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4:16:58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内部管理。“因为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知识、技能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非营利组织中,沟通能增加做出正确决策的机会,是让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可以提供归属感。通常组织的沟通有效性与其规模成反比,为了克服这种沟通的不利,书中讲述了六个建立良好沟通气氛的步骤:设定目标、找出沟通不畅的问题所在、确定沟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执行计划、执行、对该沟通做评估与改善。“管理与人密切相关,跟人一起工作、鼓励人们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谛”。在论述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这章时,盖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论出发,得出有机式的、机械式的两种基本的管理方法,随后又重点介绍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领导。在内部管理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关董事会与员工这一章。德鲁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由于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董事会与总裁的分工也不尽相同。同德鲁克不同的是,盖拉特首先界定了强董事会(健全的董事会)和弱董事会(辜负众望的董事会)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会应设定高的期望、视员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给员工自我发挥完成任务的空间。

组织理论提醒我们:组织依赖环境而生存;与环境互动才有希望。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产物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势必为时代所淘汰。在美国,过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营利组织因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已遭淘汰,《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一剂开给非营利组织适应新环境的良方。

一、21世纪的新环境21世纪在人口结构,价值观,教育政策等层面上的变革,对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有巨大影响。主要如下:人口老龄化、社会急趋多元化、志愿者制度的改变、职业女性比率增加、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等。为适应21世纪新环境及应对以上十大问题,盖拉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组织该如何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新管理管理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营利组织向非营利组织学使命,非营利组织向营利组织学效率。他的《新现实》中的管理七原则常被管理人士奉为提高组织效率的金科玉律,《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全文虽没有明确按照七原则来行文,但每一章节都可以看到德鲁克的影子。鉴于将全书的12章一一列出稍显杂乱,所以本文根据这12章的内部联系,将全书分成以下数块:1、愿景设计。“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非常重要”是七原则之一。杰出非营利组织的以德鲁克的眼光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明确界定的,且为所有成员认同和珍惜的使命。清楚的使命感,能使上至董事会下至全体员工都能据此凝聚共识,全力投入,使机构形成一体,是组织成长演化的原动力。愿景陈述应做到以下几点:语气积极、把愿景当作现实状态来叙述、勇于冒险、叙述具体明确。愿景陈述之后就是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由任务陈述、环境评估、目的、优势劣势、策略方向、目标六大块组成。为明白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书中介绍的方法有团体举荐法。2、信息获取。“管理必须能随着组织成员的需求,以及组织所处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七原则之一,了解信息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书中主要介绍了两种了解及使用新信息的方法:九宫格及趋势图。信息与组织的三大基本过程:输入、处理、输出有密切关系。筹募经费作为输入的重头戏,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将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被淘汰的非营利组织的原因在于募款能力不佳导致经费短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职业女性的增多左右着募款的变化。募款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步骤:因素分析;目标设定;拟定行动计划并实际执行;绩效评估与检查。3、组织营销“营销的目的是让销售行为变得多余,她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客户的了解非常深入,使产品或服务刚好符合他的需求,无需推销就自己卖出去”德鲁克这句关于营销的话虽不是管理七原则之一,但对于组织管理的影响还是意义深远,营销中说要找出顾客的需求、兴趣、需要,并使组织的能力、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顾客的需求。故有效的营销管理就是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感觉受惠的交换过程。盖拉特由此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的营销。4P是传统营销的四大基石,在非营利组织中也存在4P:product——了解组织成员的愿望与需求;price——服务成本,如果人们认为服务特别,就可以提高收费;promotion——信息爆炸时代,推销工作很重要;place——营销的功能同时涵括资源配置(提供商品与服务)与资源吸引力(得到收益)。公共关系也是非营利组织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衡量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健全的指标就是组织是与各类群体是否保持足——读盖拉特《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国内外学者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个概念说法繁多,目前大致上有以下几个名称: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名称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各种特点,但是都不全面。美国研究民间组织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学者指出:这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术语能够将这一特殊组织准确的刻画出来。简单来说,非营利组织就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履行政府职能,主要为了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或者是互益性社会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四号《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将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主要归为以下几部分:(1)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捐献者,组织目的不是期望收到利益;(2)业务运营的目的不是以提供劳务或产品来换取同等利润或同等利润的等价物;(3)没有明确规定的所有者权益以及没有出售、转让或赎回的权利,组织清算或解散时不能凭借所有权分享一定份额的剩余资产。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正在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但是大方向还是能够确定的,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性的活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志愿服务组织。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的特殊性

1、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稳定。

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社会各界公益人士的捐赠,政府拨款和基金会的收入等各种来源,但是总体上还是十分的不稳定,资金上的短缺让非营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甚至连组织本身也无法继续维持。

