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经济论文范文

航运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航运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上面的分析,着重在量的方面的考察。下面就中国近代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看一看三阶段过程的特点。

作为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典型例证，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缫丝业中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它之所以率先地由“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广东原有的手工缫丝业， 是机器缫丝厂得以产生的基础，笼统地说，是可以这样看的。但是具体地进行分析，有两点需要明确：

首先，继昌隆成立之前广东手工缫丝并没有完成小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历史悠久的广东，原有手工缫丝业，都是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的老妇，”[1] 这是广东手工缫丝的普遍情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手工缫丝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历史记载。这就说明两者的距离还是不小的。据说创办继昌隆丝厂的陈启沅在创用蒸汽大机三数年之后，又改创缫丝小机，以便农村手工业者小本经营。[2] 这种足踏小机，介于原来农村广泛使用的原始手机和继昌隆丝厂所创立的蒸汽大机之间。这就不但证明了两者之间的不小距离，而且说明缩短这个不小的距离，不在工厂出现之前，而是在工厂出现之后，在这里，如果按它的正常涵义理解，三阶段论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真正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演进，是在继昌隆丝厂内部完成的，上面说过，继昌隆丝厂的所谓汽机，最初只是用于蒸汽煮茧，并非用蒸汽发动机器缫丝。工厂叫丝偈 或叫鬼?，不叫工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厂，是在丝偈成立多年乃至将近二十年之际。这个区别于手?、踩?的鬼?，是陈启沅在引进西方近代缫丝技术和操作方面改革的结晶。它“在缫丝过程中，增加丝的加‘拈’工序。即将缫出的两根丝加‘拈’合并，然后再分别绕上?。加‘拈’是陈启沅引进的法国共拈式缫丝区别于土法缫丝的重要操作特点。经过加‘拈’的丝，大大增加了丝的‘抱合’力，提高了丝的伸强度，这就有利于丝织的进行及丝织品质量的提高。其次，条纹规格化，这在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的缫丝生产中是很难做到的。只有在工场或工厂集中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3] 这就很清楚，继昌隆之前，广东手工缫丝业中，没有出现手工工场。继昌隆是兼手工工场和机器工厂二者而有之。事情还不止于此。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工缫丝，可以一跃而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反之，已经进入手工工场的手工业，则又不一定能循序而进入机器大工厂。与缫丝毗邻的广东丝织业，就是一个对比相当鲜明的例子。在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首先发动机器缫丝的南海一带，组织在手工行会锦纶堂之下的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五千以上。[4] 它们的生产组织，是否都已达到手工工场的规模，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们显然已经脱离个体手工业阶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行会组织之下，已经出现机工和东家的对立，没有一定的规模，这是不能出现的。然而，终19世纪之世，我们还没有看到广东出现过一家丝织工厂。不仅如此，在手工缫丝进入机器缫丝之后，丝织机工还进行过激烈的反抗，出现过丝织工匠捣毁缫丝机器的离奇事件。这件事，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很清楚，资本主义三阶段，就广东丝业而言，缫丝业没有经过第二阶段，就直接跳到第三阶段，而看起来似乎经历了第二阶段的丝织业，却长期没有进到第三阶段。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恐怕是难以得到园满的解释的。

当然，出现在广东的情况，并不能概括全国。例如，后起的丝业中心，以上海和苏杭为重点的长江三角洲上的情况，就与以广州、顺德、南海为重点的珠江三角洲迥然不同。那里的缫丝厂是以外国资本的缫丝厂为前导，以洋行买办或新式商人资本为后继的模式出现，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而出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的丝织工厂，则是三阶段发展的典型。

上海的新式缫丝厂，滥觞于1859年的怡和洋行所设的上海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建厂的开始阶段包括建造两个藏茧的仓库和一个厂房，其中安装了锅炉和蒸汽机，以及100台缫丝车所需全部铜管和木卷筒。大部分设备要在香港造好，而且还要把装备这些设备的熟练工人一同带到上海来。1861年5月丝厂建成。1861年春，该厂开始在本地居民中招募和训练劳动力，并聘请了四个法国教师。”[5] 见之于《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的这一段叙述，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中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继续写道：“与广东早期出现的近代缫丝厂仅用蒸汽煮茧不同，上海早期缫丝厂是用蒸汽机来运转缫车，蒸汽是煮茧缫丝的热源，同时也是缫丝的原动力。”[6] 这种情况不只限于外国资本的丝厂，也同样适应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丝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缫丝厂，由祥记丝栈老板兼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所创办的公和永丝厂，在1882年创办之初，乃是委托公和洋行代为经理的。[7] 它们都没有三阶段的前史，这是明白无误的。

和上海的新式缫丝厂相反，包括杭州、苏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丝织工业，却显示出三阶段过程的鲜明烙印。在上海，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已经出现了使用抛梭木机的零星织户，辛亥革命后，绸业商人开始从国外引进的改良手拉铁机。1915年出现第一家使用电力丝织机的肇新绸厂。[8] 在杭州，创办于1912年的纬成公司，先是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10台，继而于1926年购置电力丝织机13台，“开始向近代动力丝织厂转化。”[9] 而在此前近半个世纪，作为丝织小手工业主和包买商的蒋廷桂，先是与自己的兄弟合买一张木绸机，自己织绸， 后是向日本选购新式的铁制绸机， 建立了一个包括几个车间的手工工场。至于苏州，这一轨迹更加明显。 有的研究者以确凿的事实，作了具体的陈述。认为苏州丝织业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进，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一年苏州纱缎同业秘密筹划，认为改进织机是当务之急，公推永兴泰文记纱缎庄主谢瑞山负责引进铁机等有关事项。当年， 谢瑞山向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到武田式手拉铁机二台， 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 即派专人去上海学习铁机制织技术。次年将铁机运回苏州，并按式仿制铁件，正式安装使用。”[10] 这就是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绸厂——苏经绸厂。 此后数年间，这种绸厂，风起云涌。1914年苏经正式投产时，铁机不过一百台，六年以后（1920），苏州城乡内外各绸厂的铁机，已有一千余台。[11] 再过一年（1921），“苏经绸厂资方首先向日本洋行买进一台电力织机，利用夜电开机试织，取得成功。”[12] 如果说，1912年开始筹划的苏经绸厂， 还只能算作一个手工业工场， 那么，1921年以后的苏经，则是名副其实的绸厂，完成了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任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

然而，这位研究者在具体陈述苏州丝织业三阶段的经历后， 接着正确地指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虽然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有自己的特点，就苏州丝织业来说，它由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产生之后。”[13]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指出这一点，对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历程和它的历史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但在全国范围内是这样，即使就苏州一地、丝织一业来说，情况亦复如此。就苏州一地而言，它的两大现代工业企业，即棉纺织工业中苏纶纱厂和缫丝业中的苏经丝厂，它们的设立，都早于苏州使用电机的苏经绸厂将近十五年的时光，而这两个现代工业企业，迄今人们还没有发现它们有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前史。事实上,整个苏州，在1896年对外开埠以前，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并没有真正起步。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都是在开埠的次年才开始筹建的。开埠的影响，对苏州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就丝织这一个行业的本身而言，苏州丝织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放料代织的家庭手工业劳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光，“土法木机，沿袭了300多年而很少改进。”而在1912年以后的短短十年中，就连续跨越了两个台阶，由家庭小手工业迅速越过工场手工业一跃而为现代工厂。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在中国古老的木机旁边，已经有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新式机具。具体到苏州的丝织手工业，则是先有日商小林洋行的武田式手拉铁机，后有津田式和重田式以及其他国家进口的电力织机。没有外国新的生产工具的引进，不要说现代化工厂，就是手工工场，在很多场合下，也难以实现从家庭手工业的脱胎而出。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无论是否经历了资本主义三阶段，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决不是忽视了中国的内部因素，也不是把中国资本主义这一进步生产方式的产生记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功劳簿上。中国是在内部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的关键，是外国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如果说，这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一枚果实，那么，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枚苦果。因为它决定了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坎坷，决定了它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三十多年前，一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处境进行过考察的资深研究者曾经对此发表过一段议论，他说：“在中国，事情的发展甚至是这样离奇特殊，作为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之间中间环节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前，而是产生在大机器工业之后。它的大量发展，要等到20世纪初期，在大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时间上比大机器工业落后了十几年至二三十年。”[14] 中国资本主义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这还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即使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产生而言，按照这位研究者的意见，也是一个错乱离奇的倒挂。

六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另一位对河北乡村手工棉织业进行过考察的研究者也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他说：“五十年来发现于北部乡村中的商业资本的活跃，不是发生于中国经济条件之刺激，而是发生于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 ……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推移而发生，同样不自主地受外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摧残而毁灭。”[15]

为什么出现这样离奇特殊的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固然因为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阻止中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只能沿着半殖民地的崎岖道路，艰难曲折地求生长，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了。”[16]

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与此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一种意见，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所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17]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一个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问题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可以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这个提法是比较含蓄而模糊的。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学家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自然导致外铄论”。[18] 什么是外铄论？“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孤立的”。[19]

