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1篇

近期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关注的焦点无疑集中在慈善机构上，从被媒体爆炒、公众热议的红十字会郭美美炫富事件，嫣然天使基金李亚鹏被曝侵吞善款，到有消息报道李连杰壹基金被质疑“贪污”3亿多元赈灾善款，此类事件揭示出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本文拟以嫣然天使基金为例，分析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试图为改进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提供启示。

（一）嫣然天使基金收支管理现状

嫣然天使基金（SmileangelFoundation）是由李亚鹏和王菲倡导发起、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支持和管理下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其宗旨和目标是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筹集医疗救助资金让更多唇腭裂患儿得到治疗。根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方网站披露的年度审计报告。从表1—表3可以看出：2006—2012年嫣然天使基金捐助收入逐年增加，2012年高达5628万元；随着收入的逐年增加，相应的支出总额也在逐年上升。嫣然天使基金的官方网站公布的各年度救助人数呈现出不稳定的趋势，救助人数没有明显的提高，而且从2010年开始反而出现了下降，这与当前我国巨大的现实需求不符。通过嫣然天使基金各年度救助人数情况，结合支出总额和资助资金总额等数据计算出人均手术成本，2007年到2012年之间基本呈增长态势，虽然中间有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是持续上涨的。嫣然天使基金在官网上公布的唇腭裂人均手术成本在4398元左右，根据这一人均手术成本，计算出2012年嫣然天使基金直接用于治疗516例唇腭裂救助者的费用不到300万元，与超过5000万元的资助资金相比相去甚远。据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5000多万元的资助善款中有超过80%被用于筹备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项目中，该项目支出显然也违背了其筹集善款的初衷，这也是嫣然基金近期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在支出总额中，宣传筹资费用和项目管理成本也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金管理绩效问题。

（二）嫣然天使基金支出管理问题分析

1.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通过对嫣然天使基金的审计报告所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计算可知，2012年的宣传筹资费用占直接救助唇腭裂患者的比例为200%，并且在高额的宣传筹资费用的去向上，嫣然天使基金并没有更加详细地公布其使用用途。自2006年基金成立以来，救助者的数量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2012年直接用于救助唇腭裂患者的捐助资金300万元相比，花费5000万元筹建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似乎与其组织宗旨不符。众多数据显示，嫣然天使基金在利用捐助资金时缺乏计划，效率低下。

2.专款不能专用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公布的管理规则，嫣然天使基金是为救助唇腭裂等“先天性疾病患者”为主而设立的专项公益基金，强调基金资助对象为前来接受唇腭裂手术的贫困儿童。可见，嫣然天使基金设立初始就突出了其“专款专用”的本质特性，管理者对所筹集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必须严格遵守。但根据嫣然天使基金公布的资助名单显示，其所救助的患者存在许多类似“癜痕修复术”、“彩光修复术”等整形美容手术项目，以及治疗包茎、包皮过长等一些小儿易得的病症。由此可见，嫣然天使基金现实运行中有违背宗旨和目标的情况存在，很难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出项目亟需进一步的规范管理。

3.财务信息披露不足

关于嫣然天使基金运行情况，目前只能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官网了解，而且其公布的审计报告中也只包含一个会计年度收支表，缺乏具体、详细反映嫣然天使基金主体财务信息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报表附注等必要财务资料。年度收支表只是综合反映该基金一个年度的总体收入和支出情况，明细项目没有显示，信息量太少，无法让利益相关者全面了解基金运行情况和资金配置使用情况。对于嫣然天使基金所筹集资金的来源、嫣然天使基金管理委员会机构运转成本以及救助资金项目的支出去向和使用效率、效果等，缺乏一个必要的信息公开渠道，无法让资源提供者知晓自己所提供资源的实际社会效用，更无法对嫣然天使基金的合规运行实施合理控制和有效监督。

4.存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的嫌疑

关联交易常用来描述营利组织为了操控利润而与关联机构进行合谋的行为，非营利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存在操控利润的嫌疑，但却常常为某些组织或个人所利用，借助关联交易手段，服务于一己私利。嫣然天使基金公布的2012年度5000多万元总支出中，仅5%用于唇腭裂手术，不到300万元，其余款项绝大部分被用于筹建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虽然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为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名义上建立医院是为嫣然天使基金更好地发展打基础、做准备，但在中国已有众多治疗唇腭裂资质医院的背景下，花费高达5000万捐助资金建立一家儿童医院，并且嫣然天使基金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对于这个项目的总体规划与社会效益预测，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上披露的嫣然天使基金审计报告中也不能获知5000多万元捐助资金的用途和支出情况，使得嫣然天使基金背负上借助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嫌疑。

二、基于管理会计视角的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改进对策

嫣然天使基金的管理实践给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敲响了警钟，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改进提供了启示。再放眼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参考。根据美国智能捐赠联盟的调查，美国民众认为捐款中应该有70%~80%以上要直接投入慈善服务，而且必须立即投入，至于募款经费的比例，应在20%~30%之下。美国慈善协会认为60%的捐款收入应当作直接慈善服务之用，募款经费则在35%以下，也就是服务支出与募款经费的“服募比”约大于2。美国《财富》杂志2002年公布了一份评价非营利组织的报告，将捐款收入分为服务支出、募款经费、行政费用与未来储蓄四项，指出当非营利组织的募款经费与行政费用超过当年捐赠收入的50%，建议捐赠者要小心了。美国儿童教育基金会专门提供奖学金给中低收入的儿童，让他们可以就读比较好的私立大学，专款专用的比例高达97%；美国国家高龄协会的这一比例达96%，组织规模庞大的国际慈善会的该比例也高达93%。澳大利亚的国家税务局也特别规定，基金会每年必须将募集资金的85%支付给福利机构，才能保住其免税资格。美国学者詹姆斯•P.盖拉特（2003）通过研究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指出可以充分利用会计系统和预算管理来解决，并特别强调了预算编制的重要性。我国学者赵宏伟（2009）在研究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时认为，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自律机制和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财务管理与控制制度、会计工作不规范等是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张彪（2009）针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社会使命、完善组织机构、规范财务管理、争取外部援助、扩大自创收入、扩展筹资渠道等应对之策。可见，国内外学者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都进行了一些相关分析和研究，并给出了若干解决途径和方法。笔者以前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针对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认为可以借鉴管理会计的一些理论工具和方法，来不断改进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

（一）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算管理是管理会计最核心的理论工具之一，其思想来源可上溯至古老的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预算不仅是组织管理的目标，也是组织运行控制的标准，更是组织运行结果评价的依据。非营利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外界捐赠，对其配置和使用如何规划不仅体现出资源的有效利用，更是对资源提供者的一种尊重和责任。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必须结合组织宗旨建立起完善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对资源的来源和去向作出严格的规定，对预算外的违反制度的资源使用给予制止和惩罚，使整个组织形成一种健康有效的以严格预算促进有效管理的风气。根据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有预算而无执行”的情况，预算制度和标准制定得再完美，没有严格的预算执行和考核，结果肯定不会太理想。因此，结合非营利组织的收支实际，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标准和预算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严格执行预算，并将预算执行结果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预算管理能切实发挥作用。

（二）建立严格支出控制机制

成本控制是管理会计思想的精髓，其要求企业管理者重视对企业成本开支的严格控制，甚至将其提升到组织战略的高度，认为企业竞争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成本高低往往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非营利组织的支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除了要承担维持自身运行的相关费用支出外，其主要职责在于将公开募集的资源合理、有效地提供给需要的机构或群体，也就是社会公益支出。因此，合理控制非营利组织的支出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制来保障。良好的控制机制应当包括组织部门设置、职能界定、不相容岗位分离、人力资源政策、工作人员行为标准、赏罚激励政策等等。基于国际环境影响和自身需要的考虑，当前我国企业界十分重视内部控制建设，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规范，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等率先建设和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在企业界的示范效应下，行政事业单位也紧随其后，于近期出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在各行政事业单位推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作为社会组织中的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责无可替代，因此如何让其在规范、合理的轨道上运行尤为重要，政府与企业的相关做法值得效仿，良好的支出控制机制将成为不二选择。对于自身运转费用支出，非营利组织应做到根据规模大小、业务范围确定出合适比例，以尽量低的费用支出来维持自身机构运转；对于社会公益支出，则需要采用项目审批、执行、审计、后续评价等流程来进行，每一笔资金或物资的流出，都需要有明确的接受者、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连贯的执行过程，并有严格的审计与后续评价过程，尤其是专款专用、专用物资等，要确保其落到实处。明确责任到人是支出控制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近期爆出的“5•12”汶川地震救灾物资放置6年霉变的消息无疑极大地负面刺激了广大慈善参与者的神经。

（三）建立绩效管理机制

管理会计强调战略绩效管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绩效评价，平衡计分卡是受到管理会计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关注和重视的一种绩效管理方法。平衡计分卡突出“平衡”思想，将财务与非财务、长短期、内外部以及过程与结果融合到一起，提出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来全面管理组织绩效。管理会计的绩效管理方法，同样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加强管理。尽管平衡计分卡的内在价值观最终指向为财务价值的提高，但其内在的思想却值得非营利组织去学习和借鉴。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如何体现呢？这显然会与营利组织完全不同，营利组织的盈利水平高，我们就会认为它绩效好；但非营利组织的目标为社会公益，无法使用营利组织的评价标准去评价非营利组织的绩效。非营利组织通过集中广大社会资源提供者无偿提供的资源，为需要的特定群体提供相关服务或帮助，不仅承担了对资源提供者的受托责任，而且还承载着对服务接受者和受助者的道德责任。非营利组织从成立到不断成长壮大，不能离开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而使服务的接受者满意，达成社会效用的提高，最终实现资源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的“双赢”。因此，可以借鉴平衡计分卡管理思想，在非营利组织中建立绩效管理机制，促使非营利组织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四）构建价值创造文化理念

与财务会计以核算和提供会计信息为主要职能不同的是，管理会计重在帮助组织作出更为有效的经营决策从而创造价值。众所周知，营利组织的价值在于满足消费者利益从而创造利润和财富增值。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等不同，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需要侧重于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公共价值。非营利组织价值体现在是否使一些需要提升的领域或帮助的人享受到相应的利益，是否在其主导下带来了整个社会福祉的提升。需要在非营利组织中营造出一种价值理念，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文化环境。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并非营利和积累经济财富，根据非营利组织业务范围的不同，或为慈善，或为公益，抑或为某些特定群体提供服务，因此非营利组织非但不能从其业务中获利，而且还要无偿为此承担成本或代价，从而衡量非营利组织目标实现的好坏的标志就成了是否能以尽量低的资源付出获得尽量高的“受众满足度”。由此，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创造就体现为更好地让受众满意。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提供者来源较为广泛且为无偿提供，而非营利组织的利益接受者往往又都是被动的弱势群体或特定对象，导致非营利组织产权缺位且利益接受者只能默默接受，导致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创造缺乏相应的压力和动力。基于此，笔者提出可以以前文提出的预算管理、支出控制和绩效管理为基础，倡导在非营利组织形成一种以“自律”为主的价值创造文化理念，即以资源提供者的满意度、利益接受者的反馈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作为非营利组织存在价值高低的标准，不符合这一价值创造理念的非营利组织将会在社会压力下自动退出。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在分析预算会计改革必要的前提下，从公共财政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化、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的加强等宏观原因，以及会计基础、会计主体、财务报告三个微观原因，针对性提出了预算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

关键词：预算会计；宏观原因；微观原因；预算管理

一、引言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项预算管理改革措施相继推出并逐步实施，对现有预算会计核算和管理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对政府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新要求。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我国现行的以预算管理为中心的预算会计进行改革。

二、宏观层面的原因

1．公共财政改革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类型。公共财政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界定财政收支的范围，讲求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是说，公共财政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集中必要的社会产品，满足政府履行职能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以达到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目前，为构建新公共财政体系，我国主要进行了三项支出改革，即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编制改革，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要求。

2．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化

（1）关于预算外收支并账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编制的政府预算有两套，一套是预算内收支预算，另一套是预算外收支计划。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预算外收支合并并纳入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较彻底地解决了“两张皮”的问题。

（2）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纳入总预算会计核算问题

社保基金一般是纳入单独的社保基金财政专户（设在社保股），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和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体系中，建立相对独立的社保基金预算体制，形成与政府收支预算并列的社保基金预算，单独提供社会保障资金活动的全面、清晰的会计信息。社保基金核算应体现配比的原则。

（3）关于工资统发、政府采购与国库集中支付等核算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衔接问题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政府采购、工资统发、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新的支出分类和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将财政直接支付的项目与内容，实行独立核算同时，按新的支出分类做好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等报表的衔接工作。

3．政府负债风险控制

（1）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对政府财务报告的影响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向信息使用者传递政府会计信息的载体，是信息使用者利用会计信息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政府财务报告目标是应以决策有用性为主，兼顾受托责任。而从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的角度看，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的政府负债信息也应以满足其使用者决策需要为最主要目标。

（2）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对政府会计基础的影响

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对政府财务报告提出了要求，而政府财务报告能否满足这些要求还取决于政府会计确认基础的选择。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对收付实现制的挑战。收付实现制也称现金制，是在现金已经收到或支付时确认交易或事项的一种会计基础。

4．政府审计和社会监督的加强

众所周知，政府与行政事业单位在其行使管理职能或开展业务活动的同时，对社会公众负有广泛的受托责任，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福利的和精神文明的等。人民代表大会审核并批准由政府提交的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是社会公众考核政府经济受托责任发行情况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人大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离不开预算会计的参与。这是因为，预算会计人员是执行政府与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的重要专业人员，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具体由预算会计编制，因此，预算会计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的内容最为了解，要正确考核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离不开预算会计对政府预算执行内容的了解。

预算会计在年底实施政府的财政或财务政策、执行政府与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的过程中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预算会计信息真空与否，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广大纳税人、政府债券投资者等的经济利益，影响到社会福利和文明水平的提高，甚至会影响到政府的声誉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三、微观层面的原因

1．会计基础方面

（1）政府会计信息不完整

从政府预算会计反映政府资产来看，资产不真实。主要表现在一是缺少对政府固定资产的核算和反映。二是没有对国有股权和有价证券的政府资产进行会计确认和核算。

（2）从政府预算会计反映政府负债来看，负债不全面

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和借入的外债，一直没有完整地纳入财政部预算会计核算，也没有在政府预算决算报告中完整地反映出来。二是我国部分地区，地方政府欠发职工工资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些应付未付的工资，也没有在预算会计中反映出来。三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担保等事项时有发生，这些或有事项形成的或有负债也没有充分披露。四是没有全面反映保险基金。

2．会计主体方面

当前，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打造有限政府的理念已经渐趋成熟，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理财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新变化都对我国现行政府预算会计的主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进而对构建我国新的政府会计主体理论提出了迫切要求。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适应我国公共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的客观要求，并借鉴当代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双主体”模式的有益经验，我国在构建政府会计主体理论时可以考虑双元模式既要科学界定“政府主体”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和有限政府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划分“基金主体”的类型，可以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理财观念，强化政府的受托责任，节约对政府的社会监督成本。

3．财务报告方面

一般来说，财务报告是指通用财务报告，向政府单位内外部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因此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全面，除了与会计基础有关外，还与财务报告的财务报告目标、财务报告体系等有关。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现行政府财务报告目标过于重视政府对资源的受托履行情况，没有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不利于评价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否合适，是否值得继续推行。在财务报告体系方面，政府会计财务报告不完整、不科学。

四、预算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

目前，我国的预算会计体系从广义上讲，由四个部分组成即财政总预算会计、事业单位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参与预算执行的国库会计、收入征解会计包括税务会计、农业税征解会计和关税会计和基本建设拨款会计等。由前述分析知，这种体系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划分。通过分析国外政府会计和我国企业会计改革经验后，得到很多启示，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要重塑我国政府会计体系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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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非营利组织类型入手，构建我国政府会计体系

我国非营利组织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各级政府，二是事业单位公立非营利组织，三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一般观点是私立以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不纳入政府会计体系，而纳入企业会计体系，公立且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不纳入政府会计体系，而纳入企业会计体系，公立且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会计应与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政府会计体系。这种观点认为，一是有利于政府财政部门编制“行政事业单位收支汇总表”，有利于目前在中国制定出《预算会计基本准则》及其相应的会计制度。二是由于私立以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与财政脱钩，如果将其收入与支出的数据并入政府财政部门编制的行政带来单位收入支出表，汇总的收入与支出数据缺乏意义。三是由于私立以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会计原则更接近于企业而不是行政单位，因此，如果将私立及不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会计纳入政府会计体系，则政府会计体系就难以完善。

2．从会计模式入手，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

一般来说，会计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会计准则模式，二是会计准则加会计制度模式，三是会计制度模式。在会计模式的类型方面，现阶段我国的政府会计应使用会计准则加会计制度模式为宜，这是由现在我国财务人员素质和企业会计在运用这一模式成功经验所决定的。

从将来来说，我国政府会计应采用会计准则模式。

在会计模式内容方面，当前，在我国加入背景下和新的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部使用者大量增加。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向外部提供公开、透明的财务信息，这就要求我政府会计模式内容要重新构建，以便于外部使用者评价政府的绩效和受托责任。

五、结论

中国现行预算会计存在不少问题，预算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其产生有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又有微观层面的原因。因此，要对现行预算会计进行改革，体现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以及由此带动财政日益公共化。而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又会给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以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反过来也会对政府预算改革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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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 会计评论 对比分析

