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落户细则范文
时间：2023-02-23 03:20:51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1篇
细则中规定，只要符合以下三项条件，积分入户申请人可以申请子女随迁落户：
1积分入户申请人子女为未成年人；
2积分入户申请人子女已在原籍登记；
3积分入户申请人在津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在以往办理居住证积分落户时，申请人不可办理子女随迁，只能在积分落户成功后，再去所属地分局申办子女投靠落户。而此次的细则为了方便符合天津市落户政策的随迁子女落户，去掉属地分局二次申报环节，在积分入户公安窗口一次性申报本人及子女落户，真正做到简化办事流程、服务方便群众的工作宗旨。
放宽落户条件
根据细则规定，今后在办理居住证积分落户时申请人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居民身份证；
2天津市居住证；
3在津具有名下合法稳定住所；
本人在津具有名下合法稳定住所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材料；产权归配偶、父母、子女所有或共有的，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结婚证、居民户口簿等）；申请落户集体户口的，提供集体户口簿首页；申请落单位集体户口的还需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4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5申请子女随迁的；
申请子女随迁的，需提供随迁子女的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随迁子女父母的结婚证（随迁子女血缘关系父母离异的，还需提供能够证明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此次的细则放宽了落户条件，申请人可落户到产权归配偶、父母、子女所有或共有的合法稳定住所。同时，增加了《有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以及结合了新实施的子女随迁政策所增加的子女随迁相关材料。相信随着此次细则的实施，会令许多的期待来津落户的群众受益。
公安审核前置确保落户工作的准确高效
伴随着政策的调整，此次细则更加科学、严谨的完善了申报流程：
第一步：申请人到市行政许可积分入户公安窗口提交材料，进行户籍身份、落户地点、违法犯罪、随迁子女审核；
第二步：申请人到人力社保局积分入户窗口审核是否具备申报条件；
第三步：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分别到人社局、公安、教委、房管、计生、民政、专利等部门提交材料并打分。
为了保障申请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落户事宜，根据此次实施的细则规定，施行公安审核前置，由公安窗口先审核申请人相关信息，保证了申办信息准确性，确保了各项积分分值有效性，保障后期发放《准迁证》及落户相关工作准确高效完成。
对登记受理环节进行调整
本次细则的实施，除了对居住证积分落户工作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调整外，居住证的登记受理环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1法人申请人（即单位）不再作为居住证申请人，只针对居住证申请者本人申请办理居住证。也就是说，今后居住证的办理，不再接受单位的集体办理申请，只接受个人提出的办理申请。
2居住证受理单位改为公安派出所、公安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及受公安机关委托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
3在居住证办理和居住证签注业务中不单纯注重文书材料，而是注重实际居住情况，由社区民警核查居住情况，确保居住证申请人（持有人）居住情况属实，人证一致。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2篇
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大幕拉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落户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89亿，其中流动人口为2.45亿。而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1.18亿。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他们外出年龄更轻，流动距离更长，流动原因更趋多元，也更青睐大城市。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此番户籍改革的目标，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究竟如何？《望东方周刊》通过梳理全国27个省会城市的最新落户政策，试图“测量”出各个城市设置落户门槛的“尺寸”，并探究影响地方落户政策的因素。
省会中广州、杭州、西安落户门槛最高
过去30年，从中央到地方，新出台的实质性城市落户政策并不少，开辟了多条城市落户渠道，并放宽了某些渠道的落户条件，如新生儿可随母或父落户、购房落户，城市落户从以指标控制为主转向以准入条件控制为主，在某些大城市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并将居住证与常住户口接轨等。
尤其是近几年，地方版的户籍新政不断出台，各地差别化的落户政策相继落地，呈现出地区差异。
一般而言，城市落户渠道分为投资、就业、家庭团聚、特殊贡献和其他渠道等。由于家庭团聚、特殊贡献和其他渠道，在各地落户政策的差别不大，且涉及人数较少，因此本刊在分析各地落户政策上，重点只关注前两个渠道：投资和就业。
所谓的投资落户，是指通过在户口迁入地投资一定的额度来获取当地常住户口。这一形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安徽，当时安徽省某地方政府出台了出售城市户口的政策，随后在湖北、河南和江苏等地的小城镇也推出了这种户口政策。
此后又出现了一种介于常住户口与居住证之间的过渡性户口，即蓝印户口。上世纪90年代，蓝印户口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城市大规模盛行，上海和深圳两个特大城市也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推出了此类政策。虽然蓝印户口持有者可以享受部分户口所在地的居民权利，但在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仍与户籍人口存在着较大差别。
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提出，“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通知》出台后各地均按照当地情况制定了投资、纳税、购买商品房达到一定金额可以取得当地常住户口的政策。
投资落户渠道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对于资金、资源的争取。
所谓就业落户，则按照学历和工作技能的要求，分为人才引进和普通就业两类。其中人才引进类落户对于申请者有较高的学历要求，一般由当地人事部门受理，而普通就业落户更侧重于在工作资历和技能方面对申请者进行筛选，其手续一般由当地公安机关受理。
就业落户渠道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于技术和人才的争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曾对我国主要城市的落户门槛作了数据分析，根据评价指标的测算，对这些城市的落户门槛高低作出排名。
在这个评价体系内，省会城市落户门槛从高到低的前十名城市依次是：广州、杭州、西安、济南、南京、南宁、海口、福州、成都、武汉。（注：因拉萨没有相关数据，在排名中未体现）。
从排名来看，落户门槛高的省会城市一般是综合实力强、落户需求大、经济发展较好的一线城市；从地域分布来看，落户门槛高的省会城市主要位于东部地区；落户门槛低的城市则相对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这表明，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各城市设置落户门槛时呈现出较大差别，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落户门槛高低似乎成正比，同时流动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落户准入条件也会越高。
调整落户政策“曲线救市”
虽然城市落户政策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各地的政策焦点，仍然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财富和人才。
户籍管理权限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因此地方政府在设置落户条件时，目标必然是“吸引实现辖区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
以投资落户的渠道为例，在一些城市，购房是可以落户的，但购房落户的具体要求，各地政策不尽相同。
从各地最新的落户政策看，对购房面积或金额要求最低的是中部城市郑州――所购房屋建筑面积不小于56平方米即可以迁入两人户口；紧随其后的是西宁和南京，都要求购房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对购房面积要求最高的是西部城市昆明，主城区及呈贡县购房120平方米以上才可申请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落户。
而南昌、太原、长沙等中部城市对于购房落户则没有面积或金额的要求，只要拥有一套产权房屋，就可以办理本人及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落户手续。
落户政策中不涉及购房的省会城市只有一个――西安。
事实上，落户政策的制定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房地产市场。
2011年2月2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公布了限购措施，3天后，石家庄市公安局就公布进一步放宽户籍的政策，规定“只要在石家庄市区或县（市）城区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六个月以上；连续缴纳养老保险六个月以上；连续务工六个月以上的省内人员都可以办理落户手续。”这与一年前出台的“市区连续工作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五年以上”落户政策相比，门槛大幅度降低。这一“史上最低落户门槛”也被解读为政府“曲线救市”的表现之一。
这种调整落户政策“曲线救市”的做法，在2014年更为突出。
4月1日，南昌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新规定显示，在南昌投资30万元以上购买非住宅物业，就可申请落户。
5月29日，海口市政府常务会议也通过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放宽海南省户籍购房者在海口购房落户政策：购单套房面积120平方米以上可落户5人。
另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广东省及杭州、宁波、无锡、常州、郑州、沈阳等共16个城市进行了政策微调，其中，以长三角地区松绑城市最为集中，且大部分为三四线城市。
投资落户：省会中兰州门槛高
对于实际投资和纳税落户，各城市设定的标准差距更大，从10万元到300万元不等。
落户门槛排行第二位的杭州，在投资落户方面要求也很高，对于鼓励类项目的企业每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可办理1名专职人员落户；总投资额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要负责人、随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落户。
同样是100万元投资门槛的省会城市，还有南京、石家庄和呼和浩特。
西部城市兰州的投资落户门槛是省会城市中最高的，在该市投资300万元以上并缴纳税费的投资者，可在经营场所所在地落户。
投资落户门槛为50万元及以上的省会城市有福州、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其余城市多为50万元以下。
广州、海口等城市在投资落户上没有开口子。
海口在2004年曾了“投资和购房办理入户暂行办法”，对可落户的投资领域作了详细规定，如投资福利、公益、教育、高新技术等领域，投资额在人民币50万元，即可办理2人入户；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性农业、工业项目，50万元可办理1人入户；投资旅游业，150万元的可办理1人入户。
但该政策连同购房入户政策一起在2010年12月被叫停。2014年6月1日，海口市又重新启动了新的阶段性购房入户政策，而投资入户政策没有重启。
