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经济范文

古代商业经济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古代商业经济篇2

摘 要：明代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在两者的作用下伴随而来的是明代商业到达中国古代以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明代商人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商业文化。官与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更为明代吏治腐败与最终灭亡埋下了一定的诱因。关键词：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经济中图分类号：Z1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3-02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定都应天，建立大明帝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大一统时代。在明朝276年的历史发展当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明代的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崛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并最终与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不断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传统的社会结构。一、农业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一切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农业的核心就是农民。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农民既要辛勤耕作，又要承受徭役地租苛捐杂税的压榨。因此农民起义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代代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1]。维持农民“驯服”依靠的是伦理宗族，而宗族、伦理纲常之所以维系，依靠的正是古老中国的农本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重视农业的社会传统。因此恢复农业生产也就成了明代统治者重建社会生活，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无论是明代的开国皇帝还是之后的几代君王都已恢复农业，发展农业作为首要大事来抓。既为了恢复元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创伤，“也为未来确定了一种崭新的方向，即明清帝国的主要基础就是农业”[2]。明代统治者在恢复农业方面实行移民垦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的三大方针。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明代，移民垦荒成了提供土地的最好手段。明太祖就曾发出慨叹：“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3]。因此，明太祖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垦荒拓土，统一后又对于新开垦的土地免去三年租赋，更是颁布法令肯定农民战争后土地变更的既成事实。大量荒地的开垦为明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屯田本起源于魏晋时期，它是一项受战乱而力图恢复农业生产的手段。明代屯田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尤以军队屯田更是明初恢复农业生产的一重大举措，也可视为全国移民垦荒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移民垦荒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让明代初期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尖锐。政府又开始鼓励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有麻棉桑枣这些早期的经济作物种类，后来更是从外国引进如玉米、烟草、甘薯等诸多高产经济作物。这就不仅暂时解决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商业因素。大量垦荒、大兴屯田、种植经济作物，正是在这三大方针的指导下，明代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数量直线上升。“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4]。农业的发展，为明中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商人阶级崛起从而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长期是农业的附属产业之一，在重农的传统价值本位之下，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在社会生产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手工业大多以官营为主，生产的产品虽质量处于上乘，也曾大量传播于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手工业产品存在的目的是用于贵族的享乐与奢侈糜烂的生活。始终不曾让古老的中国产生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商业革命”。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不再需要所有的劳动人口均束缚在土地之上。因此，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大大增加，手工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而手工业又直接促进了交换，因而商业资本在明朝逐渐壮大。明代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这其中又以制瓷业与盐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瓷器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明代瓷器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江西景德镇更是成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代前期官窑占主导地位，政府常派内廷宦官去各地监造，以供统治者享乐。明代后期则由民窑取代官窑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瓷器行业甚至出现了“官搭民烧”的形式。这时民窑出产的产品不但技术水平已很高，所制青花等品类的瓷器更是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代表而蜚声海外。很多来自外地的商人和游民的加入为民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一社会现象是之前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由官营转向民营这一现象在制盐业也同样存在。盐是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备的资料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故此古代盐作为重要的资源牢牢的为政府所垄断。政府专卖的时代背景下贩私盐更成了古代的大罪之一。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盐课折银的实行和两淮商人凭盐引购盐，并卖与市场这类现象的出现，政府对盐的垄断出现了一定的放松。甚至出现民间富裕的灶户雇佣贫困者经营制盐这种出现在国家垄断资源中雇佣现象，为后来盐业民营的趋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制瓷业和盐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蓬勃发展为明代社会创造出了大量的消费产品，这些产品由于质量卓越，且为民营，故此流入市场当中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和消费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商人群体，并且最终形成了明代不同于以前独特的商业文化。三、商业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都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时随着市场的逐渐繁荣，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明代的商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为城镇经济的兴起，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首先，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崛起。不仅以首都南北二京为代表的传统大都市繁荣依旧，一些新的市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大量兴起。“江南地区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是物产最丰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3]。以汉口为代表的城镇崛起依靠的则是便捷的交通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优势。江南的一些工商业市镇更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繁华。城镇经济的崛起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其次，明代商人阶层的崛起。明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仅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明代的市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供应，把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拉的更为紧密。商业深入到生活当中，这就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抛去了过去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方向性。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活动，转而依靠乡土为纽带，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组织严密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福建的闽商、广东的粤商等等。这些以亲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商帮的出现不仅让商人阶层更加壮大，更提高了他们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外部竞争力，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体制内商业团体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商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业文化。

最后，明代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明代形成了“重利重义”的商业价值观。商人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商人都把重利变成一种本能的反映。然而中国深处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圈之中，儒家的义利观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即便商人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观念让明代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传统儒家的义看得格外重要，道德原则成了明代商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使诚信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准则之一。第二，重视乡土，血缘关系一直伴随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宗法制的因素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乡土观念对明代商业也同样产生着影响。明代商帮组织以乡里宗族为依托，宗族、地域无形中成为加入这些组织的第一要素。但是他们仅仅以地域为纽带，无形中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内部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市场的形成。第三，促使官与商两大阶层开始走向融合。这是与以前任何时代不同的一大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做官与经商这两种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在所谓四民的划分当中，士居首而商居末。在这种认识的背后有更深的经济内涵。中国古代官意味着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1]。正是这一特点使经商之人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再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而用资本谋取入仕为官，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妇孺皆知的典型。正因为有了商人为扭转社会地位谋求官职的这一需要，因此明代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同时，官员们见经商有利可图，也纷纷投入经商的行列之中。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许多官员更是利用职务大肆搜刮百姓，形成明末官场极度腐败的一个重大诱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官商阶层走向融合让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并且严重制约了中国后来的近代化。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就此结束，回顾明朝27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明代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水平迅速提高，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5]。特别是商人阶级的崛起，更是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一方面明代经济的繁荣让中国仍然处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中心，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物质动力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官商两大阶层走向联合更是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最大阻碍之一。回顾这段中国“近代化前夜”走过的道路与社会变化才是这段历史的最大价值。参考文献：[1]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古代商业经济篇3

年份1题型1考点20131选择题1封建土地所有制2013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农具2013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之官营手工业2013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之纺织业2013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20131材料解析题1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之城市发展20131选择题1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政策20131材料解析题1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特点20131材料解析题1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变化2012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农业2012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手工业20121选择题1重农抑商政策2012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20111材料解析题1古代中国的农业2011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手工业2011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商业20111选择题1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金题点睛】

1.（2013・全国新课标卷）明朝有人描述在广东大庾岭所见：“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过南者月无百驮，过北者日有数千。”这表明当时

