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监督;一体化工作机制;依职权监督;复查案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加强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是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监督规则》)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审查、案件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尤其是确立了受理、审查和管理相分离模式，明确了依申请监督和依职权监督的界限。

一、民事诉讼监督工作机制的变革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强化民事诉讼监督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全方位监督，即对法院审判、执行活动实行从受理到执行终结的全程监督。与此相对应的是，民行检察工作因机构、人员、理念等原因，与所担负的职责要求还不相适应。①唯有构建监督资源一体化工作机制，②形成监督合力，才能应对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给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带来的冲击。

(一)构建外部一体化机制，加强与控告检察部门

在案件受理、服判息诉等工作上的有效协作与配合，使监督形成整体合力，充分发挥监督效果《监督规则》确立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受审分离机制，实践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受理中的协作配合由《监督规则》第56条规定可知，控告检察部门的受理直接影响民事检察部门能否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案件。因此，两部门必须加强在受理案件方面的协作配合。实践中，一是对于一般案件，控告检察部门应按程序要求自行决定是否受理，对于比较重大、疑难、复杂等案件，控告检察部门可以在征求民行检察部门意见后决定是否受理;二是对于受理通知书的发送，控告检察部门将正本发送申请人，民行检察部门根据情况将副本发送其他当事人，实现受理文书发送的有效配合。2．服判息诉中的衔接配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实施，给检察机关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服判息诉压力明显增大。为做好服判息诉工作，在推行诉访分离机制的前提下，一是发挥民行检察部门与控告检察部门的各自优势，协作配合，共同做好服判息诉工作;二是根据案件情况，必要时应当引入检调对接机制，要求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等予以协助，共同应对涉检工作。

(二)完善内部一体化机制，即构建三级院上下联动、横向协作、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

1．总的原则是，明确各级院工作重点，形成协作配合的工作格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以及市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重点是抓好自身办案、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工作统筹安排和指导。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同级监督③工作，当然，办理上级院交办、转办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开展督促、支持，做好化解矛盾、和解息诉等工作也是其职责所在。2．机制建设上，构建联动、快捷的工作机制实践中，为了应对一个案件中产生的生效裁判监督、执行监督、职务犯罪线索初查等“一案多果”现象，上级院可以抽调精干力量分组同时办理三类案件，以确保案件质量与效率。3．工作方式上，采取督办、交办、领办等方式，形成合力实践中，为改变因民行检察人员整体素质低下造成的监督案件质量不高的问题，可以采取建立骨干人才库、成立专家咨询小组等方式④加以弥补。合理借助外来资源帮助提高民事诉讼监督质量与监督水平，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机制。

二、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

(一)关于受理期限问题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监督规则》对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受理期限均未作出规定，导致检察机关受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面临制度缺失。《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与控告检察厅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第二次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第二次会议纪要)对此作了规定。该意见规定，申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二年之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省级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随着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实施，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遵循“法院纠错在先，检察监督断后”的程序，因此，《办理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中规定的“二年期限”就产生了争议，加之实践中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生效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些案件并非经历再审，故对于二年期限的起算点应当区别不同案件而定：1．生效裁判经再审，符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监督案件。鉴于《办理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出台时，并未有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类似规定，故该意见才规定受理期限的起算点是裁判生效之日。现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对申请监督案件的程序进行了重大调整，从检察监督的事后救济性质考量，对于这类案件的受理期限起算点应当自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之日、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作出再审的逾期之日或者再审裁判生效之日起算。2．生效裁判未经申请再审的案件。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该类案件无法纳入检察监督范围，故检察机关无权受理，也就不存在受理期限的问题了。3．生效裁判虽未经申请再审，但经申诉而被驳回的案件。该类案件具有一定特殊性，并未按照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申请再审，却经过了申诉渠道。是否可以认为申诉就是申请再审呢?两者的法律含义虽不尽相同，但是其实质应当是相同的，即:均经过了法院再次审查，因此，应当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规定，受理期限应从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之日、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作出再审的逾期之日或者再审裁判生效之日起算。至于检察机关根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受理的监督案件，则应当按照《办理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中关于“二年期限”的规定执行。

(二)关于复查问题

1．复查案件的界定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及《监督规则》均规定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实行“一次审查为限”原则，但是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角度考虑，《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与控告检察厅办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第一次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第一次会议纪要)界定了复查案件的含义。所谓复查案件，是指当事人不服下一级检察院和本院民行检察部门作出的监督决定的案件。正如审判监督程序考量的是审判权正当行使一样，复查案件考量的是检察监督的正确性，确保检察监督环节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虽然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监督规则》未作规定，但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复查的法理基础如前所述，复查案件的实践价值是，实现检察监督的自我纠错功能。由此可知，复查的法理基础在于对检察监督的自我救济，目的是保证检察监督的正确适用，正如审判监督程序是对审判活动的司法救济一样。3．复查的程序根据第二次会议纪要精神，关于复查的程序，一是复查案件的受理。上一级检察机关负责受理当事人提出的复查申请;当事人申请复查时，应当提交申请书和相关证据材料，并说明理由和依据;复查案件的其他受理程序可以参照《监督规则》执行。二是复查数次。复查案件应以一次申请为限，且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查。三是复查方式。实践中，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对于通过审查申请书等材料即可作出处理决定的，称为简易审查方式;如果通过审查申请书等材料难以作出处理决定而需要采取进调卷、调查等方式的，称为普通审查方式。四是复查案件范围。哪些案件可以纳入复查范围，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并未作出规定。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考量，对于复查案件应当实行“同级息诉在先，上级复查在后”的规则，即:上级检察院复查的案件，必须是经下级检察院对当事人做服判息诉工作后，其仍不服的案件。五是复查后的处理。经复查，对于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撤销下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并指令下级检察院重新作出决定，或者由上级检察院作出决定;对于不存在错误的，应当维持下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六是复查后作出的文书名称。按照现行规定，复查案件没有固定的文书格式，根据《监督规则》第31、75条规定，检察机关已经审查终结并作出决定的案件，属于不应受理的案件，而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应当作出终结审查决定。鉴于此，复查案件采用终结审查决定较为恰当。

(三)关于审查中的若干问题

1．三个月审查期限的界定及中止审查的适用一是计算期间，自受理之日起算，至检察长审批之日或检委会讨论决定之日为结束点。二是对于提请抗诉案件，上级院的审查期限自案管部门受理之日起算。即:上下两级检察院均有三个月的审查期限。三是“三个月”适用中止审查的规定，根据《监督规则》地74条第(4)项规定，如出现调卷、需要鉴定、需要等待检委会讨论决定等情形，可以适用中止审查。四是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执行监督等案件也适用三个月审查期限的规定。2．一次申请的理解与把握依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及《监督规则》第31条第(5)项的规定，一次申请是原则性规定，即:“一次申请”针对的是案件，并非针对的是当事人，所以不管是哪方当事人申请，一个案件只能申请一次。以下两种情形，并不受一次申请的限制;一是如果发现法院的裁判仍然有错，可以依职权进行跟进监督;二是当事人申请复查，上一级检察机关仍可进行受理审查。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民事案件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使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并引发了一系列涉法案件。学界一直呼吁构建一种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制来规范民事执行活动，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这一监督权力赋予了检察机关。本文从如何制作执行检察案件的审查终结意见书入手，探索执行监督这一新课题。

关键词：民事执行；执行监督；检察文书

关于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争议从未停歇，直至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发〔2008〕19号）中提出了“完善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的要求后，实务界对强化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实践探索。[1]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对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等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特别是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权力，其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以及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民事执行领域一直存在执行难、执行乱、怠于执行等问题，作为解决纠纷最后环节的民事裁判如果得不到执行，胜诉方很可能通过一些非理性的渠道进行解决，进而造成更为激化的社会矛盾。长此以往，司法权威就难以维护，公平正义也无法实现，而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能有效弥补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的不足，是一剂良药。通过对违法执行行为和依据的纠正，规范和保障民事执行权的合理、合法运行，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立法上需要为其提供可资利用的救济途径。明确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其自身不但可以成为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还可为其他救济制度的落实提供保障。[2]另一方面，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而民事执行是对法律的执行，则对民事执行的监督属于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宪法的表现。[3]