这一论点，是针对中国托派宣传的“理论”的。[20] 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我们是内因论者，但不拒绝外因的分析。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的社会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分析。这里并没有违背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外铄论。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 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创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主人，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这不但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所证实，也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实践所昭示。

当然，一般地说：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也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许多研究者都拿矿场为例，来论证这一点。有的认为原来手工开采的旧矿场为新矿场“提供了矿址”，“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提供了资金”，“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有的据此更进一步肯定：“若说新式煤矿全部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然而，即使在这里，也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 就拿手工矿场为新式矿场提供矿址而言，新矿址固然多有在旧矿址之间开采，这是事实，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新式煤矿一－开平，当李鸿章委派曾经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筹办之时， 那里的确是遍地布满旧矿，应该说，这是手工采煤的一个集中之区。但是，这些手工开采的煤矿，当时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据唐廷枢报告说：这些煤矿，从明代就已开始，土人见煤即锄，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这种随开随弃之矿，能给新的开平煤矿提供多少技术、经验和资金，这且不说，但是在开平和原有手工煤窑的关系上，唐廷枢有一句话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21] 对于这一点，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官僚和资本家对“民业”的“巧取豪夺”。且不管是不是巧取豪夺， 也不去深究旧矿的出售， 是不是“乐意”；出售的旧矿，是不是“已弃”。但新矿开张、旧矿出售，这总是事实。实际上，二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中国第一代新式煤矿，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起到1890年大冶煤铁矿止，十五年间，前后共出现过十四所新式煤矿。从这十四所煤矿成立的情况看，由原有的手工采煤的煤窑向机器采煤的煤矿转化，在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的。这十四家煤矿，绝大多数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没有一家是原来用手工采煤的所谓土窑的业主。很多地方的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反而陷入进一步的衰落。台湾基隆煤矿矿区之内，原有手工煤窑九十二处，[22] 基隆开办以后，“概令封闭停工，不准再行开采。”[23] 开平煤矿矿区，原有煤窑，不下百处，[24] 开平开办以后，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 原有土窑开采之煤， 也不许随便销售。[25] 这就是说，原有土窑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不是利用本身原有的条件，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煤矿，而是被迫中断它应有的发展前途。

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手工开采的煤窑，在中国新式煤矿出现之前，它们既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新式煤矿出现以后，它们更难于发展为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上述十四家新式煤矿之一的山东峄县煤矿的主持人朱采说：“假令官窑停止，此等寻常土窑能筹巨款接办乎？”[26] 在朱采看来，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否定原有土窑向新式煤矿转化的可能性，亦即否定煤矿业中资本主义三阶段发展的可能性。朱采是新式煤矿的当事人，他发表这个意见，时当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第一个高潮的1883年。他的话免不了有夸张的一面。但是，这个当事人对当时客观形势的估计，今天看来，倒是切合中国的历史条件的。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而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客观事实。现在就本题所讨论的范围，试作一扼要陈述：这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谈：最直接的是外国机器的引进，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最初出现，其所使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新式煤矿， 即使“全部在土窑基础上建立”，也要“先买抽水机，再添卷扬机，最后改建井筒”。才能进行生产。没有国外进口的抽水机、卷扬机，再多的土窑基础，也是无法实现机器生产的。不但机器大工业如此，就是直接转化的大机器工业的手工工场，它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的也是来自国外的引进。闻名于纺织界的宁波通久轧花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通常说它“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1887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机器轧花厂。”似乎中国近代机器轧花工业是由中国自生自长的手工工场发展而来的。但是一查历史，就能了解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手工工场，从一开始（1884）就是从日本购买“四十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而成立的。它成立三年以后(1887)，才又集资五万元成立公司，又从日本大阪购进“一些较大的机器和发动机器所需的锅炉与发动机”，并且“聘了几个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因为怕老百姓或官吏们的反对，所以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过了五年（1892）又从日本添购了一批纺纱机修建新厂房。又两年（1894）,将旧公司扩大为资本30万两的新公司，这就是后来存在了23年的通久源纱厂。[27] 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纱厂的主持人， 是一个从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关系至深的一位由商而官的士绅。[28] 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情形，在相当多的工业部门中， 也时有所见。 例如火柴制造厂的最初产生，也是以手工工场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些工厂， 不但有的生产工具来自外国， 而且化学药剂乃至柴梗盒片， 也由国外输入。[29] 此外， 在手工皂烛业、 卷烟业、棉织和针织业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30] 而在手工棉织业中，更为突出。仅在1904～1906这三年中，手工织布业之使用进口足踏铁轮机以取代原有的木机者，见于史籍的，就有四川的重庆、山东的潍县、广东的汕头和河北的天津。[31] 这些虽然只是见于记载的个例，然其范围之广，已可概见。

所有这些，说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不仅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在许多场合下也都离不开外国机器（包括动力机和非动力机）的引进。也就是说，当中国现代机器大工业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之时，按中国自身原有的整体经济水平衡量，甚至连工场手工业，都不见得完全能够独立地发展起来。这个事实，恐怕主张三阶段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其次是外国技术的引进。机器引进之后， 应用机器于生产的技术， 基本上也是由国外引进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创建时期，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外国技术人员的聘用。就拿上面刚刚谈过的矿冶工业而言，煤矿中的开平，从勘察到开采都离不开招聘的外国技师。知名于中国路矿的金达（C.W.Kinder）、马立师（Morris）和薄内（R.R.Burnett）， 都是开平煤矿的著名矿师。开局两年之内，开平雇用的外国技师，前后共达十人。[32] 金属矿中的三小银矿，筹办的第一步便是“雇用外国矿师六人，安装机器，建筑洋楼。”[33] 矿冶工业如此，制造工业亦复如此。上海织布局在它的《招商集股章程》中，有一条特别规定：“领袖工作，宜雇洋匠督教。”[34] 公司延聘的美籍织布工程师丹科（A.D.Danforth），实际上是工厂的主宰。不但工厂如此，使用进口手工工具的手工工场也多照此办理。例如火柴工业中的厦门自来火局，就“雇用日本匠手督理其事。”[35] 卷烟工业中的成都卷烟厂，“系日本人教授”。[36] 皂烛工业中的杭州洋皂厂，“延得东洋专工”，方能开始试造。[37] 至于改用铁机的织布工场，聘用外国技师，所在多有，不必缕述。

最后，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第三种情况，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外国在华工业在生产上的联系。经常为人们引证为手工工场直接向机器工厂转化的上海发昌船厂，它在1866年的产生，是作为外国在华造船工厂的附属工场而存在的。它“在生产上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生依赖关系。”这种关系的发生，实际上是“中断了这些手工业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使“这种转化一开始便具有半殖民地的明显特征。”[38] 还应该看到， 这家船厂成立的时候，长江已被西方侵略者强迫开放，上海和日本之间的航运，也在迅速增长。这给上海港口的外国航运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航运发生直接联系的船舶修造业，自然成为外国资本家注意的焦点。在1860一1864五年之中，上海一共成立了九家船厂。两家最大的外国船厂——祥生和耶松，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内设立的。发昌船厂成立于60年代之初，它开始时虽然采取了附骥外国船厂的形式，但毕竟反映了这个形势对华商资本插足于船舶修造业的刺激作用。

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远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指出这一点，在于充分看到外因对内因的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又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所以发展而又不能发展的根据之一。当然，这是要到本书终了之时才能作出的结论。

注释

[1]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8页。

[2] 宣统《南海县志》 卷21， 参阅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第43页。③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第16页。

[3] 朱文炜、汤肯堂：《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资本家代表人物陈启沅》 见《经济学术资料》1983年第4期，第34页。

[4] 徐赓陛：《不自谦斋漫存》卷6 参阅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 ，第47页。

[5]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5～136页。

[6]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38页。

[7] 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 第140页。

[8]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1991年版，第162页。

[9] 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 第143页。

[10]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1992年版 ，第196页。

[11]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6～197页。

[12]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8～199页。

[13] 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 第195页。

[14]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历史研究》 1962年第3期。1985， 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 并作个别订正。此处引文， 见《论文选》 第357页。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 载 《中国农村》 1卷3期 （1934年 12月1日）第76页。

[16]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见《中国近代经济论文选》，第357页。

[17]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载《人民日报》， 1965年8月20日。

[1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1985年版 ，第178页。

[1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6页。

[2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第174页。

[2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957年版 ，第619页。

[22] 《淡水所志》 1871年刊 卷4 ， 第213页。

[23] 《申报》 1877年10月23日。

[24]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57 第18页。

[25] 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版 卷2 第16页，周叔?o：《周止庵先生别传》 1937年版 第26页。

[26] 朱采：《清芬阁议》 1908年版， 卷8 ， 第12页。

[27] 以上据系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辑 第973～984页。

[28]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 1957年版 第929～930页。

[29]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994页、第999页。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713页。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1～333页。

[30]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 第336页、第340页、第377页。

[3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68页、卷3 第691页；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18页，第42～45页。

