉴于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案臼,在高校课程设置上依然强调其工具性、知识性、计划性,导致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传授知识、讲授“操作”技术,即使文科教学也不例外,缺少新世纪所要求的注重经验类的、领悟性的课程及教学意识。于是,本来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中的育人价值被忽视了、遮蔽了。本文以诗歌教学为例,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的育人价值。

一、诗歌鉴赏的方法与课堂应用

诗歌最注重的就是抒情,除叙事诗以外一般没有故事情节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有时会显得比较难理解,甚至是枯燥,所以必须有好的教学方法,才能够引导出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是很抽象的东西,无法用具体的方法去讲解,其实诗歌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只不过诗歌所侧重的并不是知识的介绍,而是注重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诗歌所给与大众的,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和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可以被分为声音、意象、意义三部分。

以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为例:这首作品是诗人的早期代表作,戴望舒也因此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极强的音乐美和节奏感。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婉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牛称赞《雨巷》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只有让学牛反复诵读,才可以体会到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如果再加以音乐的衬托和场景的渲染,就能更准确地体会到整首诗的主基调――诗人“寻梦”的过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育人价值的实现途径

1.文本细读是基础

中国诗歌向来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特质”,白话新诗也不例外。通过诗歌教学培养训练学生的悟性思维,实在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因为悟性思维排斥认知过程中具有共性的“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思维方式,而追求从主体出发去体验事物,讲求“直觉”、“顿悟”、内心体验等极具个性化的认知方式。

诗歌文本的细读,体现为解读者对文本特殊韵味、独特风格的精细辨识力和判断力。具体而言,可以从它的外形式和内形式两个层面入手。诗歌的外形式,是指它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可直接感知的语言组合形式,这是一种能给读者某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的文本样式,主要体现在句式和音韵上的特点。诗歌打破口常语言运用的散体文形式,视觉上分行排列,句式井然;听觉上抑扬顿扑,节奏分明。比如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2.意境分析是关键

这一教学内容在此有双重含义:一为诗歌本身所刨设的语境与意境的分析,另一指读诗者经由诗中意境所获致的鉴赏趣味与审美境界的升华。这二者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就是“词语的组合构成诗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境研究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见读者的鉴赏心理。在诗歌艺术的殿堂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进入诗歌特定意境,方可称得上是“登堂入室”。因此诗歌的奥妙,从意境中可以获得许多。

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注意区分意境的不同层次:诗人意境之形成、诗歌意境之表现、读者意境之感受、第一层次的赏析着眼于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互相交融;第二层次的赏析立足于诗人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段;第三层次的赏析则是读者基于前两层次的“超越”和“升华”。在此过程中,一种高雅纯正的鉴赏趣味也在养成。当师生进入意境的第一层次时,有一种温馨亲切之感,过去的审美经验被唤起,仿佛回到热悉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有故友重逢、旧地重游、旧梦重温的快慰。吟《再别康桥》,我们也会随诗人一起沉浸在夕阳西下的轻悄与伤感;诵《雨巷》,我们便怀着同样的戴望舒式的寂寥与惆怅……告别“康桥”、走出“雨巷”,我们自然而然会惊奇于诗人营造特定情境的手段:从意象语境的设置到象征隐喻的运用,无不给我们以艺术的启迪。最后,当师生在诗人的引领下穿过缪司女神的艺术殿堂,会油然生出一种人格或智力上走向完美的喜悦之感。好象超越了故我,变得更纯净、更智慧、更完美了。由诗歌艺术境界之美而熏陶了接受者精神境界之美,这种“境界教育”,对于师生纯正艺术趣味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3.情感体验是升华

诗缘情,诗主情。诗与情感,好比生命与血肉。但是如何在诗歌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说,诗歌教学中的“细读教育”是对“诗味”的捕捉与体味,“意境分析”侧重“诗意”的把握,那么对“诗情”的感受则属诗歌教学中的情感人格教育了。同样以刚才提到的诗人戴望舒的作品为例,他的创作以抗战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代表作《雨巷》的写作背景是大革命的失败,诗歌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灭、迷茫,却仍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态,整首诗是诗人的一个寻梦的过程。而他的后期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则是1942年春诗人在香港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身陷囹圄、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所写的。诗歌的风格由软变硬,诗歌由具体可感的动作―抚摸祖国的地图开篇,进而转入虚幻想象,仿佛看见了祖国大地的种种隋形,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和解放区的温暖、明亮,表现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这一教育过程也应注意几个方面。其一,切忌给诗情贴上政治的、道德的标签,把文学欣赏变成道德说教或思想评判。诗歌中的情感教育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充分理解尊重诗人的情感,怀着一种开阔博大的包容胸襟,既能欣赏诸如郭沫若式的狂放不羁,也能认同徐志摩的缠绵绮丽。这样的情感教育,既是对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陶冶,也体现出现代教育关注人、理解人、尊重人、发展人的人性化教育理念、其二,摆脱对诗人风格的单纯艺术分析,秉持风格即“人格”的理念,将艺术风格的分析延伸到诗人的人格领域,实现对诗人创作的总体把握,进而将人格教育渗透到诗歌教学当中,使现当代文学的诗歌教学成为“人性化”教育的潜在课堂,似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参考文献】

[1] 陈国恩.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2] 刘丽霞.文化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与廓新[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21(6)

[3] 赵新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品格定位[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6)

现当代诗歌篇3

一, 写作及其语言的憩居:躯体写作的定位

二, 黑夜意识：黑暗浸染的心

三, 雄化的歇斯底里:抗争与理解

四, 灰暗里飘摇的心：苦难与不安

五, 女性视角的定位：男人、女人和世界

关键词: 女性诗歌 女性意识 诗歌写作

在现当代诗歌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总潜藏着艰辛和困惑，在自己走出自己，自己追逐自己中，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总飘摇着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雾团。于青说：“女性文学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抹雾气所笼罩的怪圈”，①女性诗歌也一样，也未能幸免这种失重状态。诗歌作为心灵的一种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意识的流变历程。在当前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里，女性诗歌一反过去女性话语缺席和半缺席的僵局，女诗人们自白，呐喊，抗争，勇猛地拆解着以男性话语中心的模式，在现当代诗坛中竖起了自己的诗歌大旗。然而要在诗歌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亦如女性要在生活中寻找到自我的言说方式一样困难。女性诗歌里的女性意识在步履维艰的迷茫中，同样凸现了女性生活中心灵的困惑。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生理等的原因，女性比男性面临的更多。她们不仅要与男性共同面临一个苦难莫测的世界，还得面临一个由男性主宰操纵的世界。女性的心理不仅要承受来自客观世界的风霜雨雪，还得更多地承受来自男性世界的困惑和隔膜。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女性意识中的苦难体验和不安全感弥漫开来。这种苦难和不安来源于“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困惑和对未来前程的莫测”,②它渗透于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对女性意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男性主义的历史中，女性本身并无历史，她们仅有的历更也是被男性界定的历史，“历史是一副男人面孔男人心思男人意志”，③在如此“男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包括文学创作)，没有坚实的生活作基础，她们的历史也相对悬空。由于女性对生活体验的相对缺乏，女性诗歌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而至于过份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她们借用适合自我表达的“自白话语”，并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寻和思考中，生发女性本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渴望获得女性的自尊;渴望女性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渴望女性也能与男性一样在人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然，由于女性意识的特别和女性经验的独到，使得女性诗歌的写作有了女性独特风格的同时，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我们随便翻翻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张真、伊果，蓝色马蹄莲，伊俨，咕咚，小舞，桃子，flyingkite，黎阳等的诗，感受莫不如此。

写作及其语言的憩居:躯体写作的定位

“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是一个人终之一生一刻也不能放弃对生命的观照问题”。④文学写作是男性的事，也是女性的事。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用写作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往往不被提倡，甚或受到压制。“就是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也只允许女性写一些风花雪月的短诗小令”。⑤因此，历史上的女作家女诗人就那么屈指可数几个。即便在讲求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里，女作家女诗人也是不多见的。女性由于渴求世界，男性的认同和理解，或者作为抗争的一种手段，或者作为对世界介入的一种方式。她们苦苦寻觅一个切入点，写作便是她们找到的其中一个突破口。蓝色马蹄莲在谈到自己的体验时说“诗歌偶然闯入我的世界，以其特有的美让人感觉到精神世界的一切盈盈在握，一个空中楼阁，让我忘乎所以”。⑥于是乎，女性开始迷恋语言文字，写作意识强烈起来，女性由被讲述者，而成为讲述(写)的主体。女诗人在语言文字中遨游，把写作当作主动自觉的行为，当作生命中应有的部份。一如男性，写作成为了一种使命和责任。妇女与写作就这样深深联系起来，它使得作为男性特权的写作也成为女性的权利，尤其对知识女性来说，对写作的介入就成了女性寻找自己寻找世界的阵地。“抹去汉字的皱纹/在语言的荆棘中匍伏前行”(唐亚平《自白》)，诗人对写作的介入是不畏艰险的，对唐亚平来说诗歌己成了她“生命存在的形式”。 “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我写你/你才摘下眼镜看我”,“我还要写诗/我是狭隘房间星的固执制作者”(王小妮《应该做一个制作者》)，“我拿自己的诗歌和母语/控制了外面的汽车声，频繁的干扰和失恋”(海男《我们拿它怎么办》)。写作作为女性进入世界的钥匙，成为女性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飞行》(赵琼)、《阴影己经来临》(海男)等也都表现了女性在写作意识里对自己，对男性，对世界的把握介入。

女性要以写作对世界进行把握和介入，必须寻找到一个语言的憩居点，也就是语言必须寻找到一个适合自我乘载的主体，以便更好地对世界进行把握和介入。汪剑钊认为对女性生理特征的关注已成为当代诗歌中建立女性话语的一个据点。⑦这里的“生理特征”，其实就是“身体写作”的具体说法。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女性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下，“她们还没有自己的话语，还没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笔”。⑧在世界和男性世界的双重压榨下，女性写作被逼回了自身，甚至逼回了肉体。诗人们撤退到女性最熟悉的，最易直接感受的“自己的肉体上的体验”上(伍尔芙语)。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认为女性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和欲望相联系的，她说“妇女的身体有一千零一个遁向激情的门槛。”唐亚平把躯体当作“世界的依据”，当作“个人完美的所有”,“世界的所有”。她说:“当我有了怀孕的体会，当我有了儿子，自身的觉悟便一一体现”。⑨女性对自我身体体验的关注导致了身体写作诗歌的大量涌现。我国的女性诗歌在80年代后“自我发现”,“自我抚摸 ”(谢冕语) 的诗学形式也就是身体写作的表现。《你原意得到赞美吗》(伊蕾)，《出梅入夏》(陆忆敏)，《人生在世》(翟永明)，《胎气》(唐亚平)，《流产》(张真)，《病因》（flyingkite）等都是对身体生长、发育、月经、怀孕等身体体验的表现。

女性对世界的把握介入，在身体上充满了一种自虐和对抗 (有很浓的性色彩) 的味道。藏棣认为“当代最优秀的女性诗歌都深刻地触及了女性的性意识”， 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谱拉斯 “挖掘潜意识，大胆地写隐私和禁忌”的影响。同时，男权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同孙绍先所说“女子在男权社会己经被压向自己最后的一点领地 ----性的权利。而男子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以自我为中心向女性横施禁令。”(11)从而女诗人们便将性作为诗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把爱情当作伟大的事业。伊蕾曾自称“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12)其诗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实践。如《独身女人的卧室》、《情舞》、《流浪的恒星》、《迎春花》等。在女子性意识上 “具有石破天惊的大胆描写而不沾一点邪恶和肮脏”，(13)“可能是中国女性最的自白，却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14)这个评价同样适合当代的女性诗歌。虽然如此，但女性对于性意识的过份关注，使得女性的放纵和自虐感加强。郑敏认为“女诗人发现自己，是发现了自己心理中阴暗隐蔽的那部份。有的诗歌象个人病态的泄，性意识过于强化，以至于泛滥成灾”。(15)

女性身体写作对身体的进入其实也是对世界的进入，是对世界把握的一种方式策略。由于女性生理与自然四季更替，月事圆缺直接相应，她们在进行身体写作的同时也进入了世界。女诗人走进世界亦是为了进一步探索自身，正如唐晓渡所说“对世界的进入就是对自我的进入 ”。(16)唐亚平的 “怀腹” 诗学，就是诗人对自己，对世界介入的反映。“怀腹是诗人诗意的孕护，孕育世界的一种状态”，⒄ 诗人不但写自己的身体体验，也写身体对世界的感知。这类诗作有唐亚平的《月亮的表情》、《二月的湖》、《黑色沙漠》，翟永明的《静安庄》、《女人》组诗，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被围困者》，flyingkite》的《病因》、《不感说爱你》等。女性“躯体写作”对自身和世界进入的定位，使女性对世界把握介入的参与意识有了一个憩居点。但有的“身体诗作”有过份囿于“身体体验”的倾向，从而减轻了对世界的进一步进入。郑敏就曾指出“有的女性诗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深刻真实的生存体验”。(18)

黑夜意识：黑暗浸染的心

黑夜意识或者黑暗心态是女性自我拯救，反抗亦或逃避的策略方式。在男性话语围困着的世界，女性经验始终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它一直处于男性经验的压抑，掩饰和否定的境地。要使女性诗歌中的女性经验有表达的可能，它必须使写作从男性经验的自昼表达中冲破出来，并且与男性经验的白昼相对峙。于是，一股汹涌狂乱的黑色潮流在诗人笔下漫延为女性经验的黑夜表达。