2、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利润指标。

非营利组织是为了实现社会使命而运营的,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公益组织,虽然为了实现公益目的而进行社会服务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收费水平很低甚至免费。所以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通常不会有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目标也不确定。

3、民间非营利组织管理中权责不明确。

在非营利组织中,由于缺乏利润等量化指标,使组织的管理人员难以就各种组织目的达成一致。由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考核标准,因而对各部门的权责就无法划分得十分明确。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存在问题

1、首要问题是对财务管理的不重视。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观念陈旧,他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与企业是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应该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没有利润也就没有财务管理问题,只是以社会责任为目标,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2、资金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财务的透明度不够。

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提供者很难合法而有效地及时看到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无法确定他们所捐赠的物资是严格按照他们的意愿而使用。

3、渠道狭窄导致财务收入非常有限。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财政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一些社会性的服务收入以及政府资助、社会资助等。但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分配结构还不是很完整,所以非营利组织收到的政府的资金收入有局限性,在灵活性和张力上还有不足,由此导致组织的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狭窄的财务收入渠道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工作开展产生巨大影响。

4、缺乏管理导致财务管理混乱。

当前许多非营利组织都存在财务管理混乱,特别是目前有许多已经演变成社会问题,例如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等。红十字会是一个发展时间较长,组织结构比较完整的非营利组织,但它也会出现财务问题,说明非营利组织缺乏较为正式并且严格的监管,尤其是像红十字会、希望工程等由政府支持的、正规的非营利组织,更需要强力的监管和约束,否则长此以往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公信力。

三、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的成因

(一)缺少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活动中的独立法人,必须要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和内控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日常的财务活动。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依法依规进行,作为组织内部财务管理依据的规章制度都包括: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从法律和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度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还是缺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作为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规范典型,对其财务流程也缺少明确规定。

(二)专业人才的缺失。

我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规模都相对较小,运行机制不完善,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也较差,由于这些工作对于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没有吸引力,所以经常会发生财务人员由非专业人员代替。伴随着人才缺失的后果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能力不足,组织的筹资能力降低,导致组织财务困难重重,难以持续发展。

(三)缺少严格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第三部门,财务过程必须要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我国在内部监督方面的管理设施不够健全,缺少项目审批和财务监督的环节。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出和使用,资产投资、收益与处置等重大财务活动,政府部门应该做出什么样的监督,如何完成监督等均无详细规定。

(四)资金利用效率低。

非营利组织对支出管理重视不够,做事业不是很得力,从而导致了资金利用效率低,组织发展力度跟不上。经常出现相互挤占,相互挪用的情况;不能明确分配各项支出,手头的项目不仅没有做好并且别的项目也会受到影响。

四、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不断增多,但是我国的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完善,所以我们要建立全面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完善的控制体系,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有效的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进行管理以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一)从事经营活动,扩大自创收入。

为了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为主要业务活动的同时,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的经营活动,将获取的利润收入用于组织的发展壮大,也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做基础。而且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必须是合法的,不会损害自己声誉的商业活动,所盈利的经济利益不能在组织内部分配,必须全部投入非营利活动。

(二)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

非营利组织要获得健康持续发展,保障其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就需要健全的制度和内部控制。首先应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还要建立健全的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职业道德规范,使民间组织人员言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章程只是一种条文规定,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还需要加强实际的操作程序,即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系统。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掌握每一个职能部门、每一个业务环节,使组织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组织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

(三)公开财务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在重视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的基础上,非营利组织需要不断提高其财务信息度和质量。所谓透明度,就是公开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信息,并且财务信息必须清晰、真实。非营利组织要让每一个捐赠者的资源都能够被谨慎的、严格的按照捐赠者自己的意愿使用,并且非营利组织有义务让每位捐赠者都能清晰地看到财务记录,这样才能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知名度和社会声誉,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家对于不按时信息的组织可给予必要的惩罚,甚至可以免除非营利组织免税权、注销其合法资格的方式进行制裁。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以及资源提供者对组织应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非营利组织的效率将会大大加强。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收入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对收入进行分类管理,积极获取社会捐赠,努力扩大自创收入。

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非营利组织为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非营利组织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这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加强非营利组织收入管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非营利组织收入的分类

为了加强对收入的管理,有必要对收入进行分类,从而根据不同类别收入的特点加强其管理。非营利组织收入可进行如下几种分类:

(一)货币性收入与非货币性收入

对于企业而言,收入通常表现为货币性收入,最终以货币或广义的现金收取。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情况则不相同,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中,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的资财,相当部分是非货币性资产,如设备。为了管理上规划现金收支的需要,可将非营利组织收入区分为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

