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范文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1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出版《大趋势》，对未来世界作出十大预测，现在看，这些预测基本实现了。其中，全球化与互联网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尤为凸显。这项起源于美国，60年代用于军事，从1984年才开始正式用于民用和经济的技术，经过20多年爆炸式的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像空气和水一样，如影随形。

互联网使我们对时空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缩小，沟通与交流的时间在缩短，成本大大降低，效益成倍提高。在网上，无论你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机构，亦或是一个人，你说话的机会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诗人或者其他。人们在网上聊天，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群入，可以是认识的，也可以是素不相识。人们把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希望与大家分享的，统统发到网上，甚至是一些私密也乐意晒晒，比如自己的工资单等等。

对于媒体，互联网的好处就更多了，编辑记者组稿，不必一跑再跑地与作者联系，E―mail来往既方便又省钱，还不会错了。记者即便在外地采访，也可以及时传回稿件图片乃至音频视频，完全不必担心错过了时效。

对于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商务功能的开发，等于给企业添上了翅膀。一个山沟里的小企业，产品一旦上网，可能收到国外的订单而瞬间变为“国际企业”。过去曾经有一句口号“要致富，先修路”。当然，这句口号当今依然重要，要增补的就是还要修网路。因为产品要运进运出靠的是公路，而运到哪里，则要靠网路的顺畅，订单的指向。

互联网更为医疗和教育提供了便利，人们可以从网上享受最好的医生诊病，享受最好的老师授课，远程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途径。

未来，互联网的使用会越来越普及，有预测显示，未来十年，互联网的使用者将从现在的不到20亿达到50亿，即从现在全球人口的30％升到75％以上，而增长率最高的应该是非洲和亚洲。而计算机可能不再是中心设备，随着数据传输量的增加，网络管理更加自动化、无线化，云技术的运用会更加自如，对网络信号的质量不再有更高要求，节能环保会成为互联网的自然成果。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未来图景!

但是，凡事有利即有弊，互联网更是如此。首先，匿名制在给人们带来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使其自制能力下降，发言的人越来越随意，而全然不顾社会责任，进而导致更加极端的言论发表。其次，网络信息的自由和随意，便捷的传播，使得鱼龙混杂，来不及过滤的海量信息混杂着大量垃圾而造成混乱，使原本方便使用者的初衷付之东流。同时，开放性还无意中形成了网络群体，而多数情况下，从众心理使人们缺乏对事实本身的判断，更愿意去呼应别人的想法，怕的是被孤立。第三，多数普通网民因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升级，而被技术绑架，从而缺乏安全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2篇

近来因为从美国传入的Uber以及其他各种专车软件的使用，引发部分地区的出租车司机群体和专车司机群体冲突此起彼伏。

我们关注政府有关部门对专车亮红灯是否适宜，以及出租车司机钓鱼执法的合法性，不应忽略事件背后折射出的“互联网+”时代新的利益格局重组模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利益群体冲突模式、动员机制及其对过往的社会管制模式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欢呼“互联网+”时代带来对传统行业的高效盘整时，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盘整方式对行业利益格局的迅速颠覆，以及这种颠覆带来的爆炸性冲击效果。这不仅使原来的从业人员几乎没有喘息之机，也令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拙于应对。

因为缺乏缓冲，既有从业人员的反抗格外激烈。移动互联所带来的动员效率以及动员的低成本，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高频模式，这在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的冲突事件中已充分展现。

考虑到“互联网+”重组各传统行业的凌厉之势，再考虑到移动互联时代群体动员的高效，这类局部社会冲突模式可能会反复出现，给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向新常态的过渡带来一定冲击。

这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管理新挑战，需要各方妥为应对，首当其冲的是地方行业主管部门。表面上看，相关政府部门似乎很难中立，因为相当多的行业准入及管理范式都是它们制定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行业主管部门已经设立并收取了“租金”，这在出租车行业尤为明显，因此坐视不理任由新“闯入者”搅乱既有利益格局，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尤其是难以向已经交了“租金”的既有行业参与者交代。

对专车及其他行业搅局者一味打压，显然不是出路。考虑到搅局者带来的行业效率的提高和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实惠，行业主管部门过于袒护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会招致更大的“众怒”，这在民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行业搅局者的舆情中便可一窥端倪。

除了消费者利益这个小气候，眼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互联网+”寄予厚望，除了视其为加快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助推器，更视其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利器。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让市场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政府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从对市场越俎代庖式的干涉中退出。在这样的政经大气候下，如果行业主管部门执意扮演针对“互联网+”拦路虎的角色，肯定属于政治不正确之举。

无论从大气候还是小气候出发，顺应“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重组大潮，做到从善如流才是正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做“甩手掌柜”，任由行业重组自动发生。恰恰相反，相关行业部门面对行业准入门槛被冲破并拉低的现实，应调整监管方式，扎实做好事中和事后监管工作，把涉嫌以短期行为搅乱市场冀图炒作概念捞一票就走的鱼目混珠者及时清除出场，以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让正常的市场重组得以顺利发生。

这并不意味着对既有行业参与者不管不顾，只不过应寻求更好的方式，拉偏架肯定是比较糟糕的方式，“激励”既有行业参与者扮演钓鱼执法者的角色，更是再糟糕不过的方式。因为这在损害新行业入场者利益的同时，并不能有效保护既有参与者的利益，尤其会损害其长远利益，等于人为制造一个双输的局面。

为了导向一个双赢的结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不仅不应拉偏架，人为激化双方矛盾与冲突，还应主动协调双方进行融合，以更好地平顺行业转型重组成本，让既有行业从业人员更好融入新行业组织，适应新运行模式。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会卷入到“互联网+”的大潮中，尽快探索出行业格局变迁之际新旧利益群体利益兼容之道，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在有为有不为中觅得较理想的政府行为模式。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3篇

我不是一个苹果“迷”，也没有被苹果文化和个性风格吸引，但喜欢iPhone带来的那种操作流畅和平滑切入工作、生活的感觉。灵巧的可随身外形、高性能的计算速度、顺畅的多点触控输入、互联网应用的顺野畅融入还有近八万个无所不能的应用，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之间的那个中间地带的设备，也许未来的智能本和MID电能做到，但目前的iPhone做到了。

