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歌范文

革命诗歌范文第1篇

起初，我把思想过分集中到业余创作上，不仅诗写不好，工作也受到一些影响。一次我到僻静地方去写诗，没有听到吹哨，结果集合迟到了。指导员对我说！“先要当好兵，才能写好诗，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我下定决心按照党和首长的指示去办，首先当好兵，然后再写诗。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我更加自觉地学习著作。不仅平时读，在行军途中休息十分钟，也要拿出著作来学习一会儿。前进的号声响了，为了下次休息接着读，就伸手从路旁的花草树木上揪个叶子，当书签夹在书页里。我入伍以来，不知在的书里夹了多少树叶：有胶东的桃叶、枣叶，有福建的桔叶，还有北京的柿子叶。一次我看到书里这些不同地区的树叶，忽然想到：这不正好说明战士学习著作的迫切心情吗！于是，我就以《书签》为题，写了一首短诗。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行军途中小休息，

坐着背包读“毛选”，

忽听军号喊前进，

揪个树叶当书签。

铁脚走了千万里，

书签集了一大串：

桃叶摘自胶河畔，

枣叶摘自沂蒙山，

桔叶摘自闽江口，

枫叶摘自汾河湾。…

以后，我写的诗歌中，要数反映练兵生活的最多。因为我在连队里，见天和刀啊枪啊的碰头，有较深的感受，提笔写起来也比较快。我体会到，在哪一门军事技术上用的心血多，不但那项军事成绩明显，功夫过得硬，而且诗也写得多。任务越重，时间越紧，我的写作欲望反而越大。

有一次，我领着几个新战士到操场上练习投弹。投了不大一会儿，有几个同志就揉起胳膊、皱起了眉头，有一个干脆把教练弹一丢，说：“老投这块锈铁疙瘩干什么！”看到这种情况，我想起自己开始练手榴弹的情景。那时，我运足了力气才投了三十五米，心里有点泄气。指导员马上拉我到操场边，帮我学习有关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和人民战争的思想。我提高觉悟以后，练习投弹劲头就大了，训练时间练，休息时间也练，开会前后，走路途中都坚持练。这样，我的胳膊虽然练红肿了，成绩却提高到六十八米，成为当时全连第一名。我想：不能光把投弹要领告诉新同志，还应该把鼓舞我投到六十八米的精神力量传给新战友。于是我当场就写了一首快板诗：

战士举起手榴弹，

两只眼睛火花闪。

谁说这是一块铁，

满腹仇恨一把攥！

铁臂抡得青筋起，

飞弹落得准又远。

为了练身硬功夫，

我顾把苦当蜜咽。

革命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晚清；《浙江潮》；革命诗潮；诗界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05-05

收稿日期：2013-05-0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秀梅（1968―），女，安徽六安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1903年，随着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的广泛开展，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的不胫而走和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党人鼓吹革命的小册子的一时风靡，以日本和上海租界为依托的大量中文报刊的政治倾向由温和而激烈，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的发生等，使得这一年“成为革命发展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1903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开始正式划分思想政治界线的一年”，“是中国思想界一大转变的关键年头，是革命思潮开始替代改良主义作为思想舞台主角的第一个年代”。与此同时，一场以宣扬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为主旋律的革命诗潮，依托近代报刊迅猛兴起，充当了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轻骑兵。是年，浙江同乡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浙江潮》月刊，在这一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中充当了弄潮儿，成为晚清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其“文苑”栏目诗歌则汇入了革命诗潮的时代大合唱之中，奏响了时代的强音。

1903年前后，留日学生反清革命的思潮渐渐形成，浙江留日同乡会所办《浙江潮》在这一革命思潮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先锋作用，早已为报刊史学界所公认。近年来，《浙江潮》在促进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再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浙江潮》诗歌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却一直未获重视，也未见相关的专项研究成果。“革命大文豪”章太炎脍炙人口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诗篇广为传颂，近代文学史家无不视其为革命派诗歌中的名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最初刊发在《浙江潮》“文苑”栏；蒋观云《送匐耳山人归国》《有感》等诗篇亦传诵一时，历来被文学史家视为显示了诗界革命创作实绩之作，然而，绝少有人知晓这些诗作曾见诸《浙江潮》杂志。系统考察《浙江潮》诗歌，不仅可以通过一个典型个案一窥20世纪初年革命诗潮的历史身影，而且可以借以透视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

一、“民族主义”和“祖国主义”

1903年2月，日本东京浙江同乡会创办了《浙江潮》月刊，出刊10期而停办；编辑兼发行人有孙翼中、蒋智由、蒋百里、马君武、许寿裳等，周树人亦应约为该刊撰写过《斯巴达之魂》《说锢》等文。据该刊后期编辑许寿裳回忆，浙江同乡会干事们在为刊物命名时即发生争执，温和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名，对此大加反对的激烈派最终占了上风，于是定名为《浙江潮》，“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

《浙江潮发刊词》开宗明义道：“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且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日，则上而士夫，下而走卒，莫不知之，莫不见之，莫不纪念之。其物奈何？其历史奈何？日：昔子胥立言：人不用而犹冀人之闻其声而一悟也。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浙江潮》同仁所言的“浙江潮”，主要不是自然景观意义上的浙江潮，而是浙江历代仁人志士积淀的源远流长、无比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文化之潮。他们大声疾呼：“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

激烈的“民族主义”和“祖国主义”思想，是《浙江潮》高举的民族革命旗帜。《浙江潮》创刊号“社说”《民族主义论》开篇写道：“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有大怪物焉，一呼而全欧靡，而及于美，而及于澳，而及于非。犹以为未足，乃乘风破涛以入于亚”；此“大怪物”就是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风潮。何谓“民族主义”？余一答曰：“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日民族主义。”这虽然是一种狭隘的“小民族主义”思想，但对于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民族、近代民族主义精神缺失的国人来说，仍然不啻为一剂救亡兴国的良药。

与“民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的是“民族魂”和“国魂”。何谓“国魂”？蒋百里《国魂篇》答曰：“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上，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日国魂。”《国魂篇》开篇即以惊心动魄的文字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人无灵魂、国无国魂的中国现状：“五官具，四肢备，圆其颅，方其趾，则谓之为人矣乎？而或者日：是非人也，傀儡也。何以故？日：无魂故，是以戮之斩之勿知痛。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法令，则谓之为国矣乎？而识者日：是非国也，傀儡也。何以故？日：无魂故。是以戮之割之勿知醒。”清王朝沦为列强的傀儡，国人灵魂麻木不仁，上上下下一片麻木，任人宰割，此情此景怎不令爱国志士忧心如焚、扼腕叹息？蒋氏向国人介绍了日人松村介石的“欧族四大灵魂论”，以为“冒险魂”、“宗教魂”、“武士魂”、“平民魂”是铸造“国魂”的基本元素，指出“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之于民族的自觉心”的“祖国主义”，是唤起“中国之国魂”的灵丹妙药，因而大力鼓吹“祖国主义”。

自创刊号起，《浙江潮》就开设了“文苑”专栏。《浙江潮》同仁为“文苑”栏制定的宗旨和体例是：“录诗古文辞，不拘体例，可以验社会全体之状态，可以动国民之感情。”事实上，全部6期“文苑”栏仅刊出章太炎一篇《祭沈禹希文》，其余都是诗歌。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浙江潮》“文苑”栏共发表支那寄生、章太炎、蒋观云、受兹室主人等17位诗人45题64首诗；加上太公《东京杂事诗》6首和4首文后题诗，见诸该刊的诗歌共74首。《浙江潮》诗歌以激发民气、唤起国魂、鼓吹民族主义思想、标榜民主自由精神为主旋律，意在通过一系列“可以动国民之感情”的感人肺腑的诗篇，在死水般沉寂的神州大地，鼓荡起一股强劲的革命风潮。

二、《浙江潮》“文苑”栏诗歌

《浙江潮》创刊号“文苑”栏刊载的再世、冯生的歌行体《新奉化歌》，就是一首高扬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的赞歌。诗人认识到“大地民族主义正发皇，生斯土者敢独谢”，反思乡邦文化中的“奴隶根性”，肯定乡人骨子里“戆直倔疆[犟]老骨性，时时仗义好争竞”的一面，因为“方今世界盛行竞立争存优胜劣败天演义”；诗人赞美“吾奉化兮地理美，半山半陆又半水，膏腴之地足稻粱，汗下之乡充鲔，银矿煤矿更希[稀]奇，富甲五洲立可俟”，更希望乡人和国人成为“新民”：“一小分子自铮铮，四大自由何落落。保国保种先保群，个人义务社会义务都要著”；篇末卒章显志道：“吁嗟乎！大厦兮将倾，燕雀兮哀鸣。吾愿吾同胞兮，动魄而惊心；吾愿吾同胞兮，众志以成城；吾愿吾同胞兮，为独立自尊之国民；吾愿吾同胞兮，救罹一切苦厄之众生。”果如是，则奉化必将成为新奉化，奉化人亦成为民族民主革命风潮中的弄潮儿。

《浙江潮》创刊号“文苑”栏还刊载了《支那寄生近作脞录》，计13题23首诗歌。其《自述》诗所言“凭将侠剑酬孤志，莫把儒冠误此生”，“完全魂魄兼修体，往返天人自在身”，张扬的是一种尚武精神；“欲觏灵修伤数化，高丘返顾涕纵横”，“惟有爱悲深印脑，难将慧剑铲其根”，流露出悲怆的爱国情怀。《乘大贞丸赴沪志感》其一言：“赤手空拳思独立，望门投止叹无家。大贞丸上船头月，一夜催人鬓欲华。”《南浔道中》言：“自由血与强权战，敢为漂流改素心。满地江湖不归去，梦魂和月到南浔。”塑造出一个为民族独立、自由、富强而苦心焦思、奔走呼号的革命者形象。《去去行》抒发短暂返乡后再次踏上革命征程时的心情道：“去去欲何之，誓脱奴隶羁。男儿失自由，何用家室为？不能长相保，敢辞长别离。燕雁自南北，沟水各东西。忍泪一挥手，浮云天之涯。海枯不见底，自由终可期。”为了使国人摆脱奴隶牛马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和国民自由权利，支那寄生毅然选择了再度离开温柔乡，为撒播革命的火种而奔走四方。他在“乱后重过天津”，满目凄凉：“群龙战野玄黄血，太息繁华成古丘”；《野望》所见，触目惊心：“碧血已随秋草尽，野花犹傍战城开。小黄河上北风飒，极望中原无限哀。”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救国之志自胸中升腾。