一、引言

通过学术期刊透视某一专业理论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过程已成为综述文献的一种类型，不仅梳理了某一领域的研究脉络，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的选题方向。赵西卜等（2003）对1992年至2001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130篇论文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杨雄胜等（2005）对1980年至2002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902篇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王化成等（2001）对发表《会计研究》、《财会通讯》等7种期刊上的393篇财务理论文章进行了梳理分析；王化成（2010）对《会计研究》近30年刊载的财务理论文献进行了述评，归纳出财务理论研究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范丽娟等（2011）则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1980-2009 年）《会计研究》的3511篇论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上述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内会计领域的研究态势，没有涉及国际会计研究的主流趋势。本文选择了《会计研究》与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为载体，对2001年至2011年刊发的学术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希望从国内动态与国际视野两个视角梳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取向与发展态势，为未来的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会计研究》是我国会计领域、甚至是管理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根据吴溪（2010）的研究，1998年至2007年间会计研究所发论文1557篇，在该期间共得到4827次引用，其中被《会计研究》自引1151次，占总被引频次的23.8%，被其他CSSCI期刊引用3676次，总比为76.2%。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会计研究》的影响力明显提高，在权威期刊中的被引率同比上升56.24%；高被引文献数占经济与管理类期刊总数的14.16%，仅次于《经济研究》（王化成等，2010），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会计研究》的影响因子为5.909，排在全部期刊的第二位。《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是全球24家核心会计期刊中创刊最早的学术期刊，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被会计学界与实务界视为会计研究及解释其相关研究方法的主要期刊。这两种权威期刊对于国内与国际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最新动态都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剔除了书评、会议征文等非学术论文后，本文共获得2001年至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论文1355篇、《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发表的论文521篇。下文分别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作者情况及论文引用情况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中外会计理论研究动态与趋势分析

（ 一 ）研究主题的对比分析 参照《会计研究》的栏目划分及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将《会计研究》（2001-2011年）的论文划分为十二个研究主题：会计准则（制度）、会计改革、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注册会计师及审计、会计新领域、会计教育、其他问题。其中，会计新领域主要涵盖了有关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交叉学科、新兴领域的研究。具体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据了总样本的半壁江山，其中财务管理占31%，财务会计占19%。排在其后的分别是注册会计师及审计（9%）、基本理论（8%）、会计准则（制度）（6%）、内部控制（6%）等。参照国内研究的主题分类，结合《会计评论》所的具体情况，本文将《会计评论》刊发论文的主题分为9类，分别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准则、审计、基本理论、会计改革、内部控制以及其他。在过去11年间，国际会计研究的主题分布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与国内研究相类似，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到了总论文量的半数左右，其中财务管理论文占比28%，财务会计论文占比22%，排在其后的是占比16%的审计主题论文，其他类型论文占比也高达19%，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分别占比6%。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4篇

（一）阿根廷会计职业界衍变 阿根廷会计组织的历史根源是经济学毕业生协会，其成员最早成立于1891年（Chirom，1985），当时阿根廷大学经济学毕业生获准以公共会计师的名义行事。这些专业组织被指定为经济学研究生院，构成了非营利机构的法律民间协会。经济学毕业生可以自由进入协会，但这些指定的学校并不代表会计职业界。它们通常为其成员组织课程和维护专业的图书馆。另外还有一个包括约二十个学校的阿根廷经济学毕业生联盟（Fowler Newton，2001）。这些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本协会的职业教育，而联盟则设立了会计师技术研究所，用来颁布阿根廷的会计标准。到19世纪40年代，阿根廷建立了相互独立的“省级”理事会，这是法律规定授予和撤消专业注册的专业组织，其中的首都联邦理事会拥有五万多成员。这些组织由成员选举管理层，专业公共会计师也自治并选举董事会，阿根廷公共会计师（相当于美国注册会计师、英联邦国家注册会计师）要求有大学毕业再加五年研究经历，这些大学毕业生既不需要任何审计实习期或其他额外训练，也不用通过参加单独专业性或国家考试来获得核证财务报表的权利。理事会则依法授予成员审计财务报表，同时也颁布会计和审计标准，并对成员进行纪律制裁，当然最重要的权利在于制定会计和审计标准。1972年阿根廷成立了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会，成员包括了所有的省级理事会，拥有一个科技研究中心，这个中心颁布会计准则相关事项。实际上在1969年以前，阿根廷没有任何会计协会有权制定会计准则，只有一些当时的会计实务总结，如第六届（1962年）和第七届（1969年）经济科学毕业生全国大会商定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和技术规则”。1973年阿根廷颁布了“专业界和理事会专业委员会监管组织”法，了第一个会计准则。

（二）阿根廷会计学术界衍变及对会计立法影响 1890年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卡洛斯·佩莱格里尼商学院；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在其它主要城市中又成立了几个商业学校；1905年第一次阿根廷会计师代表大会召开，主题包括政府会计、审计、保险合同清算、专业费用规制、建立经济科学学院等（Chirom，1985年）；1913年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科学学院。到20世纪40年代末各省级政府认可了上述会计界，并进行管理，在1973年则由国家法律进行规管。阿根廷的经济学及教育在20世纪60、70年代有重大的进展，建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管理学研究生）、经济学学位（经济学研究生）等学位。而早在1949年，美洲国家会计协会就成立了，目的是为所有北美洲和南美洲会计协会提供论坛，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会计问题，美洲国家会计协会第七届会议于1965年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召开，阿根廷代表团提交了名为“会计原则应用与编制财务报表技术规则相关标准的统一”的提案，这一提案是阿根廷会计思想与实践发展的里程碑。此外，阿根廷的大学也组织了经济学毕业生全国大会，以讨论专业性和理论性的会计问题，1969年召开了最重要的第七次会议，会议批准第七届美洲国家会计协会（1965年）会议中阿根廷自己提出的议案为阿根廷国家会计标准，阿根廷会计界第一次有了强制性的财务报表会计编制原则和规则。1973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会下属的科技研究中心开始形成阿根廷会计标准的技术决议，各省理事会有权决定自身司法管辖区内会计标准应用，因此一些理事会接受这些技术决议，一些进行了修改，甚至也有理事会拒绝。1983年，阿根廷商业法第1950条款发生变动，涉及财务报表列报的有两条，包括：本地货币购买力变动的调整，管理当局宣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和标准的应用。经济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会因此建立了一个由会计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制定全国统一的会计标准，特别委员会的技术决议或会计准则由联合会批准并颁发，首都理事会和各省理事会则决定是否接受或进行修订。1998年，联合会开始研究阿根廷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最后在2000年出台了16至19号技术决议，这些决议由各地司法管辖部门在2001年进行讨论，2003 年，各理事会决定采用由联合会批准的最新技术决议，从而确定了阿根廷会计标准的最终统一方案。

（三）阿根廷学术会计期刊 阿根廷学术和专业期刊主要包括：（1）工商管理（由现代会计问题出版，1970年～1989年）。该期刊是阿根廷同时期最著名的期刊，发表管理、规划和预算、定量方法和模型、财务成本会计、审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论文，偶尔也发表英语转译成西班牙语的论文。（2）会计与审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会计研究所）。发表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方面的文章，作者主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师。（3）成本和管理（阿根廷大学教授成本研究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期刊只发表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作者包括学术及专业人士。第一期出版于1991年。（4）会计和管理方法。发表会计与管理研究方面的论文，及供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董事使用的资料。（5）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发表会计法与专业实践方面的论文。（6）能源：国际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商业与社会科学学院）。主要为方便哲学家、方法论者、社会科学家、管理专家、经济学家和会计师间思想的跨学科交流。（7）（国际立法理由期刊下的） 会计与审计（原为立法理由期刊）。是拉丁美洲的主要会计期刊之一，提供广泛的会计和审计研究，论文作者不仅来自中南美，也广泛来自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国家。（8）会计选择。这是阿根廷1937年至1942年间最负盛名的会计杂志，由会计技术研究中心出版，作者主要来自阿根廷、西班牙、巴西和北美。（9）经济宇宙（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经济专业委员会）。这是由理事会向其成员发行的专业期刊，成员毕业于经济科学 （会计师，经济学家，管理学毕业生等）。内容包括专业新闻，最近会议、大会和其它专业会议述评、技术委员会活动等。

二、二十世纪阿根廷会计研究

（一）外国对阿根廷会计研究的影响 包括：一是西班牙对阿根廷会计的影响。由于西班牙是阿根迁最主要的宗主国，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是阿根廷会计的主导力量。单从作者及其书籍在阿根廷图书馆所具的代表程度，就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影响。比如19世纪的著名西班牙人Casta·o Dieguez，1863年在马拉加出版的复式记账原理与实务，在阿根廷图书馆就有不少于42个版本，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也有该书的两个版本（1912年版和1946年版）。阿根廷图书馆还藏有很多来自西班牙的著名会计教材，如Goxen Duch （1948，1950，1961，1963，1979，1985）的通货膨胀会计及其它内容广泛的会计主题； Pratsy Aymerich（1907）在商业会计方面的著作（有七个版本）；Fernández Casas（1931）的应用会计；Gardó（1932）的工业会计及Gardó（1925a，1925b，1926a，1926b，1926c）的其他论著，涉及运输会计、合作社会计甚至“秘密会计”等主题，Gardó多产而又多才，著作在阿根廷颇为流行。另外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Fernando Boter Mauri，如他的一般会计论文（Boter Mauri， 1941）还可在南方国立大学找到两种版本（第6版和第11版），Boter Mauri （1929，1935，1942，1946，1947，1949，1950，1952）的论著涵盖工业会计、司法会计到审计等诸多范围，在阿根廷图书馆还可以找到他翻译的两本重要的法语会计论著（Batardon，1933；Delaporte，1932）。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西班牙会计著作， 如Paret（1942）， Cortés和Sa-

bater（1932）、Martínez Pérez（1910）。二是法国对阿根廷会计的影响。在阿根廷图书馆中，法国人Léon Batardon的著作最具代表性，如法语原本中有Batardon（1913， 1914a，1914b，1918，1929a），西班牙语译本有Batardon（1920， 1928a，1928b，1929b，1929c，1932，1933，

1944，1950），其论著内容广泛，如散叶式簿记（Batardon，1929b）、商业公司（Batardon，1929c）、往来账户利息计算（Batardon，1950），很多著作都可找到几个版本。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者René Delaporte，代表性作品是译成西班牙语的银行机构和簿记（Delaporte，1932）。其它作者可参阅Degos and Mattessich （2003）。三是意大利对阿根廷会计的影响。在该期的意大利文献方面，阿根廷图书馆收藏有 Zappa（1946）论商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一本著作，Onida的三本著作书（1951a，西班牙语译本；1951b；1970，意大利语），头两本分别论及资产负债表估价问题和现代北美会计理论的发展问题，第三本是资产负债表理论问题，其它意大利会计文献可参阅Galassi和Mattessich，2003）。从私人图书馆藏书来看，阿根廷学者Alberto Arévalo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中有很多Cerboni和Besta的作品。四是英国、美国和德国对阿根廷会计的影响。从阿根廷图书馆的书目来看，这一时期的英美文献代表作有以下书籍的西班牙语译本：Kester（1939），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Gillespie（1939），成本会计导论；Finney（1943）， 会计论文； Paton（1943），会计师手册；Holmes

（1945），审计。德国会计文献方面，只发现Erich Schneider （1949）的工业会计一书（西班牙语译本），但没有找到当时德国最著名会计师Eugen Schmalenbach和Fritz Schmidt的作品。

（二）二十世纪阿根廷会计研究 包括：一是二十世纪阿根廷的会计主题和文献来源分布。二十世纪阿根廷会计研究中，上半叶的前五主题依次是财务会计（46%）、 法律讨论 （13%）、 成本和管理会计（10%）、政府会计（8%）、农业会计（6%）；下半叶主题得到多元化，前五主题依次是财务会计（54%）、成本和管理会计（20%），审计（5%）、会计教育（4%）、政府会计（3%）。从总体上看，在下半叶，财务会计主题增加到总书籍的54%，这可能是财务信息需求增长的结果，成本和管理会计主题也从上半叶的10%上升到了20%，而法律讨论则急剧下降。从会计书籍的的地理分布来说，上半叶的74%在拉丁美洲出版，主要是阿根廷（62%）和墨西哥（8%），下半叶只有60%在拉丁美洲出版，阿根廷占到46%，墨西哥占到11%），拉丁美洲出版总体减少了14%在，而阿根廷占比则减少了16%。下半叶美国的出版物占到了17%，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美会计文献对阿根廷会计行业组织及会计学术追求的理念和方向都产生重大影响是相适应的。在拉丁美洲以外的书籍方面，上半叶源自欧洲的占了25%，多数来自西班牙（19%）和法国（8%），但来自北美的只有1%，而在下半叶这一比例在该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巨变，占到了17%，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都有减少，法国尤甚。二是二十世纪阿根廷会计的研究概况。Alberto Arévalo是阿根廷二十世纪早期的著名会计师，著作涉及保险公司会计（Arévalo， 1917a），农业公司会计（Arévalo， 1917b），复式记账和四式记账方法（Arévalo，1918年），财务会计要素（Arévalo， 1946），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会计性质、会计对经济的影响（Arévalo，1946），政府会计（Arévalo，1954）等。其主要贡献是将意大利学者Gino Zappa的庄园观念引介，基本概念是庄园（行政单位，公司）、行政活动（由指令活动组成，包括领导和协调）和营运活动，描述了庄园的经济和法律、资金来源、结构、功能以及该情境下会计的管理任务（Arévalo，1946）。嗣后，将这一思想扩展到政府会计范畴Arévalo （1954），提出公众庄园（政府企业）的观点，但主要涉及政府管理基础，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涉及会计问题。总体上其受到了意大利、德国、北美和西班牙等多国学者的影响。其他早期的阿根廷作者中，Galante（1907）关注会计的哲学批判；Floriani（1930，1942，1960）主要涉及会计和簿记新层面、初级会计和一般会计；Pagano（1913，1915，1931）主要关注会计的技术和实用、保险公司簿记；Zipitria（1914，1923，1943）主要涉及行政会计和会计要素；Quijano（1937）则是簿记与会计的差异（包括计价问题）等。在专业会计领域，有Corti（1918）的国有铁路会计；Fernández Romero（1913）的财务和会计问题处理；Coni（1917）的农业与养牛业会计和簿记；Vallini（1918）的政府会计和资本问题；Bórea（1921）的农业会计和生产成本计算；Cassagne Serres（1910， 1912，1921a，1921b，1921c，1923，1924）的会计教育书籍和Bayetto （1928）的政府会计。

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会计主题呈多元化发展，北美会计文献的影响极剧加大。会计主题不仅在主题也在深度上都有突破：（1）一般会计理论方面。García Casella（1997，1998，1999a，1999b， 2000，

2001，2002，2004） 独创性对现代会计历史进行了解读，检索了大量的会计理论国际刊物，他的一本著作尝试讨论超过八十本国际刊物，另一本则讨论超过了九十本，并且大多数在后半个世纪出版，主要是北美的英语会计文献。García Casell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合作者Rodríguez de Ramirez，集中研究财务会计，考察提供给第三方财务信息的最新进展，包括智力资本信息，商业信息分布新方式，会计概念框架范围扩展（Rodriguez de Ramirez，2000， 2001），

社会会计和其各种本体论假设（Rodriguez de Ramirez，2004a），以及社会责任会计（Rodriguez de Ramirez，2004b）。而在关注会计公理化和规范性问题（Gonzalez Bravo，1990a，1990b）的基础上，Gonzalez Bravo（1984）进一步研究了会计认识论的问题；Wirth（2001）则分析了科学应用和社会技术中的理论构建方式，基于阿根廷-加拿大哲学家Mario Bunge（1983，1985，1996）的认识论模型，提出会计可视为具有“社会技术”特色的科学学科。（2）财务会计方面。由于阿根廷在20世纪后半叶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计和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调整成为研究焦点。Enrique Fowler Newton提出了一个工作概念框架，包括会计基本问题（Fowler Newton，1982a）、会计基础（Fowler Newton， 1977）、高级会计（Fowler Newton，1978）和会计系统组织（Fowler Newton，1982b）等内容。他还关注通胀问题及对会计的影响，对基于非货币账户指数的财务报表购买力调整的会计准则进行了深入分析，如他讨论了低通胀下省略通胀调整的效应，检验了不同情境下不同比率的信息含量。当然其还致力于阿根廷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和国际通货膨胀会计标准的制定。López Santiso（1969，1986）考查了因购买力侵蚀而造成的会计扭曲，还讨论了不变货币单位财务报表的通胀调整（López Santiso等， 1988），界定和系统化了通胀对货币与非货币账户的影响，使用财务资本维持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会计基础，使用间接方法描述了通胀调整的应用。López Santiso（1979）还试图构建一个概念性框架，从而能科学地修订现有会计理论。 另外， Sánchez Brot （1995，2000，

