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范文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构建

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将和谐社会建设提高到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各种原则在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但又是不断发展的。本文基于我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途径，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及商品生产、交换遵循价值规律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划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劳动的两种形态，是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不是生产商品的两次劳动。第二，抽象劳动内在的属性是生产商品过程中人类脑力或体力的支出（人类的一般劳动），其外在的属性则是生产商品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则是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经济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述：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生产一个使用物品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第三，抽象劳动内化为商品的价值，外化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恰如马克思所述：“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这种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以抽象劳动为内核。

二、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方能够在统一体内相互包容，协调运作，良性转化和融合，始终使社会处在健康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状态之中。总体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既要注重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表现形式包括

（1）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2）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促进个体的人的和谐成长与发展是社会的主要工作和责任，社会关爱个人，集体承认个人、尊重个人、给个人以充分自由的发展空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3）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社会应该和谐发展，即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人的利益与需要的满足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不断进步相适应，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

（4）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人、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就是重塑人、社会与自然这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以人为本的政治和谐。政治和谐是指构成政治系统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党与党之间的和谐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和谐关系，执政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和谐关系；领导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和谐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和谐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关系；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等。

（6）以人为本的经济和谐。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街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实现经济和谐，必须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费、基础设施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关系，只有把这些重大经济关系处理好了，整个经济系统才能处于良性循环之中，社会主义和谐的经济关系才能顺利形成。

三、和谐社会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样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也包括基本内容和展开内容，也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系统。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社会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应当“与时俱进”向前发展。一方面，和谐社会关于人与经济的全面和谐，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的建设，也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指导并不断发展与丰富其理论体系，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

（一）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以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

首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价值决定和价值“转形”的辩证统一思想，要求我国现实经济中在个人收入分配上贯彻两个原则，即坚持和贯彻按照社会主体即劳动者的权益进行分配的原则和按照客体即资本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并且是前者制约后者。具体而言，劳动价值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便会产生了新的要求，即新价值是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创造的；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其价值是劳动者在以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包括新、旧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是由广大社会劳动者创造的，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和社会财富生产的主体。因而，从这一理论规定性中产生出的社会要求是：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能够保障和不断增进全体劳动群众而不只是以部分人的权益为根本，不能够使城乡普通劳动者只承担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而难以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利益，这样所构建起来的社会才能是和谐的。

其次，劳动价值论是宣扬“以人为本”的理论。因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在我国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就要求改变一些地方单纯追求增长率的指导思想，而形成以“富民”为根本特征的新型战略指导思想。为此，要树立能够获得富民绩效的科学理念；要及时进行各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加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实现共同发展”的城乡发展新体制；要在加快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就业，搞好广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改善和提升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二）坚持发展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多要素参加收入分配的制度，这的确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营经济的积极性，承认和保护资本等非活劳动要素的合法收入。但收入的合法性与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不是一回事。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取的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具有剥削性质，这是一切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的共性。不能说西方的或历史上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有剥削，我国现阶段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没有剥削，这是讲不通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其基本理论就仍然适用，而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是商品经济下资本生产方式的实质。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已逾1.5亿。这1.5亿农民工所在企业，基本上是私营和外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企业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雇佣劳动关系，体现在利益分配上，必然是企业主无偿占有雇工所生产的剩余产品，雇工所获取的只是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我们要坚持发展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三）维护劳动力价值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

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维护劳动力价值，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具体而言，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必须从包括劳动（劳资）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寻求答案。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和谐，我国现今的“劳资”关系不能再以“谁战胜谁”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但也必须正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部分采用的是资本生产方式，雇佣劳动恰恰包含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就一定是属于资本的，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公有制基本制度来调整劳资关系。

二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建立保障机制的过程中，要保证劳资关系的正常发展，使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在劳资关系调整中，政府应当承担责任。政府的干预，不是行政式的，而是政策式的，即主要通过因势利导，培养企业主关注劳动力再生产的意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劳动者经济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三是要维护和实现收入分配权利的公平正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收入分配是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权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除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不断改善和提高自己及其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将逐渐拥有财产，摆脱“无产”状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陈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实事求是，2004，（6）

徐文震，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J]求实，2005，（6）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 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社会结构；梁漱溟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梁漱溟是极为重要的人物。“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是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判断，也是他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和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阐明了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看法。虽然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梁漱溟的努力探索对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当今的中国社会结构，仍是十分有价值的。

一、“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形成

梁漱溟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之基调奠定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1930）中酝酿、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明确提出、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中得到充分展开、阐述和完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乃梁漱溟终生学术逻辑奠基之作，基于文化本体主义和东西文化观视角，他得出中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精神气质，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演变路径。西方社会生活的展开基于民主法治，而中国基于“尊卑大小”的伦理。西方社会中个人是自由、平等、归属于各种团体的；而在中国社会，每个人都有各自归属不变的伦理关系，人们的社会行为受伦理关系规定。

《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首次做了明确而完整的阐述。梁漱溟认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构造为个人本位、阶级对立；那么，中国旧社会构造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这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是一很特殊的结构。”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该书中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做了最为详细和丰富的阐述，使该理论更深刻更详实更完整。

纵观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结构思想的形成，梁漱溟始终坚持文化本体主义，从中西方文化观视角展开分析。从文化分析到伦理秩序，再延展到社会结构分析，文化是梁漱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逻辑起点，正是如此他才看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二、“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内容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中一再阐述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特征：一是伦理本位的，伦理关系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础；二是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使中国社会结构明显不同于西洋社会结构，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伦理本位”