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是《浙江潮》的编辑和重要撰稿人，有5首诗作见诸该刊。此时正值蒋智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高歌猛进之时，他在《浙江潮》发表的多篇文章均对君主立宪论持批判立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昂的革命激情在其诗作中亦有鲜明的体现。如果说署名“观云”的《东京除夕》“凄断无家者，今宵又一年”等诗句，抒发的还只是漂泊海外的游子年关时节思念家国之情的话，同一题材的《东京元旦》“到眼河山开气象，横胸杯酒数英雄”等诗句，流露的已经是爱国志士满腔的郁勃不平之气和按捺不住的英武之慨。署名“愿云”的《送訇耳山人归国》更是充溢着风云之气和英雄气概：“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樽。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耳山人即陶成章，此时受命回国开展革命活动，蒋氏以诗相赠，对其英雄壮举赞勉有加，全诗慷慨淋漓，英气逼人。《金陵有阁祀湘乡曾氏，悬一匾额云“江天小阁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书其上曰“此杀我同种汉贼曾国藩也”，诗以记之》，长长的标题清晰而鲜明地表露出诗人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诗曰：“江天小阁坐人豪，收拾河山奉满朝。赢得千秋题汉贼，有人史笔已如刀。”

1903年4月，《浙江潮》第3期所刊匪石《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篇后附了四句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沈沈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这是蒋观云传诵一时的名作《有感》，最早发表在1901年4月《清议报》。该诗将晚清较为集中的反思与批判国人奴隶性质的文学主题引向了历史深处，感悟到千年如斯的中国史，原本就是一部绝大多数人为极少数统治者当牛做马的屈辱的奴隶史。《浙江潮》以一个版面的篇幅，将蒋观云《有感》作为《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的篇后点题诗刊出，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随着该诗的广为传播，其所表达的鲜明的民主启蒙思想亦深入人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03年7月，“革命大文豪”章太炎和“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因《苏报》案系狱。9月，《浙江潮》第7期刊发了章氏在狱中所写的3题4首诗，首篇是“闰月廿八日”所写的《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闰月廿八日即夏历癸卯年闰五月二十八日，西历7月22日，上海租界当局第二次庭审章太炎、邹容的次日。多年以后，章氏在自定年谱引以为豪地评价这次庭审的历史影响道：“余驳康书虽无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辈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邹容是章氏被捕后自投入狱的，他的那部以“雷霆之声”震动全国的《革命军》系章氏为之作序，《苏报》“新书介绍”栏广而告之日：“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狱中赠邹容》是太炎先生以诗笔为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留下的一幅历史存照，同时记录下两位立志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同道合的忘年交的真挚友谊。章氏诗文大多文辞古奥，而该诗却通俗明快，质朴平易，不加修饰，称意而言，情真意切，气势恢宏。

同期刊出的《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沈荩因揭露清廷与沙俄签订的卖国密约而被杖杀于刑部，四天后太炎先生赋此诗痛悼。该诗首联写沈荩在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失败之后隐身江湖，不知去向；颔联笔锋陡然一转，道出沈荩并未遁迹江湖，而是壮怀激烈、不畏牺牲、义无反顾地潜入京师继续战斗，终至以生命为代价将清廷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出卖东三省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颈联谓杀人不眨眼的野蛮反动的清政府不足以理论，提笔悼念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捐躯的亡友时禁不住悲痛欲绝；尾联让在阴界中路的亡友稍等一时，自己即将与之同赴黄泉路，显示出革命者斩不尽杀不绝的浩然正气与铮铮傲骨。颔联中的“易京”本为汉代的易县，公孙瓒拥有幽州后坐镇于此，改称“易京”；章氏此处以“易京”指称北京，隐含不承认清廷正统之意，可谓用意深微。全诗流露出与野蛮的清廷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和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的大无畏气概，情辞沉痛，真挚感人。

《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是太炎先生看到报刊上讹传杨度被捕的消息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两首五言律诗。维新党人杨度1903年兴冲冲地参加了清廷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考中后却被除名并以康梁余党嫌疑遭通缉，因先期得讯而避居家乡，后逃亡日本。其一云：“神狐善埋，高鸟喜回翔。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以狡猾多变的狐狸和和盘旋高空伺机捕食的高鸟，讥刺杨度反复无常、利欲熏心、毫无操守。该诗讽刺杨度口口声声“保种平生愿”，原本知道“马肝”（指清廷的官禄引诱）有剧毒，却抵挡不住“牛鼎”里飘来的肉香（指清政府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的诱惑，结果反丢了卿卿性命。其二云：“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诸将，永夜遂沉眠。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将湖南天地会首领、太平天国将领洪大全引为同道，声讨曾、胡、左、李等所谓中兴名臣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重新沦入黑暗的罪行，揭露保皇派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从清朝政府那里分得一份利禄和权势，同时对继续跟着保皇派追逐清廷高官厚禄者发出警告，使之以杨度为戒，悬崖勒马。

七言古风《庚子阴历除夕述怀，时在日本》是一首饱含民族主义情感和民主思想的政治抒情诗，反帝爱国主题非常显著。这位“目注全球炯星斗，献策不甘牛马走”的漫游者富士始一，以为“共和政体古昔有，华盛重兴约克纽”，意识到“羌胡风腥扬尘垢，蛮夷不讨专擅久”，面对“大陆将沉天黑黝，强敌压境拉枯朽”的危亡时局，以及国人“举国懵懵惟利诱”的麻木状态，只好以“且结爱国同文友，不在骊黄与牝牡”相宽慰。东瓯女士张静仪《题黄白》云：“从来佳色都天演，黄种岂输白种良。”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力。诗侠《怀七第四章录其二》所言“回瞬亚洲有豪杰，青年意气自飞扬”，“长啸一声惊主宰，也应呼醒兆民魂”，英气逼人，神采飞扬，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救国情怀。《浙江潮》第7期所刊《俄国虚无党女杰勃罗克传》篇后题诗云：“磨刀复磨刀，持以杀豕羊。磨刀复磨刀，英雄多此亡。羊豕与英雄，岂不两分将？羊豕供啖食，人间足蒸尝。英雄为牺牲，众生福穰穰。”将甘为奴隶任人宰割的“羊豕”与牺牲一己救众生的“英雄”相比照，国人该如何选择，不言自明。

三、《东京杂事诗》及《浙江潮》诗歌的特征

1903年3月，《浙江潮》第2期“日本闻见录”专栏所刊太公《东京杂事诗》，亦是《浙江潮》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开篇交作缘起道：“《东京杂事诗》何为而作也？悠愁忧思，眷怀故国，冀民风之一变，社会之一改良也。非擒词抒藻、故作也。记昔黄公度有《日本本事诗》一卷，亦朗然可诵。然与今日日本社会之真相迥不侔矣。拟成百绝，持此以与我内地之热心社会改良家代茶话会焉。”承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之意绪，记录当下日本社会之新气象、新风貌，希冀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世风转变产生积极影响，是太公《东京杂事诗》的创作宗旨。太公先生原计划“拟成百绝”，实际上仅刊出6首便没有了下文。首篇题咏上野公园矗立的“日本维新时之大英雄西乡隆盛”之铜像：“阿谁为国竭孤忠？铜像魁梧上野通。几许行人齐脱帽，樱花丛里识英雄。”盛赞为明治维新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和民族英杰西乡隆盛，哀叹中国国运之不昌。第二首题咏日本女学生放学结伴而归的情景：“紫裙六幅簇成围，读罢相呼拉伴归。争说昨宵归去晚，两街镫火雨霏霏。”赞日本学校之发达，叹中国教育之落后、女学之不兴。第四首题咏东京博物馆：“馆开博物郁磷斌，万象森罗此问津。一说中原风俗事，玉关哀怨不成春。”诗后说明文字聚焦于该馆历史部之各国风俗展，其中“有支那妇人木制小脚一双，供万人观览”，“又有鸦片具赌具等种种下流社会所用之物”，此情此景，令诗人“触目伤心，泪涔涔下”。第五首题咏日本书肆和新闻杂志之发达：“轴琳（琅）遍要冲，新闻杂志破鸿蒙。剧怜母国悖庞惯，野庙孤山读大中。”东京一隅书肆约千余家，新闻杂志日出约一二百种，太公先生禁不住慨叹：“如是而欲其民智之不开，国势之不强也，得乎？”忧国之心，爱国之情，开启民智之意，改造中国社会之志，溢于言表。

1903年6月，一位化名“越国男子”的浙年赋诗奉寄《浙江潮》云：“霸才王气黯荒丘，禹迹明明说本州。我倚天南今独啸，浙江潮自有潜流。”对旧日之浙江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充满自豪，对今日之浙江潜藏于民间的如地火般蔓延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充满期待。以“爱国之泪”交汇而成的《浙江潮》，自始至终鸣奏着爱国救亡的主旋律，寄寓着真挚的救国殷望，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浙江潮》诗歌所汇人的时代大潮，既是忧国之潮和愤世之潮，又是醒世之潮和警世之潮，更是救国之潮和兴国之潮，亡国灭种之忧患与救亡启蒙之热忱相交织，奏响了一部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交响曲。

《浙江潮》诗歌大体秉承了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的革新精神，遵循了其路径。大量运用新名词，努力开拓新意境，同时又注意保留古风格，是大多数诗作的风格特征。阅读《浙江潮》诗歌，新名词扑面而来，举凡文明、天演、科学、地理、五洲、欧亚、亚洲、地球、全球、义务、社会、独立、国民、保群、强权、公理、竞争、黄种、白种、物竞、保种、埃及、希腊、罗马、维纳、柏林、立宪、共和、政体、华盛、约克纽、自由血、乌托邦、新世界、竞立争存、优胜劣败、民族主义、奴隶根性等，俯拾皆是；新思想、新意境纷至沓来，诸如“大地民主主义正发皇”，“方今世界盛行竞立争存优胜劣败天演义”，“理想忽开新世界”，“自由血与强权战”，“维纳柏林盟存否”，“海国维新春未久”，“欲培佳种先诸母”，“新闻杂志破鸿蒙”，“从来佳色都天演，黄种岂输白种良”等，近代气息浓郁，时代感强烈，属于典型的晚清诗歌。

革命诗歌范文第3篇

在我们眼中，他们是诗人、革命者、战士和英雄。我们阅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希望能把文学艺术、革命理想和战争本身混搭起来。西班牙诗人洛尔迦不就是战死沙场吗？

“太阳纵队”下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或文艺家子弟，过着与社会严重脱节的日子。我们完全不了解平民子弟的困苦，他们整天为生计考虑，而我们整天写诗、画画，自由地展现才情。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严峻，也没有起码的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诗歌、绘画已经超越了社会上的所谓作家、画家。对于老一代艺术家的凋零，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革命时代，老一辈艺术家们怀着革命激情，用燃烧的心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现在他们老了、进城了、当官了，燃烧的心早已固化，失去激情。一个人当了官儿，还能当诗人吗？他们江郎才尽了。我们年轻人，要用我们的力量把他们冲垮，建立新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幼稚，是一群根本不了解社会的人。我们不了解“党的文艺路线”，更不知道“无产阶级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