2004）分析了会计准则、准则解释和应用，还研究了通货膨胀调整的相关问题；Bértora （1951，1975）分析了商誉的概念、特征及估价方法；Lazzati（1976，1978，1987）提出了审计师报告的问题，通货膨胀及对管理会计的影响；Cholvis（1954，1955）涉及标准成本、财务报表编制和报表欺诈问题；Arturo Lisdero（1970）分析了会计理论中的资产负债表概念与地位； Juan Carlos Viegas等（1996）分析了不同会计估价方法的影响（名义与真正价值，成本与市场价值），以及资本维护模式对利润测量的影响。（3）审计方面。William L. Chapman出版了审计程序一书（Chapman，1965），还涉及各种不同审计问题（Chapman，1980），但其更关心会计师作为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和审计师等不同岗位的责任（Chapman， 1979），并从法律和专业方面研究了受托管理责任问题 （参阅第6.6章节中的社会会计）。Mario Wainstein专门从事审计及其研究，涉及保险公司审计（Wainstein，1974，1999），财务报告的通货膨胀调整（Wainstein， 1980），审计师意见报告（Wainstein and Casal， 1992），多样化审计问题（Wainstein， 1999）和综合审计过程中的环境审计挑战性问题（Wainstein and Casal， 1996）。Fowler Newton也关注于审计的基本和应用问题（Fowler Newton， 1989和 1991，2004），另外Lazzati （1976）考查了审计师意见报告，以及审计的目标和程序（Lazzati等， 1981）。但总体来说，阿根廷的审计相对落后，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学徒制度、密集内部培训和资金投入。（4）成本和管理会计方面。Herrscher （1967）将管理会计概念引入阿根廷，满足了成本会计思想和概念的新需要，如目标管理、结果分析、规划和控制、现金流量分析等；Lazzati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务决策信息的影响（Lazzati， 1987）；Carlos Gimenez （1979）提供了成本会计的技术层面，也提供了管理的重点；Vasquez （1971）研究了标准成本计算；Oscar Osorio（1986）主要涉及了生产产能和生产成本，分析了不同行业中固定结构成本与固定运营成本的问题；Antonio Lavolpe （1980）关注的是施工企业成本系统，成本系统、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Lavolpe等， 1993）以及预算系统与控制（Lavolpe ， 2000）；另外，Parro （1981）描述了零基预算概念；Cascarini讨论了联合成本问题（Cascarini，1985），分析了过程成本分析系统（Cascarini，1987）。（5）社会会计方面。William L. Chapman （1965， 1979， 1984b）主要涉及审计程序，然后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责任问题，以及会计理论问题。Chapman （1982， 1983， 1984a）论及作为经济活动社会受益人的消费者，探讨了测定政府和私营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净利益的难点，考察了公司对第三方的责任，还提出了经济活动中的友爱原则（Chapman， 1986）。L. Fronti de García主要涉及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Fronti de García， 1998， 1999， 2000），特别强调了阿根廷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商业环境控制策略和环境审计。另外，Fernández Lorenzo和Geba （1998， 2000）提出了目标导向会计和社会经济比率等用于建构社会财务报告的概念。（6）政府会计方面。政府会计研究方面，Arévalo （1954）提出关于营运和公共财政会计问题，Bayetto （1931， 1950）考察了政府会计，以及作为政府会计和控制基本工具的预算编制。Atchabahian和Massier （1962， 1963） 考察了政府会计的法律方面问题，Atchabahian （1996）发表了营运和控制政府实体的阿根廷法律规则。此外，Alé（1975， 1983）分析了政府会计法，并补充考察了阿根廷政府会计的方法和程序问题。

三、结论

综观阿根廷二十世纪的会计研究，与其实务发展、学术界组织和会计期刊发展交织联系，从整体来看，呈以下特点：20世纪上半叶其会计研究主要受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影响，并以欧洲国家为主，20世纪下半叶则主要受北美影响，并以美国为主；20世纪下半叶会计文献有显著增长，特别是财务会计方面的文献，在总体中占据半壁江山以上；20世纪下半叶的会计研究主题百花齐放，在一般会计理论、财务会计、成本和管理会计、审计、会计教育、社会会计和政府会计等方面各有斩获；会计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大的资金支持，从阿根廷的情况来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普拉塔大学之间的合作，产生了诸多有趣的研究主题，如会计理论，会计理论假设，法律和模型；环境会计；社会会计（包括在非营利组织社会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会计也缘其恶性通货膨胀而发，在非货币账户指数的财务报表购买力调整的会计调整（Fowler Newton，1980）、不变货币单位财务报表的通胀调整 （López Santiso等，1988）、通货膨胀及对管理会计的影响（Lazzati，1987）和不同会计估价方法的影响（名义与真正价值，成本与市场价值），资本维护模式对利润计量的影响（Juan Carlos Viegas等，1996）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建树。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5篇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吴水澎）。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潘飞等，2007），这与最初管理会计的功能密切相关，即帮助制造性企业核算成本与管理成本，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案例/实地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起源，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飞等，2007）。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检验实践中的理论应用，为理论假设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以及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业中都应该适用，即使是指在某一类企业中适用，也不能只通过一家企业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调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这两个方面做到科学严谨对调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国内现有的问卷调查与国外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一般从原材料的供应、竞争者的动态、市场需求、制造技术、政府监督和干预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GulandChia，1994），再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来证明其计量的合理性。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某种管理会计实践的程度和状况，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2005《会计研究》：《企业成本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采用统计检验方法使用得到的数据。但在国内样本中，这样的问卷调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问卷调查，问题设计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实验方法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大约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方面，西方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如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以及审计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叉学科，其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由于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密切结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学成为其主要理论之一。

近些年，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出来。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存在广泛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组织的会计系统（Otley，1980）。应该明确会计系统的具体特征与某种确定的环境相联系，并且是恰当匹配的（Emmanueletal，1990）。而组织行为学与会计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会计学，它通过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检验会计信息、过程和人的（包括组织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它与会计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行为科学，其发展受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组织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BirnbergandShields，1989）。例如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产生的重要经济后果就是对组织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为研究的透彻程度。而心理学的研究体现在诸如个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忠诚度等等，而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的业绩都有相应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任何管理控制系统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律，决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总之，这些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只能通过结合它们所研究的背景、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来论证其研究价值。而实际上，越是高水平的研究，总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契合。

二、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会计论文的标准

为证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们选择了两本各自代表国内外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杂志。据统计，国内的《会计研究》是权威期刊中发表管理会计研究比例最高的杂志（潘飞等，2007），而且也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会计专业期刊，其他权威期刊发表管理会计论文的比例相对过低（我国还没有管理会计研究的专业期刊）。因此我们选择《会计研究》作为国内管理会计研究水平的代表性样本。国外的选择了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管理会计研究》（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该杂志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而且发表的论文都是管理会计的论文，因此可以较好地代表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水平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选定这两本杂志，并从几个方面来比较分析国内与国外的异同之处。样本的时间从1996年至2006年共11年。

为了从众多论文中挑选出管理会计的论文，首先要确定管理会计的研究主题。根据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类，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几个大的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统又包括激励机制、预算、业绩评价、转移定价与综合控制系统。在选择管理会计的论文时，我们基于管理会计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原则，挑选出符合上述内容的论文，对于财务会计也会涉及的问题（如薪酬机制），要看其应用的理论与视角是否属于管理会计。如果研究涉及的是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职能（现在也包括披露），我们不视其为管理会计的论文。

统计显示，1996年-2006年在《会计研究》上，总共发表了174篇管理会计的论文，JMAR总共发表了88篇管理会计论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差异进行分析。

（二）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题的分布。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样本分为七个领域。这一分类主要是参考了Shields（1997）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分类，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会计的新兴领域，在我国主要指环境管理会计；在国外主要指行为管理会计。但是考虑到我国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战略管理会计的论文，我们将战略管理会计单独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参照Wagenhofer（2006）的研究，我们将研究背景划分为三类：尽管大多数的管理会计研究适合于制造性的行业环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和通用的，不限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的研究属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这类背景一般比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论文表明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或某个行业的，或针对某个企业或者行业进行分析的，我们则将其划分为企业背景。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制造性企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机构以及垄断性企业。最后一类是医院、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等非盈利组织。可以看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国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前文所述研究背景的确影响着研究主题的分布，以企业界为背景的研究主题非常广阔，而非盈利组织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则更为关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JMAR中非盈利组织背景的比例几乎是会计研究的两倍。实际上，非盈利组织也可以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上向企业界学习，例如可以在医院建立病患费用的作业成本核算方法。并且，会计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较低，而JMAR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所有组织的（45篇），这将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点是，管理控制系统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点，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发现，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在国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JMAR极为不同。

（三）理论基础

西方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比例明显超越我国；而我国只有在战略管理理论上占有优势，而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方面尤为欠缺，大多数采用行为学的国内论文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中，行为学研究大多是与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相结合，提出有关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变量并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尽管也是应用了同一的理论，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价值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述评：比较与借鉴》的研究（潘飞等，2007），我国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有38.89%没有理论基础，是国外17.98%的两倍还多，与本文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感到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方法的应用。因此，对于国内的管理会计学者而言，如果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在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不仅依靠经济学，还要奠定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扩展研究的视野。而在国内“其他”类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规范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过多；而JMAR“其他”类中的研究则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并且，JMAR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比例也高于《会计研究》。这反映了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与狭隘，也指明了未来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们把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内档案研究多数采用经济学理论，这与JMAR的结果一致。而国内的问卷调查研究多数却没有理论基础，而国外的问卷调查研究均有理论基础，这一差异印证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国内的实地/案例研究应用的基本上是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理论，而国外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并且在各种研究方法上对经济学的应用比较均匀（除综合研究外）。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国外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水平显著高于我国。因此，国内外理论应用的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不仅影响研究的深度，也影响研究的价值。

（四）研究方法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对于研究方法的争论，根源在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即何谓真理知识和如何获得的争论（李连军，2006）。现代哲学按照他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来源或规则而被划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梯利，1995）。理性主义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知道原因，就可以依靠思维和推理的力量立即确定其结果，而不需要依靠任何经验。经验主义却坚守科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只有通过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因此，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1）经验研究方法（广义经验研究，包括经验实证）。经验研究是寻求对客观现象解释和预测的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总称，包括档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等（张朝宓，熊焰韧，2006）。经验研究区别于规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关注实务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实务应该如何进行；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且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

（2）非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指除了经验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最优化等等。其中，规范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会计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国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几乎无例外地基于理论和生产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Shields，1997），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导基础之上的，是连接理论与实证的桥梁。我们把非经验研究分为分析性研究与其他（包括规范研究等）。

因此，我们将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而经验研究又可以划分为：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实地/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综合方法。统计结果证明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在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非经验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国外管理会计却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还没有出现在会计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实验法的研究，但是这一方法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另外可以看到，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差距，国外已经以不再以案例研究为主，相反国内还处在案例/实地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极为必要，也使我们更加期待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议

（一）培植良好的企业文化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缺少优质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不仅仅具有良好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思想、员工公认的价值观、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也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在国外，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已经相当普遍，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样本，而在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采用作业成本法，只能作案例/实地研究。那么因此采用的研究方法、统计技术和研究结论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的水平受到了实务发展水平的影响。应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为未来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

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很少，学术界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推动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的发展。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基本还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发生了障碍。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不仅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且也能够加强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因此，应该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组建中国的管理会计师协会，使其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师交流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场所。

（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目前依然处于领先，尤其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综合理论的应用能力。对国内管理会计学界而言，“走出去”之前应该先“引进来”，通过加大与国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学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了解和掌握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务相结合，才能使国际学术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举办国际管理会计研讨会以及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上更容易被国际认可，加之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内容更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四）扩大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

传统的管理会计局限于大量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成本都比较稳定的制造性企业。管理会计最初就是在工业企业当中推广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工业企业中成熟并完善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国外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着重研究非盈利组织和更加通用型的问题。而相对于此，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还是集中于企业层面，尽管这与研究水平的发展阶段相关，而且能够提升研究的实用性，但是也说明研究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因此，今后应该研究更多通用型的问题，以点带面，拓宽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范围。

（五）创办中国自己的管理会计期刊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6篇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的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和重点，这与西方以制造性环境为基础，以改进实务为目标的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研究逐渐与实务相结合，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已有许多丰富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与国外相比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还存在哪些差距？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如何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我们极为迫切想探求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感到，管理会计研究始终面临着来自外界环境和其他学科的挑战，为了能够给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提供较好的建议，我们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从研究主题、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管理会计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议。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吴水澎）。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潘飞等，2007），这与最初管理会计的功能密切相关，即帮助制造性企业核算成本与管理成本，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案例/实地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起源，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飞等，2007）。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检验实践中的理论应用，为理论假设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以及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业中都应该适用，即使是指在某一类企业中适用，也不能只通过一家企业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调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这两个方面做到科学严谨对调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国内现有的问卷调查与国外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一般从原材料的供应、竞争者的动态、市场需求、制造技术、政府监督和干预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GulandChia，1994），再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来证明其计量的合理性。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某种管理会计实践的程度和状况，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2005《会计研究》：《企业成本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采用统计检验方法使用得到的数据。但在国内样本中，这样的问卷调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问卷调查，问题设计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实验方法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大约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方面，西方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如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以及审计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叉学科，其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由于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密切结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学成为其主要理论之一。

近些年，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出来。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存在广泛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组织的会计系统（Otley，1980）。应该明确会计系统的具体特征与某种确定的环境相联系，并且是恰当匹配的（Emmanueletal，1990）。而组织行为学与会计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会计学，它通过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检验会计信息、过程和人的（包括组织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它与会计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行为科学，其发展受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组织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BirnbergandShields，1989）。例如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产生的重要经济后果就是对组织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为研究的透彻程度。而心理学的研究体现在诸如个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忠诚度等等，而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的业绩都有相应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任何管理控制系统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律，决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总之，这些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只能通过结合它们所研究的背景、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来论证其研究价值。而实际上，越是高水平的研究，总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契合。

二、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会计论文的标准

为证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们选择了两本各自代表国内外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杂志。据统计，国内的《会计研究》是权威期刊中发表管理会计研究比例最高的杂志（潘飞等，2007），而且也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会计专业期刊，其他权威期刊发表管理会计论文的比例相对过低（我国还没有管理会计研究的专业期刊）。因此我们选择《会计研究》作为国内管理会计研究水平的代表性样本。国外的选择了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管理会计研究》（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该杂志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而且发表的论文都是管理会计的论文，因此可以较好地代表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水平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选定这两本杂志，并从几个方面来比较分析国内与国外的异同之处。样本的时间从1996年至2006年共11年。

为了从众多论文中挑选出管理会计的论文，首先要确定管理会计的研究主题。根据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类，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几个大的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统又包括激励机制、预算、业绩评价、转移定价与综合控制系统。在选择管理会计的论文时，我们基于管理会计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原则，挑选出符合上述内容的论文，对于财务会计也会涉及的问题（如薪酬机制），要看其应用的理论与视角是否属于管理会计。如果研究涉及的是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职能（现在也包括披露），我们不视其为管理会计的论文。

统计显示，1996年-2006年在《会计研究》上，总共发表了174篇管理会计的论文，JMAR总共发表了88篇管理会计论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差异进行分析。

（二）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题的分布。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样本分为七个领域。这一分类主要是参考了Shields（1997）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分类，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会计的新兴领域，在我国主要指环境管理会计；在国外主要指行为管理会计。但是考虑到我国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战略管理会计的论文，我们将战略管理会计单独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参照Wagenhofer（2006）的研究，我们将研究背景划分为三类：尽管大多数的管理会计研究适合于制造性的行业环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和通用的，不限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的研究属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这类背景一般比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论文表明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或某个行业的，或针对某个企业或者行业进行分析的，我们则将其划分为企业背景。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制造性企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机构以及垄断性企业。最后一类是医院、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等非盈利组织。可以看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国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前文所述研究背景的确影响着研究主题的分布，以企业界为背景的研究主题非常广阔，而非盈利组织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则更为关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JMAR中非盈利组织背景的比例几乎是会计研究的两倍。实际上，非盈利组织也可以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上向企业界学习，例如可以在医院建立病患费用的作业成本核算方法。并且，会计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较低，而JMAR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所有组织的（45篇），这将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点是，管理控制系统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点，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发现，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在国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JMAR极为不同。

（三）理论基础

西方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比例明显超越我国；而我国只有在战略管理理论上占有优势，而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方面尤为欠缺，大多数采用行为学的国内论文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中，行为学研究大多是与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相结合，提出有关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变量并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尽管也是应用了同一的理论，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价值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述评：比较与借鉴》的研究（潘飞等，2007），我国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有38.89%没有理论基础，是国外17.98%的两倍还多，与本文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感到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方法的应用。因此，对于国内的管理会计学者而言，如果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在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不仅依靠经济学，还要奠定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扩展研究的视野。而在国内“其他”类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规范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过多；而JMAR“其他”类中的研究则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并且，JMAR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比例也高于《会计研究》。这反映了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与狭隘，也指明了未来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们把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内档案研究多数采用经济学理论，这与JMAR的结果一致。而国内的问卷调查研究多数却没有理论基础，而国外的问卷调查研究均有理论基础，这一差异印证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国内的实地/案例研究应用的基本上是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理论，而国外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并且在各种研究方法上对经济学的应用比较均匀（除综合研究外）。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国外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水平显著高于我国。因此，国内外理论应用的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不仅影响研究的深度，也影响研究的价值。

（四）研究方法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对于研究方法的争论，根源在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即何谓真理知识和如何获得的争论（李连军，2006）。现代哲学按照他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来源或规则而被划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梯利，1995）。理性主义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知道原因，就可以依靠思维和推理的力量立即确定其结果，而不需要依靠任何经验。经验主义却坚守科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只有通过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因此，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1）经验研究方法（广义经验研究，包括经验实证）。经验研究是寻求对客观现象解释和预测的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总称，包括档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等（张朝宓，熊焰韧，2006）。经验研究区别于规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关注实务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实务应该如何进行；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且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

（2）非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指除了经验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最优化等等。其中，规范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会计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国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几乎无例外地基于理论和生产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Shields，1997），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导基础之上的，是连接理论与实证的桥梁。我们把非经验研究分为分析性研究与其他（包括规范研究等）。

因此，我们将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而经验研究又可以划分为：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实地/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综合方法。统计结果证明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在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非经验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国外管理会计却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还没有出现在会计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实验法的研究，但是这一方法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另外可以看到，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差距，国外已经以不再以案例研究为主，相反国内还处在案例/实地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极为必要，也使我们更加期待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议

