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活会发言稿范文

教师生活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杨德广；开拓型校长；行动研究典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2-0087-08

众所周知，杨德广教授是一位非常高产的高教专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40多部（含主编），这在国内学术界是比较少见的；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大学校长，在他的治理下，上海师范大学面貌换了模样，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办学声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作为一位理论研究者和成功校长的综合体，则是他的行动研究风格，即他用行动注解他的理论，他用理论来指导行动。换言之，他在高教改革实践中进行探索，用理论探索的成功进一步指导高教改革实践。所以，他更是一个高教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家，他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高教实践中遇到的难题以及对难题思考的结论。可以说，杨德广教授是高教学术界行动研究的典范，他把研究与行动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研究是为了行动，行动又促进研究，从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无论是他在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任上，还是他在上海大学副校长任内都能够体现出他这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工作风格。但最能够代表他研究风格的则是在上海师范大学校长任内的开拓性实践。正是他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使他的大学校长生涯富于探索性和开拓性。以下几则故事则能够为他的行动研究风格和开拓性校长的实践提供生动的注解。

一、爱惜人才，特事特办

在高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高校教师晋升历来都是矛盾最集中的一个工作环节，因为高校教师对自己被社会认可看得非常重要，职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承认标志。对高校管理者而言，把握好职务升迁对于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意义重大。所以，能否解决好教师职称晋升问题对于平定教师情绪，激励教师积极投入工作，发挥学术的创造性等影响巨大，不然就会造成教师的不满，严重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

为了给教师学术创造以公平的承认，所以各个学校在职称评定上非常慎重，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程序规定和认定规则，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一视同仁，使大家获得一种公平对待。如果不按规定办事，则容易造成领导擅权，接受人情请托。但任何规章制度都是针对一般情况而定，很难将各种特例包含在内。所以，对于一些难以规范的区域，往往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规范或特殊程序来处理，不然很容易造成一些矛盾。作为一个学校领导，面对这样的特殊案例怎么处理，确实在考验校长的胆识、魄力和智慧。因为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不能解决原有矛盾，而且还会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矛盾。此时，在处理此事时还需要校领导具有人格魅力，即必须办事公道，做事能够让人信服，不然就会埋下许多后患。

杨德广教授上任之初就遇到了知名作家戴厚英晋升教授职称问题。作为一名知名作家，如果申报职称被拦在外语成绩一关，确实不尽合情理。但制度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她是知名作家而有例外。所以，“外语成绩合格”的要求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但仍需要尊重。但如果要求一些年纪大的学者必须通过外语考试才能申报职称则明显不近人情。这说明，传统的职称晋升申报程序确实存在一些漏洞，无法对待一些特例。此时就需要大学领导敢于创造，突破原来的程序规定，进行制度创新，弥补原来制度规定的不足。这样一个新的案例，可以为以后类似事件处理提供借鉴，可以解决矛盾消解问题①。

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多数人不同意，我查阅了评聘教授的有关条例，建议文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联名写推荐信报到校部，这样就可以直接报到校学术委员会审批，但必须经过学校学术委员会无记名投票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我兼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收到推荐信后，我即给每位委员打电话，通知他们要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戴厚英可否破格升教授问题。有的委员很有意见，批评我们为什么为她一个人开会，太特殊了吧！我说戴是特殊人物，特事特办嘛！多数人表示理解②。

但大学领导的创造也需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办事，即必须因循条例办事，这就要求必须善于钻研规章制度，而不是简单地执行条例规定。此时必须善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一旦自己信念不坚定，不仅不能征得周围理解，而且很容易被攻击。

“会上多数人认为戴厚英这样的名作家可以作为特殊情况给予解决，也有人不赞成这一做法，认为这样做是搞特殊化，不公平，如果上海大学还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是不是也能解决？”“我说今后上海大学只要有这种特殊人才，均可按特殊办法解决。”

这个事例说明，作为学校领导人不能只图减少麻烦，不能不尊重人才。办学仍然需要把人才放在第一位。所以对特殊人才，就要采用特殊办法。现在许多领导人只图简单，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办事，从而可以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样的官只能是太平官和庸官。但是一个人要摆脱庸俗化、平庸化的困扰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投票结果17票赞成，5票弃权，超过了三分之二，戴厚英老师终于被评为教授。”