(二)自创收入与非自创收入

非营利组织收入按其来源可分为自创收入和非自创收入。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对于自创收入,非营利组织按照法定或约定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取得,主要用于补偿业务支出。非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对于这类收入,非营利组织需要依法定程序申请或者采取措施争取。

(三)限定性收入与非限定性收入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根据资财提供者的规定要求不同可以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例如,接受一笔捐款,若捐款人未予规定其使用方向或者期限,可由非营利组织自主调配使用,则属于非限定性收入;如果捐款人规定这笔捐款本身的用途或期限,则列为限定性收入;进而如果捐款人还规定由于运用这笔捐款所产生的收入的用途,则这种配生的收入也属于限定性收入。对于限定性收入,非营利组织应当严格按照捐款人规定的用途使用。

二、获取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是非营利组织收入的重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捐赠,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

(一)寻找企业合作伙伴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界紧密的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益。非营利组织可以得到资金与财物的援助,从事良好的活动。而企业则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它将被视为“优良公民”,而非仅是赚钱机器。

企业优良公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理念,是企业内在的利益追求与外在的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正在成为企业文化特别是大公司文化必要的组成部分。以前,社会认为企业的责任仅是增加股东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实践经验证明,企业的社会公益成绩,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鼓励公司的员工更投入他们的工作,使优质的人才不致流失,增加公司的收益,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道义责任已不再是企业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唯一的、最重要的理由。代替它是一个更现实的看法,即企业公民理念。为使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的收入,使企业从捐赠中获得更好的投资效益,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更好的形象,非营利组织应当为企业特别是大公司的公益捐赠定出一个统一的而且往往与企业的营业需要有关的主题,并且尤为注重与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使企业能作出一个长期的支持承诺。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形式,可以是捐献资金、产品、公司的专门技术和智识、也可以是公司员工的义务服务。由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成为伙伴,为社区及公司的将来进行投资,不仅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司的资源,改善营业的环境,而且往往使得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更有效益,公司所在的社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面向社会公众募捐

面向社会公众募捐是非营利组织获取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非营利组织在进行募捐时,应当为捐赠者提供足够的、至少能使其用来进行抉择的真实准确和没有故意误导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提供,可以根据公布信息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公布信息的多少。比如,通过电视广告信息时,其信息量可少一些;而通过电子邮件信息,信息量应该多一些。

要使募捐取得好的效果,公益项目的选择以及社会公信度非重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募捐的方式应当灵活多样。比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采取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系列化募捐方式:万人上街募捐、慈善长跑、慈善义赛、慈善义拍、慈善义卖、慈善一日捐等等。

三、扩大自创收入

许多人认为非营利组织不应该有经营收入,其资金应全部来自于外部援助,民间捐赠应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是社会观念对非营利组织的误解。美国萨拉蒙(Salamon)教授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主要是由私人慈善支持的。国外实践表明,非营利组织收入可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但其主要来源是自创收入。然而,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中,自创收入的比重还相当低。扩大自创收入,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

(一)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这是自创收入的基本形式,它主要是顾客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对其顾客提供服务时的收取一定的费用所形成的收入,如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医院向病人收取医疗费和药费。除了慈善型非营利组织,公众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同样可以向其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形成业务收入,以扩大收入来源从而更好地提供服务。比如,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是免费对读者开放的,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为读者服务,每年向读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完全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非营利组织是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运作,因此,对于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所提供的服务,其收费应当是低水平甚至是免费的,而不能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二)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在其实现社会使命的业务活动之外开展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为了筹款支持其非营利活动,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活跃的经济活动。对许多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是一极重要的资金来源。

非营利组织从事合法的经营来支持其非营利性的活动,需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利润或收入不可分配给其创立人、会员、干部、董事或员工,二是其主要目的并非单纯从事经济活动,而是实现其非营利宗旨。

(三)投资收入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营利性,非营利性医院,医院分类管理,医疗卫生机构改革

【Abstract】ThisarticlerisenfromtheenactionoftheDecisionoftheReformofMedicalCareSysteminTownin2000,whichdividesChina’shospitalsintoprofitandnon-profitcategories.Thearticleexpoundedtheconceptof“profit”and“non-profit”,reviewedthehistoryofnon-profithospitalsinothercountries,andsummarizedthecharacteristicsofnon-profithospitals.Basedonthis,thearticlecomparedthe“non-profit”hospitalwiththeall-freehospitalserviceinplannedeconomy.Itsuggestedthatthekeyprobleminclassifiedmanagementofhospitalsinthereformofmedicalcaresystemishowtokeephospitalspublicbeneficialwhilethegovernmentfailedtotakealltheresponsibilitiesinthemarketeconomy.Basedonthecharacteristicof“non-profit”organizations,thisarticletrytogiveanorganizationalframeworkforChina’snon-profithospitalsystem.

