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三农论文范文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1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related special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ake a discussion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occupation education.

关键词：能力导向；人才培养模式；三农情怀

Key words： ability-oriented；talent training mode；feelings of the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223-02

0 引言

自2004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中国传统农业也正在向现代农业转型，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认知从“体力型”转向“知识型”，拥有农业技能的人才无疑是转型发展之必须。但是由于社会上涉农工作岗位单一，高校涉农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农业岗位后需要不断深入基层，不仅工作辛苦，社会地位也不高，大多数学生都不愿意报考涉农专业，高校招生时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并且考生及家长对农业和农业院校认可度低，农村与城镇生源人数差距很大。除此以外，我国部分高校在涉农专业教育方面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考核和学历，轻技能应用”的问题。如何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农业高职院校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当前高职学院涉农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的确定、综合素质的培养、产学结合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1.1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我国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农林教育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地位。”要培养“面向农林业生产一线以及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深化面向基层的农林教育改革，培养数以万计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懂经营、善管理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因此，培养更多的熟悉并热爱三农、具有服务“三农”意识的大学生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等农林教育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属职业教育范畴，它除了培养学生必须具有服务“三农”的职业意识外，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专业兴趣培养，激发学生对涉农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基于兴趣导向去自主学习农业专业技术，并对农业行业和自身的未来就业拥有信心和高昂的热情。

服务“三农”意识的教育需要高校开设农业专业课程，通过专业教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在国内关于此课题暂时没有相关学术作品，根据国内文献检索，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情感教育，仅有《大学生村官情感教育问题探讨》（姚琳2009）一文，文章提出大学生村官要树立起尊重农民、热爱农村、关心农业的基本感情。但是国内学者对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吉林农业大学郭为民、王成章的《农业高等院校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培养》、北京大学张秋山的《农村籍大学生基层就业意向调研分析》、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李文涛的《论大学生基层意识的培养》等，分别研究了提高大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大学生基层就业问题及大学生基层培养意识的障碍问题等。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关于涉农专业大学生提高服务“三农”的意识问题研究较多，在关于如何培养涉农专业大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方面研究较少，亟待完善。

1.2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此类研究甚少，但是关于对大学生职业指导、职业理想、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我国可以采纳借鉴。在西方，职业生涯理论是慢慢形成的，期间与职业辅导的关系密不可分。美国是最早开展大学生职业辅导的国家，早在19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帕森斯教授就创办了职业咨询所，对每个入学的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能力，从而确定专业和职业定向，便于在毕业前期确定择业目标。而在日常的学习中由于学生确定了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定向，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需要的某些能力，学会掌握职业发展策略，形成毕业辅导与日常规划相结合，注重知识、注重能力。

2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2.1 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现代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农业机器的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由手工畜力农具生产转变为机器生产，使投入农业的能源显著增加。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的有效途径。

2.2 现代农业对涉农人才的需求 我国虽然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现代农业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缓慢，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培养一批具有实践操作能力的现代农业人才至关重要。

3 基于能力导向的理实一体化涉农人才教育思路

发挥大学生的专业优势、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服务“三农”，从职业情感教育层面培养大学生到农村和农业战线工作，具备服务“三农”的热情、能力和素质，对大学生服务三农的热情和素质培养，提出“一课程、一活动、一讲座” 的理实一体化农科人才教育体系（见图1）。

3.1 理论教育模块――通过理论讲学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意识 改变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段式的学科教育为模块式能力体系教育；由注重专业教育向注重素质教育转变；由专业教育“一元化”向辅修制、双证制的“二元化”转变；由以教师为主的单主体向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转变。要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理念，就应该在课程体系上进行优化设计，合理划分涉农专业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教学内容和课时比例，必修课程，2个学分（1+1）。理论教育模块（含农科专业课程和围绕专业举行的三农讲座）占1个学分。

该模块主要针对全校所有专业学生设立，主要任务和整体目标是使学生学会查阅资料，了解当前“三农”问题以及国外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培养全校各专业学生“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情感。树立求真务实，特色鲜明，立足专业，服务三农的志向。