[3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643页 、 第668页。

[33] Herald 1883年7月27日

[34]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48页。

[35]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93页。

[3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40页。

[3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卷2 第336页。

航运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学术界在涉及此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演变时，一般都用速度较快来形容，但其“较快”的具体内涵以及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全面的反映。因此，笔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统计表，希望通过这些统计表，对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演变全貌，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数量概念。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表11896—1937年中国银行设立、停业统计表

年度设立银行数(家)停业数(家)现存数(家)年度设立银行数(家)停业数(家)现存数(家)

1896111921271840

19021111922271948

19051111923252053

190622119247555

19073419259757

190843519267757

190911519272158

191016192816569

1911327192911377

1912141011193018689

19132112193116699

191431141932134108

191575161933153120

191643171934224138

191710918193518156

19181062219365161

19191692919373164

1920161431年月

不明者5050

合计390226164

说明：1.这里的中国银行指除在华外国银行以外的本国银行。

2.唐传泗和黄汉民先生曾对1925年以前成立的本国银行数量进行过考察（见《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据他们研究，1925年前成立、停业和存在的银行数量都比《银行年鉴》统计的数量要多。本文引用《银行年鉴》的资料在1927年前变化趋势与唐、黄先生的一致，而这里考察的主要是1927年以后的发展变化，故仍然引用该资料。

3.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一般以1897年即正式开业为准。统计表中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是以清朝政府批准的时间为准。

4.“现存数”一栏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页。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有关。第二段时期即本文重点论述的1927年至1937年，是银行业数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10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另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5页。）。同时，这时期与上一个高峰期相比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即1917年至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年至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家，停业率只有24％，明显低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表明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均好于上一个高峰期。表2显示了1934年后分类银行和分支行的数量演变情况。

表21934—1937年银行业分类、分支行及行员变动情况表

银行类别总行数(家)分支行数(家)行员数(人)

1934年1936年1937年1934年1936年1937年1936年1937年

中央及特许34425539049173419195

省市立20252622633146443295540

商业储蓄80807337238340889178903

农工2031368614

717325292515

专业13151546515613561243

华侨1091053303511801482

共计1461641641038133216272565228878

说明：1.1934年的“类别”原有10类，现将“国立和特许”银行合为“中央及特许”银行，将“省立”和“市立”银行合为“省市立”银行，将“实业”银行归入“农工”银行之中，故现分类为6类。

2.1934年的统计中无行员数。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A4页；1936、1937年的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0页。

从表2看，这几年银行总行的数量变化不明显，除农工银行数量有较大增长外，其他银行数量均变化不大，商业银行的数量甚至有所减少，但分支行的数量却有很大变化。其中，除华侨银行的分支行数减少外，其他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以中央银行、特许银行和省市立银行的分支行数增加明显，行员数量也有较大增长。特别是中央及特许银行本行只有4家，但分支行数和行员数均占第一位，远远超过其他银行，表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通过设立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为特许银行等手段，使其在银行业中的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进而对银行业也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当然，从总体上看，银行业的发展仍然保持着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稳中有增的趋势。

下面再从资本数量、储蓄存款及纯利润等几个银行资力方面的指标进一步考察这期间银行业的实力变化情况。

表3、表4（见第185页）中的实收资本、存款放款和纯益数字，均呈现出稳定的增长。其中，十年间实收资本和放款增加两倍多，而存款和纯益增加三倍多的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明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状况和增长水平。下面再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制作成统计表5（见第186页），从中可以对银行的实力得到更清晰的印象。

表31927—1936年银行实收资本统计表单位：万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的资料为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数字，因无具体的分类项目，故只有“共计”一栏数字。

2.“共计”栏下的指数为笔者计算。

3.原表单位为“元”，这里改为“万元”，万元后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处理。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新业印书馆，1933年）第311页；1932—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

表41927—1936年银行业各项存款、放款及纯益统计表单位：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为中国近代28家重要银行的统计数字。

2.各项指数均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314、315、326页；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6、A61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7、A53、A57页。

据表5，1932年时全国银行资产总额在30余亿元，1936年时，资产总额已增长到72余亿元。时隔4年资产总额增长近1.5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表51932—1936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统计表

年度资产总额(元)指数

19323003282010100

19333657736575122

19344295587071143

19355428652719181

19367275890751242

资料来源：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2页。指数为笔者计算。

以上统计显示的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但是，这期间银行业发展的缺陷和不足也相当突出，其中最明显的仍然是银行资本金额的普遍不足和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表6（见第186页）对1934年以后银行资本级别数的变动情况作出了统计。

表6全国银行资本级别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根据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数字计算；1936、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4页。

从表6看，直到1937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数量与1934年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仍只有74家，仅占银行总数的45％。资本在500万元—1000万元和1000万元以上的银行分别只有9家。银行总体资本仍然较为薄弱。

除银行资本的普遍薄弱外，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以下整理出的三个统计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银行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从表7看，江苏、浙江两省拥有的银行数，总行90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多；分支行572家，也占1／3强。全国银行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仅此一例，即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而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况，可通过表8进行观察。

表7全国各省银行分布情况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年和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7—18页。

根据表8，1936年时上海一市之银行总行即达58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5％；分支行182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13.7％。如以上述9城市银行数量合计论，则总行达99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61％，分支行386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29％。如以江浙两省银行所占全国银行总数的比例，与土地人口所占的比例加以比较，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表9中反映的就更为明显。

表8九大城市银行数量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6页。

表9全国银行分布比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9页。

以上主要是通过统计数字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银行业发展演变情况所作的一个大概考察。从这些统计表来看，尽管这期间银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银行业处于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则无可置疑。还在1925年即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中国华资银行的实力大体就能够与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业相抗衡，成为鼎足而三的一

方（注：参见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1927年至1937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业的基本停滞和钱庄业的衰退更形成鲜明的对照（详另文）。那么，导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什么问题？在前人对此的研究和回答中，是否还有关注不够或者遗漏之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无疑对深化认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乃至这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无意义。

检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都认为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关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原因，也多从内地农村破产、现金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后导致城市游资增多；国民政府成立后高折扣大数量滥发债券，银行从中获取丰厚利益；国民政府形成金融垄断网，获取超额利润以及银行业从事房地产业投机获取利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注：见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桑润生编著《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等。）。应该说，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触及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某些要因，都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原因的既有研究，都忽略了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例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在统治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与这些政策是否有关？这期间银行业自身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什么特点和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直接涉及银行业制度和银行业内部变化等因素的探讨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将这期间特别是1927年后10年间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制度因素和内在变化作为分析的重点，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特别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即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是因为那里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才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诺思所指的制度，并非“体制”，而是经济学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第225—226页。）。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经济制度变革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实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剧烈的时期更是如此。

如果以1927年以后的银行业与此前的银行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最大不同，是银行体制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等的不同银行组织体系（尽管这种组织体系仅仅是初步形成），以及一系列有关银行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变动如币制改革等等。导致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又与政权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经济金融政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期间南京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直接推动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一种与过去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不同的新型金融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从晚清末年开始兴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在数量上已发展到几十家，但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也无特色，相互之间也很难说有分工和统属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了银行，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是，192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一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与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构成了上下左右的银行层次，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二是在银行的专业领域中初步建立了分工。尽管这些变化与规范意义上的银行组织体系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此前相比，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追溯原因，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较之北洋政府，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的这10年间，其资本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在其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反映的更为明显。他们了解金融的重要性，也深知银行是掌控金融的关键。因此，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制度上对银行业进行宏观规划和改造。例如，在全国经济会议提出的金融议案中，首先就强调银行对国家的重要性，把金融与国家的关系比喻为血液与人身体的关系，认为“金融之于国家，犹血液之于人身，未闻血液浑浊而人身壮健者也，未闻金融紊乱而国家富强者也”，并指出，“方今国事渐平，训政肇始，整顿金融，自属亟不容缓之事”，而“欲期整顿金融，先应规定银行制度，厘定统一币制，整顿纸币办法，斯为急务”（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商务印书馆代印，1928年，第175页。）。

由于认定银行的“组织之健全与否，与金融之安稳有极大关系”，因此会议形成决议，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应“分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及普通商业国际汇兑银行等”类型建立。“国家银行组织之健全，为整理金融之前提，其要点在经理国家之收支”。而建立地方银行，则是“因国家银行之设立，太半系在中心地点，不能不有地方银行辅助之”。针对普通商业银行当时已经“设立甚多”的情况，会议提出，“当特设条例以规定之”。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认为，应当“以雄厚之资本作汇兑之事业，免为外国银行所垄断”（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40页。）。会议提交的议案别强调，“整理币制、改良圜法、统一财政及调济全国金融，均非有健全之国家银行不可”。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将其定位在掌控对外金融方面，认为“国际上关系当以贸易为最重要”，“非亟谋发展之道不可”，“而发展之方简洁言之，又非以提倡国际汇兑银行不为功”（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91、106—107页。）。并从对外汇款及汇票贴现、对外借款和调节金银进出口等三个环节进一步阐述设立国际汇兑银行的理由。