此外，在个体工商户通过纳税落户方面，各地方政策差别并不明显。
门槛要求最低的是西部城市西宁，仅需当年纳税5000元或三年累计纳税10000元以上、在该市拥有合法固定住所，即可为本人、无工作配偶、未婚子女落户。
济南规定，当年纳税30000元或三年累计纳税50000元以上，且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投资者，可为自己及配偶、未成年子女落户。
南京则要求连续两年每年纳税10000元以上，可为本人、配偶、未婚子女落户。
武汉的要求是，1998年7月1日后，三年内累计纳税额达到30万元且在武汉市有自己的住房，可申报2人的户口。
放宽要求吸引人才
除了投资落户，就业也是落户的主要渠道。无论是普通就业还是人才引进，对学历、专业等要求降低，表明各地希望以落户政策来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才和劳动力。
2014年6月12日，武汉市人社局宣布，从7月1日起，武汉将进一步放宽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年龄放宽，要求降低。只要具备本科学历、35周岁以内，研究生学历、40周岁以内，提供学历学位、劳动合同、一年社保缴纳证明以及住所证明，就可在武汉市落户。
此外，最新版的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办法也进一步调低学历门槛――具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并有学士以上学位，或具有经教育部认证的国（境）外学士以上学位，或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执业资格等，均可落户。
同时，本科以上学历、高级工、艰苦工种人员夫妇双方只要一方满足入户条件，即可入户。对比此前需要夫妻双方均满足条件才能入户，简化许多。
入户年龄限制也有所放宽，中职、高级工入户年龄放宽到35岁，硕士落户年龄从35岁放宽到40岁，博士则进一步放宽到45岁。大部分科技、金融等高学历的外来人口，在广州工作后想落户，基本都可以走引进人才之路。
而杭州2014年的就业落户政策规定，落户人需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45岁以下），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全日制普通高校紧缺专业的大专学历；应届硕士研究生可先落户后就业。此外，浙江本省高校非在职的应届毕业生（未婚、30岁以下）也可落户。
近几年，山东省济南市的人才引进落户门槛也在不断降低。早在2007年，济南就曾颁布实施《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接收落户实施细则》，明确大专、中专学历毕业生，只要在济南落实就业单位并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聘用期达到规定期限，就可办理接收手续。
2009年，济南市公安局又出台规定，降低毕业生落户的门槛，取消了专科毕业生落户和专科学历职工调动落户均必须工作满三年的限制。2014年，济南还将进一步放宽引进人才的落户条件。
从各地就业落户的政策来看，石家庄、武汉、南昌、昆明、太原等地要求本科学历，长春、成都、哈尔滨等地需要大专学历，沈阳、南宁、乌鲁木齐、郑州、银川、呼和浩特、贵阳等地则只需中专以上学历。
省会城市中只有广州实行积分制
在落户门槛从高到低的排行中，广州位居第一。
这一排名与其超大城市的身份相符，也与其流动人口数量最多有关。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统计，广东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居全国第一。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95%以上集中于珠三角地区。
流动人口同样有入户需求。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做过广东农民工调研报告，在受访的农民工中，97%打算留在广东继续工作和生活。为了满足流动人口的落户需求，2010年11月，广州市政府批准了《广州市农民工及非本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积分制入户办法实施细则》，标志着广州市积分制入户正式实施。
根据当时的《细则》规定，申请入户人员积满85分可提出入户申请。积分体系共12项指标，包括文化程度、参加社保、社会贡献、住房、投资纳税等。文化程度上，大学本科可得80分，技师或事业单位工勤技术岗位二级、中级职称可得60分；参加社保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满一年积1分；参加献血、义工、慈善捐赠等社会服务等也可得分。农民工及非广州市十城区居民户口的城镇户籍人员，均可按积分制入户政策执行。
广州积分制落户政策实行以来，进行了多批次积分排名，每次的入围分数均在130分左右。而积分入户实行固定指标，每年为3000个。
2014年，广州积分落户再出新政，《广州市户口迁入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于8月1日正式实施。新版细则规定，积分入户申请人只需具备八个条件，同时根据五项积分计算，满60分即可申请本地户口。
60分，看起来落户门槛降低了，但是拿到60分是否就能顺利落户？
申请人拼的不再单纯是积分，而是社保缴费年限。有关负责人指出，考虑到积分制入户政策的初衷，是为长期在广州市有稳定工作但学历、技能水平尚未达到迁入管理规定所设定条件的人员打开一条落户通道，故调整了入户排序原则，将原来以分数高低排序，改为达到规定分数后，以累计缴纳社保时间先后排序。
此外，原先的积分入户政策中，要求积分入户申请者最高年龄不超过55岁，对长期在广州奉献打拼、年龄偏大的外来者予以了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而新的《广州市积分入户管理办法》则明确要求：申请人最高年龄不超过45岁。此举意在引进和吸收符合广州城市长远发展、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
而其他途径如购房和纳税等都成为积分内容。如在广州市有产权住房，可以加20分；纳税申请方面，三年内在广州市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累计达到10万元或以上也可以加20分。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3篇
吴辉2014年毕业，他的论文主题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文中讲述了一段1958年的往事：梁漱溟曾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直言自由迁徙和城乡隔阂等观点，但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一直没有对”。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延续至今。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北京首开积分落户等目标，被视作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破冰”。
吴辉看到了“曙光”，但前方的路仍然很长。
四类“幸运”者
相比吴辉，迟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2010年，拥有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迟丽，如愿考上了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通过校招，一份诱人的对口工作也向其招手。
“没有犹豫便放弃读博了。”迟丽说，“这家国企可以解决北京户口。”如今，已落户北京的迟丽谈及那次“选择”仍然感慨万千，“买了房，有了车，也有了孩子”，所以“很安心”。
如迟丽般幸运的并不多。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4年进京户口指标“与往年持平”，“不会突破1万人”。与此对应的数据是，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
即便加上非户籍参保名额，每年从外地流入北京、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人数也不过3万余人。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13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入北京市数量共计30260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详细梳理了北京各相关部门的落户政策，目前享有落户北京资格的人群，主要包括四类。四类人群划定的标准，便构成了落户“门槛”。
一为国家公务人员及企事业单位人员。
早在1965年，国务院便颁布《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人调动问题的若干规定》。以此为核心，相关政策文件集中于1990年前后出台。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开文件，“中央及国务院直属单位调工、调干”，北京“市属范围调工、调干”，“经国务院批准的外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和联络处编制人员”这三类人群，可落户北京。
同此待遇的，还有军队系统。
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重新规定军官家属随军条件请示的通知》，据此，“随军家属”（配偶及亲生子女）可在京落户。
对于其他录用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应届中专以上毕业生，北京市也有明确规定。
北京市人社局在2013年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才能留京。
自2005年至今，北京已将高校毕业生进京指标从每年1万人“压缩了一半”，且“大学生村官、公务员、社工、人员等专项引进也从过去的每年4000?5000人减少到目前的每年3000人”。
二为家属投靠。
据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公示，此类投靠条件极其复杂，主要包括5种条件：
亲生父亲或母亲为北京市户口的、年龄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和不满18周岁的二胎子女（超生、非婚生除外）；
子女为北京市户口、在外省、市、（县）无其他子女且夫妻均达到离、退休年龄（干部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工人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的父母；
被投靠人为北京户口的外省市农业户口或非农户口的无业人员父母；
被投靠人为北京户口且系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符合北京市计划生育有关政策的随迁子女；
被投靠人为北京户口且其年龄不能超过25周岁、未婚、未就业的独生随迁子女（独生子女指原配夫妻婚后生育的子女）。
此外，寄养未成年人可在北京落户，在被投靠人满足系北京市非农户口、在京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前提下，条件也极为严格。
这一类被称作“拼爹娘”或“拼子女”的落户条件还包括：（外）祖父母在北京市无子女，可以解决一名（外）孙子女的北京户籍；由北京市到青藏高原地区工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无法随身抚养，外省市无同等亲属投靠的子女；从事地质勘探等野外流动性较大工作，单位无基地和托儿设施，无法随身抚养，外省市无同等亲属投靠的子女。
三为投资落户。
2002年4月，原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公布了《关于印发贯彻〈北京市关于扩大对内开放促进首都经济发展若干规定〉四个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8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布了两份相关说明：《来京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及《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在京入户》。
据以上三部相关文件，通过投资落户的方式落户北京主要有两类人群：
一为申请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八区”登记常住户口的企业人。
该类企业人须满足：连续3年担任私营企业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户口迁入地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300万元以上；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
二为申请在“八区”之外的北京市区县登记常住户口的企业人。