（一）培植良好的企业文化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缺少优质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不仅仅具有良好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思想、员工公认的价值观、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也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在国外，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已经相当普遍，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样本，而在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采用作业成本法，只能作案例/实地研究。那么因此采用的研究方法、统计技术和研究结论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的水平受到了实务发展水平的影响。应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为未来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

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很少，学术界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推动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的发展。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基本还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发生了障碍。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不仅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且也能够加强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因此，应该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组建中国的管理会计师协会，使其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师交流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场所。

（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目前依然处于领先，尤其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综合理论的应用能力。对国内管理会计学界而言，“走出去”之前应该先“引进来”，通过加大与国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学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了解和掌握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务相结合，才能使国际学术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举办国际管理会计研讨会以及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上更容易被国际认可，加之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内容更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四）扩大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

传统的管理会计局限于大量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成本都比较稳定的制造性企业。管理会计最初就是在工业企业当中推广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工业企业中成熟并完善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国外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着重研究非盈利组织和更加通用型的问题。而相对于此，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还是集中于企业层面，尽管这与研究水平的发展阶段相关，而且能够提升研究的实用性，但是也说明研究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因此，今后应该研究更多通用型的问题，以点带面，拓宽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范围。

（五）创办中国自己的管理会计期刊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府会计目标；会计环境；受托责任

以目标作为财务会计与报告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规范会计理论中的主流理论，而会计目标受其所处的会计环境的影响。我国目前的预算会计改革中，并未提出明确的预算会计目标，但“政府会计改革和政府会计准则建设应当理论先行，能使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有的放矢，少走弯路，才能使我国政府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政府会计改革能够真正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刘玉廷，2004）。因此，明确政府会计目标，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这对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政府会计目标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立足我国国情，对我国政府会计目标的定位进行了探讨。

一、政府会计目标的涵义

会计目标即提供财务信息或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或目的。理论上，会计目标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不同观点。受托责任的概念起源于两权分离，当所有者把经营权委托给人时，人就承担了受托责任，他们要管理好委托人的财产，并就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如实地向委托人报告。因此受托责任观认为，会计的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委托人关注的是信息的可靠性。其后，由于资本市场的日益发达，很多的委托受托关系都是通过资本市场来完成委托人和受托人并不直接接触。此时，委托人除了关心受托责任的履行外，开始更加关注受托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有利于其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决策，故产生了“决策有用观”，信息的有用性和相关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府会计目标即为政府财务报告目标或目的，目前，国内外关于政府会计目标的论述也主要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但由于会计环境的不同，各国的政府会计目标在不同程度上也呈现出差异。下文对国内外政府会计目标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述评。

二、国外政府会计目标研究述评

国外对政府财务会计目标的表述，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美英模式和德法模式。

1、美英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内。其特点是：会计信息主要为外部使用者提供，范围广，内容多且细，重点是提供财务方面的信息，提供会计信息的目的是阐明政府的受托责任和满足决策需要。例如，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财务报告目标”中明确提出：“政府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当有助于使用者：

（1）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

（2）做出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决策，而评价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最高目标，所有其他目标都必须与它相符合。

该准则委员会还认为，政府会计的具体目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财务报告应当帮助政府完成政府向公民陈述受托责任的义务，并且应当有助于使用者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

（2）财务报告应当能够帮助使用者评价政府当年的业务活动成果；

（3）财务报告应当帮助使用者评价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及其履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将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并通过具体目标来实现。

2.德法模式。除德国和法国外，欧洲大陆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也都采用这种模式，其特点是：会计信息主要向立法机关、行政部门提供，主要提供财政预算信息，这些信息主要供议会和政府管理部门决策使用。如德国规定，政府会计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立法机关的信息需要，政府会计属“立法导向”型会计，其信息用于“财政”目的而非“管理”目的；法国规定，所有的信息使用者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政府会计信息首先必须确认政府部门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北京市预算会计研究会政府会计课题组，2006）。

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所处的会计环境不同。实行美英模式的国家，大多政治比较开明，集权程度较低，资本市场比较发达，文化也比较开放，注重个性化需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较少；而采用德法模式的国家，大多实行集权管理，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多，资本市场不很发达，属于成文法国家，文化较为传统和保守，往往比较注重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也相对较大，等级较为森严，注重按规章办事。

三、国内政府会计目标研究述评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度对政府会计目标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试行)》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对政府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要求。如，1998年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指出：“总预算会计信息应当符合预算法的要求，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上级财政部门及本级政府对财务管理的需要。”《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指出“：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适应预算管理和有关方面了解行政单位财务状况及收支结果的需要，有利于单位加强内部财务管理。”

由此可知，我国目前的准则、制度对政府会计信息的要求着重强调合法性和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决策有用性，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变化、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的建设以及政府监督的加强等，均对反映政府经济活动的政府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刘玉廷，2004)。而政府会计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会计目标的定位。因此，根据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国内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对政府会计目标定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下文选取大部分的观点进行述评。陈立齐、李建发（2003）认为，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在于检查、防范舞弊和贪污，以保护公共财政资金的安全；中级目标是促进健全的财务管理，使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是最小的或服务的更好；最高目标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

陈小悦（2005）认为，政府会计的目标应表述为：实现政府履行职责的高经济透明度。时津（2006）认为，在政府会计中，向诸如公民、立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及投资者和信贷者等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信息，是政府会计的最高目标。

张慧、高春（2006）认为，政府会计的运行环境决定了政府会计应该以反映和解除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为目标。政府财务报告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提供信息，从而解脱政府受托责任，同时增加政府财政的透明度。

王湛（2006）认为，政府会计目标应当定位于提供政府公共部门受托使用社会资源的责任履行的信息。金希萍（2007）认为，政府会计目标划分为基本和具体两个不同层次，基本目标是政府会计服务于政府整体受托责任的全面真实反映；具体目标为：促进政府单位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制，帮助使用者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帮助使用者确定政府单位提供服务的水准；通过适当的授权交易，将交易过程和结果记录在财务会计系统中，保证公共财政资源或其他资源真正用于限定的用途，以体现资源的专用性，防范舞弊和贪污，保护公共财政资金的安全；检查政府财务业绩和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陈穗红、石英华（2007）认为，我国政府会计目标可以定位为两个层次，首先，我国政府会计的基本目标，或言最高层次目标，是提供说明受托责任的信息。其次，我国政府会计的具体目标应是为以下四个方面提供和报告会计信息：第一，反映财政收支活动的合规性。第二，评价政府财务状况。第三，反映政府运营绩效。第四，提供反映政府可持续履责能力的信息。

陈劲松、石道金、彭珏（2008）认为，我国一般政府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分阶段来确定。在未来3～5年的时间内，我国政府财务会计应在完善财政收支分类改革的基础上，着手完善基于现金制基础或修正的现金制基础的财务会计体系，提供反映政府整体的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现金流量信息，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在做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决策时的信息需要，从而解脱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在未来5～20年的时间内，我国一般政府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定位为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基础上提供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现金流量的财务信息，以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在做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决策时的信息需要，同时满足投资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做出相应决策的信息需要，并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解脱其公共受托责任。

在未来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国一般政府财务会计目标可表述为提供以应计制为基础的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现金流量的财务信息，以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立法机关和审计机关在做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决策时的信息需要，同时满足投资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做出相应决策的信息需要，并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从而解脱其公共受托责任。

白亚龙（2008）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政府会计目标应定位为以反映履行受托责任，提供全面而详细的会计信息为最终目标，以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资源使用情况，满足财政管理要求，不断提高政府会计信息的准确度和透明度为现阶段目标。

古军（2008）认为，从现实考虑，应当把提供满足政府公共部门财务管理需求的财务信息作为政府财务报告优先考虑的问题。只有把政府公共部门财务行为、财务活动规范了，财务管理水平提高了，向外部使用者提供全面、完整、真实、可靠的政府财务信息才有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应在能够保证内部使用者的需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使用者范围和信息公开程度，最终实现受托责任的全面解脱。

非营利组织会计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煤炭；寻租；资源诅咒

一、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低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即所谓“资源诅咒”的问题。如中东地区虽然掌握着黑色黄金，其经济却十分落后；日本虽缺乏自然资源，但其经济总量却高居世界第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本文认为寻租是一个重要原因。寻租是寻租者通过贿赂等手段来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寻租对社会正常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寻租者的数量（R）和寻租的价格P（R）这两个变量，来分析寻租对经济体的影响。寻租者的数量是指整个社会用于煤炭产业寻租的那些企业的数量，寻租的价格是那些寻租者所付出的平均成本。

模型假定如下：

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煤炭产业的生产规模不变，总投入水平为M。寻租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影响煤炭企业的生产，其中寻租的价格为P，寻租的数量为R，寻租的价格和寻租者的数量线性相关。

其二，煤炭产业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不存在同其它产业间要素的流动。

其三，煤炭企业的生产主要使用劳动（L）与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在总投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寻租，会减少或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资本）的使用。

在一定的技术和企业规模下，企业通过寻租所能获得的最大净收益是OB，随着寻租数量的增加，寻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增加。寻租者的净收益在不断的减少，当达到B点时，寻租者的收益就变成0，当寻租者的数量继续增加时，寻租的价格不断提高，寻租者将获得负收入。对于理性的投资者而言，曲线BC是一条无效的曲线，而B点就是寻租的最大点。

二、寻租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当总投入规模不变时，社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寻租，必然导致投入的资本，劳动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降低。

图2中曲线S表示的是劳动的供给曲线，D1，D2表示的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当社会把资源用于寻租时，导致对劳动的需求量降低，劳动的需求曲线由D1向左下方移动到D2，形成新的均衡价格W2。而这时劳动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W2×L2×L1，而W1×L1-W2×L2的余额就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理，寻租对资本的收益也会产生排斥作用，它会导致资本要么退出煤炭行业，要么参与到煤炭行业的寻租中去，从而造成煤炭行业的资源诅咒。

当寻租影响到劳动、资本对煤炭产业的投入时，它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大幅度降低。

如图3所示，L表示煤炭需求曲线，S1表示在没有寻租的情况下煤炭的供给曲线，L与S1相交于点F，寻租影响煤炭生产时，供给曲线就变为S2。S2与L相交于E点。在生产规模一定时，煤炭企业投入的总资本是一定的，寻租所占资源越多，意味着用于购买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数量就越少。因此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它与L相交于点F。

当L与S1相交时，所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三角形HCF，当寻租投入生产的时候，消费者剩余是HDE，劳动和资本的总剩余是HCE，所以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的福利损失不仅包含哈伯格三角EGF，还包含了塔洛克四边形DCGE，而塔洛克四边形就是社会福利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间的转换。寻租不仅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降低，而且使得消费者福利水平降低。所降低的福利即为ECOF所围成的图形的面积，其中哈伯格三角是寻租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而塔洛克四边形的收益由寻租的双方共同获得，所获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寻租双方的博弈。如果设租方拥有更大的权力，那么它就拥有更多的权益。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S2上升幅度的加大，寻租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不断的增加，在整个社会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在不断的减少。而反映在劳动的收入上，就是煤炭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很低，反映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获得收入即民营企业家的利润大量降低，企业家投资煤炭行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煤炭产业市场竞争秩序被寻租严重地扭曲，政府被“俘获”，整个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由此可以看出，寻租是造成煤炭产业社会福利大量损失，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煤炭产业陷入资源诅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结论

要解决煤炭产业寻租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煤炭资源产权价值的重新估价，新的估价包括各种外部性成本（如员工的培训，安全生产，环境破坏的估价等）和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减少煤炭产业寻租所获得的超额利润。

第二，加强和完善政府管理经济的制度建设，合理界定政府介入煤炭产业的力度和方法，加大对违法官员的惩罚力度，使之所获制度收益高于制度成本。

【参考文献】

[1]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

[2]张宝顺.山西经济年鉴2004.山西经济年鉴编辑部，2004.12.

[3]张崇慧.山西煤炭产业总览.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12.

[4]约翰.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2.

[5]卢现祥.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6]贺卫.寻租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3.

[7]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B].上海三联书店，1997.3.

[8]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出版社,1992.

财政税收论文新税法变化

【摘要】本文针对新旧税法中纳税主体、税率、税收扣除项目、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把握新税法的新意及亮点，对促进新税法的实施推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税法；变化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统一”的历史。接着，2007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实施条例》共有8章133条，主要细化“新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读“新税法”及“条列”，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大变化：

一、纳税主体及税率的变化

以前税法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内（含3万元）18%税率；在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27%税率；超过10万元的33%。优惠企业为15%；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优惠税率：15%。

新税法区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的税率相对于旧税法整体税率有所下降，但是对小型微利企业而言，税率是加重了2%。

二、明确了具体各项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工资变“计税扣除”为“据实扣除”

以前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个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变相地出现重复征税现象。而且，内资企业“计税扣除”而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这一规定也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求。

新税法《条列》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而言，切实减轻了“计税扣除”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加上“合理”这一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主要是预防一些特殊情况，如在企业任职的股东及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多发工资变相分配股利，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工资违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变相提高等侵蚀税基的情况。

（二）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60%的比例扣除

以前的业务招待费实行销售（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按销售收入的0.5%扣除，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销售收入的0.3%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许多企业进行税收策划：将部分个人消费纳入业务招待费之中而进行税收抵扣。

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出现只能扣除“60%”的限制，主要是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商业招待费开支。

（三）广告费、宣传费“合二为一”，按销售收入的15%扣除

以前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自2001年1月1日起，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服装生产企业广告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通知（国税发[2006]107号）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服装生产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新税法《条列》的规定相对于旧税法要简单一些，是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规定企业家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四）捐赠支出的税基及税率发生了变化

以前捐赠支出按旧税法规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以扣除。

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

由此可见，税基由应纳税所得额变为年度利润总额，防止亏损企业大量进行捐赠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优惠从“区域”向“产业”转移

以前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区域优惠，譬如针对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优惠。而两税合并后，将实行“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或者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区域，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那么税收政策调整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招商引资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以负面影响为主，特别是影响到该地区以后的外资增长。目前，经济开发区在各地的产出中，占比均在不断提高，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点。

新税法实行后，将可能对开发区的外资增量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中指出，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会促使地方在招商工作中更注重产业的选择，更倾向于吸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转移，这样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四、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行不通

以前企业常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甲企业适用较高的33％企业所得税税率，关联企业乙适用20％的所得税率。为了降低甲企业的税收负担，乙企业将甲企业的产品采取低价销售给乙企业的做法，减少了甲企业的利润，增加乙企业的利润。

新税法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需要进行特别调整。就是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后，除应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按税款所属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加5%的利息。所以，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的企业要特别小心了。

五、折旧年限与折旧方法的差异

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专用设备、交通工具和陈列品，为10年；三是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为5年。

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年限法或工作量法。

新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是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是电子设备，为3年。

新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两者相比，新规定较之旧规定更具有适用性。

六、鼓励创业及发展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这一规定对鼓励创业及调整产业结构有现实意义。

七、注重把握“合理”的尺度

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合理”二字，如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借款费用，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合理的商业目的，合理的期间费用等等，以前税收策划时通过多开办公用品及劳保用品发票、多开餐票、通过多造人员费用等等实行所得税避税及逃税等办法将受到重大限制。

另外，新税法要求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也得纳税，法人母子公司不再合并纳税。补税的同时要加计利息（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等等新规定不再逐一阐述。

总之，新税法较之旧税法更加合法合规，结合实际，接轨国际。只是新税法内容多，变化多。这也给税务工作者及会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解读新税法：高新企业不在开发区内也可享低税率.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详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新意及亮点.中国税务报，2007.12.17.