那时候，我们这些“文艺青年”的创作欲望很强，有了新的作品就想展示出来。1962年是我们这伙人心气儿最盛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半场朗读名著，下半场朗读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被用来压轴，诗的最后一句是：“我们――太阳纵队！”就在当天，我们成立了“太阳纵队”。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太阳”一词已经为所专用。

1962年底，“太阳纵队”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地点在北师大的筱庄楼。从此，我们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都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上画，诗人们则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那样，我们出了油印的小册子。最重要的是，我起草了“太阳纵队”的纲领、目标和宗旨。

我们幻想我们这个小团体能像俄国“未来派”一样在沙龙中成长，更向往法国巴黎那样的文化沙龙，向往那种思想和文化相互碰撞的美好。我们激情如火，创作了不少作品，很可惜在政治运动中这些作品被抄得比较彻底，没有留下来任何东西。诗集、画册，都遗失了。

我们不是“十二月党人”

X社和“太阳纵队”并称为“”时期两大地下沙龙。1964年底，X社的毁灭使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原来青年人有自己的组织是不被允许的。与X社相比我们有正式的文件、纲领，这些似乎都是罪证，要赶紧销毁。X社，我们很熟悉。我在101中学读高中时就认识郭世英，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却不多。说到底，我们是文艺青年，他们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探讨政治社会问题。因此，他们还真是有点瞧不上我们，而我们也觉得他们很无聊。我们觉得政治与自己无关，他们觉得我们搞的这些是肤浅的。我和郭世英私交不错，仅此而已。

X社出事儿以后，发话了，“干部子弟不加紧教育要出事”。“太阳纵队”解散了，或者说是“组织虚化”，没人再提了。我们知道，X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我们呢？尽管“太阳纵队”并不是一个政治性质的组织，秘密写诗只是害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从没想过用诗歌反对“现政”，对抗当局。我们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我们只是不革命而已。

在此之后，我们还出过一本手抄本的杂志，出版方式很原始，用十六开的纸，留下装订线。大家轮值当主编，记得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栏，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或许，这是一种预感，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恐。

编段子，诗词

“”一开始，这些“反动”杂志就被我们付之一炬。紧接着是翻旧账，“太阳纵队”组织、秘密集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歌、政治笑话，哪一条都是个死。

关于政治笑话，我想解释一下。那时候我们口无遮拦，确实有点“坏”。诗词中，有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说这是“艳诗”，在学生间、社会上传。这确实是男生的一种，但传播性很强，就像今天的手机短信、微信上的黄段子，广为流传。还有就是我们私下里传，说在延安时，很多人不同意和结婚的事情。这是事实，但当时又是“机密”。

我们的另一项罪名是“里通外国”，原因是我们和外国留学生聊天。多年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向我出示了“铁证”，我们和外国留学生在颐和园划船时，把一张小报递给他。这个瞬间被公安干警抓拍到，就成了传递“情报”。实际上，那不过是份公开发行的报纸。

在“”中，随便的理由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罪名不一定那么确实。你有反动言论、有组织，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你就完了。随后，我逃亡、被通缉，在杭州被抓。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 提审时，军代表问我：“你一个学生，这么年轻，怎么有这么多反动思想呢？你一定是传谣的。” 接着，他诱导我：“这一百多条谣言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编的吧？你是个干部子弟，还是红卫兵、大学生，你听来的吧！”军代表给我台阶，就是想叫我说出后面“长胡子”的人。“告诉从哪里听来的，你就是传谣，不是造谣。”我始终没说出一个名字，我知道，要是说了，他就死定了。而我们还是孩子，不至于死。

和遇罗克“交换”知识

1968年10月，我被调号到北京市看守所，K字楼，7桶1号。在这里，我认识了遇罗克，我们关在一起前后有半年。我所在的房间里一共有20人，我是唯一的大学生。我记得，刚进去时，遇罗克正和一个西安的高中生坐在屋子的一角很认真地学些什么。后来才知道，遇罗克在给他讲黑格尔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当遇罗克知道我是学美术史的学生时，就要和我做“交换”。所谓“交换”就是在每天学毛选之余，互相学习知识。他挺愿意利用监狱里的时间学习，于是我们达成协议，他给我讲中国电影史，我给他讲西方现代美术史――从后期印象派到毕加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现学现卖，刚听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讲的。

因为出身的原因，遇罗克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渴望学习。后来我们挺谈得来，他知道我很会讲故事，别的房间的狱友都很爱听。他就笑话我，说这样很无聊，浪费时间。他的兴趣与郭世英差不多，喜欢政治和哲学，觉得我们搞些文艺很没意思。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相信世界上有真理，真理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列宁已经错了，斯大林，就更错了。我给他讲存在主义，他很反感，说这都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的人研究的玩意儿。现代哲学已经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更丧失了理想主义。遇罗克则是一个活在理想主义里的人。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再说了，两个囚徒争这些有什么意思！

死刑号的幸存者

对于年轻人而言，监狱里的日子并不难熬。但是，死亡却向我们逼近。1969年，了“一号命令”，为了配合备战，给中央打报告，搞了“一打三反”运动。所谓“一打三反”，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运动的重心，在于“打”，实际上，我们是赶在点儿上了。

我是1970年2月9日进的死刑号，遇罗克是1月9日进的，之前还有一批。大概是按照一个月一批的速度在处理人。我是第三批。遇罗克还在按他惯有的思维推演，或许他觉得拖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我们进入死刑号的第一时间，遇罗克就打牌儿叫“政府”（狱警），那边问：“什么事？”“我们上一批的人都见马克思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代，怎么不提审我啊？”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告诉我们，这里是死刑号。

我们大难不死绝对是例外。把我们从死刑号里调出来的人告诉我，“在死刑号里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国家机密，一个字也不可以说出去”，我谢谢他，他说，“不要谢谢我，我没这么大权力。感谢党中央，感谢。”

我为什么没死，有很多版本。育才中学的一个同学给我讲的版本最为靠近事实。当时，我们这个案子是大案要案，抓我们是签字的，枪毙前也要报到那里。说，“关于里通外国还没弄清楚，先留下活口”，于是我侥幸不死。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已经去世了，把我们从死刑号里转出的人，已经自杀了。后来，我的专案组组长去了美国，我通过关系找到了他，很想见他，但是他拒绝了。于是，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死。

1977年12月30日，我终于回家了。两三个月前，我从劳改监狱被调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快过年时，监狱干警把我叫去，说准备叫我“回家过年”。我本能地以为是那种，回家时跟着两个警察，叫家里人批评教育你一通，然后回来写报告的“回家过年”。这不是给家里添堵吗？我只好说：“既然政府决定了，我就回去过年吧！”他接着说：“记住我们随时可以叫你回来。”这句话使我内心一阵激动。这就不是仅仅回家过年的意思，而是要放了我！“我一定遵守政府的规定”，我回答。于是，我被取保候审。

出狱之后，我发现北京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五”论坛、《今天》杂志、新星画展，由于我曾经的江湖地位，他们都来找我。说起来，北岛是看了郭路生的“相信未来”，才开始写诗的，而郭路生是我的徒弟，所以我的江湖地位很高。但我有案子在身，不敢出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的判决并非无罪释放，而是证据不足。“关于里通外国还没弄清楚，先留下活口”救了我的命；如今，已经不在了，这句话又成了我不能彻底结案的“大山”。我的许多同案都没事儿了，入党了，当官了，摇身一变成了大人物，纷纷都到北京市公安局销毁案底，我也想销毁案底，可做不到。于是，我想到了出国。

一段小说般的爱情

我弟弟有个邻居，是轻工业部设计学院的工程师。此人的女朋友从上海来看他，来的时候是姐妹俩一块儿。当时，我正好在美院教书，在周围人眼里我是反对“”的英雄。这姐妹俩也是艺术爱好者，听说我是中央美院老师，觉得很不得了。很自然地，我们就成了朋友。后来，我和妹妹走得更近一些。

这姐妹俩的父亲在香港，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她们接到了香港。从上海到香港，她很不适应。那时候，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生活差距很大，初到香港肯定很不舒服。于是她就给我写信，跟我谈文学艺术。后来我才知道，她一家兄弟姐妹四个，两个跟了他爸爸，早在50年代就去了香港，把她和姐姐留在了上海。所以，她们跟香港的兄弟姐妹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她不会广东话，从来没穿过高跟鞋。

她父亲很有钱，在香港的山顶有别墅，邻居不是香港船王就是地产大亨。为了把女儿变成名媛，她父亲就天天找人来训练她，她非常痛苦。她姐姐给她北京的男朋友写信，她就给我写，也就是精神依托，后来越写越多，就被她父亲发现了。香港人、商人自然比较现实，她父亲说：“通信谈感情是没用的”，还说：“爱情是穷人的游戏。”父亲自然希望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也就是所谓的“家族的结合”。在我女朋友眼里，这简直是要出卖她的爱情。跟旧社会的白毛女差不多。她说我很有才华，可她父亲说：“在北京，他是中央美院老师，在香港，他什么也不是”。后来，我们一起跟她爸爸进行对抗。最后，她就自己坐飞机，来北京看我，要和我结婚。世界上还有如此理想主义的姑娘！我被打动了。打动我的理由有二：第一，这个爱情故事太像小说；第二，从现实角度说，她可以把我带到香港。

现在想起来，我们互相并不了解。当时，参加婚礼的长辈们，似乎很不看好我们的婚姻，他们说：“你到香港后，这婚姻不可能维持下去”。我后来想，还是过来人看得明白。

在现实面前，理想主义完败

我到了香港，但她爸爸不承认我们的婚姻。老爷子过生日，大家都去祝寿。我到了他们家，我太太的姐姐站在门口：“对不起，爸爸现在还没有接受你，你先回去，我们慢慢再说服他。别叫他老人家生日不愉快。”

后来，老爷子找我太太谈，话说得很到位：“不是我不近人情。张郎郎在北京是艺术家，很聪明，但你说他在香港能干什么？”本来，我太太想等老爷子气消了，就分一个公司给我们经营。但是，老爷子阅人无数，自然一眼就看出我就是个书生，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老爷子最后说：“你自己选择。如果爱情至上，你愿意跟他过普通人的日子，自然可以。你如果想要前途、地位和上流社会的生活，就跟他离婚，回归家族。我们已经把他办到香港，你也算帮了他大忙。”

最初，我想好好干，证明自己。我当了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给美国律所当顾问，又成立自己的旅游公司。一个月有4万多港币的收入。要知道那时候国内的朋友只有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八十年代，我利用自己既是“港商”又是干部子弟的特殊身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1984年，邓小平阅兵，我就在观礼台上，那是我一生中最接近政治和权力的时候，也差一点儿挣到大钱。但是，我的这点收入，在她们家看来就不是钱，顶多是个高级打工仔。第二年，老爷子过生日时，请我们去了。其他三家都有司机、有专车，我们则是坐计程车。这一刻她似乎感觉，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革命诗歌范文第4篇