3.2 实践教育模块――培养学生服务“三农”的专业技能 实践融入模块（学校统一按生源地组织学生走进农村、了解家乡的调研活动）占1个学分。

本模块以家乡三农发展为立足点，了解家乡农村环境，农业发展现状，培养“热爱家乡，情系三农”的情怀，树立当代农业发展观。

实践教育模块主要通过由学院组织的“走进农村，了解家乡”大学生调研活动，进一步提升对家乡新农村建设、产业状况、农产品的供销产业链、家乡农产品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如当前许多农业学院的特种动物养殖技术专业确立了“建立专业基础公共平台，实践教学实行分流，按模块嵌入主要生产环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5+1的教学法模式”。中草药栽培技术等相关专业形成了3+2+1的教学模式、双循环渐进式实践教学模式、多元启动的二主二辅产学研结合教学模式与丰富多彩全园素质教育模式。农科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行了“融合式理论教学与开放式能力培养相结合的理论――实践――理论――实践”循环培养模式。

3.3 文化养成模块――重点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 通过“三农”宣传阵地、社团、志愿服务等形式，加强“三农”情景教育，深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形成具有三农氛围的校园文化；各社团组织一定数量的走进三农、服务三农的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以三农为载体的志愿者活动，培养“三农情怀”。①加强微博、空间等网络媒体和纸媒等三农情怀宣传阵地建设，宣传三农政策、农业创业典型事迹等。②通过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了解农村，加深对农民的感情，培养农村认同感。③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农村农业农民题材选用，以文艺形式，挖掘三农的魅力，增强三农吸引力。④通过主题论坛、演讲、征文等，农业创业、农村工作典型事迹宣讲、认知交流。⑤通过三农主题社团建设，开展三农特色活动，培养自主能力，培养从事农村工作、农业创业的学生骨干。⑥通过大学生科技创新、新苗人才计划，引导学生思考三农问题，认识和探索发展规律，通过农业创业实践，挖掘、孵化农业创业项目，培养骨干。

3.4 以校、地合作为纽带，实现产学结合 加大力度开展院校和地方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院校的人才、信息和科技等优势，指派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到地方实习和学习，如此不仅能够为地方科技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也能够发现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高校树立新的研究课题，推动院校的科研与创新。

比如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立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先后与吉林省的九台市、双辽县、郊河市、长春市双阳区等十多个县、市、区、镇建立了院地合作项目对接，充分发挥学院教育培训、科研开发与推广等优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吉林省政府校企合作优秀奖和吉林省人才优质项目二等奖。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职业院校涉农专业调整成为了当务之急。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把专业调整与专业内涵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在涉农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明确专业建设的思路与方向，依托学校现有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专业作用，立足涉农产业，面向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方案和方法，彰显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性优秀人才，较好地满足就业市场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学梅.福建省农业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05）.

[2]王具元.高职水土保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及其保障机制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1（10）.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2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6]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7]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2]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7]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6] 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453页。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3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前提；三个假设；伪命题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1]周应恒，耿献辉.“现代农业”再认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399-403.

[2]官爱兰，蔡燕琦.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部省份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2）：31-37.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4

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现代农业科技普遍传入并应用，中国农业历史出现新特点。文章主要阐述了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与利用，各地相关农业遗产调查与现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遗产继承与谱系，以及当前亟需开展的民国时期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工程等内容。籍此重新定义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继承与开发路径。

关键词：

农业文献;农业遗址;老专家记忆工程

学界普遍认为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包括:农业景观、农业遗址、农业工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目前来看，范围上与民国时期农业遗产并不能完全切合。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古代农业文化遗产，且具备特定的形成历史过程，遗产价值较高，传承性较强，特别是申报世界与全国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较强的现实存在性和观赏性，亦有部分学者关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文化挖掘与旅游开发措施等领域。民国时期农业遗产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较高的关注，尤其是其保护与开发途径上尤为单一，这并不能否认其独特价值，民国农业文化遗产兼具普遍存在、种类繁多、利用率最高、开发价值最强的特点。文章将从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民国各类农业文化遗址调查与保护、民国农业教育继承与老专家声像档案保存等三部分进行阐述。文章通过对现存民国农业遗产的分类与调查，提出了区别于以往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法与视野，针对不同遗产提出可行的保护措施与传承路径。清末，从中央到地方开始设立各类农业机构，兴办农业学堂、创办农事试验场，有识之士兴办公司、公社，创设农学会。宣统年间，中国农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已经明确。官方机构、科研机构、农业公司等逐渐涌现;系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近代农业体系开始形成。《政治官报》刊发，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农工商部奏汇《各省已办农林工艺实业开具清单》，［1］(P151)标志着清末全国范围内近代农业体系的基本建立。这些措施为民国时期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基础，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来源。