从一个技术迷的角度，iPhone的成功是它脱离了单纯的个人手机或者接入终端，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资源，提供了可以平滑切入工作和生活的服务平台，游戏、娱乐、个人事务处理、收发邮件和即时通讯、气象资讯、地图导航、炒股理财、文档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有应用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手实现，而且还有App Store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民间智慧和创意。

所以iPhone的成功得益于它真正融入和利用了互联网，吸收了互联网的精髓，所以在每一个用户手中，iPhone的利用率和利用价值都会远远超过一部普通手机。

今天的IT已经彻底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技术发展目标都将会融入或者利用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在上网本、电子书阅读器、云计算、物联网和智慧地球的概念中，也都离不开互联网，而作为最早接入互联网的PC，也将因此面临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从内涵到外延的全面扩展和改变。

11月底，PC巨头宏基、戴尔相继推出了智能手机产品，联想也高调回购了移动业务，加上之前的已经推出智能手机的惠普和华硕，PC厂商开始全面涉足移动市场，相信在这些PC厂商的手机和移动业务中，应该不会是单纯的手机终端，而是iPhone式的基于互联网的移动服务和应用平台，从而延伸PC的触角。

未来的PC将有多种形态，满足用户不同时刻、不同地点、不同状态下的互联网接入和应用，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在办公室或者家里，上网本和笔记本电脑在汽车、火车、飞机上和会议室、咖啡馆里，手机、MID和智能本随身……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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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8月1日，美国安利公司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出席了安利（中国）20周年庆典的活动现场。

直销巨头安利在中国的线上商务布局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8月初广州举办的安利（中国）2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上，安利（中国）公开了2025战略计划。为达到未来10年安利平台上成功创业者翻番的目标，安利将全面实施数字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轻化战略，并宣布为安利直销人员打造移动社交电商平台。

安利此举，被业内认为是直销企业面对如今中国市场电商冲击的应对之策。一直以来，安利都以直销模式作为自己的核心策略。据了解，目前安利在中国市场拥有约30万人的直销团队。在通过电商和移动电商打破了原有销售的地域限制后，安利固有的直销模式会被抛弃吗？

直面冲击，安利拟将电商销售额占比提升至一半

8月1日，美国安利公司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出席了安利（中国）20周年庆典的活动现场，由此可见安利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安利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安利（中国）的销售额为293亿元，继续稳居中国直销行业老大地位，同时也为整个安利集团贡献了超过40%收入。至2013年末，安利（中国）保持了连续7年业绩上升的纪录。

这一纪录貌似终止于2014年。这一年，安利公司破天荒没有按照惯例单独公布中国市场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安利公司2014年总销售额108亿美元，较2013年下降了10%。业内猜测，很有可能与安利（中国）2014年销售业绩欠佳有关。

2014年正是国内电商蓬勃发展的一年。仅在双十一当天，天猫的交易额就达到571亿元，相当于国内直销三巨头安利、完美、无限极一年的销售总额。面对电商的来势汹汹，安利无疑感到了压力。

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让每个人都感到吃惊，但是安利并不十分担心。在他看来，安利天然具有互联网基因，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安利就依托其直销模式，建立起了庞大的“人联网”。目前安利在“互联网+”方面的尝试，是借助互联网，将线下的“人联网”搬到线上，通过线上线下互通互补，快速提升人际网络拓展及沟通效率。

此次安利公布的10年规划，被认为是此前安利试水的数字化战略的升级版。在此之前，安利数字化战略反映到线上购物方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安利易联网、安利微购、安利数码港。

安利（中国）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开始，电商渠道在安利（中国）的销售额占比，已经从5%逐年攀升;截至2014年11月，该比例更高达20.53%，以2013年安利（中国）293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计算，其电商网络的体量已超过40亿元。而对于未来10年的规划，安利大中华副总裁余放接受采访时表示，安利希望将网购订单在安利中国市场整体销售占比提升至50%以上。

自1995年进入中国以来，虽然几次调整，但安利从未改变过直销模式。此次安利宣布建立移动电商平台，是否会颠覆其原有的营销模式？对此，颜志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安利一直在寻找直销与互联网咬合的齿轮。此次推出的移动社交电商，就是安利整合直销传统优势、有效利用移动电商和社交媒体，开发出的安利版“互联网+”模式。

不放弃直销，推出O2O创业平台

对安利（中国）来说，即使标上“互联网+”的标签，也并不会影响到安利以直销为核心的商业策略。

自1999年安利在中国开通“易联网”以来，安利已经实现网上购物，并享受购物满额免费送货。但是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购物平台，易联网更像是网上的订货系统。只有营销人员和会员顾客可以通过易联网下单，非会员则无法使用。换言之，新客户的开拓仍然是由营销人员通过线下实现。

对于安利来说，如何保证电商渠道不会与过去的营销渠道形成竞争，是设计电商平台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直销是安利的核心竞争力，安利不会放弃直销这种模式。”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就此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道，“公司不能违背对销售人员的承诺，也不能损害与营销人员之间的这种信任。”

在余放看来，安利的移动社交电商模式有自己的优势，它保留了直销的人员倍增、口碑传播、消费和销售融合等核心竞争力，并借助移动社交平台放大和强化这些优势，通过移动电商及线下配送提升营销人员销售效率，是非常理想的安利“互联网+”路径。

比起搭建单纯的电商平台，余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安利更希望能够将其打造成可以从产品研发到生产、物流配送、品牌支持，甚至到外部公关、人员培训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创业平台。“这与我们一贯坚持的理念是相符合的，也同样是为了达到我们的十年计划。安利希望用互联网技术来帮助解决创业者的痛点，让创业的过程能够更轻松和高效。”她说。

全国布局体验店 线上线下相结合

为了实现O2O的线下能力，安利将加大线下体验馆、体验店的建设。安利大中华总裁颜志荣表示，截至目前，安利在上海、深圳等地共建立了7间体验馆以及280间店铺，而未来体验馆、体验店的数量将进一步提升。

据颜志荣介绍，体验战略是安利（中国）公司成立20年后的一个新方向。安利准备以体验馆为中心，带动实体终端的体验升级。下一代的安利店铺将从现在的零售仓储中心升级为品牌中心、文化中心和交流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安利的店铺实质上更像一个多功能中心，它兼经销、服务站、提货点、展示中心、培训会议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同时也是对外的窗口。它与普通意义上的专卖店是不同的，而是一个更好地维系直销员与顾客的工具。