梁漱溟认为“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从前的集团是教会，现在的集团是民族国家；所谓个人实从团体反映而见，所谓个人主义实对团体主义（社会主义）而言”；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就不断在追求个人主义的个人本位和追求团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本位中摇摆。较之于西方社会，旧中国“最缺乏集团生活，也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故中国人也就没有“社会”、“个人”的概念，“中国所有的恰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伦理关系”。所谓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既在相关系中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义当友，弟义当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

梁漱溟认为生活样式决定了中西方之差别。西方人重视团体生活，必然要求重纪律而轻情谊，“于是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中国人重视伦理关系，伦理关系随着个人生活展开而向四面八方延伸，“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就社会方面而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同周围的人形成种种伦理关系，进而推延到与官家和皇帝，乃至天地自然，这无数个以个人为中心铺展开的伦理关系相互交织就构成了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以伦理关系组织起来的伦理社会。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夫妇、父子……乃至祖孙兄弟‘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也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即在中国伦理关系对处理经济关系也有作用。就政治方面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天地――皇帝――官吏――百姓”间皆以伦理情谊化之，如“君父”“父母官”等。因此，皇帝应亲民仁爱、官吏应清正廉明，百姓应该沐浴天恩，这种政治伦理正是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此外，伦理还承担着教化、宗教替代作用，给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寄托。

基于此，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基于伦理关系上的“伦理本位社会”，伦理关系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基本纽带，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与其他任何社会都有极大不同。

（二）“职业分立”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两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中国社会的“职业分立”问题，梁漱溟认为“职业分立”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梁漱溟认为阶级是指“在一社会中，……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社会必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存在有经济剥削关系的对立阶级，其次是存在维护这种剥削关系的制度秩序，实现阶级统治。

而旧中国，从经济方面说（1）农业上，因“土地自由买卖”和“遗产均分”制度有效抑制了土地垄断，经济上自耕农占绝大部分，无土地农民和大地主都比较少，社会没有分裂成地主和无地农民两大对立阶级。（2）工业上，旧中国手工业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不存在阶级对立。（3）政治上，中国实行君主制，皇室贵族享有特殊地位。其他社会成员按职业大致可划分为“仕、民、工、商”，他们的身份地位仅是职业差异而无阶级性。“科举”使人人有机会参政，中国政权不是垄断的。所以中国没有阶级，有的只是“职业分立”；更没有阶级统治，统治者只是一个人，即皇帝。

（三）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交相为用”的关系

“职业分立”对“伦理本位”的强化主要表现在：经济上，职业分立限制了土地、资本的垄断，维持着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这样家庭在生产中的作用得以突出，这加固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关系。社会政治上，士、农、工、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有家世门祚盛衰等观念，伦理关系得以强化。

“伦理本位”对“职业分立”的限制。经济上，“以其为伦理本位的经济，财产不属个人所有；而视其财产大小，隐然若为其伦理关系亲者、疏者、近者、远者所得而共有之。即财产愈大者，对于其亲戚、朋友所负担周助之义务也愈大。此大足以减杀经济上集中之事。消极不是趋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于职业分立。”伦理能够促使财产根据伦理关系做二次分配，避免因财产分配悬殊而形成阶级对立。政治上，政权相对开放，人人有参与机会，从而不能形成政治垄断。伦理限制着经济与政治，不使其形成垄断，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的职业分立。

总之，“阶级统治之不成，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伦理与职业辗转相成。‘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结构。”

三、“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理论意义

（一）理论贡献

梁漱溟认为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来认识一种文化，是不二法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分析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更好地认识一个民族，每种文化能够产生并存存在表明其必包含具有普遍价值之处。另外，对各种文化差异盛衰的分析有助于促进文化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和文化创新。梁漱溟的这一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具有永恒价值。还有，梁漱溟对伦理关系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广泛存在，为后世研究中国社会开辟了一个新视角。

（二）理论局限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存在诸多偏颇。过于强调社会伦理而忽视社会对抗；对西方阶级理论的偏颇理解，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混淆，以社会流动来否定阶级对立，忽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存在事实。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之间的转变。士农工商其实是有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层级差别的，“常有易位”正是阶层流动的体现。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渠道极窄，进入统治阶层不外乎造反、军功、科举、买官等，农民、工商者无外乎通过卖地致富，但都极为困难，社会结构是一种刚性结构。

四、“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社会重建必须尊重传统文化。“吉登斯也认为社会的原有结构会内化为人们的“记忆痕迹”即“结构观念”，以“无意识”形式导引人们进行社会结构的再构造过程。”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文化具有很强的“惯性”或者说“传递性”，传统文化不会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随之消失，而通常会根据现实演变出新的形态或者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保留下来。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即“老树发新芽”，这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这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梁漱溟笔下的旧中国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传统伦理存在的基础如家族、宗法制度等，都在消失或消解。但是文化和人们意识中的伦理观念还是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仍包含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以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还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生活，伦理关系在现代社会仍广泛存在。

梁漱溟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给我开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视角，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伦理关系在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2]《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3]《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4]《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8页

[5]《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989页

[6]《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

[7]《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

[8]《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9]赖志凌.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伦理特质及其当代困境――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一[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6）：10611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安徽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0100177010117700539）“伦理性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测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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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3

【论文摘要】作为民俗事象的婚姻习俗，曾引起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高度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大体上沿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人生礼仪等路径展开。此外，国外学者还就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进行深入探索。与国外婚姻习俗的系统性研究相比，国内的起源性研究侧重于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在方法上偏重于文献传统。