“戴厚英评上教授后，在我建议下，学校聘她担任上海大学教授咨询委员会委员，以便及时听听她的意见。”

勇于开拓的创新型校长的典型特质是善于把困难当成机遇，迎着困难上，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成功地接受了困难的挑战，最终克服了困难，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鼓舞士气，做好教学改革

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开拓型校长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善于做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能够了解群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况，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就能够理出一个科学的工作思路来，从而能够抓住工作重点。我们知道，广泛听取意见，有助于掌握全面情况，有助于辨明事物真相。如果是走过场的话，就很难听到真实信息。

我一到上师大就着手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寻找工作突破口。到每个学院，每个部门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离退休干部、派、教代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大家反映了上师大存在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上师大搞不好了。”有人把上师大概括为“地位不高、目标不明、士气不振、人心不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教得没有劲”，报考研究生，全校剃光头。教职工住房十分困难，人均仅6.8平方米，低于全市人均7.4平方米。在一次中文系教师座谈会上，有位教授尖锐地说，我们上师大的确缺钱、缺房、缺人才、缺设备，但最缺的是精神，我们心急如焚，校领导首先要振作精神。这席话给我很大震动，讲到点子上了。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任之初的杨校长面临一个困难重重、人心涣散的局面。缺钱、缺房、缺人才、缺设备，但更缺精神，这反映出了大学办学中的最为关键要素。“振作精神”成为领导工作的重点！这也说明，智慧是藏于民间，在群众中不乏真知灼见之士。

我把调研的情况在党政联席会上作了汇报，提出我们校领导一班人要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多做实事，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用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远景来激励教职工，用改变学校面貌的现实取信于教职工，全校教职工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我们每个人要有使命感、紧迫感、责任感，下决心抓几件实事。

可见，领导的工作不是个人行动，不是树立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组织团队行动。只有大家齐心齐力，才能更大程度上开发组织潜能。而且一个领导人发挥效力的关键就在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团队的积极性。

我到上师大做的第一件事是抓教学改革。1996年暑期，我提议召开了教学改革研讨会，在外宾楼开了3天，各学院负责教学工作的系主任参加。我先做报告，介绍国内外高教改革的信息、动态，大家听了很有兴趣。最后一部分我结合上师大实际，提出了四条改革措施，即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开设辅修课，加强实践课。

做教学改革进行观念动员是必需的，不能采用行政命令强制推行。采用研讨的形式是一种非常符合高校教师学术活动特点的动员会，这不仅有利于解放思想，集思广益，同时也可以做改革前期的预先调研。

当我提出四条改革方案后，下面没有反应，我问大家是否同意，无人应答。我说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无人应答。我心中明白，大家不赞成，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我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有另一个方案，就是每节课砍掉5分钟，40分钟一节课。上午安排5节课，下午晚上也可增加两节课，先把选修课开出来。结果大家还是不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我一再请大家提出意见，均无人发言。我是满腔热情搞改革，结果是一盆冷水泼下来。

教学改革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凭理想和热情显然不够的。表面上看，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开设辅修课、加强实践课，都是一些常规的改革举措，要真正实践起来也不容易。

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任何决策方案都不能是唯一的，必须留有预案，这个预先设计避免形成一种粗暴的决策风格，同时表现出决策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性。“管理就是妥协”，这在任何管理中都是对的，管理不可能是一味地推行个别人的主张，必须要进行多边的互动，形成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说明，改革不是突进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休息的时候，就征求一些系主任的意见，问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他们说，你提的第一条就做不到，减少必修课，而且要减掉25%～30%，那么减下来的老师怎么办？要减的课，都是中老年教师开的课，不让他们上课，等于端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们做系主任的首当其冲，他们整天要缠着我。原来如此，改革总是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我说你们讲得有道理，那么每节课砍掉5分钟，为什么不同意？他们说1节课少讲5分钟，100节课就是500分钟，那么课时费要砍掉多少。又是涉及教师利益问题。我说，那是我没有讲清楚。缩短讲课时间，课时费不减，系主任们放心了，同意第二方案。后来项家祥校长助理又到各系征求意见，大部分系赞成40分钟一节课。1997年3月正式实施。