A.岭南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北方

B.岭南是商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C.以物易物是商贸的主要方式

D.区域差异造成长途贸易兴盛

答案：D

解题技巧：本题是创设了情境来考查关于明朝商业发展的表现。在解答本题时应抓主旨信息，主旨信息即关键性的、核心的和具有导向性的信息。材料着重说明的是“金帛轻细之物”属于“北货过南者”，“盐铁粗重之类”属于“南货过北者”，这是基于区域差异而造成明朝时期长途贸易兴盛。故D项符合题意。当然从材料信息中也不能得出A、B、C选项中的“高于”、“主要地区”、“主要方式”等信息。

变式练习明后期松江人何良俊记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谋生）者又十之二三也。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据此可知

A.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农业的衰退

B.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动

C.财富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分化加剧

D.无业游民增加促成了工商业的发展

答案：B

2.（2013・江苏单科・4）清前期《望江南百调》唱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材料反映了

A.仕商身份界限完全打破

B.商业发展改变社会风气

C.地方商业均由官员经营

D.政府摒弃传统抑商政策

答案：B

解题技巧：本题考查的是清朝商业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考查对材料信息的理解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从题干材料信息主要体现的是：商人侨寓扬州，经营盐业和典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购买了豪华的园林，又捐钱买官，既驰骋于商界，又混迹于官场，沉溺于有钱有势、亦官亦商的富贵生活之中，乐不思蜀，定居在扬州，连自己的家乡也懒得回去了。A、C中“完全”、“均”是绝对化表述，仅以这一段材料并不能得出如此绝对化的观点，D与材料信息和历史史实不符，综合材料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商业发展”、“社会风气”变化等完整信息，故正确答案选B。

变式练习白寿彝《中国通史》指出：“自北魏产生，经历隋唐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国家所有的田制。”在这一“田”制下

A.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

B.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

C.农民只需向国家缴纳赋税

D.无主荒地由国家重新分配

答案：D

3.（2013・福建文综・15）《唐六典》记：“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新唐书》载：“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长矛）之工，二年……教作者传家技。”这表明唐代工匠

①频繁更换工种②长期在官府作坊干活③职业是世袭的④是临时工人

A.①②B.②③

C.①③D.③④

答案：B

解题技巧：本题考查的是古代官营手工业内容。本题中的“频繁更换”与“世袭”、“长期”与“临时”都是相互矛盾的，必要排除其一，而从本题材料中“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显示不得更换工种及职业世袭等，说明①是错的，排除A、C两项；《新唐书》例举四种工种的服务期限，最少二年，所以②正确。

变式练习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宰相王涯上奏：“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骋以康庄，此最为僭越。伏请切令禁断。”以下对当时商人地位的判断，错误的是

A.经济地位优越

B.政治地位低下

C.遭受全社会的鄙视

D.实际上没有自由民的平等地位

答案：C

【重点突破】

1.古代农业的耕作技术

从原始农业开始，中国农业就有自己的特色。粟和水稻是我国北方和南方土生土长的品种。以主要农作物为线索分别讲述耕作技术就更清晰了。粟、麦是旱地栽培，水稻是水田种植，这是两个技术系统。我国西周时期，北方农业已出现垄作法，将作物种在垄上，叫条播，这样可以加深耕土层，提高地温，应对旱涝，提高产量。战国至西汉，垄作条播逐渐普遍。西汉时，赵过推行“代田法”，实行垄与沟轮换耕种，这样使土地每年都得到充分利用，又可以使地力得到恢复。为了保持地力、增加产量，战国时农民把用地与养地结合，使“地力常新”。西汉时，北方小麦与粟轮作，三年两熟。南北朝以前，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了。南方到唐宋时，水田耕作技术才普遍精细化，隋唐时才普及育秧移栽，从而为双季稻和稻麦连作复种提供了条件。耕作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工具的改进和定型，如耧车、曲辕犁等。旱田的耕作技术中心是抗旱保湿；水田则是烤田（排水干田）、排灌。

2.小农经济

精耕细作的实现是以个体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实际上，在古代很长时期小农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先进的。中国古代前期劳役较重，实行租庸调制以后渐以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实行实物、货币地租促使农民更多地关心提高亩产量，力求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因此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劳作更精细。宋代，租佃经营已经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形式。佃农对地主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弱，佃农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有利于农业的稳步发展。明清时，租佃制普遍实行，江南一些地方地主还赋予佃农永佃权，佃户租佃的土地可以传给后代，地租也相对固定，佃农也有增产的积极性。现在学术研究一致认为，在现代化之前，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小农经济较快发展的阶段，脱离农业支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而是皇帝、官僚统治下的赋税量太大，小农根本没有积累，无法扩大再生产，高度强化的政治体制制约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3.土地制度

常用的概念叫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其主要形式。如果细分为君主私有、地主私有和自耕农私有，这是以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土地私有制为前提。但应该注意到中国古代没有完整意义的、现代观念的土地“私有制”，或者说“私有产权”没有保障机制。我们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秦、汉、唐、明都有过大规模强制迁徙豪富的事情，涉及几十万人，无论他们的财产来源如何，田产一律化为乌有。再如关于土地兼并，其不被国家认可的原因就在于赋税的流失及对私有权的漠视，封建政府为此实行均田制，保证自耕农的土地，限制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清查大地主土地的实际数目等。农民的土地也是无论来源，都要负担国家定量的赋税和徭役，土地的经营权也不能完全自主，中国古代的农民都可以说是国家的佃户，土地所有权是有限度的，赋税负担是强制性的。西欧的自耕农阶级在身份上是自由人，他们不承担国家的赋役，只向庄园主承担义务。自西汉以来，历代法律有专门的户籍法，政府通过户籍控制土地和人口，保证赋税、徭役的征发，维持帝国行政的运转，但对私人土地所有权没有产权界定，上个朝代认可的地契，到下个朝代未必好使。私有权应具有绝对的唯一性，私有制不发达、私有权没有保障是古代中国的特点。西欧中世纪不是这样。贝内特在《英国庄园生活》一书中告诉我们，英格兰庄园中的佃户可以通过法庭获得自由和对土地的占有权。近代中国仍然漠视私有和自由，屡屡将侵害私有制视为革命行动，视“私”字为万恶之源，形成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实践证明，私有权在经济发展中并不是坏事，也不是能够阻挡的现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历史的进步。

4.官营手工业中的雇募制度

唐代开始出现“和雇匠”，官营作坊因人手不足，出资雇佣临时工匠。受雇者付出劳动，领取报酬。中唐以后，应役匠人因纳资代役制度的实行而逐渐减少，“和雇匠”逐渐增多。宋代的工匠大多系雇募而来，控制相对放松，官府按当时通行标准付给工匠报酬，明中期以后，官府工匠可交纳“班匠银”代替服役，政府再出钱雇募工匠进行生产。工匠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促进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5.古代商业发展