“缅怀先烈先贤，弘扬革命传统，树立文明新风”

二、活动目的：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缅怀先烈、诗歌朗诵活动，进一步贯彻《两纲》，深化感恩教育，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国情教育，并加强《八荣八耻》的教育。利用清明节祭奠烈士诗歌朗诵的教育契机对少先队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继承先烈遗志，珍惜幸福生活，教育学生向革命烈士学习，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从小树立服务意识。

同时，激发学生朗诵诗歌，创作诗歌的兴趣。提高学生朗诵水平，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习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

三、活动内容：

革命诗歌朗诵比赛

四、参加对象：全校师生。

五、活动时间：2008年4月5日

六、活动前准备：

1、布置学生预习：

a·，各班级·四人小组设计一份活动方案

内容包括：赛诗的目的，明确赛诗的主题，确定内容，确定赛诗形式，拟定比赛评分规则

b·，每人设计一份赛诗会主持开场白以及根据赛诗会主题设计一条会标

2、明确开展清明缅怀先烈赛诗会的知识(学生自学，找出问题答案)

3·确定内容。所谓内容，也就是比什么。

a·，比背诵;

b·，比朗诵;

c，·比对诗的理解和赏析，还可以诗见景说诗，指物诵诗;

d·，比赛诗歌创作。

4·选择形式。

a·，对抗赛。即双方派出同样多的选手，分别上台按要求表演，由评委评分，根据累计总分决定胜负。

b，·问答赛。即由评委或对方提出要求，另一方根据要求朗诵诗歌或抢答问题，双方轮换进行，由评委评分，根据累计总分决定胜负。

c，·擂台赛。即由抽签决定某一方先做擂主，由对方功擂，即提出问题让擂主回答，然后双方轮换，由评委根据擂主回答质量评分，根据累计总分决定胜负。

d·积分赛。即由双方按一定要求组队，然后由主持人出题，双方按一定形式答题，由评委评分，根据累计总分决定胜负。

5·选定主持人，聘请评委，由评委选出同学设计的最佳方案，评判规则进行赛诗活动。

七、活动建议及进程安排：

第一阶段：

各中队组织开展以缅怀先烈为主题的班队会活动。

各中队利用班会时间，以讲革命故事，朗诵革命诗歌的形式，召开“学习革命先烈，做党的好孩子”诗歌朗诵比赛会。通过介绍先烈事迹、讲英雄故事、朗诵革命诗歌，激发了学生学习先烈的爱国情怀。

形式：对抗赛(学生在活动前把桌椅挪好，分成两大组，每一环节各大组选派一组同学参赛)

评委：刘誉杰 梁广生 刘金莲 黄一倍 钟耿(刘誉杰负责组建)

1·展示赛诗会开场白，选出最佳主持人，评委亮分

2·每一小组四人，小组负责人通过猜拳决出胜负，胜者指定对方出赛的同学，朗诵李白诗歌。三轮比赛决出胜负。

每一轮比赛结束，评委打分，而各位同学则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同学中场唱歌或者表演朗诵，活跃现场气氛。

评分规则：

内容符合要求(1分);感情(3分);咬字准确，读音清晰(2分);节奏，轻重读到位(2分);仪态大方，如表情自然，手势恰当等(1分)。

第二阶段：

每个中队选出前三名，参加学校朗诵比赛

1，比赛地点：学校大礼堂

2，参赛学生准备好诗歌和配乐。

3，获奖人：房月、蒋力敏、李怡莹

第三阶段：

1，学校朗诵比赛的前三名参加区朗诵比赛

2，参赛人：学生：房月、蒋力敏、李怡莹

老师：顾晓芳、朱美菊

八、活动后记

通过开展以“缅怀先烈先贤，弘扬革命传统，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的革命诗歌朗诵会，同学们既学习了英雄先烈事迹，继承先烈遗志，又提高了自己的朗诵水平。

革命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胡适 诗论 白话新诗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1]，胡适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运动的进程，引领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

诗歌是我国文化的瑰宝。然而至清中叶，很多诗派“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正路”[2]。晚清时期，黄遵宪倡导“我手写吾口”、以“流俗语”入诗，“言文合一”，倡导具有时代风貌的新诗歌，“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3]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倡启蒙、批判，促进了近代注重社会性和政治功利性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诗歌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诗界革命”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为胡适等人的诗论及创作提供了条件。

二、纲领式的中国现代诗论

1916年，胡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观念。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体现了胡适对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的要求，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1919年，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4]，主张“语气自然，用字和谐”以打破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破除传统诗歌清规戒律对诗情的束缚。以胡适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新诗论，是对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和艰辛探索。

改变旧文学的弊病，是胡适诗论的着眼点。《文学改良刍议》在提出“一曰言之有物”之观点后，随后指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5]是文学衰微之大因。用典“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愿意”，是“躲懒藏拙之计”;对仗的骈文、律诗因“束缚人之自由”而“佳作终鲜”[6]。缺少思想及情感的文学就像无灵魂无脑筋美人，是实不可取的。晚清的诗界革命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但“新民”的要求下，诗歌附属于民族、国家话语，并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使命。扩大诗歌反映面，将实地的观察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内容及形式上真实精准、细腻婉转而淋漓尽致地反映时代精神的诗歌成为胡适等人努力的方向。

文学的进化观念为胡适诗论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7]。由此胡适提出了“不模仿古人”的文学要求。旧文学是脱离时代风貌的“假文学”，是没有生命的“死文学”，用白话表现新时代的“真文学”和“活文学”才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诗歌。

胡适的诗论集合了中国传统自由诗论的精华，并将其系统化。“八事”中除了“须讲求文法”以外，王充、袁宏道到清末的黄遵宪都提过类似看法，例如袁宏道就主张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各方观点散见各处，未综合整理。胡适辨证地汲取了古代文论的精华，吸收黄遵宪的“我诗写吾口”观点的同时，又指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是真正的“诗体大解放”[8]，改变了“诗界革命”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主张，将形式的真正变革作为表现新文学可能性的第一步，为新诗的实践做了文学形式上的准备。

西方诗歌理论和创作对胡适诗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如果我们真要研究文学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9]。胡适不仅重其创作，也积极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技巧。受欧美诗坛注重具体意向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相”[10]的“新诗”。当然，胡适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艺术技巧，而是借其具体意向来摆脱诗歌格律的束缚，以达到诗的“散文化”目的。

三、胡适诗论下的新诗作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诗论后，胡适用“科学家的实验方法”[11]做起了白话新诗。1920年3月，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出版，收有1916年至1919年的诗作74首，里面有运用白话口语创作清新、明快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蝴蝶》;有运用具体意向写出的得意之作《老鸭》，有同情下层民众的《人力车夫》，“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有表现质朴爱情的《病中得冬秀书》等。在《尝试集》的示范及开创下，刘大白、康白情、刘半农等诗人纷纷响应，创作了一批反映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白话诗歌。刘半农的《扬鞭集》既有表现社会黑暗的现实诗，也有咏唱理想的爱情诗;《相隔一层纸》表现着对下层贫民的同情，《教我如何不想她》抒发着对爱情的向往。康白情的《先生和听差》中“听差的手和脚是先生的手和脚”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周作人的《小河》表现了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和追求……新诗大量涌现，用白话语言、具体意向、自然韵律创作白话新诗成为许多诗人们自觉的追求。

四、“五四”诗歌革命的意义

在胡适等“五四”诗人的自觉追求及艰辛探索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了全面的变革。白话替代文言成为中国新诗歌的正宗，出现了鲁迅的《他》、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草儿》等成功的白话诗作。白话新诗冲破了五七言等旧体诗的束缚，在诗体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尝试，涌现了自由体、无韵诗、民歌诗体等多种白话新诗体。刘半农的《扬鞭集》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也有新格律体、散文体等。白话新诗采用诗的自然音节，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限制。周作人的《两个扫雪人》里，平常生活的自然梳理结合诗句固有的轻重高下的节奏，自然流畅。《尝试集》中的蝴蝶、鸽子、老鸭，《扬鞭集》中的落叶、大风、老牛等，诗人们用具体的意象，现代的韵律或诗歌自然的韵律，传达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情诗意。初期的白话新诗虽然在新旧转型中“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2]，艺术上有非诗化、大白话、散文化的倾向，但敢于说真话、道真情，内容上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及下层人民，突破了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形式上突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为转变文学观念，做了文学形式上的准备。

早期白话诗人的探索为后起新秀起了开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1921年，新诗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人生派”承袭初期白话诗人关注现实的写实主义精神，用诗歌探寻人生的价值及意义，在外在写实及自我表现上更加深刻;“浪漫派”追求想象及激情，真正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新月诗派”努力使新诗由五四以来散文化、自由化向规范化转变;小诗派注重表现内心的沉思和哲理;早期象征诗派将诗与散文划清界限，提倡“纯粹诗歌”，并强调“色”“音”在诗歌中的重要性等。在借鉴及批判早期白话诗歌中，中国诗歌进入多元、开放的阶段，不同主体观念的诗歌流派开始出现，诗歌的创作理念更加丰富，诗人的创作意识更加自觉，创作个性更加突显，诗歌创作成果更加丰富，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开始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5.