Keywords:non-profit,non-profithospitals,classifiedmanagement,reformofhealthcaresystem

2000年2月,为配合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明确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8月,卫生部及有关部门出台13个配套文件,对卫生事业的补助、人事制度、税收政策、医疗服务价格、药品相关问题、社区卫生服务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操作规范。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即《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机构改革的力度,实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将医疗机构划分为非营利性与营利性两种类型,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将医院划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进行管理,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还是首次采用。这次医疗卫生机构的分类管理改革具有什么意义?什么是“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医院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性质的国有医院有什么不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行。本文在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已有经验,对我国非营利医院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医院体系的构建提出公共政策建议,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一.“非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

“非营利性”的组织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只是近20年的事,但这种组织形态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历史(萧新煌,2000)。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有一些不同界定,并同“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志愿组织”、“免税组织”、“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概念有相当程度的重叠。

Wolf于1990年归纳的非营利性组织的根本特征被较为广泛采用,包括:1)有服务大众的宗旨;2)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构;3)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人利己营私的管理制度;4)本身具有合法免税地位;5)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免税的合法地位。

近来最流行的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归纳的非营利性组织应具有的五大特征,即:1)组织性,指有正式的组织机构,有成文的章程、制度,有固定的工作人员等;2)非政府性,指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也不隶属于政府或受其支配,也可称为“民间性”;3)非营利性,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进行分红或利润分配;4)自治性,指有独立的决策与行使能力,能够进行自我管理;5)志愿性,指成员的参加特别是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和志愿性的,组织活动中有一定比例的志愿者参加。

上述陈述显示了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特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概念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因而它在被引入中国的时候,国内研究者做了适当的变通。一种最简单的界定方式是按照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所获法律地位来界定,这样主要包括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和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形式。王名(2001)将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划分为社会团体、经济团体、基金会、实体性公共服务机构、未登记或转登记团体等五类,其中“实体性公共服务机构”指各种民办的医院、学校、剧团、养老院、研究所、中心、图书馆、美术馆等,相当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应用上述概念体系给中国的“非营利性医院”作一个定位。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最符合这一定义的应该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范畴。但是以中国目前存在的实际情况看,自建国后对全民所有制的强调,1997年全国480万医务人员中,个体开业的只占3.6%。所以对于“非营利医院”,“民办”二字的界线显然是不适宜的。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医院还属于国有的“事业单位”体制,分类管理的尝试,正是试图对这一体制的突破,但是即使在分类管理以后,将非营利医院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框架,也是不恰当的,所以这一转变的真正实施,必然会牵涉到法律规范等各方面的一系列调整。

因而在对我国“非营利医院”的界定中需要澄清三点:第一,医院的分类管理与医院所有制的关系。“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的概念借鉴于西方的概念体系,在我国“事业”单位设置为主的医院体系向营利性、非营利性医院转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分清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标准同所有制概念是两个不同的分类维度,非营利性医院是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运作机制的,原有的国立医院是否可以通过简单规定整体转化为非营利性医院,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二,很难严格按照西方通行的定义来界定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这一问题同样体现在“非营利医院”的分类管理过程中。如医院的法人地位,其“独立性”、“自治性”等,这给本来便是新事物的医院分类管理增加了一定难度;第三,与之相连的是医院“非营利性”的判定和评估。“非营利性”不仅是一个名义,它将涉及税收、筹资体制、运作管理等一系列方面的问题,所以医院划归为非营利性后,如何运作,社会又如何监督和保障其非营利的性质,都将是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国外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的区分管理

西方国家非营利性医院的主导地位,是与现代西医医院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最早的医院建立于罗马帝国时期,其发展与基督教的兴衰有关,因而最初的医院便带有宗教福音的性质。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起使医院也带有较强的福利性质,而70年代(石油危机)后期以来,这种政府福利体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也开始寻求多方承担社会责任的道路,对非营利性医院的研究也更加受到关注。