颜志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有很多线上商务也在寻求应该如何落地。安利希望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扩展营销渠道，实现更好的产品服务。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5篇

电子商务已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从1994年引入互联网至今，中国互联网前22年来的发展可以说异常迅猛。当前，中国网民已将近7亿人，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上市公司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华为、蚂蚁金服等非上市公司也进入全球前20强。2015年12月15日的《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指出，互联网经济在GDP中占比持续攀升。中国互联网企业市值规模迅速扩大，互联网相关上市企业328家，市值规模达7.85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25.6%。

当前，移动购物、手机支付、网络信贷、网约车等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新动力。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它正在带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助力中国经济打造升级版。“互联网+”是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获取数据信息的工具和平台，实体经济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更精准地把握本领域的运行现状及未来发展。“互联网+”的未来价值，正在于它与实体经济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将激发许多现有产业的潜力。

把消费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大力提倡的。比如，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11月22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11月23日，国务院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这一系列政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率为6.7%，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平稳。但我们要看到，房地产和小型车减税政策支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称得上唯一积极因素的就是维持两位数增长的个人消费，尤其是电子商务保持30%以上增速。2016年“双十一”阿里巴巴集团总交易额达1207亿元，而数据显示，2009年“双十一”总成交额仅为5200万元。中国艾瑞咨询集团预测，到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7.5万亿元。

当前，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可以说，“双十一”已不再是纯粹的商业促销，而是在对产业链进行着深刻变革，促进相关产业成长壮大，并渗入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因此，数字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今天，无论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还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互联网+”带来的问题和思考

中国网络实力的发展提速，也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带来重要机遇。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发展，让中国网络经济促进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信息基础设施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贡献。“全球发展面临许多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治理需要更多沟通，各国需要携手来进行解决。对于提出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观点和思路。”国际信息安全标准化组负责人爱德华・汉姆普利如是说。同他一样，参与互联网大会的外国嘉宾对中国在网络空间建设和全球网络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期许。

今天，“互联网+”已经被作为国家战略行动计划提出，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点也要引发我们的思考和重视。

首先，各地政府和创业企业都在行动起来抢占风口，在“雷厉风行”中，映照出互联网时代的速度，但在快速发展中也要避免一种错误倾向：面对新事物缺乏战略定力，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速度情结严重。要顺利登上“互联网+”的技术巨轮，既要认真学习吃透国家对于“互联网+”战略行动计划的精神，更要冷静思考，做好自身战略定位。摸清市场的需求及自身的供给能力，才能做到差异化发展，在业务领域培育出竞争优势。

其次，要处理好互联网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是随时随地、快速高效、简捷方便的数据分享，这种虚拟属性又无时无刻不指向实体经济。信息时代，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如果不与实体经济结合，不为实体经济所用，只会是冗余的垃圾。实体经济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础，推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则是“互联网+”发展的旨归。反之，“互联网+”便会沦为“空中楼阁”。

第三，“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风险也在积聚。如何保障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议题。在2016年10月份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以及网络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提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能力”。近来一系列的互联网电信诈骗案件，更以血的教训给出了风险提示。

创新驱动互联网崭新未来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紧紧围绕“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在思想交流、技术展示、经贸合作、共识形成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麟在闭幕式致辞中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创新是互联网的基因，互联网日益成为驱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当下，“创新改变生活、创新改变未来”正从口号变成现实。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是不断创新的结果。没有创新技术的发展，包括智慧旅游、智能生活等在内的很多美好想象只能停留于“童话”。

随着互联网与社会的深入融合，大数据下的创新改变生活有两层深刻的含义，一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创新，引领其可持续发展；二是积极提升创新能力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贡献，比如与旅游、娱乐、生活等文化领域紧密结合，让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

“互联网+”的发展，是技术创新的迸发，也是长期持续的历史进程，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业态，都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在自身战略定位上要清晰有序、有舍有得，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更要让网络安全体系严丝合缝。正如在讲话中指出的“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互联网之所以今天会活力四射，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在互联网领域的不断创新。

正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致辞中所说，未来30年，新技术融入创新传统行业的方方面面，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每个人都将是变革的一部分，“只有普惠互联网技术和资源，才能造福人类。”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生活已经与网融合、无网不前。

关注互联网发展实际上就是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自诞生以来，创新就是前进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更应该用创新精神，驱动互联网崭新未来，引领互联网造福人类。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6篇

2013年下半年，华策确定了全面转型互联网的企业战略，被称为华策的“二次创业”，互联网化、国际化是为命题的核心。自此一年多时间里，华策在业务布局和资本运作上动作频频，先后以参股或全资收购等形式，将掌动科技、克顿传媒、最世文化、合润传媒、华凡星之、高格影视、韩国NEW公司、天映传媒等收入旗下，与爱奇艺成立合资公司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并通过募资20亿元定增方案引入百度、小米等公司的战略投资，10多亿元的国际合作实验区也正在建设中。

“电视剧升级、电影和综艺发力，我们的转型面向互联网时代，打造以内容‘三驾马车’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化、全媒体化、全球化的综合娱乐平台。”赵依芳在2014年布下了一张大网，打开了华策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影视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求索与破局提供了一个模版。

七大事业群 布局全产业链

“这一系列运作有一个规律，它们全是创意资源，全都是华策的主营业务资源体系。”

尽管外界将华策的发展轨迹定性为“跨界”，但赵依芳认为，华策正在做的事情都是围绕主营业务展开，“我们是文化内容企业。转型互联网，不是做互联网本身，而是做互联网的内容。”

发展，对赵依芳来说只是个时间点的问题。“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留给你转身的时间不会太多。”

从企业发展的时间节点来说，她认为，上市是重要的发展阶段，“上市才算一个公司，上市前只能称为制作班底;”上市3年又是一个阶段，“一个小孩长大了，品相渐成”;上市5年又是新阶段，“5年一定要基本成型，拥有清晰的、持续的盈利能力。”

2010年华策上市时，被誉为“电视剧第一股”，但显然，如今“只做电视剧，风险太大。”

华策的业务线是以电视剧、电影、综艺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被赵依芳称为华策核心竞争力的“三驾马车”。“总体业务布局的思路是规模化，在规模化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升级、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