[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转引发《中国五四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4][10]胡适.谈新诗.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11]胡适.《尝试集》自序.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革命诗歌范文第6篇

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到日本。不久,他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刊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近代报刊,这是梁启超在不能直接参与维新运动的情况之下,以“文学救国”为目的创刊了一系列的近代报刊杂志。这样,梁启超卷土重来在第二线上投靠文界继续开展爱国启蒙运动。正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言的那样:“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毋庸置疑,梁启超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以笔舌做武器,从“灌输常识”入手,达到“开通民智”的目的。[1](P182)梁启超创刊的这些报刊不仅对近代中国文坛有影响,在近代韩国文坛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梁启超创刊的近代报刊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基地。其中,在诗歌理论方面,具体来说,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实践是通过在《清议报》上特设的《诗界潮音集》《诗文辞随路》专栏和在《新民丛报》上的“热门专栏”《棒喝集》等专题栏目中发表。梁氏在上述的栏目中介绍国外新诗、登载国内人士的“新诗”及其观点。后来,他整理这些与“诗界革命”有关的论说及其习作并收录在《饮冰室诗话》中,笃而论之,梁氏的《饮冰室诗话》就是在《新民丛报》第4号至第95号上连载过的与“诗话”有关的汇编集。随后,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饮冰室文集》之后,中外广为流传。其中《饮冰室文集》传入韩国之后,受到了韩国读者的追捧。究其原因,在近代时期韩国的先进西方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文、中文转入,而当时韩国文人的第一外语是“中文”,是具有一定的汉文修养的文人,因此,阅读梁启超的文章没有语言上的障碍。梁启超的诗歌主题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同情人民疾苦,揭露清政府剥削和屠杀人民的罪行。[1](P186)此外,最为主要的是强调自主独立、赞扬英雄、宣扬爱国志士业绩、尚武精神等爱国思想与强调教育、重视文明开化、宣传新民思想等启蒙思想。可见,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是韩国近代爱国志士传播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间接地说明梁启超的“诗话”对整个近代韩国诗界的影响。其中,韩国文人申采浩是积极接受梁氏“诗界革命论”的志士之一,而其思想影响具体表现在《天喜堂诗话》的诗论中。下面,我们仔细比较一下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与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

二、中韩两国发动诗界革命

众所皆知,梁启超诗歌作品的成就没有小说那么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并说道:“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阻以来,始强学耳。”[2](P52)在《饮冰室诗话》中,他更加明确地表示作诗的难度:“甚至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虽然作诗非常“艰辛”,但是不得不作诗。因为梁启超认为“诗歌的一句能顶数千字的论说文”,这种观点是从“诗歌效用论”出发,承认了诗歌这一体裁对读者的影响力和说服力。虽然作诗很难,但是梁启超非常喜爱读诗歌,他在《饮冰室诗话》第一则中说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其中“芳馨悱恻,辄讽诵读之,以印于脑”更加具体地阐述了诗歌对读者的作用。这样,梁启超渐渐地把诗歌这一体裁也视为革命的“工具”,并提出“诗界革命论”。具体而言,梁启超在1899年12月25日赴美途中写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论”的口号。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毅然决然地批判当时中国诗坛作诗长期一味模仿古诗的“复古”现象。下面,我们摘取《夏威夷游记》中重要的有关部分:“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在这里,梁启超简单地描述了未来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也显露革新诗歌的雄心。他认为中国的诗界需要像“哥伦布”(意大利的航海家)、“玛赛郎”(葡萄牙的探险家)那样的开拓者。为了创作符合实际和有益于广大民众的诗歌,梁氏认为在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上不得不要革新。中国诗歌开辟新的发展方向,需要“诗界革命”。在近代韩国诗坛方面,申采浩受到梁启超“诗界革命论”的影响发动了“东国诗界革命论”。而申氏的主要观点在著名的《天喜堂诗话》一文中有所体现。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是1909年11月9日至1909年12月4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连载的富有近代意义的诗论。申采浩1905年在《皇城新闻》做评论员,1906年又在《大韩每日申报》做主笔,此时,申氏在自己工作的报刊上主动介绍了梁启超的诗歌。因此,申采浩做主笔的《大韩每日申报》成为介绍梁启超文章的“基地”。《大韩每日申报》不是单纯地登载梁启超的诗作,而是往往加上评语、评论。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其中对梁启超《书感寄友人》的评论文章:“试将研究泰西哲学家之文字其精思,岂无恍然见大觉之新识乎。”文中重点评论了梁启超诗作在注入“新思想”“新语句”等方面的贡献,以梁氏诗作为标榜,鼓励韩国诗人研究这些欧洲的先进思想。

三、梁启超与申采浩革新诗歌的原因及其纲领

我们在细致地对比分析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之前,先具体地了解一下梁启超与申采浩二人各自发动“诗界革命”的动因及其主要内容。梁启超将革新诗歌的主要动机概括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如前所述,梁启超在该文中说:“犹欧洲之地力已盖,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认为中国诗坛的情况也是如此,应该从这些航海家、探险家身上学习追求精神,积极吸收新的“营养”,取国外诗歌的“长”来弥补自己诗歌的“短”。如若不然,梁氏断定中国的诗歌就“诗运殆将绝”了。这是梁启超所说的不得不革新诗歌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与梁启超的文学观有很大关系,梁启超深信文学对国民的“不可思议”之力,因此梁氏通过“诗界革命”引发中国的革命。那么,怎么让中国诗歌重生复活呢?梁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纲领:“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三长说”,即“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包括革新诗歌的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内容,为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而申采浩革新诗歌的语气比梁启超更加强硬,他批判了当时韩国诗坛的风气:“纵观近世我国流行的诗歌,大半是流荡,造成败坏风俗。”[3](P63)申采浩呼吁改良诗坛的风气,应该从革新诗歌入手,因为申氏认为诗歌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甚至诗歌的“文风”能左右一国的盛衰。申氏于1909年11月23日在《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一观点:“诗盛,国亦盛。诗衰,国亦衰。诗存,国亦存。诗亡,国亦亡。”因此,为了挽救国家命运,他提出了革新诗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些都是受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影响而产生的。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申采浩从爱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倡导“诗歌效用论”。那么,梁启超的革新诗歌观对申采浩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与申采浩“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基本纲领之中,主要有以下相对应的字句,见表1:根据表1所示,梁、申在主要观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二人的“诗歌革命论”使用的词句虽不同,但是其大部分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值得注意的是,仔细阅读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还能找出其与梁启超不同的一面。申采浩基本的观点是排斥写汉诗和采用汉诗风格的,因此革新韩国近代诗歌就是在诗歌的内容、形式、语言方面必须得满足“东国文、东国语、东国音”(韩文)的要求。

四、革新诗歌的内容

1.接受西方先进的近代思想梁启超的“欧洲之意境”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涵盖了政治政策、哲学思想、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等,这种思想成为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武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在大部分传统“旧诗”中很难体现的精神。在宋代、明代已经有人从其他文明古国(印度)引进这些“新意境”的传统,使之丰富了宋、明的诗歌“意象”,历史证明这确实有利于本国诗歌的发展。到了近代,过去的崇拜之国印度变落后了。由此,梁启超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欧洲,他在日本流亡时期已经间接地体验了欧洲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医学等的“发展史”。对此,梁启超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宋、明诗歌中所载的“印度思想”,到了近代替换为“欧洲之意境”了。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梁启超认为符合新诗要求或称赞过的诗人和诗作有哪些?在《饮冰室诗话》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誉为“近代诗界三杰”。其中,梁启超提出了新诗中“模范诗”的例子———黄遵宪的《今别离》。通过对《今别离》的阅读,我们可以联想到火车、轮船、汽艇等近代科学观念下产生的新意象。黄遵宪重点描述了离别情绪,尤其是坐火车离开时忧郁的心情。该诗充满了用新意象表达的新意境。黄遵宪在诗中表现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正如梁启超所言:“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非常重视“新意境”,积极应用近代的科学概念并在诗歌中成功地输入。梁启超以此给文学家提供了作新诗时的参考“样本”。而这种把西方新事物和文明成果作为表现对象的“新意境”,别开生面,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4]申采浩虽然在“东国诗界革命论”中没有直接提到“新意境”的字句。但是,申氏非常肯定通过诗歌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欲想通过诗歌传播政治、科学、民主、独立等近代精神。申氏在《天喜堂诗话》中主张的与“新意境”有关的观点包括:“如果吾子成为诗界革命者,对《阿罗郎》《宁边卓台》等‘国歌界’改其顽陋,并输入新思想。如此,才能使妇女皆读吾子的诗、儿童也皆革新吾子的诗,从此不恋全国的感情和风俗。”在这里,申采浩认为如果想当诗界的革命者,必须改变当时诗坛上风靡一时的“顽陋”之风气,那么,怎么改变呢?申氏给出了简单明了的答案,就是在诗歌中载入“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申采浩一再强调革新诗歌就等于革新国家,当然,从现在的文学观念来讲,虽然这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但是,也不能漠视它们之间某种内在的互动关系。这种比较极端的“诗歌效用论”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贯穿着申采浩的整个论点。申氏在1909年11月16日发表的“诗话”中更深化了这种观点,他断定所谓的“新意境”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知识,认为“普及新思想等于普及国民知识”。这种知识慢慢积累之后,可以变成国家的实力。由此来看,梁、申二人都深信创作新诗可以推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梁、申二人不约而同地主张在诗中输入“新意境”,按照这一思路,虽然申采浩在《天喜堂诗话》中使用了“新思想”一词,但可以推知他所指的“新思想”就是政治、民主、科学等近代思想,正是梁启超所说的“欧洲之精神”。申采浩的“新思想”,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新意境”。

2.体现尚武精神“新意境”除了体现西方近代精神之外,还要体现“尚武精神”。梁、申二人认为欲想启蒙民众,以至恢复国权和自主独立的话,宣传“尚武精神”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对此,梁启超从诗歌中衍生出革新“军歌”的想法,提倡创作别出心裁的“军歌”。他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在“军歌”中赋予了具有革新意义的尚武精神,也肯定了其传播效果。梁启超还亲自创作了表现民族自豪、富有爱国热情的《爱国歌》等具有不落俗套风格的咏史、怀古之作和反映现实人物与事件的作品。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也提到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申氏的《天喜堂诗话》创作于1909年,这正是“韩日合邦”的前一年,可想而知,当时已经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的社会风气。在舆论界从事的申采浩,必须得呼吁近代韩国诗坛的诗人创作富有尚武精神的诗歌,其目的与梁氏毫无二致,都是让国民团结一致,积极爱国,对抗日本,摆脱殖民。申氏从韩国历史英雄的功烈出发,试图激励尚武精神。同时,申采浩介绍与英雄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赞扬战绩、鼓励勇气的,甚至还有安慰战死名将的灵魂的。申采浩认为此类诗歌要广泛流传,所以鼓励民众多阅读:“昔者雩冈寄送《续选》一卷,开读此卷,记载本朝以来之帝王、将相、名儒、通达人士诗。其名既是‘续选’,则必有其前篇……其中,或载有愚温达、乙支文德诸公《出军歌》,又或载有《阳山歌》《会苏歌》等。”在这里,申采浩之所以介绍《续选》,是因为这些诗作的主题或题材与爱国、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申氏尤其认为歌颂英雄种种业绩能启发爱国之心,因此特别举出了韩国史上名将温达和乙支文德,他们二人分别是高丽第25代平原王、第26代婴阳王时期的名将,都有打败外敌的优异战绩。