宏观税负水平研究论文

【摘要】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合理的税负水平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合理税负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宏观税负；GDP；税制改革

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局势的变化和走势，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他还具体指出：“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我国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据美国《福布斯》财经杂志的全球2007年“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宣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位。虽然对于《福布斯》结论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无法保证，但从各国的实践看，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宏观税负水平的界定及衡量口径

宏观税负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负水平，简言之，就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新价值中国家通过税收收入所集中的程度，同时也反映财政分配政策的取向。比例过高，会影响经济主体及个人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挫伤其积极性；反之，则影响国家再分配的保障能力，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阻碍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般来说，一国政府收入的主体是税收。在西方国家，由于在政府收入中预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来源很少，政府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对当年国民收入的集中分配程度。而我国由于政府部门实际收入来源的构成复杂，决定了我国宏观税负内在涵义与界定范围具有特殊性。在目前国内的研究中，把宏观税负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狭义即小口径宏观税负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广义即大口径宏观税负为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收入，即主要是税收收入，而且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广义宏观税负只能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或企业的负担水平，不能说明政府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而狭义宏观税负虽表明政府能力的强弱，但脱离了政府大量的其他收入，其水平也不能完全说明政府集中程度是否合理。因此，在研究我国宏观税负时，需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

二、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分析

（一）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1998年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规模在不断扩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见表1。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6》；2.《关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3.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4.税收收入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

这样的税负水平是否合理呢？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是否合理，一般可通过税收弹性、国际水平的比较来作出判断。

1.税收弹性

本质上说，税收弹性问题就是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税收弹性系数是指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其公式为：税收弹性系数=税收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当系数等于1，说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宏观税负保持原有水平；系数小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减轻；当系数大于1，说明税收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增加。在税收收入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的情况下，为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税收弹性系数通常应保持在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这一指标在0.8-1.2之间属于正常，过高或过低，说明在税制设计、税收征管或其他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关注与矫正。事实上，从表2可看出，1998-2006年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税收弹性超过1.2的上限，连续多年的高税收弹性反映出我国整体宏观税负偏高。

2.国际经验

通过与国际水平的比较，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提供借鉴，从而发现我国宏观税负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也要注意：第一，宏观税负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一般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第二，税收口径的不同，一些国家采用税收方式为社会保障筹资，而另一些国家则不采用税收方式，因此在比较之前需对税收口径进行调整。以前者为统一的税收口径，部分高收入、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见表3。

按世界银行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类型的划分，我国属于中下等收入的国家。200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2460美元，狭义宏观税负为20%，已经高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18.59%的平均水平，因而可以认为，狭义宏观税负已经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由于我国经济持续较快高速发展，税收信息化建设带动税收征收管理水平迅速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将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按照这样的趋势，在“十一五”时期，税收总量将达到5.55万亿元，狭义宏观税负约24%。考虑到小口径狭义宏观税负的运行现状，有必要将其税负略为降低一点，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取消农业税改革、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不断推出的新税收优惠，都可视为降低狭义宏观税负的一部分。

（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微观经济主体收取的收入，除依法征收并纳入预算管理的税收之外，还有大量的不规范的收入形式，如：收费、基金等预算外收入，甚至是违法收取的摊派、集资等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虽然带有一定的估算成分，但至少说明我国的确存在大量的不规范收入，对财政来说它是难以控制和有效管理的资金，并不包含在税收收入或财政收入中。这些大量存在的“非税收入”构成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负担。用广义宏观税负能全面反映我国政府从微观经济主体取得收入的状况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经济负担水平。按照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能够统计到我国当年政府实际取得的税收收入，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合计为26314.87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9.4%，如果再加上约占GDP5%的非规范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3%；2006年财政预算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广义口径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是狭义口径宏观税负的1.5-2倍。此数据远远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的水平。如此高的税负水平，很难想象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充满活力，更不用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了，近年来我国广义大口径宏观税负如表4所示。

从上述税收负担分析和结论可以看出，自1998年以来，我国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持续上升，目前已达到最优税负水平并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广义大口径税负过高，从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已超过中上等国家21.59%的水平，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28.90%的水平，税负总水平无疑偏高。因此，优化宏观税负水平，合理界定宏观税负率，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三、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及其应对措施

（一）合理宏观税负水平的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过高的税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因此，也不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其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按照西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早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还不发达，2007年人均GDP刚达到2460美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可能很高。

根据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标准和国际经验，再结合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宏观税负的现实水平等因素，我国应在大致稳定狭义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基础上，适时降低总体税负，将广义宏观税负总水平设定为20%-25%（黄钢平，2006年），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税费比例，设置税费的内部结构。

（二）应对措施

1.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当前解决社会负担过重的方向和目标是积极稳妥地推行财税制度改革，整顿过多过乱的行政性收费，减少非规范性的制度外收入，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完善依法治税。

（1）必须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越权设置的不合理的违规收费项目、重复收费项目、擅自扩大收费范围的项目及完全凭借部门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强制收取的收费项目都应取消，以减轻企业负担。

（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行“费改税”，这是理顺税费关系的关键。

（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在规费和使用费的范畴内，所有的收费都尽量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2008年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改革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在部署2008年财政工作时表示：“我国还将深化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将所有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建立综合财政预算。”因此，正确的方向应该强化税收，清理收费，坚决清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基金，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2.推进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随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2008年我国将面临政策性减收的问题。但1998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税收大幅度增收的事实和强劲的增长态势，为宏观税负的降低提供了足够的财力基础。

（1）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不是国际上规范的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不利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基础产业，应该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负担。2004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分别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和中部地区部分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目前这项工作达到预期并顺利进行，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将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这项措施将使财政收入减收1000-1200亿元；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还包括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首先将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范围，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2）改革和完善所得税制度。首先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一大利好。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与原税法口径相比，将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大约减少930亿元。其次是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工作，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我国沿用了13年之久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征额从800元调至1600元，这项工作还将继续；2007年12月23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2008年3月1日起，我国居民的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1600元调整到2000元。这项改革将使财政收入减少约300亿元。

（3）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推出其他税种的改革。结合税费改革适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环保税、教育税等；结合完善地方税改革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4）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征管，加大征收力度。近几年来，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在不断提高，税收出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可喜局面。应收尽收，各种税收流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也是公平税负的根本要求，今后将继续提高税收征管的水平，确保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的平稳调整。

综上所述，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率，除了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的负担外，在税收方面，还应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依法治税，同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税负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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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论文(证券金融

摘要本文首先从四个方面对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国外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比较，对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作了一个简要评价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证券设计；契约；融资

证券设计理论(securitydesigntheory)起源于资本结构理论。是近年来金融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前沿之一。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中FranklinAllen为证券设计理论撰写的条目以及Aflen和Winton(1995)的解释，所谓的证券设计，就是对证券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设计出最优的金融契约，以克服人之间的各种摩擦。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Allen和Winton于1995年对国外有关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综述；相对地，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很少就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现状

尽管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比较少，但笔者认为可以将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描述性研究

张鹏(2001)，汪兴隆(2003)，黄励岗、陈溪华(2003)，兰春华(2006)，田增瑞、司春林(2006)，杨介棒(2007)等论述了证券设计理论的起源、定义和研究内容。他们将证券设计理论分为下列四个模型：关系模型、信号传递模型、控制权市场模型和产品市场理论模型。同时，指出了现有证券设计理论的几个研究缺陷：一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证券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未对各种证券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形式进行探讨；二是忽视了外部环境对证券设计的影响；三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被忽视。此外，兰春华(2006)还对证券设计理论作了一个系统的定义，认为证券设计理论是以金融契约为形式，以融资工具为手段，以公司价值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公司控制权及现金流的优化配置为核心。以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不同产品市场等为契机，全面地研究公司证券的最优系统集成。他认为，证券设计的研究内容包括金融契约、融资工具、公司价值，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契机包括成本、非对称信息、流动性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等。

(二)债务契约研究

江乾坤(2005)运用内生性证券设计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企业的多层次债务融资问题。他首先分析了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包括银行贷款和公司债券)与非正式债务融资工具(商业信用、可转债和国际项目债券)的融资功能。接着，通过数学模型事前设计企业最优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其偿债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把我国上市公司分成四类，运用最新的财务数据对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及其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它们大体上呈正相关，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在各种债务融资工具中，长期借款更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短期借款则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已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强。因此，他建议各类企业应合理调整银行贷款期限结构，净化彼此间的商业信用环境；而政府应该改革现行的公司债券审批体制，更快地推进“国退民进”战略。同时指出，债务融资工具可能并不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块的股权融资功能很有必要。

(三)风险投资研究

田增瑞、司春林(2006)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研究风险投资，将其与创业企业的价值评估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创业企业最恰当的证券选择应该是结合了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的复合证券——期权化的衍生证券，即可转换优先股。创业投资家代表投资方持有可转换优先股，管理层和创业者持有普通股。在状态差时，创业投资家偏好债权特性，因为债权特性使他们拥有企业整个资产的索取权，即当企业经营失败进行清算时。创业投资家可优先获得清偿，这有效保护了他们的利益；相反，在状态好时，创业投资家则偏好股权特性，因为股权特性使他们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分享创业企业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即：企业盈利越高，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少，创业者拥有的股份就越多，也就在绝对额上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相反，企业盈利越低，投资者的优先股转换成普通股的比例越高，普通股价值下降，创业者获得的收益就越少。故对创业者而言，压力和动力并存可激发创业者的努力，减少成本，使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

赵巧艳(2006)研究了风险投资过程中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问题，得出了可转换债券、可转换优先股等复合性融资契约是实现风险企业控制权分配的理想工具的结论。

(四)融资决策研究

潘敏(2002)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企业融资行为选择中自有资本的约束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对我国股份制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融资效率低下、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合理分析。

刘萍(2007)以证券设计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融资决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相互影响及最终所达到的均衡状态来研究融资方式的选择过程。她认为，经理人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不只是股权——债权比的选择，实质上是控制权相机转移的选择，这使得股权人、债权人、经理人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冲突。为缓解该冲突，就必须设计一定比例的债券和股票证券组合。她通过构建融资决策模型，确定最佳的融资方式。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当公司产出低于应付债券面值时，公司将破产，此时债权人执行清算权；而当公司产出高于债券面值时，股权人和债权人按各自计算收益的方式共享产出，这时控制权由经理人和股权人学控。羊群效应影响股东财富波动，但不影响融资方式选择。

马晓军(2004)结合证券设计理论对融资工具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证券设计理论的基础上对股、债两种基本融资工具以及混合证券的契约属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两种基本融资工具的约束条件。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薄弱、监督成本较高，同时又存在非效率清算的条件下，发展优先股融资具有效率的优越性。同时，他还研究了期权在融资过程中的契约属性以及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证了现阶段在我国发展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期权类融资工具的必要性。二、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价

(一)缺点

1.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定义、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都只是引进和介绍其理论成果，动态跟踪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进展，并没有形成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2.国内学者未能对次级债务(subordinateddebt)和更加复杂的证券的存在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各种信号传递、激励机制等模型解释了期权机制等在证券中的合理存在，而国内学者尚未对这方面展开研究；3.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不足。由于我国企业可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少，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可用于研究的融资数据也不全面，因此国内学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很少。

(二)构建中国特色理论的初步尝试

尽管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较少。但学者们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中国化作了初步尝试。潘敏(2002)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如何建立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焦点和核心问题，从融资契约的企业所有权配置机制角度出发，探讨了以股权融资作为初始融资方式，建立在股票契约基础之上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及其公司治理机制特征等。马晓军(2004)通过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贷款期限结构后发现：我国的债务融资期限较短，债务融资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非效率清算问题，而优先股融资既可以解决债务融资方式下的非效率清算问题，又可以解决股权融资方式下的监督问题，因此，在我国开拓优先股融资具有重要的意义。江乾坤(2005)运用证券设计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探讨了各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次序问题，得出长期借款有利于国有控股企业，而短期借款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结论。

三、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展望

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踪引进、描述性研究到后期的规范性研究和少量实证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我国证券设计理论的未来研究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研究公司融资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丰富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的证券设计理论框架。1.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内证券设计理论要逐步开展对混合证券等创新融资契约的研究，探讨各类企业如何通过事前融资契约的设计使事后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效率得到分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我国的创业投资已逐渐兴起，如何设计证券融资工具解决创业投资中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实现创业企业价值最大化，也是今后国内证券设计理论研究的方向。

(二)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目前，国内对证券设计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纯理论的规范研究，注重模型的设定、推导及相关内涵的界定，因而在实证检验方面显得不足。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各种基本和衍生融资工具日益丰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加强对证券设计理论的实证检验。

股东异质性历史分析论文

【摘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公司也不例外。股东利益的冲突是公司中最为普遍和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股东利益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即股东具有不同的利益获取方式，这种异质性在股东概念形成之初就存在。本文以股份制公司的起源及演变为研究线索，分析股东异质性的产生。

【关键词】股东异质性；两权分离；利益冲突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与股东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雏形发端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分别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国和荷兰的特许贸易公司是现代公司的起源。据豪斯赫尔（1987）记载，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则组织了远征队。那时的股东是为每一次航海出资，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资本，每次航行结束后就进行结算，资本退还给投资者，获得的利润则按资本的大小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每次航海的投资者都有所变化。拥有该公司1000镑以上的股东有500余人，但有决定权的股东数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头，只有主要股东才有可能成为经理，其他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毫无影响，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随心所欲决定的分红①。在近代股份制企业的最初发展阶段，成为股东似乎是对成为合伙人的一种替代选择，目的是为了降低投资的风险。合伙人拥有企业的经营权，必须关注企业的经营过程；股东则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经营过程，成为专门关注投资所得的人。

现代公司从一开始就存在大股东同其他小股东之间的差别。前者有股东大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后者只有看决算书的权力。因此大多数的股东不参与公司的活动，只享有对利益分配的请求权。比如当时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权力集中在股东大会手中，而只有大股东才能参加股东大会。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时共2153股，56.9%的股份为阿姆斯特丹商会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国招募；公司由大股东组成“主要出资者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主要出资者会”选出60名董事组成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梅慎实，2001﹚。

二、股东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国的流行开始于十九世纪，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77）在其史诗般的巨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对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最早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等角色的历史演变。

商业贸易发展中，商人们在个人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经营利益的资本，公众股东是最后的资本来源，这种情况出现在纺织、铁路与运河经营等早期工业化企业中②。铁路股票的发行带来了近代的投机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国有名的股票投机商，他们是最早的公众股东，并控制了一些铁路公司，但对于公司的长远利益或日常经营状况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控制的公司后来都出现了管理和经营上的问题，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业界的人士可以从当地商业银行借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因此这时的“股东”基本还是关心或从事经营的主要投资者、家族经营者。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该世纪末的时期内，能够在董事会上派有代表并成为董事长和财务主管的投资者类型发生了变化。起初，投资人都是商人、农场主和制造商，他们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利益而投资。当发展需要更多资本时，董事长和董事会越来越代表能筹集到资本的一般企业家。与经理和投资者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企业没有长远利益，并不打算经由服务的提供来取得收入，而是通过附带的经营，如取得铁路沿线的土地和矿产所有权，以及最常见的操纵股票的价格来赢利。

随着股东概念的变化，股东利益的获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本身经营利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的使用也开始发生变化。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59年已超过11亿美元，其中将近7亿美元是铁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积下来的；到1870年前后，投资者对于经营红利的关注，使得大规模扩建铁路的方案受到质疑，股东追逐的投资利益已经与企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经营利益出现偏离。

从股东的历史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股东一开始就是不同质的，完整意义上的一致的股东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风险以及自身能力的考虑，不愿或难以承担经营责任，因此成为股东而非合伙人或企业主。一部分人则出于扩大经营的目的成为股东。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异，使得股东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本市场的活跃，公众股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股东的盈利方式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最初的关注经营收益扩展到关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东权利的裂变

（一）法人财产权的独立

现代企业的建立首先是一个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过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全体股东的出资，全体投资者投入资产的总和形成一种特殊的资产——法人财产。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投资者让渡了原始产权取得股份公司的股东资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权力与义务。同时，原始产权向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不可逆的，鲁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伴随着原始产权与股票所有权的转换，是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原始财产注入公司转换为股票所有权之后，出现了两种主体对两种财产控制的运行机制，即股票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相应形成了出资者所有权（也即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并存的两种独立权利。

古典企业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现代意义的改造。所有权自身裂变为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并且法人财产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力在股东和公司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股东尤其是普通股股东获得了最终收益权（股息收益权、购股优先权和剩余索取权）以及间接处分权（包括股份转让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而公司则获取占有权、使用权、暂时收益权和直接处分权等。实际上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即拥有财产的消极所有权，经营管理层行使公司财产控制权。

（二）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

图1-1描述了现代公司制度中财产与权力的分离。财产与权力分离的结果，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拥有的公司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的资产。公司作为一个在形式上不依赖其所有者而独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个所有者那样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资产，享受资产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发生各种关系。

从本质上讲，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情况下，股票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是否也发生了分离，不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各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股权的性质、结构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为公司决策和监督机构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和作用不一样，再次外部审计市场、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等市场的发育程度参差不齐，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由此对企业效率、治理结构的影响如何，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两权分离与利益冲突主体的演变

BerleandMeans(1932)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被称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主要意思是说，由于股份公司中的股权充分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管理者的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垄断阶段，一些大垄断公司纷纷通过兼并加强经济实力，伴随着公司规模加大和公司资产增加的是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即对于实际资产的控制权显然具有向心力反映。与此同时收益所有权则呈现离心力反应”﹝BerleandMeans(1932)﹞。因为股票所有权越来越分散，公开证券市场促使其易于转让，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越来越看中其股票自身升值收益，而不是在古典企业中唯一存在的经营收益。虽然从法律上公司股东大会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但是在众多的、分散的股东之间，以合同的形式来明确各自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意味着巨大的合同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因此股票所有权与公司控制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以“两权分离”为起点，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理人员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有了新的发现。最初是Zingale（1994）发现在意大利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剥夺中小股东的现象。但直到ShleiferandVishny（1997）著名的“公司治理调查”的文章发表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才引起世人的关注。LaPortaetal(1999)分析了27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规模最大的20家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10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状况，他们发现，与BerleandMeans(1932)描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公司普遍存在控制性的股东,且家族控制和国家控制是主要的两种形式,而金融机构控股和股权分散的情况则不是很普遍。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控股或参加管理,使控股股东的投票权超过了现金流量权，这一事实是对“一股一权”原则的违背，是中小股东的权益被剥夺的结症所在。因此他们断言，公司中心的问题是限制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而不是防止职业经理人员建造自己的帝国。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家族控股的公司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Jonesonetal（2000a）考察了东南亚的情况后指出：1997-1998年东南亚最初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但由于在中小股东权益缺乏法律保护的企业遭遇了控股股东大量的掏空行为，不大的经济冲击却酿成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等国也曾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但那些被掏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毫无抵抗力。此后，研究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文献逐渐开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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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grawal,A.,Knoeber,C.R.,1996:Firmperformanceandmechanismstocontrolagencyproblemsbetweenmanagersandshareholders.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31(1996).