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体现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关系）、货币种类和币值的稳定性、商业资本的规模、商人和“商帮”的数量、市场的规模和政府的管理方式、交通贩运的保障条件以及商业城市的涌现等方面，还包括“农商并举”的商业政策，政府规范对“市”的有效管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现象，不仅冲击着“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观念，也在冲击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影响全方位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思想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对市井生活的影响和市民阶层的扩大、经济区域的产生、人口流动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商业城市（城市中的商业功能）和工商业市镇的出现、地域商人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税收模式和结构的改变、商业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发达等等都有影响，要立足文明史观和社会史观，全方位进行考量。

6.重农抑商政策与重商主义的认识

重农抑商政策：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政策。

（1）重农、抑商的表现：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政府奖励耕织、轻徭薄赋政策、兴修水利等；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歧视等等。如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改革币制等措施。

（2）原因：是基于保护小农经济、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持社会的秩序等角度。

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里，认为“农业立国”、“农为国本”，只要国家有库存余粮，有可战之民，朝廷赋税之源充足，就不怕一切灾荒、侵略，国基就稳固，商业的大力发展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根基。重农抑商政策适应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一是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甚而使农田荒芜，威胁国本、易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叛乱”势力。商人和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破坏，有些商人甚至富可敌国，财富不是帝王的赏赐而得到的，而是其自己创造的，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工商业主用其拥有的财富来逾越宗法制度，显示自身的尊贵，使封建等级制度堤防日益溃坏；商业和商人是对传统的“均平”伦理秩序的破坏。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官民关系来讲，是贵贱尊卑等级秩序；就民众之间的秩序来讲，就是一种“均贫”或“均平”秩序。商业的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必然时刻威胁破坏着小农社会的均平的、宁静停滞的生活伦理；商业是对封建社会风气的一种破坏。商业活动正好时刻开民欲，刺激物欲，造成社会的攀比风气，使社会风气败坏。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商业使人奸诈，农业使人厚朴。只有采取种种措施使农尊而商卑，作为国家的基础的小农经济才能巩固。

（3）影响：从积极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从消极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是运用政治权力，采取超经济方式对民间私营工商业实施抑制打击，本质上是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要求和发展规律相矛盾的，阻碍工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进程。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农民破产，影响农业生产，激化了阶级矛盾。不利于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进步。国民容易形成小农经济思想，表现为眼光狭隘、安于现状、闭关自守，商人为改变地位低下的状况，买官置地，阻碍了扩大再生产。统治阶级对商人的鄙视，使社会对商业不予重视，必然影响到与此相关的商业文化的发展，“重农抑商”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而且超过了经济领域，成为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4）抑商与重商：古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商业活动的综合经济效益，以及利用商业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认为抑商思想和抑商政策“虽亦有之，但相形之下，远比重商思想和重商政策来得逊色。抑商的法律形同虚设，重商、隆商才是历史的真相。”抑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抑制富商豪民，首先打击的是富商大贾，其次是抑制中小商贩的人数过多。抑商政策中，只有遏止农民经商、保障粮食生产是大多数王朝传承的政策。对私营商业完全抑制、排斥不行；单纯依靠不加管制会与国争利，而且危害百姓。重农是封建社会历代的一贯政策，抑商则并非贯彻始终。商鞅变法中的抑商政策，目的是将商业的利益集中于国家之手，指导思想是重官商、抑私商，商鞅亲自主持统一度量衡，也有保护商业运营的意义。汉武帝打击私商，培养官商，实行；司马迁提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政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中唐以来，朝廷鼓励海外贸易、实行官商分利政策，宋朝王安石通过官营商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南宋以后，对私人商业很少压制，经济政策相对宽松；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徽商、晋商等商帮、遍布全国的大小商镇网络，也不能反映出抑商政策。

（5）西方重商主义：在15、16世纪的英法等国，适应资本主义生长中对货币积累和扩大市场的需要而产生，盛行于17世纪的欧洲，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逐渐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取代。重商主义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只有通过出超，政府应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扮演积极的、保护主义的角色，特别是使用关税保护小企业，竭力进行海外扩张，争夺海外贸易，它促进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经济政策的启示：经济政策应符合经济规律，顺应形势及时调整，科学决策。注重经济规律与国家经济职能之间的关系，经济比例要协调。政府应关注民生，保持社会和谐。

7.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先后形成过两个中心：“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的经济中心，后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南宋至元朝，南方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北方“到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甚至在江南的一些地方，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1）经济重心处于北方的时期：从先秦时期以来到唐朝。

原因：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技术进步，政治中心等优势。表现：夏商周时期农业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自己地域作了较大的开发。秦汉时，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18个经济区分布来看，其中有13个在黄河流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如关中平原地区、关东地区：《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从隋唐时期的农业进步、如北方水利、耕作技术、手工业中心、城市等均反映出经济重心的地位。

（2）经济重心处于南方。变化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方开发较快时期――在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向南开始移动――宋朝时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实质过程已完成――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发展。表现：唐朝后期，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北方有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而南方有“扬一益二”之称，宋朝时南方除农业外，纺织业发达，商业繁荣，出现了大批繁华城市，宋朝江南人口已经占全国一半以上，长江下游已经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重要城市的分布重心东移南迁，汴京、临安、广州、泉州、福州、成都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十分繁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总和明显高于北方，故宋代有所谓的“苏湖热，天下足”、“苏常热，天下足”之称，明清以来，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经济也发展起来，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长江下游经济继续发展，商业城市不断涌现，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东南沿海的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珠江流域的经济地位有了较大的发展。明代的南京、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城市。原因：北方战祸多且持久、频繁，如民族战争、军阀混战、安史之乱；南方则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北方自然条件变化，相对恶劣，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如气候、地形等，土地利用率高；水力资源充足；南方海外贸易发达，并引进了大量农作物新品种。

（3）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的启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外来先进劳动力和及时引进最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经验（科学技术）；正确的决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与环境发展相协调。从经济安全、社会和谐的角度来看应追求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区域的多元化。经济重心的变迁从农工商城市人口的分布、国家的行政区划分布、丝绸之路的变迁、人才的分布、文化教育的发达程度也都能体现。注重用生态史观、环境史学观来研究经济重心变迁，关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一面也有紧张对抗一面。

8.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

（1）发展变迁：“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于汉朝，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分，其中陆上是始于汉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南北两路，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到公元7世纪至9世纪的唐朝，陆上“丝绸之路”极为繁荣，9世纪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以中国南方城市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随着明清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海上丝绸之路衰落。下图分别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从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宋元以来的外贸图的比对中，能看到丝绸之路明显的变化，如起点多样化，有扬州，广州，西安等，终点的延伸，路更远、路线更繁杂、还能看到从陆路到海路的发展，海陆丝绸之路都经历了曲折发展、衰落，外贸商品从丝绸到瓷器、茶叶的变化等。