五、革新诗歌的语言

1.使用“新语句”梁启超在革新诗歌的语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梁启超革新诗歌的“三长”之中,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新语句”的。所谓“新语句”就是“欧洲的语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书籍中的新名词。梁启超主张积极引进这样的“新语句”。梁氏认为在使用“新语句”的诗歌中,郑西乡的诗歌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梁启超认为郑西乡诗歌中“日本译西书之语句”(新名词)使用得非常自然,甚至认为“天衣无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仔细一看,这些新名词包括民主、政治、社会科学等思想,无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也推进了诗歌语言的革新,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教养水平。而申采浩的“东国诗界革命论”中也有对使用“新语句”的看法。申采浩认为在诗中输入“新语句”能起到启蒙民众的作用。他对当前“新诗”中使用新名词的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东国诗何为?盖出于‘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3](P63)申采浩所说的“东国”意味着韩国,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韩国的新诗应该用“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来写。更确切地来讲,在韩国的诗歌中,如果要真正地表露韩国人的思想感情,应该使用韩文来作诗。而且申采浩还纠正了当前误认为自己在创作“新诗”的诗人及其诗作,申氏认为即便使用了新名词,但仍习用中国的“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等作诗方式的话,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国”的诗歌,这种诗歌格律、音律是适合汉语的,而从韩文的语言特点上考虑,应该要打破作诗的形式和格律。不然就与“东国诗界革命”的宗旨相违背。再者,申采浩再三强调了使用韩文的重要性。实际上,使用韩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者群,读者群又应该跟启蒙的对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民族主义角度去看,作诗应具备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第二,具有极快的传播速度。由此可见,申采浩主张以韩文创作新诗,以韩文来输入新意境和新语句是有一定道理的。

2.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语和俗语在革新诗歌语言方面,梁启超和申采浩二人在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首先,梁启超对丘逢甲的诗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对语言通俗的问题的看法:“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皆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歌革命一钜子耶?”[2](P30)在这里,梁启超的基本论点是在诗歌中无妨使用“俗语”或“口语”等通俗语言,如果这些“通俗语言”使用得恰到好处,不仅能使诗歌本身具有“雅驯温厚”的魅力,也能让诗歌与民众走得更近,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另外,梁启超也将诗歌的通俗化运动推广到校歌的改良上,在校歌中提倡使用俗语和口语。我们不妨引用一段重要的部分:“今吾国之所谓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以是教幼稚,其何能达唱歌之目的。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良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2](P77-78)这样,梁启超认为当时校歌的歌词难于课本,因此从校歌的效用来说是“无用武之地”的,往往出现“没有人读懂也没有人听懂”的情况,因此梁启超主张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改写。校歌应该使用最浅层次的语言来作词,直露地表达出其包含之意义。在申采浩革新诗歌语言的观点中,也能找到受到梁启超观点影响的痕迹。申采浩在1909年11月16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革新诗歌语言问题的见解:“诗歌是以陶融人的感情为目的,多宜用国语乎,以国语成句,使妇人、幼儿也一读皆晓之注意。乃普及国民知识有效力。近日闻各学校用歌,即太多杂用汉字……可云:亦是教育界的缺点。”由此可见,申采浩有意地排斥使用汉字,提倡使用“纯韩文”。

六、关于诗歌的风格

1.“古人之风格”与“国诗风格”关于诗歌风格问题,梁启超没有明白的论述,也没有具体而详细的说明,但是通过阅读《饮冰室诗话》对诗人及其诗歌的评价,我们可以间接地了解到梁氏对诗歌风格的具体看法。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梁启超评价黄遵宪的诗的文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总结上述观点,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歌是抱着肯定的态度进行评价的,那么,我们不禁会问道:梁启超具体肯定在什么地方呢?根据梁启超所言,黄遵宪的诗就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相对而言,黄遵宪的诗中之所以“新语句”比“新意境”较少,是因为黄遵宪重视诗歌风格。对此,梁启超提到了其中的关键:“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之下,梁启超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新意境”。究其原因,是因为“诗界革命”在初期阶段曾经有过失败的教训,有些新诗“其语句(新名词———引者注)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1](P155),往往出现除了作者之外旁人看不懂的现象,如果没有注释的话,就完全不明其意。梁氏甚至认为这样的诗人,“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因此梁氏不愿意看到在诗坛上涌现“以堆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低质的新诗。梁氏盼望出现二者兼顾的新诗,就是重视“新意境加旧风格”的诗歌。显而易见,如果过多地使用新词语的话,自然会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拥有的音律和格律,不能互相“调和”,也不能创造出一种诗的“气质”。那么,这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言:“理想的风格是读其诗,则宋人风格中之最高尚者。俊伟激越,芳馨悱恻,三复之不忍去也。”梁氏欣赏宋代诗人的风格,认为其诗的气概是“俊伟激越,芳馨悱恻”的,是当时文人值得参考的。申采浩也有针对诗歌风格展开的论述。他曾说过:韩国国诗最合适的形式是“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且申氏认为理想诗歌风格是“国诗”,即传统的国文诗歌。毋庸置疑,申采浩有意摆脱汉诗的束缚,保持国语的音律,认为最合适的就是“国诗国风”。申采浩对作为一种诗歌形式的国诗有精辟的论述,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帝国新闻曾悬国字韵,购赏‘国文七字诗’或‘七字诗’。此种新国诗体,曰:‘否也,不可也。’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又或近日各学校,效仿日本音节,间有制作十一字歌者,此亦制作国文七字诗之类。”[3](P61-62)在这里,申采浩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申氏不能把“国文七字诗”视为“新诗”。究其原因,“国文七字诗”的源头是汉诗的“七言绝句”。对此,申采浩举了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英国诗是自有英国诗的音节,俄国诗是自有俄国诗的音节,其他各国诗皆然。如果甲国的诗以乙国的音节效,这属于是把鹤膝换成凫脚,把狗尾换成黄貂。”简言之,借用汉诗的格律,使用国文的诗是一种“畸形诗”。因此申采浩认为一国的语言有自身的表述规律,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的诗歌风格。因此把“汉诗”和“国诗”分开来了。同样,借用“日本音节”作诗也不过是如此而已,也不能把它视为韩国的“新诗”。

2.积极吸收音乐因素———“歌体式”与乡歌梁启超、申采浩二人都非常关心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问题。音乐对社会、国民的效用是无可否认的。音乐与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反过来讲,诗歌若不能对国民产生强烈的影响,梁启超认为其原因是诗歌与音乐的分离。具体而言,梁启超认为如果音乐固有的“抒感”的方式与诗歌结合的话,对幼儿、妇女、文盲等(启蒙对象)的教育有很大的功效,这无疑对诗歌的发展也有好处,尤其是在思想传播速度、效率、功效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可见,梁启超认为通过诗歌和音乐改造精神是最见效的,因此应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要再犯过去“词章家”犯过的错误。这种观点在诗坛引起了共鸣,作新诗的作家纷纷写起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诗,创作“歌体诗”一时成为社会的风气。而申采浩也对诗歌中的“音乐要素”十分重视,这与上述梁启超的观点极为相似。这些观点见于申氏在1909年12月2日连载的《天喜堂诗话》。下面,摘录一段具体的内容:“古贤儒长者皆好国诗和乡歌,多引活泼之典故,又在花鸟月夕、朋侪会集之际,往往以长吟短唱遗兴,可想其风流。此一道在近来百余年间,但只归荡子淫妓。如果上等社会调修士子,不能作国诗一句,不解吟乡歌一节,诗歌则愈取之一方,人士则愈绝愉快之道。”[3](P69)根据申采浩所言,韩民族能歌善舞,在韩国古代也都有咏唱国诗和乡歌的良好传统。但是到了近代这良好的吟诗传统断掉了。

申采浩进一步认为创作“歌体诗”是文学家的责任,其责任不能推卸给文学水平相对低些的荡子和淫妓。文学家的束手旁观,导致诗歌的主题越来越“”,败坏整个诗坛及社会的风气。因此申采浩带着强烈的启蒙目的重新重视起传统歌曲乡歌,并呼吁有爱国心的文学家继承民族传统,积极吸收“乡歌”“民谣”等传统音乐因素。七、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首先,在革新诗歌的内容方面。梁启超所说的“新意境”就是“欧洲之思想”或“先进的近代精神”,诗人应该把它当做“诗料”作诗。从此在新诗中体现民主、自由、爱国、科学等思想;而申采浩把这些“新意境”集中在“尚武精神”中,非常强调体现爱国精神的主题。其次,新诗中输入新语句。这是体现“新意境”时必需的崭新“语句”。梁启超通过“新语句”的输入希冀革新诗歌。而申采浩也赞赏使用“新名词”的诗歌。此外,梁、申二人追求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使用口语或俗语,是为了“开民智”。最后,诗歌的风格。梁启超非常重视“古人之风格”,梁氏肯定了古诗中的审美及形式魅力。而申采浩认为“国诗”就是诗歌的典范。因此对韩国民族来说,国诗是最为合适的。这一方面,申采浩更加偏颇一些,呼吁必须使用国文(韩文)作诗,并且极力批判袭用汉诗风格的“国文诗”,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此外,梁、申二人都肯定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问题。梁启超对新式的军歌和校歌评价很高,而申采浩对民谣、乡歌等传统歌曲抱有积极心态,试图继承传统曲调,并努力转化为诗话。

革命诗歌范文第7篇

关键词：《西风颂》 诗歌 雪莱 赏析

引言

诗人雪莱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公平的思想，坚持与反叛进行抗战，向往仁爱。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其诗歌作品是世界文学的典范，代表了欧洲最先进的思想。《西风颂》是雪莱的一部不朽的著作，运用了多种语言风格，勾勒出一幅绚丽、气势恢宏的西风曲。诗歌想象力丰富，音律和谐，用词美妙，富有哲理，寄托了诗人的美好愿望。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西风，将生命与西风进行呼应，谱写了生命的最强音，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是诗歌史上的不朽之作。整部作品气势磅礴，极具想象力，意境丰富而雄厚，具有深度的思想和意念，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境界，甚至达到一定的辉煌程度。本文主要对诗歌的完成背景、结构特点、情感的表达、艺术特征以及修辞运用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 创作背景介绍

雪莱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以抒情诗和政治诗为主，其中《西风颂》是其十分著名的作品，传唱度十分高。《西风颂》隶属于“三大颂”，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歌暗示了诗人所具有的桀骜不驯、骄傲的性格，是其灵魂的化身，是其心声的表达，更是当时时代的体现和产物。在当时，欧洲的革命和运动正处于发展时期，风起云涌，面对异常迫在眉睫的革命形势，诗人有感而发。他此时积聚了革命的激情与热情，心血沸腾，用其熟悉的诗歌形式，表达了其慷慨激昂的情绪。

二、 结构分析

诗歌共分为五节，前三节的内容是对西风的描写，是一种正面、直接的表达，描写了西风对天空、大地和海洋等带来的影响，后两节主要表达了作者此时的心境和感情。在第一节中，明确了整首诗的基调，即激昂，而后借助速描的手法，描述了西风的整个风貌，以大手笔描述了西风对大地进行的自然冲击；第二节中，诗人改变了描述的视角，主要关注在遭受西风冲击以后，天空发生的变化，即西风打破了天空的沉寂，变得喧嚣不止，流云也参与其中，被西风肆无忌惮地撕扯；第三节中，对海洋进行描写。辽阔的大海，此时正享受着宁静如花的风景，而西风打破了它表面的美好，令海底的苔花泥藻不知所措，浑身颤抖。前三节中，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激情和豪迈的气魄。利用感官，描写了西风的勇敢、迅猛。最后两部分作者与西方实现共鸣，革命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将对自然景色的描述迅速转为对情感的表达；在第四节中，诗人采用了几个假设，表达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第五节延续了第四节的意图，层次递进。