电视剧升级的第一步是收购克顿传媒，扼住影视公司转型互联网的关键一环――数据业务。华策2013年底启动对克顿传媒的并购计划，今年2月正式并表。华策以16.52亿元的对价收购克顿传媒100%的股权，克顿传媒承诺2014年净利润不低于1.81亿元。“收购克顿首先是要把电视剧这一核心业务做到足够强大。”

网剧是电视剧升级战略中最主要的方向之一。在今年10月华策的20亿元定增方案中，计划有4.5亿元用于网络剧拍摄。“我理解的网剧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网剧，内容有特质，尺度年轻化，适合互联网。这些反映年轻人需求，应该重视，但我认为不会是主要的。华策要做的是全网剧，即在全媒体渠道上均可播出的剧集，包括传统媒体。”

赵依芳看好电影市场前景，“电影业务是华策新业务中的重点板块。”华策曾参投了张艺谋的《归来》、郭敬明的《小时代3》等，今年下半年还有《太平轮》《重返20岁》《爸爸的假期》等项目。2014年8月华策注资1000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华策影业（天津）有限公司，以电影为主要业务方向。此外，华策也在下游院线终端进行布局。

今年5月，前浙江卫视副总监、酷6网CEO杜P出任华策副总，除负责华策新媒体业务之外，让华策实现“综艺”突破也是他的职责。“杜P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寄望明年华策的综艺业务能够赢利。”赵依芳认为，综艺节目的娱乐互动性对年轻群体有吸引力，近两年表现出强劲的吸金能力。

“现在的中国市场非常缺踏踏实实、把人财物投在内容上、创意资源上的企业。”

经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目前，华策在集团之下，建构起7大事业群：以电视剧为主的利润中心，杭州平台;以数据开发和应用为主的利润中心，克顿平台;以运作电影、新电视剧、新媒体营销、艺人经纪等业务为主的北京平台;由杜P负责的综艺、新媒体业务板块及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尚在投资阶段的国际合作实验产业园区;电影院线;以及国际化拓展板块，“十以来，中国在国际上也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这是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有比较完整的国际板块经营规划，一是为企业，一是为国家的文化输出搭建一个好平台。”

2013年11月，华策以1.04亿元入股合润传媒20%的股份，搭建起内容变现的商业模式渠道。“内容做强做大包括两个层面，制作升级固然重要，但变现渠道同样重要。”

深度融合 寻找新商业模式

“要破互联网这个局，不能只是纯粹的买卖，要和互联网深度融合，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赵依芳认为，互联网和影视创作，经过深度融合而成的新商业模式，将改变和提升各自领域形成新机会。

互联网时代，一切以用户为中心。产品触发互动，互动带来流量，流量用以变现，大数据应用贯穿始终。“这是个‘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时代。”

与百度、小米的合作是华策转型互联网的重头戏。

除了在互联网内容IP制作和开发层面，于今年8月成立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外，华策与百度在数据业务上的对接更加深入互联网思维的核心。

百度有以搜索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大数据平台，克顿传媒有以传统媒体数据为基础的影视内容分析、评估、优化平台。这两个数据平台的嫁接，将成为一个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结合的数据平台，提供全网数字娱乐内容数据分析与支持。同时，也会引入一些国际数据技术。

华策是内容提供商，小米是内容运营商，在内容播放、宣传推广和海外发行方面，两者的合作互补优势明显，而华策的着力点更在于移动互联网。“我们现在向他们的移动终端开发新的模式。”

粉丝经济不仅是华策与百度、小米合作重点开发领域，也是一种互联网思维主导下，共同探索的新商业模式之一。

对华策转型互联网成功与否的判定，赵依芳定了四大指标：电视剧业务的收入和其他板块的收入能否各占50%;互联网的收入与传统媒体的收入能否各占50%;版权的收入和产业链上的其他收入能否各占50%。还有一项无法预判的是，国内收益与国际收益比例能否达到一个平衡。“现阶段，华策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于传统媒体，当这些指标过渡到50%的时候，说明你抓住了未来。”

除了互联网的吸引力，“一剧两星”政策的出台也被外界认为是华策互联网转型战略的动因之一。赵依芳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不是因为‘一剧两星’逼的，才决定转型，两者绝对无关。”

她认为，“一剧两星”在一个阶段内对行业有很大影响，但长远来看，可以促进影视行业更加成熟。华策影视剧年产量已经突破1000集，大规模量产使华策可以实现一剧一星的供应并有盈利能力。所以，对华策而言，在现阶段商业模式追求的不是价值最大化，而是多元化。

华策在商业模式多元化的探索中，并未因要转型互联网而放弃传统媒体。“华剧场”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内容跟平台的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传统媒体的平台营运模式和产业链，传统媒体也可以了解我们的内容，然后共同建立内容定制化的商业模式。”

据介绍，华剧场目前已经签约15家卫视和十几家地面频道。

内部升级 集团架构扁平化

赵依芳用“彻底”二字形容华策的转型，调整内部组织管理架构也是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互联网时代是“一指”生意。一个手指一点击，世界的每个角落就可以连起来。所以要快速反应，慢一点，机会就没了。”

华策在集团管理上奉行两个原则：管理层级扁平化;内部资源高度协同。

全产业链业务布局和频繁的资本运作迅速积聚起华策的产业规模，要实现快速决策、快速反应，就要压缩集团管理层级。华策目前管理架构只有两个层级，第一是集团层;第二为模拟子公司，它们有些是工商注册的子公司，有些是内部当作子公司进行考核管理的公司。“压缩管理层级，就是减少一些程序，提高一些效率。”

文化创意产业是个具有人性温度的产业，这就决定了在集团化、扁平化、高效而快节奏的管理模式之下，还需要用情怀和理解凝聚团队。赵依芳认为，管理要义是能支持每个团队的业务更好地发展。“人都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理想。”

国际战略 抓住政策利好

在资本杠杆撬动下，华策影视通过内生性变革和外延并购拓展，在向互联网转型的关键期，抓住了快速发展的方向盘。“明年肯定快速发展。”但对国际板块，赵依芳并不急于求成。

目前，华策的国际战略布局有两个窗口，一个是香港地区，一个是韩国。今年9月，华策影视向香港子公司华策国际增资不超过3.5亿元，并由华策国际出资本10000港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孙公司华策投资。10月又审议通过了香港投资与韩国电影公司NEW（Next Entertainment World Co.， Ltd）签署的《新股认购协议》，香港投资用约3.23亿元，获得韩国NEW其15%的股权。