（2）变迁的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原因：汉唐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丝绸业的繁荣，新的商业中心的兴起，政府相对开明的政策，国家的统一、民族关系的友好，封建盛世的到来；唐朝的繁盛及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吸引了不同方向的国家与之开展交往，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想与东方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加强联系。丝绸相对轻便、不易破损，陆上运输较为便捷。

（3）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原因：

政治原因：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唐朝与大食作战战败，威望急剧下降；“安史之乱”，国力迅速衰落；吐蕃乘机北上，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北方的分裂，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等，导致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环境严重恶化。

经济原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也加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随着造船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海上贸易提供了技术条件；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海上运输的周期和成本降低，安全性提高。海上贸易成为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政府重视。宋朝以来制瓷业的发展，在外贸产品比例中上升。

主观因素：陆上丝绸之路也有自身的弱点，而海上有自身的优点：交通安全问题，海路不像陆路那样容易受别国家牵制，可以自由通航。贸易的商品问题。陆上丝绸之路位于中国西北，地处内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是丝绸、瓷器、茶叶的生产基地，又是造船、航海最发达的地区，陆上丝绸之路远离商品产区，而海上则相反。海上运输的运载量比骆驼之类的运输工具的运载量大，而且运费低廉，尤其运送陶瓷最为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问题。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与位于太平洋的国家贸易，陆上丝绸之路根本无法办到，而海路也能到达。中国沿海海岸线绵长，有不少海港城市。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25题，每题2分，共50分）

1.（原创）《吕氏春秋・审时》中记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反映出

A.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农业生产

B.强调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C.重视在农业生产中人的重要

D.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自然观

2.（改编）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农书》强调生产要“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在人事方面，则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活动。这表明我国古代农业

A.自给自足B.因地制宜

C.精耕细作D.男耕女织

3.（改编）《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时代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如有畦，瓜瓠果疏殖於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它所体现的基本经济特征是

A.精耕细作B.自给自足

C.比例协调D.体系完备

4.（原创）下列各项中反映中国古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与其他三者不同的是

A.“为田开阡陌封疆”

B.“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C.“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

D.“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

5.（原创）下表为唐江南九州户数表（单位：户），由此可知

州名1苏州1鄂州1洪州1饶州1吉州1衡州1邵州1泉州1汉州开元户数1680931191901554041140621343811135131123301307541477元和户数110080813861819l12914611614l0251180471180001355711889《元和郡县图志》（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年）（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

A.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B.江南经济得到一定开发

C.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D.江南农业比工商业发达

6.（原创）解读以下三幅示意图，它们最有可能反映的历史现象是

A.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

B.海陆丝绸之路的变迁

C.重农抑商政策推行过程

D.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

7.（原创）秦汉时期，编入国家户籍中的平民称为“齐民”。户籍中详载编户的姓名、年龄、籍贯、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等。编户民口……未经允许，不得迁徙。一旦丢掉户籍流亡，被抓住后，要罚做管家奴婢。该材料说明了

A.国家对户籍的管理实行严格的控制

B.国家绝对禁止人口的流动

C.国家户籍管理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D.国家对户籍管理趋向松弛

8.（原创）《项奎虎丘山诗》：“当时吴王剑，砺光裂岩幽。”右图所示吴王剑虽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但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被中外专家视为中国先秦兵器中的稀世珍宝。可谁也不知如何炼就，即使使用最先进的现代技术也难复制。导致此种技艺失传的原因不包括

A.古代中国统治者不重视研究新技术

B.行业之间相互隔绝，新技术难以推广

C.传统工艺过去只限于家族内部传承

D.“工官”制度局限了水准较高的手工技艺的服务范围

9.（原创）史籍记载，西汉初期，大工商业者“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可见该时期

A.制盐冶铁行业出现较大规模的民营作坊

B.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

C.民营手工业规模和技术超过官营手工业

D.民营作坊采用水力鼓风和高炉炼铁技术

10.（原创）司马迁极力推崇汉初的“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经济措施，认为政府的商业政策应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反映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

A.与民争利B.工商皆本

C.顺应自然D.政府干预

11.（改编）日野开兰郎在《唐宋时期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二》中写道：“以坊市对立为特征，而官僚与市籍市人聚居的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郡县城市，让位于一种新型的称为‘城郭户’的居民聚居的、附有城厢工商区的新型封建城市。”这则材料主要说明了

A.古代城与市尚未完全结合

B.城市的政治职能逐步增强

C.市民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D.城市的商业职能逐步增强

12.（原创）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规定：“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公元619年，唐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百姓年满五十者，皆免课役。唐朝均田制规定，老男、残疾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突出反映汉唐时期

A.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

B.土地兼并得到抑制

C.重视百姓的养老问题

D.百姓赋役负担减轻

13.（原创）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于世。出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这一景象说明中外交往中

A.在集市从事贸易的商人来自十个国家

B.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海港

C.众多的外国商人青睐中国的瓷器和茶叶

D.北宋政府在此设立供外商居住的蕃坊

14.（改编）据记载，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知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贩卖乳香达30万，纲首蔡景芳招诱船货，收息钱达98万，都各补授从九品“承信郎”官衔，赐予“公服履笏”。材料说明

A.海外贸易是为了满足达官贵人对奢侈品的需求

B.市舶司领班为了提高自己待遇而招徕外国货船

C.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崇尚洋货，追求奢华

D.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15.（原创）司马光曾说：“自古丰岁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平时一斗直百钱者，不过直四五十文，更急责之则直三二十矣。”这主要说明

A.宋朝时粮食价格波动大

B.农民与市场联系密切

C.政府政策对物价影响大

D.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

16.（原创）古代社会一些官吏、文士、商贾、僧侣等出游，特别重视和集中于城。这是因为城市

A.人口相对比较集中

B.人文和自然较好的结合

C.有比较完整的建筑群落

D.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

17.（原创）明朝中后期，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由此可见

A.明朝推行积极的开放政策

B.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够民间需求

C.明朝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

D.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初步形成

18.（原创）仔细阅读下表，有关表中信息理解错误的是

明弘治至万历年间商业税收情况表

时间1税收收入

（万两）1在太仓库所占

比重（%）弘治十五年（1502年）1813万历六年（1578年）132.518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140.75110A.商税对国家财政贡献增加

B.商业在经济比重中增大

C.商业贸易繁荣、利润丰厚

D.重农抑商政策不再推行

19.（原创）《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风俗考》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一作‘唤找’）。这反映了明代丝织业中