三、 情感的抒发与表达

在塑造西风形象的时候，诗人运用了优美的词汇，丰富的想象力。文笔上气势磅礴，生动体现了西风的猛烈，表达了他对于旧势力的痛恶以及急于创造新世界的思想，诗中采用的比喻手法比较贴近社会，彰显形象的鲜明特征。腐朽不堪的枯叶、狂女的头发在感官和情感上震慑了人们的心理。他对西风情感的表达，就是对此时欧洲革命风暴的称颂，间接描述了革命形势的迅猛之势，同时对旧世界和恶势力进行了沉重的冲击。对于这种革命形势，他不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他崇尚西风，希望与西风进行呼应，合二为一。他对西风的称赞，其实是在不停地鼓励和激励自己。他既充满了浓重的浪漫主义情感，又是勇敢、敢于挑战的志士，他将诗歌作为奋斗和前进的武器，希望投入革命，表达了高昂的战斗情绪。在他积极参与革命的同时，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与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往来。《西风颂》也代表了他坎坷的人生，表达了他对反动旧势力的痛恨，也体现了他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是一首唱响时代的诗歌，是时代的写照。在当时，欧洲的工人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旧势力的影响仍很大，导致《西风颂》具有一定的忧愁感。但是雪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行者，对人类革命和命运诗中保持了极高的乐观，信念十足。也就是说，在总的基调上，《西风颂》表达的仍是刚烈和迅猛的。

四、艺术特征分析

首先，《西风颂》在欧洲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艺术珍品。全诗分为五节，由五个十四行诗组成，格律完整，都能够以独立的形式呈现。同时在内容上，又极具融合性和统一性，围绕着一个核心思想。第一节主要描述了西风对残叶的吹扫，吹送生命的种子。第二节描述了西风对天空产生的影响，使其浓云密布，等待着更猛烈的暴雨。第三节描述了西风对大海产生的影响，使其风起云涌，波涛汹涌。三个小节，描写三个不同的场景，诗人此时希望自己能自由地存在于这三个意境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与现实形成反差。其中心思想是赞颂西风横扫腐朽、追求新生的威力。第四节开始，诗人转向情感的表达，表达了对西风的赞颂和推崇。其核心仍是对西风的崇尚。由此可以看出，诗歌在结构上比较规整，层次分明，主题表达集中，这是诗歌突显的艺术特征。

其次，在作品中，诗人采用了象征的手法，使得整首诗都围绕西风展开，无论是对景物的描述，还是情感的表达，紧扣主题。虽然没有关于革命的任何词汇，但是却在对自然景物的描述中，体会到对革命的向往和召唤。象征这一手法的应用，使得西风更具寓意，更加饱满，诗中的各种景物都具有一定的寓意。由这点可以看出，这首诗更具有政治抒情诗的特征。在结尾处，诗歌更加脍炙人口，对自然景观进行总结的同时，预示了革命的曲折和艰辛以及对光明的向往。

第三，在韵律上分析，《西风颂》是用五个十四行诗组成的。对于前四个诗节来说，下一个诗节第一韵脚为上一诗节的第二韵脚，最后一节四个三行诗节加一个双行体。语法结构彼此呼应，体现了西风给人绵绵不绝的感觉。最好部分是英雄双行体，表达了对恶势力的摧毁和对新世界的期盼。

五、对修辞艺术的研究

（一）象征手法的运用

《西风颂》中，修辞手法比较多，明显的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象征这种修辞手法是用具体的事物来实现对情感的抒发，既能代表和体现事物自身的性质，也能表现深远的抽象意义。要先了解表层的形象，而后再逐渐深入，体会寓意。在整首诗中，描述的是西风，同时也描绘了一定的自然景观，采取象征手段，对种子、残叶、大海等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作者将西风比作生命的气息，残叶代表旧势力。诗人将自然景色与社会背景相结合，将其比作革命的象征，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下，革命思想充分表达。“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既是对自然的表达，也揭示了作者对未来的期望。纵观全诗，作者通过对西风的称颂，达到对革命的歌唱，象征修辞手法的使用，使得西风的形象更加饱满有力。

（二）比喻手法的运用

比喻也是比较常见的修辞手法，诗中将落叶比作“鬼魅”，描述了落叶四处飘散的情景。诗人将落叶比作旧势力，将落叶描绘成黄的，黑的，灰的，红的，像患肺痨”，这样的比喻表达了作者对旧势力的憎恨。运用比喻，彰显作者对革命的坚定，对新生命的追求。结尾处，“冬天”比喻黑暗，“春天”则代表光明。比喻手法的运用，将抽象变为生动，强烈地表达出诗人情怀。

（三）拟人手法的运用

拟人手法主要是将物体当作人物来写，词语都是描写人物的，将人的思维、行为和感情赋予物体，使得读者可以进行充分的想象，使得要表现的人和物更加生动。这首诗中，作者将西风进行了拟人化的处理，赋予其生命，使其能够具有气息，将春天里的西风当做姐妹，这都是描绘人类的词汇，同时，又使用了“唤出”“聆听”等词汇，使物体具备了人的行为，西风具有了人的行为生命，就彰显灵性。深植渊底的草木被西风“吓得发青”，这一拟人手法的运用，使得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作者当时的情感状态。

（四）夸张手法的运用

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夸张的手法十分常见，本诗中也是一大修辞特色。夸张手法的运用，使得事物的特征更加明显，突显气氛，耐人寻味。诗歌中，作者将西风的能力扩大化，强调了他的风力，在塑造自然现象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对西风的崇尚。

（五）典故的运用

典故的运用就是在诗歌中引用史实。典故的使用，使得诗歌更加简练有力，内容上更加充实，突显含蓄性，使得诗歌的表现力增强，容易产生共鸣，彰显作品的感染力，耐人深思。诗歌中，“Maenad”一词的运用，就运用了希腊神话，一个叫Maenad的女孩，因为嗜酒，常发疯癫，形象突显狂放，头发凌乱，恰恰体现了西风影响下，乌云密布的景象，体现了西风的放荡不羁。

结语

一个伟大的诗人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中寻找亮点，将情感赋予其中，表达深刻的含义。《西风颂》从内容、结构、情感、艺术特色、表现手法方面都是杰出代表，在展现生动画面的同时，体会作者情感。它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写景诗歌，同时，作者也激情高昂地赞颂了西风，全诗情真意切，气势磅礴。虽给人变幻莫测的意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却将西风的壮烈以及急于扫除旧势力的决心表达得酣畅淋漓。由此可以看出，它既是风景诗，也是政治抒情诗，虽然没有直接对革命进行描述，但是整首诗都在诉说对革命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结尾诗句更是揭示革命斗争的艰辛以及对走向胜利的决心，意义深刻，也使得后人对整首的赞颂经久不衰。语

参考文献

[1]周卿.《西风颂》赏析[J].文教资料，2008（29）：28-29.

[2]戚莹莹.《西风颂》赏析[J].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09（03）：58-59+62.

[3]刘丽景.《西风颂》赏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03）：17.

革命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报纸副刊 近代诗歌 西学 译诗

19世纪初，中国的近代报刊出现。而诗歌最早在中文近代报纸上出现则是1815年登于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上的《年终诗》四首。可见，随着近代报纸的产生，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就已经见诸报端了。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随报赠送的“附张”《消闲报》诞生，标志着中国报纸副刊的正式形成。而早期的《字林沪报》，就在新闻后面刊登诗词杂作。可以说正是有了用诗歌来填补报纸版面的有益尝试才促成了后来报纸副刊的产生，而报纸副刊的产生，则使得诗歌在科举之外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

在古代，诗歌作为主流文学，一直被人们所推崇。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变迁，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面对西学的渗透，诗歌要反映日益纷繁的社会现象，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势必要突破旧体的束缚。因此近代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有着典雅的语言和严格的格律规范的传统诗歌开始向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现代新诗转变。而在诗歌的近代化进程中，报纸副刊无疑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1895年前后，国人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报纸的数量激增。而伴随着报纸的大量普及，副刊上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也得以大范围传播，文学作品仅限于同仁之间的欣赏成了历史。这一方面使得诗歌本身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具有了平民性。另一方面文学受众的迅速扩大也要求报纸副刊登载的诗歌作品必须符合大众的口味，这就加快了诗歌的现代性转变。

一、诗歌成为近代报纸副刊主要选择的原因

1.副刊版面有限。这是由报纸的新闻性所决定的，副刊只是报纸的附属品而已。因此，副刊文章总以短小精悍为好。相对于小说和散文，诗歌属于篇幅较小的文学体裁，刚好契合副刊的这一要求。特别是早期的副刊性文字，多是在新闻或文章缺文的空白处，起着“新闻不足小诗补”的补白或点缀的作用。另外，和杂志书籍不同，报纸大多是人们在忙里偷闲的情况下随手翻阅的，很少有人会把报纸完整地读一遍，他们只是想简单地了解一下内容的大概，因此长篇大论的文章在副刊上是很少有人问津的。而朗朗上口的一首诗歌在给人解闷的同时，往往会被人偶尔记住一两句，这就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2.副刊的大众特征要求做到雅俗共赏。副刊的读者其实就是报纸的读者，因此它的读者圈就比较庞杂，面比较广，读者的年龄、职业、文化层次都相差悬殊。副刊为了照顾读者，在刊登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同时，还要刊登一些古体诗词来满足传统文人的需要。当然，在上海等地，为了扩大报纸销路，报纸副刊也刊登了不少“描写艳情，流连风景”的诗歌。所以一直以来，诗歌都是副刊的座上宾。

3.副刊的把关人大多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传统文人。在近代，副刊由于刚刚起步，还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文学作品被视为副刊的正宗。同时，副刊的主编大多是从科举考试中出来的正统文人，他们的一些喜好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副刊的内容，能诗善文，喜欢唱和的文人常在副刊上发表诗歌，因此，早期的副刊多是诗歌类的文学作品。比如1882年，《字林沪报》开辟文艺专栏，取名《花团锦簇楼诗集》，专门刊登诗词歌赋。