该类企业人须满足：连续3年担任该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户口迁入地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4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150万元以上；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5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50%以上。
据此标准，可投资达额而落户北京的企业人为数不多。北京市投资局介绍，2012年共为14名企业高管及家属共45人办理了北京市常住户口。
四为人才引进。
此一落户北京的方式，主要针对高端海归、博士后等特殊需求人才。“”便是主要形式之一。
“”，全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主要覆盖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央企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等。
“”的“生活待遇”诱人，规定“具有中国国籍的引进人才，可不受出国前户籍所在地的限制，选择在国内任一城市落户”。
据北京市委组织部数据显示，自2009年至今，包括“”在内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共分10批引进了612人。“”外，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于2012年2月印发了《北京市人才引进公开招聘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若存在急需人才，也可通过落户北京的方式进行招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急需人才的引进条件，在用人单位和应聘人才上都有严格管控：用人单位除事业单位外，企业单位须“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000万元且在京注册经营三年以上”；而应聘人才职位则须控制在“高层管理或核心技术岗位，高层管理岗位须为部门总监、副总经理以上职位，核心技术岗位须为技术专家、科技带头人、首席技师等职位”。
尽管政策严格甚至苛刻，引进特殊人才机制也催生了严重违法行为。2010?2013年，仅海淀区检察院查办的通过特殊人才引进进行户籍买卖的涉案金额，便达650万元。
积分：没有办法的“好办法”
800万北漂的希望，集中于《意见》所提出的积分落户政策。
此前，北京曾组织相关部门讨论过积分落户制度，但并无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通过“积分制”争取北京户口，“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好办法’”。
目前，北京具体的落户“积分”细则并未出台，但对比已实行“积分落户”的上海、广州，北京只会更加严格。
2014年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我市人口调控和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及配套文件的通知》，调整实行最新的积分落户细则。根据该通知及配套文件，在广州持有广东省居住证并缴纳社保4年以上的外来人群可申请积分落户。
虽然在申请限制上，广州降低了准入门槛，但对落户数量则进行了严格管控。按相关观点，2014年广州接纳外来落户人口的名额将限制在3000名，且每年只允许申请一次。所以有意落户广州的外来人口，必须耐心地“排队等候”。
2012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修改印发《持有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法的通知》。次年6月，修改补充《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根据该办法，落户上海必须同时满足5项前提条件：
一为持有《上海居住证》累计满7年；
二为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
三为持证期间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为在上海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
五为无违反国家及上海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配套此5项条件，2013年7月1日，上海实施《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根据细则，积120分的外来人口，可享受同于上海户籍的子女教育、异地高考、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待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积分制落户的口子是非常小的，广州小，上海更小，北京还没有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没有动”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协则一直在推动积分落户制落地。
2011年6月，北京市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若干问题的建议》，建议推行人才引进积分制；2013年10月，北京市政协提出实行积分制，以“取代目前将户籍指标分配到某些‘特定单位’的做法”；2014年《意见》出台后不久，北京市政协再次建议推行积分落户政策，以“科技贡献、专业技能、在京时间等指标为考核项”，计算非京籍人才的“积分”，达标便可落户北京。
北京市政协的建议致力于改变户籍指标对“特定单位”的倾向性，但这与积分落户中强调的“科技贡献、专业技能、在京时间”等，差异显而易见。
正如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所说，对于落户北京，不要再说“没有希望”，而是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足够的耐心”。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4篇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新鲜出炉，搅热舆论场。在62个试点城镇“开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主要任务”中，北京市通州区试点“积分落户”的内容备受关注。
相关新闻在2月4日被《第一财经》率先报道后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转载，并于6日达到传播峰值。
从舆情传播中可以看出，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对落户主要指标的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该政策虽然只与北京市通州区相关，但全国各地媒体均对此消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表现均很活跃，原创文章较多。同时，通过对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百度贴吧、凯迪社区以及门户网站的新闻后跟帖分析发现，虽然意见领袖较少发声，但网民参与踊跃。
综观媒体和网民对北京通州等地正式试点积分落户政策的表态发现，舆论总体对该政策持肯定、支持态度，但对具体内容和落户条件的设定仍有疑问。
有报道认为，通州入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并将推进积分落户，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对于通州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利好，优化该区域产业布局。二是将有利于区域吸引人才和劳动力，活跃通州的房地产市场。三是将对中心城区的居住、通勤压力形成有效分流，优化人口布局。”
也有学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积分落户制不应只是针对少数高端人群的，那样和之前的人才引进计划区别不大。“若每年只能解决几千人的落户问题，不能满足人们对户籍改革的期待。北京需要通过积分落户让800万外来人口的落户问题有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
在网上有不少网民呼吁，“家业同区”应优先考虑。有网民称：“应统筹考虑城市运营管理保障及产业发展方向，对满足一定积分以上人员，打破城郊区界限全市统一协调，同时家和业都在通州的人员，应该优先考虑。这样可以让人的住所与工作地点尽量统一，减少交通压力。”
针对媒体报道的“通州积分落户细则已确定六个基本条件”，北京市相关部门2月12日回应称，对于如何落实试点工作，包括对其中提及的积分落户政策都将作积极研究，但截至目前，该试点的政策制定工作尚未成形，也没有对“积分落户”提出过任何相关方案，“六条件”系误传。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5篇
>> 收入分配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 积分落户凸显户籍改革之难 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怎样形成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格局的创新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分析 浅议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财税对策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变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坚持共同富裕道路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现实考察 推进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旅游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格局研究 舆论激辩北京通州“积分落户”政策 北京市非京户籍职工可享生育险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在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变动研究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理顺财富分配格局 等 北京户口 积分落户如何让人更满意 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则 协调利益关系与利益分配格局的经济学阐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积分落户如何改变北京户籍分配格局 积分落户如何改变北京户籍分配格局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博锐")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能否解决北京户口亦是求职者选择工作时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2015年12月10日，《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和《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早在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并在时间上设置了要求。
在北京市就积分落户和居住证办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后三天，12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居住证暂行条例》。
结合相关研究，并与近期政策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形成了如下思考和认识。
“41+1”北京户籍获取格局的形成
在积分落户政策开始实施以前，到底有多少种方式能够获得北京市户口？相信很多人都不很清楚。由于历史原因，这个系统如今已经极为复杂。
2015年《北京日报》相关报道说：“具有进京户口审批权的有中央、军队和市属三大系统共26个单位的41个部门，条件标准不统一，除本市系统外没有指标限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三大系统41支笔”，这是落户北京的主渠道。
新出台的积分落户是这三大系统的有益补充，是这三个系统之外的第四条路，一条新开辟的渠道。这一政策主要适用于亲属中没有北京户籍，且参加工作后没有在原单位获得北京户口的社会从业人员。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近几年来，现行的中央、军队和北京市这三大系统每年审批的户口指标数在10万～11万之间。其中，中央部门审批指标数超过5万;北京市相关部门审批数量大约为4.8万;军队系统审批为0.6万人左右。审批指标是一年一调整，标准不一致。其中，军队和中央部门不设上限，也就是说中央部门和军队系统的户口指标基本上处于按需供给状态。