80年代中期美国有6900所医院,其中最多的是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共3400所,其中25%与教会相关。目前美国的医院,公立医院占27%,均为非营利性医院,私立医院85%左右是非营利的,在5200家综合医院中,营利性医院则只有700家,不足15%(代涛,2000)。美国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最主要的特征有如下几方面:

a.利润不可再分配:指非营利医疗机构的全部利润不能被任何人或企业据为已有,不得用于其它事业投资、工作人员福利等,只能用于提高医疗服务的含量或质量,或者非营利目的的活动,如社区的免费医疗、低价医疗、科研和社区的健康宣传教育工作等。这是由法律规定并有税务机关进行严格审计审核,监督实施的。

b.享受免税待遇:非营利医疗机构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捐赠免交所得税。

c.捐赠人享受免税待遇:美国法律规定,非营利机构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但可以发行免税债券,即债券购买人获得的债券利息免税。

d.与营利性医院相比较,医疗成本相似,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不同:二者的医疗成本没有统计学差异,利润率(营利医院以税后利润率计)均在4%左右。但营利医院大多集中在富人区,提供的服务多集中在赚钱的项目上,严格按照成本效益核算进行投资;非营利医院则分布在社区中,需要为更多的贫困病人提供非赢利性的服务,不过它们也同时存在大量非常赚钱的高新技术项目,并在教学、科研、新技术的使用上占据优势。

日本的医院绝大多数为非营利性,其中80%为国立或公立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建设,公立医院收入主要靠医疗保险收入和政府补贴。面对经营亏损问题,日本的非营利医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改善经营管理。

在澳大利亚,根据《公立医院法》,公立医院包括两类:一类被称为“法人医院”,由根据该法具有法人资格的医院组成;一类为“独立机构”,包括根据议会有关法令建立的医院、宗教组织资助医院、根据《公司法》注册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诊费、公共和慈善捐款、政府补贴和其他杂项收入,如投资利息、参观收费、商店收费等。

三.我国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分类管理的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随着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逐步进行,开始是一个散在的、量变的、摸索中的过程,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3]出台,医疗卫生系统的改革真正被提上发展日程。199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4],在两江等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推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2000年,配合这一保险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大对医疗机构改革的力度,决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补偿机制以及所有制的改革一直逐步推行,为什么在2000年提出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分类管理的新思路?我国自建国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始终是国家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在人们的观念中,医疗卫生机构天经地义地不应该是以赢利为目的的,那么“非营利性”医院的概念又有什么特殊含意?首先根据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医院分类管理办法中的营利性与非

表1: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比较

对比项目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营利性医疗机构

经营目的

满足社会公众基本医疗需求

投资回报

收入去向

弥补医疗服务成本;

自身发展,改善条件、发展新项目

投资者经济回报

服务任务

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政府举办的还完成政府交办其他事物;

可以提供少量非基本医疗服务

依据市场需求自主确定;

重大灾疫情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

财政政策

享受同级政府财政补助

不享受政府补助

价格政策

执行政府规定医疗服务指导价

价格放开

税收政策

享受相应税收优惠

依法照章纳税

财务会计制度

财政部、卫生部颁布《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有与关政策

划分原则

现有政府举办承担基本医疗服务、代表区域性或国家水平的医疗机构;

社会捐资兴办的医疗机构;

企事业单位为本单位职工设立医疗机构

政府办其余医疗机构自愿选择;

企事业单位设立对社会开放的医疗机构自愿选择;

城镇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

国有或集体资产与医疗机构职工集资合办的医疗机构自愿选择

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特点作一简要归纳(见表1)

通过对“非营利”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对比,应该认识到,“非营利性”医院并非是原有的福利性质医院,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划分,明晰了这样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明确区分出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种类型的医院,认可了二者的同时存在。由于受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医疗机构的性质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尽管在理论界进行过不少次关于医疗卫生事业性质的讨论,但总是陷于对福利性和经济性的争论,其讨论的结果多是采用一种变通的表达方式,如“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具有生产性的福利事业”等,这使得在面向市场和竞争的改革路途上,医疗卫生机构长期处于尴尬的两难地位。我国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兴办的非营利公益性机构,随着政府资助的逐渐退出,它们需要自己直接面向市场经济,而另一方面又受着“福利”性质的制约,出现了畸形发展的补偿机制。97年《决定》中区分出基本医疗需求,也在另一个侧面为医院的经济管理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但这一《决定》并未将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与医疗机构的运作管理相联,非政府兴办的、营利性质的医疗机构仍然缺少有效的法律生存空间,这反过来又使得非营利性医院定位不明,责任不清,也使其产生许多问题。明确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医院,不仅规范了非营利性医院的发展,而且在制度层面上认可了营利性医院的存在,这将使医院有更多样化的发展空间。