2011年3月，“两高”曾联合出台了《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监督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了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工作，但其作为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督，如何规范自身监督权的行使，检察机关仍在不断地探索中，尚未形成可以推而广之的经验和做法。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民诉法正式实施，但新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办案规则》尚未出台，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如何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上，法检两家还没有形成共识。而规范的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活动的载体，两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因此，在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活动中，如何制作民事执行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也成了检察机关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参照民事行政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公诉案件审查意见书、侦查监督案件审查意见书等检察法律文书制作要求，结合执行检察案件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受监督机关。在民事执行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的首部写明受监督的机关，既突出了执行检察案件的特点，又使受监督机关区别于下文的案件当事人。这种写法借鉴了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强调了检察监督的对象为执行活动。

2、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主要写明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住址等自然情况。当事人是法人组织的，则载明法人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法人住所地。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一方当事人应当称为申请人而非申诉人，其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可在括号内加以注明。申诉人原是指不服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提出再审申请的当事人，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而使用申请人的称谓，则与民诉法的用语保持了一致。生效法律文书中的其他当事人，则直接以原审诉讼地位加以列明，如“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等，因为执行监督案件中申请人的相对方为“受监督机关”，故原审中其他当事人不再冠以“对方当事人”的名称。

3、审查认定的事实。该部分为执行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的主体部分，要全面反映出执行活动的全貌。主要有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审判阶段的概况。尽管是执行检察案件的文书，但案由、裁判时间、当事人是否上诉或申请再审等审判阶段的基本情况不宜省略，否则不利于承办人员全面地把握案件；二是诉前或诉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情形。执行案件均是有给付内容的案件，强制执行的申请人是否采取过财产保全措施往往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执行结果，并且人民法院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及时、有效、规范地采取了保全措施，也是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执行环节的具体情形。至少包括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财产线索的调查情况、终结执行程序的理由、人民法院各类文书的送达是否规范等。

需要注意的是，写明的事实不应照搬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叙述的事实，因为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是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这里的案件事实是指检察机关经审查查明的执行活动的事实。笔者认为，此部分应重点反映执行活动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或执行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的行为。基本案情的叙述应以“为铺陈检察建议所必须”[4]为原则，充分体现与监督建议的逻辑与法理关联。至于审判阶段可能存在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等问题，可以在本文书的第七部分“需要说明的问题”中进行阐述，以免弱化本文书的功能。

4、异议、复议过程。新民诉法第二百零九条对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抗诉或发出检察建议作出了条件限制，即当事人应当穷尽人民法院自身的纠错机制后，针对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出再审裁定的；驳回再审申请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三种情形，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第二百二十五条同时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的权利，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述两个条文无不体现了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2013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通知》（高检发民字〔2013〕1号），其中第三条规定了“…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提讼，当事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或者人民法院正在处理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因此在执行监督案件中，当事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议的情况应当在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中予以充分表述。特别是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复议的，应当对其未提出异议、复议的原因进行核实后加以说明，以便于在 “承办人意见”部分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

5、申请主张及其理由。该部分主要反映申请人的诉求和理由，应当在不违背申请书原意的基础上，加以归纳。这样，既有利于加强监督工作、息诉工作的针对性，还可以具体地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6、受监督机关的意见。该意见区别于民事行政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中的“反驳意见”，在申诉案件的审查中，对方当事人对于原审判决、裁定一般不持异议，故其反驳意见则与原审的诉状或答辩状相同。若其不提出反驳意见，检察机关仍可以通过调阅原审卷宗查明其主张或意见，不影响申诉案件最终的办理。执行检察案件则不同，由于案件卷宗材料单一，仅是执行程序性事项的简单反映，对于执行活动的依据、调查情况、采取保全措施的细节等，均需要承办人通过听取执行员的意见，来补强卷宗材料记录的执行事实，同时避免偏听偏信申请人的陈述，从而确保公正、公平地履行监督职责。

7、需要说明的问题。在案件审查中至少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仍然存在争议问题的说明；二是案件存在风险的说明；三是原审裁判存在法定抗诉情形的说明；四是审判人员、执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说明；五是原裁判涉嫌虚假诉讼的说明。这些问题的梳理体现了新形势下对于民事检察监督立体化和多元化的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承办人善于监督的业务能力。

8、承办人意见。案件审查终结，承办人应就查明的执行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提出全面的处理意见。具体而言，应当包含对违法执行活动发出书面检察建议书的意见；不存在违法执行情形案件的息诉方案；存在风险案件的处理意见；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移送；审判环节存在法定抗诉事由的处理。针对需要发出书面检察建议的，要做到：案情要理清，问题要抓准，依据要过硬，说理要充分，用语要恰当，建议能服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一份好的执行检察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是提出具体监督意见的基础。该文书的制作既能有效提高检察机关办理执行检察案件的能力，又凸显了检察监督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修改后的民诉法对于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关于监督对象、范围、方式、程序等尚有赖于各级检察机关的积极探索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而从规范制作执行监督案件审查终结意见书做起，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注释：

[1]熊跃敏：《承继与超越：新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制度解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张丽锋：《民诉法修改之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载《法制与经济》2012年12月。

[3]张熠星：《论新〈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载《公民与法》2012年第11期。

[4]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加强民事行政抗诉书说理工作的意见》。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3篇

新

刑诉法的修改，除了需要处理好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衔接与协调，除了为检察工作提供了新的指向，还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检察工作的范围，使得检察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强制医疗等程序的构建，扩展了检察工作的广度。“犯罪是一种严重侵害社会准则，有害法人、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为，因此，刑法对此规定有明确的界限标准，同时对构成何种犯罪，刑法分则又有着非常清楚的金科玉律。”可以说，刑法所惩罚的危害行为是有限度的，通常意义上，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当罚性的行为。而对于这些行为之外的危害行为，则以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非刑事法律加以调整。在这种非刑事法律和刑法递进式的调整模式下，危害行为是可以得到相应的法律评价的，但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行为，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不可否认的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造成的危害结果同样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也应当予以规制。尽管刑法同时规定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且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无论是刑法还是其他法律均未明确强制医疗的有关程序，这就导致刑事法律在应对危害行为上出现了断层。新刑诉法新增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章节，从而使得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有了明确依据，其中规定强制医疗由人民检察院向法院申请或由法院自行决定。《刑诉规则》则对检察机关申请的强制医疗作了详细规定，包括申请条件、办理部门、管辖、强制医疗申请书的制作及其内容、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的审查、审查期限、出庭参与审理、对人民法院监督等事项，从而使得检察机关在强制医疗程序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地位的获得，扩展了检察工作的原有范围。

第二，法律监督的强化，扩展了检察工作的深度。在新刑诉法拓展了诉讼监督的范围，增加了诉讼监督的内容，加大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力度，推动检察监督工作纵深发展。具体而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增强体现在：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新刑诉法第7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新刑诉法第289条）；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新刑诉法第47条）；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刑诉法第240条第2款）。可以说，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是本次新刑诉法修改的又一重要指向，也是今后刑事司法实务的一个重点。对此，检察机关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继200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之后，《刑诉规则》用专章（第十四章）就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刑事判决、裁定、死刑复核、羁押和办案期限、看守所执法活动、刑事判决、裁定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等九个方面的监督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而使得检察监督具有了明确的、可操作性的依据。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和实现法律监督的具体途径。通过对诉讼的监督和以诉讼方式的监督，检察权最终实现对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这种制衡功能的发挥旨在达到诉讼监督维护“社会的法的秩序”的直接价值目标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强化，对于纠正一切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确保法律正确实施，防止司法权滥用，防止司法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4篇

一、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大修改

（一）增加了监督方式

2007年《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再审检察建议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二款、第三款：“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将检察建议作为法定的监督方式，不仅丰富了监督方式，其重大意义在于解决了基层检察院长期以来缺乏向同级法院监督的法律依据，增强了基层检察院的监督职能。

（二）扩大了监督范围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4条由原来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208条增加了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增加了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同时就受理当事人申诉案件的条件作了限制，设置了法院再审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纠错程序模式，第20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在法院纠错在先模式运行下，申请抗诉的案件无疑将大幅下降。

（三）强化了监督手段

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可以向当事人或案外人的调查核实权，即第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民事检察监督上有几点应准确把握：一是强化了民事检察监督。体现在从部分监督对象到全程监督，“自上而下”监督向同级监督拓展。增加了监督方式（检察建议）和监督手段（调查核实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树立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断后的理念。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顺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了检察监督需要在穷尽法院自身救济之后进行。即在三种情形下，当事人才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此规定有利于提升法院办理再审案件的审查质量；有利于提高检察监督的质量和效果；更有利于预防多头申诉，减少重复劳动，节约司法成本和资源。经法院再审后，存在突出问题的案件范围逐渐缩小，检察机关可以集中力量关注有问题的案件，便于提高抗诉质量。此规定也存在缺陷，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是选择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现实中存在有的已生效二审判决、裁定，当事人通过再审判决后没有得到纠正，后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法院再审又才获得改判，前一次向法院申请再审，无形之中既耗费了双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又浪费了司法资源。既然，民诉法修改选择了“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断后”这一纠错方式，就应严格执行。