这种黑夜意识还与人类先天洞穴居住的心态有关，它被女性强烈地意识到，并且从她们的心灵中折射出来。因此“女性经验的黑夜表达”不是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视觉，而是上升到了关注整个人类的高度。杰佛斯曾说，“至关重要的是我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可见，黑夜对于女性的重要，对于女性写作的重要。翟永明在《女人》中写道“自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份/现在被取走了”，“我目睹了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诗人为了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于是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自己走进去，也让世界走进去。女性渴望参与到世界中来，在对写作冲动与参与中，她们联系了“黑暗意识”，“我们一生下来就与黑夜维系着一种神秘关系，一种从身体到精神都贯穿着的包容在感觉之内和感觉之外的隐形语言”，“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黑暗”。 ⒆林珂的“我来自黑夜/我走向黑夜”(《黑女人》)，也道出黑夜与女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女性的黑暗意识来源于女性对世界的迷惑和不信任。在女性面临的世界和男性世界的双重压榨下，她们迷失了路，她们双眼漆黑，世界的黑暗无可避免地浸透了她们的心灵。女性在男性世界的白昼意识中无法苟延残喘，她们于是遁入自我心灵的黑夜中寻找慰藉，逃避亦或反抗。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包括《黑夜》、《黑色沼泽》、《黑色眼泪》、《黑色犹豫》、《黑色石头》等)从题目到篇章字句，黑色情调一泄到底。在浓重的黑暗意识围攻下，在黑夜意识的浸泡下，女性成为受苦受难寂寞无助而又欢悦无比的人。她们同夜晚或黑色的动物相亲相近，甚至幻化为这些动物。她们对这些动物的理解，对黑暗的深刻体验，让人无比惊叹。“梦里有土拔鼠”、“我和它如此亲近/它满载黑夜，满载忧迷”(翟永明《土拔鼠》)；“蝙蝠是我的朋友/照看我的心灵”(翟永明《蝙蝠》)；“我必须接受乌鸦的命运和你/你背后的阴影张开翅膀，带来黑夜”(萨玛《乌鸦的翅膀》)；“流出黑夜使我无家可归/在一片漆黑中我成为夜游之神” (唐亚平《黑色沙漠》)；“住进黑楼/与乌鸦相伴而居”(海男《乌鸦》)等。不管是土拔鼠还是乌鸦、蝙蝠、夜游神，它们的心态与黑暗意识中的女性心态息息相通，女性在同黑暗的依存和相抗中亦同它们组成了某种联盟。

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从无到有并且抢占了历史的制高点，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黑色语言的狂欢。我们随便翻翻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林珂的诗歌、莫不充斥着大量的黑色语言。在这些黑色语言中，深藏着诗人对黑暗意识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自我生存的黑暗命运的认同和面对。如“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翟永明《黑色沙漠》),“我感到了黑色的伟大”(海男《啊．漏洞》),“我摸到了黑暗/一直到我死去”(海男《快乐之前》),“我来自黑夜/我走向黑夜”( 林珂 《黑女人》)，“我们天生不属于黑暗/那里有黑暗/我们就放射光芒”(张烨《珍珠》)，“我们原本是属于黑暗的吗”(张烨《月色夜话》),“失去黑暗/我们不知所措”(虹影《眷恋黑暗》)，“ 拖40#男式拖鞋／我们以夜的长度衡量散漫”、“啤酒和冰淇淋诠释的幸福／是一个落魄女子在夜里细数影子”（伊果《这个夏天不结婚　》，“我坐在门口，和黑夜一样大”（咕咚《进步》

等不一而足。诗人们在黑色语言里任意遨游，她们联系历史现实，联系自身和世界，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对黑夜意识作了大量的表现，反思和剖白，在黑暗意识中反讽还原或正视浮躁生活的黑夜。

雄化的歇斯底里:抗争与理解

遁入自我的黑暗心态使得女性的边缘地位愈来愈明显地突兀出来。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使得女性更加无奈和消沉起来。于是诗人们在跨越黑暗意识或者在宣泄黑夜意识的同时，还更多地表现对男性社会的抗争和寻求男性世界的认同和理解上。

女性在同男性面临同一世界的同时，还得独自面临一个由男性组成的独特世界。她们在多重势力的围攻下，困惑和隔膜加重了，于是渴求认同理解，呐喊反抗的意识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时至今日，女性的困惑仍然来自她们生息的不能构通的男性世界。无庸讳言，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是有隔膜的。也正是这种性别的隔膜或者准确地说是两性意识的对立，使女性诗歌呈现出清一色的对男性世界的不满和反抗。诗语多亢奋，粗豪，直率，大胆，有锋芒毕露之嫌。它超越了笼罩语言世界的男性话语，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准男性的雄化语言。它挪用男性语言谈论女性经验，并有让男性作家诗人有大为逊色之势。这种“歇斯底里的话语”是在男权制话语控制之下，妇女既要女性化又要拒绝女人气所能做的，在豪勇而声嘶力竭的呐喊中，隐藏着虚弱和迷茫。

在女性的自尊意识里，女性往往对男性报有一种敌对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和主观的偏执“使部份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倾向，并带给读者一道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望而生畏的心理隔膜”。(20)在女诗人的诗中笼罩着“以反面的坏女人自居，甚至不惜自我毁灭的倾向”，崔卫平将其概括为“深渊冲动”，“沉论冲动”。女诗人们以语言的大胆泼辣，热请奔放，汹涌而来的气势，向千方百计削弱女性力量的世界发起进攻，撕毁其可恶虚伪的面具。伊蕾“比谁都知道如何向那个千方百计削弱女性力量的怪物发动进攻，撕毁其虚伪的面具”。(21)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为一种“突围表演”。她本能地感到，“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伊蕾《被围困者》)，而曾经熟悉的那些东西，从来都是将“我”(女性)排斥在外，“我”只能徒劳地挣扎。意识到命运的不公，反抗是必然的。然而历史郁积的力量过于强大，任何个人的妄想与抗衡都是微不足道的，挫折失意，头破血流总是难免的。突围不成，伊蕾便以自虐的方式向世界进行抗议，诗人在对自我的摧毁中，展露女性对男性世界的报复。«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独身女人的卧室》、《被围困者》《流浪的恒星》等都是这类诗作。在瞿永明《预感》里，“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那些巨大的石头从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诗人代表女性群体立于男性话语的世界中，野蛮的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让她们所感觉到了，同时也构成了诗人反抗的对像。唐亚平的呼喊就更沉勇，坦率到了一定高度，“找个男人来折磨”,“要跟踪自杀的脚印活下去/信心十足地走向失望”(《黑色石头》),“我披散长发飞扬黑夜征服的欲望”,“要么就放弃一切/要么就占有一切”，“我非要走向黑色沼泽”(《黑色沼泽》)，对男性意识的抗争在字里行间毛刺刺地呈现出来，带有西方女权主义身体反抗的性对抗和自虐的味道。让许多男性公民都自愧不如，汗颜不止。女性历来都处于被动地位，有人曾说“男性是主动词，女性是被动词”。伊蕾、张烨等的诗作在反思女性被动地位方面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如《独身女人的卧室》、《喝一杯酒女人》(伊蕾)，《姐妹坡》、《方舟》(张烨)，《首身分离的女妖》、《自画像的破碎》（林珂）等。

诗人们在呐喊抗争的同时，内心充满着渴求男性和整个世界的认同和理解。在男性化的世界中，女人在男人视点下倍加尴尬，要求理解的信息往往难以得到交流。“说不定我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了/每天就这样活着/想象着我们会有一个家”(小君《冬天》)，挤身男性眼光认可的世界，女人要成为女人而不能成为女人，要成为男人而不能成为男人，她们边缘地位导致了她们处境的艰难。“等我变成了真正的妇人/成了妈妈/成了老奶奶/你还能记得”(小君《去青青的麦田》，在对母性认同和渴求的同时，对难以勾通的男性世界渲泄了某种愤懑。“我身上定有一些东西不被人了解/我对自己也知之甚少/我相信有些人甚至完全不了解自己”(伊蕾《你愿意听到赞美吗》，诗中漫延着寻求理解而又不被理解的困惑。“作为一个女人，独身的女诗人”(张烨《自白》，“我无法坦露真诚/一个独身女人的隐秘”(张烨《独白》)，“一道道猎奇的目光/探我内心的奥秘/一簇轻蔑的人言/像起哄的灰蝙蝠/在我身旁上下翩舞”(张烨《老处女》)。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独身女人，一个老处女，本身就己够孤苦无依的了，再加上周围猜忌与隔阂的氛围，更把她们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无怪乎诗人发出了寻求理解与认可的感慨“理解别人很难/想让别人理解自己更难”，“如果你理解我/我就不必说了/如果你不理解我/我又有什么必要说呢?”(伊蕾《被围困者》)。理解勾通就那么难，女性寻求世界的认可与理解的路充满了无奈与困惑，艰辛与磨难。

灰暗里飘摇的心:苦难与不安

浮泛，急躁，过于情绪化的抗争与呐喊似乎并未引起女性所预想的效果，女性自身的信心也并未增强，她们仍未从苦难和不安的氛围里走出。于是诗人们就把视点放在对女性自身的苦难和对社会的怀疑与不信任上。诗调多凄清，苍凉、沉痛、哀怨。诗人们以此来表现自我面壁临渊的困境及其忐忑不安焦虑惶恐的心情，并期望引起别人的关注。

女性的苦难和不安来自女性生生息息的世界 ???女性自身和被男性界定的世界。正如张烨所说:“我毁了，被自己，被你们/被这一片土壤多风多雨气候”(《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在对女性带有偏见的社会里，“我，在劫难逃”。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对女性和自身苦难命运的悲慨。女性的这种苦难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女性原罪意识的因素，“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张洁语)。女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在对自身苦难的认可，表现和反思中，渗透着女性对自身怯懦的哀伤和对世界存在的迷茫和恐慌。“真不敢想像/有个女人是我”(吴丽丽《白昼尽头》，)有对女性苦难逃遁的倾向。更多的诗人则“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渴望做一个女人”，(22)面对和关心同性的命运， 就成了其诗作的一个切入点。“做一个女人很难很难”(李梦《北方》)；“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这世界可怕的双胞胎”、“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翟永明《母亲》)；“宇宙没有道路/每走一步都有如万丈深渊”（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象征之梦》），诗人们走入女性自身的苦难发掘女性悲惨的命运。历史淤积的精神枷锁无形地套在女性脖上，她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而女性则模仿这一形象创造了自己”。在身不由己的生活里，女性步履维艰。“爱人，我要学会过艰苦的生活/我要学会穿男人的衣服”、“我还爱美/我还是个女人”(小君《我曾这样》)，渴望象男性一样坚强，渴望象男人一样受到男性世界的重视和认可，又渴望保存女人爱美的天性，进退唯谷的困境表达了女性退不能进不能的两难处境。“我一生都在耻辱中度过/你不爱我/只将我认作你的财产/你一件可怜的家俱/你不值一提的臭袜子”、“我们全是你的生产力/小生产力小囚犯/除了生产什么也不会干”(萨玛《父亲》)，写诗人的父亲，其实是所有人的父亲，是男性化历史的代表。由男性思维铸造的女人，丧失了自我，成了生产力，并到了“除了生产什么也不会干”的可悲境地。诗中满含对“重男轻女”社会的揭露，对男性强力压榨下的反抗，同时也隐含着对女性附庸地位的呐喊与无奈。“那古旧的苦难让女人们变成夜莺，变成燕子”（海男《照耀.环绕》），女人们在痛苦中生活，她们需要飞需要自由，需要从苦难中走出，她们不能不飞起来。而在英雄的年代，在男性话语控制下的年代，女人们临渊面壁。正如诗人写的一样“跟着英雄/英雄们让女人成为魔鬼圣母”（同前），作为女人就那么难，她必须按男人指定的方式生活。我们不妨再读读如下诗作，《小女子出嫁》（刘踪）、《 船长 》（伊俨 ）、《手的诅咒》（伊俨）、《怀旧以及所谓的爱情》（鬼皇）、《圈套》（潇湘妃子）等。

女性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她们在自我的失重里飘摇。“谁曾经是我/谁是我的一天，一个秋天的日子”、“谁曾经是我”(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女性自身无史，在否定男性界定的历史之后，诗人看重一天的历史，瞬间的历史，在对刹那历史的占有中，诗人仍然感到了深层的迷茫虚幻。“我一半是实体/一半是虚幻”(伊蕾《女性心态》)，在男性界定的历史中，在边缘地带，再夹缝中，哪怕只“一天”,“一个秋天的日子”，虽是片刻的占有也形同虚设。咕咚在《无聊的诗歌》中所表现的枯躁乏味的无聊的菜市场场景，女性眼中无聊的肤浅的男人女人的杂乱排列，是对失去深度，失去诗意的生活的一种慨叹，是对生活真实的无聊虚幻的一种无、耐和反讽。“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清楚，历史是什么”。（23）男人困惑了，女人更困惑，“历史是什么”，真实还是虚幻。

女性在对自我，对自我的历史失去真实感，确定感之后，女性的焦虑，恐惧与不安便罩住了自己，变幻无定的世界莫测高深地令女性的心感到飘摇失落。在李小雨的《悬念》中，“声音”、“面孔”、“心跳”、“命运”、 “我和他”、“四周中的人群”、“泪水”、“微笑”、一切都是悬念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悬念中“一万种未知的感觉/悬在头顶”(《悬念》)。并且这种悬念不安还无法言传，“我张嘴，但没有声　一些我需要的词汇/还没有来到”(李小雨《不安》女性的不安感因地困扰着女性，她们却又找不到敌人，在焦虑不安的困惑中，她们无所适从，她们的敌人是谁，她们向谁宣战。她们不知道，然而敌人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于是，在女性心目中“敌人，是出入于某个梦魇的对象”，“关于敌人谁都没有看见/无非是看见一头美洲豹和看见一头狮子/在这些危及火焰和不安全的道德中/敌人经常在睡觉中出现”(海男《敌人》)。无所不在的敌人使女性无法面对，她们遁回潜意识(梦魇和睡觉)幻化敌人形象美洲豹，狮子(男性强力的象征)。我们不妨再读读如下诗人的诗作，鬼皇、潇湘妃子、月隐寒霜、黎阳、君儿、秋千、小舞等。在女性的不安焦虑中，青春容颜，生死兴衰的无常易变，对她们也成了威胁。“女人啊，一转眼就衰老”(伊蕾《诉祷》)，“她下楼的第一步就急剧地老去”(林雪《渴睡》)，“所有的岁月却在一瞬间/在我脸上布置斗换星移”(翟永明《瞬间》)。对时光易逝的恐惧体验在女性对生死的咏叹中也有所涉入，如翟永明的《死亡图案》、《母亲》，唐亚平的《意外风景》，君儿《致死亡》等。