作为一个行动研究者，时时刻刻需要关注行动中的阻力，找到消除阻力根源的办法。改革作为一种利益调整机制，不能不考虑大多数的承受能力。消除人们对改革的恐惧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团结大多数，赢得群众的支持。在推行改革方案过程中，与执行者的及时沟通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是工作方法问题，同时也是工作效率问题。当了解到系主任的担心之后，就有可能及时地消除系主任的顾虑，这样的话，改革方案就能够顺利推进了。

目前许多改革方案推动都采用“不换脑筋换人”来强行推动。这从表面上看确实推动了方案的执行，殊不知，这种推动仅仅是表层的，不能真正调动执行者的积极性，时间一久，执行者就会疲惫乏力，陷于无助的被动应付状态。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他们的顾虑，才是改革方案推进的稳妥策略。否则这些基层干部就可能产生一种习得性无助感，工作就缺乏活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动力。

但我们的教改目标还是第一方案。为了统一认识，实施第一套改革方案，我们在全校组织了教育思想大讨论――21世纪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组织大家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学习党的教育方针，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此同时，学校每年拿出几百万元用于教学改革。哪个系、哪个专业带头改革，则优先增加投入、增加编制、增加设备。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在切身利益驱动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叶文博副教授所在的生物系，李维民副教授所在的体育系率先改革，数学系、中文系等紧紧跟上。

改革方案中必须具有长远目标设计。当长远目标无法直接推行时采用渐进的方式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但在采取短期目标设计，切不可忘记长远目标。进行教学改革，无疑需要加大投入，给勇于改革者以鼓励，这样就容易建立一种良性的改革发展机制。改革需要激发主动性，而不是一下子大面积强制推开，通过利益激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激发机制。

三、推行“充实教育”，完善学生素质

我在担任校长期间，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抽空到学生宿舍去看看，到图书馆、教学楼去转转，了解学生在做什么。我记得1996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到11个男生寝室查看，发现7个寝室在打扑克，2个寝室在看电视，2个寝室在聊天，没有人看书学习。第二个月又去9个寝室看了看，发现5个寝室在打扑克，3个寝室看电视，只有一个寝室的学生在看书。期终考试前，我到图书馆查看时，看到不少男同学拿着笔记本在图书馆复印机前排队，我很惊讶，一了解，这些学生平时上课不记笔记，或不去上课，要考试了，向女同学借了笔记本去复印，以应付考试。反映我校学生松、散、懒状况严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玩乐之中。我当时提出在学生中开展“充实教育”，让学生“忙”起来。

不得不说，“充实教育”这个名词很形象，很具有针对性，也发现了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虽然问题的根源在于教学方法陈旧，教学内容落后，考试内容简单，学生容易通过。但要改变这种状况确实不易。所以，从渐进的方式着手，首先要使学生生活充实起来，这是一位教育家的责任，是大学校长必须面对的问题。课堂教学问题是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问题，很难立即解决，但让学生课下生活充实起来还是有许多办法的，问题就是校长是否积极采取对策，是否敢于大胆推行。可以说，让学生课下参加活动，积极学习多方面知识，不仅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而且扩充了学生的视野，提升了学生素质，缩短了学生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期。如果对学生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说中学生要“减负”，大学生要“增负”。学生不忙就空虚，一空虚就要出事。充实教育包括三个方面：充实教学内容，充实课余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学生从松懈到紧张，从闲暇到忙碌，从空虚到充实，从不知干什么到知道干什么。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布置参考书目、文章，布置作业，培养自学能力、搜集信息能力、写作能力。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凡参加校级运动队、校课外活动社团，并有固定活动时间、有教师指导、给予一定的学分。学校开设文化素养选修课供学生选修。党团组织和辅导员要帮助学生做好“充实教育”的设计工作，在每一时间段，学生都知道做什么，有事可做。

“增负”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大学教育的要害。学生课下无事可做，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这是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的表现，是学生缺乏学习目标和动机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是很难触动的。在课堂教学短时间内无法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就需要通过其他更直接的方式来改变。给学生布置课下作业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而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则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如果配以一定激励办法的话，则效果更明显。所以，在任何问题面前，都不能抱无所作为的心态，都必须坚持积极、主动原则，想办法，想对策，促进问题解决。人才质量是根本，抓住了这一环，就抓住教学改革的根本。教学要以学生发展为本，表现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上，绝不是课堂上学生被动地听课，课下又无所事事。所以，充实教学内容、充实课余活动和充实精神生活，是找到了解决学生学习问题的基本方法。