婚姻习俗这一民俗事象曾经引起国外民俗学、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就相关间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视角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婚姻形态和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以婚姻形态进化理论为代表。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学说。进化论提出以后，对婚姻形态以及婚姻仪礼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摩尔根(I,ewisHenryMorgan)在研究中全面引人了进化论，提出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婚姻形态进化理论。在摩尔根看来，人类的婚姻形态经历了从杂交、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此外，摩尔根还极为重视婚姻形态研究，认为它是家庭形态的基础，而家庭形态又是亲属制度的基础。换言之，亲属制度有赖于婚姻规则。基于这种思想，摩尔根率先提出了亲属制度理论，用以分析婚姻问题。这种研究视角一直为后来者所沿袭和推崇。

在20世纪中叶，结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秉承了摩尔根的研究思路，将婚姻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中，分别形成“家系论”(descenttheory)与“联姻论”(alliancetheory)，并且就社会关系的原动力问题展开学术争论。这两种理论还有不同的表述版本，例如，纵向理论与横向理论、血统理论与姻亲理论、“继嗣理论”与“交换理论”等。当然，这些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理论阐述和学术争论。家系论强调亲属制度的纵向关系，主张代际关系的接续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认为婚姻是家庭之间的关系‘它不过是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而已。家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AlfredReginaldRacTcliffeBrown)、福特((DaryallForde),福特斯((MeyerForEed}与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E.Evana-Printchard)等人。与家系论的主张截然相反，联姻论以婚姻交换为中心，认为禁忌让家庭之间通过婚姻结成亲属网络，然后以横向联姻网为基础组建社会的框架结构，所以联姻重子家系。联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列维一施特劳斯(ClaudeIkvi-Sfreuss)b家系论与联姻论两种观点的对立，使它们在解释亲属关系时缺乏普遍性与连贯性，当然，他们对形式的过分注重，也招致了广泛批评。尼德海姆(}odneyNeedham)就是批评者之一，在他看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和列维一施特劳斯“过早地建构了宏大理论”川。当然.也有人认为，理论上的对立责任并不在于学者，而是与田野工作地点的民众诊释传统有关。从总体上讲，结构功能学派所主张的家系论来源于非洲和中东的调查;而结构主义学派所主张的联姻论来自于南美洲、东南亚的调查fz}0签子这种逻辑，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论，缘自于民众不同的解释系统。

不久，有关婚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进人全面反思。与此同时，婚姻问题研究也逐渐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本土人的观念成为发总的核心，即学者的理论是否真实地映射出当地民众观念，开始作为一个间题浮出水面。利奇主张反思工作应当从概念和分类假设开始，他指出，婚姻、亲属制度、单系继嗣与非单系继嗣、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分类等都应当列人反思的范畴。这些分类的问题在于“分类者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参考框架，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分类强加的思想禁锢很难彻底打破”。利奇总结说，“我们把时间耗费在把客观世界的现实填充到一组预先发展好的，而不是从观察得出的概念框架中去”}3)(Pl.7b)。利奇的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英语的思维模式不“定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模式。利奇的这种主张得到了尼德海姆的赞同和借鉴。尼德海姆十分强调对分类词汇的批判性使用，以及对间题的恰当陈述。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当直接依赖于本土内在的分类，用本土术语进行思考，换言之，就是按照个案自身的展现来理解它，而不是应用预设的概念和分类去解释。

20世纪70年代初，在婚姻研究中引人了更多的分析变量，例如性别、声望、地位和权力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姻研究中的亲属关系转向再次得到关注。正如迈克尔·赫茨费尔德(Michaelrierzfeld)所评价的那样，亲属关系获得了无所不在的社会文化意义。与此同时，对婚姻和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工作仍在继续。例如，博恩曼(JohnBorneman)认为，婚姻研究具有意识形态和范式倾向，压抑了自愿亲属过程，他据此提议，亲属研究应当转向关心与被关心的框架上〔礴，当然，这种看法体现在学者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方面。

此外，其他学科还从各自角度加人到关于婚姻的讨论中来。例如，贝克尔(GaryStanleyBecker)、彼德·布劳(PeterM.Blau)就分别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婚姻现象。

二、人生仪礼层面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一般而言，凡·吉纳普(ArnoldvanGennep)较早地对人生仪礼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个体“人生危机”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仪礼”(theritesofpassage)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仪礼都是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态，因而具有通过仪礼的共同特征，而通过仪礼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脱离(separation)、转变(transition)和加人(incorporateion)仪式。在不同的仪式中，这三种类型发展的程度不一致。在理论上，凡·吉纳普将其提升为前闭限仪式(preliminalrites),限仪式(liminalrites)与后阂限仪式((postliminalrites)，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通过仪礼包括这三种仪式。根据他的解释，通过仪式的意义有两种:从社会角度看，它承认个体社会状态的过渡;从个体角度看，它使经历仪式的个体对自己的社会状态有充分认识。因此，通过仪礼的功能在于，整合由社会状态的过渡带来的无序和不稳定。凡·吉纳普一直将过渡仪礼的思想贯穿于订婚与婚礼研究的始终，他认为“婚礼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永久性地加人新环境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变更关系、破坏社会平衡，以及从日常生活的“平淡中苏醒过来的场合”C5)(r}o-n.;}oas)

其后，涂尔干(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与沃纳(W.I,IoydWarner)等在审视仪式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和意义时，都运用了生命危机仪式，进而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确认了凡·吉纳普的研究范式，在他们看来，仪式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述。而米德((MargaretMead)、柏特生(GregoryBateson)与杜波伊斯(CoraDuBois)等学者则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仪式，侧重于研究仪式与文化、人格的关系。在真正意义上遵循通过仪礼研究并对其分类进行拓展的，应当说是查普尔(EliotD.Chapple)与库恩(CarletonS:Coon)。他们在凡·吉纳普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强化仪礼，’(ritesofintensification)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的仪式。而且，他们还区分了与季节相关的岁时仪礼、与群体活动相关的周期性仪礼以及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通过仪礼，并指出后者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查普尔和库恩还引人互动理论来解释仪式，认为仪式的功能在于恢复社会互动中的平衡〔a7(wamt)0