A.工匠之间竞争相当激烈

B.产生了雇佣劳动关系

C.私营手工业规模不断扩大

D.工匠与机户关系紧密

20.（原创）《清圣祖实录》载：“（康熙）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由此可知，清初康熙“开海贸易”的主要目的

A.防止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B.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C.防止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

D.增加税收来充实兵饷

古代商业经济篇4

(一)商文化

商丘是商部族的发祥地、华裔商人的起源地和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建都地。《史记•殷本纪》上就有“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契后来成为了商人的祖先。在甲骨文中，“商”字上像鸟冠，下像穴居，意思是穴居的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并把商作为自己的族名。数百年后，契的六世孙王亥用牛拉着装载有货物的木车往来于其他部落，用货物换取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商业。后来商汤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封建制王朝———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所以商丘又被称之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二)木兰文化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忠孝、勇敢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妇女的种种美德，而这样一位女英雄正是出自商丘。

(三)老庄文化

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故里在商丘民权。他留给我们众多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等，并提出了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等重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历史文物遗迹

商丘文物遗迹众多，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被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有气势雄伟的西汉梁孝王汉墓群，还有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的故居，等等。

二、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时，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1］。认真考察商丘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蕴含的商业价值，既利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促进商丘经济发展。商丘作为六朝古都，其商丘传统文化蕴含有多层面的商业价值。

(一)历史价值

商丘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远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燧人氏、炎帝、颛顼和帝喾，更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从燧人氏钻木取火，摆脱了茹毛饮血时代，到炎帝创造了农耕文明，再到阏伯六世孙王亥的商时代，商丘见证了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文明变革，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四大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都是商丘人。墨子“兼爱、尚贤、节用、非攻”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又教育了生活在纷繁喧闹的都市的人们去淡泊名利，发现真我，感悟人生。正是这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丘人民，使商丘具有了独特的品牌文化。

(三)旅游价值

商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40余处，其中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是中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它外圆内方的构造像一巨大的古钱币造型，城内地势为龟背形，如今古城内街道仍保存着古代的建筑风貌;建于北宋时期的应天书院是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王陵墓群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使商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四)艺术价值

商丘的戏曲文化和民间舞蹈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梆子戏于乾隆年间传入商丘，受当地民俗民风、语言及乡土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河南豫剧豫东调;“四平调”是商丘的地方戏，结合了评剧、京剧、梆子等剧种的曲调，以花鼓为主，曲调四平八稳;商丘的民间舞蹈如龙灯、高跷、舞狮、竹马、挑花篮等更多是由远古时期部落聚会、祭祀仪式沿袭下来的“肢体语言”，代代相传，在娱乐中又有历史的沉淀。不论是戏曲还是民间舞蹈都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它们浓厚的地方色彩展现了商丘独有的魅力。

三、商丘传统文化商业价值的发展策略

商丘作为六朝古都，是拥有五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后，留给了我们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以实现十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着宣传商丘传统文化，发展商丘经济的宗旨，笔者对充分开发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具有以下设想。

(一)弘扬“商”文化，让商丘走向世界

2004年5月，“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商丘，最终以考古实物和史料记载为支撑得出商丘是中国商族、商人商业和商文化起源地的结论，从此商丘被正式推崇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文化成为商丘的标志。自2006年至今，商丘已成功举办过四届华商文化节，在2012的第四届华商文化节上成功签约项目216个，总投资413亿元，可见文化对地方经济的极大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趁着第四届华商文化节的春风，加大对“商文化”的宣传，使“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还可以通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关“商文化”的宣传片，举办商业会议，发起寻找王亥后人的活动等，让“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让全世界的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商人知道商丘，来到商丘，让商丘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二)与地方高校联合，共创文化繁荣

商丘高校数量位居河南省第四位，有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等，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这也是宣传商丘传统文化的有利资源。近年来，商丘的文化产业逐渐形成规模，主要以商丘演艺界团、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商丘豫剧团为主，但在现在网络、电视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仍需建立更多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产业，这就需要与地方高校的新兴人才培养相结合。

1．与影视表演专业对接，成立商丘话剧团，编排一些关于火的起源、木兰从军、庄子寓言故事等剧目，并在全国巡演。一方面可以赢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商丘，让更多的人知道商丘和商丘的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当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2．与动画专业对接，打造关于商丘传统文化的动画片，在目前国内优秀动画片稀缺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颇有前景的文化产业。

3．与计算机专业对接，组建游戏研发团队，将商丘历史上的部落争斗、商汤历史等融入游戏之中，使人在玩游戏的同时知道商丘，了解商丘。

(三)打造旅游经典，改造古城风貌

近年来商丘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入，对各个旅游点都进行了维护，道路通畅，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景点比较分散、没有成型的商业圈等，不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应。因此，需要重点推出品牌旅游点，而商丘古城就可以成为商丘的明星旅游区。现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叠压着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等六座古城，是现存唯一的一座八卦城、水上城，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古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城门外的护城河，现在已开发成南湖风景区。南湖附近还有著名的应天书院和为纪念“安史之乱”中守睢阳殉难的张巡、许远等人而建的张巡祠。从南门进入古城，可以见到孔子曾经在此讲学的归德府文庙、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侯方域的故居壮悔堂以及清代富商穆炳坛家族的穆氏四合院。浏览这些集各个时期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商丘古城，领略时空交错的历史，这就是商丘古城的价值。但是从南门走到北门，把景点一一浏览完毕也就只需要半天的时间，说明古城除了这些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加入新的文化理念，对此笔者有以下构想。

1．迁出部分古城居民，打造景区完整性。目前的古城是集居住、商业、景区于一体的，作为景区来说，存在杂、乱、脏的问题，古城特色的建筑风格也没有完整地呈现。这就需要整顿古城景区，将部分居民迁出或迁至，以保证整个景区的完整性。

2．加入民俗表演，充分展现传统文化。在商丘的古城景区加入民俗表演或民俗活动，例如在侯方域的壮悔堂定时上演经典昆曲《桃花扇》等，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让游客更好地融入景区。

3．融入现代元素，开发南湖景区。美丽宽广的南湖湖水荡漾，坐在扁舟中可以观赏古城风貌。但除了划船、戏水、垂钓，还缺少一些现代的、时尚的适合年轻人的项目。笔者认为可以将南湖两侧打造成集娱乐、餐饮于一体的酒吧街，不仅能让游玩一天的游客放松休息，更能让人感受到现代与古代文化的冲撞，展现商丘古城独特的魅力。

四、结论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地方文化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商丘传统文化包含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旅游和艺术价值，立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商品经济的需要和大众精神的需求，打造受国内外市场欢迎的经典项目和创意产品，让传统文化转变为生产力，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商丘发展的前景，应列入政府的重要决策。