在1996年8月的学生工作会议上，我又强调了“充实教育”。一是支持学生大力开展社团活动，组建运动队、艺术团和每年组织三大节：科技学术节、体育节、艺术节。在班级活动的基础上推到系、院、校。充实实践生活，动员和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二是开展有教育意义的调研活动、考察活动、参观活动以及访问有成就的校友。三是组织周日家教学校，帮助双职工克服周日无法带孩子的困扰，为他们提供一个娱乐、活动、学习的场所。四是组织好公益劳动，由教师或辅导员带队，有内容、有时间、有成效、有学分（1学分）。

进行充实教育，不能仅靠一时的行政举措，必须靠有力的制度建设，需要靠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文化设计来保障它持久运转。因此，选择适合学生参与的项目就是能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的关键。“科学学术节、体育节和艺术节”都非常适合学生参加。组织学生参加有意义的调研活动和周日家教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而且培育了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弱者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参加公益劳动，对培养学生公益观念，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现代公民素质。

必须指出，这些活动设计等都不是非常复杂的设计，但难就难在坚持经常、持续地发挥其吸引力，让学生切身地体会到这些活动对他们的人生成长是有益的。大学校长关心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其实是抓住了学校工作的根本。

我们在全校开展了“从抓充实教育入手，树立良好学风”的活动。由学生处和团委主要负责。为了开展充实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提出在全校学生中实行四个制：多张证书制、干部轮换制、半年实习制、综合测评制。

这些灵活的制度设计，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给学生更多的锻炼机会。如果不走进学生生活，不了解学生发展需求，就很难设计出这些具有针对性的项目。多张证书制，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督促作用；而干部轮换制则对培养责任心和领导素质特别是健康的心态具有积极的作用；半年实习制则是强化了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对于弥补现在课堂教学缺陷是非常有益的尝试；综合测评则是一种反馈机制，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同时也能够发挥监管督促作用。

四、建设资金不足，找市场还是找市长？

关于开发奉贤校区大多数人是赞成的，认为这是好事，对如何开发看法不一。尤其当大家了解到市政府给上海大学8个亿，列入市政府重点建设工程，而我校一分钱不给，心态很不平衡，认为这是对上师大的不公。党委常委会上意见也不一致，因为学校经济实力不足，1996年赤字为l 600万元，有人担心如果再开发奉贤校区会把学校经济拖垮了。我赞成开发奉贤校区，因为只有把学校规模扩大，才能增强实力，而有实力才有地位。当前正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最好机遇，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遇而不能错失良机。

传统大学办学都遇到办学空间的限制，如何开辟新的办学空间是一所高校能够快速发展的关键。但开辟新的办学空间需要大批的资金投入，如果不能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就只能对开辟新的办学空间望洋兴叹。对于开拓型校长而言，决不能放过任何一次有利的发展时机。抓住时机，就需要较高的站位意识，就必须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解决困难的智慧。在这个时候，必须具有大局意识，不能斤斤计较。特别是领导人必须把自己的认识有效地传递到班子的成员之中，能够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这样才能形成有效决策。为此，就必须向领导班子成员陈述自己认识的科学根据。显然，没有充分的研究就难以做到这一步。

我说：（1）奉贤校区有1 200亩地，这是很大的资源，若干年后再要1 200亩地，简直是梦想；（2）远郊办学是大方向，国外高校发展多数在远郊，今后交通发达了，就不感到远；（3）奉贤校区位于杭州湾畔，风景美，空气新鲜，又是上海新的旅游开发区、工业开发区，那里需要有所大学，生源可以向江、浙两省辐射；（4）市政府不给我校投资而给上海大学投资是从全局考虑的，因为我校的有利条件是有现成的土地，而上海大学需购地建校。奉贤校区已有20年的办学历史，有一支管理队伍和教师队伍，办学基础较好。只要基建上去，短时间内可形成规模，经济上很快会有转机。这是上师大发展的极好机遇，我们必须抓好这一机遇。