特纳((VictorTurner)延展了凡·吉纳普关于“闹限”阶段的观点，提出人生仪礼的现实意义就蕴含于它的象征性中，在“阑限”期间，仪式主体处于一个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的文化区域，主体的身份含混不清，通过“阑限”之后，仪式主体被安置到一个恰当的社会结构中，权利与义务得到明确界定〔}7(r}-vs>。在特纳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结构与反结构组成的一个辩证地发展过程，而仪式创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合，将人类内在的反结构无序力量引人结构的社会有序中，在这个意义上，仪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于是特纳就将仪式研究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特纳一反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引人结构冲突模型来解释仪式，不仅深化了凡·吉纳普的“通过仪礼”理论，而且还对以后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特纳一道同是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的格尔茨(CliffordGeertz),也曾对仪式进行了深人研究，他认为，“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像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世界”，从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r}xs>。利奇也注意到仪式在生存世界和想像世界中的意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与格尔茨略有差异。他强调仪式所表达的是，实际经历的世界与抽象思维中的另一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文化则在其中起到了交流和解释的作用。在有关通过仪礼的论述中，利奇从互表的时间和空间出发，将通过仪礼的意义总结为跨越社会界限，并且标志着社会时间流逝的间断[[9](P83,8U-82)0近期的仪式研究还引人了诸多可变因素，例如，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仪式的整合与瓦解功能，等等。受到这种多元化研究趋势的影响，仪式通常被视为一个多角度的，兼具两重性的复合体。

三、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婚姻习俗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还有一类相关问题需要提及，那就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开展的婚姻习俗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的婚姻、婚礼、亲属结构等问题，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射出他们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

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宗族世系理论，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他还对中国的婚礼作了细致地描写，认为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f;](}-}s.}_zrz)。马丁(EmilyMartinAhern)关注于婚礼中婆家与娘家地位的平衡，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亲属仪式”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认为强大的姻亲到场可以帮助姐妹的夫妇家庭完成角色转换，因而具有控制婆家的〔tz](tzar3o-r)0萧风霞(SiuHelenF.)、杨美惠(YangMayfairMei-Hui),阎云祥等人将目光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一匕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现实作用}is](etzt-1n,t}s-tes)。克洛(ElisabethJoan}rnll)注重中国社会变迁中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婚姻与亲属结构之间的关系[14]D霍姆格林(JenniferHolmgron)研究了中国北方的婚姻与亲属制度，并且就寡妇再婚、婚姻与地缘的关系、亲属关系与政治控制等问题作了深人探讨〔‘，。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t叫。除了对中国的宗教与仪式进行研究以外，武雅士((ArthurWolf)为了验证韦斯特马克((EdwardWestermarck)的性嫌恶理论((sexualaversion)，还一直致力于中国变异婚姻形态一一童养媳的研究，指出它是父系社会在婚姻规则和禁忌紧张之间的一种折衷[l](rtst-tsz)0

总之，这些学者在国内研究与国际前沿理论之间架设了桥梁，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国外婚姻习俗研究对中国的影响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基本上也是沿着婚姻形态和婚姻仪礼两条脉络展开研究。与国外不同的是，国内研究相对分散性，系统性较弱，这些研究特点，可能与中国社会在文化、民族、地域上的复杂性存在一定关联。

1924年《歌谣周刊》刊载婚姻专号，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意义上婚姻研究的滥脑。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国外婚姻进化论的影响，相关研究大多执著于追溯起源，把现存的婚姻形态解释为过去文化的遗留物。在这一阶段，民俗学的视野也从民间文学拓展到了民俗事象上。黄石、蔡献荣、陈怀祯、杨江松等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种倾向。黄石十分注意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其在尚处于描述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中处于显著位置。尽管在黄石的研究中能够看到历时性与共时性，也能够发现比较与实地调查的运用，但是大多数学者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仍然坚持对民俗事象进行溯源式考察。在同一时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进化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而，进化论的研究思路，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钟敬文在阐述国外民俗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英国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他阐述道，“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派。除建国之初的前27年外，这一理论对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几乎从未间断，[187(1b-}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将婚姻习俗置于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它的变迁。与此同时，婚姻习俗研究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趋势，这使得不同研究视角聚焦在同一对象上，丰富了相关研究。此外，国内学者还对仪式作了深人研究。他们将社会变迁、权力关系与政治的视角导人仪式研究，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学者通过中国本土的调查，对国外亲属关系理论进行反思，质疑婚姻制度的普遍性，等等。

五、相关评价及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开拓性研究，不仅丰富了婚姻仪礼研究体系，也为相关主题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钟敬文指出，“事物往往有多个方面，理论都偏于一点。对一种理论，我们要知道其长处在什么地方，短处又在哪里。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作为一个学者，要运用某种理论，……要知其长处，用到什么程度，用于什么对象最适当”。〔’9]换言之，运用西方的理论应当注意其偏颇之处，与研究对象本土性的吻合程度以及运用理论的深度。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加甄别可能对我们的研究十分不利，某些国外理论无法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事象。例如，进化论可以解释婚礼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婚姻形态的存在，却不能够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婚礼的复兴，以及彩礼和嫁妆的不断增长?贝克尔的效益最大化理论可能适合于西方社会的婚姻行为选择，却不能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压力下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及对单身的偏见?这些都说明，要有选择地运用国外相关理沦与方法。