中央部门每年超过5万人的审批落户指标中，中组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民政部是主要审批部门。其中，人力资源部门审批的比例最大，占据中央部门的80%以上，教育部门占10%左右，而国务院部门、宗教部门等也有少量的审批指标。
军队系统中，三总（总装、总后、总参）、三军（陆、海、空军）、二炮以及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都有审批权，但是数量相对很少，也比较规范。
北京市属单位中，每年大约4.8万个的落户审批权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安部门及民政部门等。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占45%左右，公安部门40%左右，民政部门8%左右，剩余15%左右的审批权分布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外事部门以及投资部门。这些部门是北京市现行落户制度的主要管理部门。 享有北京户籍的最终收益是享受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图为一家三口在北京朝阳公园玩耍
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八条路径
分析完现行京户的审批单位后，会有人问，对于普通非京籍就业人员来说，有哪些途径能够获得北京户口？通过对相关部门年度公报、公开资料和统计年鉴上的信息进行梳理发现，现行三大系统大致铺设了八条获取京户之路。
第一条路是大学毕业生落户。这个是占比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粗略统计，每年超过10万的审批落户指标中，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大致能够获取3万多指标，占全部指标的大约三分之一。无论是在北京市相关部门，还是中央相关单位的审批中，这个途径都是最多的，也是社会最为熟知的渠道。
第二条路是投靠落户。这一途径主要包括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以及父母投靠子女。据相关部门统计，该群体每年有2万左右的人落户，接近总量的20%。
第三条路是调干或者调工落户。这一途径主要是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干部的区域性调配，调干和调工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干部身份，一个是群众身份，这个途径每年审批落户的指标大致在9000个左右。
第四条路是军人落户。这个途径每年大致有7000人左右的指标，主要是由军队系统、和民政部门等来审批。
第五条路是夫妻分居落户。这个途径主要是解决已婚人员配偶进京问题，每年大致有5000个名额。据我们调查发现，很多单位都需要排队，排队时间根据单位级别和性质而定，大体上在4年左右。
第六条路是高层次人才落户。这个途径每年大约有5000人左右，主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社会所熟知的、海聚人才、中关村人才项目等多数都是走这个途径。
第七条路是留学归国人才落户。这个途径每年有4000个左右的指标，主要由教育部门的留学服务中心审批。
第八条路是特殊人才落户。其中主要包括宗教、外事等特殊人才方面的审批落户，这些特殊人才每年因为需求不一，所以变动性很大，大众也较为陌生。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博士后落户。博士后自带户口，据教育部门相关数据表明，博士后每年大致招生2500人，也就意味着每年大约能解决2500个北京户口。
与现行审批落户相比，北京市的积分落户草案，其实是多了一条路，是在维持现有三大系统审批落户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给予在京工作的非京籍人员一条新路，也是给予相关人群的新希望。
不过，对于新政策的效用，相关人群还要理性看待。需要认识到，积分落户政策作用有限，仅仅是41个户口审批单位之外的1个新途径而已。因为北京市积分落户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因此可以拿上海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为例，对新政策进行测算。
2002年上海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2009年开始实施“居转户”。根据公开数据，2009年，上海市实施居住证制度第七年，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人数总计约27万，而居住证是积分入户的首要条件。在2011年，上海共办理居转户2711人，2012年共办理居转户3843人。与之相应的是，到2014年底，上海外来人口已达996万。与之相比，无论是居住证的办理人数抑或是居转户的人群，占比都有限。2014年底拥有450万外来人口的天津市，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积分落户政策，1年来共有两批10500名外来务工人员达到标准，其中第二批的8000人已经通过公示程序，而天津市外来人口每年增量为45万，需要用将近43年的积分落户量才能消化1年的外来人口增量。
有网评说“积分落户，看起来很美，吃起来很苦”，一个基本常识摆在面前，那就是“任何稀缺的资源都不会物美价廉”。如持有这样的观念，需要做的是推动居住证政策不断完善，这是一个覆盖面相对广泛的制度。享有北京户籍的最终收益是享受北京市基本公共服务，要在最大程度上推动更多的服务资源落在居住证上，这应该是社会合力的落脚点。
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反思
现行的三大系统、41个部门审批落户在北京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在首都建设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反思中前行，我们调查研究后认为，至少从适应性、社会影响、多头管理等方面需进行反思。
审批落户是否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2013年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全市拥有企业法人单位63万个，从业人员1111万人，拥有事业单位法人1.19万个、从业人员105万人，拥有机关法人0.22万个、从业人员35万人，拥有民办非企业法人0.37万个、从业人员12万人，社会单位法人0.58万个，从业人员4.97万人。不难算出，事业单位、机关以及社会单位法人共计2万个，从业人员共计145万人。而原有户口指标的分配基本上分布在所谓的体制内单位，以三次经普的数据为基础，企业法人中有1111万从业人员，这其中国有成分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量接近580万，这一人群和前面三类145万共计725万人群几乎分配了所有的审批户口指标，而剩余大约530万人的企业法人单位从业者几乎没有分配到户口指标的可能。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有三大系统审批落户的手段并没有完全适应首都经济发展的需要。
所谓的“户口买卖”是否存在？我们调查分析认为，审批落户政策执行绝大多数是规范合理的，是从用人实际需求出发的，但存在少部分的灰色地带。如审批落户中长期被忽略的宗教、外事、投资促进、民政等部门，调查发现，这些部门的审批指标因为长期不透明，社会监督相对缺失，因此成为非法获取指标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还发现，教育部门的留学生中心，体美处（主要是招收体育人才，一些体育明星走这个渠道）、大学处（主要是接受、改派大学毕业生）等单位的户口审批，也存在一些不清晰、不规范之处。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人员素质的下降，对海归落户的争议也比较多，调查中就有人反映，“出去花100万读书，既获得了海外学历，也获得北京等大城市的户口，非常划算”。
多头审批是否造成了紧缺型资源的浪费？特大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对于人才有着极其重要的吸引力，调查中也发现了审批指标作废、审批指标的延迟性使用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是少数，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恶劣，损害了城市形象、损害了社会公平、损害了制度底线。
积分落户是缓冲器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城镇化浪潮。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7%，并以每年1个点左右的速度在上升，这预示着每年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如何在中国这么大范围内实现城镇化，并稳步解决城镇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管理者如何对后发优势进行有效运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分落户是中国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应对城镇化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一蹴而就的激进政策在历史上被多次证明“眼下很好，以后很糟”，从这个维度来看，积分落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诉求，也可以为整个国家、社会和城市管理的良性运行争取时间空间和制度空间。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点推进，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平衡，保持了城市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间内的可持续性。
不管如何，站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积分落户是一个巨大进步。分析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户口管理从行政化向社会化迈出了第一步。原有户口管理完全是行政化的，整个社会对其没有任何了解渠道，而积分落户则明确了规则、确定了方向，值得鼓与呼。二是户籍管理从数量上的模糊时代开始走向基本量化时代，现行中央、军队和北京市三大系统每年要进京多少人，各自把关，没有形成信息上的互联互通，几乎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说清楚每年具体有多少人落户，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积分落户政策至少在形式上将其数量化、标准化了，顺应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三是社会力量的凸显，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征求意见稿中第七条明确提出“积分落户每年申请一次。符合第四条规定的申请人，可向用人单位提交申请，统一由用人单位负责向有关部门申报。具体操作流程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可以看出社会用人单位的作用被充实，从社会发展上来看，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关系的又一次重构。
在狭窄的房间里跳舞
都说“京官难当”，我们在调查研究北京市的人口问题中，也看到了“京策难为”。
2014年，中央赋予了北京新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求，要求北京市瘦身、减少人口，从功能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治理“大城市病”，以更好地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2014年2月，中央明确指出，北京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多。对北京人口无序过快增长的问题，中央强调有必要确定一个控制目标，再不控制就难以为继。
从2014年3月份起，北京市开始实施极其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从“以水定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的思路出发遏制人口过快增长。正如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所说，“今后做发展规划、上产业项目，都要由人口布局来倒推发展布局，从而形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质量的倒逼机制。”