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杨校长有一种大视野，有一种未来发展眼光，他看到了经济发展趋势和高校发展远景，特别是结合了上海市发展战略进行了考虑，充分分析了建立新校区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决策分析过程中，杨校长善于进行换位思考，他特别分析了上海市政府决策的依据，这对于统一班子成员认识，凝聚人心，鼓足干劲，具有直接的效果。这也说明，杨校长善于理解人们的心理，知道人们究竟在考虑什么。这样知己知彼的分析，才可能出现百战百胜的决策效果。

周部长一行听了我们的汇报，参观了校园后大加赞扬，他在汇报会上对各校领导说，参观了上师大奉贤校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他们在国家不投入的情况下建成这么好的校园，很值得学习，有以下三点：第一办学要有特色，要准确定位，上师大能正确定位，安于本位，坚持自己的特色，不跟人家攀比；第二，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费不足自己想办法，他们羡慕而不嫉妒（指名牌大学），上师大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第三，上师大提出“要找市长更要找市场”，很有启发，在座的要找部长，更要找市场，高校要跨越式的发展，必须要创新。

办大学也是一种艰苦创业，不可能坐享其成。如果按照“等、靠、要”的逻辑，新校区建设就不知何日才能建设成功。这种艰苦创业精神，确实是我国近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所在。大学建设也需要这种精神。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速度之快也是令世界震惊的，多半也依赖这种创业精神。创业精神显然与大学领导人的作风有直接关系。如果大学领导人不能身先士卒，就不可能率领大家艰苦奋斗。依照自己办学定位进行办学，就可以避免办学浪费，避免了豪华办学；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恰是创业精神的典型表现。创业本质就是去开辟市场，而非坐等市场上门。所以，只有勇于开拓，才能做到创新。

我于1996年到上师大时，发现我校成人教育规模太小，夜大学在校生仅900多人。我建议大力发展成教事业，经党委同意，在全校努力下，5年后已发展到近1万人，大专自考班学生最高峰时有5 000多人。我们还主动承担了上海市师资培训任务，其中“三结合”班学员每年4 700多人，5来共培养、培训5万多人次。许多教师放弃双休日的休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赶赴崇明、金山、南汇、奉贤等远郊地区上课，送教上门。我们的教师培训工作还延伸到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甘肃、新疆、云南、贵州等地，深受各方面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既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又增加了经济来源。我也担任人文学院、教科院、师培中心的兼职教授，经常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去讲课。经过四五年的努力，我校仅各类办班、培训的收入每年高达1.1亿元。

发展成人教育又是开拓市场的典型案例。开拓市场，需要充分认识自己优势，需要认识市场的需要潜力。作为师范大学，因为专业对口、在培训师资条件方面非常充足，所以在教师培训方面具有自己的天然优势。如果不能把这方面的资源开发出来，等于浪费资源。上海市自身的成人教育需要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上海市具有区位优势，具有向周边辐射的效应，所以，开发成人教育市场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在开发市场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则可能赢得稳定的市场。如果在成人教育能够保证质量的话，就可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杨校长的努力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既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又增加了经济收入。特别是他自己亲身作为兼职教授参与培训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示范效应，这对于激励教师们做好成人教育工作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融资被骗事件③的发生给学校造成巨大损失，包括经济上、精神上的损失。我和徐干荣书记同样负领导责任，我们在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并写了书面检讨。党委专门开了民主生活会，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徐书记和我做了自我批评。

当人们走进市场的时候，肯定是有风险的，如果把握不准，就很可能栽跟头。当学校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事故，就会对总体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恶劣影响。如何面对困难，走出阴影，不仅考验大学领导人的心态，更考验他是否具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如果领导人能够正确面对出现的问题，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可以成为检阅领导班子内部团结性的一个机会。相反，当出现了问题，大学领导人推诿责任，就可能造成人心涣散，对学校发展造成长期的心理阴影。令人敬佩的是，杨校长面对这样的问题采取的是主动承担责任的态度，而无半点推诿和指责，这样不仅有助于团结群众，而且也有利于团体进行深刻反思，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正如他说的：

有风险也有机遇，不敢担风险，不会有机遇，敢担风险才能抓住机遇。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融资。徐干荣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并在常委会上通过了。财务处朱宗耀同志在融资方面很有经验，我叮嘱他不要追求高利息，适当即可，必须确保安全，必须规范操作。财务处杨殿雄处长开玩笑地说：“你真是胆子大，还敢融资呀，搞得不好要坐牢的啊！”我也开玩笑地说：“我坐牢了你们一个月来看望我一次吧。”