二、依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院及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重心应作相应调整

（一）基层检察院从以前办理抗诉案件为中心转向全面监督

1.办理案件。基层检察院办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和申请抗诉案件仍是主要任务之一，但办案数量将大大减少。案件范围仅限于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和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有的主张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第一款、第二款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不受《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限定。笔者认为此理解是错误的，不符合立法本意，对208条与209条不能割裂开来理解，其关系应当是，凡是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的，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条件。对一审或二审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当事人没有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而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依法不应受理。只有当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才应当依据第208条规定主动依法监督，不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限制；对判决、裁定、调解书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有错误，当事人又没申诉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即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检察机关不应进行干预、监督，民事权利属于典型的私权范畴，检察机关作为公权机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和选择。今后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在法院不予再审、再审判决裁定明显错误、以及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案件中。

2.执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此项工作将是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点。司法实践中，民事判决、裁定“执行难、执行乱”客观存在，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基层法院每年执行的案件在四级法院中占比最多，相对应的同级检察院可监督的案件数量就多。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主要是，依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也可以受法院的主动邀请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还可依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诉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执行监督的范围：一是对民事裁判行为进行监督，主要是针对错误裁判。二是对民事执行实施行为进行法律监督。2011年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重点工作的通知》（试行），列举了五种执行监督情形，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的消极执行行为。三是对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执行监督的方式：一是检察建议。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侵害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采取法定执行措施后仍难以执行的，可以向被执行人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是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违法，经调查核实，对确有违法行为的，应依法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将证明其违法行为的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处理。三是建议更换执行人员。对执行人员确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其继续执行案件将严重影响执行活动的公正性，法院未更换执行人员的应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四是初查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线索。对法院执行人员挪用、侵占执行财物或者受贿、等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进行初查，将初查材料经分管检察长审查后，移送本院职侦局办理。

3.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这是新增加的一项监督任务，基层检察院工作量大，如发现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有违法行为，但还未涉嫌犯罪，需要给予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的，经检察长批准，调查核实后，提出检察建议，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处理。高检院民行办案规则征求意见稿，列举了五种情形：依法应当自行回避，没有主动提出的；未遵守法定的方法、程序或者其他要求的；拒绝履行或者怠于履行审判职责的；违反审判纪律，影响司法公正的；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4.支持。在基层检察院应该有一定的工作量，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民事权益的行为，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因难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有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检察院支持工作应坚持有限介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遵循案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支持的，应提交申请书，对符合以下情况的应受理：申请人具有原告资格；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属于与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相对应的人民法院管辖。决定支持的，应制作《支持意见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二）分院仍然是以办理申请抗诉案件为重心

办理抗诉案件，是分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民行检察监督最有效果的方式还是抗诉，找准判决、裁定的错误所在，通过出庭发表意见，列席法院审委会阐述抗诉观点，促使法院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监督效果最好。依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8条、209条的规定，分院将承担以下范围的办案任务：一是基层法院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经过法院再审后，当事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二是基层法院一审，经上诉中级法院判决、裁定，又经申诉中级法院再审，当事人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三是中级法院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经申请再审后当事人仍不服的；四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五是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案件。办理抗诉案件或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着力点是提高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才不会造成当事人讼累和浪费司法资源，真正做到维护正确的裁判，协助做好息诉工作；纠正错误的裁判，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

执行监督，是分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每年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二审判决以及再审判决的案件，数量是比较大的，执行是最易出问题的执法环节。2004年3月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涉及法官13人，其中涉嫌犯罪的有副院长2名、副庭长3名、审判员8名。2006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前腐后继”，院长周文轩也随之落马。2006年6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卷入调查的法官达数十人。[1]从已查处的案例看，中级法院民事行政审判的执行领域，应作为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的重点。

指导基层检察院民行工作，将会成为分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基层院办理的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决定权虽在本院检察委员会，但由于基层院民行工作人员配备不强的现实情况，以及检委会委员对民行案件不熟习的现状，向上级院请示案件是否发再审检察建议，将会成为确保案件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基层检察院承担的执行监督工作任务重，执行监督的范围、执行监督的方式，两高有一些试行规定，但如何采用一些有效、法院也易于接受的监督方式，促进执行工作中“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检察分院应加强指导和总结，形成监督合力，当基层院监督不能落实时，分院敢于依法通过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进行监督纠正。基层检察院承担的对同级法院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监督、支持工作，检察分院应加强指导，推广好的做法，纠正错误的做法。

注释：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抗诉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4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09条、第210条，同时修改完善了第211条，使它们与第212条、第213条共同构成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保障机制，并使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为了应对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量增加可能给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工作带来的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2013年1月29日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作出了工作部署。准确理解立法规定，包括监督内容、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与效力等，在实践中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该制度实施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监督内容

从法律文本分析，立法增加的《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和第210条，既是对第199条至第205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也是对第208条规定的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补充，还是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申请再审难问题，以检察权制约审判权的一项具体措施。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内容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分三种情形，其实质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实体或程序权利受到侵犯而申请检察监督。它属于司法救济类诉讼监督的一种形式。

在程序方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法院收到当事人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后，应当在3个月内进行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笔者认为，这在原则上也应当告知当事人。根据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规定，如果法院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就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这两项规定也明确了“法院自我纠错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原则，避免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同时，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秩序上的混乱。换言之，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有错误，必须在裁判生效后6个月内先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立即找检察院申请监督。否则，检察院有权拒绝受理，告知当事人去找法院。只有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救济。

在实体方面，立法规定是相当慎重的，只有当法院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时，才允许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3项），这可以尽量减少检察权对民事诉讼的介入，从而维护法院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权威性。笔者认为，这是科学的，它符合民事诉讼的私权诉讼性质，有利于避免当事人滥诉、缠诉，从而促进民事纠纷尽快解决。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检察权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功能，从而避免审判权滥用。但是，何为“明显错误”？立法没有明确，亟待有关司法解释予以规范，以便于统一执法。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出台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既然这里的适用对象是已经经过法院再审后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应当从严解释，限制适用。这种“明显错误”应当不同于作为检察机关抗诉理由的“确有错误”。一般来说，它是指只要经过形式审查（无须实质审查），就可以发现再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重大错误，尤其是程序上的重大瑕疵。[注：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事再审制度看，当事人提起再审的事由以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为主。（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6-410.） ]如果不纠正，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这样，立法通过赋予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权，从程序上保证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申请都能够被法院受理，促使法院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为他们提供救济，从而保护当事人的公正审判请求权，维护司法权威；从实体上保证法院再审判决、裁定公正合理，没有明显错误，能够被当事人所接受，从而避免涉诉或缠诉。

二、监督方式

由于《民事诉讼法》第208条将“检察建议”增加为民事检察监督的一种新方式，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方式包括检察建议和抗诉两种。但这两种方式的适用对象和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当事人只能申请其中一种，最终采用哪种方式由检察院审查决定。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新方式，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所规定的两种情形，用来指出同级法院审查处理当事人再审申请程序方面的漏洞或不足。它通过书面形式向同级法院提出，并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然而，作为检察机关的一种书面“建议”，立法并没有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检察建议对于被建议单位（包括同级法院）也没有当然约束力。对于检察机关这种再审类检察建议，同级法院是否采纳，以改变原来的驳回再审决定而启动再审程序，仍然取决于法院，检察机关只能开展“跟踪问效工作”。[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11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1条将“检察建议”界定为“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了解和掌握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必要时可以回访。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没有正当理由不予采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上级主管机关反映有关情况”。 ]对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如果法院经审查后仍然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或者对于第2项所规定的情形，法院接受检察建议但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立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力，无论当事人是否接受。这就使得检察建议这种方式不仅可能对法院没有制约，反而成为某些法院打发当事人找检察院申请监督的合理借口。