女性的困惑，焦虑不安更进一步把女性推向了失望的境地。她们对世界进一步失去了信心，对自己、对男人，对世界的怀疑与不信任便占据她们的心灵。她们不敢也无法正视世界的多艰，于是只能采取被动和随遇而安的态度。 “在人生的坡道上/我不相信那双强有力的手会抚爱着挽扶你”(张烨《姐妹坡》，对男性世界的失望，怀疑与不信任本来就难以勾通的两性，世界又生了一层隔膜。她们怀疑与不信任男性，对男性世界的不理解 ，延缓了男性走向自己的脚步。伊蕾在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14首中，每一首都以“你不来与我同居”作结，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渴求男性世界，在大胆，泼辣、坦诚、率真之中，诗人从深层发掘女性的潜意识。她们对生活的失望，怀疑和不信任，使得她们对生活的等待形而上起来，“我怀着绝望的希望夜夜等你”、“你来了会发生世界大战吗/你来了黄河会决堤吗/你来了会有坏天气吗/你来了会影响收麦子吗，”在一连串对难以预料的事情没有把握没有信心的发问后，对生活的怀疑不信任所产生的不自信尽显无余。诗人接着发出了对女性自身的深沉慨叹“面对所恨的一切我无能为力/我最恨的是我自己”。翟永明的《女人·结束》在其它几首诗所铺垫的灰暗意识里，诗人所面对的一切都飘摇起来，“完成之后又怎样，在那白昼”，“并对天长叹:完成之后又怎样”，“并被重新写进天空：完成之后又怎样”，“却无人回答/完成之后又怎样”，“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的疑问，尽现女性对世界存在虚无的困惑迷惘。面对莫测高深的世界，“完成之后又怎样”男人不知道，女人也不知道。诚惶诚恐的总是女性的心，未来会怎样，只有未来自己知道。伊俨在《 船长》中写道“ 我想让你请我上船”，“虽然你不老 ／可我还是希望你有大把的白胡子 ／很唠叨也和蔼”，“ 我走上去时把手交给你／ 然后交上我的生命 ／像殉情的姑娘走向她的断头台 ”，“船长 请把你的详细航线 ／写在海边 ／让所有的守望都有明天 ”，却又是对男性信任与依托的一中回归探索。其间依然隐藏难以言说的惶恐与不安。

突围与逃遁：自恋、梦幻、忆昔及其它

在自身的苦难里，女性对世界失望起来，对自我，对男性，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怀疑又进一步使自己丧失了自信。于是女性的心灵世界就更加飘浮无依起来。她们只好遁入自我的魅力，遁入昔日和未来的罗曼斯中去，在流浪中在精神的自我放逐中寻找些许的慰安，无奈和自以为是的情调在诗中有所显现，苦难意识相对淡化。

“我的身体到底有多美”(林雪《情人》)，爱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性情所独钟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女人是美的代名词，尤其是在男性所界定的世界里女性的梳妆打扮被定值为“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四处寻找自我的憩居点，又四处失落，于是她们把视线转移到男性看重自己看重的自身的魅力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女性的虚荣。她们往往过份看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温柔、漂亮、贤惠、文雅等。“这就是你爱的深度了/我的神情木募然黯淡/为自己的魅力/不能将你的心儿永久占有”(张烨《外白渡桥》，是坠入情网的女性对自身魅力的看重，并想借此增加男友爱的深度。“顾影自怜—/四肢发达身体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壮的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是我的模特/我创造了艺术艺术创造了我”(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土耳其浴室》),写女性囿于自身的魅力，孤芳自赏美丽性感的身体艺术，女性以眷念自我身体的形式寻找生活的憩居点。(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镜子的魔术》则表现了女性沉湎于自我的形貌而不能自拔的心情。(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自画像》又从女性对自我形象的过份丑化中，自虐地从反面表现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在乎。伊蕾在《跳舞的猪》中充满了女性对自身美的关注，“我美吗”的疑问深藏内心，同时，诗中也透露出对传统观念的蔑视与放纵“我是好女人吗/我贞洁吗/我是否该收回那个叛逆的观点。” 小舞在《恋爱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在成为自身的傀儡之前／打扮自由，浪漫”则是女性对美与自由的捕捉与沉思。林珂的《自画像的破碎》，林雪的《情人》、海男的《美人》、《唱歌》，咕咚的《安静的屋子》、《写给自己》等也是对女性自恋的表现和反思的诗作。“凡有房间的地方必有怀旧的网络幽寂缥缈”(海男《照耀，学校》)，“昨日的昨日去了又来”(翟永明《无限时刻》)，对往昔的回首使人想起自己的历史，一步一个脚印，苦乐是自己的。昔日因远去而虚幻缥缈，它使往事的痛苦得到淡化，使逝去的美好事业更加美丽。人不想现在就想将来，不想将来就忆起昔日。往昔无处不在，回首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一段。“爱人，如果这一切可以忘记/那么世界还有什么意义”(李琦《我们》)，“在记忆中温热暖我一生”（李小雨《抚摩旧信》），怀抱昔日美丽甜蜜的爱情，亲情、友谊等美好的事物，给乏味，孤寂难耐，痛苦异常的现实生活增添了欢乐，从而使面对现实的惨痛有所减轻。但在无法面对的现实中，逃避现世的苦痛而遁入昔日的苦痛，??减轻，更多的却是加重了生活的产竣形式。“我时常将自己钉在往事中”(林珂《自画像的破碎》)，一个“钉”字就使得诗人对自我的回味血淋淋起来，“我只是一只/被你的烟火熏黑了翅膀的乌鸦/夜夜哀嚎”(林珂《往事如烟》)，女性的历史不堪回首，女性的生活不忍回视，她们的苦难使她们的形象定位成“ 夜夜哀嚎的乌鸦”。难怪诗人们惊叹，“在回忆中荒凉衰老”(林雪《情人》)，“追溯的苦恼加剧了白昼的法则”(海男《上坡者的头顶》) 。月隐寒霜的《昨日之墓》、流星的《伤逝》也是对往事的怀念与反省。

遁入睡眠，遁入梦，遁八对未来浪漫的想象，避开生活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女性想借此减轻一点女性自身的沉疼和不安。她们放开思维的野马，任意驰骋，“她们自己为自己倾吐现实生活??幻化生活”，(24)她们随心所欲地建构在生活中不可能或很少可能实现的桃花园。杨如雪在《爱的尼西亚信经》中大幅度地感悟凸现现代人对神秘乌托都的渴望及失望。“从十月的陆地深处遥想六月的海洋”，诗人看到“美丽而危险的海”，“眼帘内外的两个真空”，“遥远的漠不关心的星辰”，诗人遁入人类一相情愿所制造的幻化世界中，以寻得片刻的内心宁静和慰安。在海男的《照耀.·花园》中，诗人塑造了一个挤身于多桀，人世的女性化身“黑暗中的女王”，诗人将她置身于人类的悲欢，女性的苦乐所建构的花园中。在翟永明的《静安庄》里，诗人同样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现实半现实的生活环境。遁入睡眠，梦幻想象的世界，诗人更加纵马由缰，“在睡眠中随心所欲”，可“暂时摆脱身体在时空中的束缚”,“获得自由和解放”、“遗忘或回忆，向往或逃避”，“喜欢或哭泣，相遇或别离”。（25）走入梦中，免去了生活中担惊受怕的真实，以现实生活里绷得紧紧的神经得以松弛，让心得以自由。在睡梦中，亦真亦的仙境里，何妨想象梦境上“开满鲜花”，“梦中微笑过”，“秋天的花朵不是为了果实才开”，“秋天的花是不会凋谢的”，（唐亚平《秋天的花是不会凋谢的》）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情在梦中得以实现，且比现实生活更美、更浪漫。何妨“看着冰层看着诗看着尖锐的元素”，“看着我突然僵卧”，“冬天非常冷”，“不习惯的奴役”（海男《睡眠吸引我》）。在梦中凸现生活的艰辛,既然生活中的苫瘫沉重得女性无法肩负，而梦中的苦难再沉再重也总是虚无缥缈的，想想又有何妨。我们随便翻翻开诗集《守在你梦的边缘》(李坷)、《纯情爱如梦》(陆新瑾)、《月亮的表情》(唐亚平)等表现睡眠、梦幻的诗亦不在少数。我们不妨再翻翻《诗歌报》中鬼皇的《睡梦中的混乱思绪》、冷雨桑的《端坐爱情之上》、以梵的《星夜荡舟》等。

女性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屋子”(伍尔芙语)。目的是为了“心里空前的安全/心里空前的自由”(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遁入女性自我的笼子，寻求自由，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在寂寞中，在昏昏糊糊的幻想回忆中，女性更加的孤独寂寞，更加的无助无援。于是便想到了出去流浪，象男人一样去闯世界，去挣脱灵魂与肉体的枷锁。“肉体被束缚”,“灵魂将终生流浪”，在“我终于只有去流浪”的无从选择下，“我试着迈出了自由的一步”、“只一步/就接近了万丈深渊”(伊蕾《流浪的恒星》)，诗人看见了女性出走的困境。在这个世界，男性出走尚且步履蹒跚，更何况女性。《房东房东》(翟永明)、《一朵失控的云》(李小雨)、《被围困者》(伊蕾)都是表现流浪心态的诗作。

女性视角的定位：男人、女人和世界

女性诗人以其主体意识为依托，在诗歌写作中，寻找自我的言说方式。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回望，反思女性自身和社会，逐渐发展为女性诗歌的一个写作心态。在这个过程中女诗人也进一步认识到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客观地关照自己和身外世界的重要性。

“我将关注更加广阔的空间以及身边的万物”，“我必须超越个人的命运和爱情，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26）诗人在创作摸索中，逐渐发现了“自身生命的欠缺和个人经验的有限”极其“本能的自恋、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情绪化的偏狭”，（27）极大地束缚了诗人的创作，使诗人无力关注自身以外的事物。女性作为人类的半边天，同男性共处于一个完整的世界。她们过重的“自我发现”、“自我抚摸”（谢语）。（包括苦难意识、躯体心态、焦虑不安、反抗与逃循等）导致了“有的女性诗歌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深刻真实的生存体验”（28），并进而使部分女性诗歌流于情绪化和理想化。南子也谈到其诗歌“缺乏女性本身意识的自觉和追寻，缺乏那种自我迷失到自我丧失的心灵痛苦的撞击，也缺乏生命大迁徙中绝望和困惑的精美……”。（29）女性对自身和世界的契入，在诗歌和现实的壁垒面前“进亦艰，退亦艰”之时，女性不得不转而反思自我和世界。她们把女性的主体意识融入人类的客观意识之中，真正地以人类另一半的视角去关照人类生活，“在一个大的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去展开真实的女性对世界的认知”，“关怀现实社会中妇女的真实命运，将之作为创作的一种基石，作为一种写作的大背景”。（30）女性从而把封闭、狭隘的女性世界向博大开放的世界靠拢，诗人不再用偏激或纯女性的眼光看世界，而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客观、理智、平静地抒写生活。蓝色马蹄莲在谈到她的诗歌探索时说“我的诗歌目前正是朝这个方向在伸展，尊重事物原型并融入自我情感，形式语言力求随意简练、意识上向往大自然的纯真美好，通过诗歌的真善美叠现同时代精神领域的渴求和应世观物的态度，更多的时候是积极向上的生命的愉悦，我希望我的诗歌同我的人一样给彼此带来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延伸到与我有关的任何事物上。”（31）她的《这个冬天》 就是女性对冷与热，淡淡的忧郁，又不乏淡淡喜悦的独到感知。

爱情、婚姻、家庭是女性意识中最敏感、最伤痛的部分，对女性来说，它成了女性感受自身和世界的最敏锐的神经。“对于女人，爱情就是一场命运”（《夏娃的天空》南子），“婚姻与做母亲涉及她整个命运”（32），是最密切地关及她们的地方。女性要从附属地位成为同男性平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爱情的渴望是女性情感世界的支柱，对婚姻的自主，是女性自身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女性诗歌对自我和社会的反省与探索的焦点就很自然地聚集在爱情婚姻家庭上。张烨对女情婚姻家庭的剖析反思已站上了一定的高度。她对女性心态的发掘已拓展到历史的深度。如《姐妹坡》（组诗），《鬼男》（长诗）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男性“仅将女人视为一匹温顺/繁衍的母马”，在对传统婚姻的蔑视，反抗与反思中，诗人感到了女性命运的悲惨。于是诗人盼望“你”（女性）“独立挺立”，即使“凝成一座旋刮着雄风的雪山”（《姐妹坡- 新娘》）。这种男性化的尴尬来源于“凑合家庭的遗痼”（《姐妹坡，我站得那么静那么优郁》），现代和传统意识的相撞与男女两性地位的失衡导致了家庭的摩擦与硝烟。正象诗人所表述的那样“妹妹，你的嗓音是矛/你的嗓音是盾/矛与盾在橙色空间交响”，诗人在诗的结尾，便忍不住叹惋了，“爱情啊爱情，真十有八九是凑合”（同上）。在“婚姻是一种怪圈”（张烨《月色夜话》、“永远无法逃脱这一命运，母亲”（李小雨《梵冈教堂》）的婚姻爱情网络里，发生了诗人的反抗与心态：“生儿育女，我不愿卷入/我缺乏母性是因为有太多的母性”（张烨《白雪诗人· 雪猫》。与张烨有所不同，萨玛，李轻松对母性部分地采取了认可和赞美的态度，“我胸围宽大/嘴唇厚实/适宜于做你们的母亲”（萨玛《天光》。翟永明在对待母性和家庭上，则是在正视母亲之时目光已超越了母亲，直抵母性（本性意义上的母性）的深层意识，把女性所依赖的家园置于家园之外的广阔世界。诗人在“无儿无女/一天天成为一件害人的事情”（《此时此刻》）和“男人在近处注视／巴不得她生儿育女”（《人生在世》）的日常生活里，依然固执地拒绝成为母亲，而宁可“表面保持当女儿的好脾气／重蹈每天的失败”（《黑房间》），宁可看见自己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天性当寡妇的完美时刻”（《此时　此刻》），她对母性这一角色的拒绝与“家庭是出发的地方”（《黑房间》）这一告白，几乎是同义反复。