此外，2013年5月底，华策投资10多亿元启动了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是华策国际化、互联网化战略重要的线下平台。

“要成为在国际上，有一定商业能力、有一定产品影响力的中国文化企业，要抓牢两件事，一要有持续不断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产品，二是企业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持续赢利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7篇

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学生等群体大量空白的征信记录，或许从此有了填补的机会。互联网征信时代，即将到来。

非金融数据也能征信？

今年年初，央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考拉征信、华道征信共8家民营征信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准备时间6个月。如今6个月已到，第一批民营征信机构牌照发放在即。

业界人士分析，腾讯公司拥有庞大的QQ、微信支付用户群，将为数据分析和信息挖掘提供数据库，这些用户群有着消费、支付、社交等信息，具有较大的信用价值，据此可生成征信报告。从腾讯征信的动向来看，为个人提供征信报告以及为金融机构等企业端提供个人客户的征信信息，将是其未来开展业务的两大着力点。

而阿里旗下的芝麻信用，则依托于支付宝的用户基础，通过多年的购物、支付以及投资等场景运用，已经有大量数据沉淀，如果其能与部分公共机构开展数据合作，那么将形成较为完整而客观的个人信用信息报告，将成为蚂蚁金服以及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有效的手段。

对于使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征信，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CEO李萱并不乐观，“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家真正的征信机构做出来的基于互联网的征信产品，能够应用于较大的人群。”拥有19年征信从业经验的李萱进一步从技术评分的角度解释道，“我们没有见过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做出的（征信）模型KS评分能够超过35分。”KS（Komolgorov-Smirnov）指标是衡量模型辨别能力的普遍方法，数值在0-100之间，越大模型越有效，35分算是及格线。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征信’是指什么。”在上海外滩举办的“2015上海新金融年会”上，央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也表达了困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放大催生了征信的“新业态”，这种“新业态”让像王晓蕾这样全程参与了央行征信中心设计和建设的征信老兵也开始看不懂了。

但在一线开拓业务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大数据征信”依然拥有热情和信心，6月26日，京东正式对外宣布投资Zestfinance，这是一家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征信的美国新创公司，双方成立了合资子公司，欲为京东金融业务提供征信支撑。

亲自操刀促成此次合作的大数据征信拥护者，京东金融战略发展部副总裁姚乃胜表示，“如果电商数据（做征信）都没用，那么什么数据有用？说电商数据不行的人怕是已经过时。”

追本溯源，基于银行借贷信息建立起来的个人征信中心，其初衷在于建立一个“放贷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数据库”，原则上由放贷人上传所有借贷人的真实信用信息。但互联网企业所宣传的“大数据征信”早已不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征信”，其直接表现就是采集数据的范畴已经突破了“金融属性”，从仅收集真实借贷人的信息，延伸到未发生借贷的信息，如社交数据、电商数据等没有金融属性、缺乏验证性、弱关联的互联网大数据。

做银行做不了的事

人们早就领略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威力，有时甚至不惜拆借高息贷款及时还清银行欠款，以免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黑名单中，影响以后诸如房贷等贷款的获得。

“新业态”下数据采集范围的扩大无疑将这种麻烦从金融领域带到整个网络生活中。尽管在2013年3月15日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中规定，未经同意，平台不得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但人们为了获得平台提供的服务往往轻易就“同意”了。

与此同时，征信机构“独立第三方”的边界也被模糊了。征信机构恪守的“数据从第三方来给第三方用”的绝对独立第三方原则，与民营机构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都与自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腾讯征信用微信、QQ的社交数据，服务腾讯的放贷业务；芝麻征信使用的是阿里的电商数据，服务阿里的放贷业务。

互联网大数据做征信产品的机构无形中获取了某种权力，而由于“第三方原则”被模糊，对个人而言可能是获得更高征信分值成本的提高，个人享受的公平信用权利也面临风险。仍以芝麻信用分为例，随着芝麻分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在非阿里系的业务中，如租车、旅游、办签证等等，而其来源数据却仍大多来自阿里系，这意味着个人为了提高芝麻分，必须在阿里体系的生态圈里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寻找更多支付宝还款记录良好、芝麻分高的人并成为好友。

监管者并非没有预见风险，但他们对互联网金融持包容态度的基础在于，互联网征信能够为中国的普惠金融做出贡献，做银行不做的事。这其中的含义是，监管层希望互联网金融能够将银行体系服务不到的中小微企业服务好，同时将央行征信系统中5亿没有覆盖到的人群的信用记录补齐。

倘若互联网征信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盯着央行征信系统里已有的2.9亿用户，和银行抢夺客户，而放弃服务小微企业、信用空白人群的努力。那么监管层的包容，对“新业态”的期望，也就了无意义了。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8篇

不能染指的

近段时间，工业部官员和运营商的高层在不同场合频频对微信施压，其中的原因倒也很容易理解，微信在OTT类产品（即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务）中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并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增长。一直享受垄断之利的三大运营商不会容忍这样的利益流失。

这种“把手伸到了国有资本的碗里”的场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上演过几回，而结局必然是民间资本遭遇行政力量的“强力调控”，最终头破血流，铩羽而归。政府用这种方式宣告某些关键性行业是民间资本不能进入的禁地。

然而，当行业切换成互联网业后，变得有些不同。行政力量并不强行将它们关闭，而是通过更加温和、慎重的方式进行利益的调解。

同样的案例还有几年前的支付宝。在当时，支付宝的业务无疑也严重挑战了国家的金融政策。多少年来，“民间不能开展金融业务”是一条死令，多少试图尝试之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支付宝却在2011年成功拿到了第一批央行颁发的国内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

是政府变得开明了，或是政策有所变化吗？

共存共生的机遇

恐怕我们还无法得出这样乐观的结论。任何时候，处于垄断地位并获得暴利的国有资本绝不会乐于见到民间资本的崛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几家互联网企业实在太过强大了。

第一，互联网企业天然具备颠覆性力量。微信的信息沟通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完全绕过了运营商传统的电信业务，支付宝独创的支付担保也是传统银行根本不具备的功能，因此从逻辑上讲，传统垄断行业根本拿微信和支付宝没办法。

第二，微信和支付宝都有着巨大的用户数量。微信的3亿注册用户，支付宝的2亿注册用户，使之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当用户数量达到如此数额之时，是国有资本很难单凭行政力量加以遏制的。