确实，在市场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就是风险与机遇同在，如果不敢面对风险，就不可能有发展机遇。人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而最保险的措施就是用人得力，不要把追求最高利息作为目标，即只追求适当的目标，充分保障投资安全。经过这一事件，也考验出杨校长是不惧风险的，敢于挑战风险的，而且还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这显然对于具体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五、约法十章，修炼人格

上师大人的监督意识很强，动不动就有人写匿名信，在市教委是很有名的。这对领导有约束力，不是坏事，促进领导必须洁身自好。

对于同一事物往往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待，如果从积极方面进行看，就能够对自己起到促进的作用。但如果从消极方面看待，就可能变得无所作为。就匿名信而言，如果从抱怨角度看，可能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比如追查匿名信是出自谁之手，就会使学校内部关系高度紧张。但如果从增强领导自律意识讲，就变成了一件好事。所以，作为大学领导人，不仅要心胸坦荡，还要懂得辩证法的艺术。杨校长正是深谙辩证法艺术，所以主动接受约束，约法十章就是具体表现。

第一，不要学校住房。相信现在许多人都很难做到这一条，因为住房在今天可以说最昂贵的一宗商品。当人们有正当理由获得时，一般是不会主动拒绝。杨校长给自己的第一条约法就是不要学校住房，说明杨校长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比较严苛的。后来杨校长把住房变卖建立助学基金，更能够反映出杨校长的高风亮节。

第二，不要专车接送。这可以看成是一种主动去行政化的举措。但此举未必能够获得人们普遍理解。对杨校长而言，这是一个主动选择。无论别人理解与否，自己心里都很坦然。

骑自行车既可锻炼身体，又可为国家节省汽油、开支。有人说校长骑自行车影响了学校形象，也有人说我骑自行车是在作秀，我一笑了之。

第三，不公车私用。无疑，这是一种严于律己的体现。党员干部如果都能够防微杜渐的话，就不可能造成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的状况。

第四，不拿兼职费。长期从事一种义务兼职活动，这种精神确实非常难得，因为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所以不要兼职费是人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这事实上说明了校长能够主动拒绝利益的诱惑。

第五，不拿加班费。这个举措看似小事，其实也是给周围人做了榜样，同时也避免了下级借机讨好领导，影响了领导的正确判断。

第六，不参加旅游性会议和疗养。这是一种典型廉洁作风的表现，它说明了杨校长自觉地保持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的作风，同时也是一种艰苦创业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七，不到外宾楼吃饭。这是严于律己的具体体现，说明作风问题都是一个个很细小的问题。

我规定自己不去吃是迫使自己必须到学生食堂吃饭，一则可以了解学生食堂的质量如何，因为学生对学校意见最多、最大的往往集中在食堂上；二则我可以从学生那里了解到许多现实情况，包括对学校管理、教学质量方面的问题，学生生活等问题。我之所以对有些学院、有些教师情况比较了解，能发现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渠道之一来自食堂吃饭时得到的。我有时也去教师食堂、教授食堂吃饭，以便多与教师接触，听听他们的意见。

从细微处入手来了解实际状况，关心学生的意见，关心教师的反映，为自己扩大与群众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只有这样，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才能更加符合民意，才能反映群众心声。

第八，出差不乘软卧。这与许多人成为领导干部后就讲待遇、讲排场截然不同。

我不仅因公出差不乘软卧，即使是外出讲学，对方承担来回交通费，我也不买软卧票。我每年要去济南为山东省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做报告，我一般是晚上乘硬卧离沪，第二天清晨到济南，白天讲完课，晚上再乘硬卧返沪。能够为本单位或为对方节省一些经费，我感到很高兴。

可以看出，杨校长一贯严格律己，不铺张，不摆架子，不搞形式主义。这件事给人最大启发是，中国古人“俭以养德”确实至理名言，杨校长对能够给对方节省经费感到很高兴，说明杨校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勤俭节约的美德，把为节省经费作为一种内在的激励了。