女性诗歌在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反思探索时，对自身、男人和世界多了客观的心平气和的关照，使得女性带着更全面更平静更富理性的心态去诗中寻找灵魂的憩居点。蓝色马蹄莲说“我的诗歌一直都在寻找自我并突破这种自我，并希望自我在上述矛盾统一里消融，而使诗歌更像诗歌更忠于诗歌，从这一层面上讲，诗歌就是一种理想境地，是事物在现实中的临界点！是给人、事物以安慰寄存的空中楼宇！在寻找中解脱，在背离中回返。如此周而复始！”（33） 在女诗人人新的定位与观照下，女性用比较平衡的心态，梳理自己的意识，世界开始成为男女两性平等面对的世界。诗人把视线的焦点投向人，关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上，不满人的现实处境，把人放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中进行思考。她们所反映的生活更广阔了，同时，还增添了探究真理的色彩。这就使作品更丰富，更厚实，更有深度。对人性（主要指女性）和对历史忧患意识的深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张烨，其诗在一种深邃缜密的内涵中，在一种内在的张力之下，对女性意识和社会历史表现了深深的关注。她的长诗《鬼男》就是一部以民族文化为背景，融入了宗教意识，并与时代精神意识相撞的诗。　傅天琳的诗站在人生的高度，以客体物像为中介表现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给诗以新颖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真假绕口令》、《人与枪枝》、《逝川》、（长诗）等。舒婷在三年蛰伏期后复出，其诗作“坚定地站在个人生命和人性的立场，深入生存”，在她个人性题材中，展现出现代人的生存景观，具有浓厚的现实感和深刻性。如《国光》、《阿敏在咖啡馆》、《别，白手帕》等。黎阳在《 同 情》“ 苍穹，你告诉我，黑云何时才能散尽？ /大地，你回答我，苦难几日方可暂停？/ 炎帝，你可知你千余年的辉煌已成冰凌？/ 黄帝，你可知你优秀的儿女全已遭囚禁？” ，在连续的“天问”与对“山风， 谷雨 ，黄金， 明星”的呼告下，采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不仅仅观注了女性的心灵，而且更多的关注了人类的灵魂心态。在《诗歌报》“女作者专号”98第5期中，这类诗作也得到了大量的体现。如李轻松表现的“生命低层的困惑、欲望、存在着的种种可能”和对“生存与毁灭”主题的关注。她的《微张的唇》、《微有缺痕》、《微澜 》等有着女性对自身和世界见惯不惊的平静或者有微有冷漠的反思感悟。又如雪凝对《雪原河流 》（组诗）“近视性”和“远视性”的关照。再如《 沉思生命 》（组诗，杨如雪）、《双人滑冰或永恒的激情》（雪女）、《女人河》（ 陆朋红）等理性客观平静的剖析与沉思。

女性以自我的眼光正确、客观地面对的自己，男人和世界，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她们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感觉”（翟永明语），“无一不带着自身的气息??? 我生命的东西。它无法脱离我内心固有的状态而孤立地存在，它甚至带着我固执的血型、容颜与命运”。（34）李玲认为真实而充分地表达“女性大成一个世界的心绪”（35） 应该被容忍乃至于理解。与此相反，沈绮、崔卫平、藏隶等主张“无性别写作”。他们认为心脏、灵魂、生命、诗歌艺术是超越性别，超越角色的。唯有如此，才能触及人类意识之共同视点和深度，去混沌而真实地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并使自己的诗歌进一步开阔，高远和永恒。在女性诗歌的写作过程中，有的女诗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无性别写作的影响，使部分诗歌失去了性别角色的视点，或有略有性别角色的视点。无性别意识的诗歌写作虽然没有挪用“男性话语，也摆脱了”，“女子气”的写作方式，但仍带有很强的“群众体话语”写作倾向。我个人认为人类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从生理角度上看，男女是有差别的。女性特有的生理又决定了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看世界的特有视觉，何况传统意识的积淀依然厚厚的存在。蓝色马蹄莲在谈到自己的定位策略时说“只有一点，就是在维持自身与生存世界的客观联系之外保持自己应世观物的态度，在两厢交错撞击后寻找并建立自己特有的精神宗教感，每一个可能和每一次机会都会造成新的意志的形成！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时刻准备着，不必附庸更无须裂变，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机会，我们没有逃脱的可能，只有迎面而上，把一切揉入自己体内并吐出奇异的花朵！”，（36）女诗人在写作时，不妨作一些一些参照。 同时，我们也不妨读读蓝色马蹄莲、黎阳（《抒情平原》、《为了母亲》、《淌过男人河的女人》）、伊果、伊俨，咕咚等女诗人的诗作。作为近亲参照，我们也不妨读读一些女作家的散文和散文诗，如《诗歌报》网站中心情文字里青舟、利子、纸耳环、萧萧琴音、月白流苏、秋千、清舞流云、深谷岚烟的一些作品。

鉴于此，女性诗人的写作就一定多或少带有“女性特有性别”的因素。女性认可和理解男女有别意识，将有助于女性自觉认识自我和把握阴阳共存的世界，从而给诗歌的写作寻找到了一个依托点，并在诗歌写作中得到了更为本真的表现。如伊果的《清明在农村》、《阳光三部曲》、《花间小店》，桃子的《十 二 月》、《水 色》、《麻 垅 女 孩》 、《我是你额边的另一种雪》，黎阳的《抒情平原》、《为了母亲》、《淌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以女性细腻的笔调诗意的抒写生活，透视了女性关照世界的温柔细腻视觉。其实，女性意识作为女性诗歌的一个憩居点，过去，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它将在很长时期内影响女性诗歌的创作，并作为女性诗歌的独有的美丽而有趣风景线而长期存在。

附注：

(1)、（2）、（20）《苦难的升华》于青著。

（3）《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李小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

（4）埃莱那·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

（5）《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第22页，曹王文，

（6）、（31）、（33）、(36)《现实与理想的临界点：我的诗歌大楼》，蓝色马蹄莲，诗歌报网站，理论文库

（7）《女性自白诗歌:“黑夜意识”的预感》，汪剑刽《诗探索》 1995 年第一期

（8）《论中国女性意识纵深意识的演进》，余斌，《云南教育学院报》1995年6期。

（9）(25)《我因爱你而成为女人》唐亚平，《诗探索》，1995年1期

（10）《诗探索》第52页，1995年3期

(15) 《诗探索》第65页，1995年3期。

(11)《女性主义文学》，9页，孙绍先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自序》，见诗集《叛逆的手》，伊蕾著。

(13)《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司马长风主编，165页

(14)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司马长风主编，143页。

(16)《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17)(18)(26)(30)《凝望世纪之交的前夜》，陈旭光，《诗探索》1995年3期

(19)《黑夜的意识》，翟永明。

(21)《当代女性主义诗歌》，翟卫平，《文艺争鸣》，93年5月。

(22)《确认自己实现自己》，伊蕾。

(23)《艺术本体论》，王岳川著，6页，上海三联书库，94年3月版。

(24)《女主角能做什么》，拉斯选自《女权主义批评理论》。

（27）、（34）、《致命之处》李轻松

（29）《生命是一强烈的渴望》南子

（35）《诗歌：跨越身心的独舞》李玲

上出自《诗歌报月刊》98年5期

（28）、（30）《凝望世纪之交的前夜晚》陈旭光《诗探索》95年5期

现当代诗歌篇4

2016年9月28日，“当下诗歌创作现状与未来展望”研讨会暨第三届洛阳龙门诗会研讨会在洛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诗歌研究专家，《当代国际诗坛》《新诗评论》《西部》等诗歌刊物的主编与编审，与的著名诗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诗人与学者围绕着百年新诗传统、当代诗歌评价标准与标价机制、全球化语境下的中文写作、当下诗歌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了极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刘继保教授主持。刘院长谈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诗歌在获得较好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诗歌如何适应时展，推陈出新成为急需探讨的话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这方面着重进行交流。

百年新诗传统回首与再认识

当下诗歌的繁荣或困境，必须放在中国百年新诗发展历程的长时段中去解读。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认识，要有一种历史纵深感，即建立在我们对百年中国新诗传统的再认识上。

唐晓渡认为，以前把新诗传统放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进行认知，把新诗视为与唐诗、宋词一样只是中国诗歌自身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新诗与传统诗歌确实有血脉关联，但它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在很多方面自成一体的诗歌系统。新诗的传统是在革命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激进的传统。不论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用“推倒”这样的激烈表述，还是胡适从意象派引申出来的相对温和的“八不主义”，都建立对传统文学失血、衰败、自我封闭的判断上。鲁迅当年所言的“汲今复古，别立新宗”，代表了他对新旧文学关系与文学发展方向的认识。所谓“汲今”，即向当下汲取，所谓复古，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向后回溯为目标的唐宋古文运动与明清古文运动，而是体现出一种开放意识，广泛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学资源。在借鉴之后更为重要的，是成就自身的文学特质。诗歌要成为它自身的一种世界观，诗歌要成为一种独特的声音、价值系统，成为诗人独特的面对世界进行表达的方式，即“别立新宗”。基于近四十年诗歌发展的经验，可以用“成熟”一词来描述当代诗歌。新诗作为一种在理念上、形式上与传统诗歌迥异的诗歌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并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与审美特质。艾青诗歌所体现出的“散文美”就是古典诗歌不曾具备的。从冯至、闻一多、卞之琳到艾青等人，中国新诗逐渐摆脱了早期诗歌写作的粗疏状态，在观念层面、文本层面确立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也由此与新文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转型、个人生存与自我探索密切相连。

诗人杨炼认为，我们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可以用“一首人生和思想的小长诗”来概括。说它是长诗，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历史变迁所具有的复杂性千年未有；说它是小的，因为还有更大的世界化语境带给我们的新的困境、刺激与灵感。当代中文诗是艰难成熟的，我们的诗是从时的宣传性的非诗或反真正诗歌的语言环境开始的，朦胧诗的意义是在非诗和诗之间找到并清晰画出了界限。很多朦胧诗把“主义”和“法则”之类空洞的词汇扔出诗歌，而回归到黑夜光明土地水死亡等之前古典诗歌早就用过的词汇，来表达当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这种对诗与非诗界限的划分造成了“奇怪”的朦胧诗与之后诗歌的代际交替，也促成了诗坛回返到诗歌与诗歌、诗人与诗人本身的竞争。一个真正有生命的、活的当代诗的传统由此而来。

王家新认为，回首百年新诗历程首先需要追问几个问题：新诗的合法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如何进入文学史论述？如何经由经典化成为教育资源？用“成熟”来评价百年新诗的发展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成熟”是相对意义上的，永远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新诗发展到今天，它的合法性早已建立起来，早就进入了语文课本，更重要的是，它要保持一种来自自身的生长力。

臧棣指出，虽然时有困惑和焦虑，百年新诗的历程也非常艰难，但对中国诗歌百年历程取得的成就要有自信。从世界诗歌发展背景来看，百年中国新诗的历程非常独特，既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又有中西文化的碰撞。这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新诗发展的这种独特性可能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焦虑，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可展示的风景与面向也越丰富。从诗歌内部发展的线索、诗歌主体性建构的角度去考量，近百年的诗歌发展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基本实现了现代诗歌的书写转型，取得的成就相当伟大。

当代诗歌创作现状扫描与审视

杨炼认为，当代诗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对全球化语境。20世纪80年代诗歌对的质疑与审判、对文化的打捞与重审，成就了当代诗的深度。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的漂泊不是离开，而是整合，重新整合中文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一个贯穿中外的全新的中文诗传统。“体用之争”由来已久，在今天可以理解为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每个诗人都要筛选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资源，重建自己的思想，建立每个诗人自己的个体诗学。诗歌创作要不局限于诗人自发性的写作状态，而要进入诗人对自己的哲学思考、文学意识、形式追求的自觉性的发展。对于农民工诗歌来说，它如果有生活经验、语言原创，那么它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诗歌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世界诗歌写作都存在着不小的危机，追求技巧娴熟而缺乏生活体验，缺乏诗歌内在的灵魂，农民工诗歌恰恰是对此的一种矫正，重建了人生与诗歌的血肉关联。

唐晓渡认为，近四十年来，新诗在文本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五四”至时期。像新文学提倡初期那种新旧文学之间势同水火、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式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诗坛，多元的、混合共生的局面基本形成，诗歌写作进入丰收、繁荣的收获季节。当下诗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诗写作的盛行，这是集体欲望的集中表达。诗歌正在它以前所未及、所不能及的地方e攒力量。另外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所谓底层写作的问题。底层美学是一个被说滥的概念。当下的底层写作更多是指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上的而非单纯社会身份。工人诗人从一种建国后的特定称谓转向当下的从生存困境当中对自身的关注。某些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写得相当好，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意识没有被绑架，并转化为在生存困境中的表达。

沈苇认为当代诗歌发展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诗歌现在已经进入多点起源的“甜瓜时代”，由垂直结构变为扁平结构，混合共生的格局已经产生；二是诗歌进入了数量化生产的时代，好诗与坏诗同样铺天盖地，要进行辨别精选；三是诗歌已经进入了一种跨文化写作时代，天涯咫尺的境遇要求诗人把握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彼此生成。

艺辛指出，百年诗歌的展望分前面六十年和后面四十年。前六十年基本可以称为“谣体”时期，朦胧诗突破了“谣体”，影响了后四十年的诗歌创作。近二十年是诗歌发展黄金时期，诗歌的突破发展还需要第一代诗人们的带领，前一次突破的先锋必然是后一次突破的动力。