财务会计目标透视论文(会计

[摘要]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用来指引整个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本文在对财务会计目标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会计环境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在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

[关键词]财务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会计环境

财务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期望会计达到的目的或境界。作为会计准则的基石，它成为整个财务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是出发点和归宿。

一、财务会计目标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1、早期萌芽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许多相关论著中已提到会计目标的概念，但还比较抽象，不够明确。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193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会计目标为“有助于企业的运行，以达到其既定的目的”；又如佩顿(W，A，Paton)和利特尔顿(A.C.Littleton)在《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中提到。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某一企业的财务数据，加以汇集与整理，以满足管理当局、投资人和社会公众的要求”；另外，坎宁(Canning，1929)、吉尔曼(GiLman，1939)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间接涉及到会计目标的概念。

2、开始关注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将财务会计目标作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如美国的史度伯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对投资人决策有用的信息”(1953)；利特尔顿在《会计理论结构》(1951)中，把会计的目标分为中间目标、前提目标和最高目标，会计的最高目标是“以数据为手段来帮助某人了解企业”。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了《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意味着财务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3、全面发展阶段

1973年，罗伯特·特鲁布莱德研究小组在《财务报表的目标》中，提出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是“提供据以进行经济决策的信息”，并将目标分解为基本目标、信息使用者和用途、所需要的信息、信息的性质、财务报表、特别推荐的报表等12项。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73年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目标对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性，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1978年11月，FASB发表了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将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1)对现在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有用的信息；(2)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预计会计未来净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与不确定性的信息；(3)有关企业经济资源、对资源的要求权以及它们变化的信息；(4)企业在报告期内经营业绩的信息；(5)有关管理人员如何履行业主委托的企业资源使用责任的信息。概括地说，FASB提出的目标是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这一公告的，标志着会计目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计目标开始成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起“指引方向”作用的要素，会计目标理论从而得到全面重视与发展。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财务报告原则公告》(1999)中对会计目标的表述为：会计报表的目标就是提供报告主体的财务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用于广泛的各类使用者评估主体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和做出经济决策。即“决策有用观”和“受托责任观”同时并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公布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1989)中称。财务报表的目标是提供在经济决策中有助于一系列使用者的关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其主要体现了决策有用观。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从2000年起，才开始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研究。

葛家澍和刘峰在《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2003)中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状况下，盲目模仿美国FASB提出的“决策有用观”来确定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未必恰当，财务会计目标取决于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需求，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应当以“受托责任观”为主。

曹伟在《会计准则导论》中区别了财务会计目标、财务报告目标和财务报表目标。指出财务会计目标不能定得过高，否则财务会计难以实现；但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难以发挥财务会计的职能。他将“受托责任观”定位为财务报表的目标，“决策有用观”定位为财务会计目标和财务报告目标。

还有些学者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财务会计的目标：如“契约有效观”(刘用铨，2003)、“产权保护观”(田昆儒，2000)、“权益均衡观”(周守华等，2005)和“如实反映观”(吴建业。2004)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基本是围绕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展开的。

二、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评析

(一)受托责任学派

在受托责任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以适当的方式有效反映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其理由是：由于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源的受托者负有对资源的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的义务。因此，财务会计目标理所当然就是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在该学派下，强调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会计信息侧重于过去。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强调利润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目的在于评价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井尻雄士、恩里斯特、J.帕罗科和弗兰克等。

(二)决策有用学派

在决策有用学派看来，财务会计目标就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其理由是：在股份公司出现。尤其是上市公司不断增加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分离，使资源所有者对受托资源的管理淡化，转而更关注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以及所投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风险与报酬。同时，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日益严重，“虚位”的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要求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得以确立。该学派更关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张各种计量属性并存择优(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强调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关注过去的同时，更倾向于未来，甚至提出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取相关性而弃可靠性，其目的在于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R.N.安东尼、R.T.斯普劳斯和E.S.亨德里克森。

(三)两者关系

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看，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且委托关系明确时。委托者关注的是经营者受托经营的效果，因此，反映受托责任是财务会计理所当然的目标。但是，现代公司规模庞大，所有者分散，这种委托关系就变得很模糊。股权的分散化使得每一位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作用都很微弱，少数股权所有者的投资目的更主要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无意也无能力进行股权控制。此时，所有者就从。委托方”的角色转变成了“投资者”的角色，此时的会计目标就表现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可见，决策有用观是受托责任观的自然延续，其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决策有用观不是对受托责任观的否定，而是受托责任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横切面上的特例。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的定位

(一)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关系

财务会计目标是会计准则的基石，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用来指引整个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起重要的导航作用，居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中心和枢纽地位。财务会计目标的确定反映了会计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主观臆造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会计本质，决定和制约着会计前提、会计概念和会计准则。因此，会计准则成为人们为了保证财务会计目标实现而建立的用来指导和制约会计主体行为的规范。

然而，由于对财务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的重要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我国对财务会计目标的研究起步较晚。重视程度亦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对财务会计目标认真研究的后果日益显现出来。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在第二章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信息应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显见，它将管理会计目标“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纳入财务会计目标之中，缺乏科学性；把“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单独列出并放在突出位置，却没有突出满足投资者或债权人使用信息的需要等，缺乏合理性。此问题在其后若干项具体准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1998年颁布的《债务重组》准则，到2001年就进行了较大修订……一系列的事件使得人们深刻认识到了财务会计目标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加深对会计目标与会计准则关系的深入理解。根据会计所处环境合理定位科学的财务会计目标，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的会计环境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产生、发展及其理论与实务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环境不同，会计目标也不同。因此，研究会计目标应该从会计环境入手。

“会计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冯淑萍，2002)。”美国FASB的第一号概念公告在论述财务报告的目标时。对其所处经济环境的界定为：首先，美国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生产资源的私人占有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主要特点。其次，这种委托与受托关系是通过资本市场建立的，且资本市场发达，股权相对分散。它假定信息使用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更主要的表现为获取投资收益，而非进行股权控制。他们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与报酬水平及所投资企业的可能风险与报酬，投资者常常要利用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做出继续持有或售出手中股票、债券的决策，他们自然要求企业的财务报表应尽可能地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且。其投资者“相当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并愿意且勤勉的去研究财务报告信息(SFACNO.1)。”研究我国的财务会计目标，不能脱离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1、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

自从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03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9.0％，比2002年提高2.74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3.01％，比2002年提高6.41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社会税收的比重为71.76％，比2002年提高3.18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7.06％。比2002年提高5.29个百分点(《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5)。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规模继续缩小。政府对企业生产活动直接干预日益减少，表现为行政审批不断削减、政府定价基本取消、垄断行业市场准入不断放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也进一步减少，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府管理模式正在从“审批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转变，管理方式更加市场化。

《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运用可比指数测度体系及方法，得出了2002年和2003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分别达到72.8％和73.8％的结论，再次证明了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其主体仍然是公有制，仍然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企尽管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重大决策仍由政府作出，国家仍然在多方面对企业实行监督、管理和控制。相比美国的发达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远未发育成熟，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政府职能部门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管理还不能取消，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向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税务局、证监会等)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仍然是企业会计信息主要的需求者。

2、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关系的纽带

据证监会统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从2006年初的3.06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9万亿元，目前已经达到15万亿元。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434家，总市值90599亿元。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股权分置改革前的17.7％提高到目前的44％。2006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382亿元，A股筹资2432亿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中广网，2007年1月22日)。同时，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A股单日新增开户数已连续一周在30万左右。3天的开户总量就相当于2005年全年的开户数，职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07年1月举行的全国证券期赁监管工作会议上说，15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明显提高；市场投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改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2007年4月举行的“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论坛上表示，从量与质两方面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要“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1993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短短15年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促进经济发展、完善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场基础制度层面与发达国家已没有质的差别；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基本确立。

但还应当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发生的积极变化还只是浅层面的，市场深层次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法制环境不配套，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信息披露不规范以及各种失信行为，造成了市场信号失灵，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降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仍较低，股权分置改革后。一股独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仍表现为国家、金融机构及其他管理型投资人，它们显然更关心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而比例较低的职业投资者显然还不熟悉商业与经济活动，尚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仅是对财务报表上的会计信息“一扫而过”，理解有限，甚至不通过会计信息就作出持有或卖出股份的决定，远远谈不上决策。

3、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程度——资产委托与受托责任关系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相关法律环境看，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就明确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扩大到任何推定的信息使用者，并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这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并涵盖了那些潜在使用者的权利不受侵害。

2001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规定暂不受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三类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为造假者承担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通知中的若干限定性条款使得其效力大打折扣。如其第一条将受理的证券欺诈民事案件限定为“虚假陈述民事案件”，这种限定把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排除在外。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就更未涉及；其第二条规定。法院只受理经证监会查处的虚假陈述案件，这一条使得那些尚未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被诉讼对象；第四条规定，“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这一规定使受害的投资者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或委托人直接提讼，增加了投资者民事索赔的难度，很多受害人会因此不得不放弃应有的赔偿；第五条规定统一采用原告就被告的地域管辖原则，更不利于投资者诉讼。2003年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无重大改进。2005年10月27日新的《证券法》正式颁布，明确上市公司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受偿的原则，体现了对投资者的保护。新《证券法》在民事责任立法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仍不足以解决证券市场中的相关重大问题。我国市场经济尚且不完全的一个表现就是立法不健全，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执法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以来，尚无一件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案件被以民事赔偿方式进行审理结案的，仅仅局限于以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来进行处理。这表明，即便是“现实的”投资者，其权利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潜在使用者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因此，当前如果过分关注潜在使用者面向未来决策的需求，很容易使财务报告提供者以潜在使用者的未来需要为借口，以报表附注为载体，蓄意提供一些针对性很强的虚假信息。

(三)我国财务会计目标定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会计信息处遥的复杂化及不同阶层理解冲突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风险的提高。准确定位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在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时需首要考虑的重大事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还不具备美国FASB在其概念结构公告第1号中对美国经济环境基本特征的界定。同时，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因此，还不能直接将决策有用观作为财务会计目标。当然。财务会计的目标定位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鉴于我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健全，突出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对上市公司在披露会计信息时更好地考虑使用者的切身需要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会计环境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意即两者并重，凸现投资者的地位。并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我国2006年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该准则把财务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确信，基于中国会计环境的财务会计目标应是最适宜的目标。依据最适宜的目标制定出的会计准则，必将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四、小结与思考

会计环境制约会计目标。随着环境的变化，会计目标也会随之变化、发展和完善。在理解会计目标时。要用唯物的、发展的、全面的思维看待它。

会计目标决定会计准则导向，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定义、确认和计量等基本概念，并据以制定各项具体准则。换言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必然体现恰当的会计目标。

会计论文控制系统形成与发展

【摘要】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会计学家，杨教授在长期的会计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提出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郭道扬教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理论，从而使会计控制系统论更加完善。该理论对于丰富我国会计理论、活跃会计学术气氛以及指导会计实践颇具意义。

【关键词】杨时展；郭道扬；会计控制系统论；形成；发展

杨时展教授（1913-1997），191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组，获商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考试，名列第二名，当即被分配到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并开始兼任大学讲师。1945年开始先后任国立英士大学、国立广西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同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审计学会等学会常务理事，兼任湖北省会计学会、湖北省审计学会等学会副会长等职，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等组织的成员。杨时展教授致力于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等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郭道扬教授（1940-），1964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道扬教授在为中国会计史学科创立和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对会计控制理论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杨时展教授关于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会计控制论的提出

1.1980年，杨时展教授发文强调了会计的控制作用，他说：在今天，会计已演变成为一种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力武器了（杨时展，1980）。

2.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他论述了传统会计所遇到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文中指出：按照传统的认识，会计的任务在于从财务上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之为反映论；按照今天的认识，会计工作的任务，在于控制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可称之为控制论。他进一步指出：会计已从一种简单的量具，发展成为一种控制经济事项，使它符合人们意志的仪表。（杨时展，1982，a）

（二）受托责任论的提出

1.1982年，杨时展教授发文提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受托责任就是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杨时展，1982，b）

2.1989年，杨时展教授在《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一文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受托责任论的主张，他首先明确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什么是受托责任？应以最大的忠诚，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资源耗费，最多快好省的结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报告。……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受托人在完成受托任务之后，向委托人提出报告，经过托付人同意之后，责任方能解除。（杨时展，1989）

根据会计发展的主要内容，杨教授将受托责任划分为三类：财务会计（传统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财务活动的纪律和财务报告的可信性；管理会计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效率性和效果性；社会会计所反映的受托责任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影响、自然影响。杨教授进一步将政府的受托责任体制划分为会计管理体制、审计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国库管理体制。

杨教授特别强调了受托责任对会计的重要性。他说：“会计归根到底是由于会计这个实体所负的受托责任，为解除这个责任而进行的。会计的职能、任务、作用和目的就在于记录和报告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以便向人民、向一切托付人报账”。“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会计工作之所以必须进行的一个基本公设，可以说，离开受托责任就无法真正认识现代会计的实质，会计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就不成其为会计”。杨教授在超过经济含义的层次上认识了受托责任的含义：“受托责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责任，在西方国家，负政治责任的意义是民意机关在政治上对政府的不信任，是政府的下台。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将Accountability这个词逐渐改译成受托责任而不译为会计责任、经济责任的理由。”实际上，杨教授对于受托责任的定义是十分广泛的，既涵盖经济上的受托责任，也涵盖政治上的受托责任，这从上述杨教授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的提出

1991年，杨教授提出了“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思想。他说：“会计除提供可信的信息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这就是：能动地使这个可信地反映出来的客观真实，符合人们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今天的会计，

乃是一个利用信息来控制预定目标，以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的控制系统。”（杨时展，1991）

（四）将受托责任论与会计控制系统论结合，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1.1992年，杨时展教授通过研究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原因及其重要性，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主张（杨时展，1992，a）。

（1）明确提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他说：“现代会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按照客观规律、自觉地支配或控制对利润、对成本、对一切会计对象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影响的一切信息，保证利润计划、成本计划……等等，按照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实现，而不让它们受自发的客观过程的支配、不受人们的合乎规律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控制而自流。今天，会计对微观经济所起的是一种根据目标、主观能动地进行的、自觉地控制作用”，“现代会计和传统会计的区别，正在于是否有这些自觉的、准对着计划目标而发生的控制作用”。

会计在今天，“从一个简单的计量系统，转变成为一个对计量的结果有控制作用的控制系统。会计仅仅以一个客观真实地计量信息的系统出现的时代已经或即将过去，而一个以控制计量的结果，使它符合人们主观意愿的控制系统出现的时代到来了”。

（2）明确提出会计控制系统的内涵。他说：“会计作为控制系统，则要经过两道控制程序”，“第一道，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是财务会计性的”；“第二道，控制信息的合意性”，“主要就是管理会计的”。

（3）阐述了“现代会计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控制系统”的原因。他说，在商品经济下，“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说，竞争是自由的。而对每一个企业来说，为了经得住这种愈来愈强烈的竞争的冲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必须知已知彼十分小心地衡量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制定出合乎规律的计划来，按照计划，在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控制的情况下，参与这一部分”。

他以美国的发展为例说明了会计控制的重要性。他说，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美国企业“开始用预算来控制企业的活动”，“这一控制工作，就十分自然地落入了会计部门。预算控制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成本标准来控制成本的思想，并产生了标准成本会计”。“大体上说，会计的控制作用早在30年代以前已为美国的企业家们所认知，以后逐步发展”，“有些美国企业，甚至已经用‘总控制师’、‘副总控制师’等称谓来代替‘总会计师’、‘会计主任’等称谓”，“1954年后，‘目标管理’成为热门话题，就使会计的控制作用更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使会计工作的重心终于逐步从对外提供信息，走向对内控制信息；从只重对外，演进到内外兼重，甚至内重于外”。他更从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发表的《基本会计概念说明书》中找到了会计控制作用不断提高的证据。他说，首先，它“将会计认为是一个向使用人提供信息的过程”，“不再限于向外部使用人提供信息”；其次，它“主张建立统一的会计系统，以满足管理部门对信息的需求”；再次，它“要求会计人员突破传统会计的束缚向成本性态分析、按时间调整的现金流量预测、存货控制等为控制提供信息的领域发展”。并因此使会计学的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1966年以前，凡是以“会计学”、“会计学原理”命名出版的书，主要以研究如何向外部提供可信财务报告为主，1966年以后以同样名称出版的书，就不但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可信的信息，也同时研究向内部使用人提供着眼于控制的信息。或者说，也研究向外部使用人提供经过控制而得出的、能使他满意的信息。1966年以前的会计学，今天看来，只是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被认为是财务会计之外的另一个系统。1966年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就合并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因此杨教授得出结论，“从现代的观点看，会计已从一个简单的经济信息的量具，或简单的计量系统，演进成为一个控制信息，使它按人们预定的目标来发生的经济控制系统。”

2.同年，杨教授通过明确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的关系，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会计控制系统论，还据此给出了现代会计的定义（杨时展，1992，b）。

（1）他首先就企事业层次给出了受托责任的定义，并据此论述了会计的原本目的。

第一，受托责任的定义。他说：“今天，无论在公私领域，无论在营利事业或非营利事业，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经营管理的资金，并非自己所有，而是由委托人（比如人民、纳税人、出资人、股份持有人、债券购买人、信托人、捐赠人、贷款人等等）委托自己经营管理的，自己对这些资金本身及其经营管理，就不在话下的负有一个善意管理人应负的责任。这一责任，就叫受托责任”。

“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这一责任是随同运用上述资源的权力以俱来的，完全不待于另外的规定。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尤应如此”。

第二，会计的原本目的。他说：“会计的原本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一责任的完成情况说清楚。这即是委托人的要求，也是受托人的要求”。会计的所有一切作用，“从纵向看，也都是完成受托责任这一原本目的的过程，从横向看，也都是从这一原本目的派生的，会计的终极目的、原本的目的，始终在于完成和认定受托责任。”

（2）他接着将受托责任和会计控制系统结合起来

杨教授说：“把会计的目的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完成的情况这个种概念，和会计的本质是个控制系统这个属概念结合起来，再考虑到现代会计依然以货币来计量、现代会计方法的愈趋于标准化和会计在决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为现代会计作出如下定义：