会议还分别议决了国家银行案、地方银行案、国际汇兑银行案、储蓄银行条例草案、农工银行条例草案和银行条例草案等议案。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财政部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议案中，同样将改良银行制度置于突出地位，明确提出：“银行政策恒与全国金融息息相关”，认为“今日为中国谋银行之发达，须行左列数事”，即组织中央银行，筹备汇业银行，提倡储蓄银行（注：详见《整理财政大纲案》，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大东书局代印，1928年，审查报告一，第18页。）。“确定银行制度”作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被纳入会议制定的“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具体规定是：“甲、组织国家银行以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乙、筹备汇业银行以为国内外汇款划抵周转之枢纽。丙、筹设农工银行以发展农工事业。”（注：《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类，第4页。）

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对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其作用不可忽视。此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成立，资本金2000万元，1935年增加到1亿元，全属官股，由财政部发行公债抵充，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同时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1935年又进一步增加官股，分别取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0％和55％的股权。同年将1933年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还于1930年成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专营储蓄汇兑。1934年成立了中央信托局，控制各种出口物资的收购业务和经办信托保险业务。这样就完成了对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改造。其他银行的分类和规划，也没有脱离这两次会议的思路和框架。而且，由于被赋予掌控对内对外的金融功能，国家银行和国际汇兑银行始终占有特殊的位置。

可以说，对于银行体系的规划和设置，是这一时期银行制度变化的一大特点。并且，这种对银行制度的干预和规划，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除上述内容外，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推出了一个《银行整理大纲》，把整理银行的步骤设定为三段：“第一段，先确立银行之性质，将现存银行加以区分；第二段，平均经济保管权限，使资金不致全部集中都市；第三段，实行联立政策，使银行业规率化合理化”。此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约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大纲已经在逐步推行。如“关于第二项。各银行之纷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已可证明其趋势，而苏浙各地之先后设立县乡银行，尤为此种政策之结果”。第三项“联立制度”，是“为实行（银行）合并政策”而采取的“初步之折衷办法”，实行的目的，是要使“银行的资本增加、势力雄厚”，是使“支出亦可减少”的措施。换言之，是对1935年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种应对办法。“自廿五年七月后，其合并方法与助长计划已在逐渐发动”，“廿五年江浙商业储蓄银行之并于中汇银行，廿六年太平银行之并于国华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广东实业银行、丝业银行之并于广东省银行”，“乃其先导也”（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07、116页。）。显然，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规划、改造和控制，一直没有停止。

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政策，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截至抗战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总额“共达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万余元，其中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独资经营，及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者，已超过两万五千万元以上，约占全国银行总资本额之大半。足证近年我国政府，对于为金融机关中枢之银行业，颇有控制之实力”（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第114页。）。

在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研究中，有不少人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提出批评。其中，尤以对“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制提出的批评为多。笔者认为，对于这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不应采取简单化的分析方式，我们在指出其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发展有一定压制作用，有利于实现一党一府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对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对这时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规划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成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制，符合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国际潮流，设立后，其作用也并非都是负面的，如无这时期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对银行业的整体规划，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脱离发展的幼稚期而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时，这期间金融业中的重大变化，如30年代在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次币制改革，即统一货币的废两改元和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如无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将会遭遇更多的艰难，路程也会更为漫长。

2.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在分析这时期银行业的演变时，还应当特别关注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状况。因为，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时期制定颁布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它与1908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条例》和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共同构成近代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演变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银行法律法规内容变化的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晚清、北洋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演变的某些轨迹和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注：这三部银行法可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银行法规”部分。）。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共51条，与1908年《银行通行条例》的15条、1924年《银行通行法》的24条相比，首先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据主持制定《银行法》的著名学者马寅初介绍，他是从7个方面确定这部《银行法》的立法原则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图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遏不当的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注：《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因此，这部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覆盖范围、监督内容及手段等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明显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组织。《银行法》一改前此两个银行法组织范围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具体形式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4种。同时规定，凡创办银行须注册者，应先订立章程，载明银行名称、组织、总行所在地、资本总额、营业范围、存立年限、创办者姓名住所等，如系招股设立的银行，还应订立招股章程，呈请财政部核准才得招募资本。（2）资本。《银行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额至少须达50万元。无限责任公司组织的银行，至少须达20万元。同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的责任。

摈弃独资、合名和合资的组织方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是公司组织，以及规定银行开办的最低资本额，显然是从如何规范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体现了规则制定者“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以及“图银行资本充实”的意图。如果说，这种规定与过去相比只是在内容上更进一步、更严格明晰的话，以下条文的规定，却是以往的银行法中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更值得关注。

《银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限责任组织之银行应于其出资总额外，照实收资本缴纳百分之二十现金为保证金存储中央银行。前项保证金在实收资本总额超过五十万元以上时其超过之部分得按百分之十缴纳，以达到三十万元为限。前二项之保证金非呈请财政部核准不得提取”。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组织之银行于每届分派盈余时，应先提出十分之一为公积金，但公积金已达资本总额一倍者不在此限”。第三十四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之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之资本及公积金百分之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超过部分之债务有各种实业上之稳当票据为担保者；二，超过部分之债务附有确实且易于处分之担保品者”（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E3—E5页。）。也就是说，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银行的放款总额不能超过实收资本及公积金的10％。

我们知道，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的经营习惯，或者可以说是中国悠久商事习惯中的特点，一是每年获利都分给股东，不作公积金积累；二是讲究商业传统，重视对人的信用，表现在经营上就是重视信用放款，不重视抵押贷款。应该说，这种习惯长期行之有效，但它适应交往相对简单、规模有限的农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银行是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讲究的是对物不对人，因此注重抵押贷款；讲究的是扩大再生产，因此注重公积金的积累。《银行法》的制定者把抵押贷款和公积金积累的规定纳入法律之中，作出明确规定，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制定者还因为有中西习惯上的差异，在规定中划出了非抵押放款百分比。但无论如何，这种规定是对过去金融传统在制度上的一种突破，是一种创新，对这期间银行业的稳定和实力的增强，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3.银行业理论的普及与银行业的发展在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制度变革的因素时，社会上对银行理论及银行制度引进、介绍和讨论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这种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对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作用不应低估。

西方银行理论自晚清开始传入中国，至北洋政府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由于重视金融银行，同时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扩大、商品流通增长，对资金信贷的需求大大增加，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巨额需求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良机，也从理论上增强了了解银行业的需求。这段时期，理论界银行界除引进介绍西方银行理论外，也出现许多针对中国银行制度，如中央银行制度问题、银行专业化问题、省县和地方银行建设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推进了社会对银行体制、组织、类型等的认识和接受，客观上对这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共出版了18部银行学著作，南京政府时期则出版了42部，其中翻译欧美名著15部，国人自撰27部，1937年前的10年中出版的占绝大部分。这时期理论界和银行界对银行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欧美的银行名著，如童致桢译自柯谋的《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制度》（1930年），李达理译自甘奈·马键的《欧美银行制度》（1934年），上海银行调查部经理资耀华编著的《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1936年），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刘冠英编著的《现代银行制度》（1937年）等。再一个是苏联的金融政策、理论和银行制度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过来。苏联的银行理论和银行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国人在探讨银行体制的构建时，不再仅仅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银行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据，而是将世界银行制度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银行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计划银行制度两种类型，并从这两种类型的对比分析中讨论中国银行体制的弃取。不少人得出这两种银行制度均存在缺陷，中国不能照搬任何一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而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制度特点的银行制度的结论。马寅初、吴其祥、吴承禧、崔晓岑等人还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建立的银行制度进行了检讨，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银行建设的看法（注：参见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当然，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最终以“四行二局”垄断金融体制的建立而结束，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在此前理论界和银行界对西方、苏联银行理论和制度的引进、介绍及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的探讨和追求，正是这些努力，直接间接地奠定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银行业内在因素的变化与银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间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压力减轻的因素，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往往就是这样，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再好，也需要有内在因素的呼应与配合，否则难以获得好的效果或取得成功。

分析193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从其内在因素方面考察，可以发现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这些特点带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色，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数目可观并了解现代西方银行制度、掌握其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银行家队伍初步形成，可说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内在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和其他变化的基础。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对西方银行了解还不多，对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都是以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为样板。1896年盛宣怀在向清政府上奏申办通商银行时，就明确声明：“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通商银行成立时，在其制定的章程中也公开表示：“本银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也因此，“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通商银行在上海总行的大班就是“延定英人美德伦”担任（注：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50页。）。可以想见，之所以用高薪延聘外国人（注：在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美德伦每年薪金为规银9000两，两年后可涨到1.2万两。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2页。），将银行经营大权拱手相让，实在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银行知识的人才才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华人不知务此”（注：盛宣怀语，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页。），“务此”又无人才的尴尬局面，经过多方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了明显改观。如前所述，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已从1家发展到164家，在这些银行企业中，一批年轻的中国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经历（注：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注：见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该书附有100位银行家小传，加上书中的10位共110位。）。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áo＠①、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人不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掌握西方现代金融银行知识，并且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这些人既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又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再加上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文化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经营理念，具有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痕迹，因此，使得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这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近代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必然在其经营文化和经营理念上得到体现，这也使此期的中国银行业表现出与在华外商银行和传统中国金融机构不同的特色。