抗诉作为一种传统的法律监督方式，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第3项所规定的情形，用来纠正同级法院生效裁判实体方面的错误，需要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法院提出，而且是否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审查决定，贯彻“下级检察院审查在先”，“上级检察院审查在后”原则。因此，它一般适用于案件比较重大，裁判有较大错误的案件。对于其他案件，可以通过检察建议方式向同级法院提出，让其依照第198条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如果同级法院对于检察机关根据第209条第1款第1项、第2项或第3项规定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不予采纳，而检察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否则，不仅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缺乏权威性，而且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也缺乏刚性。遗憾的是，《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对此作了限制。[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法律监督（无论提出检察建议还是抗诉）的前提是发现生效裁判具有本法第200条规定的十三种情形之一，或者发现生效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同级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不予采纳，检察机关只能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规定提请上级检察院向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法院反映情况。而该规定对法院原则上没有约束力。 ]笔者认为，这需要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进一步补充完善，明确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

此外，如果审判人员在审查当事人再审申请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且该违法行为符合“两高三部”《关于对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关于渎职行为规定的，检察机关应当采用纠正违法通知或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

三、监督程序与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程序和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后，检察机关应当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期限为3个月，审查结果是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而一旦检察机关作出这种决定，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也就是说，当事人就申请再审事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机会只有一次，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禁止其再次向任何检察机关申请救济。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是审查内容。立法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审点应当是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再审判决、裁定是否有明显错误，以及申请书的形式和内容、申请时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理由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法律效力，要求检察机关慎重对待。其次，审查最长期限可以达到3个月，这与法院审查期限一致，相当于法院适用民事简易程序审结一起案件，足以保证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监督申请和原生效裁判进行审查。最后，新《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10条，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时，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调查核实的方法包括询问、查询、调取证据、调取查阅（复制）审判（执行）卷宗、勘验、鉴定等。这里的“案外人”包括当事人以外所有了解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这些手段也基本可以保证检察机关全面调查核实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或再审判决、裁定是否有明显错误等申请监督事项，从而作出最终决定。

第二是审查方式。立法也没有明确，由检察机关自己决定。笔者认为，鉴于检察机关审查决定具有终止当事人诉权的效力，监督内容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哪种情形，本质上都属于当事人与同级法院之间就申请再审事项的处理（实体或程序）产生争议。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审查，具有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提供司法救济的性质，因此，除非事实十分清楚并且双方争议不大，可以即时解决，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类似对审听证的适度司法化方式处理，以增强审查程序的参与性和审查决定的可接受性。但考虑到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威性和司法独立的要求，为了避免使检察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除非法院自行决定派人到检察机关说明情况，检察机关听取法院意见最好采取书面形式，要求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就当事人申请涉及的事项作出书面说明。负责处理申诉事项的民行检察人员在主持听证时，将法院意见告知当事人，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证和辩论。如果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庭前或庭后承办检察官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并且将调查核实的事实和证据告知法院和当事人，采取再次开庭或书面方式听取双方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审查决定。这种审查方式虽然对承办检察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可能花费他们更多时间处理案件，而且需要一定的司法办案场所相配套，但是，它适应了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属性，可以使当事人在个案处理中感受到司法公正，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维护检察监督的权威性，有效减少涉诉和缠诉现象。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印发的《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法院审查当事人再审申请时，由合议庭组织当事人就其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听证。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2009年批准的《在民主社会法官和检察官的关系》第6条规定：“在检察官执法以及在审判前阶段检控酌处权的行使时，检察官的地位应当有法律监督，并以最大的可能，采取类似于法官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他们必须是独立地、自主地作出决定，而且公正、客观、公平地履行其职能。”[1]据悉，该报告已经发往欧洲47个国家建议采用。

第三，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再审。理论上还有可能，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生效裁判有错误，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是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但实践中几乎不可能，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具有终局性，检察抗诉成为改变生效民事裁判的最后机会。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除非存在第200条第1项、第3项、第12项和第13项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再审可以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其他情形下申请再审都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6个月内提出。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后，法院审查期限可以达到3个月。如果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审查期限仍然可以达到3个月。这样，一般再审申请待检察机关作出审查决定基本上就已经达到6个月时间，超过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因此，除非法院和检察院受理当事人再审申请后都能尽快处理，至少一个环节不用完3个月审查期限，否则，在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监督申请作出审查决定后，当事人已经无权再向任何法院申请再审。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第31条规定，在再审申请被法院裁定驳回后，无论申请再审人以相同理由再次向原来作出驳回裁定的法院申请再审，还是向原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都不作为申请再审案件审查处理。由此可见，立法赋予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救济权，是以限制其向法院再次申请再审作为代价的。检察机关审查可能成为最后一道程序。这就是说，从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开始，在我国，任何民事案件最多经过4次审理（审查），当事人诉权和救济权都用尽了。当然，虽然当事人不能再申请再审或检察监督救济，但仍然可以向各级法院、检察院申诉[注：申诉是我国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关于其本人或近亲属的处理决定不服，向有关机关提出理由要求纠正的权利，并不是民事诉讼权利。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频繁申诉已经严重危及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加剧了其申请再审权利的虚化。 ]，作为审判监督材料来源之一；法院、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分别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208条规定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四、监督可能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据统计，自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的案件数量不同程度变化（有增有减）。这是新法实施对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产生的应然变化，也带来许多问题，需要各级检察机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一）小额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监督

《民事诉讼法》第162条增加了小额诉讼制度，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符合该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由独任法官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且实行一审终审。可以预见，随着新法实施，小额诉讼裁判将不断增加。由于当事人对这种“独任法官、一审终审”模式不适应等原因，申请再审监督的案件数量在一定期限内可能会增加。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除非当事人自愿选择向原审法院（基层法院）申请再审，该类案件再审应当由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许多中级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无法充分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促使当事人到同级检察院申请监督。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当事人是由于对新法规定不了解而申请再审，他们对法院解释可能持怀疑态度，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监督机关的优势做好法律解释工作，消除他们的疑虑；然后审查其申请再审事由是否成立，不能成立的，尽量动员他们撤回再审申请，或者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的决定。此外，这类案件大部分通过调解结案，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导致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未作裁定的，检察机关应当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类检察建议，根据第201条规定，法院应当再审。

（二）当事人放弃上诉权而申请再审监督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收到一审裁判后，明知自己有权上诉，也想上诉，但担心上下级法院之间有过案件请示，上诉也是维持原判，还拖延时间。因此，他们故意放弃上诉权，等待一审裁判生效后直接申请再审，有的甚至直接申请检察院抗诉，意图将案件转出原审法院及其上一级法院管辖。法院对当事人这种做法往往持否定态度，以直接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不予裁定应付，导致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保障。笔者认为，对待此类当事人，首先应当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详细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尤其是上诉与申请再审、抗诉、申诉的异同，努力消除他们对法院处理案件的不正确理解或担忧。其次，向他们解释检察监督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诉的条件、程序等，让他们认识到放弃上诉权而申请再审或抗诉并不可取，反而可能给自己权利救济带来更大麻烦。最后，依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发现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只有当事人上诉权被剥夺、审判人员有严重违法行为等特殊情形时，才能启动抗诉监督方式。为此，有来自实务部门的学者认为，根据审判救济优先等原则，除了法定的一审终审案件外，对于其他不服一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严格掌握受理和立案标准：对于无正当理由不上诉或者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经初步审查无明显不当的，一般不予受理；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怠于行使特别是规避行使上诉权的，应当不予受理；对一审生效裁判启动抗诉只能是少数有正当理由的特殊情形；对其他确有错误应当监督的一审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可以采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2]。笔者赞同此观点，因为它符合再审的补充性原则，英美法系和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律都有类似规定[3][注：参见：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M].张卫平，许可，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478 . ]，它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努力寻求原审中的诉讼权利救济，避免滥用诉权。

此外，如果第三人因为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审程序，依法申请撤销原审裁判，启动再审程序的，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接待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三）当事人拒不向法院申请再审而直接申请检察抗诉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认为法院再审都是驳回，很少改判；还有的当事人担心法院裁判无法执行等，拒不向法院申请再审，而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认为检察院抗诉不用自己花钱，执行也快。这说明当事人信任检察机关，相信检察机关能够帮助他们主持正义。但这种申请依法只能作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材料来源的一种途径，符合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依职权提出抗诉，而不是第209条规定的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监督。这是其一。其二，对于此类当事人，检察机关应当向其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告知他们先向法院申请再审救济；符合第209条规定三种情形之一的，再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才能介入并依法监督其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更多当事人崇尚法治，相信法院，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第三，对于部分当事人不想缴纳诉讼费用，只想通过检察抗诉启动再审的，也应当向他们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告诉他们民事诉讼费原则上由败诉方承担。如果通过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再加上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使违约或过错方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包括全案诉讼费用，从而使案件得到更加全面公正的处理。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加强联系，更多地收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作为参考材料供当事人查阅。