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杨教授在文中还强调说：会计的作用，不在于单纯地提供信息，而在于主观能动地控制所提供的信息；会计的目的在于以决策为手段，更好地为受托人解除受托责任；会计的对象实质是拥有具体概念的运动和变化的受托责任等等。

二、郭道扬教授通过发展会计控制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会计控制系统论

（一）赋予会计控制丰富的内涵，并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

郭道扬教授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赋予了会计控制更丰富的内涵，提出全面的会计控制观。（郭道扬，1989）

1.从历史发展角度，郭教授指出会计控制愈益重要。他说：“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受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会计控制的作用范围及其深度、完成会计控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以及人们对会计控制在管理国家经济与私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都是不相同的”。

（1）古代社会中，人们把会计的基本职能归纳为计量记录，认为它是服务于管理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工具。这种会计思想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也根本说不上对会计控制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2）在近代社会（17世纪至19世纪末），随着会计地位的自然升格，在对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过程中，人类的会计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大的转变。1796年英国著名会计学者爱德华·托马斯·琼斯的《琼斯的英式簿记》，掀起了英国乃至欧洲长达半个世纪的会计革命，这时期的会计学者不仅解决了一般簿记及会计理论问题，而且恰如其时地解决了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中产品成本控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

（3）20世纪，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会计控制的地位再次发生自然升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的预算与成本控制思想以及对定额产生差异的分析方法对其后管理会计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批会计学者完善了财务会计的控制体系。同时，一门着重分析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理论——管理会计学产生了。管理会计学的产生为在会计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之间架构桥梁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20世纪3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行业会计、业绩会计等相继产生以及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控制体系。20世纪中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三论以及六、七十年代“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新三论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控制的科学体系：它以全面控制作基本目标，以经营决策控制为核心，以系统工程为重要控制工具，以行为科学为实现经济控制的支柱，以日常控制为基础，并以电子计算机为基本手段。会计控制就是这个总控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2.面对新形势，郭教授指出，我们要树立全面的会计控制观。他说，首先，会计的全面控制要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这种会计控制既要通过对会计历史资料的研究，认定历史循环中的合理部分，揭示历史反复中的教训，又要立足于现时的会计控制工作，有效地发挥会计控制的现时作用”，还“要考虑历史的延续性，推断经济世界及会计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其次，要将事前、事中与事后控制结合起来，“现代会计对社会经济活动过程的控制是系统的、全方位的控制，它把传统会计的被动控制转化为主动控制，把单向式控制改变为多向式控制，从而把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连接成一个整体，以有效地发挥整体控制的功能”。再次，要将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要促使现代会计控制由直线平面式向立体式转化，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其关键在于对会计控制范围进行科学的划分。”根据经济控制领域的大小，一般把会计控制的空间划分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基本方面，以分别决定会计控制的内容、制度、方式和方法，并将三个基本方面结合起来。

3.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郭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微观会计控制体系的设想。他指出，该体系由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层组成。其中，中心控制层是由会计专家集团——总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师等组合而成的指挥部，是促使会计控制在企业里发挥功能作用的原动力，也是会计发挥决策控制功能的核心。这个会计控制的领导中心一方面通过法令、制度、准则以及其他会计行为规范，确定会计控制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通过运用银行的控制功能，组织、协调、监督企业内部的资金运动以及控制企业与外部所发生的商品货币交换，以最终达到全面控制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与信息流的布局及其流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心控制层所进行的决策及参与其他部门的决策规定着经营活动循环层本期运转控制的重点及各个环节在控制中的作用目标。

（二）从全面控制观出发，根据会计的两大基本职能，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

1.在1989年，郭教授谈论了会计的基本职能（郭道扬，1989）。他说，会计的基本职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会计的反映职能，它包括会计的计量、记录、分类核算、分类检查与分类编报等内容；二是会计的控制职能，它包括会计预测、决策、计划、设计、分析及会计监督等内容”。“控制是目的，反映是为达到会计的控制目的服务的。从另一方面讲，控制是以反映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作为依据的，而反映是进行会计控制不可以脱离的基础。”

2.1997年在论述会计两大基本职能的时候，郭教授进一步将会计系统划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两大系统。他说，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划分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对信息进行筛选，去伪存真；二是核算工作阶段，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又具体体现为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运用，如设置账簿等。此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以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会计的控制职能通过会计控制系统来显示。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8个控制部分；而决策过程控制由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9个运行环节构成。

在会计系统的两个系统中，会计信息系统不仅通过技术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会计控制系统则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的意义

总之，杨时展教授和郭道扬教授共同促进了会计控制系统论的形成与发展。根据会计控制系统论的观点，1.现代会计是一种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通过信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与标准，对企事业进行控制的系统。2.会计控制是一种全面控制，就是要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结合起来，将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并将微观、中观与宏观结合起来；会计控制可以分为中心控制层、电算化控制层以及经营循环控制层三个层次；会计系统可以分为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控制系统。3.会计的目的是为认定和解除受托责任。4.会计的实质是受托责任。5.会计的对象是受托责任。6.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控制，其中反映是基础，控制是归宿等等。可以看出，会计控制系统论以其独特的内涵丰富了我国的会计理论与实践。特别地，会计控制系统论从一产生就伴随着与会计管理活动论以及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争论，这些争论活跃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并且因其主要借鉴了西方观点，使国人更清楚地了解了意欲取代信息系统论的受托责任说和控制论等学说，这不仅丰富了国人的视野，对于加强会计管理和促进会计发展也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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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时展.b.《国家审计的本质》[J].当代审计，1982（2）.

[4]杨时展.《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J].财会通讯，1989（1-3）.

[5]郭道扬.《会计控制论》[J].财会通讯，1989（7）.

[6]《当代中国著名会计学家简介》[J].商业会计，1989（9）.

[7]杨时展.《现代会计的特质》[J].财会通讯,1991（3）.

[8]杨时展.a.《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J].财会通讯,1992（5）.

[9]杨时展.b.《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J].财会通讯，1992（6）.

[10]郭道扬.《论会计职能》[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3）.

[11]苏万贵.《国运隆否，系乎“二计”；“二计”既臧，国乃富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5）.

[12]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该书2006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资产减值新旧准则比较论文

摘要本文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资产减值会计的确认、计量、恢复、列示、披露五个方面分析新准则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新旧准则的对比，对资产减值实务操作进行探讨，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计量

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准则。专门的准则规范体系使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更趋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

(一)确认标准

主要分为永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我国采用永久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标准。永久性标准不承认未来经济利益的波动，在实务中识别减值损失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非常困难，给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带来不少麻烦；可能性标准主要采用资产账面价值直接与界限比较，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时确认资产减值的发生，并不关注账面价值高于界限发生的可能性；经济性标准引入了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二)确认时点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这体现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企业在年度终了或资产负债表日必须对有关资产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必须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平时各会计期末则可检查或不检查是否发生了资产减值损失，也可计提或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平时会计期末是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

(三)确认范围

国际准则规定如果存在资产可能减值的迹象，应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如果不可能估计单个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则由企业确定资产所属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与国际准则相比较，新准则没有采用产出现金单元的定义，而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了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定义。

(四)确认方法

由于内外因作用，导致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资产减值的方法有备抵法和直接冲销法。我国目前采用备抵法，备抵法更体现披露目的，具有体现谨慎性原则、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等优点。但相对繁琐；而直接冲销法优缺点正好与备抵法相反。

二、资产减值的恢复

关于资产减值的恢复，FASB认为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资产的账面价值成为新的成本计量基础，企业不应在以后期间调整资产的成本，不允许转回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另一种观点认为最后一次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后，只有在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所使用的估计发生改变时，才能转回以前年度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资产的账面价值应增至其可收回金额，由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增加的资产账面价值。不应高于资产以前年度没有确认资产减值损失时的账面价值。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须针对准则而定。如果准则制定机构偏好谨慎，更多的重视准则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图避免因允许转回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就会采纳禁止转回的观点：如果制定机构更重视准则和相关理论的关联，希望更完美地再现理论的精髓，并不特别重视因允许转回可能造成的利润操纵。那么它就会采纳允许转回的观点。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年度终了，企业应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如果高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补提损失准备；如果低于已提损失准备的账面价值，按差额冲回已提的损失准备；已确认并转销的资产减值损失，如果以后又收回，应当调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我国对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情形严加限制，强调只有原来导致资产发生减值的因素在当期发生有力变化，使得其可回收金额超过账面价值时，才允许转回以前期间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三、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资产减值会计的计量由于不确定因素多，对外部信息作出正确估计和判断较为复杂。《企业会计制度》和新准则采用了多重标准，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性质的资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最能体现其现实价值的计量属性。对于未来短期内将要收回的流动资产，可以按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以使用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成本进行计量；对于以出售为目的的短期资产，可以按现行市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对于将会持续使用的长期资产，可以按可收回金额计量；对于将会出售的长期资产，可以采用销售净价、公允价值或可变现净值计量。

四、资产减值的列示

准则中有关资产减值在利润表上的列示及其与国际准则中资产减值列示的对比，见表1：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存货跌价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账户，因其均为流动资产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密切相关；长期投资减值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以及委托贷款减值损失计入“投资收益”账户，三者均为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减值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均为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关度较小。若某种无形资产不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则全部转入当期管理费用；而国际准则列入其他费用净额。

企业的资产减值损失在利润表上分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投资损失分别扣减利润总额，分别作为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净额、投资净收益三个项目列示。按《企业会计管理制度》的规定，企业单独编制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将企业计提的减值本期增加数、本期减少数、资产账面价值及净值单独反映，而以前则是在资产负债表主表上反映，现在资产负债表主表反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净额，这是重要性原则的体现。

五、资产减值的披露

IAS36对资产减值结果的披露阐述和规定较为详尽，不但要求披露当期应当计入损益或直接冲减权益的资产减值的金额、在损益表中的项目、当期冲回的减值损失，还对分部报告中应披露的减值信息作出了规定。我国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下列信息：当期确认的各项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累计金额；提供分部报告信息的，应当披露每个报告分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相对于《企业会计制度》对披露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新准则有了很大的改进。

资产减值的披露方式从对损益分析的影响角度看。主要有不计入损益直接计人权益、计入经常性损益和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三种观点。不计入损益直接计入权益观点是为了防止利润操纵，没有理论依据，目前支持者甚少。应计入经常性损益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计入经营活动的成本，既然折旧费或摊销费作为经常性损益，为什么减值损失不可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减值，相对于减值损失的数额势必将通过折旧或摊销在一段时间内分配入经营活动的成本，由于减值和摊销、折旧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减值往往是由非正常因素导致的，将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正确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且不是所有的资产都能折旧和摊销。因此，资产减值损失的披露方式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披露更为适宜。

新准则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企业会计制度》所带来的不足，引入了总部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等全新的概念，明确了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加强了实务可操作性。提出了按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规定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方法。这样处理既可适应中国企业的实际状况，又可保持适当的前瞻性。笔者相信，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

企业财务治理管理论文(财务管理

2、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理论

一般来说，经营者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要比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只有这些信息被传递到市场，市场才会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做出判断。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不同的资本结构会传递有关企业真实价值的不同信号：内部人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以增强正面信号，避免负面信号。罗斯等人作了相关方面的论述。

3、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

在交易费用和契约不完备的基础上，阿洪和博尔顿提出了一种有关财产控制权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影响企业收入流的分配，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当契约不完备时，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将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1、财权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界展开了对财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伍中信教授认为，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李连华教授认为，在公司治理体系下，财权是泛指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财产权。

笔者认为，财权即对财力进行支配的权利。财权应分为两大类：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这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财务收益权是安排财务控制权的主要依据，而财务控制权则是实现财务收益权的重要保证。财务控制权应分为监督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其中决策权和监督权是主要的权能，而决策权的安排一般居于核心地位。

2、财务治理的内涵

目前，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的研究不多，但也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张敦力博士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杨淑娥教授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财权通过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伍中信教授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它以产权中的核心部分——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了出资者、董事会、经理层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衣龙新博士认为财务治理应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行为规范三方面的内容。因此，财务治理的涵义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以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

经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应包括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治理机制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侧重于制度安排，以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与约束的框架结构，属于一种管理方式；而财务治理机制则是一系列的治理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治理的有效激励约束等，属于一种管理活动。

3、财务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汤谷良教授提出了“财务分层理论”。指出企业财务权利主体是出资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三个层次分别享有企业法人财权等权利。张兆国教授认为，只有符合四条标准的利益相关者才能成为财务主体。一是为企业投八了专用性资产，二是分享企业财务收益，三是承担企业风险，四是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按照这四条标准，应该成为财务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有出资者、债权人、职工和政府。

目前理论界尚未对财务治理的客体进行正式探讨，但是从以上一些学者对财务治理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权。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包括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本。并承担了企业的各种风险。他们理所当然是企业财务治理的主体

摘要笔者通过分析典型案例，阐述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的道理。

关键词内部控制；案例；启示

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其实质是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保证信息质量真实可靠、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促进法律法规有效遵循和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等而由单位管理层及其员工共同实施的一个权责明确、制衡有力、动态改进的管理过程。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要实现持续经营，必须强化内部控制。

笔者最近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2003年初，某机器制造公司审计处对公司2003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公司2002年、2003年的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4563万元、5323万元，呈上升趋势；财务反映的废旧物资销售的数量分别是78万元、45万元，呈下降趋势。而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边角料等废旧物资应该与生产规模同比例增长和下降，为什么财务数据反映的却是不合理的趋势呢?带着疑问，审计处对公司物资处的废旧物资的回收、销售、收款等情况进行了重点审计。经审计，发现物资处处长、综合室主任、仓库主任、废旧回收站长、计划员等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与某个体经营者串通，通过买通门卫、“开阴阳收据”等手法擅自降价将废旧物资销售给没有业务往来、没有签字合同的个体经营者。并要求其将销售货款不交财务而直接交物资处。并截留了全部货款。截至审计时，已经将私自出售、截留的销售收入私分。这起案件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虽然涉及的金额不算很大，但它暴露出来的内部管理问题却是严重的。经审计，物资处废旧物资的回收、分类、过磅、合同、出售、门卫检查等业务流程环节出现了失控或有章不循的情况——内部控制出现了问题。

一、超越内部组织分工原则处置业务

根据公司内部职责权限，废旧物资的出售业务需要计划处(签合同)、财务处(审计价格变动)等部门和主管领导的审批，但是2003年下半年大部分废旧物资的出售违反了组织分工控制原则，虽然在物资处内专门设立了废旧物资回收站，负责废旧物资的回收和销售，但很多废旧物资业务没有经过废旧物资回收站，却由物资处处长指定没有此项业务权限的综合室主任直接处理。

二、违反了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

按照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原则，某项经济业务的授权批准职务，应与执行该业务的职务分离，但在废旧物资出售业务处理中，出现了批准人(物资处处长)亲自与客户处理降价、交款等业务。又如，物资计量有过磅员专司其职，却出现了综合室主任参与废旧物资过磅等现象。

三、不遵守业务流程控制

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完成都需要经过一定的业务流程环节。废旧物资销售业务的环节包括：业务批准一物资过磅一填单(包括磅码单和结算单)－交款－办出门单－门卫验单放行(包括复检或抽验)。但是案件中废旧物资销售却违反了业务流程。

四、不遵守业务单据控制管理原则

《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有两种，其中一种没有编号，无法知道使用了多少、什么时间使用和谁领用的。由于单据管理不当，审计核查废旧物资销售业务时，竟出现了有废旧物资销售业务却没有《磅码单》和《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相对应的现象，无法核对销售业务的真实情况。

五、废旧物资业务管理混乱

废旧物资的回收、登记、过磅、销售等没有做到点点相连、环环相扣，有的无记录、无单据，缺乏连续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回收和出售的数字统计与实际出入较大。由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不完整，财务数据与物资处废旧物资销售业务记录无法核对，物资处的废旧物资回收记录与各生产单位无法核对，因为各生产单位也没有记录。

六、规章制度没有起到作用

公司专门制定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同时，涉及的相关制度还有《出入生产区管理制度》、《现金有价证券管理办法》、《资产管理总则》等，但在这起舞弊案件中，相应的制度并没有起到作用。这么多的违规废旧物资从过磅、填单、合同、收款、门卫检查等要经过多个业务环节和多个部门却能顺利出门。

企业的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开始的，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应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之下运行。但是，有了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并严格检查执行情况，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在这起舞弊案件中，废旧物资业务处理涉及的回收、分类、登记、过磅、合同、出售、收款、门卫检查等流程环节均出现了失控。内部控制之所以失控，不是没有规章制度，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另外，内部控制制度如果存在“蚁穴”，一定要及时修补完善，否则容易酿成大错。比如，此起舞弊案件的手段并不高明，其之所以得逞，一个重要原因是票据管理有漏洞。作为销售业务结算用的《产品、材料转移结算单》等重要单据，竟然没有编号，领用也没人管理，完全违背了内部控制制度要求的凭证和记录预先编号保持记录的链条性、完整性原则。在内部控制方面，对人的要求不能只注重业务素质，还要注重道德素养，因为制度再完善，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早晚是要出问题的。如果让其钻空子得逞一次，则将一发不可收拾，带来更大的损失。如，轰动全世界的“巴林银行倒闭案”，仅仅因为一名员工的职业道德操守有问题，进行违规操作，就断送了一个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企业，这个案件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内部控制的松散。也就是缺乏严密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

还有太多类似的案例，典型的如我国的“琼民源案”、“银广厦事件”、“巨人集团的倒闭”、“亚细亚的破产”以及美国的“安然事件”、“世通公司造假案”等案例，究其原因。大都是疏于内部控制。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如果规范管理、违章必究、控制到位，舞弊案件是可以避免或及早发现的。可惜的是有些经营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是等到舞弊案件发生并造成损失后才寻找补救措施。