古代商业经济篇5

【关键词】土耳其；葡萄牙；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与15世纪后半期伟大的海上发现处于同一时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两个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土耳其人切断了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有伟大而古老的商路，因而欧洲就不顾一切探索通往东方的其它商路。1498年，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时，终于发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时间东方的商路转移了，‘但是在土耳其势力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之间极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一系列与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无关的动机导致了像葡萄牙的亨利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人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当通往印度的道路打通时，便发现该道路占有商业的根本优势。’从1507年起，他们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便不使任何香料沿着过去的商路经过。”

一、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

1500年前后世界是处于从中古向近代的大变动时代，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种混乱状态对传统商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古早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主要操纵在拜占庭帝国手中。拜占庭帝国由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控制了地中海周围的重要经济发达区域，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所以中古早期的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北部商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而南部商路也主要是经过拜占庭的地中海各个港口将商品进行中转。拜占庭拥有强大的海上商船队和地中海舰队，这对于控制地中海运输，打击海上行掠者，威慑沿海国家和保持商路畅通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刺激着欧洲人。罗马教皇梦想控制东西方贸易，通过禁止基督教徒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打击通过伊斯兰世界的商路。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国家阻碍了伊斯兰世界与地中海港口的贸易。骑士团和十字军的行动对于传统商路是一场浩劫。“十字军东侵，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战争破坏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东方商品不再大批集中到特拉比仲德和君士坦丁堡，也很少经过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各港口，再由意大利商船转运到西方。”

中古晚期，各个商业强国都希望通过垄断贸易获得商业霸权。地中海商业强国为了这个目的发动战争和支持海盗行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利用十字军殖民行动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通过在拜占庭势力范围的渗透获取贸易特权，以图取代拜占庭的地中海商业霸权。“威尼斯数世纪以来几乎垄断了与埃及的贸易，在1302年，与苏丹签订了一项新条约。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殖民地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甚至阿拉伯的史料都提到了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拜占庭帝国内部也获得了成功。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居留地。“1180年，那里已有一块居住着大约60000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在十四世纪时，佩拉郊区实际上是一个热那亚人的市镇。”威尼斯人主导第四次，进攻拜占庭帝国企图垄断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热那亚人支持拜占庭复国，打击威尼斯的商业垄断利益。这些战争和海盗行为破坏了地中海贸易。

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势力范围的发展对地中海西部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国王詹姆士一世征服了战略位置重要的西地中海岛屿马略卡岛，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大门。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使得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实现了对西西里的占领，实现了在地中海扩张的第二个步骤。1235年，阿拉贡人企图把撒丁岛的比萨人撵走。“对于比西西里更远的战场，阿拉贡也兴味不减，从1326年到1387年间，一个阿拉贡公爵控制着雅典公国。1289～1335年和1393～1398年之间，西西里占据了杰尔巴和克肯纳诸岛，并以此为据点，控制东柏柏尔。”通过这些征服战争，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控制了从巴塞罗那到阿尔及尔的航线和从巴塞罗那到南部意大利、希腊和爱琴海的航线，成为地中海贸易的有力竞争者。

土耳其人支持过境贸易。这首先是帝国生存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其次，中东自然条件使其依赖商业。二世尝试着让他的首都成为帝国境内所有种族和各种者的世外桃源。二世扩大了国际贸易，结束了拜占庭统治时期拜占庭人给欧洲人的贸易特权。这样奥斯曼本国的商人就能在国际贸易中占一席之地。

土耳其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损害了欧洲垄断商业帝国的殖民利益。拜占庭帝国后期经济贸易被热那亚和威尼斯人所控制。东地中海和黑海成为了它们的经济殖民地。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政策，基督教侵略势力被赶出小亚细亚陆地。“内格勒蓬岛还是在1479年被攻占；罗得岛于1522年失守；希俄斯岛1566年不费一枪一弹就被人占领；1570和1572年间，敌方轻而易举便登陆成功，并包围了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两座城市，塞浦路斯随后终告陷落；经过一场历时25年的战争，干地亚于1669年失守。”这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商路的正常贸易。

蒙古帝国消失后中亚的混乱状态威胁着传统商路的安全。各个汗国及贴木尔之间的持续战争状态，割断了经济联系。另一个威胁来自于土耳其人与葡萄牙人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进行的激烈争夺。中古晚期新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贸易垄断中表现出宗教狂热。葡萄牙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控制了阿拉伯海。这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境贸易。“1502年，葡萄牙舰队封锁了红海和波斯湾，他们迫使印度和欧洲之间的所有贸易都必须使用这条由他们控制的航路。尽管葡萄牙最初的动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有强化宗教方面的原因。教皇分配给葡萄牙的任务就像西班牙在新大陆里所做的那样，在中东和印度帮助重新恢复基督教信仰，从背后包围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为了保护传统商路的利益，夺取了红海的控制权，但是未能在阿拉伯海战胜葡萄牙人。

二、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还有众多的经济原因

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相联系的，是由中古时期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传统商路形成了一个为它服务的中古特征经济圈。由于中古晚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传统商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交往的需要了。

中古晚期东西方交往的商路发生了变化。首先，以内陆商路为支柱的传统贸易路线的停滞。传统的商路是通过沿海航线、陆路和内河航运组成的。但是到了中古晚期，传统的水陆联运方式落伍了。由意大利经过阿尔卑斯山山隘到中欧、波罗的海和法国、佛兰德的贸易路线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法国香槟集市的衰落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槟集市的逐渐衰落一部分是由于法国国王的政策引起，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人在佛兰德和英格兰建立的先进通商技术。此外，集市所依赖的陆路通道，也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而受到影响。”

其次，海运也发生了变化。地中海的海洋沿岸贸易由盛转衰。地中海航行的特点是沿着海岸线的路线，仅有的外海航行也主要是在各个海岛之间的航行。中古早期由于人口规模有限和自然经济，限制了大宗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主要需求来自于富裕阶层，少量的贵重物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物资。但是中古晚期，由于人口的膨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扩大了。

中古时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业中心的变化。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位衰落了。地中海贸易的传统经济中心——意大利商业城市也衰落了。这些商业城市在中古时期的贸易中起了中介贸易的作用。但是，它们的劣势在于人口较少，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经济腹地和自身需求和供给不足。相反，作为民族经济崛起的代表城市，巴黎获得了兴盛。巴黎通过内河与远洋贸易接轨，人口众多，城市发展前景广阔，经济腹地优越。

三、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东西方传统商路并没有消失

这些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状况相适应。它是中古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在近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和自身原因，控制商路的国家没有实现正常的转型。相反，许多国家走向了商业的反动。近代远洋商业的发展使得中古时期东西方的贸易商路处于一个次要地位。土耳其人的崛起并不是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新航路的原因。相反，是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传统商路的进一步衰败。葡萄牙人的商业垄断阻碍了传统商路的发展，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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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古代商业经济篇6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实践的总结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哲学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规律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西方相媲美。然而历史的发展，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自然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文化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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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敏，《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古代商业经济篇7