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的外在形式与婚礼上，前者侧重于少数民族或者变异婚姻形态的起源与发展;后者侧重于构成程序、与六礼的对比、相关民俗事象的产生、传承与演变等等。在方法上强调古今比附，对婚姻习俗的起源进行历史重构。这种起源式研究强调时间因素，立足于动态视角，把古今婚俗事象放置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从而赋予婚姻研究以历史的质感。基于考据的传统，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它有益的一面。同时，也应当看到，它是一种通过历史来认识现实的方法，也是一种厚古薄今的认识事物方式，忽视了对现实婚姻问题的深人研究，这有悖于民俗学研究的主体与目的。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4

一、国内外关于社会诚信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评述

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开始于齐美尔（Georg Simmel）。齐美尔从信任视角对货币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分析，重点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社会秩序功能，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则从信任这一重要资本主义伦理视角分析了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信任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信任更容易建立。评价：古典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为其后研究起到了奠基础、搭框架、提供概念工具等作用，但存在着过于追求宏观理论的兴趣趋势、忽略了微观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上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等不足。

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信任视为约定（交换的一种代表性媒介）的一种结果，而彼得?布劳（Peter Blau）则把信任描述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两者可谓是对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70年代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

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去解读信任的产生与扩展。评价：以上研究重拾信任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的丰富以及将信任视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并将之与制度或伦理相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为国内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和视角，也为本土化研究和反思提供了探讨对象。

（二）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社会学从90年代才开始展开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其学理探讨围绕着当代中国信任缺失、信任度下降等问题展开。很多学者肯定了信任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及其当代价值。学者们或通过理论考察（张静，1997；潘敏，2007），或通过个案访谈（薛天山，2002），或通过大型社会调查（刘爱玉、刘明利，2012）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现代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信任（郑也夫，2006），对信任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有的学者从中、日、美三国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王飞雪、山岸俊男，2002），有的学者则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信任结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李伟民、梁玉成，2002），有的学者探讨了信任的建立与发生机制（彭泗清，1999），有的学者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杀熟现象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郑也夫，2006），还有的学者从社会转型期对信任类型进行分析与预测（张禹青，2012），等等。

研究方向与内容。1.研究方向集中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等分支。如《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2004）、《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2010）、《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2011）、“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信任、利益互惠和差序式治理”（杨光飞，2009）。2.关于中国当代社会信任类型的分析及对策建议。梁颖用“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概括西方社会学关于信任理论的历史变迁，“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是其三种表现形态，且三种类型的信任呈现出“同生共存的历史生态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并得出“合作型信任乃后工业社会之理想的信任类型，其对发展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良好治理均存有迫切性，至关重要”的结论（梁颖，2011）。“关系信任”与“普遍信任”是另外一对描述信任类型的术语，陈福平通过定量分析着重探讨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同这两种信任类型的关系（陈福平，2012年）。3.信任的建立机制。有的认为信任从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中产生，有的认为信任可以通过理性的算计来获得，也有这两种观点的碰撞与融合（郑也夫，2006）。从另一个社会与个人视角来说，有的认为信任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多，有的认为信任与社会因素多一些（彭泗清，1999）。4.对信任研究所嵌入的中西方学术传统差异的反思与新诉求。反思：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把有关‘信’的现象和问题分别放在不同的领域中去研究，这主要源于其部分组成整体以及整体需要分解的探究路径”，而中国研究思维关注重点是部分与整体间的联系。新诉求：“从连续体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诚信、信任和信用”，重点关注“人与制度的博弈以及转换的问题”，这才是符合国人思维实际的解决问题之出发点（翟学伟，2011）。

研究不足。一是基本概念不清，尤其是诚信与信任的概念有必要厘定清楚，可惜的是，这一问题似乎太过基础而少有学者问津。二是总体上看，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信任的发生机制及信任本质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研究；一些研究只是在重复外国学者的论述。三是再研究范围上，针对互联网时代下虚拟社会的信任研究不足；对社会诚信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后续研究缺乏。

二、“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逻辑及其意义

笔者认为，要展开对诚信建设路径的社会学分析，首先要清晰界定诚信、信任等概念，继而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社会学有关信任研究的理论、剖析信任本质及其产生机理，进而结合河南省情着重探讨“诚信河南”建设的意义、路径、要注意的问题及其体制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核心围绕的是如何让诚信河南成为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文化基因。

以一个省份为基础展开诚信建设的研究，其意义至少有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力图从社会学视角系统梳理有关信任研究的前沿理论，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对“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其次，从应用层面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这标志着新时期诚信建设课题的提出。而《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则从提高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的角度，强调“大力倡导敬业诚信、创新创业、劳动致富、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这又指出了诚信建设的应用价值。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诚信建设应用价值的逻辑还在于诚信带来信任，信任带来合作与互惠，其关键在于：一是转变信任类型，以适应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从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的诚信扩展至带有契约性质的普遍意义上的诚信；二是用制度保障诚信建设：突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个层面的诚信制度建设；三是具体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这一研究着力从诚信建设对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系统作用与发力机制角度去发掘、深化、拓展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再次，从方法的层面看，这一研究还可以尝试采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回顾诚信在20世纪我国的发展状况的同时，系统梳理中原文明中的诚信史，从而为当代社会诚信问题出现提供历史与思想背景。

三、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

具体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应该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等诸多方面。