一、民国农业文献遗产分类与保护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方农业知识与教育大量传入并应用，以致产生大量文献资料。民国农业文献延续清末古农书、方志、文集、笔记、日记、报纸、期刊等资料的来源渠道，更加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语种多样、领域广泛等特点，是研究民国时期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民国期间国内外的农业文献具有重要的农业历史与文化价值，是当前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时期农业文献彻底改变了清末传统农业科技著作与近现代农业科技著作并存的面貌，诸多以近现代技术为撰写内容的民国时期农业类教科书、期刊、报纸、专著等流传于世。《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民国时期农业类图书2455种，涉及农业领域十个大类。［2］毛邕、万国鼎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全书根据最新农学与旧时农书分为:总记、时令、占候、农具、水利、灾荒、名物诠释、博物、物产、作物、茶、园艺、森林、畜牧、蚕桑、水产、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杂论、杂等十几个大类。民国时期蚕丝业改良持续推进，发展迅速，社会对教科书等著作需求量很大，各地出版蚕丝领域书籍数量繁多，贺康《蚕丝学概论》、钱江春，侯绍裘译《蚕丝概论》、乐嗣炳，胡山源《中国蚕丝》、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产销调查报告》、万国鼎《中国蚕业概况》、山西省农矿厅《蚕桑浅说》、郭葆琳《栽桑图说》、奚楚明《实验蚕桑全书》、姜庆湘，李守尧《四川蚕丝业》、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普通栽桑学》、殷秋松《蚕业指导》、曾同春《中国丝业》、缪毓辉《中国蚕丝问题》、夏诒彬《种桑法》、朱美予《世界蚕丝业概观》、朱美予《栽桑学》、沈文纬《中国蚕丝业与社会化经营》，合众蚕业改良会《改良中国蚕业之计划及其方法》，以蚕桑学科见长的蚕学专家郑辟疆编纂出版的《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和《土壤肥料论》等诸多教科书。这还不包括国外语种撰写中国蚕丝业的文献，尤其是以日语著作在中国流传亦或发行印制的著作，例如梅谷兴七郎《蚕种学》、石森直人《蚕》，以及《蚕的遗传讲话》、《蚕体解剖及生理学》、《日本蚕丝业之概况》。1920年以来各领域农业教育学家和农业科学家，开始编著近现代实验科学为基本内容的农学教科书。至1937年之前，中国各地院校已经在西方技术教授与传播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各地科研院所与学校公开出版的农学教材数量骤增，多达几百种，尤其以农学与植物学相关著作最为普遍。农学类《作物学》、《作物害虫学》、《作物育种学》、《作物病理学》、《工艺作物》、《作物学各论》、《重要作物》、《绿肥作物》、《作物学泛论》、《油类作物全书》、《油料作物栽培法》、《特用作物学》、《作物学实验教程》、《稻作学》、《植棉学》;植物类《高等植物学》、《植物学》、《应用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育种学》、《普通植物检索表》、《植物的世界》、《植物的分布》、《昆虫学》、《种烟学》、《实验烟草种植法》;林学与果树类《测树学》、《造林学》、《造林学各论》、《造林法》、《高等果树园艺学》、《果树园艺》、《花卉园艺》、《果树园艺学》;土壤化学类《农业化学》、《土壤学》、《土壤新编》、《土壤学概要》、《土壤深耕设计》、《土壤改良法》;蚕种类《普通养蚕学》、《蚕种学》、《家蚕生理学》、《蚕体生理学》、《蚕体遗传学》、《蚕体解剖论》、《最新养蚕学》、《蚕种制造》、《实用生丝检验学》、《实用养蚕法》、《养蚕法讲义》、《实验养蚕问答》、《实地养蚕法》、《蚕业概论讲义》、《人工孵化育种学》、《蚕桑害虫学》、《蚕业丛书•第五编桑树虫害论》、《家蚕微粒子病检查法与防除法》、《新学制适用•中等养蚕法》、《柞蚕饲养法》、《动物解剖丛书•卷9蚕》。［3］民国时期其他相关种类教科书也普遍出现，以致现存民国农学著作存世数量众多，但是，目前学界仍未见民国时期农业专著与教科书综合检索目录的问世，有待于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期刊，大约在300种左右，所有与农业相关的期刊论文大约在10万篇，约数十亿汉字。［4］1933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组编《农业论文索引》收录了前清咸丰八年至民国二十年底(1858－1931)发表农业相关论文，包括中西文，其中中文杂志三百二十种，丛刊，在华出版之西文六千多条。金陵大学图书馆杂志小册部编，1936年出版《农业论文索引续编》，作为工具书，包括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二十三年底(1932－1934)，收录了，三年间出版杂志五百五十三种，丛刊六种，西文部三十种，两部书皆包括农业中棉、蚕、丝、水、土、农造、稻、粮等诸多大类。民国时期的各地出版的农业报纸内容丰富，目前仍未得到有效利用与挖掘，各地大型图书馆与院校图书馆，馆藏颇丰，由于农业领域关注度不算很高，资料利用并不充分。全国范围内档案和调查资料非常丰富，比如1930年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发起，调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的土壤，1936年梭颇汇集数年来的调查结果著成《中国之土壤》，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土壤的学术专著。民国时期满铁资料、《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所见史料;各类期刊杂志，诸如蚕业中的《蚕声》、《中国蚕丝》、《中蚕通讯》中农业知识;各地农业实验报告书与农业改进史料;各类农业学会创办与工作资料、西文调查与报告;天野元之助等日本学者所藏农业相关调查资料;农业与农村社会相关书籍等十分丰富。地方志中农业资料、农业类广告与商标、各地区农业谚语、农业生产与生活习俗等丰富的内容。尽管如此，当前民国农业文献的保护与开发仍不尽完善，重视程度不够，以时间为衡量标准，认为民国文献并非古籍观点目前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最早的民国文献已有百余年，其价值与清末古籍类文献无异。各大藏书单位针对民国文献，做好整理与开发工作，不断进行民国文献大类丛书的出版与纸质文献电子化工程，便于研究工作者的使用，例如，王雅戈《民国农业文献数字化整理及信息组织研究》，从学术角度对农业文献数字化进行探索，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建设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文献，目前开发了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期刊、图书和毕业论文，数据库具有浓郁的民国时期的文化特色和岭南特色，是研究岭南农业教育、技术、发展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5］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民国资料使用平台，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民国农业期刊，各大综合性图书馆以及各院校所藏民国资料检索系统开发，各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农业文献数字化工程，这些都是民国时期农业历史深入研究与开发利用非常有益的工作。