第三，互联网企业虽然对传统垄断行业形成挑战，但同时也给它们带来巨大收益。如微信虽然削弱了运营商的电信业务，却在数据流量上给运营商带来巨大收益。支付宝也对传统银行带来诸多利好，数据显示，支付宝的用户在网银的使用率上，远远高于非支付宝用户。

所以，传统垄断行业对互联网企业可谓“又恨又爱”，但它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的发展是大势，对于这种大势，只能与之共存共生，共享利益，而不是逆潮流而动，进行压制。在刚刚过去的世界移动通信峰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就承认：“OTT是一种技术进步，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因此，我们看到运营商就“微信收费”之事与腾讯进行协商，与此同时，运营商也在开发自己的类微信产品。

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依靠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将脆弱不堪，会不断遭受互联网企业的挑战。那站在国有资本的角度，该如何转变才是最好选择呢？我们不妨从历史中找找答案。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他所描述的是一种可称为“渡口经济”的现象：国有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获利，这类节点好似“渡口”，故以此名之。

其实多少年来，国有资本一直没有找到在互联网行业上的“渡口”，但互联网上的支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之可以设立“渡口”，从庞大的线上支付业务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央行会“破例”向支付宝等一批企业发放支付牌照，允许其开展金融业务。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9篇

网络品牌与实体品牌是什么关系？根据网络线索是否能合理地给品牌排出精确顺序？甚至，互联网时代品牌的存在形态会如何演变？……这些都是新问题，还要不断探索。

当然，互联网发展并不等人，该做的事情，需要做起来再说。“中国市场的全球品牌500强”排行榜，主要根据中国市场上知名企业品牌的网络曝光度、美誉度、品牌定位三个维度确定榜单。第一次把网络评价，当作了品牌评价的打头因素，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骤看上去，500个品牌排得琳琅满目，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大部分品牌确实经得起考验。一些原来在网下不起眼的品牌，抓住了互联网的机遇，率先形成了网络品牌优势，后发先至。但也有一些与个人的心理感受有一定距离。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有如此高的美誉度，或令有些读者意外。这与媒体对垄断企业的非议形成反差。奔驰、宝马位次，与奥迪的相比，也很有意思。

用已经熟悉了的实体空间的品牌感觉，来比照根据网络曝光度、美誉度等评价出来的品牌，确实是一件考验我们适应能力的事情。其中到底有什么门道，还需慢慢琢磨。以下探讨一下互联网时代品牌演化趋势。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品牌

谈品牌的演化，要跳出品牌谈品牌。如果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很难理解品牌怎么会变成它所不是的东西。相反，只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才有可能理解品牌在互联网作用下，会慢慢变成它原来不是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就品牌谈品牌，我们会把品牌理解成是什么。

最简单的，我们会理解为商家在那里树立一个牌子，“名声在外”。但知名度就是品牌吗？我们可以举出反例，央视的标王许多都失去了品牌，如秦池，因为打知名度而丢了品牌。

那么，美誉度是品牌吗？一般来说是，但也有反例，被评为恶俗广告的脑白金，美誉度很差，但不影响它是知名品牌，而且卖得还很好。知名度与美誉度也不是一回事。因为知名可能知的是恶名。网络知名度与网络美誉度肯定不是一回事，只有假设出名出的是好的名声，才会与美誉度保持正相关。对网络来说，这一点恰恰比较特殊。因为企业做了坏事，通过公关，在传统媒体上容易遮掩；但在网络，例如微信中，就很难遮掩，会臭名远扬。

有人又提出第三个标准，忠诚度标准。认为品牌就是让顾客产生排他性，“从一而终”。但重复选择同一产品，不一定就是忠诚。买高血压药要前后一致，这不是对品牌忠诚，大夫开什么药用什么药。著名品牌过节促销，一样要降价。如果真的忠诚，还用得着降价吗？

还有第四种定义，认为品牌代表的是技术创新推出的新产品赢得了市场。但反例同样举得出来：百事可乐在盲评中得分领先，但却落后于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根据盲评改进配方，却遭到市场强烈反对改回原配方。

由此可见，如果不抓住本质，只就现象谈现象，恐怕连品牌是什么这样的简单问题，都说不清楚。上述四种品牌定义之所以不准确，按品牌经济学专家孙曰瑶的说法，在于“将品牌与商标混淆了”。

那么，品牌是什么呢？品牌的本质特征，在于通过信用或信任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选择效率与效能。这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所看到的东西。

反过来说，只要符合了这一本质特征，哪怕不具有上述四种特性，或外在特征变了，品牌的内在特性还在。互联网将来演化出的品牌，说不定就具有全新的状态。例如，有没有可能出现一对一精准品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轰大嗡的热闹品牌，而是可以根据情境千变万化的个性化品牌，或口碑化的品牌。我们看到，这种新生事物正悄悄在互联网中浮现。

举个例子，我的朋友黄晖给劳斯莱斯做广告分析，发现其客户中有大量曾在1985年买过福特某款轿车。劳斯莱斯据此集中向1985年买过福特车的人投放广告，导致销量大增。以往品牌只有一副面孔，劳斯莱斯的品牌实际可以针对福特车、通用车的潜在用户进行定向优化。品牌无非就是让消费者相信自己是最合适的选择。

不要说，在互联网上什么是不可能的。互联网品牌真正出现那一天，一切皆有可能。

从非品牌时代到品牌时代

互联网时代，是品牌的时代。

我们可以把买卖分为三个层次，卖东西，卖钞票，卖品牌。

最初级的买卖，卖的是实物。农业时代主要卖点在功能与使用价值。“酒好不怕巷子深”是在说，买卖的关键在于加强实体上的功能和使用价值，而不在于加强品牌名声。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工业时代买卖的重心，放在交换价值上。只要能卖出好价钱，实物不一定要那么实在，例如日本车可以用薄板，然后主打“主动安全”概念。品牌相对于交换价值来说，是从属的。品牌的经济学含义是差异化，作用是把相同的使用价值，卖出不同的交换价值。例如同样一条生产线上造出来的鞋，贴上名牌就卖高价，不贴名牌就打折卖。这样的时代，还不能称之为品牌的时代。