关键词:古典市民社会;城市市民社会

一、两种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

要对古典市民社会和中世纪市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就不得不先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比较。

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诸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城邦国家的统治部族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组织样式。简言之,古典市民社会是由市民组成的城邦共同体社会。市民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市民,而不是人口和城垣。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这里的市民指的是那些与城邦政治共同体相关的特定身份和资格。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切不可把市民简单理解成居住在城邦内的所有人或者是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之所以这里的市民不是指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那是因为居住在城邦内在所有人包含奴隶,而奴隶是不具有人身自由的。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是谈不上其他方面的自由的,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那么为什么市民不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自由人呢?因为自由人中的妇女和那些不属于或未被纳入统治部族内部的成年男性是不具有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古典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要想成为市民,那么他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个重要条件,即拥有一般自由人所不具有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权利。

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指的是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复兴了西方古典市民社会文明中的重要制度和思想精华,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诸多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可以说,这是市民社会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但目前我国哲学界对此阶段却鲜有研究。而对此阶段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影响更没有作出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个时期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指的又是哪些人呢?可想而知,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而起的商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自由人将会要求获得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这些人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并最终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成为新的市民。因此,中世纪西欧市民社会的市民阶层除了封建庄园的奴隶主以外,还包括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重要信息:一是在这两个时期要想成为市民就必须是自由人,而且这些自由人还应该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到了中世纪,市民的群体加大了,融入了新兴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为将来近代市民社会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在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基本含义作了简单的比较分析后,下面将对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原因和各自所具有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做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

二、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概念。有鉴于此,下面将重点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对各自时代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

古希腊文明是在爱琴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古罗马文明又是在古希腊文明在地中海的殖民地文明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两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制成的生产工具。在此情况下,社会产生了比较多的剩余产品。而与此同时,家庭成为了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导致个体对原始共同体的依赖性大大地降低。另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古罗马可以生产出多种不同的农业生产作物,大部分的地区都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还有小部分地区还可以种植豆类和大麦粮食作物。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不同地区具备了交换的条件。因为经济作物之间、农作物之间,以及经济作物与农作物之间可以进行交换。而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增加,家庭与家庭、氏族与氏族,以及他们与周边部族之间都要进行大量的产品交换。加上古希腊古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商业贸易的优良位置,由此就促成了发达的分工和商品交换现象。还有就是,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希腊古罗马发生了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就导致胜利者和被征服部族的混同,以及原有部族与新来部族的混同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原来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血缘因素占据的地位遭到削弱,随之而起的是地域因素地位的不断增强。由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血缘关系的被削弱,使原来属于公社的土地逐渐被家庭所拥有,并且家庭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而剩余的集体土地演变为城邦的公地。这种独立的家庭私有制,对确立私有家庭之间独立、平等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多数平民取得了相应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也就摆脱了通过氏族共同体对贵族和早期王权的经济和人身依附,在经济上获得了与贵族阶层相平等的地位。最终,这些平民就成为了前面所说的市民。

在中世纪西欧城市,随着外族入侵的减少,西欧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复苏,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复兴。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得货币代役租部分取代了实物和徭役代役租,使得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获得了外出做工的机会,这就使手工业者在经济上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庄园主允许手工业者外出做工,这就为手工业者逃离封建庄园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性。这些外出和逃离封建庄园的手工业者不甘做农奴,于是也定居于城市,加入了新兴的经济关系和社区,使得城市成为自由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和独立的社区。这样,一种新兴的经济关系就形成了,即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主平等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关系必然要求城市建立自身的政治制度。于是,城市中的市民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政治权利,最终成为前面所说的市民。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可知,形成这两个时期市民社会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的发展凭借的是家庭私有制的产生,而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的形成凭借的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三、两种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

由前文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的基本属性以及形成的经济条件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不相同的。在此基础上将重点分析下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的不同经济特征,并在分析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政治特征。

古希腊古罗马市民社会在经济上形成了私有制经济。这种私有制经济以彼此独立的市民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虽然家庭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是这些家庭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城邦这一共同体。在这种私有制经济中,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得到了确立,同时他们对他们作为国家的一份子私人利益的前提和保障的公共利益的主体资格和意识也得到了确立。有必要指出,这里的城邦共同体与之前的那些被私人人格化的封建个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是不相同的。这里的城邦共同体在事实和观念中都被看作是经济人格彼此独立和平等的私有者联合体,是共同的保障和事业。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被私人人格化了,私有者成为了共同体实体的附属物。因此,一般私有者也不过是这个国家君主的附属物,是他们的子民,没有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主人的资格和观念,有的只是服从的义务。这个时期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家庭、村落乃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中,过着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生活。而处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人们则是生活在城市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且都在努力地去创造一种幸福的生活。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封建王朝式国家的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只有家庭、村落甚至部落这样的社会共同体而没有政治共同体,因此无法过上幸福而有道德的生活,只有当人们在拥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并自愿组成政治共同体时才能过上最幸福的生活。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市民社会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时期的新型的经济关系。这一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当时封建庄园那种依附性的经济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它指的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本文将把这种新型的经济关系与前文提到的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比较。在这两种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依附于封建庄园领主的,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在新兴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居于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情况。另外,封建庄园式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群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新的经济关系及理念的作用下,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追求按平等参与的原则组建属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某种全体市民共同争得的由帝王或教俗贵族授予的特许状以及缔结的共同誓约为法律根据,依法进行政治和公共利益结合的政治实体。另外,这些政治共同体是以自治共和的原则建立的,这就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前面两段的对比分析可知,古典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建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的城邦共同体。而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经济特征是形成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经济活动的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共和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

至此,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西欧城市这两个时期的市民社会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和比较,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今后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特别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菅从进: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社会论要[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

[4]李超:浅析古典市民社会理论[J].政法行政,2009.