二、报纸副刊对于近代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影响。

1.主要表现为批判性诗歌的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个列强侵略的时期，作为文人的副刊编辑更加倾向于选择那些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批判的诗歌，从而找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报纸的实时性很强，总是关注最新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副刊的内容也总是试着去反映时下的情形。一方面，副刊适应报纸的实时性，开始刊登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诗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人利用副刊这个平台，抒发自己的现实感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有目共睹的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文学巨匠和著名学者，大多起步于报纸的文化副刊。失败后，林旭被清廷杀害，林旭的妻子闻讯后痛不欲生，自杀殉夫。在这段时期内，副刊上就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性诗歌，对清政府的顽固派进行强烈的谴责。

2.革命派诗歌成为主流。报纸副刊的正式形成恰逢失败之后，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革命者大都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新式文人，更懂得利用舆论来为革命造势。此时的报纸副刊就成为他们宣传革命主张的主要舞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革命派诗歌成为副刊的主流。如《同文消闲录》就刊登过革命和尚乌目山僧王崇仰的诗文和秋瑾的朋友们凭吊鉴湖女侠的诗词，副刊诗歌从此完成了由封建文人舞文弄墨抒发个人情绪向政治色彩鲜明的革命诗歌的转变。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警钟日报》副刊刊登了林白水的诗词：“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庆？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讽刺辛辣，被许多报刊纷纷转载。

3.白话新诗的出现。据统计，1898至1905年间将近二十种最主要的白话报刊上，大都开辟诗歌专栏，而其语言已经不再是古奥难懂的文言文字。谭嗣同有诗“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梁启超评价只是“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黄遵宪的《今离别》四首更是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等，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三、副刊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对于诗歌创作的渗透。

近代，西学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报纸副刊上，既有新体诗，又有旧体诗。既有保守派的诗歌，也有革命派的诗歌。正是在副刊舆论的新旧对立争论中，促进了中西诗歌的融合。维新派的谭嗣同就曾做过这样的诗：“纲伦惨似喀斯特，法力盛于巴力门。”可见当时西学已经渗透到了文人的创作中。

报纸副刊对于中西诗歌融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文人供职于西人创办的副刊，却由衷地宣传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诗歌。如《申报》于1872年11月创办的《瀛寰琐记》，史料记载曰:“其中宏论闳议，层出不穷，骈体诸作，亦可与古作者并驾齐驱。各体诗词，则浓淡清奇，不拘一格，间附杂著，亦簇簇生新。”(1877年刊行之《申报馆书目》)《申报》早期的主笔，李芋仙、王紫铨等人，虽然供职于西人美查主办的《申报》，却把《申报》及其副刊作为了施展其“国学”才华的“传媒”。2.以报纸副刊为载体的近代两次论战。1896年，改良派与顽固派进行了一场论争。其结果就是西学在中国获得迅速传播，加快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转变。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葱郁郁腾光芒，岸环大小都会数百计，积气淼淼盘中央。自馀各土亦尔尔，海若凯奏河伯降，波罗的与阿拉伯，西域两极遥相望；亚东黄渤壮以阔，亚西尾闾身毒洋（印度洋）。”气势恢弘，视野开阔。全诗长短句相间，写出了新意境和新事物。1902年，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展开了激烈的关于是否革命的论战。这一次西学对近代诗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诗人不再仅仅接受西诗的意象和形式，而是主动吸收西方诗歌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在诗歌的思想和意境之中，如高旭就用充满神奇瑰丽的想象，以及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的语句入诗，表达了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类污腥臊，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顾其巢，作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

四、翻译诗歌的盛行

在近代，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翻译外诗大行其事。1909年，诗僧苏曼殊编选的《拜伦诗选》出版，这是第一本译诗集，进而开启了译诗在中国新的发展。苏曼殊的翻译之路可以说是开始于报纸副刊，苏曼殊回国后不久，受陈独秀之邀赴上海任《国民日报》翻译，此后一段时间翻译了拜伦的大量诗作：《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赞大海》、《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哀希腊篇》。可见当时翻译外国诗歌之风的盛行，由此成就了他在诗歌翻译领域的特殊地位。

其实，早在失败后的几年间，梁启超就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广泛地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诗歌以及翻译文学的输入提供了发表的平台，成为副刊译诗的雏形。特别是1899年，梁启超提出了轰动近代文坛的“诗界革命”，从此诗歌翻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以后，翻译诗歌的题材与数量不断丰富与增多，英、德、法等国脍炙人口的诗歌皆有译介。其中最有代表的一首译诗就是《哀希腊》。这首悲壮慷慨的《哀希腊》先后有梁启超（1902）、马君武（1905）、苏曼殊（1907）、胡适（1914）等四人的译文，四篇译作风格各异，以马君武的七言古诗和苏曼殊的五古最为读者所喜爱。张定潢更是这样赞誉苏曼殊：“唯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可见此时的译诗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副刊对于译诗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它在许多领域都有了交叉和渗透，而就近代诗歌来讲，受报纸副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对西方诗歌风格的借鉴，还是诗歌内容的西化，随着中西传播的不断深入，都隐含着报纸副刊这一传媒的痕迹。

参考文献：

［1］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2］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3］朱文华.中国近代文流［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4］史冯并.中国文艺副刊［M］.华文出版社，2001.

革命诗歌范文第9篇

1929年1月，刘呐鸥等人开办了“水沫书店”，戴望舒任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指导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套丛书是翻译苏联文艺理论的丛书。1929年9月，戴望舒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在本刊上戴望舒发表了他的翻译作品《耶麦诗抄》《保尔•福尔诗抄》，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也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同时，戴望舒对革命文学的关注一直在持续，他的《流水》和《我的小母亲》在此间发表。这三年的时间里，戴望舒从事的编辑活动很丰富，编辑出产的作品也逐渐成熟，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也由本人编辑成册、由水沫书店出版。这一段时期，戴望舒接受了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熏染，处于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交互杂糅的状态中，一方面，“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①戴望舒作为《新文艺》主编，显然是受到了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在无意中接受了普罗文学的洗礼，表现出对革命文学的礼赞，此间创作的《流水》一诗表现出诗人加入左联后的喜悦心情，这是他前期诗歌中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在翻译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中，戴望舒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与戴望舒个人性情的契合，使得他在象征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雨巷》是承袭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朦胧美和音节的讲究，对法国象征派的接受还处于“形似”阶段，《我底记忆》则通过日常生活意象的组合达到象征派诗歌的“神韵”，革命文学和法国象征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让戴望舒在矛盾中挣扎，最终他选择了“第三种人”的立场，即做政治上的同路人，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虽然他在尝试创作普罗文学，但结果却是朝着自己的象征主义诗歌艺术发展了。因此，戴望舒的主要成就还在于他的象征主义诗歌，他的带有民族特性的象征诗歌为中国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二、独立阶段：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

1932年5月，以施蛰存为主编，杜衡、戴望舒为编辑的《现代》杂志创刊了。《现代》杂志以其海纳百川的编辑方针使得多元化的文学流派共存，并促使“现代派”诗歌群的形成和发展。戴望舒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此期间出版。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是《现代》杂志成就了戴望舒。戴望舒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因为没有地方发表，所以才由戴望舒所在的水沫书店出版，“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现代》创办后，施蛰存为了推出戴望舒的诗歌，在《现代》上连续刊出戴望舒的新诗15首，戴望舒的诗歌才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被无数青年诗人模仿。1935年10月，戴望舒筹办《现代诗风》，但《现代诗风》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随后，他联合“北方诗派”推出了《新诗》月刊，1936年10月《新诗》杂志创刊，《新诗》杂志融合了南北诗派，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北方诗人卞之琳、林庚等人和南方诗人金克木、徐迟等14位诗人的诗作，整个诗坛再现《现代》杂志时的蓬勃气象。可以说，《新诗》杂志是《现代》的延伸，促使现代诗派有更瞩目的发展，是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从这段时期戴望舒的编辑活动来看，戴望舒在自己的刊物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品格，并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思想带进编辑活动中。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编辑活动已经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他在这段时期参与编辑的《现代》和创刊的《新诗》不再是同人杂志，而是融合了南北文化和各路诗派的大熔炉，在中国现代诗坛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这是戴望舒的良好修养和精神品德所赋予的，中国古代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戴望舒以他包容的胸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这种良性的互动已经不是《我底记忆》的强行推出或是《望舒草》的包装广告推出，而是一种和谐的促进。他的文学杂志成为其诗学理念的宣传阵地，而他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使得他的编辑事业风生水起，他的诗歌创作的也进入丰收期，此间出版的《望舒草》为他赢得现代派诗歌领袖的赞誉。《新诗》创刊的宗旨是：“不是某一诗派的杂志或某一新诗运动的代言机关……所以不论以怎样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乐于刊登的。”《新诗》以“独特性”为评价标准，显示了戴望舒诗歌思想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的党派或是主义。此阶段，他关于“纯诗”和“国防诗歌”的论争更显示了他对诗歌独立性的重视，他在《谈国防诗歌》中指出：“平心静气地说来，诗中是可能有阶级、反帝、国防或民族意识的情绪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包含这种意识情绪的诗是诗，是被需要的……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②戴望舒在对“纯诗”的理论阐释中也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树纲领，不嫌恶政治派别，单纯以艺术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作品，既是戴望舒独立人品的体现，也是戴望舒此阶段诗歌创作思想的显现。

三、和谐阶段：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1939年还在对外宣传刊物《中国作家》任编辑；1940年，戴望舒与叶灵凤、冯亦代等人创办了《耕耘》杂志，主要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这段时期，戴望舒的诗人身份和编辑身份都是为“抗日战士”这一身份服务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戴望舒变成了一位坚强的战士，无论是被传讯，还是身陷囹圄，他都表现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为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这段时期，戴望舒的爱国热情升华为一种历史使命感，诗歌创作思想也趋向革命化，此时的诗歌担当了抗日工具的角色，但是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因此固化，他讲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将个人心境的抒写融入到宏大的历史抒写中，诗集《灾难的岁月》摆脱了前期的创作小格局，将个人和历史相融合，境界大开。特定的历史语境推动了政治和艺术的和谐，戴望舒在抗战后的创作思想上基本认同了革命，在政治思想和艺术理念上趋于一致，因此，在创作思想的和谐时期，戴望舒创作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极高的诗歌作品。《我用残存的手掌》被称之为“抗战诗中不朽的名篇”。纵观戴望舒的创作道路，他的创作思想一直都在围绕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而演化，他对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名追求艺术自由的知识分子，戴望舒对政治的觉察和感悟是迟钝的，这种迟钝时常让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他既想游离于政治之外，又撇不开政治的存在，这种交织的复杂矛盾让他经历了从逃避现实到回归现实，从矛盾到统一的过程，从而走向艺术的巅峰。这个转变的过程都记录在了他的编辑活动和诗歌创作中，无论是诗人身份还是编辑身份，都是戴望舒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的使命，他在45年的短暂生命中，为中国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既要重视其诗歌的成就，也要看到他的编辑活动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贡献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