首先，他们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把服务社会、服务对象民众化，作为自己银行经营的定位。如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认为：“凡储蓄信托一切业务所以运用之者，皆当以平民为目标”（注：转引自《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管理》第252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多次强调该行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以社会民众为立场，今日有此地位，是社会民众所赐予，换言之，吾人衣食所需，开支所出，亦为社会民众所赐予”（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第103页。）。因此他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定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页。）。金城银行总处则在致津、京、沪行的函件中告诫：“近来银行开设日多，对于顾客莫不力图便利，以广招徕。我行业务现尚未臻繁盛，亟应从各方面努力进行，以求发展。便利顾客一端，尤属不可忽视”（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把服务社会作为银行经营的宗旨，是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业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这种口号由近代中国银行家提出，与近代中国银行家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紧密的关系，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银行钱庄，在经济上绝无势力，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在华“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骄人气焰，实难向迩”有关。这一点，陈光甫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留美归国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前，任职于江苏银行，“苟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所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十时即往伺候，须至四五时方得办妥”。这种经历，使他痛感“上海之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之地位”。因此，1915年他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便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时提倡服务社会之宗旨，凡事不专以牟利为前提，而必须以代人服务为目的……我行之提倡服务，实开风气之先”。由于这种经营理念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回报，因此，这种经营理念不仅在中国银行业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效仿，而且扩展至其他行业，“不特银行均以服务为标榜，即香烟厂亦以服务为号召，无论大小商店无不以服务为言，甚至学校政界亦言服务矣”（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8—139页。）。

其次，在经营方针上，根据“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和中国社会实际，他们实行与外商在华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不同的经营措施。措施之一，是将目光聚集在社会闲散资金上。为此，他们推出创新的“一元储蓄”方式，大力吸收社会零散资金。提倡存款哪怕是点滴资金的存款，遂成为这时期中国金融业经营中前所未有的特色之一。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一向轻视吸收平民存款尤其是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在华外商银行也不屑进行这方面的业务，这就给新兴的中国银行业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和空间。银行这种金融组织的行业特点之一，是支付利息，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加上贷款利率贷放出去，赚取存贷之间的差价。因此，如何吸收存款和是否能吸收到存款，是银行业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眼光对准传统钱庄和在华外商都不注意的社会民众，努力吸收社会游资特别是广大平民的小额资金，提倡储蓄，不仅成为这时期中国银行业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中国银行业赚取利润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元储蓄”开办之初曾被外商银行和中国钱庄嘲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遭遇过“某地钱庄以100元来索开储蓄折100扣以事讥讽”之事，但因社会反响良好，在众多华商银行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普及，“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金城银行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开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约五十万元左右”（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为鼓励储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意“添制储蓄盒分发储户”，“即未满一元者，亦可领用储蓄盒，逐日将可储蓄之铜元银毫积贮其中，得有成数即送交本行收入折内”，并将此种办法“多方宣传，使民众了解储蓄之功效，鼓舞储蓄之兴趣”（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11页。）。为宣传储蓄，金城银行也“印了宣传的小本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以为提倡”（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还开办了形形的储蓄种类，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教育储蓄、婴孩储蓄、婚丧嫁娶礼券储蓄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到大中学校去开办学生储蓄。另外，这些银行还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想尽办法设立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品种和服务种类，不少都是首创。

此外，他们还打破过去银元存款不给息的惯例（注：过去商业惯例，存款一般按规元记账，不按银元收受存款，钱庄即使在“迫于事实需要及顾客情面，有时亦收受银元存款”时，经同业公议，也“不能计给利息”，且“牢守旧例，不肯改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吸收存款，首开规元和银元均可开户之例，并且银元存款也付利息，“银元付息，本行实开其端”。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以后，“无一家银行有对银元存款不给息之说”。上述引文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95、96页。），通过建立和加强与洋商大户及国外银行的联系发展国内外汇兑业务等，为自身成长发展开辟道路。为规避经营风险，在经营中厚提公积以及实行高额准备的华商银行也不在少数。

中国银行业实行的这些举措，使其储蓄存款额得以持续上升，实力不断壮大。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时资本总额仅10万元，实收不过8万余元，1927年存款即达3132万余元，1936年更达16901万余元，是同期资本金500万元的33倍多（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701页统计表6。）。

在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间的关系方面，近代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日趋密切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中国近代银行业并不占优势。其中原因除了此时中国近代工矿业的数量不是太多，银行业的力量也相对有限外，还与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中，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奠定下雄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套顺应中国商人经营的习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金融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对近代工矿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范围都有显著增加（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一章。），如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达281万元，1923年增为759万元，1927年又增为1532万元（注：《金城银行史料》，“前言”，第14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末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也达360万余元，“占全部放款总额的19.9％”（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61页。）。但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27—1937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前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的增长方面，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据统计，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149万余元，1933年增为16338万余元，1936年又增为29125万余元，7年间增长约2.18倍（注：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5页表13。）。王宗培曾对1932年至1939年的100家企业资本构成情况做过调查，这100家公司自有资本总额262206767元，其中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包括少量钱庄借款）为114846975元，占自有资本的32.95％（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7页表9。）。在对近代工商企业的放款中，民族资本银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一般占其放款总额的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体在30％以上，浙江兴业银行的比例更高，一般在50％左右，最多达到61.9％（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7页表14。）。引人关注的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每年增加投放3000—5000余万元。1936年底的余额，工业贷款8022万元，商业贷款4亿元”（注：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交通银行“截至二十五年度年终止，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较二十四年度激增至3555万余元，以与二十一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十倍左右”（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的放款活动中，除放款额稳步增加外，放款时还根据中国国情，实行抵押和信用放款相结合而以抵押放款为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抵押放款是以货物、证券、土地、房屋等实物为凭信，借款人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债主可以处分抵押品以之抵债。因此这种放款属于“对物”信用。信用放款则并无任何抵押品为之保证，全凭借款人之信用为保证，是“对人”信用。与西方不同，信用放款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这一点，正如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所说：“银钱两业虽同为金融机关，然实有根本不同之点。盖钱业放款，凭对方信用，故称信用放款，历来如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5页。）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经商习惯，不少银行自己设立调查处，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调查，在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信用放款和透支业务。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也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途径。30年代，“沪津汉各埠银行同业，更设有中国征信所，专任各业信用之调查，报告银钱同业，以备参考”（注：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页。）。

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上升和地位独立的另一标志，是银行业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近代信用发达，工商交易，全凭票据行之，现金交付，仅十之一”（注：中国通商银行编印《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第23页。）。票据的汇划交换和贴现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随着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和银行界同人的积极倡导下，1933年1月，新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结束了此前银行业票据清算仰赖钱业汇划总会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摆脱了对其他行业的依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航运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学术界在涉及此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演变时，一般都用速度较快来形容，但其“较快”的具体内涵以及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鲜见有全面的反映。因此，笔者首先整理了以下统计表，希望通过这些统计表，对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演变全貌，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数量概念。

首先从银行设立的数量上进行观察。为有一个具体比较，现将中国出现首家银行的1896年至1937年40余年间各年设立和停业的银行数目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1896—1937年中国银行设立、停业统计表

年度 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年度　设立银行数(家)　停业数(家)　现存数(家)

1896

1

1

1921

27

18

40

1902

1

1

1

1922

27

19

48

1905

1

1

1

1923

25

20

53

1906

2

2

1

1924

7

5

55

1907

3

4

1925

9

7

57

1908

4

3

5

1926

7

7

57

1909

1

1

5

1927

2

1

58

1910

1

6

1928

16

5

69

1911

3

2

7

1929

11

3

77

1912

14

10

11

1930

18

6

89

1913

2

1

12

1931

16

6

99

1914

3

1

14

1932

13

4

108

1915

7

5

16

1933

15

3

120

1916

4

3

17

1934

22

4

138

1917

10

9

18

1935

18

156

1918

10

6

22

1936

5

161

1919

16

9

29

1937

3

164

1920

16

14

31

年月

不明者

50

50

合计

390

226

164

说明：1.这里的中国银行指除在华外国银行以外的本国银行。

2.唐传泗和黄汉民先生曾对1925年以前成立的本国银行数量进行过考察（见《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据他们研究，1925年前成立、 停业和存在的银行数量都比《银行年鉴》统计的数量要多。

本文引用《银行年鉴》的资料在1927年前变化趋势与唐、黄先生的一致，而这里考察的主要是1927年以后的发展变化，故仍然引用该资料。

3.中国的第一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一般以1897年即正式开业为准。统计表中出现的时间为1896年，是以清朝政府批准的时间为准。