2015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向各区县下达人口调控指标，与各区县签订人口调控责任书，将控制人口规模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可以说，人口问题成为2015年北京市的第一要务，而且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没有遇到的难题。世界上的多数城市都在通过政策吸引新移民的到来，而北京却是在外迁人口，这种外迁虽然是有选择性的外迁，但是谁能保证没有误伤？
作为首都，北京既有服务全国的四个中心和国际和谐之都的中心任务，又有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守土为民之责，如同一个舞者在一个狭窄的屋子里进行表演，既需要坚持舞者的风范，也不能碰壁，这是一个两难甚至多难的处境。从历史上来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所谓成功的发展模式都是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北京应该更加有责任感，更加有使命感，正如2015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委主要领导所言，“当前人口调控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是对现在负责任，也是对未来负责任，是绕不过去的、很难的工作”。
京策虽难为，但可为，更应为天下先。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6篇
2013年，上海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新上海人”打开了落户大门――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启动。当年7月1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居住证积分时代正式到来。
事实上，近十年来，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增长迅速，目前外来常住人口总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外来常住人口的密度与比重均居全国之首。
上海市政府这样解读《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实施宗旨：探索特大型城市人口管理之路，为来沪人员提供透明的、可预期的未来和尽可能好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
根据这一办法，持居住证的人可根据国家和上海市规定，享受子女教育、社会保险、证照办理、住房、基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待遇。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居住证持有者，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
居住证积分入户制度实行一年多，对于积分制细则却一直争议不断。近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做了两项相关的问卷调查，一份是关于“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的民意基础”，另一份是“上海非户籍人口的户籍心态”。通过1500个问卷样本分析，了解市民对现行居住证积分制的看法，以及非户籍人口如何看待户籍政策等问题。
“唯学历论”
根据居住证积分落户办法规定，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组成。
基础指标包含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
其中占分值最高的是教育背景。持证人按照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得的被国家认可的国内外学历学位，可获得积分。积分标准从低到高依次为：大专（高职）学历，积50分；大学本科学历，积60分；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积90分；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00分；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10分。
而在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指标中，取得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一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可获最高分值，140分；取得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类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符，可获得积分，从15分到100分不等。
就目前的居住证积分指标体系来看，年限的起步分值只有3分，技术技能起步分为15分，学历起步分值50分。学历具有很高的权重，应届本科毕业生或拥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非户籍人口，基本上都能达到享受准市民待遇的积分标准。
而那些没有高学历但已为上海服务多年，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可能获得的积分则比较低。比如，一名在上海工作20年的普通技术工人，他能获得的分数基本上就是3分×20年+15分（或30分）=75分（或90分），远远达不到120分的标准分值。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这一政策取向有异议。调查者中有78.8%的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作为户籍政策标准，“有一技之长比学历更重要”，而不同意者为21.1%。这说明，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上海吸纳外来人口的标准不应该“唯学历论”。
同时，上海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控制人口，但不控制人才”的城市人口发展战略。从目前的居住证积分制管理办法来看，本科学历者基本上被视为上海城市发展欢迎的人才，而根据上述问卷调查结果，80.9%的户籍人口赞同“将本科学历作为上海人才引进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太低了”。这说明在本地人心目中，本科学历者不宜等同于上海需要的人才。
获益差别
问卷还调查了本地户籍人口对普通劳务工作者的态度。普通劳务工作者包括家政护工、环卫工人、快递员、保安、保洁员等，以及无照的自雇业者，如没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流动商贩等。
调查发现，61%的本地户籍居民认为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普通劳务工作者，46.3%的人认为普通劳务工作者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而认为他们影响社会稳定的比例仅为7%，认为他们增加了上海的财政负担的比例只有2.3%。
由此可见，提供劳务的普通体力劳动者对上海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他们对上海的贡献也得到了本地户籍居民的普遍认同。
但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居住证积分制度中却处于不利位置。比如，对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就业于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和“工作并居住在远郊重点区域”这三项以年限积分的指标，分值的获得都有限，每满一年只有2分到4分，且都要满5年后才开始计入总分。
因此，未来居住证积分制应不应该考虑如何在学历之外制订更多元、有效的评价标准，尤其加强对劳务工作人员类的规定标准的探索，是值得研究的。
非户籍人口对户籍政策满意度分化较大
问卷对上海非户籍人口的户籍心态做了专项调查，通过对城市非户籍人员有关户籍政策、户籍改革以及落户意愿等户籍心态的研究，以当事人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民间版本的另一种解读。
对上海户籍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方面，35.60%的非户籍人口表示“一般”，“比较满意”的约为28.48%，“比较不满意”的27.24%，“非常不满意”的占5.58%。
总体来看，对于现行户籍政策持满意态度、中立态度和不满意态度的上海非户籍人口几乎各占1/3，说明这一群体对于户籍政策的满意度呈现出较大的分化。
谁最想取得上海户口
此外，问卷还区分了不同年龄段的非户籍人口对取得上海户口的意愿强弱。
数据显示，31?45岁的非户籍人口取得上海户口的意愿最强烈，比例达66.92%；30岁以下的人群次之，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6.58%；而比例最低的年龄组是45岁以上的人群，他们愿意放弃家乡户籍与土地等利益而获得上海户口的比例为42.11%。
负责项目调研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朱志燕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非常复杂，而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朱志燕深入访谈的资料显示，决定上海非户籍人员产生落户意愿的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子女就学。虽然目前上海对于非户籍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已全面开放，随迁子女可进入公立小学就读，但与户籍人口相比，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学在现实中仍存在困难。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7篇
两个月前，柯剑拿到了厚街公安分局签发的《批准入户通知书》。按照流程，他需要到东莞市公安局领取《户口准迁证》，然后在湖南老家获得《户口迁移证》，再回厚街办理落户手续。“顺利的话，一两个月内就可以正式入户。” 2011年3月20日，柯剑对《财经》记者说。
从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从湖南人变为广东人，柯剑这种双重转变源自广东省的“农民工积分制入户”政策。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在全省推行“积分制入户”。所谓“积分制入户”，是指对农民工学历、技能、参加社保情况、居住年限、社会贡献等进行指标量化评分，当积分达到规定值时，农民工即可申请在城镇落户。
2011年3月22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透露，从去年下半年至今，通过积分入户制度转为广东城镇户口的人口已达10.8万，其中51％为外省人，49％为本省农民。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中央新近制定的户籍改革文件中，在明确户籍改革属中央事权的同时，亦鼓励地方政府，尤其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结合自身资源承载能力，放开落户尺度，落户的主要对象即为有稳定就业、住房，并缴纳了一定年限社保的农民工。
就广东积分入户政策的方向而言，似与新的户籍改革文件颇多契合之处，亦体现出逐步让农民工落户，稳步推进户籍改革的思路。但就积分制实施的情况来看，现行的土地与财政政策，仍可能是阻碍更多农民工落户城市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则担心，积分制设定了一系列条件，实际上会变成一种限制外来人口进入的政策，从而背离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一年十万指标
据广东省公安厅统计，广东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人，居全国第一。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95％以上集中于珠三角地区。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和内陆省份经济发展加快，到广东打工已非农民工唯一选择。同时，随着广东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珠三角的用工需求也越来越大。
一份广东省委内部报告曾引用中山市小榄镇一位负责人的话称：“假如这些外来务工人员都离开了小榄，我们的产业将无法存续，小榄也不能持续繁荣发展。”