颜艾琳指出了两岸当代诗歌发展的差异。在台湾，诗人跨界和诗的分歧都不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新诗改编已经走向了多媒体、多元化，以爵士乐、轻摇滚、微电影、舞台剧等形式流传与接受。台湾比较注重个人风格形象，而不是集体，也没有诗歌的代际划分。在诗歌写作形式上，不大写长诗，因为长诗太多堆砌、形容，也容易暴露出写作者的缺点。

当代诗歌发展前瞻与预判

杨炼认为，当下诗歌发展的三个关键词是：当代、经典、书写。诗歌要具有当代性、经典性、书写性。当代性并非指写在当下，而是必须通过思想和美学深度来显现。经典性不是靠时间段的划分、代际交替确立的，经典性永远与当下性、与我们的现实人生相关联。经典性也是衡量诗歌写作价值的一种评价标准。书写性是要把话语的松散、随意、稀薄去除，炼字、炼句、炼意，通过书写让古典诗歌优秀传统在当代中文诗中创造性地重建起来。没有形式就没有思想，薄弱的形式充其量只有肤浅的思想。书写性应该呈现在每一首诗之内。中文诗歌的发展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书写性上，就没有未来。中文诗的全称，应该是全球意义的中文诗。

臧棣认为，虽然从单纯的诗歌史线索去考察百年新诗成就会相当自信，但立足于当代文化与现实语境，对当下诗歌发展也不无疑惑与质疑的声音。当代新诗在当下的确走入了某种困境，有人认为当下诗歌是诗人群体的自娱自乐，与当下现实并无关联。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诗歌文化出了问题，最根本的是新诗阐释机制与阐释体制出现了问题，即新诗的知识分子化。近百年来，新诗先后经历了诗歌历史化、诗歌政治化、诗歌道德化等诸多阶段，其根本原因是新诗的阐释者都是知识分子。这造成了当代新诗知识分子化的演变，也造成了新诗评价的圈子化。中国新诗大致可以归到大众文化的范畴，其思想根源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念，但知识分子化的评价机制使其离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有好的诗歌成就，有非常宝贵的诗歌经验，但却处于荒凉的评价机制，下一步就要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它要有一定的开放性，既能满足大众的需求与困惑，又能协调诗人共同体的关系。

王家新认为，在需要“与他者共在”的时代，当代诗歌创作需要一个参照系，需要一些陌生化、异质性的东西。翻译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在“五四”时期，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就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胡适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人在诗歌观念与写作技艺上也深受翻译诗的影响。9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的文化语境有所改变，民族主义、文化身份的焦虑、中国性等观念兴起。纵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语言的探索在诗歌创作中都是最敏感的，处于最尖端的位置。实际上，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都同时又是诗歌翻译家，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等都是如此。与其他的翻译家不同，他们的翻译都是源自中国诗歌内在的需要。当代诗歌应立足当下，放眼未来。诗歌的未来有赖于当下的创造，是永恒的当下。

王自亮认为，诗歌就是一种生态，诗人既要适应又要超越这种生态。当代诗歌写作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融合。把个人经验、自然形态、社会演进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融合起来。二是关系。把握好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达到自我最短途径是通过他人。三是多样性，在题材、样式上力求创新。四是回归。回归写作的先锋性与实验性，越是写作时间久了越需要回归先锋。

子川指出，网络化是未来诗歌写作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在带来诗歌数量化生产的同时，网络化造成的诗歌写作同质化倾向也非常明显。甚至写诗的技能在网络时代好像也是可以复制的。网络点击量会潜在地影响当下的诗歌写作。诗人要写出好的诗歌，必须学会在喧嚣与浮躁中安静、沉淀下来，安静下来才有方向感。

现当代诗歌篇5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处于多样化发展态势,各个群落均有一批实力诗人。就我本人的理解,贵州诗歌创作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路径:

一、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

注重诗性追求和内涵融注

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是新世纪以来提倡重建新诗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是指增添诗的社会含量和时代含量,是指歌唱人类的灵魂、揭示人类的命运,是指抒发对生命本真的关怀、体现对良知与责任承担,是指注重对生活的诗性表达、力求意蕴内涵的丰富和饱满。当然,现实主义精神不等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家知道,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曾经使文学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它过分强调观念的表达和政治功能,从而使文学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使文学遭受灾难性的打击和严重的损失。这一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作家都记忆犹新。我们现在不愿再看到这个局面出现,而且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十分忌讳这一点,以免重蹈覆辙。

贵州诗界创作风气的转变,与重建新诗精神的提倡有关。重建新诗精神是有时代背景的,它是从2006年连续发生的“中青报诗歌事件”、“赵丽华诗歌事件”、“韩寒诗歌事件”之后兴起的。从侧面来看这些诗歌事件,它是中国诗歌从强调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向反意象、反意义、反崇高之后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于是,以良知与责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新诗重建的倡导和行动,就在全国诗歌界开展起来。其中包括贵州诗界100多名诗人于当年11月11日率先在修文县王阳明纪念馆签名通过《中国修文诗歌宣言》的重拾诗歌精神的活动。应该说,自那次活动以后,贵州诗界的创作风气有明显转变。

从这本《诗歌精选》来看,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占据较大比重。包括李发模、黄健勇、王蔚桦、程显谟、徐必常、赵雪峰、张景、杨启刚、刘毅、文城、彭殿基等具有主旋律特征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现代性诗人和以地域诗歌写作为主的诗人的作品。李发模至今仍没有停止叙事诗创作,当年以《呼声》等叙事诗名扬诗坛,2008年又出版了叙事长诗《呵嗬》,成为贵州新世纪叙事长诗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他的叙事诗通常反映时代变革与现实生活,题材宏大而角度独特,情感充沛而内涵深厚,故事曲折而形象鲜明,以丰富的想象和形象化的语言,增加其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收入《诗歌精选》中的则是他的抒情诗,看得出,仍得力于叙事诗的深厚底蕴和真实情感,同时注入了现代性表现手法,语言更富想象力和形象化,并善于从生活中提炼诗的内涵,时代气息浓厚,充满思想光辉。李发模在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方面作出了表率。黄健勇入选的是一组散文诗,他在上世纪出版的散文诗集《东方之门》奠定了他在贵州诗歌界的地位,而这一组散文诗比他过去的作品显得沉静而朴实,增加了写实性和叙事性成分,题材取自现实生活,关注人生命运,影射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意色彩。这也是他坚守现实主义诗歌精神所取得的新成果。王蔚桦的诗以抗冰救灾为题材,现实性更强,他在诗意的呈现、形象的塑造上力求完美,通过语言的调度把情感抒发到了极致。其他如程显谟的诗,注重生活的体验和内涵的提升,注重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运用,体现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徐必常和杨启刚的诗,写时序的变换、对节令的感悟,从而进行人生和理想的思考;赵雪峰、刘毅、彭殿基的诗,以自然、风物为题材,通过状物与抒情,追求古典主义诗美创造;张景和文城,一个写,一个写黄河,在激情和诗意中,融入大量的历史、宗教、文化、意志、命运、理想等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容,使诗歌充满厚重感和可读性。

以上这些诗人诗作,从创作的精神和态度来看是严谨的,让人感觉到一种力度和使命的存在;从艺术品质来看,大部分能开放性地吸收现代性创作元素,使现实主义光辉更加眩目。因此,当前的现实主义诗歌已并非以往人们从教科书上获知的那种脱离文学本体的政治宣传工具的诗歌了,它不是单纯的观念表达的东西,而是注重诗性追求和多样化呈现,饱含社会关注、民生体恤、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命运感的厚重作品。这一点,在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二、延续现代性诗歌自我审视与

批判精神的品质

现代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强调终极关怀、主体体验和审思意识,突出个性、反叛和批判精神。因此,大量的现代性诗歌表现出自我审视、心灵解剖、生命关注、价值追求,以及对传统的反叛和对现实的批判。梳理贵州现代性诗歌创作,高潮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极具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的诗人,敢于突破思想的和创作的传统,以诗歌去反映转型的社会和表达觉醒的自我,去批判现实的不合理和揭示人类精神的危机,于是出现了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人。这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把落后的贵州从诗歌方面一下子推向了全国的前台,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至今还影响着贵州诗歌的创作,这对于贵州诗歌话语权的建立、对外诗歌交流平台的搭建和交流资格的形成,对于贵州诗歌多样性发展、纵深的开掘和进程的推进,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这本《诗歌精选》可以看出,贵州现代性诗歌的创作仍然比较活跃,也逐渐走向成熟。入选这本书的诗人,包括上世纪80年代参与贵州现代主义诗歌实践的唐亚平、南鸥、谢迎旭、彭天朗、王付等,也包括后起的李寂荡、赵卫峰、黑黑、白沙、天空、孙捷、西楚、青红、牧之、吴治由、阿诺阿布、祝发能、尹嘉雄、袁伟等。

唐亚平最初以地域特色鲜明的高原诗展示她的诗歌才华,至“黑色”系列出现后,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生命关怀、潜意识展现和内心自白,将现代诗写作推向高峰。她的诗不完全是人们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展示,其实这只是一个由头和引子,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转型期现代中国人的内心冲突,把现实与理想的交锋,灵与肉的搏杀进行了诗性的呈现,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她的诗拓展了诗歌话语的空间,是贵州现代诗发展的一个标志。“黑色”系列之后,她的创作随着阅历的增长,多元文化的吸纳与融会,以及对生命、时代、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其情感显得包容、平静,而思想更加隐晦、深沉,把一个醒悟了的人生、淡泊的生活和智性的思考融入诗歌。以诗集《月亮的表情》为代表,通过一系列心灵的“风景”,展示内心苦痛后的安抚和自疗。这种对情感和语言的节制,对诗性的把握,体现出她现代性诗歌创作的成熟。唐亚平的诗歌以风骨取胜,所以她放弃常规诗歌写作的意象罗列、各种花样手法的使用、语言的刻意雕琢,而保留诗性的纯正和真实,这是她的诗歌走得远、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鸥一直从事现代性诗歌写作,近年出版的《春天的裂缝》代表他新时期的诗歌成就。南鸥的诗,以人的存在、价值、意志、信仰、尊严、情感、死亡等生命意识与终极关怀为核心内容,对生命本源进行探索,对人性和命运予以体察,具有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他对诗歌艺术的探求,对文字的崇敬,对诗歌品质的坚守,几乎做到一丝不苟、竭尽全力。他以一种心灵的力量直追诗歌精神,以捍卫生命的方式捍卫诗歌理想,所以他的现代诗,内涵深厚,语言精准,想象奇崛,意象繁富,抒情才华得到尽情的发挥,为贵州现代诗创作增添了活力和色彩。李寂荡的现代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如《铁炉子》、《隔壁邻居》、《水洞》等诗,其触角直抵日常生活和社会底层,力图从普通经历与物事人情中挖掘意义和价值,文字细腻有质感,善于控制节奏和情绪,在平静的叙述中渗透出人性的力量和情感的深度,通过冷抒情的方式赋予人生的思考与智性的光辉。

贵州民族学院走出来的诗坛“三剑客”――赵卫峰、黑黑、西楚,他们的现代诗,将生命的思考和存在的观照融入地域、历史、文化,使诗歌显得厚重、大气。在创作思路上,赵卫峰善于揭示事物矛盾二元的统一性,写出了生存的苦恼与必然,世界的陌生与熟悉,内心的矛盾与和谐;黑黑则驰骋在旷野、峡谷、群山、高原之上,面对大自然的无限、自由与永恒,引发出人生之困惑、生命之渺茫、时间之易逝,将现代人的焦虑与犹疑、压力与疲惫、伤害与恐惧、失落与无助、迷失与遗忘等情绪和处境揭示出来;西楚却以超现实的思维,放大想象空间,使其诗歌意象纷呈,富含寓意和象征,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不可捉摸和人性的变异。在语言和风格上,我与王蔚桦先生有同感:赵卫峰充满“激烈、峭刻”,黑黑带着“感伤、冷静”,西楚富有“激情、灵气”。贵州诗坛“三剑客”,以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把新世纪贵州现代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其他诗人以各自不同的取材视角、艺术准则和创作个性把握现代性诗歌的创作要领,如白沙注重日常感悟、谢迎旭注重意境营造、天空注重想象扩张、孙捷注重意蕴提炼、彭天朗注重都市体悟、王付注重意象空灵、青红注重流利自然、牧之注重诗意锤炼、吴治由注重物我感应、阿诺阿布注重语感流动、祝发能注重乡土体验、尹嘉雄注重情境发现、袁伟注重心灵传达。他们致力于现代诗的内涵挖掘和艺术探索,作品颇丰,传播范围较广,从整体上凸显了贵州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实力和成果。

三、地域性写作成为贵州诗歌的亮点

“地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生活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时空环境、心理环境和具有独特根性的文化体系。因此,地域性诗歌写作贯穿的是独立意识、驻守意识、血缘意识、大地意识、底层意识、审思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地域性诗歌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地域民族的风情、风物、风俗的融入与感悟,对地域民族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创造的认同与赞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坚守与弘扬,对民族的历史轨迹、文化身份、发展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对落后、蛮昧、狭隘等民族缺陷和弱点的审视、反思与批判,对乡土的感恩、对大地的依归、对民族的忠诚等精神品质的崇敬与书写,对人性复苏和生命意识、忧患意识觉醒的昭示与表现,对责任意识、对现实和命运的集体性抗争意识形成的肯定与评述,等等。从本质上看,地域性诗歌写作属于一种现代性写作,它与乡土文学、民间文学有着完全本质的不同,这里所指的“民族”也不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正如张嘉谚所说,它超越了“乡土”写作、“少数民族”写作、“行政区划”写作。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朝向厚重、大气的地域写作,产生辐射整个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