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可分为七个方面。1.“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此部分在系统梳理信任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论对于“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作用。2.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现代价值及其超越：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特点；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现代价值；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超越：诚信类型及其转换的社会背景。3.“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意义：“诚信河南”与社会转型；“诚信河南”与风险社会的应对；“诚信河南”与简化复杂环境、拓展社会资本；“诚信河南”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文化基因；“诚信河南”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锻造核心竞争力。4.“诚信河南”建设的基础、原则、任务、目标体系及其实现。5.“诚信河南”建设中要注意的几个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诚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诚信与法制的关系；诚信与个体素质的关系.6.“诚信河南”建设的机制创新：信用监督机制创新；信用自律机制创新；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创新.7.“诚信河南”建设的系统探索：“诚信河南”与政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商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社会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司法公信建设

在基本思路上，首先梳理信任研究的专业理论，为理解和剖析“诚信河南”提供理论解读视角。接下来分析中原文化中关于诚信传统及其历史性超越的必然性，从而为“诚信河南”建设提供社会思想史背景。第三部分则重点从专业角度剖析“诚信河南”的重要意义，突出其与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了这些基础性问题之后，第四、第五和第六部分则对“诚信河南”进行了思路设想与制度设计，勾勒出“诚信河南”建设的理想类型。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和理论分析法三种方法。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将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的信任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二是“诚信河南”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阐释与分析；三是如何让诚信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诚信河南”建设实效，包括“诚信河南”机制创新、“诚信河南”系统探索；四是如何将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信任的理论研究与河南诚信实际进行有效联系，即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河南实际如何有效衔接；五是如何研究出符合河南实际的诚信机制创新与制度设计。

研究形成的具体观点方面，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建设与“信任研究”之间既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关系，又是目的理性主义的关系。通俗说，“诚信河南”建设的目的就是让外界“信任”河南，认为河南信得过、靠得住，进而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等，从而促进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而让外界“信任”河南，“诚信河南”建设是重要路径之一；二是实现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信任类型转变：由建立在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熟人信任向带有契约和合作精神的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信任转变，这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文化基因保障；三是“诚信河南”建设目标是让河南走出低信任、走向高信任，走出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从而促进家族式私企走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先进、规模巨大的现代企业，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乃至全球竞争；四是政府、企业、个人诚信建设中，政府诚信占据基础性、主导地位。而政府诚信建设的核心载体是政府工作人员，此为诚信建设全局之关键；五是“诚信河南”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诚信制度建设，这是建立普遍信任的必经之路；一手抓诚信美德宣传教育。这两条是建立系统信任与塑造人格信任的两条最主要路径……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范式;范式理论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叶孟理,李锐.人文科学概念[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童昭岗,孙麒麟,周宁.人文体育[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交往理论 和谐社会 人际和谐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从理论上支持和加强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为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理论视角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研究人际和谐，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自古以来，人类对美好社会孜孜以求。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到西方的“理想国”诉求，无不表达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和憧憬，和谐社会的理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

回顾历史，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某些偏差，即片面强调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自1957年之后，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期间发展到极致，造成了社会交往的病态发展、人际关系被严重破坏，这不但使社会发展出现经济与政治关系严重失调，而且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敌对和动乱状态，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转型期。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概括出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这是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等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做出的精辟阐述，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规范和交往形式的指导原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主要内容，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纳入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谐社会”成了中国文字的高频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形态。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对立，就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经济发达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和谐更无从谈起。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也谈不上和谐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也远远不成熟。而在当今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对抗已经消失，社会阶层取代了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时期，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正当其时。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社会政治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进行了阐述和引导，这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形式和交往规范的指导原则。

二、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富于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最为复杂，因而处于主体地位。综合考察和谐社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人与人的和谐乃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演化，总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载体的，即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和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最终都要归结到人际关系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它又带来新旧体制和利益的冲突，使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人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基础。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际交往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人际和谐的哲学根基

在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提出各自的思路。但从社会交往层面上来深入地揭示人际关系及其向着和谐状态的运动，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础。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不断展开、不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人们交互作用的社会性生成。并且，结果态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它也反过来对主体间交往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里，交往实践以及人际关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境域紧密相关。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在现实的主体交往的此岸所展示的人际交往的理想彼岸，这种理想的实现，不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境域中通过交往实践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而是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产生于个体之间的微观交往，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交互活动，而且产生于人们的宏观社会境域。“小国寡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久远记忆，单个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已经被日益社会化了，随着人自身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向于更为复杂的结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社会境域总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因此，人际交往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广泛而频繁的交互作用。在这种敞开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不是偶然的随机事件，而是在社会发展境域中的人际交往实践的生成结果。人与人的和谐交往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人际和谐是交往实践的结果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微观的日常生活境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是社会发展境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平衡的交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际和谐的实践基础在于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实践，而这种主体际交往实践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那里获得了科学揭示。并且，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我们建构人际和谐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石。

人际和谐是人们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实践不断形成的人际关系产物，人际交往是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实践之源。因此，我们透过学术界有关交往理论的诸多研究，复归到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到对交往实践的科学揭示，从而获得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从交往范畴的科学内涵出发，在可以经验确认的感性世界基础上，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来展开人际交往实践的理论逻辑。正如王武召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考察了社会交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学说的初步确立”。②尽管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所做出的理论思考，但其内容阐释对于我们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这种启示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性彰显，也是当代中国建设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要满足的一些必要条件。

生成于人们的社会往实践的人际和谐不是观念的预设，而是交往实践的产物。这种交往实践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即人际交往何以达到和谐状态，抑或人际交往的实践如何具有科学性，因而，为我们思考当今的人际交往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用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我们考察和辨析马克思交往思想，不仅仅是为了搞清这一思想的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运用它去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历史出现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所处时代使之凸显的是，它提供了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视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谐社会表征的无非是组成社会的各系统、各要素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彼此协调、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因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也就在于理顺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既要整合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这些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整体社会的有序运作；既要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又要平稳有序……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无疑在启迪着我们，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中，要努力完善社会交往系统，防止主体间交往关系的蜕变，促进社会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协调演进，纠正以往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文价值的片面做法，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整体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千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2.20.