（四）当事人在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又申请检察抗诉

有的当事人为了给自己申请再审套上“双保险”，在法院审查再审期间又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而且不作说明。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大量出现，导致法院、检察院同时审查，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为此，《民事诉讼法》增加第209条规定了“法院自我纠正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原则，要求当事人必须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第209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才能向检察院申请监督，而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在法院裁判生效后6个月内，如果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控申部门负责接待的检察人员应当询问当事人是否向法院申请再审，向其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如果没有申请，告知当事人先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已经申请，要求当事人出具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书，或者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相关证据，或者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定书。一旦发现再审申请正在法院审查期间，告知当事人等待法院审查结果，符合第209条规定情形的，再申请检察监督。

（五）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不服而缠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2款规定，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的监督申请进行审查后作出的决定具有终局性，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任何一级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可能不理解该最新立法精神，有的当事人认为检察院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或者没有按照他们的申请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仅仅向同级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是与法院串通好的，从而不断缠诉。对于此类当事人，首先，控申部门接待人员应当做好释法说理、劝导息诉工作，可以接收其申诉材料，并告知他们仅仅作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材料来源处理，符合第208条规定抗诉条件时，再与他们联系，要求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即可，不要再到任何检察机关申诉。其次，检察机关应当创造条件进一步增强审查程序的参与性和审查决定的可接受性，包括尽量采用对审听证的审查方式，并且安排熟悉民事诉讼和民事检察业务的检察官主持听证，通过至少三名检察官合议作出终局性的审查决定；对每一项争议事实的调查核实过程尽量安排当事人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增加审查决定文书的说理性等。最后，还要注重风险研判，健全预警机制，落实重大案件报告制度等。对有可能引发突发性事件和的民事申诉案件，必须事先层报风险预警情况；对个别通过说理析法难以息诉的案件，全面开展“检调对接”工作，全力化解矛盾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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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大军.准确把握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定位[N].检察日报，2013-02-22（03）.

[3] 李浩.再审的补充性原则与民事再审事由[J].法学家，2007 ，（ 6 ）：9-12.

On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over the Civil Litigants’ Apply for a Retrial

LAN Yuejun1， 2

（1. Law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2.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Baoshan District of Shanghai， Shanghai 201901， China）

Abstract：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issued in 2012 further improved the civil tri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and added the supervision and safeguard mechanism to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dealing with the civil litigants’ apply for a retrial， so tha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are authorized to terminate the litigant’s right to appeal.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contents， measures， procedures and effects of supervision precisely， and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 implementing these regulations are wha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must do in carrying out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公民人身、财产权益 行政强制措施 法律监督 实践基础 制度构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提出检察机关将探索建立完善四项制度机制，加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积极促进依法行政。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基于这一定义，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之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有以下五条：（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一、实践基础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侦查监督实际上已经包含对公安机关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立案监督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深受群众欢迎，这为增设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提供了法律基础、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外部监督的“司法监督”，其范围应当具有明确性、针对性和限定性。实践中，检察机关审慎确定构成要件，进行探索性工作。

首先，确认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虽然也可能包含“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但其目的在于强制其履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而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对这部分行为，检察机关未实行检察监督。

其次，确认是否“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除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许具有某些不确定性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各种行政强制措施都可归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财产权益”。也就是说，只要确认了是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将其归入检察监督的对象之内。

再次，坚持检察监督的谦抑性。一般而言，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前提。这是因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分别明确将对行政强制措施的不服，纳入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这些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不应主动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如果当事人选择请求检察监督，或者请求检察机关支持其通过其他途径来维权，则检察机关应依法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

最后，直接监督和过程监督。强化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在对其监督对象进行限定的基础上，检察监督未明确是直接监督还是间接O督，也规定是过程监督还是结果监督。但是，从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的属性来看，检察机关探索进行了直接监督和过程监督。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事后监督变为先期介入，加强了法律监督的力度。这是由行政强制措施的紧急性和暂时性所决定的。采取具有实效的检察监督方式和方法，才能确保司法监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现实的必要性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教授指出，从理论框架和发展视角，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包含两方面：一是对行政执法本身合法性的监督，二是对行政执法中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宏观层面包含两方面：一是检察机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设，二是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运行机制。现阶段的实践探索中，可以对实行效果进行评估，将这种摸索理论化，规范化，在宪法框架内将此种实验性的工作机制逐步发展、上升为法律制度。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检察监督，不同于在审查刑事案件中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当前，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中存在违法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情形的，往往只能采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口头提出纠正意见等方式予以监督纠正，只要不存在职务犯罪的情形，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缺乏制度和手段，急需强化。

（一）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应突破滞后性和局限性

现实中，纠纷解决制度在现实中的形态和功能总是为社会的各种条件所限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也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比如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等。一方面，司法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司法权的不完善与其本身的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条件也严重制约着司法权功能的发挥。当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采取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均由其单方审批与执行，其运行环境相对封闭，其他机关和个人很难介入该项执法活动中。而检察机关除对部分刑事大要案进行提前介入外，对绝大部分的行政执法活动亦不具体掌握其情况。另外，因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对方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且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因此即使行政机关存在明显违法、违规情节，他们也不愿意提出异议，甚至有的根本未意识到该违法违规情况。这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及时监督。

（二）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强化监督的原因

1.检察部门开拓职能的需要

加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工作，是检察部门开拓职能、创新工作体制机制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行政强制法是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突破仅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监督范围的限定，可将监督工作前提到行政行为的事前或事中，是强化检察职能、推进检察监督行政、避免行政强制失控的一种管理尝试，为检察工作更新观念、创新思路、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行政强制措施有时会失范

权力需要限制，特别是无处不在的行政权力；权力也需要监督，检察监督能更有效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改善政府形象。实践中，主要表现在违法设立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和执行方式，违反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超范围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超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以行政强制措施代替行政处罚，无资质人员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等情形。由于行政强制措施涉及宪法意义上最为重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相较于其他行政行为，违法行使的破坏性更强，危害性更大，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限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就是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不能在节假日和夜间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就是其中一种非常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实施，更需要外部监督。

3.当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式不完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是我国国家机关权力配置下的权力制衡理论，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具有执法过程控制优势。实践中，公民对于自身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或者认为公权力的行使存在违法情形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途径予以救济。这些救济方式互相补充，是监督行政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难以制约的部分，已有的监督救济途径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也不能满足公民对自身权益即时保护的现实需求。比如，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的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制约方式，维持率较高，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中，法院审查的仅为法律规定的仅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且提起行政诉讼需要遵守法定的程序和规则，需要较强的法律知识与技巧。因此，比较各种监督救济方式，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为进行监督，具有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弥补上述监督方式之不足，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保障国家行政权的正常合法运行。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取消，也不宜改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定，这是检察机关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的两个预设前提。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均未对行政执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无法及时有效地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增设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必要性之所在。

三、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应当建立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制度。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在深入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明确检察机关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开展法律监督的范围和方式，完善监督程序和保障措施，建立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纠正机制。加强实践探索，从建立支持等制度入手，逐步完善监督的方式、手段和程序，对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及时介入并促使其纠正。

（一）信息共享制度

健全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衔接机制，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共享制度，可以让检察监督权即时运行，保证监督的效率。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院可以共同建立案件信息查询网络平台，明确共享范围、录入时限，建立实名制执法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实现行政强制措施信息共享，健全互相配合、各尽其责的工作机制。可以建立行政强制措施通报制度，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同时，将有关情况录入信息共享平台，即时通报检察机关，加强沟通协调，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及时监督，使行政强制措施更加规范化。案情通报要建立通报的标准和程序，建立责任追究机制，避免避通报现象，实现行政强制措施和检察监督无缝对接。目前，可以考虑制定出台《人民检察院行政监督法》，规定执法信息共享和案情通报机制等问题，更好地行使检察监督权。

（二）设立中止令制度

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有关行政强制措施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违法扣留或使用当事人的财物，检察机关自行发现上述情况，或者当事人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在当事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向同级行政机关中止令，暂停该行政强制措施，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该行为类似法院的先予执行制度。经审查，行政强制措施合法有效的，可以继续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做到事中监督，及时监督，实现公正和效率的最大化。