二、民国农业遗址调查与保护

农业遗址涉及试验场、学校工业遗址、水利工程、农田耕作系统等都具有很强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普遍重视，尤其是在价值开发领域。清末各地农事试验场已经成为重要的遗址类文物，北京动物园的所在地即为清末兴建的农事试验场旧址。民国时期延续了农学传统和实验方式，各地试验场数量更多，大量的农事试验场是其时代的代表性农业机构，同时也是当前各类农业遗址中比较丰富的类型。民国十五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创立镇江合众蚕种场，蚕种场旧址分别位于现今市郊四摆渡蚕种场和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内，被批准为江苏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蚕种场建筑有缫丝试验室、冷藏库、储茧库、岗楼、办公楼、水塔、检种室、蚕室等，这些建筑见证了镇江蚕桑业发展的历史与辉煌，也是中国近代蚕桑史的重要组成符号，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此外，广西柳州市郊沙塘，是近代广西农业科学技术的发祥地，抗日时期设有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和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等科研、教学机关和公共设施，被称誉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战时后方唯一仅存的农业实验中心”。［6］此外，其他各类农业机构也有保留大量民国时期农业科学仪器、工具、农业经营与管理记录、遗址，目前博物馆与民俗馆收藏了此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民国农业学校遗址也是保存较多的文化遗产。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有浙江省立实验农业学校旧址，保留了民国时期典型的学校建筑风格，包括1933年初修建的教学楼、行政楼、学生宿舍、礼堂、食堂、实验楼、粮食仓库、农社、气象观测站、邮政所、操场等各类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旧址于2005年12月被列为六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民国时期高等农业院校遗址至今保存的并不太多，主要是由于民国时期农业院校一般合并在综合类院校之中，建国后院系调整，以及农业院校搬迁频繁所致。目前看来，华南农业大学校内的原中山大学的建筑较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保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学大楼，现北校区三号教学楼。工业类农业遗址主要集中在为农业生产提供工具与肥料等领域。例如化肥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农业工厂遗址。1904年化肥首次输入中国，1906年，上海进口的第一批化肥即为硫酸铵。1925年，化肥在广东、福建等地得以推广使用。英商卜内门公司还在上海西郊设“肥田粉农事试验场”。［7］1937年中国第一家化学肥料厂，永利公司卸甲甸硫酸铵厂，在邹秉文等协助下在南京建成，简称南京永利铔厂，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化工企业，号称“远东第一”。现今，永利铔厂系列遗址包括:1936年启用的西式办公楼及别墅五幢、1936年从德国ABORSIG公司购进的环循压缩机一台、1936年从美国进口原料建造的硝酸吸收塔及厂房等。南京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称:六合区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内及南化三村、六村，都属永利铔厂旧址，完全可将其归入农业工业遗址。诸如此类涉及民国农业生产的工业遗址数量，目前来看并没有系统调查，需要我们做一个全国性普查工作，进而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进而挖掘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工业遗址历史价值。随着化肥销售和施用问题的增多，以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肥料问题引起关注。钦州“今年广东西部，钦廉八属之农民，施用各种肥田粉栽培稻，粟，蔬菜者，益形增加。及至秋收后，竟有出于意料之悲剧发生，农民之用肥田粉培壅之稻，粟，蔬菜，食之竟有毒死者，投之狗，狗亦死，计钦廉八属农民因此死者，已达千余人。现闻有钦州商人贱价收买此种粮食，运入广西南宁各处出售，以获厚利，近闻广西战区人民之购买此种粮食而致丧亡者，亦时有所闻，肥田粉之杀人，可惨亦可异矣。”［8］浙江东阳县稻热病损失甚据，主要是舶来肥田粉所诱致。认为肥田粉贻害太大，希望建设厅取缔肥田粉。1933年，浙江省建设庭曾经指示取缔肥田粉广告，认为浙江“石田”就是滥施肥田粉所致，可见论争分歧之大。这种多是由于农民施用不当，施用过量，竭尽地力，导致害虫被杀，有益的动物也被杀死，作物病害严重，土质失调，贻害民食。肥田粉施用要得法，确实能改良作物之品质，增加收入，同时也要面临经济上的巨大损失。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关于化肥与有机肥优劣的争论不断，加深了人们对于近代肥料变革的认识，促进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方针的形成。［9］目前，农业类水利工程遗址保存数量较多，在广袤的农村大地，较为多见，尤其是传统农业耕作区域，遗留的民国时期水利遗址更多，而且具有遗址、博物馆、民俗馆、旅游产业等开发价值，例如，挖掘与调查民国时期诸多南北方旱作、稻作、梯田、林作、山林、水系等多类型农耕系统，探索多路径开发。2002年由联合国农粮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际社会对农业遗产价值的认识程度和保护意识普遍加深。这些符合世界与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的资质的民国农业文化遗产申报重点领域。当前，民国时期农业类遗址保护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也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各地政府部门制定了保护政策。