②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参考文献：

［1］吴俊杰，张红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总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6.

［2］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调整结构（一）.人民网，2004.11.30.

［3］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4］李国中.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N］.楚雄日报，2007.1.3.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D035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时性研究，它以一个时间段为观察视角，动态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提出与形成过程、产生依据与产生方式、形成路径与形成机制、起点界定与阶段划分、发展动力与发展经验、历史地位与重要意义等；第二个是共时性研究，它以现在为时间基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整体观察对象。静态地研究这一整体“是什么”(概念内涵与本质)、“内部要素及其关系怎么样”(主题与主线、精髓与灵魂、内容与结构)、“外在表现怎么样”(功能与价值、特征与特色)、“其系统结构是否需要建构及如何建构”(建构路径与建构原则)；第三个是历时性和共时性下的比较性研究，前者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前后相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各个理论形态)之间的历史关系，后者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其所包含的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包括三大理论形态相互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外国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本文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作一相对全面的述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

目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句话的理解、诠释和证明。如刘孚威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目前学界绝大多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属于该层次。张雷声专文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民族性和开放性。

第二个层次是以梁树发为代表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视角进行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研究，其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形态或阶段的标志”。

第三个层次是以顾海良为代表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时性飞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列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比较全面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关系理论、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关于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问题、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和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意义。

此外还有论者如戚嵩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认识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及唯物辩证的和谐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之间关系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有关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也就是说，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所指，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也就相应地明晰了。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概念所指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其一，特指思想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词最早出现在载于《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的《加强学科建设深入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二十一)管文虎教授简介》一文中，从上下文看，可知其意指思想的理论体系。吴玉才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

其二，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一理论成果的理论体系。杨世文在论及“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命名问题”时，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一词明显不是特指，而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一理论成果的理论体系。

其三，特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而成的理论体系。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杜鸿林，他是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设想时提出这一观点的。丁荣生也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脉相承的，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徐文杰则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两者(1)内涵不同，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各个理论成果的组合；(2)外延不同，前者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而后者不包括思想；(3)实质和侧重点不同，前者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侧重整体性和理论性，后者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侧重普及性和实践性。徐文杰的观点似乎更符合一般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概念的字面理解，但其前提性假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组合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一假设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得到有效证明。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之间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之间关系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形式逻辑意义上两者外延的相容或不相容关系，其中相容关系包括全同关系(即重合关系)、真包含关系和交叉关系(即部分重合关系)，不相容关系即全异关系，第二个层面是辩证逻辑意义上两者发

展的历史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形式逻辑层面

1.全异关系说。刘先春等认为两者是非包含关系或者说是全异关系，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不包含整个思想而且不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至于理由，徐文杰认为，一方面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思想是零散的、没有系统化。所以未能像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思想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容上也大相径庭，因此这些思想只能是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宣萱等认为，两者在历史条件、历史主题和历史地位三方面都不同。贾建芳认为，还因为思想基本上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有论者如左乐平指出尽管两者之间是全异关系，但是思想中却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着奠基性作用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这些原则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形成脉络、思想价值趋势和理论传统以及理论的承继等三个方面。

2.真包含关系说。余信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思想是肯定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高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思想，理由有三，其一是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二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其三是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3.交叉关系说。肖贵清、刘爱武认为，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基础，而且有些内容本身就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二)辩证逻辑层面

1.历史过程。石仲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并据此对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言可以说是“始于毛”，但就理论的系统创新而言，则很难说“始于毛”。

秦宣认为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属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董仲其也认为在思想具体内容发展的止步地方，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步之点。

至于两者具体的历史关系，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是继承与超越的关系，或者说是继承与发展关系，李保忠、陈一玫进一步指出这种发展关系包括的两个方面，即延续性发展与创造性发展。还有少数论者对这种历史关系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朱宗友等对两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祖国统一和商品经济发展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石仲泉则对思想的实践标准观、实事求是观、主要矛盾观、政党观等12个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关方面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2.内在关联。两者的内在关联，从异同点看，两者的联系在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人民利益标准)、理论精髓(实事求是)。都具有历史连续的探索实践和相通的理论传统，具有一致的理论灵魂、连续性的理论内容、相似的理论风格、统一的方法论；两者的区别在于，由于两者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主体内容)不同而各具特色。

也有学者，从两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视角审视，认为思想中的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的开创性探索及其活的灵魂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长期指导意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整体性审视

学界都注意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特征，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齐鹏飞∞指出，三大理论成果绝不是仅仅根据它们各自的酝酿和成型、成熟的历史发展时序简单地排列甚至是罗列组合而成，而是依照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有机统一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集合体理论”的命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先后、递进的一个一个的个体理论构成的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整体理论。

不过多数学者认为三大理论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包心鉴认为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和架构性组成部分、开创性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

也有学者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所含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系进行整体性审视。从历时性的维度审视，祝黄河等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是奠基作用、承上启下作用和最新成果。从共时性的维度审视，三者相同点在于，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和立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价值取向(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共同的理论品质、相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不同点在于，三大理论形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分别侧重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回答。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之间关系