（三）完善检察建议等现有制度

除了支持复议、支持等方式外，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更多应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目前，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制度不具有法定强制力，不具有刚性，无后续效力。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行政行为的纠正效果极不明显。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缺少必要的追踪监督措施，检察机关一般“只发不管”，没有深入的监督措施。对于行政机关不作答复，或者故意拖延甚至拒不纠正的情况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是检察机关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实践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检察建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应当以法规的形式进一步细化其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如果行政机关未提出异议又不采纳检察建议，可以规定检察机关直接申请法院执行，或者比照支持制度至法院。检察机关进行行政执法监督主要的法律文书，可以有《检察意见书》《检察建议书》《执行申请书》《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意见书》《中止令》《书》。

（四）建议赔偿制度

行政强制措施适用后，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一定的不利后果，比如财产的损失，对人身权的不当侵害。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后，经审查，确认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或被滥用，可以发出由行政机关进行赔偿的检察建议，围绕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行政强制措施、超范围超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等问题，建议行政机关进行赔偿。这一监督工作的推行和细化，可以促进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使用，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五）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监督具有两面性，对行政机关违法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作为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也不愿提起公益诉讼的，探索由检察机关提讼，要求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有关当事人进行处罚，切实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围绕行政强制措施提起公益诉讼，应当积极探索，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完善条件、范围、程序、效力，推动公益诉讼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化，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申请；抗诉；再审；撤回；处理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64-02

问题提出：王某与某渔场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法院2010年6月13日判决；渔场上诉；2010年9月1日二审法院判决；渔场仍不服，于2011年7月26日向所在省高院申请再审，同期向省检察院申请抗诉。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送达受理通知书。省检察院2011年11月30日向省高院提出抗诉。2011年12月3日，渔场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2011年12月8日，省高院裁定准许。2012年3月21日，省高院依省检察院的抗诉书裁定再审，由省高院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审监程序解释》）、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受理申请再审意见》）、《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抗诉程序意见》），《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检察院抗诉规则》”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 [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无论效力内容如何，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无论启动原因），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 [4]，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至此，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第六，符合效益原理。当事人在允许范围内放弃相关权利转而选择尊重服从原生效判决，却还裁定再审，使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检察院同时牵涉其中，而结果已经了无实益，无谓的程序拖延而已。

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属程序事项，法院处理时使用裁定文书自不待言。因再审裁定毕竟尚未作出，再审程序尚未启动，因此内容只能是准许撤回再审申请（从而终结再审审查）而不能是终结再审程序，更不能按撤诉处理 [6]。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修订；检察监督；回应

内容提要: 对于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应当在六个方面作出回应：一是有关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的争论应当告一段落，检察机关应当谨慎认真地履行好民事检察监督职责；二是民事检察监督应当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三是民检办案人员和法官在 法律 思维上应当消除分歧，尽量趋同或者趋近；四是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也要进一步体现效率价值；五是在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指导下，努力在抗诉案件受理以及审查阶段促进当事人和解，以化解纠纷；六是在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方面，继续进行探索。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第30次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修订的重点之一是对审判监督制度的修改。修改后的民诉法细化和扩充了再审事由，提高了受理和审查再审申请以及进行再审的法院级别，明确规定了再审审查期限，提高了接受检察机关抗诉的法院级别。对于这些修改，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回应？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第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再次立法肯定并进一步加以完善，表明维护审判权威并不排斥对瑕疵裁判既判力的纠正，也表明审判独立并不排斥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因此有关民事检察监督是否与维护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相矛盾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检察机关应认真谨慎履行好民事检察监督职责。

在民诉法修改之前，关于再审制度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争论有很多。其所涉及的，主要有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是审判独立理论、当事人意思自治（处分权）理论和裁判既判力理论。对民事检察监督抱有消极态度的观点，或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干涉了法院的审判独立，或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或者认为检察机关抗诉引起再审，动摇了民事裁判应有的既判效力。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影响审判独立的因素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而不是检察机关的监督。相反，民事检察监督恰恰是在事后纠正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导致的裁判不公的重要机制。二是审判权威从根本上应当来自于审判公正，而不是来自于审判独立；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也是实现审判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权威。三是虽然对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种对事实的认定至少应当符合民事诉讼证明规则和认识 规律 的最低要求，这种对法律的适用至少应当符合法律的一般原理并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是错案。对这样的裁判，检察机关进行抗诉乃是职责所在。四是缺少监督的审判权，往往使法官过于信任自身的经验与学识，易产生恣意擅断。检察机关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法官恣意专断的冲动。

其次，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应仅限私权领域。涉及公权行使以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或者有涉公序良俗之情形，不得由当事人任意处分。若当事人滥用处分权，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破坏公序良俗，而法院却基于审判权的被动性不加干涉，检察机关就应当及时监督，促使法院通过再审纠正错误判决。二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职责，只要法院的审判活动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监督，这种监督权的行使和监督程序的启动，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条件。三是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权力，既是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也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其行使与否，不以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为转移。

再次，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的关系问题，应当做如下理解：既判力的价值功能大致为诉讼 经济 、法安定性和审判权威。但这三个价值功能，都必须服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价值目标，服从民事诉讼的目的。无论就民事实体法还是民事程序法来看，正义都是其首要价值。对于少数因存在重大瑕疵而失却正义的裁判，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监督，是在维护正义的价值目标下展开的，因此也是符合民事诉讼目的的。[1]

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检察监督的坚持和完善，说明立法者是支持这一制度继续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存废的争论，将会告一段落，检察机关应当不负立法重托，认真、谨慎地践行其监督职责。当然，在监督的过程中，也应当守住底线，不去不当地干涉法院的审判独立和当事人的处分权，也不应滥用检察监督权，随意动摇生效裁判的既判力。

第二，修改后的民诉法在抗诉事由中增加了七项有关程序瑕疵的情形，表明民诉立法已经从重实体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观念转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民事检察监督的观念也应随之更新，在对裁判实体错误进行监督之外，也应进一步强化对审判活动程序错误的监督。

我国民事诉讼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例如在有关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涉及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时，无论1982年、1991年民诉法还是修改后的现行民诉法，均规定违反法定情形须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时，方能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换言之，仅仅违反法定程序而没有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不认为是错案。在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的规定中，1991年民诉法也有着类似的规定，即“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方能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事由。[3]

对于民事诉讼法“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以及审判实践中类似的观念，学界早已提出过批评。程序正义一方面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也是实体正义的外观和证明。此外，一个正当的程序还具有吸收当事人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功能，从而其本身就具有消解纠纷的作用。所以程序正义较之实体正义，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讨论程序正义或者程序保障时，有的学者主张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共同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4]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应当仅以“程序保障”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5]

修改后的现行民诉法虽然在上诉案件的处理上没有改变，仍然坚持程序违法须可能影响实体判决的正确时，才要求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但是，在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的规定中却作了改变（这实际上是这次修法匆忙与不周延的表现，仅仅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既然可以作为再审事由，为什么不能成为二审发回重审的事由？），在第179条第2款有关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事由的规定中，虽然保留了有关“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但是在此一规定之外又增加了七种纯粹违背法定程序但不要求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判的情形。此种规定可能是受大陆法系有关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相关做法的影响。[6]现行民诉法所做的这一修改，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已经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转变。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过程艰难，但意义重大，是我国民事诉讼更加完善、更加重视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体现。

为回应民诉法的这一改变，检察机关也应及时转换观念，从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观念转变。在对裁判实体错误进行监督之外，也应进一步强化对审判活动程序错误的监督。为此，检察机关相关办案人员应当进一步加强程序法理之修养，提高自身理解和正确把握程序理念与程序制度的能力，方能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要求。

第三，修改后的民诉法对于抗诉事由的进一步细化，表明立法者消除法院、检察院和当事人之间对于抗诉事由在理解上可能产生分歧的努力。为回应立法者的这一目的，法院和检察院在实践中也应当力求法律思维的统一，尽量避免对抗诉事由的理解分歧。

1991年民诉法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抗诉事由的规定，较为粗陋，因此申诉人、人民法院以及检察机关之间往往产生分歧。由于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居于核心地位，握有对再审事由的最终解释权，因此产生分歧后，直接的后果就是当事人的再审申请难获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的案件也存在改判上的障碍。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对再审事由规定得更加具体，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申诉人、法院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分歧。这样的效果就是：一方面，当事人申诉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其申请再审的权利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运作的理解和把握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从而检察机关的抗点把握会更加准确，法院再审改判的障碍也将有所克服。