4.“现存数”一栏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7—8页。

从统计表看，在这40余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晚清时期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足10家，总体说来无足轻重。两次大战间有两段时期是银行创立的高峰期，即1917年至1923年和1928年至1935年。前一段时期显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即与一次大战从外部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难得的机遇有关。第二段时期即本文重点论述的1927年至1937年，是银行业数量增长的又一个高峰。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在分析这10年的银行业发展时总结说：“在此十年中，新设之银行达一百三十七家，其中已停业者仅三十一家，现存者达一百另六家，占现有银行三分之二强，易言之，现有银行一百六十四家，其中三分之二，均成立于最近十年之内。可见此短短十年实为我国银行史上之重要阶段”（注：《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5页。）。同时，这时期与上一个高峰期相比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即1917年至1923年成立银行131家，停业95家，停业率达72.5％。1928年至1935年成立银行129家，停业31 家，停业率只有24％，明显低于1917年至1923年时期，表明银行业在第二个高峰期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均好于上一个高峰期。表2显示了1934 年后分类银行和分支行的数量演变情况。

表2　1934—1937年银行业分类、分支行及行员变动情况表

银行类别

总行数(家)

分支行数(家)

行员数(人)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4年　1936年　1937年　1936年　1937年

中央及特许

3

4

4

255

390

491

7341

9195

省市立

20

25

26

226

331

464

4329

5540

商业储蓄

80

80

73

372

383

408

8917

8903

农工

20

31

36

86

147

173

2529

2515

专业

13

15

15

46

51

56

1356

1243

华侨

10

9

10

53

30

35

1180

1482

共计

146

164

164

1038

1332

1627　 25652　 2

8878

说明：1.1934年的“类别”原有10类，现将“国立和特许”银行合为“中央及特许”银行，将“省立”和“市立”银行合为“省市立”银行，将“实业”银行归入“农工”银行之中，故现分类为6类。

2.1934年的统计中无行员数。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A4页；1936、1937年的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0页。

从表2看，这几年银行总行的数量变化不明显， 除农工银行数量有较大增长外，其他银行数量均变化不大，商业银行的数量甚至有所减少，但分支行的数量却有很大变化。其中，除华侨银行的分支行数减少外，其他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以中央银行、特许银行和省市立银行的分支行数增加明显，行员数量也有较大增长。特别是中央及特许银行本行只有4家，但分支行数和行员数均占第一位， 远远超过其他银行，表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通过设立中央银行和改组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为特许银行等手段，使其在银行业中的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进而对银行业也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当然，从总体上看，银行业的发展仍然保持着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稳中有增的趋势。

下面再从资本数量、储蓄存款及纯利润等几个银行资力方面的指标进一步考察这期间银行业的实力变化情况。

表3、表4（见第185页）中的实收资本、存款放款和纯益数字， 均呈现出稳定的增长。其中，十年间实收资本和放款增加两倍多，而存款和纯益增加三倍多的情况，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明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状况和增长水平。下面再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制作成统计表5（见第186页），从中可以对银行的实力得到更清晰的印象。

表3　1927—1936年银行实收资本统计表

单位：万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的资料为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数字，因无具体的分类项目，故只有“共计”一栏数字。

2.“共计”栏下的指数为笔者计算。

3.原表单位为“元”，这里改为“万元”，万元后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处理。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新业印书馆，1933年）第311页；1932—1936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9页。

表4　1927—1936年银行业各项存款、放款及纯益统计表　 单位：元

附图

说明：1.1927—1931年为中国近代28家重要银行的统计数字。

2.各项指数均为笔者计算。

资料来源：1927—1931年的数字见《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第314、315、326页；1932—1935 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6、A61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7、A53、A57页。

据表5，1932年时全国银行资产总额在30余亿元，1936年时， 资产总额已增长到72余亿元。时隔4年资产总额增长近1.5倍，增速不可谓不快。

表5　1932—1936年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统计表

年度

资产总额(元)

指数

1932

3003282010

100

1933

3657736575

122

1934

4295587071

143

1935

5428652719

181

1936

7275890751

242

资料来源：1932—1935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5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2页。指数为笔者计算。

以上统计显示的是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但是，这期间银行业发展的缺陷和不足也相当突出，其中最明显的仍然是银行资本金额的普遍不足和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表6（见第186页）对1934年以后银行资本级别数的变动情况作出了统计。

表6　全国银行资本级别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34年的数字根据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数字计算；1936、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44页。

从表6看，直到1937年，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数量与1934年相比，虽有一定的增长，但仍只有74家，仅占银行总数的45 ％。 资本在500万元—1000万元和1000万元以上的银行分别只有9家。银行总体资本仍然较为薄弱。

除银行资本的普遍薄弱外，银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更为严重。以下整理出的三个统计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银行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从表7看，江苏、浙江两省拥有的银行数，总行90家， 占全国银行总数的一半多；分支行572家，也占1／3强。 全国银行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仅此一例，即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而银行在各大城市的分布情况，可通过表8进行观察。

表7　全国各省银行分布情况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年和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7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7—18页。

根据表8，1936年时上海一市之银行总行即达58家， 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5％；分支行182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13.7％。如以上述9城市银行数量合计论，则总行达99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61％， 分支行386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的29％。如以江浙两省银行所占全国银行总数的比例，与土地人口所占的比例加以比较，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表9 中反映的就更为明显。

表8　九大城市银行数量统计表

附图

资料来源：1925、1934年的数字见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12页；1936年的数字见《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A16页。

表9　全国银行分布比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19页。

以上主要是通过统计数字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银行业发展演变情况所作的一个大概考察。从这些统计表来看，尽管这期间银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银行业处于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则无可置疑。还在1925年即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中国华资银行的实力大体就能够与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业相抗衡，成为鼎足而三的一方（注：参见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1927年至1937年， 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外资银行业的基本停滞和钱庄业的衰退更形成鲜明的对照（详另文）。那么，导致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什么问题？在前人对此的研究和回答中，是否还有关注不够或者遗漏之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进一步深入探讨，无疑对深化认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乃至这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无意义。

检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大都认为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关于这种快速发展的原因，也多从内地农村破产、现金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后导致城市游资增多；国民政府成立后高折扣大数量滥发债券，银行从中获取丰厚利益；国民政府形成金融垄断网，获取超额利润以及银行业从事房地产业投机获取利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注：见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桑润生编著《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

5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等。）。应该说，这些分析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触及了银行业快速发展的某些要因，都有其符合事实的一面。但是关于银行业发展原因的既有研究，都忽略了直接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例如，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银行业快速发展在统治期间表现得特别突出与这些政策是否有关？这期间银行业自身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有什么特点和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直接涉及银行业制度和银行业内部变化等因素的探讨还很少。鉴于此，笔者将这期间特别是1927年后10年间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制度因素和内在变化作为分析的重点，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影响银行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因素

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特别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即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是因为那里最早进行了产权结构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法兰西和西班牙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们才在竞争中失败并大大落伍了（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诺思所指的制度，并非“体制”，而是经济学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第225—226页。）。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经济制度变革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实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剧烈的时期更是如此。

如果以1927年以后的银行业与此前的银行业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最大不同，是银行体制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等的不同银行组织体系（尽管这种组织体系仅仅是初步形成），以及一系列有关银行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金融领域中的种种变动如币制改革等等。导致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又与政权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经济金融政策的影响　经济金融政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强制性的特点。这期间南京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直接推动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体系。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一种与过去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不同的新型金融组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从晚清末年开始兴办，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三十余年间，虽然在数量上已发展到几十家，但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也无特色，相互之间也很难说有分工和统属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有了银行，但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是，192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一是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与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构成了上下左右的银行层次，初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二是在银行的专业领域中初步建立了分工。尽管这些变化与规范意义上的银行组织体系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状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与此前相比，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追溯原因，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金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较之北洋政府，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的这10年间，其资本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特点，在其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反映的更为明显。他们了解金融的重要性，也深知银行是掌控金融的关键。因此，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即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制度上对银行业进行宏观规划和改造。例如，在全国经济会议提出的金融议案中，首先就强调银行对国家的重要性，把金融与国家的关系比喻为血液与人身体的关系，认为“金融之于国家，犹血液之于人身，未闻血液浑浊而人身壮健者也，未闻金融紊乱而国家富强者也”，并指出，“方今国事渐平，训政肇始，整顿金融，自属亟不容缓之事”，而“欲期整顿金融，先应规定银行制度，厘定统一币制，整顿纸币办法，斯为急务”（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商务印书馆代印，1928年，第175页。）。

由于认定银行的“组织之健全与否，与金融之安稳有极大关系”，因此会议形成决议，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应“分国家银行、地方银行及普通商业国际汇兑银行等”类型建立。“国家银行组织之健全，为整理金融之前提，其要点在经理国家之收支”。而建立地方银行，则是“因国家银行之设立，太半系在中心地点，不能不有地方银行辅助之”。针对普通商业银行当时已经“设立甚多”的情况，会议提出，“当特设条例以规定之”。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认为，应当“以雄厚之资本作汇兑之事业，免为外国银行所垄断”（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40页。）。会议提交的议案别强调，“整理币制、改良圜法、统一财政及调济全国金融，均非有健全之国家银行不可”。至于国际汇兑银行，会议将其定位在掌控对外金融方面，认为“国际上关系当以贸易为最重要”，“非亟谋发展之道不可”，“而发展之方简洁言之，又非以提倡国际汇兑银行不为功”（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91、106—107页。）。并从对外汇款及汇票贴现、 对外借款和调节金银进出口等三个环节进一步阐述设立国际汇兑银行的理由。