第二,将医疗机构的性质与其具体运作过程区分开来,使医院走出“福利论”和“产业论”的二难处境。“非营利性”概念的引入,是使医院摆脱意识形态制约的一个有利因素。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医院这样的福利事业单位,制约其改革的一个很大因素是,面临市场经济,政府投入不足,无法将医院作为公益机构进行规范,而将其推向市场按市场原则进行规范,就会产生对其社会主义福利性的置疑,改革试点虽然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医院行为,但仍未能触及医疗服务机构角色矛盾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使补偿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医院扭曲行为的固化。“非营利性”的概念关键是将医院的性质与其经济运作机制两个层面的问题区分开来。“非营利性”的组织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不意味所有产品或服务是免费提供(萧新煌,2000),非营利并不等于运作中不能产生利润,更不意味不能谈经济、谈经营,非营利性的医院不仅需要有自己完善的经营理念,而且常常赢得利润。从上一节所述Wolf以及ICNPO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不以利润为组织经营的目标,利润不用于分配或进入任何私人帐户,而是将之回馈给有利于组织宗旨达成的运作或组织本身的建设。

因而,“非营利性”的医院与既往政府福利的医院的本质区别是:“非营利性”的医院并非政府全面承担责任的、不讲经济运作的事业单位,它本身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是承担经济责任的主体,而不只是政府责任的一个执行单位。换言之,它有着与企业所不同的宗旨或经营目标,应当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但它仍然是独立的运作机构,需要有经营的观念,承担经济和社会的责任。“非营利性”的概念应该使我们认识到,经济行为和机构的性质并非是同一层面的事物,不能以有无经济运作来定性机构的“福利性”还是“产业性”,从而不以“福利性”制约医院的经营管理体制,也不能没有评价标准地将医院“产业化”。医疗机构应该有自己地经营理念和管理体系,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地评判标准,而从“福利”性与经济运作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第三,规范非营利性医院自身的运作。“非营利性”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词汇,但在国际上已经有较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将中国的医疗机构运作机制纳入国际体系,有利于借鉴国外的经验,规范医院的运作行为。正如“非营利”在国际上有的一些通用含义与评价标准,中国的“非营利性”医院也不能停留于原来的政府福利性质。医院分类管理不仅意味着划分出了“营利性”的医院,而且对于“非营利性”的医院言,需要向规范、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运作体系转化,这包括对于宗旨的认识、非营利经营的理念、市场定位、筹款、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能力建设和医院文化建设、完善评估体系和监督机制等等一系列转变。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医院自身,尤其其管理者等各方面的配合与变革。

四.构建我国非营利性医院的组织和制度框架

如上所述,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医院分类管理的思路,是针对于目前医疗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政府无力再承付医院一切负担而实行无限制的福利政策,同时要保证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公益事业以社会效益为首,这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对卫生事业的定性及其困境。它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思路,使医院成为独立运作的机体而能够保证其公益的性质,规范其发展。这也体现了医院分类管理中的“非营利性”医院与原有作为福利事业单位的医院之间存在着的根本区别。

为此,在构建我国非营利性医院的组织与制度框架时,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非营利性”医院的关键是其宗旨(Mission)。在国外成熟的非营利机构中,已经形成一套管理、经营、发展、评估的策略和方法,所有这些形式之上,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即非营利组织的公益使命。它们可以有经营,有市场,有营销和利润,但所有这一整套东西,都是为其宗旨或使命服务的。我国福利医疗机构向“非营利性”组织转变的过程,也必需深入理解其核心,即宗旨的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宗旨”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的运作灵魂,它是有切实的意义,有其特殊内容,与每一个具体行为相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福利”的定性。

第二,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它有着社会公益性的使命,但同时也需要有运作机制上的组织独立性。使政府福利的事业单位转化为非营利组织,还需要进一步明晰责权,在运作机制上给予医院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医院自身也必需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与目标,认识到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加强医院的能力建设,包括如非营利性机构的筹款方式等,改变政府与医疗机构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关系,使医院走向自立和监控发展之路。

第三,完善监督和评估机制,加强行业自律。正如前述,评价一个非营利组织并不是以其有无市场经济行为为指标的,但这也不等于说医院就可以用企业一样的原则进行市场评价。非营利组织有其特有的判断和评估体系,我们在认可医院的经济行为与独立运作的同时,必需完善和加强对其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其中,对其宗旨之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是最为关键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与管理,需要进行规范化引导,尤其要健全卫生法制,使医院管理走上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另外,在监督机制中,还应该重视行业自律的发展。如在美国的医院管理体制中,医疗行业中介组织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代表医院与政府交涉,进行医疗保险和医院管理的咨询,建立医疗健康统计资料评价指标数据库,大批量选择筹资方式使协会成员在采购时节省经费,开展各种医疗保险服务,开展通过互联网络了解购买价格等,医院协会实际上分担了部分行政机构管理职能。

第四,“非营利”的概念是从国外引入的,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医疗机构的发展,有着与国外不同的历史,是在不同的起点、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之上,因而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也要尊重自己的历史,特别要考虑到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不相适应的地方,进行及时的调整。