三、民国农业教育传承与老专家的记忆工程

民国农业教育遗存当属高等院校的农学科系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很多院校仍然有民国时期农业科学研究积淀的影响。建国后，中央农业科研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实验所、畜牧实验所、林业实验所、水产实验所、农业经济研究所以及各省农业改进所，以及地方的试验农场或工作站。原老解放区建立的一些农业试验场。民国时期全国农学教育发展迅速，尤其以高等农业教育，包括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等。［10］建国后，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院校经过改造与调整后。改革开放后，全国基本确立新的农业教育体系，学科建设得到长足发展。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学科建设至今影响深远，基本确立了当前各院校农业教育水平与传统学科实力，例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山东农业大学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和南京大学园艺系果树组，最终成立了山东农学院园艺系乃至园艺学院，至今果树学仍然是山东农业大学最强学科专业之一，科研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可见民国学科传承影响之深远。目前来看，农业教育传承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地方，部分农业相关院校积极重视传统学科建设，打造自己学科平台，继承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分支，走向“双一流”工程建设。以往院校单位与学者重视农学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诸如万国鼎、金善宝等老一代专家相关资料的挖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有着民国时期经历的农学专家，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珍贵财产，将其经历、故事等以口述、影像、著作等采访形式记录下来，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活跃工作一线老专家数量逐渐减少，需要抓紧时间启动保存记忆工程。目前，国内多所院校、科研单位正在从事此类农业老专家采访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山东农业大学“齐鲁时代楷模”余松烈院士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分为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三种，采集工程系统全面搜集和保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过程中资料，向公众展示、宣传科学家精神。然而，民国老专家记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简单进行了资料整理，对部分农业院校院士开展了声像与口述记录，大多数老农学家并未进行相关记录与广泛宣传。全国各相关农业院校需要积极参与，根据民国时期出生时限界定老专家标准，组织团队人员，投入精力资金，尽快采集其各类资料，编制老专家目录等资料。目前来看，各院校积极筹备校史馆，并将其作为院校名片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和平台。此外，老专家命名的奖学金，老专家雕像、农业院校学报专刊撰稿、媒体声像材料的等老专家宣传与纪念工作普遍进行与推进。由于并没有制定农业遗产采集工作标准，今后随着对老专家工作重视，农业遗产标准制定也将随老专家遗产部分推进而改变，系统科学的声像等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迫切应用到民国老专家遗产保护上。目前，现存民国时期声像档案并不十分丰富，随着数字档案工程的推进，老专家记忆工程越来越得到重视，老专家作为珍贵的农业遗产必将得到保护和利用。民国农业老专家为民国时期与建国后农业科学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这类群体的研究，也将对今后农业科学发展，院校学科谱系构架，农业科学精神的塑造，爱国爱校奉献精神的传承有着深远影响。