会议还分别议决了国家银行案、地方银行案、国际汇兑银行案、储蓄银行条例草案、农工银行条例草案和银行条例草案等议案。在随后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财政部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议案中，同样将改良银行制度置于突出地位，明确提出：“银行政策恒与全国金融息息相关”，认为“今日为中国谋银行之发达，须行左列数事”，即组织中央银行，筹备汇业银行，提倡储蓄银行（注：详见《整理财政大纲案》，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大东书局代印，1928年，审查报告一，第18页。）。“确定银行制度”作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被纳入会议制定的“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具体规定是：“甲、组织国家银行以国库、发行钞币、整理金融为唯一任务。乙、筹备汇业银行以为国内外汇款划抵周转之枢纽。丙、筹设农工银行以发展农工事业。”（注：《财政部十七年度财政施行大纲》，《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类，第4页。）

应当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对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其作用不可忽视。此后，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成立，资本金2000万元，1935年增加到1亿元， 全属官股，由财政部发行公债抵充，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同 时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1935年又进一步增加官股，分别取得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50％和55％的股权。同年将1933年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此外还于1930年成立了邮政储金汇业局，专营储蓄汇兑。1934年成立了中央信托局，控制各种出口物资的收购业务和经办信托保险业务。这样就完成了对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改造。其他银行的分类和规划，也没有脱离这两次会议的思路和框架。而且，由于被赋予掌控对内对外的金融功能，国家银行和国际汇兑银行始终占有特殊的位置。

可以说，对于银行体系的规划和设置，是这一时期银行制度变化的一大特点。并且，这种对银行制度的干预和规划，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除上述内容外，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推出了一个《银行整理大纲》，把整理银行的步骤设定为三段：“第一段，先确立银行之性质，将现存银行加以区分；第二段，平均经济保管权限，使资金不致全部集中都市；第三段，实行联立政策，使银行业规率化合理化”。此后，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约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大纲已经在逐步推行。如“关于第二项。各银行之纷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已可证明其趋势，而苏浙各地之先后设立县乡银行，尤为此种政策之结果”。第三项“联立制度”，是“为实行（银行）合并政策”而采取的“初步之折衷办法”，实行的目的，是要使“银行的资本增加、势力雄厚”，是使“支出亦可减少”的措施。换言之，是对1935年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种应对办法。“自廿五年七月后，其合并方法与助长计划已在逐渐发动”，“廿五年江浙商业储蓄银行之并于中汇银行，廿六年太平银行之并于国华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合并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广东实业银行、丝业银行之并于广东省银行”，“乃其先导也”（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107、116页。）。显然，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银行业的规划、改造和控制，一直没有停止。

考察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经济金融政策，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截至抗战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总额“共达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万余元，其中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独资经营，及由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者，已超过两万五千万元以上，约占全国银行总资本额之大半。足证近年我国政府，对于为金融机关中枢之银行业，颇有控制之实力”（注：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第114页。）。

在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研究中，有不少人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提出批评。其中，尤以对“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制提出的批评为多。笔者认为，对于这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不应采取简单化的分析方式，我们在指出其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发展有一定压制作用，有利于实现一党一府独裁统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对中国近代银行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对这时期整个中国银行业的规划和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成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制，符合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国际潮流，设立后，其作用也并非都是负面的，如无这时期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对银行业的整体规划，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在短时期里脱离发展的幼稚期而成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同时，这期间金融业中的重大变化，如30年代在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次币制改革，即统一货币的废两改元和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法币改革，如无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将会遭遇更多的艰难，路程也会更为漫长。

2.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　在分析这时期银行业的演变时，还应当特别关注银行业法律法规的变化状况。因为，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时期制定颁布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它与1908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条例》和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共同构成近代中国银行业法律法规演变的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从银行法律法规内容变化的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晚清、北洋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演变的某些轨迹和这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注：这三部银行法可参见《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银行法规”部分。）。

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共51条，与1908年《银行通行条例》的15条、1924年《银行通行法》的24条相比，首先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据主持制定《银行法》的著名学者马寅初介绍，他是从7 个方面确定这部《银行法》的立法原则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图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遏不当的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注：《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因此， 这部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尤其是在覆盖范围、监督内容及手段等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明显的变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组织。 《银行法》一改前此两个银行法组织范围包罗万象的做法，明确规定，银行应为公司组织。具体形式可分为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无限公司4种。同时规定， 凡创办银行须注册者，应先订立章程，载明银行名称、组织、总行所在地、资本总额、营业范围、存立年限、创办者姓名住所等，如系招股设立的银行，还应订立招股章程，呈请财政部核准才得招募资本。（2）资本。 《银行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的银行，其资本额至少须达50万元。无限责任公司组织的银行，至少须达20万元。同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的责任。

摈弃独资、合名和合资的组织方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是公司组织，以及规定银行开办的最低资本额，显然是从如何规范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提出的，体现了规则制定者“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以及“图银行资本充实”的意图。如果说，这种规定与过去相比只是在内容上更进一步、更严格明晰的话，以下条文的规定，却是以往的银行法中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更值得关注。

《银行法》第十四条规定：“无限责任组织之银行应于其出资总额外，照实收资本缴纳百分之二十现金为保证金存储中央银行。前项保证金在实收资本总额超过五十万元以上时其超过之部分得按百分之十缴纳，以达到三十万元为限。前二项之保证金非呈请财政部核准不得提取”。第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组织之银行于每届分派盈余时，应先提出十分之一为公积金，但公积金已达资本总额一倍者不在此限”。第三十四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之放款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之资本及公积金百分之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超过部分之债务有各种实业上之稳当票据为担保者；二，超过部分之债务附有确实且易于处分之担保品者”（注：《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五章，E3—E5页。）。也就是说，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银行的放款总额不能超过实收资本及公积金的10％。

我们知道，钱庄票号等传统中国金融组织的经营习惯，或者可 以说是中国悠久商事习惯中的特点，一是每年获利都分给股东，不作公积金积累；二是讲究商业传统，重视对人的信用，表现在经营上就是重视信用放款，不重视抵押贷款。应该说，这种习惯长期行之有效，但它适应交往相对简单、规模有限的农业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银行是从西方引进的制度，是工业化的产物，讲究的是对物不对人，因此注重抵押贷款；讲究的是扩大再生产，因此注重公积金的积累。《银行法》的制定者把抵押贷款和公积金积累的规定纳入法律之中，作出明确规定，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且，制定者还因为有中西习惯上的差异，在规定中划出了非抵押放款百分比。但无论如何，这种规定是对过去金融传统在制度上的一种突破，是一种创新，对这期间银行业的稳定和实力的增强，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3.银行业理论的普及与银行业的发展　在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银行制度变革的因素时，社会上对银行理论及银行制度引进、介绍和讨论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实际上，这种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对推动银行制度建设的作用不应低估。

西方银行理论自晚清开始传入中国，至北洋政府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由于重视金融银行，同时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扩大、商品流通增长，对资金信贷的需求大大增加，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巨额需求等原因，客观上造成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良机，也从理论上增强了了解银行业的需求。这段时期，理论界银行界除引进介绍西方银行理论外，也出现许多针对中国银行制度，如中央银行制度问题、银行专业化问题、省县和地方银行建设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推进了社会对银行体制、组织、类型等的认识和接受，客观上对这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北洋政府时期共出版了18部银行学著作，南京政府时期则出版了42部，其中翻译欧美名著15部，国人自撰27部，1937年前的10年中出版的占绝大部分。这时期理论界和银行界对银行理论和制度建设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欧美的银行名著，如童致桢译自柯谋的《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制度》（1930年），李达理译自甘奈·马键的《欧美银行制度》（1934年），上海银行调查部经理资耀华编著的《英美银行制度及其银行业之现状》（1936年），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刘冠英编著的《现代银行制度》（1937年）等。再一个是苏联的金融政策、理论和银行制度的著作也被翻译介绍过来。苏联的银行理论和银行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国人在探讨银行体制的构建时，不再仅仅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银行理论中寻找理论根据，而是将世界银行制度分为资本主义的自由银行制度和社会主义的计划银行制度两种类型，并从这两种类型的对比分析中讨论中国银行体制的弃取。不少人得出这两种银行制度均存在缺陷，中国不能照搬任何一种类型的银行制度，而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制度特点的银行制度的结论。马寅初、吴其祥、吴承禧、崔晓岑等人还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建立的银行制度进行了检讨，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银行建设的看法（注：参见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当然，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最终以“四行二局”垄断金融体制的建立而结束，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在此前理论界和银行界对西方、苏联银行理论和制度的引进、介绍及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制度的探讨和追求，正是这些努力，直接间接地奠定了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基础，推动了这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银行业内在因素的变化与银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间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压力减轻的因素，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给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往往就是这样，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再好，也需要有内在因素的呼应与配合，否则难以获得好的效果或取得成功。