信息时代买卖的重心，转移到意义上来，通过信任的形式表现的意义，就是品牌。商业第一次以品牌本身为诉求，而不是像低级业态那样，仅以功能或价值为诉求。例如，韦尔奇在接手通用电气后，将不具有“数一数二”品牌价值的业务全部关停，而不管其盈利有多丰厚。对于品牌企业来说，如果商业行为损害品牌，价钱卖得再好，也是不能做的。

在不同层次上，品牌的价值定位不同。

如果只是定位于把东西卖出去，品牌就相当于吆喝。往往看中知名度、曝光度。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品牌的这种功能也还是有，并且不断在发展的。比如，WEB条件下的“吆喝”，与IP条件下的“吆喝”就不同。后者与传统媒体一样，都是中心化、一对多的教堂模式，而后者（如社交网络等小世界网络）则是去中心、多对多的集市模式，往往采取病毒式传播。“吆喝”是必要的，但如果为“吆喝”而“吆喝”，往往会陷入赔本赚吆喝，许多企业用炒作的方式提高知名度、曝光度，最后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团购大战中的过度炒作，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

把品牌定位于价值与意义，又有所不同。在非品牌时代，或品牌仅只是服从服务于卖东西挣钱的时代，品牌是从属于营销活动的。但在品牌时代，品牌成为战略活动，被称为品类战略。品类战略往企业战略的根上靠，是差异化战略。营销活动要服从、服务于差异化战略。例如，按雷克汉姆的分法，销售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易型销售（降价竞争推销同质化产品），一种是顾问型销售（提价竞争推销差异化产品）。当品牌战略置于企业战略核心之时，销售活动必然向顾问型销售的方向转变。这种意义上的品牌活动，确实比单纯卖东西，高了一个层次。因为从财务报表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只是卖东西，规模和收入反映很明显，但利润反映不一定明显；如果定位于价值，那势必像韦尔奇似的，把同质化的、只在规模和收入上看值得，但从利润上看不值得的业务剥离。

真正的品牌时代，品牌的层次定位更高，在意义（核心价值）上，而不光是在价值上。这要求品牌定位于核心价值，而不仅是定位于战略。战略决定得了价值，但不一定决定得了意义。意义与价值的不同，是人心与钱的不同，实为目的与手段的不同。我们不能认为人心即钱，钱即人心。事实上，有钱可能不快乐，这对于企业和用户来说都一样。

对于有更高追求的企业来说，赚钱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手段。如果把赚钱当作企业的最终目的，在极端条件下是会出卖品牌的，是会做恶的。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例子，雷曼兄弟本人是注重品牌的，但后继的经理人唯利是图，利用人们对雷曼兄弟品牌的信任，大肆不正当谋利，直至把公司搞垮。

对于用户来说，用户满意同用户肯付钱是两回事。有位老板给我讲过一番心得。他说用户有时会搞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听了商家的推销，一时迷了心窍，把东西买下来。回家又后悔。这说明他并不真正需要买的东西。商家往往认为，这不赖我，又不是我强迫你买的，是你自愿买的，你算错了帐，买错了东西，应该怪你自己。这位老板认为，这同抢钱无异。因为相当于你用不正当手段，骗用户买了他不需要的东西。这样的生意不可持续，靠这种方式做生意，不是正道。这里从用户方面，见出意义与价值的区别。意义是指用户满意不满意，价值是指用户付钱不付钱。用户付钱不等于满意。品牌做到位，必须做到让用户真正满意，而不是让用户付了钱有苦说不出来。那样的话，用户不可能忠诚于品牌。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品牌的时代。这不是说以前的时代里，品牌不重要。而是说，互联网时代，使品牌日渐脱离功能、价值的“低级趣味”，开始回到品牌自身，也就是回到做事的意义和宗旨中去。品牌投胎的胎体，从钞票，转向信息，从货币经济网络，转向意义经济网络。从货币这种无信任中介，转向信息这种信任中介。如果还有品牌500强的话，那将不再是仅仅看谁规模大、挣得多，而是更受到尊敬。

正如特劳特中国区总经理邓德隆所说，“在未来的30年里，人类将迎来一个品牌的时代、品牌的社会。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要学会运用定位这一新工具‘由外而内’地为自己建立品牌”。

互联网是什么，对品牌来说，它就相当于过滤于功能和价值，专注于意义营造的专业品牌基础设施。如邓德隆说的：“衡量企业经营决定性绩效的方式也从传统的财务赢利与否，转向为占有定位（心智资源）与否。这也解释了为何互联网企业即使不赢利也能不断获得大笔投资，因为心智资源（定位）本身就是成果。历史上，新生产工具的诞生，同时会导致新生产方式的产生，这种直取定位（心智资源）而不顾赢利的生产方式，是同新的生产工具带来的。”

当然，所谓“不顾赢利”并不是说不要赢利，而是抓住赢利的源头赢利。更受尊敬，并不耽误规模大和挣得多。因为一物降一物，意义是控制价值的制高点（正如价值是控制功能的制高点）。三流企业卖功能，二流企业赚钞票，一流企业做品牌。如果品牌塑造真能获得用户的意义认同，满意到达到高峰体验的程度，用户就真敢深更半夜去排队买你的首发产品，你如果不卖给他，他就敢砸你的窗户，把人民币或美元强行往你的钱包里塞。

价值观为中心的品牌

品牌时代的品牌，以价值观为核心，而非以价值为核心。好的品牌，以价值观来驾驭价值。这体现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两个方面。

第一，品牌的价值观内涵得到突显。

价值观与价值不同。价值是指钱卖得多卖得少，而价值观却可能是非卖品。例如，品牌不能靠与保护生态、社会责任等目标相冲突而获利。这会从价值观上，降低人们对品牌的评价。进入品牌时代后，对品牌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围绕核心价值观打造品牌。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基业常青的要素，它高于企业战略。中国企业家经常误解战略。事实上，在理论经济学中，根本就没有战略的立足之地，战略与投机取巧在基础理论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因为理论经济学讲的是均衡之道。战略只是对道的扰动。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错误，战略是没有用的。中国企业家因为比较喜欢投机取巧，因此总想利用战略把别人打倒。但核心价值观就不同了，它超越战略之处在于，不管别人对不对，只要核心价值观立得正，成功的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

强调价值观，这不意味着认为品牌应该介入政治，例如，谷歌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美誉度远低于竞争对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卷入党派政治，而且对美国和中国采取双重标准，违反了在商言商的原则，做到商业外道上去了。一个企业，产品、服务和体验就是自己的嘴巴，他需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他的价值观，也首先应通过产品、服务和体验来表达。