“如何留住人才，保证广东的活力，是近年来广东省领导考虑较多的问题。”广东省委一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同样有入户的需求。受广东省委政研室委托，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完成的广东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受访农民工中，97％打算留在广东继续工作和生活，其中78.2％愿意留在广东五年以上，而仅有10.8％的受访者不希望留在当前居住的城市。
东莞市虎门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马玉良介绍，按照他的观察，有三类外来人口入户愿望最为强烈，第一类是子女面临入学的，希望进入公办学校的。第二类为在本地购买了房产，人户分离的。第三类是在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打工的，希望入户获得转正或考公务员的机会等。“从数量上讲，还是第一类人居多。”马玉良说。
2007年，中山市小榄镇、东升镇和火炬开发区开始实行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积分制。基于此制定的《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亦于2010年1月实施。
“省委认为中山的做法值得借鉴，要求总结中山经验，在此基础上出台广东省的政策，可以说，广东省积分入户制度的文本是从中山借鉴过去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前所长郑梓桢告诉《财经》记者。
按照广东省的积分制规则，农民工积分指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广东省统一指标，另一部分为各市自定指标。其中，省统一指标包括个人素质、社保情况、社会贡献及减分指标。
就个人素质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职称，可积5分－60分不等。而社保每个险种每缴满一年积1分，总分最高不超过50分。在社会贡献的评分中，包括献血、参加义工、慈善捐赠等项，此外，获得嘉奖者每次可积60分，最高不超过120分。
除了加分项目，违反计生政策以及五年内有犯罪记录者，则会被扣分，其中，超生一个子女的扣100分，再超生的加倍扣分。
至于各市的自定指标，则按照就业年限、居住时间、投资、纳税等设置积分标准。
那么，农民工积满多少分才可申请入户？60分，且具体决定权在各地政府，其可根据当年入户计划和农民工积分排名情况确定。
据《财经》记者了解，广东对于积分落户遵循“总量控制”的原则，这意味着每年的农民工入户人数将受到限制。总量指标每年年初由广东省发改委会同人保厅、公安厅下达给各地市，各地市再依据规模和资源承载能力，将指标下达给各城镇。
2010年，广东全省的农民工入户指标为10万人，东莞、中山、深圳获得的指标分别为12370人、3000人和4600人。而东莞的南城区获得的指标为450人，东城区为660人，虎门镇1130人，柯剑所在的厚街镇则是800人。
承载力与指标空缺
根据中山大学的《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入户留城意愿调研报告》显示，有55.8％受访者愿意落户广东，依此推算，这个人群为1764万人。
若以年均落户10万人的速度估算，广东省完全吸纳现有外来人口需要170多年。在庞大的人群与有限的指标之间，各地政府遵循着自己的“资源承载能力”逻辑。
郑梓桢对《财经》记者说，一个流动人口入户，就要享受户籍居民的所有待遇，包括教育、社保等，“这些都涉及真金白银的财政投入。”
中山市教育局出具的一份材料显示，2010年，中山市共投入3010多万元，为12万多名非本地户籍学生提供义务教育补助。
而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他的测算，若要完全拉平城市居民和农民间的待遇差距，政府每年的一次性投入需达到人均33万元。如果仅仅向农民提供教育、医疗、养老和市政设施四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则平均每人每年需增加投入3000元。
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的评估牵涉到教育、医疗、社保、公安等多个部门，极为复杂。
东莞一位政府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积分入户政策推出前，并没有哪个部门认真测算过到底能够容纳多少人口，“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故而具体推进过程中，进度亦相对缓慢。
柯剑获得积分130分，在厚街镇入户绰绰有余，但如果落户东莞市中心的南城区，这个分数就不够了，因为450个指标申请者中，最低分是170分。
据《财经》记者统计，截至2010年12月，第一批积分制入户申报结束时，东莞32个街镇当中共有16个街镇未用完指标，其中以长安镇最多，共1240个指标当中，空缺402个，虎门镇空缺194个。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宣传信息科科长庄学华称，目前全市共有1479个名额空缺。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山市。2010年，中山市共有4684人申请积分入户，最终有2139人获得入户批准，空缺861个。深圳市有4600人的指标，至2010年11月，仅有3227名申请者入围。
空缺现象与运作不完善有关。广东省积分入户政策于2010年6月份下发，各地市真正开始受理时已是当年10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申请者要备齐所有资料，殊为不易。尤其是计生证明一项，申请者需回原户籍地办理，有人因格式问题往返两次无果。
此外，难以割舍土地成为阻碍农民工申请落户的重要原因。马玉良表示，一些农民工的考虑是，老家拥有一块土地，一旦工作出现问题，他可以退守老家。“于是就出现一家三口只迁夫妻一方，解决孩子入学问题，留一方户籍在老家以保留一块土地。”
再者，还有少数不愿落户者的特征为年轻、高学历或具有一技之长，他们“希望寻找更高的平台”。
市民待遇疑虑
成功入户者能否同享市民待遇，仍然有待观察。
当柯剑在公示名单中发现自己的名字时，大喜过望，“感觉自己一夜之间真正成为东莞人，不再低人一等。”然而，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却让他备感郁闷――翻看公安局提供的《积分入户所需材料》，上面标明自己的落户地址为“厚街镇体育路20号”，这是厚街体育公园所在地。他询问别的申请者，大多也是相同的情况。
愤怒加不解，让柯剑在网上发帖写道，“我们是轰轰烈烈积分入户的第一批人，也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螃蟹是吃不到了，因为厚街根本就不给我们入家庭户。”帖子引起众多回应者，有跟帖戏称：厚街入户的人都是来体育公园锻炼的，锻炼完了就走人。
对此，厚街镇政府相关人士的解释为：他们考虑到这些人员散居各地，独立入户的话管理起来繁杂，所以决定统一入到集体户。同时，该人士还称，“厚街体育路20号”并非仅仅是体育公园，里面还设置了镇志愿者协会等机构。
庄学华对《财经》记者说，经过整改，目前在该镇已拥有住房的新入户者，可申请以家庭户办理入户。
尽管东莞官方一再表示，新入户者将与其他本地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但在由厚街镇积分入户申请者组成的QQ群里，仍弥漫着对未来的忧虑情绪。
上述《广东省外来务工人员入户留城意愿调研报告》也显示， 36％的被访者担心入户后无法享受到家乡的土地分红政策；69.3％的被访者担忧配偶子女随迁困难；42.8％的被访者担心两地的社保标准不同，影响自己享受社保的权利。
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入户申请已被批准，但有人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没有最终办理入户手续。2011年3月1日，中山市副市长谭培安介绍，该市去年2139名获得批准的当中，“到现在还有一半的人没有入户。”
土地、财政难题
作为中山市积分入户政策的设计者之一，广东省社科院人口所前所长郑梓桢认为，积分制入户目前遇到两大障碍。
首先是土地问题。“当时我们设计方案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土地问题。”据郑梓桢介绍，中山市根据省里的政策，对于本地农民入城可以三年不用交土地，“但是三年之后怎么办并不知道”，另外，跨省迁徙涉及异地土地问题，广东无法处理。
柯剑向湖南老家村委会咨询的结果是：如果决定将户口迁到广东，那么他的土地肯定要重新收归集体。这也是造成很多农民工不愿意进城落户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我到你城市落户，跟我的土地没有关系，怎么处理是我的权利，没有必须交的道理。”
第二重阻碍是中国现行财政体制。郑梓桢表示，中国现有的财政体制，教育、医疗、社保等经费绝大部分由各个城市自己统筹。在这种背景下，人口的迁徙就涉及地区间利益的重新分配。“迁入地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比如用教育券的方式将教育经费拨过来，土地的利益拨过来。”
李铁也认为，如果明确户籍改革的中央事权，那么就需要根据人口流动的数量，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一个西部的劳动力，实际上人已经到东部了，教育等公共服务经费就要相应地转移到东部来。”
但更深层的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目前，增值税由中央拿走了大头，但是产业带来的环境问题，流动人口的问题，都交给了地方，使地方难以承受。”李铁对《财经》记者说。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也认为，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不调整，只是由地方拿出财政的增量来吸纳流动人口，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解决不了上亿农民的城市化问题。
不过，李铁也表示，在现有财税体制下，仍有改善的余地。“都说地方政府财力不够用，我们却看到很多地方把钱拿去搞大工程。地方政府应该少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李铁表示，即使完全放开户籍，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等原因，农民也不会全部涌入城市。“但积分制入户实际上把城市人口结构简单化了，把城市变成了高等人的城市。”
郑梓桢则称，积分入户是过渡性安排，“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国统筹，最要紧的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以及教育实现全国统筹，自由迁徙就解决了。那时候户籍制度就没必要了，积分制就更没必要了。”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8篇
今年，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落实，全市人口规模将受到严控，增速保持低位。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加大背景下，全市就业面临一定压力，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但总体形势仍有望保持平稳。
以近年来0.3的平均就业弹性估算，按照2016年GDP增长6.5%，考虑非首都功能疏解因素影响，预计2016年北京市从业人口达到1200万人，同比增长1.7%，增速略有回落。
人口与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全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首都面临的人口增长压力仍然较大。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几乎成直线上升趋势，到2014年已经达到54.8%。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突破60%。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有上亿规模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以及大量人口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势必会导致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还面临着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的任务，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北京作为首都，是人口城镇化最高端的吸附点，具有强大的磁吸效应，必然成为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的重要节点，未来北京仍将面临较大的人口增长压力。