第九，不要他人文稿。这是一种克服官僚化的有效举措，但推广起来是很难的。

无论在哪个单位当领导，我的发言稿、讲话稿、报告稿，都由我自己撰写，不要他人。自己要讲什么就写什么，能把握好稿子的主题和内容，如果叫别人，修改的时间比自己写稿的时间还要长。别人为你讲稿是很头痛的事，不知领导要讲什么，绞尽脑汁，反复修改，花费很多时间。我自己写讲话稿，可以促进自己去开展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如果只是关在办公室里，不了解情况，就写不出东西；我自己写讲话稿，可以促进自己认真学习，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我自己写讲话稿，开会时表达流畅，讲述清楚，比读别人写好的发言稿效果好。学校里有些重要的上报文件、请示报告，也是由我起草，既节省别人时间，也节省了我的时间。

这一点也是杨校长作为行动研究典范的集中体现，自己对学校情况熟悉并且真正研究过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亲自起草文稿，无需秘书，看似小事，也反映了一个领导的作风和水平问题。不难发现，亲力亲为有助于深入实际，有助于反思批判，有助于提高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这样可以避免讲空话，避免出现。

第十，不利用职权为个人和亲属谋私利。可以说这是领导干部最难过的一关，许多领导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为自己身边人谋私利而一步步堕落的。

当校长是一种责任，要对学校的发展和质量负责，要对全校师生员工负责，有人说你当校长的怎么什么权也没有，我说我有权但不揽权。只有合理分权，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率。我不要这些具体的权，也堵截了的通道，既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又保护了自己。

“领导是一种责任”，许多人确实明白这个道理，但都很难做到。对于分权，许多人都不情愿，因为权和利是不可分的，而很少想到权和责也不应该分开。所以，敢于分权，实质上是领导高素质的一种展现。它首先是需要领导人心胸坦荡，没有个人私心。其次是需要领导人具有高度的自信，即相信自己有能力驾驭分权后的复杂局面。再次是领导人具有很高的威信，获得了班子成员拥戴，使领导班子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可以设想，没有相互信任的关系是不敢进行分权的。最后它需要领导人具有一种高度的担当责任意识，相信分权对调动各方面动力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提高效率。

六、结 语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不乏理论家，但缺乏实践家，尤其是能够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践家。杨德广教授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 [1 ]。他的结合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行动，是一位行动上大胆、思想上前卫的高教改革家，他最早呼吁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积极推动招生中引进市场机制，积极鼓励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也是大胆鼓励办学转制的提倡者之一，这一切不仅表现在理论上勇于探索，而且特别表现在他对高教事业一番炙热的情怀。中国高等教育非常需要这种改革家的气魄和行动研究者的风格，因为理论脱离实践容易流于空想，而实践脱离理论指导就容易流于蛮干，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造就开拓型的大学校长。因此，杨德广教授是当之无愧的开拓型大学校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行动研究的典范。

注 释：

① 戴厚英是我国知名作家，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1992年她申报正教授，由于英语考试不及格（46分）而未上报。戴十分不满，说“规定考英语是让知识分子钻狗洞，有损知识分子人格，许多人只好作弊过关，扭曲了知识分子的形象”。文学院通知她再补考，及格才可上报校部，她坚决不肯补考。戴厚英情绪很激动，扬言要将此事在学生中张扬，并挂牌静坐。

② 注：文中所使用的故事资料，均来自杨德广教授自述。

③ 指上海师大1997年10月底发生的一起金融被骗案。案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上海师大的工作人员被骗子的巨额经济回报所诱惑，没有按照操作规程付款，而是私下付款，从而导致被骗走1 600万元融资资金。因为被骗的金额巨大，一时惊动了当时市长徐匡迪、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公安局长刘云耕，他们都先后批示要求公安机关集中警力、快速破案。同时上海市教卫党委纪委派了专门小组来校调查。此事在学校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杨校长在日记描述到“上海师大上空乌云密布，阴影笼罩……”

参考文献：

[1]王洪才.从本质主义到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J].现代大学教育，2012（2）：1-6.

Abstract：Professor Yang Deguang，a famous expert on higher education，successful University President，is also an action research model. In his long-term of practice，he integrates the research and action together，and acts boldly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served as President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he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special talent，teaching reform，student enrichment plan，etc. In particular he dare to take risks，and explore the market，all these are permeated with rich style of action research. He is good at self-examination，strict with himself，and make a ten-point law，which give us a model of honest and self-discipline. During his tenu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looks brand new，this proved his charm as a pioneering University President，and established his status as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