分析193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从其内在因素方面考察，可以发现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这些特点带有明显的中国社会特色，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一支由本国人组成的、数目可观并了解现代西方银行制度、掌握其经营和管理方式的银行家队伍初步形成，可说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内在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和其他变化的基础。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时，中国人对西方银行了解还不多，对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更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都是以英国在华的汇丰银行为样板。1896年盛宣怀在向清政府上奏申办通商银行时，就明确声明：“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通商银行成立时，在其制定的章程中也公开表示：“本银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也因此，“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通商银行在上海总行的大班就是“延定英人美德伦”担任（注：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9、50页。）。可以想见，之所以用高薪延聘外国人（注：在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美德伦每年薪金为规银9000两，两年后可涨到1.2万两。 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52页。），将银行经营大权拱手相让，实在是因为缺乏具有专业银行知识的人才才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华人不知务此”（注：盛宣怀语，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第3页。）， “务此”又无人才的尴尬局面，经过多方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有了明显改观。如前所述，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已从1家发展到164家，在这些银行企业中，一批年轻的中国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 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经历（注：徐矛、顾关林、姜天鹰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注：见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该书附有100位银行家小传，加上书中的10位共110位。）。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áo＠①、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这些人不仅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掌握西方现代金融银行知识，并且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 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这些人既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又有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再加上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文化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经营理念，具有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痕迹，因此，使得这时期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与此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这是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近代中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必然在其经营文化和经营理念上得到体现，这也使此期的中国银行业表现出与在华外商银行和传统中国金融机构不同的特色。

首先，他们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把服务社会、服务对象民众化，作为自己银行经营的定位。如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王志莘认为：“凡储蓄信托一切业务所以运用之者，皆当以平民为目标”（注：转引自《近代中国金融企业管理》第252页。）。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多次强调该行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他认为：“本行以社会民众为立场，今日有此地位，是社会民众所赐予，换言之，吾人衣食所需，开支所出，亦为社会民众所赐予”（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印《陈光甫先生言论集》，1949年，第103页。）。 因此他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定的行训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8页。）。金城银行总处则在致津、京、沪行的函件中告诫：“近来银行开设日多，对于顾客莫不力图便利，以广招徕。我行业务现尚未臻繁盛，亟应从各方面努力进行，以求发展。便利顾客一端，尤属不可忽视”（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把服务社会作为银行经营的宗旨，是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业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的。这种口号由近代中国银行家提出，与近代中国银行家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紧密的关系，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银行钱庄，在经济上绝无势力，均仰鼻息于外国银行”，而在华“外国银行及其买办之骄人气焰，实难向迩”有关。这一点，陈光甫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在留美归国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前，任职于江苏银行，“苟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所不能，即欲见帐房亦不可得……十时即往伺候，须至四五时方得办妥”。这种经历，使他痛感“上海之金融势力，实无华人立足之地位”。因此，1915年他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便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时提倡服务社会之宗旨，凡事不专以牟利为前提，而必须以代人服务为目的……我行之提倡服务，实开风气之先”。由于这种经营理念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回报，因此，这种经营理念不仅在中国银行业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效仿，而且扩展至其他行业，“不特银行均以服务为标榜，即香烟厂亦以服务为号召，无论大小商店无不以服务为言，甚至学校政界亦言服务矣”（注：《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第138—139页。）。

其次，在经营方针上，根据“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和中国社会实际，他们实行与外商在华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钱庄不同的经营措施。措施之一，是将目光聚集在社会闲散资金上。为此，他们推出创新的“一元储蓄”方式，大力吸收社会零散资金。提倡存款哪怕是点滴资金的存款，遂成为这时期中国金融业经营中前所未有的特色之一。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一向轻视吸收平民存款尤其是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在华外商银行也不屑进行这方面的业务，这就给新兴的中国银行业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和空间。银行这种金融组织的行业特点之一，是支付利息，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起来，加上贷款利率贷放出去，赚取存贷之间的差价。因此，如何吸收存款和是否能吸收到存款，是银行业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眼光对准传统钱庄和在华外商都不注意的社会民众，努力吸收社会游资特别是广大平民的小额资金，提倡储蓄，不仅成为这时期中国银行业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中国银行业赚取利润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元储蓄”开办之初曾被外商银行和中国钱庄嘲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遭遇过“某地钱庄以100元来索开储蓄折100扣以事讥讽”之事，但因社会反响良好，在众多华商银行中迅速得到响应和普及，“不数年，同业均依照办理，成为通常之惯例”。金城银行还到冯玉祥的军队中去开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约五十万元左右”（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页。）。为鼓励储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意“添制储蓄盒分发储户”，“即未满一元者，亦可领用储蓄盒，逐日将可储蓄之铜元银毫积贮其中，得有成数即送交本行收入折内”，并将此种办法“多方宣传，使民众了解储蓄之功效，鼓舞储蓄之兴趣”（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11页。）。为宣传储蓄， 金城银行也“印了宣传的小本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以为提倡”（注：《金城银行史料》，第146 页。）。这时期中国银行业还开办了形形的储蓄种类，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教育储蓄、婴孩储蓄、婚丧嫁娶礼券储蓄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到大中学校去开办学生储蓄。另外，这些银行还代收牛奶费、水电费、学费等等，想尽办法设立各种灵活方便的储蓄品种和服务种类，不少都是首创。

此外，他们还打破过去银元存款不给息的惯例（注：过去商业惯例，存款一般按规元记账，不按银元收受存款，钱庄即使在“迫于事实需要及顾客情面，有时亦收受银元存款”时，经同业公议，也“不能计给利息”，且“牢守旧例，不肯改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吸收存款，首开规元和银元均可开户之例，并且银元存款也付利息，“银元付息，本行实开其端”。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以后，“无一家银行有对银元存款不给息之说”。上述引文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95、96页。），通过建立和加强与洋商大户及国外银行的联系发展国内外汇兑业务等，为自身成长发展开辟道路。为规避经营风险，在经营中厚提公积以及实行高额准备的华商银行也不在少数。

中国银行业实行的这些举措，使其储蓄存款额得以持续上升，实力不断壮大。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成立时资本总额仅10万元，实收不过8万余元，1927年存款即达3132万余元，1936年更达16901万余元，是同期资本金500万元的33倍多（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第701页统计表6。）。

在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间的关系方面，近代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日趋密切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中国近代银行业并不占优势。其中原因除了此时中国近代工矿业的数量不是太多，银行业的力量也相对有限外，还与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中，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奠定下雄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套顺应中国商人经营的习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在金融市场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对近代工矿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范围都有显著增加（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一章。），如金城银行1919年对工商企业和铁路的放款达281万元，1923年增为759万元，1927年又增为1532万元（注：《金城银行史料》，“前言” ，第14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6年末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也达360万余元，“占全部放款总额的19.9％”（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61页。）。 但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1927—1937年。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前述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的增长方面，更表现在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与国民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上。

据统计，上海15家重要银行1930年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总额是9149万余元，1933年增为16338万余元，1936年又增为29125万余元，7 年间增长约2.18倍（注：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5页表13。）。王宗培曾对1932年至1939年的100 家企业资本构成情况做过调查，这100家公司自有资本总额262206767元，其中从银行借入的资金（包括少量钱庄借款）为114846975元，占自有资本的32.95％（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67页表9。）。在对近代工商企业的放款中，民族资本银行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金城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一般占其放款总额的2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体在30％以上，浙江兴业银行的比例更高，一般在50％左右，最多达到61.9％（注：参见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第67页表14。）。引人关注的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和交通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中国银行的“工商业贷款每年增加投放3000—5000余万元。1936年底的余额，工业贷款8022万元，商业贷款4 亿元”（注：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交通银行“截至二十五年度年终止，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较二十四年度激增至3555万余元，以与二十一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十倍左右”（注：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的放款活动中，除放款额稳步增加外，放款时还根据中国国情，实行抵押和信用放款相结合而以抵押放款为主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抵押放款是以货物、证券、土地、房屋等实物为凭信，借款人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债主可以处分抵押品以之抵债。因此这种放款属于“对物”信用。信用放款则并无任何抵押品为之保证，全凭借款人之信用为保证，是“对人”信用。与西方不同，信用放款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这一点，正如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所说：“银钱两业虽同为金融机关，然实有根本不同之点。盖钱业放款，凭对方信用，故称信用放款，历来如是。”（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5页。 ）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经商习惯，不少银行自己设立调查处，对贷款对象进行信用调查，在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信用放款和透支业务。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也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途径。30年代，“沪津汉各埠银行同业，更设有中国征信所，专任各业信用之调查，报告银钱同业，以备参考”（注：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9页。）。

中国近代银行业实力上升和地位独立的另一标志，是银行业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近代信用发达，工商交易，全凭票据行之，现金交付，仅十之一”（注：中国通商银行编印《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第23页。）。票据的汇划交换和贴现可以节省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随着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和银行界同人的积极倡导下，1933年1月， 新成立的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结束了此前银行业票据清算仰赖钱业汇划总会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摆脱了对其他行业的依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两次大战间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演变，表现在多个方面，我们在看到其发展中确实有不符合常规的一面也就是有“畸形”一面的同时，应当充分重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环境下，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制约这一点，其成长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重视取得的成就和中国人付出的努力，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及金融界、政界、理论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其必然的一面。分析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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