贵州诗人的地域性诗歌写作一直没有停歇,而且一直融会于现代性诗歌创作的足迹之中。它与现代性诗歌的探索与发展遥相呼应、同频共振,只不过它的触角伸向人类的家园,深入人类心灵的根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高原诗”,曾把贵州地域性诗歌写作推向一个高峰。诗人们在正视、感受和慨叹自己所处偏僻地域及人文的蛮荒粗野、犷朴强悍、神幻浑茫、独特纯真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地域与人、地域与世界、地域与文化的关系,思考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和谐,并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和跨文类写作,使地域性诗歌充满原始诗性,充满个性内涵,充满文化张力,呈现出贵州诗歌的独异、厚重与大气。

收入《诗歌精选》中的作品,是新世纪以来在贵州地域诗歌写作中比较有成就的作者,包括姚辉、喻子涵、陈春琼、赵俊涛、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等诗人的作品。

遵义诗人姚辉和陈春琼,包括前面讲到的李发模,立足黔北地域,从大地和家园、从历史和文化、从生存和活动中寻找诗歌元素,使原本具有历史渊源的黔北诗歌在新世纪里得以延续和光大,成为贵州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尤其是姚辉的诗,注重历史意象与地域声音的捕捉,从地域、民族、历史中溶炼和提取现代意蕴。正如他在《变奏曲》中说:“在此之前,我是一群奔走的岩石/尘土是一大堆即将成形的山色”,揭示出人与地域的关联和宿命意识;“我就是那条辽远的长途来自往昔/……但此刻我终于想静下来/与其他土石一起/站成一种穿越苦痛的巍峨――”,写出了对地域和命运的深思与认同。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诗人的宿命,因此他在《歌唱》中写道:“一个反复歌唱的人又忆起遥远的故乡/那里炊烟浮动/泥筑的房舍被牲畜之声蒙住/黄土蜿蜒藏着千年的张望”。当然故乡也有让人疼痛的时候,因此带来追问与反思:“我想把所有岩石高擎成闪烁的灯盏/让光芒覆盖往事让山的疼痛/进入我们坚守年年的饥渴……”(《在群山之上》)诗人与地域的喜忧恩怨,便构成了敏锐深沉、意蕴悠远的地域诗歌。在审美生成上,姚辉的诗注重感情与理智的互渗交融,注重地域性和现代性完美契合,因而诗意隽永,境界辽阔,风格沉稳,其诗歌品质较一般地域诗歌要高出一筹。

喻子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悄入诗坛,获全国“骏马奖”后才渐渐为人所知。耿林莽评论其早期的作品时说:“以一种孤傲、坚韧和孕于其中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沉思,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激情、力度和现代气质的新型散文诗。”其实,这也是基于地域、民族、历史、文化之上的人类反思与生命关注的作品。新世纪以后,以《南长城》、《喀斯特之诗》和《河山系列》为代表,转向地域性诗歌写作,力求使现代诗注入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原始诗性,其中代表地域文化含义的核心意象“石头”,从当初一直贯穿到现在,成为喻子涵诗歌中具有生命感和象征性力量的符号。

赵俊涛入选的是一组反映地域风情、风物、风景、风俗的诗歌,地域色彩明显,并予以现代性、当下性观照。从创作手法上看,这组作品是他的散文诗集《阳光的碎片》的延续与发展,当然力度有所不及。《阳光的碎片》虽然是一个具有多元性内涵的诗歌文本,但地域性特征也十分突出,它以洪荒宇宙、烈火飓风、大漠极地、战马铠甲、界碑墓志、岩画死湖、疆场远征、山地厚土、石头沼泽、山民纤夫作为写作对象,以一种粗犷宏阔的气概统摄天地万物,以一种大恨大爱的胸怀舒卷古朴情感,提供给人无尽的想象和思想情感的升华。

空空、王鹏翔、鲁弘阿立,他们是贵州西部的多情歌者和地域诗歌写作的代表诗人。空空善于将地域性意象作现代性转换,将悠悠的乡情、严肃的民族精神和心中的理想锤炼成诗意;尤其是他的新诗集《人之高原》,将地域风情、民族风俗、寓言传说以及民间生存境况融入当下的情思,写得大气磅礴、摇曳多姿。王鹏翔入选的几章散文诗,以土地为背景,通过历史遗物叙写土地经历的沧桑以及大地上发生的悲壮故事;以风景名胜为抒写对象,揭示自然与人生关系,写出了地域的灵动与色彩。鲁弘阿立的诗,有着浓厚的人类学背景,他写祖宗开疆拓土、苦难与迁徙,写边缘民族繁衍生息及其心路历程,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厚重的历史感;他的诗歌意象纷呈而野味十足,充满激情、率性与浩气,通过土地、洋芋、荞麦、火焰、炊烟、瓦板屋、图腾柱、雄鹰、族徽、节日、仪式等极富地域特征和象征意义的若干物象的陈列,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并使诗的意境深邃悠远。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喻子涵、陈春琼、王鹏翔是用散文诗的形式来表现地域的,其实,姚辉、赵俊涛、空空、鲁弘阿立也写过不少散文诗,只不过收入本书的是他们的分行诗。这就给人以启示,不管什么诗歌类型,只要得体,就不会影响地域性诗歌的抒写与表达,同时这也恰恰体现地域性诗歌写作的包容性、灵活性与多样性。

此外,让人遗憾的是,提倡并实践地域诗歌写作的黔南地域的一批诗人的作品没有收入本书,如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等人的作品。他们倡导“厚重大气,有本土特征,神性和人性、经验、体验和超验能够合一,属于有根性写作、可持续性写作,气象大、格调高”的西部地域诗歌理念,并付诸创作实践,成为贵州地域诗歌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引起关注。

四、后现作注重诗歌品位的提升

中国后现代诗歌起源于“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歌实验,到2000年“下半身”诗歌团体诞生发展至高

峰。后现代诗歌的基本特点是: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个性消失,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提倡更开放自由的诗歌形式;创作上强调直接性、即时性和表演效果,无须预定设想,追随多变的想象力进行自发的随机写作;语言以日常口语和民间俚语入诗,喜欢语言游戏与语言实验;风格上有散文化、叙事化、非诗化倾向,打破诗美与诗丑、结构与非结构、神圣与世俗的界限,揉不调和的因素于一体,追求文本原创和生理心理的欲望,注重在场表达的“快乐”。后现代诗歌这种无确定的内涵和意义,强调此时此刻的感觉和兴趣,甚至把肉身和本能欲望当作写作资源,而把知识、文化、诗意、抒情、哲理等所有诗歌传统一网打尽,这就带来了太多的质疑和争议,无助于诗歌建设和优秀诗歌文本的产生。当然,后现代诗歌提出对陈规陋习的反叛,对文本的原创,吸纳多种维度、声音和价值体系,超越“抒情诗的绝境”,解放诗歌语言,拓宽诗歌书写题材,冲破写作惯性和陈旧方式,强调民间立场和独立品质,解除等级制度,以推举新人为己任,等等,又增强了诗歌创作的活力,具有它的先进性和存在合理性。

贵州的后现代诗歌创作,由于不处于后现代诗歌运动中心,加上地域、民族、经济、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心理、性格等因素制约,因而总体来看热情不是很高、规模不是很大;同时,贵州的现代性和民族地域性诗歌的创作仍占主体地位,在被遮盖的情况下,后现代诗歌创作场子不大、势头不旺。因此,贵州的“后现代”诗歌特征不明显,“先锋”不彻底,还保留一些“前现代”的创作方式。并且,在不断的质疑和反思中,放弃后现代诗歌的一些极端主张,转而注重诗意、品味、语言等审美内质和外观的构建,注重艺术的相对恒定性和诗歌文本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贵州特色的后现代诗歌。

在《诗歌精选》中,收入了钟硕、邓红(青石的小城)、季节、末未、朵孩、非飞马、任敬伟、王兴伟、贺建飞等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具有后现代倾向,然而他们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歌中的优秀品质,便成为贵州新世纪诗歌中具有特殊味道的作品。

女诗人钟硕,相对来说,是后现代诗歌写作较为明显者,成就也较突出。她的诗歌追求当下性和平民化,提倡日常和随意写作,大量运用口语和生活语言,主张消除构思与技术痕迹。但同时她又提出“人本主义关怀与真实”,追求“智性与感性都在场”。因而她的诗,与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诗歌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追溯她的诗歌创作源头,一方面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黑色意识”创作;另一方面又有“下半身”的影子,从女性意识转为对人体自身的观照。因此,她的诗歌题材带有明显的性别痕迹。但是,作为对“女性意识”、“下半身”、“后现代”有着清醒认识并持独立见解的诗人,她坚称“对口语风格的诗歌及种种所谓的先锋、试验和探索持有足够的尊重”,但又“对某些与之有关的伪命题和噱头、炒作,以及平面化、口水化的泛滥保持一贯的距离”,提出要“有效摆脱口水化的泛滥”,让诗歌“回到人性,回到存在的本真,回到当下”。所以她的诗,口语气息很浓,日常性的语感和场面比较突出,但又充满人文关怀和人生命运的思考。实际上她已超越了“女性意识”,超越了“下半身”和“后现代”。她没有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没有放弃对价值的思考,也没有放弃对语言精准的把握,因而成为后现代诗歌中保持诗歌艺术纯正的少数者,使她的诗歌比受到置疑而影响渐弱的“后现代”要走得更远。

另外两个女诗人邓红、季节,其诗的风格与钟硕有些近似,善于从女性视角写作,但女性意识和后现代诗风要稍淡一些。虽然在题材的平民化、生活化,语言的口语化、随意化,情感的零度化等方面,有后现代的影子,但是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人事物景入诗,物我互为观照,重感悟、重哲理,增加象征效果和寓言色彩,因而也是吸收了后现代和现代诗中的优秀成分,成为比较新异、独特的诗歌。

“印江四诗人”之一的末未,收入本书的诗来自他的第二本诗集《似悟非悟》。他的第一本诗集叫《后现代的香蕉》,受后现代诗风影响较大;而《似悟非悟》则向现代禅诗方向发展,在真与幻之间、醒与醉之间、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他体悟着人们未能体悟的事象。末未的诗,是他基于对后现代诗潮的认识而创作的,注重在场即兴写作和生活语言表达,诗句信手拈来而又具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从题材选取和内涵表现来看,似乎都摆脱不了乡土情怀和地域因素。因此他的诗是在吸收了后现代创作技巧和选题的现代性审思之后,从而创造出的具有自己个性的诗歌。他的诗注重意象的萃取和诗意的提炼,语言幽默并富有感染力,善于制造悬念,哲思性也较强,而且富有乡土情怀、人生意味、命运思考。这就完全融合了现代诗和后现代诗的优势,外观上适合于后现代诗歌讲究感性的、享受的阅读口味,而内容又不失现代性诗歌的内涵融注与个性张扬,应该说这是先锋诗歌的成功探索。同一地区的朵孩、非飞马、任敬伟,受末未影响驰骋在贵州诗坛。朵孩的诗注重情节和叙事,注重对话和倾诉,注重生活细节的观察并构成对时代的反讽,注重口语运用并富于动感和形象化;非飞马、任敬伟的诗,善于关注当下,注重意象和象征。但他们的诗,内涵稍显单调,功力弱于末未。

王兴伟和贺建飞,也有后现作倾向。他们的诗,看似无意义,但诗的意义出没在字里行间,在阅读体验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意义的存在。

由此看来,后现代诗歌有它的弊端,但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如果年轻诗人能像以上诗人一样,敢于去探索与实践,敢于去质疑和创新,就能创立自己的诗歌天地。

五、坚持古典主义写作并获得当代

性超越

这里说的古典主义,是指诗歌创作的一种风格和方法,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提倡并推向高潮,至九十年代在“纯文学”呼声中再度掀起古典主义诗歌创作热。古典主义诗歌的特征表现在遵循古典诗歌美学传统,注重情感纯净、意境优美、想象丰富、风格清新、格调典雅,语言上要求准确、精练、华丽,结构要求精致,强调诗、画、乐、舞的完美统一,在思想倾向、诗歌意象、美学追求及语言特色等方面突出古典情怀和唯美趣味。

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它本是诗人基本的创作方法,但由于五花八门的现代、后现代诗歌使人们厌倦,于是古典主义诗歌反而使人青睐,不仅有一批人坚持写作,而且也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在这本《诗歌精选》中,禄琴、罗莲、伍小华、施波等诗人就采用的是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

彝族女诗人禄琴的诗,善于表达小资时代的日常生活及高雅情趣,如《品茗》中写道:“玻璃杯握在手中,那念佛经的女子/及手中念珠,让喧嚣静止下来/风拂过,光线变暗”,当然这也是对生活的敏捷感悟和一种心情的细腻表达。她的诗注重意象的提取和诗意的营造,如“有静心的女子拈花一笑”,“清露在红尘中绽开”,“听清晨鸟语鸣啭”,“只一低头,石缝里的小花就开了”,“美好的面容带着迷惘的微笑”,等等,清新优雅,明朗简洁,充满浓厚的古典美,读后给人以纯净、安宁的感觉。禄琴出版过《面向阳光》、《三色梦境》等诗集,他把这种写作优势曾用于民族地域题材,抒写彝家风情,探寻生命奥秘,张扬民族之魂,在彝人诗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罗莲的诗取材于佛教体验,以佛教文化作为写作背景,这本身就充满古典色彩。在她的诗中常见各种花的意象――莲、梅、菊、桃、桔、水仙、昙花、草莓、樱花等,充满清雅的古典情趣。她对大自然和生活的感悟比较细敏,试图把心性融入自然,又从自然中找到自己的心性,从而达到一种禅悟。这种禅悟,既是人生的,又是诗歌的,使古典诗歌美学在她这里得到弘扬和延伸。“我将从花朵即将消失的地方/把她带回来/……把身边相仿的花朵一一点燃”(《我将再次亲近这些花朵》),诗情细腻,诗意凝练,意象鲜明,安宁纯净的禅意使诗歌富有空灵色彩。“我听见人群内心隐秘的花朵/在秋风上粲然开放/简单而不重复……金子般干净”(《手执莲花的女子》)。她反复描写花朵,以花喻人,表达一种高洁清贵的人格寄托和超凡脱俗的理想追求。罗莲出版有诗集《另一种禅悟》,我想,她的悟,既包括对自然、生命的悟,也包括对古典诗歌精神的悟。这种悟,既使人生境界得到超越,体现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也使诗歌创作走出狭隘境况,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层次的文化特征。