第五,调整政府在卫生健康事业中的角色与作用。医疗保健部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政府在其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自建国以来,卫生部门既开办医院又管理医院,成为医疗部门与公民健康的双重代言人(孙志筠,1999),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传统福利性的医疗卫生机构向非营利性医院转化,政府必需作出相应的角色调整,对非营利医院给予恰当的优惠政策和法律制度环境建设,完善其监督机制,对其实行评估等,而不是承担起全部责任。只有政府职能相应进行了转换,传统福利性的医疗卫生机构向非营利性的转化才真正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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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教授

[2][2000]16号

[3]中发[1997]3号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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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美国人口普查局 Catherine Buffington等 “理工科技培训与男女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美国经济评论:论文与会议记录》 2016年第106卷第5期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男女“同工不同酬”,部分观点认为实际上并不是“同工”,所以收入在男女之间有差异;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即便是“同工”,实际上对男女的工作绩效的期待也不一样,所以收入差异实际上是“期望差异”的体现。这会导致不同性别的毕业生选择不同的职业。

作者通过对理工科技领域的调查发现,单纯就理工科技类培训而言,并没有显著的男女差异。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毫无疑问,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普遍性问题的总结和回答,还是分支学科问题的延伸研究,“大问题”讨论的意义都是显然的,它不仅体现了公共管理学为摆脱“认同危机”、建构统一哲学基础所做的努力,也为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内容和活力。尽管这种努力和成就仅仅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面,且存在着持续深化以及如何使对“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相匹配的压力,其学术价值特别是方法论意义却已经开始彰显出来,即使在应用性较强的实践领域也不例外。譬如,登哈特(2001)曾将“大问题”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教育领域,颇有成效地提出并阐述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经常出现的四个基本问题:我们追求使我们的学生尊重理论还是尊重实践?我们培养学生以他们适应第一份工作为准,还是以学生未来可能追求的长远目标为准?什么是MPA(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合适的供给机制?作为公共管理教育者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的个人承诺?[12]526-534譬如,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和洪水袭击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伤亡后,席格勒(2007)借用“大问题”范式思考引起这类公共灾难的原因以及预防和灾区恢复问题,将其与自然和人类对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认为是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产生,灾难的预防和灾区重建也应当在这种关系中寻求方案。“大问题”在此不是具体的哪位个人应当为生命财产的毁坏受到责备,而是个人角色、政府和私人市场应为类似的“自然”灾难的发生与治理承担责任。[13]64-76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 会计评论 对比分析

一、引言

通过学术期刊透视某一专业理论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过程已成为综述文献的一种类型,不仅梳理了某一领域的研究脉络,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的选题方向。赵西卜等(2003)对1992年至2001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130篇论文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综述分析;杨雄胜等(2005)对1980年至2002年间发表在《会计研究》上的1902篇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王化成等(2001)对发表《会计研究》、《财会通讯》等7种期刊上的393篇财务理论文章进行了梳理分析;王化成(2010)对《会计研究》近30年刊载的财务理论文献进行了述评,归纳出财务理论研究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范丽娟等(2011)则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1980-2009 年)《会计研究》的3511篇论文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上述文献主要关注了国内会计领域的研究态势,没有涉及国际会计研究的主流趋势。本文选择了《会计研究》与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为载体,对2001年至2011年刊发的学术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希望从国内动态与国际视野两个视角梳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取向与发展态势,为未来的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会计研究》是我国会计领域、甚至是管理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根据吴溪(2010)的研究,1998年至2007年间会计研究所发论文1557篇,在该期间共得到4827次引用,其中被《会计研究》自引1151次,占总被引频次的23.8%,被其他CSSCI期刊引用3676次,总比为76.2%。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会计研究》的影响力明显提高,在权威期刊中的被引率同比上升56.24%;高被引文献数占经济与管理类期刊总数的14.16%,仅次于《经济研究》(王化成等,2010),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会计研究》的影响因子为5.909,排在全部期刊的第二位。《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是全球24家核心会计期刊中创刊最早的学术期刊,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被会计学界与实务界视为会计研究及解释其相关研究方法的主要期刊。这两种权威期刊对于国内与国际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最新动态都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剔除了书评、会议征文等非学术论文后,本文共获得2001年至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论文1355篇、《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发表的论文521篇。下文分别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作者情况及论文引用情况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中外会计理论研究动态与趋势分析

