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与中国现当代诗歌

艾兹拉・庞德是英美诗坛的重要人物。英美现代诗歌的历史从庞德开始，并且它的发展是与庞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积极倡导与推进意象主义与漩涡派文学运动，成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旗手与领袖。他的长篇巨制《诗章》则成为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丰碑。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闻一多等一批中国诗人留学欧美，积极译介与研究庞德。由于庞德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处于新诗建构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有形与无形地体现出庞德影响的痕迹。新时期，人们从庞德与英美现代诗歌、庞德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渊源、庞德与现代翻译理论等各种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庞德以他的诗学理论给中国诗人以很大的影响，他更以对待诗歌与世界文化的态度深入影响中国现当代诗歌，给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求真务实的态度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庞德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他认为创作比理论重要，文学的对象是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准确地判断人的真实愿望，反对歪曲的“不道德”的虚构，推崇严肃的艺术家以及“能为真实做出见证的、最精确的艺术”。 他也很注重技巧，但他注重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挚情感。所以，他认为“技巧是真挚情感的考验”。在他的诗歌中，他主张准确传达现代真实情感，强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他的《狂喜》就是诗人对生活与爱情的真实感受。他的前期代表作《休・赛尔温・莫伯利》真实地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历史浓缩在有限的诗篇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的《诗章》则采用档案型的布局和音乐结构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进行回顾与反思。而求真务实也成为中国诗人基本的创作态度。诗人艾青就一再坚持诗人要说真话。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回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信念坚持着诗歌的正义与真理。不少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萦绕着象征主义的氤氲之气，禁锢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象牙塔之时，以务实的态度坚持为时代、为人民歌唱。诗人闻一多从异国留学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以《死水》发出绝望的歌唱；殷夫等左翼诗人合着时代的脉搏，歌唱劳动，抨击黑暗，唤醒民众。七月诗人主张突入现实，拥抱现实，九叶诗人主张个性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一，一代“归来”诗人在尝够了虚假的苦头之后也纷纷表示要和“瞒和骗”的文艺决裂。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诗人对庞德精神的“真”与“实”的不同理解。

“日日新”的精神

现实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对现实反映的诗歌也不断地变化创新。当庞德到达欧洲，面对欧洲文坛死气沉沉的现状，就立志“把它革新”。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因此，他将他的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定名为《创新》（make it new）。在诗歌题材内容上，他力避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感伤，主张准确客观、言之有物；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他革新浪漫派诗人的渲泄、叫嚣，引入意象概念进行思考与创作。这些成为他对英美诗坛的重要贡献。受庞德“日日新”精神的影响，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胡适突破中国数千年诗歌创作传统，倡导白话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主张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须言之有物”等，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郭沫若的《凤凰涅》《天狗》则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破旧立新的典型体现。李金发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写出被人称之为“笨谜”的象征诗。郁达夫的《诗论》一文则高度评价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主张完全打破陈腐的格调与死的字句”。可见新诗草创期的中国诗人对革新精神的理解之深。20世纪30年代，施蜇存在主办《现代》杂志时指出，由于现代的生活所给予我们与上代诗人不同的感情，所以就必需用现代新的词藻排列成现代新的诗形来表达现代社会新的感情。艾青强调以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传达新鲜的诗境。新时期舒婷、北岛等突破建国初期写实诗风，写出被当时人们认为晦涩难懂的朦胧诗。特别是第三代诗人，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彻底地反语言、反意象、反文化，思考诗歌本质，开阔诗歌表现空间。庞德“日日新”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始终。

“拿来”的勇气

庞德为诗歌的民族化与世界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广泛借鉴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他却能立足于美国本土诗歌的发展，以拿来的态度，形成一整套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从而美国诗歌摆脱英国正统的影响，走上现代化与美国化的道路。邵洵美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中指出庞德是超越时代的诗人，他不为国界所限止，甚至不为时间的限制，形成所谓的“世界主义的诗”，正确地评价了庞德探索的成功。中国新诗人同样在求新求变之时，立足于中国实际，自觉主动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意识、诗学观念与技巧手法进行借用与移植，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内在契合，从而“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 。从胡适开始学习英美诗歌，开展中国白话诗运动，到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等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成功借鉴，以至九叶诗派在新诗现代化过程中对里尔克、奥登的重视，直到新时期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都志在作如闻一多所说：“不但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