伍小华善于写作清新简洁的抒情小品,并赋予一定的寓意和哲理;施波的诗以理想和爱情为抒写对象,讲究韵律和节奏,诗意浓郁,格调典雅。他们的诗写得比较纯粹,富有古典主义的诗美特征。

以上是我对新世纪以来贵州诗歌创作状况所进行的粗略评析。当然,未收入《诗歌精选》的诗人诗作还有很多,据我目力所及还有哑默、吴若海、隐石、彭澎、王家洋、陈灼、郑望春、冉光跃、郭思思、吴国清、冰木草、吴英文、拾荒者、庞非、惠子、罗树、宋冬游、刘馨泉、哑木、马也、马晓鸣、姜静玮、朱良德、杨光焕、刘燕成、朱朝访、陆大庆、曾雁平、张野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梦亦非、黄漠沙、湄子、熊盛荣,他们都是新世纪贵州诗歌创作的主干力量。

如果要说贵州诗歌存在的问题,从更宽远的视野来看,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缺失:一是个人化的小情小调较多,缺少大气和风骨;二是疏离社会生活,缺少强烈的现实关注、生存思考与人文关怀;三是题材陈旧、写法雷同,缺少艺术探索和创新;四是受平面写作、随意写作的误导,缺少深度体验和思想深度;五是存在零散写作和隐态写作,忽略交流和地域文化的挖掘与整合,未能形成“贵州气派”和“贵州风格”。

不过,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更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善,需要整个文化氛围的形成。同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诗歌的发展不好说问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和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看,不是我说的问题就是问题,我现在指出的问题说不定它本身就存在问题,或许它甚至是以后诗歌发展的障碍。因为诗歌始终走在文学艺术的前面,我们要善于看清事物发展的一面,相信它发展的一面,那么也就要有热情和良好心态鼓励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艺术的本质是不能忽视的,诗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始终要保持它的独立形态和艺术特征,不能因为“先锋”和“主义”把它毁灭掉。新的文化思潮再怎么消解诗歌元素,也不能把诗这种艺术类型本身消解掉了。诗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诗先锋、诗革命呢?

因此,作为艺术前卫的诗人,要有两个意识:一是自省,二是自觉。“自省”是自我反思,自我清理,自我输血,自我整合。“自觉”是需要保持清醒和独立,需要具有现实批判的勇气和自觉,其目的是自觉维护和捍卫诗歌精神。虽然诗歌不再是神话,但诗歌随时都有可能产生神话。可是,随波逐流产生不了神话,自我放纵也产生不了神话,降格以求更产生不了神话。时代千变万变,诗歌千变万变,但是艺术良知和诗歌本质始终不变。只有始终把握诗歌精神,才能使贵州诗歌走向健康大道。

当然,由于阅读不全面和思考不深入,加上时间紧迫、杂事繁多,以上对新世纪贵州诗歌创作的得失评析,或许存在不准确、欠深刻、挂一漏万的情况,因此,此文仅为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诗歌评论家关注贵州诗歌和总结引导贵州诗歌创作,从而推进贵州诗歌走向新的繁荣和发展。

现当代诗歌篇6

[论文摘要】自从中国现代诗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以来，它采用了有别于古典诗歌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形式，在形式上有所革新，打破了旧体诗的种种束缚，推动了新诗的发展，由于和解放运动的影响，新诗的发展在各个时期面I临着不同的境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王国，古典诗歌曾经取得足以骄人的辉煌成绩，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文坛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古典诗歌却在五四诗坛上面临着如何更好发展的困惑，最终被五四新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新诗所取代。新诗以崭新的形式亮相诗坛，并以强劲的气势一扫诗坛上旧体诗词固有的积习和弊端，打破了古典文言诗歌体系和古典诗歌的悠久及强大传统，使文言文话语统治权的光环失去了光彩。新文学运动先驱者发挥诗歌的启蒙功能，使诗歌走向了大众化和平民化。而新诗从诞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直在曲折中缓慢地发展，本文从新诗在各阶段的状况或地位来探究现代诗歌的现实处境。

中国现代诗歌开始于光辉的“五四”时代，随着文学革命也出现了诗歌革命，诗歌革命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八年元月号全面改用白话文，并发表白话的自由体新诗，在新文学创作上白话自由诗充当了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这是诗歌革命的新纪元，是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诗歌革命运动在“五四”狂飘中，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冀。新诗以白话为载体，适应了政治变革的需要，也带有明显革新的性质。

基于与古典诗歌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新诗运动从“诗体大解放”下手，打破了古典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带来了创作观念的变革，为文坛吹来一股清新自由之风。这次运动先从胡适白话诗的“实验”开始，继而经过康白情、俞平伯、刘大白、刘半农、汪静之、冰心等人的响应和共同参与，使“五四”新诗经历了从语言形式到内容的革命过程。语言形式方面的革新表现在用人民的口语和较接近人民口语的语言来写诗;在形式方面不加粉饰，打破了已经僵死的固定格律，创造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接近群众的崭新形式的新诗，这在当时来说是了不起的。新诗经过了一场“语言革命”，确立了白话的正宗地位。由于提倡用白话写诗，可以自由抒发个人情感，不必过多考虑诗词格律的要求，这为诗人抛开旧体诗的束缚，以开放性思维进行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给他们提供了这种自由创作环境。由于当时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白话文，使诗歌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专利品，普通人也可以尝试用白话写诗。这使自由体白话诗在新文化运动中，深受大众的欢迎，出现了几乎人人写诗的局面。诗歌革命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随着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它生动有力地反映了五四时代新主义的精神，即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总而言之，新诗是“五四”革命运动的产物，也只有在五四革命运动中才能产生这样全新的，不同于以前任何历史时代的属于人民大众的诗歌。

新诗经过五四时代昙花一现的繁荣后，随着文学生存空间从狭小的校园转向更为广阔的都市社会，到30年代新诗已成为新文学中最受冷落的品种。因为30年代诗歌的许多功能逐渐被取代。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成熟，已经使它们足以吸引大批的读者，而现代散文的成熟，也使它成为现代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而为人们所习用。早期新诗所承担的许多文学功能逐渐被分担。从诗歌的生存环境来看，与五四时期相比，在30年代的都市环境中，文学被进一步地纳人了商业运作的进程，市场的规则越来越多地参与了作家的创作，对他们形成了无形的控制。而创作心态的浮躁不仅影响着作家在上的琢磨，也使他们更加关注如何去迎合读者市场的需要。因此，诗歌这样一种古老的文体形式，由于很难像小说那样成为“卖品”，也受到了一些曾经写诗的文人的冷落，用蒲风的话说，他们“因诗歌不能卖钱而改了路。”

由于新诗在文化市场上受到冷落，五四文坛那种几乎人人写诗的盛况不复存在，草创期的诗人大多逐渐退出了本时期诗坛。虽然这时专门诗刊众多，单是1933-1934年间出版的诗刊就有十多种，还不包括《水星》《新月》等一些综合性的刊物。而1936年全国的诗刊更达到19种之多。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专门诗刊，被作为当时诗坛空前“繁荣”的明证，但实际上，它们恰好是诗歌在文化市场上被排挤而形成的景观。由于出版社和文学杂志对诗歌的轻视，使得新诗集在出版业方面最不受欢迎，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在其他刊物难以接纳诗歌的情况下，诗人们要为自己的创作找寻发表的出路，又不想看人脸色做事，就只得筹集资金自办诗刊。这些诗刊虽为困窘的诗人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也对本时期的诗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却无法回避在都市文化市场中的现代性困境，这确实值得人深思。

[1]

新诗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对峙的局面。忠于时代、忠于人民的真诚感情，始终是新诗主潮的宝贵品格。进步的或左翼的诗歌在的重压下曲折而蓬勃的生长和发展，是30年代新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现实主义诗歌表现在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上，它继续和发展了20年后期的普罗诗派的斗争精神，并接受苏联的现实主义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它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从事反帝抗日和反封建的斗争。而现代派诗歌则以戴望舒为代表，强调在融合古典和现代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以意象为核论，在意象象征中含蓄地表达情感，追求婉约朦胧的美。

三新诗的第三个+年发展状况(1937-1947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危亡使诗人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为民族解放而歌几乎成为所有诗人的共同信念。在抗战前期的几年时间里，他们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写了大量的抗战诗歌，表现抗战初期昂奋的民族情绪和时代气氛。这些诗歌的抒清方式大多是宣言式的战斗呐喊，同时加人了大量的议论，适应了现实性、战斗性的时代要求，产生了鼓动性的效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适应诗歌宣传抗日的大众化需要，一些诗人在形式和上作了新的尝试，各类诗歌多以短诗为主，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如1938年前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兴起了朗诵诗运动的热潮，它采用了自由的形式，融进了戏剧中抒情独白的某些特点，深受人们的欢迎。与此同时，解放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街头诗运动。实际上，朗诵诗和街头诗多是通俗易懂、短小精悍、押韵顺口、易写易诵的政治鼓动诗。这时，诗歌的政治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性强，明显表现在为抗战服务，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七月诗派，其活动贯穿于抗战时期的始终，并且延续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七月诗派产生于中国近代以来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战时一战争一战地诗歌”，为中国新诗注人了新的特质。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政治抒情诗、中国诗歌会所形成、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推向更健康、更成熟的阶段。它造就的诗人艾青、田间以及并不属于这一诗派的减克家的出现，意味着自由体新诗的成熟，树起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块界碑，它促使新诗沿着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迈进。中国新诗经过几代诗人20多年的艰苦探索，到了40年代进人了成熟的季节，在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深深扎根，在多样化的融合中找到了发展现代民族诗歌的道路。

四建国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发展状况

五十年代小说在文坛上仍占中心地位。小说的艺术观念、艺术方法对诗歌有明显的渗透，诗的叙事化、情节化，要求诗也承担“反映”社会生活、“各条战线”的任务，以及运用诸如“真实反映”、“典型”等小说批评术语来品评诗歌。这时新的政治进一步强化诗歌现实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忽视了启蒙意识，政治抒情诗成为占据诗坛主导地位的潮流。

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诗人们尚在调整适应期，创作不多，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诗人们的创作仍以政治抒情诗为主，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抒写开国大典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新华颂》(郭沫若)、《时间开始了》(胡风)等诗，可惜在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方面均欠火候。1956年诗坛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气氛中，诗人对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曾有所反思。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创作了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勇于表现生活矛盾的诗。但是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艾青、公木、穆旦、公刘、唐祈等一大批诗人被迫离开了诗坛，新诗的创作数量日益下降。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受“大跃进”的影响，一味地普及诗歌的大众化，主张全民写诗，忽视了诗歌创作的独创性。这时的诗歌创作服从于政治的需要，直接表现为工农兵服务和为建设服务，变成了标语口号式的呐喊，诗的主题由赞颂新生活，转向对“继续革命”的感情和行动的宣扬，艺术性较为粗糙，经不起时间的。诗歌的想象方式和象征体系发生了变化，束缚了诗人的创作自由，出现的优秀诗歌并不多。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文革时期，诗歌的发表使用赛诗会、“大字报”、“小字报”、个人传抄、朗诵等方式。总体而言，在政治运动高涨的年代，诗歌的和发表，常突破个人书写和阅读的常规，而带有更多的集体参与性质，并与表演等形式结合。这延续的是中国现代诗歌，1930年苏区的“红色歌谣”，延安和根据地的“街头诗运动”，以及40年代国统区学生运动中的“朗诵诗”。

[2]

五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发展状况

80年代初诗歌创作主要是复出诗人“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这些诗大多具有一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这时“朦胧诗”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快引起诗坛和人们的关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以致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模仿这种诗来。其实，朦胧诗是青年一代痛苦、迷惘、思考与追求交织而成的复杂思绪在诗歌创作上的曲折表现。80年代诗歌创作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诗和戏剧、小说一样，在当时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主要“职责,.0诗歌创作在当时是在下述的层面得到肯定的:的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的传统在诗歌中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诗奏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唱出了人民强烈的心声，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如李瑛《一月的哀思》、艾青《在浪尖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等体现了这种诗歌观念，在读者中产生热烈反响。诗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诗的创作在观念和方法所表现的创新精神，在文学的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流的前沿位置。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持续表现了探索的“先锋”势头。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

从1984年开始，随着朦胧诗的逐渐消退，一股与朦胧诗有着内在联系，又有不同的品格的新诗潮涌人诗坛，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新生代诗。新生代诗的作者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于是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其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80年代末期社会、的转型，使诗歌在生活中的地位日见狭窄和窘迫。虽然诗歌社团或群体及自印诗歌刊物仍大量活跃在“民间”，但其分布范围和主要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诗歌群体在诗歌写作的立场上，不再仅仅以一种简单的对抗意识作为动力，他们中更多的人所寻求的，是艺术精神独立的需要。

进人90年代新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以娱乐性文化消费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处于中心地位的纯文学一诗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诗歌不再像以前那样受读者的期待和关注。新诗在整体上经历了一场阵痛与滑坡，既失去它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和优越地位，也无法与大众流行文化抗衡，出现“边缘化”的趋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的存在不再必要，也并非没有复苏的可能。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流行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它虽然对新诗的发展有些不利因素，但它促使新诗做出了某些调整:它使新诗的创作开始关注当下百姓的生活和复杂情感。但是新诗在转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诗的缺乏锻炼和思想深度，有些粗俗化;诗中的主体化意识过强，过分表现自己的欲望;题材上描写的多是非诗意的生活化，缺乏新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读者疲劳和流失。

的确，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诗歌曾经享有优越的地位。它是政治权力摧升的阶梯，也是上层人际交往的精致形式。但在新诗发生时，这个“传统社会”已经解体，诗歌原有的至尊地位和政治文化功能都已失去。可是，在现代社会中，诗歌又不能和大众传媒竞争以吸引广大消费群体。因此，现代 诗歌眼看着它被推到“新世界”的边缘而无能为力。20世纪中国的，小说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诗歌在许多时候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末，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衡量文学成就所依据的成果，有几乎全部由小说承担的趋势，诗歌变得可有可无。