管理实践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这些舞弊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定位管理论文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笔者从企业的本质出发，指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反映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的信息上得到统一并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释。

关键词企业本质；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作为一个人造系统。人们在应用内部控制时赋予了其不同的功能，因而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审计视角的内部控制、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各种视角的内部控制在目标导向、控制主体和控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正处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研究和制订建设阶段，如何确定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目标定位。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也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

一、不同视角和导向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源远流长。最早的内部控制出现于公元前3600年—公元前3200年的苏美尔文化时期。早期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内部牵制，以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账目记录真实、可靠为主要目的。内部控制最初并非产生和应用于企业领域，而主要是为国库、庄园等使用。直到中世纪出现商业组织以后才开始在企业中得到应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和企业组织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和作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实践应用更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导致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的分野，形成了不同视角、不同导向的内部控制理论和实践。

梅加(Maijoor，2000)将内部控制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主要关心业务循环和交易层面的内部控制，属于微观内部控制；二是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关注对内部单位和部门的控制(如预算控制)，将控制作为管理职能的一个领域，实际上研究的就是管理控制，属于中观内部控制；三是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问题跨越中观、微观两个层面，如交易特点和控制形式、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选择等；二是以委托理论为基础的内部控制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内部控制(郑石桥，2006)。

由于至今人们对内部控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出现上述不同视角的内部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内部控制”更多是在会计学、审计学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经常引用的内部控制概念也都是来自于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而在管理学中更多使用的是“管理控制”；在经济学中则更多使用的是“企业控制”或“公司治理”。梅加所提到的组织理论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就是管理控制研究；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实质上就是公司治理研究。内部控制、管理控制、公司治理都是一种控制活动，只不过它们各自的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环境、控制对象和控制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对此，审计学、管理学、经济学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其作出了界定。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是否需要同时建立上述三种控制体系呢?如果不必那样，那么应当如何去构建企业的控制体系呢?对于这一问题，单从上述任何一个视角去研究，永远不会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必须跳出企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研究企业的活动及其控制。

二、对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

不论是哪一视角的内部控制，其性质都是一种制度安排。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必须以环境分析为立足点。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其研究设计必须考虑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前者是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后者则是企业自身的特点。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内部控制标准的技术属性相对较低，而社会属性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内部控制标准需要更多地考虑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环境，不能简单趋同，更不能盲目照搬。撇开企业外部环境不谈，每一个企业的内部环境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不可能有一种能够适应所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定内部控制标准是徒劳的。关键是内部控制标准应当定位于内部控制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框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对形形的企业的本质有一个高度的概括。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是，这种概括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助益不大。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则可为我们深化企业理论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构成企业的各种契约也就是作为缔约主体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因此，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参与这种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通过集体选择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对这种共同利益的追求决定了企业的目标。

但是，并非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或成为企业契约的缔约主体，因此，我们可以按是否能够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两大类：1.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利益相关者实际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他们是企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制定者。并力图通过他们的合作实现这一共同利益和目标。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体现的是企业的商业价值，分享这一商业价值的主体也正是这些内部利益相关者。2.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该类利益相关者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集体选择，但由于企业的活动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即他们承受的是企业经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体现了企业的社会价值。因此，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既是影响企业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实现的环境因素，同时也是分享企业社会价值的利益主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选择产生的外部性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生联系。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企业集体选择的利益相关者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不断变化，并由此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共同利益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原来是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演变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而原来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则可能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随着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化，企业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在不同的企业中，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可能极不相同。例如。在传统企业中，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只包括有限的几名出资人，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都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经营的目标是最大化出资人的共同利益——净利润。但追求出资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意味着供应商、顾客、经营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小化。这势必会造成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和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往往会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无法持续经营下去。为了化解这种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经营者、雇员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共同利益即企业的目标就不再是净利润，而变成了某种新的价值增值指标，如增值额。

由此可见，企业内、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企业的共同利益(或企业的商业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只是股东这一类利益相关者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是股东价值，其价值增值指标就是净利润；但当决定企业目标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范围进一步扩大时，企业商业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扩大，而企业社会价值(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内涵和外延则随之缩小。当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时，即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时，企业的商业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此时的企业价值增值就变成了由企业从客户取得的收入扣除从供应商取得的投入后的余额，在数额上相当于净利润加上利息、工资、奖金和福利、税收等。因此。股东价值只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益相关者价值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现实企业的价值追求则处在以股东价值和广义利益相关者价值为两极的中间地带。

三、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有机统一体：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不言而喻，它应服务于企业的目标。但是。现有理论通常把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看待。因此，也就会有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之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完全是泾渭分明的两套系统呢，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问题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目标如何定位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都有过不少的论述。Tricker(1984)认为：管理是运营企业，而治理则是确保这种运营处于正确的轨道之上。KennethN.Davton(1984)指出：公司治理是被董事会用来监督管理层的过程、结构和联系。企业管理则是管理人员确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Banaga(1995)等人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田志龙(1999)借鉴Banaga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通过两个系统把公司治理系统和企业管理系统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另一个就是企业信息网络系统，认为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与企业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吴淑琨、席酉民(2000)认为：从终级目的看。公司治理和管理均是为了实现财富的有效创造，只是各自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公司治理模式主要考察的是构成公司的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的划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相互间的制衡，它是企业财富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企业管理则是在既定的治理模式下。管理者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两者间的联结点就是企业的战略管理层次。

笔者认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战略管理层次上更是这样。正如KennethN.Dayton所说，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是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结果，作为契约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向企业投入资源；另一方面又参与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从企业获取回报。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节和控制，既包括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提供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分配中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最优化。最优的标准是最具有公平性和效率性；而企业管理则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企业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企业价值(或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最大化。企业管理通过合理组织和利用各方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源。实现价值的增值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目标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没有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也就不存在可供企业管理运用的资源，价值创造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企业管理，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源就不会有效增值，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就无法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作难以持续，公司治理也将化为泡影。因此，跳出企业来看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可以概括为“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

四、企业价值创造与分享系统的核心内容

进一步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所组成的“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不难发现。虽然不同的企业所追求的企业价值有所不同，企业价值的分享方式也有差异，但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价值分享关系的最优化却是所有企业的共同追求，这正是企业价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核心所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当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如何创造更大的企业价值?价值链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价值链可以分为外部价值链和内部价值链。从外部价值链来看。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并非一方受益而另一方蒙损的零和博弈，通过实施价值链管理，改善价值链上各主体间的关系，实行价值链各主体间联合运作，常常可使各方均得以受益。因此，实施价值链管理的企业有可能通过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先增加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然后再通过合理的价值链增值分享实现各主体(包括企业、企业的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的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链增值的创造和分享中，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是以一个整体(其利益由企业来代表)出现的。

企业要在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创造中作出贡献，并以此为基础分享更大的价值链增值从而实现更大的企业商业价值，就必须对企业内部的价值链进行管理。从企业内部价值链来看，企业的价值链增值或企业价值增值可分解为各流程的增值(流程产出价值一流程投入成本)。进一步分析，流程的运作是以作业为对象的，因此流程增值又可分解为各作业的增值(作业产出价值一作业投入成本)。或者说，在企业内部价值链中，流程中的作业增值汇总成该流程的增值。而各流程增值则可汇总成企业价值增值。

由此可见。企业价值增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各项流程的增值以及组成流程的各项作业的增值大小。而要提高各项流程和作业的增值能力，就必须实施业务流程管理。业务流程管理是一种重要、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它是以流程及流程中的作业为控制对象。通过流程或作业的精简、删除、合并等措施，重整不合理的业务流程，删除不增值的作业，以此来优化企业的业务流程，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

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是在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目标的指引下，以作业为最基本的控制与分析对象，从不同层面对企业增值能力实施改进。企业要实现更大的企业价值增值，必须将价值链管理与业务流程管理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基于价值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框架。

实现的企业价值增值如何在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享?显然，在企业的商业价值(即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一定的情况下。各个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是相互制约的，因此每一个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必然会与企业的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保证内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就必须建立一套制度。对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这种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价值增值分享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分享的是企业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分享是在价值链增值分享阶段完成的。实际上是由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签定的交易契约来实现的，交易价格的调整实质上就是企业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分享价值链增值中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内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商业价值增值的分享，不是由交易契约来实现的，约束企业商业价值分享的契约是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的组织契约。尽管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价值分享的契约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最大限度地保护契约自由，只要这种契约不会侵害签约主体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体现了社会公平。则任何形式的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禁止或给予不合理的限制。

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分享契约不仅由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而且即使在内部利益相关者的组合一定的情况下，由他们的集体选择所达成的商业价值分享契约也可以有多种结果。因此。在企业价值增值(或商业价值)的分享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织契约。只要这些契约没有侵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这些契约都体现了契约自由和社会公平，因而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能否调和

不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企业管理，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在企业信息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会计信息系统，更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系统赖以运行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会计信息系统被分割为侧重于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系统和侧重于对内报告的管理会计系统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满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而后者主要满足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难道公司治理的信息需求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真是那么不可调和吗?

基于前面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关系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可以在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上得到统一。参与公司治理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为了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不仅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的规模和分享结构的现状，而且还需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从而便于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控制中作出正确的决策。而要了解企业价值增值创造的能力和潜力。就必须获得这些价值增值的来源和形成过程的信息，而这正是企业管理者最为关注的。因此，一个能够同时提供企业价值增值的来源、形成过程和分配去向信息的财务报告系统就能够同时满足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信息需求。

目前已有的关于财务报告改革的研究，多是从公司治理或企业管理的局部来探讨财务报告的改革，所提出的模式不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揭示，就是缺少对企业价值增值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状况的揭示，使信息使用者无法得到关于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的全面信息，因此。也无法改变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分别依赖于两套不同财务报告的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加大了企业信息生产和监控的成本，而且两套不同的信息也阻碍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渗透和融合，不利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设计一种既能够全面揭示企业价值增值的形成过程和分配状况，又能够对各类利益相关者分别作为权益主体所享有的权益做专门揭示的财务报告，将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而内部控制则应把保障这种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作为一个基本目标，从而为企业价值增值创造和分享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支持。

六、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

美国COSO于1992年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4年又对该框架进行了修订。《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受董事会、管理者和其他人员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以下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障：经营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遵守法律法规。”

2004年9月，COSO正式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定义得更宽泛。它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者以及其他人员共同实施的。应用于战略制定及企业各个层次的活动，旨在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各种潜在事件，并按照企业的风险偏好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目标定位上，《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提出的三个目标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战略目标，即与企业的远景或使命相关的高层次目标，而且对报告类目标有所扩展，即：不仅包括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包括所有对内、对外的非财务类报告的准确性、可靠性。笔者认为：虽然《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比《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的目标设置更加全面，且层次更高。但其仍然存在以下缺陷：1.控制主体仍然局限于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以及其他人员。而没有拓展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即：仍然是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割裂开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控制体系。2.对风险的过分关注会影响企业的灵活反应和创新能力。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建设。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的制订应当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并顺应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我国的公司治理与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具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公司法》要求企业既设立董事会，又设立监事会，而且赋予了监事会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较多的职责和权限。如：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建议；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等。《公司法》还为监事会行使职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除重视股东利益的保护外，我国法律也一直十分重视对员工权益的保护。我国《公司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设计必须统筹考虑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会、管理层、员工等在内部控制中的职权和分工，而不能象美国那样仅考虑董事会和管理层。

我国的企业数量众多，类型也多种多样，企业的目标追求可谓千差万别。要制定一套具有广泛、长期适用性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需要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兼顾长远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可能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要突出关注的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内部控制的目标更应当把企业战略与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作为重点考虑的目标，把保障企业目标的实现作为其基本的目标。为此，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笔者建议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界定为“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及其人实施的、旨在合理保证实现以下基本目标的一系列控制活动：1.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企业价值增值分享的公平性和合理性；3.企业价值创造和增值分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中小企业经济融资策略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以及我国金融法律的不完善，使得企业融资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采取相应的融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经济特征；融资

一、中小企业的经济特征

按生产类型划分，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美国的高科技创新型小企业、德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与意大利的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所表现出的经济特征分别是形成簇群、阶层与集群。这三种经济特征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表现了企业间存在的某种联系，具体形式则表现为一批企业以某种形态聚集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生产类型，所表现出这种经济特征一般是根据它们所属生产类型的生产运行需要所决定的。

形成簇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资源与信息共享，簇群是一种开放性的、高度透明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创新的氛围最为活跃，新的思想之间的交流碰撞可以变得更加容易，经验和教训的传播也变得更加迅速，这使得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簇群中的某个企业，而是整个簇群的资源，共同参与到某一个前沿的创新中去，甚至共同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形成阶层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并且有影响力的平台，以便更容易获得一般性的认可。具体来说，阶层是一种极其封闭的，具有严格界定或约定标准，并因此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鲜明特征和相当影响力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某种新技术能够遵循共同的使用标准，能够形成规范的传播和复制机制，更加有利于技术的推广、相互兼容以及得到外界的广泛了解和普遍认可。

形成产业集群对企业的作用主要在于构成战略性联盟，用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外界竞争以及争夺商业机会，产业集群是一个半封闭的群体，按照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而逐渐成形。在这个群体中，企业间联系主要是以产业内或产业间的分工为纽带，各个企业基本上相互独立并有各自的发展规划，但同时必须具备合格的生产素质以及良好的相互关系保证它们能够被集群内其他企业认可并随时获得合作的机会。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民企的相同特点是实际控制权集中，家长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大股东之间的关联度强，多数民企“人治”色彩浓厚。这种家族式、粗放式管理模式，易导致投资的随意性，缺乏有效监控机制。另一方面，受民企自身局限性的影响。民企规模较小，经营效益相对低下，竞争力弱。大多以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决策者素质不高，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盲目性大，抗风险能力差，从而消化信贷资金的能力较弱。更进一步地讲，中小企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经济诈骗行为、逃避银行债务、相互拖欠账款、贿赂政府官员、恶意偷税等等信用缺失给国家、地区和企业的经济跨越式发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由此引发了银行惜贷。

（二）法律上的原因

资本市场筹资门槛高。《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而中小企业由于经营规模较小，与上市条件相去甚远，很难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而债券融资标准更严格，更不可及，而且法律上债务责任追究制度不够合理。目前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如超期放贷，对债务人惩罚力度不大，而对贷款签批人的责任追究却十分严厉，造成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更是退避三舍。这种对民企“惜贷”和“喜大厌小”反过来养成了银行的放贷惰性，形成金融市场对民企的“挤出效应”。

（三）金融机构方面的原因

金融创新动力不足、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等因素都严重地阻碍了民企的融资。商业银行“成分论”思想根深蒂固，无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好，对民企发放贷款条件苛刻；另一方面，责、权、利不对称制约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银行为进一步防范信贷风险，纷纷加强内部管理。但是，“新增贷款逾期六个月就追究有关责任人”、“新增不良贷款控制率为零”等一系列强化责任、缺乏激励的制度规定，制约了信贷人员的积极性。在具体操作上，许多银行规定谁经办的贷款出了问题，由谁负责清收。但是对多放有效贷款却激励不足，使信贷人员不敢向民企发放贷款。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大都是由于企业的自身组织结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而由于生产类型及其经济特征的差异，他们解决融资问题所需的支持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高科技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与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在社会中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因此也需要不同类型的融资支持。

（一）解决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信用诚信问题

当前所面临的“信用危机”关键是没有一种机制作保障，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目前，我们可以借助人民银行搭建的信贷咨询系统平台，以加快征信系统建设为重点，加强信贷征信管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信贷咨询系统的管理，规范系统运行，提高系统的数据质量和利用效率，做好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不断扩充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建立企业及个人的信用记录，充分发挥系统的共享功能，提高对数据的利用率。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银行才能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宽松的贷款环境。

（二）拓展融资渠道，规范民间融资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市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导致中小企业在正规的金融市场上融资难的根源。建立在地源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以其独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首先，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人缘、地缘关系获得充分信息，限制了逆向选择的发生；其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对资金使用者的监督动力大；再次，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所有者可以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降低借款人不还款的道德风险成本。

（三）积极发展风险投资

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政府应鼓励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业务。而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批有实力、高水准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外，还应该设法鼓励投资银行、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等参与风险投资，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组建风险投资管理公司，鼓励外资成立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并积极鼓励居民从事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

（四）针对各类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

1.高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高科技创新型的生产是处于最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行为，是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某一方面未来发展之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探索，是为了找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必然是由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要想真正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意愿，这一生产活动就应该是高度开放的、由全社会积极参与并共同承担失败风险。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型中小企业是一种具有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引导、扶植和统一规划；同时又是一种大规模的产业化活动，需要银行业、投资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的大规模融资支持。他们的融资政府应该重点解决，为他们提供更为优惠的融资政策和渠道，如通过诸如免税、提供担保、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与以银行为主的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一般性贷款和特别贷款等方式对阶层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

2.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

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般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进行适度规模的生产。这种类型企业的生产活动，支持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规模化具有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优点，因此这种类型的企业或分散分布或在一定区域集聚，表现出集群的经济特征。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并不会丧失自身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反而可以获得规模化的好处，享受合作和竞争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相关研究显示，此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作为个体，需要其生存区域内有与之相配套的中小规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如果自身处于某一个产业集群，则可以通过在集群内部的互助联合，如通过联合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进行相互融资和互助担保行为。而这些联合行为，一般是由集群内部自发形成的商会等民间机构发起的。商会产生于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因此可以有效地判断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并对外形成统一的、比单个中小企业更稳固更强大的信用。此外，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也对传统产业型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扶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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