不过，虽然有关抗诉事由在规范上的表述力求明确具体，但是在实践的把握上恐怕仍然难以完全消除理解上的分歧。这是包括制定法和判例法等各种法律渊源都难以克服的缺憾。就再审事由来看，经常会发生的分歧，应该不会存在于对程序问题的理解上，而是存在于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理解上。解决的办法，最好是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具备较为扎实的法理水平，并具备统一的法律思维。

目前来看，我国具有比较典型的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诉讼的特征，因此对于统一的法律思维的选择，也以规范出发型的法律思维最优。所谓规范出发型诉讼和事实出发型诉讼，是日本学者在比较和研究两大法系各自特点时所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大陆法系具有规范出发型诉讼传统，而英美法系具有事实出发型诉讼传统。[7]依规范出发型诉讼传统，原告须有实体法律规范支持其权利主张，无实体法律规范则无权利，法院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给付之诉为例：由于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是请求权，因此作为当事人人的律师，应当先根据当事人所描述的事实，来寻找当事人所可能享有的请求权的基础，[8]依此基础来寻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并据此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因此，律师所做的工作，其逻辑顺序应当是“案件事实法律规范请求权具体的诉讼请求。”

法官所需要做的工作在顺序上则相反，是“具体的诉讼请求请求权法律规范案件事实”。因为律师已经完成了根据相应的事实寻找法律的工作，法官所需要做的是：第一，审查当事人所提出之诉讼请求是否有相应的请求权来支持；第二，审查当事人所主张的请求权是否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基础；第三，审查当事人所主张之事实是否满足当事人所援引之法律规范在构成要件上的要求。若认为当事人所提出诉讼请求有相应的请求权来支持，这一请求权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基础，而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又符合该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要求，即可裁判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反之则驳回。法官这一思维，可称作规范出发型的裁判方法。

与之对应，检察官所具有的思维，可称作规范出发型民事抗诉案件审查方法。也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检察官，与法官掌握同样的规范出发型法律思维，对依规范出发型诉讼传统下民事案件裁判方法所裁判的案件进行审查，检讨原判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是否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有不当之处，若有不当，则与修改后的民诉法第179条相对照，以确定是否有符合上列各项规定之情形，若有符合，则应依法提出抗诉。

笔者相信，如果法官和检察官能够依据上述规范出发型法律思维来理解和把握修改后的民诉法对抗诉事由的规定，检法之间在具体案件上的分歧将会减少到最小程度，从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之运转也将更加平顺。

第四，修改后的民诉法对再审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表明立法者对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追求，除了坚持公正与权威外，也进一步强调效率的价值。与之相应，检察机关在建构民事抗诉案件审查机制时，也应凸显效率价值。

1991年民诉法对于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后法院审查受理以及此后的再审均无时限规定，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法院何时开始再审程序也没有设定时限，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后，迟迟得不到回音；检察机关抗诉后，有的法院也迟迟不启动再审程序。使得再审程序不仅未能达到纠正原裁判错误或者化解纠纷的目的，反倒激起了当事人更多的不满情绪，并不断寻求其他的救济权利或者发泄不满的途径。基于此，这次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并作出是否再审的裁定。此种修改的首要目的固然是为了解决再审制度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是对中央有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体制要求的回应，是在再审这一具体制度上对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强调与追求。

但是，修改后的民诉法并未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审查机制和抗诉案件审查的时限作出要求。因为检察监督是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其首要价值重在监督与纠错，检察机关在理论上并不负有及时解纷之职责。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民事检察监督的案件来源主要来自于当事人申诉，当事人申诉的主要目的无非是维护私权与解决纠纷。因此虽然检察监督的目的在于督促法院审判活动的正当与合法，但是却又不得不直面申诉人的申诉目的。若无视申诉人维护私权与解决纠纷的目的，势必又将激起当事人新的不满情绪，从而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而当事人这两个方面的目的的实现，都需要检察机关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就是及时审查案件，决定是否抗诉。再者，及时仅仅为了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恐怕没有效率的监督，也会在效果上打了折扣。而且“公正、高效、权威”不仅仅是对法院的要求，也是对检察机关的要求。基于此，检察机关在建构民事抗诉案件审查机制以及探索其他形式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时，应坚持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根据这一价值目标，目前有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基层院、市分院和省级院之间就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所做的分工安排，恐怕还有着很大的改进余地。一些类如交办、督办、转办的做法，以及基层院建议提抗、市分院提抗、省级院抗诉这种三级案件审查机制，显然不符合效率的要求。就未来的趋势来看，市分院和基层院建立上下级检察机关联合办案机制，应当更符合效率的要求，因而也应当是更优的选择。

所谓上下级检察机关联合办案机制，是指市分院民检部门的相关办案人员分别和所属各基层检察院民检办案人员联合组成抗诉案件审查小组，在当事人的申诉对象是中级法院二审生效之裁判时，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以市分院的名义展开工作。市分院发挥其 法律 业务素养更好的优势，基层院发挥其距离当事人较近，接访接待以及调查取证便利的优势，同时展开抗诉案件审查工作，相关法律文书以市分院的名义作出，对当事人的送达则可视具体情况由市分院完成或者由基层院以接受市分院委托的名义完成。这样就可以取消基层院对二审终审判决进行审查并建议提抗这一环节，整个案件审查的效率当然会有所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在就这一设想没有展开试点之前，对于检察院民检部门可能因此而萎缩的担心是缺乏依据的。因为除了这一项工作外，基层院民检部门还要负责对当事人申诉的基层法院一审生效的裁判进行审查，而且基层检察院对于基层法院调解活动和执行活动等，仍须进行检察监督方面的探索。因此对于基层检察院民检部门的命运，大可不必有杞人之忧。再说，即使因为机制的完善和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基层民检部门的萎缩，这难道就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后果吗？民检部门的设置是为了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而不是为了民检部门自身的存在。若能够更好地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责，民检部门对其自身的任何改革，都应坦然处之。

第五，此次修法对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申诉难问题，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目的应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目标。为此目的和任务，检察机关不应消极被动，而应主动探索、尝试确立在申诉案件审查阶段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体制上的深层次矛盾已经逐渐明朗化，因贫富分化、劳资纠纷、征地、动拆迁以及环保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有着不同程度的激化趋势，因此所孕育的社会不满情绪也常常影响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一些小的冲突和矛盾往往可能引起较大的。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具有 中国 特色的 政治 语境下，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公权力部门，都被附加了化解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由于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纠纷的产生，其背后一般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具有体制上的因素，因此 经济 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才是解决此类矛盾和纠纷的治本之策，司法机关对已经发生的矛盾和纠纷的化解，仅是治标的手段。但是在体制尚未理顺之前，司法机关对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纠纷的及时化解，可以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可以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争取时间。因此，公权力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化解矛盾和纠纷的努力，既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就检察机关来说，民事案件凡申诉到检察院的，都意味着矛盾和纠纷的存在。此类矛盾的特征是，不仅仅当事人相互之间存在未能解决之纠纷，当事人对法院也有着很深的不满情绪。检察机关若处理不好，则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可能继续扩大，当事人对司法机关乃至国家政权的不满情绪也会进一步弥散，从而扩大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为此，检察机关须在司法保守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在解决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下，不必僵化地拘泥于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职能定位，可以进一步向司法能动主义倾斜，探索在申诉案件审查阶段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的有效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通过法理解说、人性化的接访接待以及走出机关、深入群众、耐心说服等，以促进当事人和解、消解当事人不满情绪等。当然，此种探索不得以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第六，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已经不同程度展开的探索，包括在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公益诉讼方面的探索，其成果并未反映在此次修法的内容中。但是，这并不表明立法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探索持否定态度。例如有关公益诉讼问题，立法机关明确表示要继续调研，待条件成熟后继续修法。因此，在建设公正、高效、权■司法体制的目标下，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提起公益诉讼方面，应当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