面对着诗歌受到的“冷遇”，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新诗发展的问题。诗歌发展面临的困境在于诗歌自身和现实处境之间。诗歌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物，不同于语言通俗幽默、有情节、有故事的大众文学。它的美不是流于表面的，不能给人提供直接的审美感受，而在于诗歌自身，需要深人的品味、透析。因此，新诗需要接受时间的，在的淘洗中积累精华，在批评的推动中绽放美感。诗歌的境况受当下的影响，诗歌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它不再是仕途阶梯和个人教养的标志，这导致诗歌的读者和作者的大量减少。现实中狭小的读者群，也限制了诗歌的。

尽管新诗的发展遇到了这样的挫折和困惑，但困惑往往是生机与成熟孕育的前奏，沉寂往往是净化与冷静的机会，目前的困惑与沉寂只是跋涉中的暂时的停滞与必要调整。我们相信，只要重新呼唤新诗对社会生活的介人，对批判、改造社会功能的承担;加强新诗的使命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同步共振，寻找自身向时代、的人世化开放;扩大诗歌传播、流通的手段，特别是利用“多媒体”的手段;注意对诗歌传统的有效继承，汲取养分，在艺术上加强自娱性与使命感的双向平衡，走出形式的误区，那么重建诗歌理想的实现便指日可待，新诗的发展没有终结。

现当代诗歌篇7

一、培养兴趣，激发学习动力

学习兴趣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投入程度，因此，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的首要问题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由于学生对于现代诗歌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了解不够深入，因而学习兴趣低下。在正式授课前，教师应当依据诗歌内容，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课堂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熟悉的诗歌进行引入，让学生了解诗人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意图。通过引入海子的名篇《面朝大海》，引导学生将诗中“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等描写与现实中卧轨自杀的行为结合进行思索与探讨，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思考、交流与分享的过程中感受诗歌的魅力。

在现代诗歌授课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参与到诗歌的朗读过程中，提升学习兴趣。在学习戴望舒的《雨巷》时，可以采取男女生分角色朗读的方法，让学生重点关注诗歌中“油纸伞”“丁香”等意象，并采取提问的方式讨论诗歌中丁香一样的女子象征了什么？学生在了解了诗歌的创作背景以及相关资料后，能够对诗歌产生自己的理解。有的学生认为表达了诗人痛苦的初恋，也有的认为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新生活的渴求。在朗读以及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产生较为浓厚的学习兴趣，为深入学习做好铺垫。

二、学会细读，提高鉴赏能力

基于文本理论的诗歌细读方法是提升高中生现代诗歌学习与鉴赏能力的重要途径。现代诗歌的词义细读分为三步。

第一，确定诗歌关键词。现代诗歌中每一个用词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越是简单的词语蕴含的韵味可能越为深厚，具有很高的挖掘价值。但是，在诗歌学习的过程中，并非要逐字逐词地对内容进行分析，而要学会找出关键词。

第二，解释关键词含义。关键词作为诗歌鉴赏的重要提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或者思想情感，因此，需要对诗歌关键词进行细致严密而又深入的分析。

第三，全局性把握诗歌。关键词是诗歌理解的一个中心，诗歌鉴赏应当以这个中心为基准，通过对具体含义的阐述来解读诗歌内容，实现对于诗歌的整体性把握。例如，在讲授《沁园春・长沙》一诗时，可以选定“独”为关键词。其字面意思是单个，在诗歌“独立寒秋”中，一个“独”字，显示出了积极向上、正面的情绪，彰显出其满腔豪情。

细读结构也是现代诗歌鉴赏的重要环节。通过细读结构，学生能够整体把握诗歌，形成立体化的理解。由于现代诗歌通常层次结构较多，在品读过程中想要了解诗歌的意蕴，领略其美感，就要在对各个层次脉络的把握中体会诗歌节奏与韵律，感受诗人情感的跌宕起伏。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进行集体诵读，感受诗歌结

构，读出诗歌的语气，体味诗人情感，形成自己的理解。诵读活动应当分阶段进行，既要包括初学时把握诗歌的节奏，也要包含学习后的反复诵读，感受情感的起伏与变化。

三、品味意境，大胆模仿创作

意境是诗人的理想升华，语言是诗人抒发自己情感的重要途径，涵盖了诗人的整个心灵。在现代诗歌中，诗人通常借助生活中以及自然中的物象来抒感。意境产生于意象，但又超越意象。因此，学生在学习现代诗歌的过程中，必须用心去理解这些意象，感悟其中的意境。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意象理解的指导，触发学生的想象与联想，进而体会诗人的情感。例如，在教授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诗歌之后找出意象，结合课前的预习以及课上阅读的体会与思索，找出所有意象中最能表达诗人情感的那几个，在这个过程中揣摩诗人的内心世界。

诗歌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体味诗歌内涵，也包括启迪学生思维，鼓励学生创作。在找出了相关意象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以这几个意象作为触发点，自己动手写诗，体味意象对于情感表达的作用。另外，也可以模仿诗歌的节奏与段落进行自主创作。例如，教师可以布置这样的课堂作业，以舒婷的《致橡树》作为基础，体会其中平等、自由的爱情观，仿照诗歌进行续写。这样的练习方式一方面调动了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学生对诗歌的理解。

高中现代诗歌教学应当结合高中学生的学习特点，注重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诗歌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对学生的诗歌阅读进行系统性的指导，让学生在对诗歌词语、结构、意象的领悟过程中深入理解诗歌思想感情，提升学生诗歌学习能力与效果，实现诗歌教学的真正目的。

现当代诗歌篇8

【关键词】现代诗歌;流行歌词;音乐性;文学性

一、诗歌与歌词的关系

音乐与诗歌有着一种自然的亲缘关系。诗歌和歌词本是一家,中国的诗歌也向来有同音乐结合的传统,而歌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从古至今都兼有诗与歌的双重魅力。“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1】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汉魏的乐府、唐代的绝句、五代两宋的词、元代的散曲以及明清的时调,都可以称作中国文艺史上的流行歌曲。其后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渐分离出来。诗歌与歌词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形成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流变史。

至于中国现代新诗与流行歌词的关系,目前并无定论,钱仁康先生认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学堂乐歌”是“新诗的萌芽”,我们可以从许多乐歌的歌词中可以看到新诗发展史的轨迹。及至新文化运动后,新体诗的出现,在语言上、格律上以及风格上都与传统的诗歌产生了断裂。以后歌词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之后的歌词都是依附于音乐作品作为歌曲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和发展的,没有形成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研究。但是歌词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却走上了一条繁荣之路。从学堂乐歌到艺术歌曲及至现代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都在紧跟时代步伐,得到大众的广泛接受。

反观新诗的发展,我们看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浪潮之后,大众与现代新诗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到新世纪,现代新诗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越来越曲高和寡,即文人为诗歌而作的诗歌越来越艺术化,有的甚至走到晦涩艰深难于理解的地步;另一种极端是一部分人为了扭转这种趋势而故意作一些口水诗,以及网络上面流行的故意写得很白话或者内容很俗杂的诗。这两种诗在现在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口水诗和低俗的诗由于本身存在的缺陷,而得不到大众的接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般文人做的带有较强艺术性的诗为什么也得不到大众的理解和接受呢?其实,这种现象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大众的文化意识、人民的生活内容及关注重心都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是谋求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人民大众经过之后的“洗礼”,在文化上虽然也在开放,接受外来思想,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思考、探索文化的方向,但是总体的文化氛围比较偏向于大众化、娱乐化,而人民的生活节奏也加快,快餐文化的流行等,都使得新诗发展步履维艰。不过从根本上分析新诗发展困难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创作题材、艺术风格等,是其发展的道路非常狭窄,使得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难以得到读者广泛的共鸣。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是新诗越来越远离大众了。

由此,现在有很多人提出“以歌词来拯救诗歌”,有人提出“使诗歌与音乐结合”等多种提法,这些方法能不能使诗歌重新走向辉煌呢?使诗歌重新走向辉煌得到大众的广泛接受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二、歌词与音乐能否拯救诗歌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消费需要为主导的社会,歌词比诗歌更容易接近大众,更能够满足大众的口味,歌词也不乏诗歌所能带给人的诗意的享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歌词甚至已经成为了很多大众心中诗歌的代替品。

在创作手法方面,歌词有很多借鉴诗歌的地方。除了优美的旋律,歌曲的歌词也是打动听众的重要因素。由于歌曲的篇幅限制和情感特性,歌词往往要求言简意丰、形象感性、情真意浓,这与现代诗歌是一致的。具体分析现代诗与歌词的创作手法相同的一些地方:一是意境和意象。诗歌和歌词作为抒情性作品的代表,都非常讲究意境和意象。二是修辞方法。现代诗和歌词都非常重视修辞方法的运用。

但是,如果由此我们就认为歌词的繁荣发展能带给诗歌的发展很多帮助那就错了。诗歌和歌词毕竟不是一样的,创作诗歌和创作歌词毕竟有着多方面的差别的。陆正兰老师在《歌词学》中谈到诗与歌词的区别时说,“歌词与诗的第四点差别,不只是语言的‘音乐性’这个篮子能提走的。而籍欲望下潜无意识,可能是歌词与诗最根本的区别。”【2】

所以要用写歌词的方式来写诗,以此增加诗的感染力吸引读者这一点是行不通的。不过,很多人会举出现代歌词可以分行改成诗的例子,如崔健的《盒子》,张楚的《认识了》等,还可以举出大量把歌词分行变成诗歌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可以分行成一首诗的这些歌词,如果用上面分析的诗和歌词的区别具体分析这些歌词,依然能看出它们依然是歌词的影子。如张楚的《认识了》,整首歌只有四句词:布谷鸟在城市里夜里轻声鸣叫/我们找到欢乐又忘记了忧伤/我以为我一直在生长/可以永远听到你歌唱/可以永远听到你歌唱。如果分行完全可以看成一首简单的小诗。但是作为一首诗,它是单薄的。歌曲可以用乐曲赋予这几句话新的意义,但是如果单纯把这四句话念出来的话,并不会有那么多的含义。

另一方面,如果流行歌词要当做现代诗借鉴的对像,那么流行歌词的局限性势必会影响到现代诗的创作。流行歌曲歌词总体而言内容较浅显,押韵的要求也束缚了内容的表达,现代诗歌在韵律上更加自由;其次,它的题材比较狭窄,关注社会现实的少,表现男女情爱的多,很多格调不高。第三,有些歌曲的语言晦涩,表达不够规范出现语法问题。虽然诗歌在语言上也讲求陌生化和跳跃性,但是语言并不晦涩难懂。

音乐与诗歌结合的方法是否可行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否定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现代诗歌与音乐结合的例子,早在五四时期就有少数新诗作品被用作歌词,也有少数新诗诗人直接写歌词,也出现了不少“歌诗”作品。但是分析早起新诗诗人可以入诗的作品,其风格都比较简单、平直,所以才能入歌。如胡适《尝试集》中被赵元任谱成曲的《微云》,语言浅白,感情直白。而且到现在都还在传唱的校园歌曲《兰花草》也是属于语言内容都比较简单的诗。同时,被谱上曲成为歌的现代诗中没有非常出名的作品。徐志摩的、席慕容、郑愁予、余光中等都有作品被谱成曲,可是这些歌传唱的程度依然不如一般的流行歌曲。喜爱这类音乐作品的听众多是喜爱文学性歌曲的一些人。文人的诗歌会强化文学性,强化思想的内蕴,强(下转第166页)(上接第165页)化文字的华美,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诗只能看而不能唱的问题,所以强行将诗与音乐结合,只会使诗不伦不类。同时,诗歌强调理智,是哲的诗,这样的诗只适合读者在字面上反复阅读和体味,很难有人为它们谱写出适合它们的曲,这样,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设想就更难实现了。

三、诗歌自身的音乐性与优势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歌词不能拯救诗歌,同时,诗歌与音乐结合的道路又行不通,那么诗歌是不是就此走向了死胡同了呢?我认为,诗歌有其内在的音乐性,其内在的音乐性使我们在朗诵这些诗歌的时候有一种语言上的音乐性,并不一定要谱上曲子的才是有音乐性的,汉语的四声变化也能形成一种自发的音乐性。

诗歌从题材上、写作风格上就注定了诗歌很大一部分的受众比较小,这样的趋势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在题材上,现代诗歌与歌词在很大一部分上都是大致趋同的,所以才有很多文人又写诗又写词,如张光年、公木、贺敬之等等,但是为什么后来新诗与歌词的差异越来越大?其实新文化运动后,歌词和现代新诗在风格题材、写作目的、写作姿态上都有了很明显的差别。

如在题材上,现代新诗越来越追求一种严肃性和深刻性,追求在诗意中融入哲理性的成分。所以在题材上就开始力避寻常的情爱缠绵、浅显粗陋题材、歌功颂德。在写作目的上,追求一种哲理的追寻和探索,一种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反思。在写作姿态上,现代诗的作者通常都是以一种高于普通人的哲人、审视者、剖析者、批评者的自我定位来关照大众,以一种旁观者和清醒者的姿态来俯瞰社会人生。我认为,不管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保持这种清醒的状态。如果知识分子失却了这种意识和状态,那么整个民族都是可悲的。

从当前来讲,也许诗歌真的不如流行歌词那么受人欢迎,接受程度没那么广泛,但是从长远来看,诗歌在思想内涵、艺术精神上面来说,诗歌保持现在的这种“曲高和寡”是有益的。

小结

本文从现代诗歌与流行歌词的联系与区别出发,分析了歌词拯救诗歌和音乐与诗歌的结合来拓宽诗歌的发展道路的不可行的原因,总结出诗歌虽然应该保持其内在的音乐性,但是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精神要求诗歌保持文学性、艺术性。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2]方舟、阿彦:《中外流行歌词精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

[3]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年

[4]赵飞:《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6]陆正兰: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4页

[2]陆正兰,歌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