品牌500强中的企业，也不能说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某著名企业就很难说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品牌内涵的，他的品牌更多是以禀赋为内涵的。他是做渠道出身的，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禀赋，只要是做渠道，进哪个行业，都吃得开。但观察其历史，一离开渠道优势，顿时做什么，什么失败。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企业是行业老大，当然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但他还不是一个基业常青的企业，因为他不能实现品牌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除了核心价值观不变，其它所有禀赋，都可以根据外界的变化而变化。相反，IBM的品牌中，核心价值观一直是稳定的，但禀赋已从IBM，砍掉M做到IB，进而砍掉B做到I了，但企业仍没倒。这样的品牌，我们称它回到了品牌本身，也就是价值观本身，“心如明镜台”了，禀赋已经像尘埃一样，沾不上品牌的边了。

第二，通过品牌定位用户心智资源。

品牌中的差异化与心智资源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差异化还是术的层面、操作层面，而心智资源是差异化指向的目标。前者是手段，后者接近目的。特劳特与里夫金在《与众不同》中指出，“做到与众不同意味着在你的预期顾客的心智中实施差异化”。差异化只是形式和手段，通过品牌活动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获得最终用户的心。定位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是夺取心智资源。

差异化这是对着用户满意去的。因为用户的意义满足（所谓满“意”）与价值满足（价格合理）不同，价值是同质的，意义（如情感）是异质的。要想穿透同质的价值层（拿所有用户当一个用户），达到异质的意义层（进入每个用户不同的内心深处）。

品牌的深化将与大数据等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向着读心术的方向发展。将越过用户的钱包，穿过用户的眼球，直接奔着决定钱包开关的大脑而去，顺着生物和社会的心理与神经系统，钻进用户的心中。

如果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理清未来品牌的发展线索。在今天的品牌500强中，有许多是不起眼的小品牌。有没有可能从中产生出不是500大，但却是500强的品牌，也就是未来型的品牌？

目前的品牌，正在实现差异化。差异化的程度，已达到从一个品类容纳七个品牌，到只剩两个品牌的程度。但还没有实现个性化，营造品牌的成本还不足以达到一人一品，甚至一人多品的程度。这势必给15岁以后的新一代，留下巨大的战略空当。

我认为，未来的品牌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存在――像个巧克力牌子似地挂在那里，而会是一种活动。相当于品牌从一种可见的产品，升级为一种无形的服务。这种活动的特点是持续、分散、精准、有针对性地占据用户的心智，它可能水银泄地，无孔不入；也可能无微不至，深入人心。

互联网时代范文第10篇

本书内容主要面向企业信息总监、企业架构师和应用开发人员，本书也有助于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及时了解行业当前发展动态。对于想系统了解TOGAF、FEA等企业架构理论的读者来说，本书更是一部完整的企业架构实战读物，不仅能帮读者系统地掌握企业架构的总体框架，更能使读者对企业架构如何适应新技术有深刻的感悟。

本书作者刘继承先生，IT咨询顾问。有丰富的信息化顶层设计、信息化架构设计、IT项目管理工作经验，熟悉TOGAF 、FEA等企业架构框架。曾经参与数十个政府、企业信息化架构设计、治理体系设计、方案架构设计及系统实施类咨询项目，积累了较丰富的信息化咨询及项目实施经验。

就像序言中写的那样： 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整个企业IT的结构，同时也在改变业务的模式，包括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可以说，由于互联网的广泛连接和深入融合，企业的战略、业务和IT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面对如此重大的变革，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企业架构到底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架构会有什么变化？

大数据和创意的大众化，互联网思维的发展，下一代科技的呈现，使得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小企业都不得不快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未来的赢家恰恰不是那些能最快掌握时髦术语的公司，而是专注于消费者体验的公司。

本书作者来自世界的数字营销机构、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模式创新者――睿域公司。鲍勃・罗德曾任睿域公司全球CEO，雷・维勒兹是睿域公司全球CTO。两位作者指出，在这个消费者说了算的世界，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将营销和科技完美“融合”，进而创造出客户体验。

本书既分析了思科、奔驰、谷歌、微软、亚马逊、苹果等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融合实例，也给普通企业画出了商业融合的路线图，解释了云计算、大数据、普适计算、API等在融合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本企业未来生存手册，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只要还希望产品营销做得更好、经营获得成功、生意持续兴旺，那么必读此书。

科技正在改变商业的方方面面，全世界的信息和媒体都是在线的，之前商业世界的好多假设已经不再正确，事物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蒂姆・阿姆斯特朗 AOL公司主席兼CEO 对本书推荐到：《大融合》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营销和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交织，你的企业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趋势。如果你的工作是代表品牌进行沟通，如果你正在寻找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商业模式，让企业在市场秩序被打乱的时代繁荣发展，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准备的。

山塔努・纳拉延 Adobe公司总裁兼CEO 推荐说：“我们正处于科技和营销相互交融的时代，作为CEO，我知道理解和适应这种强大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大融合》不仅仅解释了诸如大数据、云计算、普适计算等最新科技手段的价值，还解释了领导者该如何赋予团队持续发展的力量。它应该会引发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以旅游信息化为基点，首先回顾了旅游信息化、旅游数字化、旅游智能化直至旅游智慧化的发展历程，并立足于旅游信息服务提出了智慧旅游的概念，对智慧旅游所代表的泛在化旅游信息服务的内涵、外延、范畴等进行了阐述。而后，作者系统地介绍了与智慧旅游相关的各项网络、信息、通信等工程与管理技术，为读者理解和实践智慧旅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最后，作者从智慧旅游城市、智慧景区、智慧酒店和智慧旅游公共服务4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智慧旅游的实践情况，体现了《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理论结合实践的特色。

《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立足于国际化视野、前沿的行业实践，为读者系统阐述了基于旅游信息服务的智慧旅游理论和实践体系，对读者理解和实践智慧旅游多有裨益。《智慧旅游：从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可作为旅游管理、旅游电子商务等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及研究者参考阅读。

本书作者李云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特聘研究员，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以及山东、江西、北京等省（市）旅游局信息中心专家顾问等。研究方向为旅游信息化、旅游电子商务、旅游网络营销。近5年发表文章20篇，参与国家863项目等项目10项，主持“旅游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原则和思路”等项目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