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外贸需求疲弱影响国内企业出口增长，这些因素都将对国内就业构成威胁。我国经济仍处在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阶段，新旧动力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对就业的滞后影响将逐步显现。多家机构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至6.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可能保持稳中略降。同时，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国企改革重组启动，将释放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上述国内外宏观环境均将通过对北京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就业增长。
此外，北京不断加快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度和力度将对人口流动和就业产生一定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将持续加强人口规模调控，重点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伴随此类产业和功能向北京郊区、天津和河北省市疏解转移，伴随就业岗位的减少，各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和步伐均将加大加快，对就业规模、就业布局、就业的行业结构也均会产生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双重影响
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北京市已经审议了《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居住证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及积分落户管理办法，户籍制度改革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将产生双重影响。
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大户籍迁移人口增长压力。北京已沉淀大量外来常住人口，未来无论积分落户制度如何设计，都将有部分常住外来人口符合积分落户条件，成为户籍人口，加之这部分人群的配偶、子女、父母也将随之落户，必然会使户籍迁移人口较改革前增长更快；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的建立将让常住人口产生稳定预期，导致其定居北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全国户改加快背景下，其他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宽，可能会分流部分本市常住外来人口或潜在来京人口。北京相对严格的人口积分落户条件，可能促使部分人群去往落户条件相对较为宽松的城市落户，从而减轻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压力。影响大小将取决于北京和各地的具体实施细则。
目前，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态势仍将持续，外来人口增长压力仍然明显。在人口规模调控背景下，考虑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因素，户籍自然增长人口规模扩张压力日益凸显，加上户籍人口机械增长主要由人才引进、亲属投靠等人口迁入带动，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减少，户籍人口年均增量将超过20万的规模。
北京市户籍人口与常住外来人口在全市不同区县间尤其是城六区与十个远郊区县间、全市与津冀省市间的迁移现象将增多，存量人口与增量人口相互替代的数量和频率均将日益突出，往年全市人口进多出少的现象有望改变，人口进出平衡的苗头逐步显现。综合上述因素，预计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较上年增长1%左右。
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
近年来，由于不断压缩中央和全市留京户籍指标引导全市高校毕业生更多流向京外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同时，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可能存在的“业走人留”现象将进一步释放低端劳动力，促使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较为突出。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减少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后产生的“业走人留”加剧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如城六区动物园、大红门等批发市场搬迁过程中，在就业岗位压缩外迁的同时，从业人员并未随产业的外迁而明显向外疏解，部分人员仍然滞留城六区或郊区，可能加大就业总量矛盾。此外，全市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与求职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存在偏差等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双创”背景下，服务性行业新业态置换传统行业就业的特征日益明显，就业新增长点逐步显现。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逐步拓展就业空间，服务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容量。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双创”将保持持续活跃，教育、健康医疗、文体等公共服务领域政策约束将进一步放松，新技术与产业将加速融合，有望保持向好走势，带动劳动力需求稳定增加。另一方面，近年随着网购、互联网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由此带来的新增就业不断置换传统商业和服务业就业，促使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既增强了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提升了服务业就业质量，有助于保障整体就业的平稳。
功能调整疏解背景下，就业新增长区域逐步形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明确向通州搬迁，城六区功能向郊区转移等，进一步推动就业布局加快调整。市行政副中心、新机场等建设本身将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搬迁后行政事业单位、新机场临空经济等配套服务需求旺盛，均需提前规划建设，将促使通州、大兴等成为新的就业增长区域。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9篇
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从理论上讲，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人力资源、资本和科技进步，每一个要素都对经济有贡献。中国过去经济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但这几年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
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5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下降，累计减少了1300多万。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中国经济享受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呢？并非如此！广义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人口红利、结构人口红利和质量人口红利三个方面。中国未来在人口结构方面有重大红利空间可供发掘。
结构人口红利，是指农业人口转向非农就业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即库茨涅茨效应。2014年中国农村人口比重45.23%，农民工数量大约2.7亿，按照73%的比例来估算劳动力人口，农村能够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理论上限大约2.5亿。然而，当前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二元福利结构，真实的城市化率仅仅在37%左右。
正因为如此，国家在加快推动户籍改革。2014年3月中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截至目前，全国25个省（区、市）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具体实施意见，还有一些城市提出积分落户制度。一方面是明确落户城镇的条件和程序，从制度上有序敲开“农民进城”的大门，另一方面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打破“本地人”“外地人”的权利藩篱。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
2016年1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大释放内需潜力。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抓住农民工融入城镇这一关键，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是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国务院已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则，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
综合各地户籍改革的方案来看，建立居住证制度成为各地“标配”，部分城市降低了落户门槛，特大城市则普遍提出“建立积分落户制度”。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居住证持有者可参加社保、购车、购房，子女可享受义务教育，身份证也可以异地换领补办，就连争议最大的异地高考也正在破冰。同样也要看到，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但问题是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仍不能平等享受诸多公共服务，带来一些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的户籍改革正在推进，但这能否洗去人们现有对户籍制度的疑虑？
“居住证”积分落户改革
户籍改革长期以来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它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它承载着无数人的切身利益。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一字之差，却由此衍生出诸多的差异。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统计，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60多种城乡间的不平等福利。且这种不平等福利涉及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进城务工人员，这种不平等福利更为明显。同城同工却不同待遇深受诟病。实际上，户口本身并不重要，附着在上面的种种福利，才是人们关注户籍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少人呼吁户籍政策放开大门。然而，一旦户籍大门打开，肯定会吸引大量人口进入“高福利”户籍地；大门关上，又产生不平等，存在“两难”。本轮户籍改革正是要解决这一两难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公共资源如何均衡分配。