四、余论

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不断向民国时期扩展与延伸，民国文化农业文献遗产具备文献保存、档案保护、数据库建设等领域的遗产价值，今后逐步扩大此类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工作，例如民国时期农业谚语、农业标语、农业商标、农业民俗各类相关研究成果早已问世，且研究范畴越发深入，涉及学科多样，起到了贯穿古今，且延续与连接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作用。目前各类院校与科研院所普遍开展类似老专家记忆工程等老专家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弘扬老专家的农业思想与科学精神，传承农业教育与学科谱系继承性。民国时期农业文化遗产区别于古代农业文化遗产，其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形式多样，且个别遗址仍在使用之中，遗址开发和利用较为便利，图片影像利于保存与整理，具备较强的文物保护、文化遗产、遗址保护等诸多领域价值。目前，各地区掀起了农业文化遗产申报热，普遍深入开展农业遗产普查，加大对农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力度，民国农业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不断推进，这些工作有利于深入挖掘其在旅游规划与文化产业等领域价值，为今后农村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政治官报(折奏类)》［N］．《农工商部奏汇核各省农林工艺情形折》，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一千二百三十一号，文海出版社印行，151．

［2］朱晓琴．民国时期农业文献的类别、价值与保护对策［J］．江西农业学报，2011(7):194－196．

［3］曹幸穗．从引进到本土化:民国时期的农业科技［J］．古今农业，2004:48．

［4］曹幸穗．民国时期的农业［M］．江苏文史资料第51辑，1993．

［5］何建新．馆藏民国文献的全文数据库的建设———以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为例［J］．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2014:64．

［6］李文星．广西沙塘“农都”的农业遗产价值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

［7］章楷．农业改进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9．

［8］农业周报［N］．肥田粉杀人之传闻，1930，61．

［9］惠富平，过慈明．近代中国关于化肥利弊的争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114－122．

［10］朱世桂．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2．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5

关键词：江南农业；明清；经济发展；水稻；集约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李伯重先生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并著有《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等3篇论文。在对这3篇文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做出评价。

1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

3篇论文均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题目就能简略了解到李伯重先生所进行的探讨包含4个方面的内容：时间为明清时期；地点为江南；对象为农业经济；着眼点为发展特点。在我国农业经济史上，探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李伯重先生认为自唐代后期以来农业生产技术是在进步的。因此，有必要尝试研究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2）李伯重先生认为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唐代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论著较多，关于江南农业、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著尤为突出，显示出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进行探讨，对江南农业进行动态考察，以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农业状况。

2论文选用的材料

李伯重先生的三篇论文所使用的材料均以文字记录史料为主。其中，地方志使用频率最高，有《南浔镇志》《菱湖镇志》《湖州府志》和《杭州府志》等。现就论文所使用的材料进行举例说明。《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一文中通过使用三则材料来研究、论证明清江南水稻种植中劳动投入量的估数。这三则材料分别是孙志熊《菱湖镇志》中的万历时湖州归安种稻、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中的万历时通州水稻种植、包世臣《齐民四术》第一“农一”中的嘉庆时江南种水稻。另外，为更好地理解估数，更清晰地掌握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伯重先生还参考了《沈氏农书》“运田地法”中的有关材料。《“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一文中通过使用明清史料中一些关于蚕桑业生产中劳动力价格的材料来支撑蚕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例如，运用《蚕经》九之“戒宜”和明万历人庄元臣所著《曼衍斋草》来解说每667m2桑园上劳动投入的情况。《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一文中，通过使用姚廷璘《历年记》所记载的自康熙八年（1669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期间上海一带的棉田667m2产量数字统计来解释在松江东部种棉的经济效益比种稻高。而后，就种稻和种桑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投入进行比较，得出种桑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种稻的结论。此外，还使用张履祥和包世臣的论点来说明种植经济林木的经济效益亦颇高，进而提出明清江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经济效益提高的观点。