在这次修法之前，各地检察机关已经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民事检察监督改革的探索，这些探索包括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张、民事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以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等。关于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张，包括对人民法院调解活动、执行活动的监督和对可以上诉之外的裁定的监督；关于检察监督方式的创新，主要是对支持、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的探索；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探索，主要限于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方面。这些探索，在不同的地方，侧重点不同，推进的程度也不同。此外，不同地方的审判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分布在不同的侧重点上的探索，态度也不相同，但总体上比较消极，导致检察机关一厢情愿的探索困难重重。因此，若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则可说检察机关在此前一个阶段的探索，确实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此次民诉法修改，未能体现出检察机关改革探索的成果，以事后的比较理性的角度来观察，实属必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探索已经被立法机关否定，当前已经进行的探索必须偃旗息鼓。有些探索，还是具有继续进行的必要的。这些探索要么符合理论逻辑，要么符合实践需求。前者例如对人民法院调解活动的监督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既然当事人可以对生效调解协议书申请再审，检察机关为什么不能在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下进行抗诉呢？后者例如公益诉讼问题，未来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而通过民事诉讼来使遭受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回复，最为符合 现代 法治理念。在公益诉讼中，当受害主体不明确或者范围太广以至于无法特定化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最为符合效率的要求。再例如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案件受理和审查过程中促进当事人和解的探索，由于符合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符合国家化解矛盾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显然是应当鼓励的。

笔者不妨妄测，此次修法之所以没有体现检察机关探索的成果，其中大概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检察机关的某些探索，例如促进和解的探索，虽值得鼓励，但尚无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必要；二是检察机关的一些探索，尚未成熟，难以为立法提供有效的素材，例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探索，成熟的有价值的案例很少，并且还牵涉到检察机关之外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暂时难以立法；三是立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行为，例如对于法院调解活动和执行活动的监督，恐怕检法两家基于本位主义的博弈活动，会对立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显然都不能成为阻止检察机关继续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探索的理由，反而应当促使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积累经验，为下一次修法做好准备。

注释:

[1]段厚省、陈佳琦：《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涉及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1982年民诉法（试行）第151条第1款第3项、1991年民诉法第153条第1款第4项和现行民诉法第153条第1款第4项。

[3]1991年民诉法第179条第1款第4项和第185条第1款第3项。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强制医疗；公诉实践；监督制约；制度完善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共五个条文，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对涉罪的精神病人设置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体现了法律对于公众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及犯罪改造。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只是初步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未就强制医疗程序中具体的操作规程进行详细规定。

一、强制医疗程序法律规定

四个特别程序中强制医疗程序，虽条文不多，基本上涵盖了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主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制医疗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该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暴力行为，后果危害公共安全或人身安全，社会危险性重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些条件的设置表明立法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立法机关出于节约司法、社会医疗资源和防止社会危害的考虑，强制医疗程序从性质上表现出不属于刑罚适用的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范围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有进行强制医疗的必要。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有权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条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实质要求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同时，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这里的保护性措施显然只是一种临时性预防措施，本身并无强制医疗的性质。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本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两个方式：一是申请，即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二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即人民法院在人民检察院未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充分说明强制医疗程序的非讼性质，强制医疗程序不像普通程序那样，依诉权的行使而启动。

二、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

可以看出，处理强制医疗程序案件上程序正义远远大于实体正义。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规定，虽然已经构建了该程序的主要框架，但限于立法条文数量的限制，实践中这类案件是由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办理，在审查过程中中公诉部门如何适用程序，把握申请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的交叉，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以及申请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问题和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检察监督，都因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普通程序的特点也存在很多疑惑之处，明确问题的具体操作已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我们需要就几点关键问题讨论如下：

（一）如何处理好强制医疗程序和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已经失去了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可能性。那么从程序法的角度讲，就有一个如何终结已经展开的刑事追诉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侦查阶段就已经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二种情况是到审查阶段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三种情况是到审判阶段才经鉴定程序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然后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同意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书的，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依据法定不的条件，作出不决定，然后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申请的受理，强制医疗的审判程序也正式启动。在第三种情况下，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已经启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只有到第一审程序完结时才能作出，所以审判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就有两个特点：其一，强制医疗程序只有在第一审程序终结，且对被告人作出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之后才能启动；其二，这个阶段强制医疗程序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

（二）公安机关所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如何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由于这一措施实质上涉及到其人身自由的强制限制，甚至剥夺，那么其性质如何界定，就值得深思。一种思考是定位于行政管控措施，另一种思考是定位于特种强制措施。如果是前者，那么要通过修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有关行政法规来解决。如果定位为后者，则应当明确其程序，包括审批和决定程序、使用何种法律文书、向其法定人告知保护性约束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判组织如何确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而对合议庭如何组成未予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到法院审判阶段，法院才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在刑事案件庭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第二个问题是，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强制医疗程序重点审查的不是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被申请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有无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医学专家比职业法官更有专业优势，合议庭的组成是否会考虑聘请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或效仿英美法系陪审制度回避专业人士的参与。

（四）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到场的有关人员可为哪些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强制医疗毕竟是对被申请人人身自由的重大处分措施，只有让参与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才能保证这一程序最低限度的公正，才能防止被追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不公正地纳入强制处遇，才能避免有责任能力的被追诉人借此逃脱刑法的制裁。参与则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对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所依据的材料，以及应否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发表意见等。

（五）人民检察院应采取何种方式对强制医疗实行法律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以何种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呢？在法律上没有针对强制医疗程序设立上诉审的情况下，抗诉显然不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方式。在现行制度下，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基于法律无明确规定，两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此方式予以明确。否则，刑事诉讼法的本条规定，将会只在纸面上。

三、思考

强制医疗作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尽管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仍能适用刑事诉讼一般程序的相应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强制医疗措施的监管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来承担。实践中，强制医疗被当做是对精神病人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将他们置于安康医院后便不再过问，而且程序简单粗糙，忽视了精神障碍群体的利益，这样的情况很难使精神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人身危险性也难以消除，这就使的强制医疗措施由社会防卫措施变异为不定期监禁，逐渐偏离了刑法的基本精神与强制医疗制度设置的初衷。因此，强制医疗制度本身亟须完善，但是也需要结合社会的、医学的、心理学等各种方法促成一套应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处理机制，从而达到更为理想的社会效益，实现法治的真正内涵，切实保障人权。

检察监督申请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事抗诉工作；民事诉讼法

一、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

民事诉讼法对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有三个渠道：当事人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内部自行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诉不一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检察院抗诉就必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细化了应当再审的情形，规定了明确的程序和时限，有助于解决以前存在的“再审难”的问题。

（一）明确和统一了法院应当再审和检察院应当抗诉的标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对当事人申请符合本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13种情形之一，普遍适用于三种渠道下引起的再审。特别是该条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该款系从原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演变而来，并增加了“违反法定程序”的内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内容的统一性规定，不仅对于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利的依法正确行使，而且对于解决好法检两家统一执法，特别是解决好法检两家对民事抗诉案件认识观点不一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抗诉标准注重实体和程序的统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13项再审情形，其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一）至（五）项为证据类标准，第（六）项为适用法律标准，第（七）为管辖标准，第（八）至（十三）项为程序标准，可以看出，这13种应当再审的情形体现了实体和程序的并重，与原来的规定相比，程序性问题的内容有所增加，程序性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三）明确和区分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

（四）进一步明确了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出现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这五种情形时，上级法院才可以交由下级法院再审，这就对下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改变了以前普遍由下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的现象，对抗诉案件审级问题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和积极意义。

二、修改后的民诉法对抗诉工作的影响

首先，民事抗诉的范围得到了扩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由以前规定的4种扩大到13种，其中，“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是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法院再审的情形之一，而不属于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和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完全统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也成为了检察机关应当抗诉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将成为检察机关抗诉新的抗点。由此可见，新的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范围比原来有了很大的扩展。

其次，促进法院提高办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案件的效率。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

最后，提高了抗诉案件的改判率。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法院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案件的审级问题，明确了下级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案件的范围，改变了以往普遍由下级法院审理抗诉案件的现象，提高了抗诉案件的审级，可以避开地方或部门保护，这一修改既顺应了实践的需要，又符合理性的逻辑，从一个方面提高了抗诉案件的改判率，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效果。

三、民事抗诉工作今后如何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今后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工作可以说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但总的来说是给民事抗诉工作开拓了更大的范围和空间，作为民行检察工作者，笔者对民事抗诉工作今后如何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这一问题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扩大抗诉范围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的情形从以前的4种扩宽到13种，这13种情形包括了实体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且对很多应当抗诉的情形作了细化。

（二）提高民事抗诉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直以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是否应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这一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不应该以“公权”干预当事人是否上诉或申诉的“私权”；而有的观点认为，民事抗诉是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的对象实质上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没有干预当事人权利的行使。

（三）关注民生，促进民事抗诉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民事抗诉工作是通过监督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来实现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因此，今后的民事抗诉工作仍应以关注民生为重点，加大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民事抗诉案件的力度。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过程中，不仅要严格依法办案，维护法律权威，还应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促进民事抗诉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