试想，如果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放开户籍政策，会有多少人涌入？恐怕是天文数字。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可想而知。上海市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作为借鉴。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上海拥有常住人口2415.15万，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5.14万，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对于诸如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是户籍改革最核心、最难啃的骨头。上海是全国最早尝试积分落户制度的城市之一。上海一向以“对户籍控制最严厉”著称。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过一些松动和探索。直到199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蓝印户口”，这是对传统户籍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突破。从1994年初上海开始实施到2002年4月1日停办，在蓝印户口实施的八年多时间里，全市获得蓝印户口者为4.2万余人。
2000年上海推出了《引进人才工作证》，2002年6月，上海市又正式推出《上海市居住证》制度，两者都成为对外地进沪工作的人才影响较大的政策。2004年，上海开始对非本市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上海户籍实行积分政策。
整套落户积分体系包括个人要素、单位要素、附加要素三块，其中个人要素又分为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学习成绩分级、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等诸多小项。比如，博士积分30，硕士27，本科20；通过CET-6级或专业英语八级加8分，通过CET-4级或专业英语四级加7分……
按照规定，申请者各项要素的累计分值必须高于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的“标准分”才能落户，否则只能办理上海市居住证。2004 年10 月开始，上海市开始实施发放居住证的新政策《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将享有更多的“市民待遇”。
2013年，类似的积分体系又被上海运用到居住证管理上。根据2013年7月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持证者的个人能力与对沪贡献被转换成一定分值；累计积分达到“标准分”120分者，被允许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最突出的一点是，子女可以在上海参加中高考。
2014年2月23日，上海市居住证转户籍政策正式，上海的户籍政策将从“指标限定”转为“条件管理”。新政策采取“先入围，再轮候”的做法，对特定人群可优先申办。这是上海人才引进政策和户籍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
2015年，上海市又出台最新政策，细化第四次户籍改革以吸引人才，居住证转户籍也是方案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其中一种方案建议实行打分制，凡满足七大类指标累积得分达到100分者，即可具备入户上海的条件，包括：学历；在沪就职；在沪缴纳社会保险；在沪缴纳个人所得税；外省市（海外）工作资质；特殊成就；在沪创业投资纳税。
这一方案在公平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上都比以前有所提高。它事实上给了公众对于未来的明确预期，有利于公民通过合理合法的努力，去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比起当前很多地方过于严苛地规定哪一类人才可以入户，上海的综合积分制更科学、更普适、更公平。这样的综合积分，也使户籍人口的增加始终处在有序的、财政和社会都能容纳的范围内，防止入户“井喷”导致可能的公共资源紧张，是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的路径
特大城市的户籍改革，未来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淡化户籍，另一种是强化户籍。所谓淡化户籍，就是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只要外来人口在城市里就业、纳税，他就应该享受与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按照淡化户籍的路径，可以首先实现农民工在特大城市享受养老保险及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革除他们与户籍的关系。而一些福利性待遇的改革，比如低保、廉租房、大学招生等，可以暂时放缓。当逐步消除户籍制度的福利安排作用，户籍就会逐渐回归人口登记的本来职能。笔者倾向于前一种。
积分落户细则范文第10篇
“分数够了吗?”当下的广东,一个新的问候语迅速流行起来。这不是高考考生们在询问彼此的成绩,而是广东外来务工人员关心的“积分入户”话题。
6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自此,广东省的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将可通过积分制方式入户其工作居住的城镇。原则上,达到60分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可以申请入户。
这意味着,广东吸纳外来务工者落户本地城镇的改革进入制度化层面。
梯子的第一步
在指导意见后附的“广东省农民工积分指导指标”中,除学历、职称等指标外,还包括缴纳社会保险费。每参加一个险种满一年,就可以积1分,总分不超50分。一名高中毕业的外来工,参加五个险种8年就可积40分,再加上学历分(20分),就可以达到入户的门槛。
指导意见同时规定,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服务(5年内)也可积分。比如,参加献血每次2分,参加义工、青年志愿者服务每满50小时积2分,慈善捐款每千元积2分,每项最高不超过10分。
除了积分的正向激励,指导意见中还有扣分机制。比如,有超生行为,5年内不能申请入户;期限届满后,超生一个子女扣100分等等;此外,受过劳动教养的扣50分,受过刑事处罚的扣100分。
在一省范围内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广东省是全国第一家。“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阶梯式的,一步步地开放相关社会权益,广东的改革可以说是搭好了梯子的第一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低门槛、渐进式
广东省的“积分入户”政策,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推广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山市。
早在2007年,中山市政府就开始了农民工入户的探索,不过是以“百佳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近3年里只有百余人受惠。
2009年,中山市政府颁布了《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山市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实施细则》,今年年初又颁布了《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正式启动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制度。
上述文件规定,中山市以后每年将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积分排名的方式为外来流动人员安排一定数量的入户指标。另外,达到一定分数的流动人员子女亦可入读公办学校。
中山市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顺葆介绍说,2010年,中山市确定的年度全市流动人员积分管理指标为入户3000名、入学6000名。具体办法于3月1日在市内各大主要媒体公布后,截至3月31日全市流动人员积分总申请量24278人,其中符合入户申请的2659人。5月以来,各镇区对申请人的积分进行排名,并在中山市主要媒体公示完毕,现在已经进入办理入户手续的最后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市经审核符合入户申请的人数低于发放的指标,总的申请人数也远远低于预期,一些区的申请人数不足指标人数。对此,陈顺葆解释说,除了指标设定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外,还有一些符合标准的农民工因不愿意放弃家乡土地而不愿申请入户。
此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其课题报告中提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使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该研究部副部长贡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广东的“积分入户”整体上看就是“低门槛、渐进式”的户籍改革思路。
贡森指出,广东“积分入户”的特点首先不同于以往许多地方的“买房”入户,而是设计了一套包括各个方面的指标体系,特别是将社保、社会服务等纳入其中,这更符合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精神。
在中山市先行一步的实践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政策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权利和户籍没有完全捆绑。比如,许多外来工不满足入户申请,也可以申请“入学指标”。“义务教育和社保、基层选举、公共卫生都一样,属于最低层次的社会权益,门槛应该最低。”贡森说。
推动城镇化
2009年年底,总理曾表示,中央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思路之一是“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2010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提出:“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孙龙说,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不同,很多是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对农村、农业都缺乏认知,而对城市有归属感。“他们希望成为城里人,但束缚他们的就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的障碍。”
推出农民工积分入户的广东和浙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比如,中山市现有流动人员约122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5.7%;宁波市流动人口则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广东省推出“农民工积分入户”,除了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背后也有着经济上的深意。年初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广东省省委书记就指出,城市化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广东2010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工作之一。
贡森认为,以往大城市发展对外来务工人员是“只要人手,不要人口”,现在广东积极吸纳农民工落户,是认识到了“人口”对促进内需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意义。
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也认为,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旦农民工可以入户,就需要定居下来,就会增加住房、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还会促进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至少也能带动几万元的消费需求和更多的投资需求。”以广东省为例,按照目前设定的每年60万个入户指标,可以增加最终消费几百亿元。
在广东省的积分办法中,既强调全省的统一性,又注重赋予地方自。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指标由省统一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各市的自定指标可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政策设定。
该办法还特别强调指标向中小城镇倾斜,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认为,这一思路还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