3作者的主要观点

从整体上看，3篇论文共同的立论依据是：自唐宋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最先进的农业区，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对江南经济史进行专门研究的意义非凡。李伯重先生的主要观点如下：《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一文阐述三大问题：1）明清时代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有所提高及提高的方式；2）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达到的水平；3）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提高的可能性。通过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江南水稻生产的集约程度仍有所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以肥料投入为中心的资本投入。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推动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一文先后讨论三个问题：1）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中的劳动投入；2）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中的资本投入；3）明清时期蚕桑业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与水稻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的比较。通过对问题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桑争稻田”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改稻种桑引起的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比水稻生产自身集约程度的提高的余地要大，值得继续深入探讨。《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一文通过分析江南平原、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出结论：明清时期江南人民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比之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并没有达到顶点，尚有继续提高的空间。今后江南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水平。

4作者的论证逻辑

李伯重先生这三篇论文的论证逻辑，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运用。论文除使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以外，还特别注意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在分析问题时，使用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根据和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尤其是突出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方面，论文有意识地使用定性分析，在结论归纳时采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研究手段，如对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的分析、对投入—产出关系的重视等。另一方面，论文使用定量分析。以明清文献为资料基础，进行很难精密的定量分析，但对论文定量分析所得的各项结果，只能大体上做到准确。在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合理运用，能使研究更具科学性。2）注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论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观察生产力方面发生的变化。为更深刻地认识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论文一方面广泛吸收农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直接运用农学原理去探讨问题。3）注重比较研究。判断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程度，需要有比较对象才能得出结论。论文在“蚕桑业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与水稻生产中的劳动—资本投入量”中进行大量比较。

5论文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李伯重先生对明清江南农业生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对当今社会农业发展进行思索。完成这3篇论文后，李伯重先生还发表了《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四》和《“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李伯重先生也认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尚存继续探讨的空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江南农业经营规模及收益方面的研究；二是明清江南农业结构与同时期欧美农业结构之间的比较研究。

6结语与建议

这3篇论文的论证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说精确，但受限于史料贫乏，行文有一点粗糙。深入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经济发展史时，建议灵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同时附上相关计量单位的折算结果，使之更为明了。

作者:唐媚媚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J］．中国农史，1984（1）：24－37．

［2］李伯重．“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二［J］．中国农史，1985（1）：1－11．

［3］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三［J］．农业考古，1985（2）：150－163．

［4］李伯重．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四［J］．中国农史，1986（3）：1－19．

［5］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商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J］．中国农史，1996，15（1）：1－14．

［6］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6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变农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文,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及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到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陈亚平教授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教授《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他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况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外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没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案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益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南京政府对此问题虽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民国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民国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二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建构模式,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始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

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一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是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北京师范大学王印焕《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一文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时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式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问题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分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选择?

四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一文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塾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塾。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中指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一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解决了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分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7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诞生。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改革动力论、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奠基性作用。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国内外和经济风险、自然灾害等种种考验，在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创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透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21世纪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改革开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即新农村建设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原因，我国新农村建设还存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方面：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是第一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据了解，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供销体制，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此外，我国部分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传统农业还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村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的确如此，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农村中也随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农村中社会稳定问题，农村建设问题，等。据调查，农村建设缺乏统一规范，农村中脏、乱、差现象较突出。显得“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

农民方面：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已否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成败。据调查得知，农民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科学文化知识浅薄，农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农民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农民认识不足。三是“上学贵”、“看病难”“住房难”仍然是农民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农村建设

第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一是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二是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抓住“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三是科学判断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勇于应对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抓住各种机遇。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国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给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随着文化的相互渗透，思想相互交融，使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所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保障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二、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农村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物质需求。发展生产力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劳动生产力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走产业化发展道路等，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基石。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注重经济建设，更应注重文化发展，广泛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粮食。

最后，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同样，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要牢记这一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农村建设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第三、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新农村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首先，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即将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要依靠农民，尊重农民，发动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首创精神。不断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其次，建设新农村必须注重全面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可靠的政治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化条件等。因此，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的发展。再次，新农村建设必须注重各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据调查显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轻重失衡，各方面不协调现象突出。故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正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定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2日

将和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

大学生三农论文篇8

一、引 言

科技期刊影响因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实用：一是便于图书馆员制定文献收藏计划和经费预算、向读者推荐优秀期刊；二是期刊编辑人员了解和掌握期刊的现状，制订合理有效的编辑规划和办刊目标的重要依据；三是有利于出版商掌握和监测期刊出版动态、做出出版决策；四是为高校作者（科研人员）寻找和确定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期刊、确定论文投稿期刊、了解已经发表自己论文的期刊的水平；五是帮助信息研究分析人员：跟踪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趋势、研究学科之间及各学科内的引用模式、研究学术论文生产的学问及专业学科的发展变化趋势[1]。