古代商业经济篇8

关键词：企业、厂商、厂、商

什么是企业？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导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诘难，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带动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对经济理论的研究越深入，越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企业性质观。

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厂商”

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作为“厂”，企业要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而作为“商”，企业则先要到要素市场上按照要素价格购买各种“投入”要素，然后再到产品市场上按照产品价格出售各种“产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关于单个资本运动的理论（G——W…P…W’——G’）来考察，仅从形式上看，新古典理论将企业说成是“厂商”，是十分传神的。在生产阶段（W…P…W’），企业是作为“厂”的生产者，将各种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而在流通环节，企业却是作为“商”的市场主体。它一头连着要素市场（G——W），付出成本，输入要素；另一头连着产品市场（W’——G’），输出产品，取得包含剩余的收益。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企业在内部究竟是如何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外部究竟是如何进行交易的？我们会发现，新古典企业理论名为“厂商理论”，但既未说清楚“厂”，也未说清楚“商”。

长期以来，新古典理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将斯密关于经济可以通过市场和价格体系实现协调的命题，即“斯密定理”形式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是惟一的资源配置机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依据既定的技术和偏好，受观察到的价格和成本的引导，协调他们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以期达到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

在新古典理论中，可以说是没有企业这一交易组织的，或者说，他们并不把企业看作一个组织，而是看作一个可行的生产计划集。所有的交易活动都通过市场来完成，至于生产的主体，他们用“厂商”来代替，而厂商的行为，被简单地抽象成在技术、市场和经济条件约束下，做出使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计划，以达到最佳产量水平。至于企业内部是怎样的，他们认为并不需要进行分析，只要在既定的假定条件下，观察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使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即可。因此，企业在新古典理论中只是一个“黑匣子”，没有结构，只表达投入同产出的技术关系，即生产函数。由此可以说，新古典厂商理论尚不能算作完整的、作为“厂”的企业理论。

那么，新古典厂商理论能不能算作比较完整的、作为“商”的企业理论呢？科斯的看法是不能。他认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征是“对价格决定的关注导致了视野狭窄”，另一个特征是“分析的日益抽象”，研究“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这就使得它成了“黑板经济学”。结果，“企业和市场都有名无实”。不仅现代体系中的大多数资源在企业内由行政决策配置这一重要事实被视而不见，“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于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在描述企业市场交易活动的时候，却没有揭示企业所从事的市场交易的基础和实质。新古典厂商理论，只不过是价格理论的一部分。

新古典企业理论名为“厂商理论”，但既未说清楚“厂”，也未说清楚“商”，这不仅使它受到了挑战，也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扬光大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企业理论的企业从“厂”的角度解释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从“厂”的角度，对企业性质的经典解释主要有：

“企业的显著特点是价格机制的替代”。这是科斯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企业性质的定义。科斯认为，由于强调看不见的手而否认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传统“经济理论”认定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上的配置只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当要素A在X用途上的价格高于它在Y用途上的价格时，除非存在其他方面的补偿优势，否则A将从Y流向X，直至X和Y之间的价差消失。但是，在“现实世界”或企业中，这一理论根本不适用。企业内的某个工人从部门Y换到了部门X，指导他这样做的并不是相对价格上的变化，而是“他被命令这样做”。为什么“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或者说，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为什么企业会存在？这就是科斯提出的问题。科斯发现，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亦即著名的“交易成本”（或曰市场运行的成本）。在交易技术不变的隐含假设下，交易成本随着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而递增。与之相比，在企业内部，行政“权威”机制代替了相对价格配置资源，避免了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交易成本就随交易量的减少而得到了节约，而这又等价于产值的增加。结果，因为企业的建立是“有利可图”的，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就应运而生了。

“企业是一个团队生产组织”。这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年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对企业性质的定义。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比普通的市场拥有更为优越的权利(如命令、强制或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来解决问题的。这是一种幻觉。企业并不拥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它也不具有命令、强制及对行为的纪律约束等权利，这同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普通的市场合约没有丝毫区别。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不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组织的实质”。他们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在于：“合作活动的收益来源中包含着一个团队的运作，在这里，单个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产生同一的可以加总衡量的总产出的分产品，这种合作性的生产活动，我们称之为团队生产”。即企业是一个团队生产组织，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不在于企业组织中利用了权威等非市场机制，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在于企业生产对市场协调生产的优势，即企业的协作生产力。因此，研究企业的性质，应该从企业内部特征──企业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成本才能够说清楚。沿着这一思路，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投入的绩效具有了重要意义，从而企业的激励机制，企业中的权利安排将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企业的契约设计，在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制度设计，也就是一种财产权利安排。

现代企业理论的企业从“商”的角度解释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从“商”（即“交易”）的角度，对企业性质的经典解释主要有：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是詹森和麦克林1976年在《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对企业性质的定义。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一种组织，它与其他组织一样，只是一种“法律虚构”。所谓企业的职能不过是为资本、劳动等各种要素的个人所有者之间、产品的供求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提供一个联结点。他们进而认为，由于企业所包含的实际上只是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文字的或口头的、明确的或隐含的），对企业“内部”的事情和企业“外部”的事情的区分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而后，张五常1983年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了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一致性与区别。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这个契约发生在要素市场上，与价格机制相关的契约则发生在产品市场上。所以，企业不过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代替了产品市场的交易契约。

“企业是一组不完全契约”。这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年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一文中及哈特和莫尔1990年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企业性质的定义。詹森、麦克林、张五常等人都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对契约本身做出研究，即没有区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他们只能运用和坚持交易成本理论，却始终找不到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则明确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并强调不完全契约，认为它是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完全契约是这样一组契约：它能够充分预见契约期间所有可能发生的对缔约方来说比较重要的相关事件，并用明晰的语言在契约中描述这些事件，从而在事前确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它能够针对每一个可能的事件规定各缔约方应该采取的行动，以及相应的支付，并使各方达成一种意见；它能够使签约各方愿意接受并遵守这些条款；它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对第三方如法院来说，契约的执行情况是可以证实的。然而，由于世界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交易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矛盾，使得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即由于关系性投资存在套牢的可能，以及制定完全契约的成本太高，使得契约在执行过程中，总存在着一部分第三者难以证实的可能，总有一部分剩余权利，这时候，所有权显得特别重要。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即企业是由于不完全契约而出现的，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但是，企业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安排，使对投资行为最重要的一方拥有剩余控制权，从而降低了不完全契约带来的低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厂＋商”

“企业的显著特点是价格机制的替代”和“企业是一个团队生产组织”的观点，无疑使我们对企业的“厂”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厂”这个市场替代物的角度来刻画企业的性质，还是非常不够的。原因在于：企业产生于市场，企业形成始于G——W阶段，没有市场就没有企业；企业的价值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不完成W’——G’阶段，企业就不能持续。因此，仅仅从“厂”的角度出发，是无法完整地把握企业的性质的。没有了“商”的性质的企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只可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工厂”。

同样，“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和“企业是一组不完全契约”的观点，虽然使我们对企业的“商”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企业“商”的性质若被不适当地强调，也会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即在强调企业与市场一致性的同时，又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企业产生于市场，但又不同于市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与市场虽然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但企业是市场配置的再配置过程；第二，市场配置依赖的主要是价格机制，而企业配置依赖的主要是权威机制；第三，市场的功能在于配置资源，但企业不仅配置资源，而且对配置的资源进行利用，以创造财富。企业最根本的特性是其生产性。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商”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企业，同样是无法完整地把握企业的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