学界一致认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重要，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后者的基础，构建了后者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形成之基、框架之雏和特色之源。甚至有学者将邓小平理论上升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等同的地位，如涂大杭将邓小平理论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并认为广义邓小平理论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狭义邓小平理论(即通常意义上的邓小平理论)。还有论者指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双重关系，即是源与流的关系和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关系

多数论者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关系是继承

和发展关系、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孔祥云、冯务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具体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升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并将党的建设要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科学发展观之间关系

从共时性维度看，有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阈，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从历时性维度看，学界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但是只有个别学者具体分析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贡献，指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观念(科学发展)、发展目的、依靠力量和评估标准(以人为本)、整体战略布局(“四位一体”)、发展方向(和谐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新构想(和谐世界)。

五、问题与结论

(一)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在上述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甚至突破，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有些概念有待形成共识。比较研究的前提之一是有至少两个确定的研究对象。但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性研究中。有些概念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却不是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这不仅制约了学界的有效交流，而且也影响了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其二，思维方式有待改进。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关系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论者不是持全异关系就是真包含关系。其实，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但是两者并不是按照同一分类标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分类而得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按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标准来划分，可分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若按照理论内容所指涉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历史任务等标准划分。则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除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外，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毫无疑问地应当被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其三，研究视野有待开阔。比较性研究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历时性下比较性研究只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共时性下比较性研究虽有个别学者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但绝大多数都只局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三大理论形态之间、以及三大理论形态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四，实践性取向有待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是为了服务于实践，同样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也是为了服务于实践，但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实践目的性取向是什么尚有待凸显，否则可能会有背离实践服务目的，逐渐走向纯理论、经院式研究泥潭的危险。

(二)结论

个人与社会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观 研究综述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战略任务和重大命题。自此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简要梳理，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和地位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

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体系是指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是确保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序发展的思想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向世人昭示的是中国发展理念。有学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全过程相连接，是循序渐进的发展思路，经历了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到先进文化建设，再发展到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具体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发展逻辑的历史的起点，先进文化建设是其间一个中间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形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位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所有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处于核心地位意味着：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支柱，代表反映13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具有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功能。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方向，是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坚定走历史必由之路的精神保证。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精华，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他的价值体系具有指导和引领功能。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准确完整反映了13亿中国人民在当今时代的价值诉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对个体多元价值具有导向作用。”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居统治地位，是起支配作用的社会价值理念的集中表达，是一个社会需要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是一个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精神的依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它浓缩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核，将其上升到思维方式。当前，如何浓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生活观念，即如何从体系升华为核心价值观，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有学者指出，要进入核心价值观范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为后人不断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占具重要地位。第二，既容纳继承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又区别于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反映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第三，具有久远的作用和影响，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主、公平、和谐、进取”，它们分别渗透并且统摄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领域。有学者指出，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和谐、公正”。也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

三、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

有学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以此引领我国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是正确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方向，抓住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实质。

有学者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创新、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可以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的途径，在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为民族精神创新规制路向；通过和谐文化建设可以优化民族精神创新的资源环境，在创造民族精神突破口和生长点的同时为意识形态发展提供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意识形态发展的要义，而和谐文化建设是民族精神创新的关键。这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有机统一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在文化建设中确保核心价值体系地位，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民族精神的进步作用，对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创新均能发挥重大作用。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精神秩序，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精神安置的场所。社会成员飞利益诉求的多维性形成了人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在这样的精神格局面前，社会必须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使社会的精神世界有序可控，从而成为团结与凝聚民族力量、激发民族热情和活力、提升民众生命价值与意义、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精神动力，使民众在社会精神秩序的引领下步调一致地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依据不同的认识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实现个体的共识和认同，给社会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家，使人们的个人精神追求和社会的精神家园相衔接，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水平，促进人的精神家园建构及和谐社会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了现实可行的精神动力和精神保障。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我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依托。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其理论魅力在于彰显人民文化利益的过程中实现的。从文化利益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体现在：整合多元价值取向的达共识性；包容人民多维利益诉求的和而不同性；关照人民长远利益的可发展性。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完善中介环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有学者指出，中介环节的健全、完善，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作用的中介环节，前提是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思想内涵和根本原则上下工夫；基础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准确把握本领域、本部门实践特点和特殊要求上下工夫；关键是在加强自我认识和思想反省，准确把握自身的思想状况和主观需要上下工夫；核心是在分析排比、梳理综合、大力推进思想创新、形成新的具体原则和规范上下工夫。

有学者指出，我们一直都相对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民教育，但往往收效甚微，这是因为缺少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我们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民教育机制，包括国民教育创新机制、国民教育整合机制、国民教育激励机制和国民教育长效机制，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融入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理想信念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并指出具体做法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认认真真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关注、深入思考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要坚持深入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改造主观世界。

（二）积极推动大众化

有学者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这就是要促进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向社会心理形态的转化，使其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自觉意识和外化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和把握公众的需求心理和接受习惯；尊重个人的选择差异；注重主体间往对话；让教育条目回归现实生活；优化言说方式，消除话语差异，不断提升意义诠释魅力。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是整个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是整个民族的精、气、神，但如何深入、内化到每个个体，是其能否真正得到全民实践的关键。

有学者指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行动和自觉追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个从理论转化为实践、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是一个知与行相统一，运用科学理论成果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从科学发展观出发，采取多种以人为本的途径和措施，把人的切身利益实现和理论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大力促进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向社会心理形态的转化，使其内化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和自觉意识，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教化作用和规范功能。

五、结语

当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了极大的拓展，综合而言，我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展望与研究：（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联系与区别；（2）核心价值观的精准提炼；（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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