笔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2]，2014年7月～8月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09～2013年数据为来源，了解2008～2012年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情况，分析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的影响因子变化，并以对这5年影响因子排名前十的期刊网页、获奖情况、稿约、创刊年份做了分析，从中探究影响因子排在前面的期刊的影响力。

图1 30家农业高校学报2008年至2012年影响因子情况

注：本文分析的影响因子都是指复合影响因子，复合影响因子（U-JIF）是指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计算公式为：U-JIF=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

二、30家农业高校学报连续影响因子状况

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的2008～2012年总体状况如图1。这5年中，各家每年影响因子的分布呈无规律性变化，影响因子最高的是2009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1.498，最低的是2008年天津农学院学报，为0.177，2008年的影响因子总体最低，都低于1.0。

三、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名情况

分析2008～2012年30家农业高校学报排名前十的状况如下，有15家学报出现在不同年份的前十里面，其中连续5年排名在前十的学报有5家，分别是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其中4年排在前十的农业高校学报有2家，具体情况是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09、2010、2012年分别排第七、第八、第六、第十，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09、2011、2012年分别排第八、第四、第十、第四。

其中3年排在前十的学报有2家，河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010、2011年第七、第八、第八。东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011、2012分别排第九、第四、第五。

其中2年排在前十的有4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010年分别排在第六、第十，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8、2012年分别排第九、第八；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2009年都排第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012年分别排第二、第七。

其中有1年排前十的学报有2家上海交通大学（农业科学版）2011年排第七，新疆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排第九。

四、我国30家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第一和排第三十的情况

如表1所示，调查的30家农业高校学报排2008～2012年第一和第三十的情况，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家学报的影响因子2008～2012年有2年排在第一，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2010年排第一。排在第三十的主要是天津农学院学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表1 我国30家2008―2012年农业高校学报影响因子排名第一和第三十的情况

年份 影响因子排第一的学报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排第三十的学报 影响因子

2008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0.813 天津农学院学报 0.177

2009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1.369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0.362

2010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498 天津农学院学报 0.418

2011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14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0.369

2012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317 天津农学院学报 0.326

五、我国农业高校影响因子排名位次的分析

1.办刊时间早，经验丰富。对2008～2012年影响因子排在前十和排在第一的期刊调研发现，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创刊时间都比较早，办刊历史长，而且自创刊开始，都曾经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和全国农口优秀期刊荣誉奖，例如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在2000年首届中国期刊展中，以高学术质量的优势入围“中国期刊方阵”，荣获“双效期刊”称号；获中信所“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2009年获“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2010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奖”；2011年获第二届“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中信所“第二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称号[3]。

这些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都曾经被国内外许多重要的检索系统作为收录对象，入选的国际数据库：例如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CSA），英国《动物学记录》（ZR），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技术文摘》（CABI），俄罗斯《文摘杂志》（AJ），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农业索引》（Agrindex），英国《食品科技文摘》（FSTA），波兰《哥白尼索引》（IC）、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文献数据库（JST）等。入选的国内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3年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CSC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CJCR）（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I）、《中国学术期刊文摘》（英文版）、《中国生物学文摘》。

2.稿件质量高，学校科研综合实力强。选稿上，这些排名靠前的农业高校学报，有学术造诣的知名学者作为作者支撑，报道的范围侧重校内外的各项重大教学科研成果，例如：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棉花潜在性缺硼与有效施硼的研究和应用”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杜湖商品瘦肉猪生产配套技术和繁育体系的研究”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国棉田缺硼和棉花施用硼肥研究初报”及“续报”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泡桐属在湖北省生长情况及生态特性”、“甘蓝型黄籽油菜育种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等成果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根瘤菌类菌体繁殖能力的研究历史”及其连续报道等3篇成果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该刊首发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研究成果，其作者傅廷栋院士获1991年度国际GCIRC杰出科学家奖。

据胡清华[5]报道，他选取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2～2011年10年间论文的被引频次前5%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研究发现94%的高被引论文都有基金资助，高被引论文的第一作者主要是博士生和硕士生，其次是副教授和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士生和硕士生论文占高被引论文总数的51.6%。

而影响因子靠后的农业高校学报，创刊时间不长，办刊历史短，如天津农学院学报1994年创刊，1998年第4期开始公开发行，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1981年创刊，这些高校学报的获奖以及进入国内外数据库也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