( 一 )研究主题的对比分析 参照《会计研究》的栏目划分及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将《会计研究》(2001-2011年)的论文划分为十二个研究主题:会计准则(制度)、会计改革、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管理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注册会计师及审计、会计新领域、会计教育、其他问题。其中,会计新领域主要涵盖了有关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交叉学科、新兴领域的研究。具体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总体来看,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据了总样本的半壁江山,其中财务管理占31%,财务会计占19%。排在其后的分别是注册会计师及审计(9%)、基本理论(8%)、会计准则(制度)(6%)、内部控制(6%)等。参照国内研究的主题分类,结合《会计评论》所的具体情况,本文将《会计评论》刊发论文的主题分为9类,分别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准则、审计、基本理论、会计改革、内部控制以及其他。在过去11年间,国际会计研究的主题分布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与国内研究相类似,财务管理与财务会计主题的论文占到了总论文量的半数左右,其中财务管理论文占比28%,财务会计论文占比22%,排在其后的是占比16%的审计主题论文,其他类型论文占比也高达19%,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分别占比6%。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零缺陷管理的基本要素有5个:公开,目标,界定缺陷,测量缺陷,奖励。所谓公开,即每个职工都要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公开做出自己对致力于无缺陷工作的承诺。所谓目标,即公司为每项工作和个人确定现实的可操作的工作目标。在界定缺陷时,考虑到每个公司情况以及每项定货要求不同,对缺陷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西屋公司界定的缺陷有12个:

(1)没有按照计划工作;(2)在送货之前重复性工作;(3)从事了本来完全可以减少费用的工作;(4)低于用户或公司质量标准的工作;(5)高于用户已经确定为合理实用的质量标准的工作;(6)没有完成规定的具体任务;(7)没有事先具体计划、指导工人实行这些具体计划,并且没有事先采取必要的纠错行动;(8)没有有效管理成本;(9)从事了虽然能被接受但以某种方式导致其他高成本或延误送货结果的工作;(10)设立比实际报价要高的预计成本项目;(11)对预计成本项目的忽略;(12)没有满足预算要求。

测量缺陷也有各种方式。有的通过目标完成情况来确定缺陷数量。西屋公司的无缺陷测量公式为:绩效=100-有缺陷项目数/无缺陷项目数×100。如果有缺陷项目数等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为零;如果有缺陷项目数多于或小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就为负或为正。

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control,TQC)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实践,20世纪80年代大力引入我国。日本企业结合科学管理和零缺陷管理的理论,提出过程质量控制的理念,即将产品的质量缺陷消灭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这样最终产品必然是符合质量要求的。为了做到这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质量控制点,每个环节的操作员工都是质量控制人员。为了保障每个质量控制点不出废品,每个质量控制点都设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客观检测手段。按照这种控制要求操作,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

个别工商组织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或全面质量管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显得不够通用和规范,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1988年由国际标准组织推行的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融合零缺陷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理念,成为保障质量管理更加规范的国际化标准。ISO9000实施的是已经具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国家标准,它适用于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某一具体产品。该体系认证在市场上标志着质量,国际购买者往往会坚持要求其固定供应商获得这种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有严格的程序及考核要求,按照系列分为ISO9001、ISO9002、ISO9003和ISO9004等,依照不同行业设立,但制定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是其核心。其中ISO9001标准的用途是:当合同要求进行设计,并对产品性能要求有原则规定或有待制定,只有当供货方充分证实了其设计、开发、安装和服务的能力时,才能相信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应要求供货方按ISO9001提供质量保障。该质量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尊重。因而,只要企业通过考核达到ISO9000质量体系并严格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去做,其产品质量就是可靠的,其服务就是值得信赖的。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代表着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迅速从工商业领域推广到其他领域。在用企业精神、市场原则改革政府组织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规范化管理的思想以及成功经验也开始推广到公共管理领域,国外许多公共机构如医院、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也开始推行规范化管理。在我国,2000年9月深圳市国税局蛇口分局通过了ISO9001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后河北省地税局也开始学习深圳的经验,在基层机构进行ISO9001体系试点建设。

综合起来,规范化管理的特点就是程序性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控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

二、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含义

应当说,在政府组织内部推行规范化管理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一些好的经验,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推行规范化管理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规范化管理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或自律。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特质,诚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第一,政府是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受到约束。约束的形式多种多样,法律和社会舆论是对政府的外在约束,或政府他律,而规范化管理则是政府的自身约束,或政府自律。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能够有助于消除政府失灵。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将工商组织的质量管理理念引入公共机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按照工商管理的原则和理念,向社会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政府规范化管理应运而生。在80年代,我国曾经在政府管理中大力推行过目标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MBO)。实践证明,目标管理比起规范化管理有许多不足。由于目标管理强调终极结果,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短期化弊端,而规范化管理强调的是过程结果,能够促使政府持续不断地改进管理质量与效率,因此规范化管理更符合政府组织的特性。

政府规范化管理就是按程序办事。所谓规范化,就是政府按照事先的规定行动,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是程序。简言之,政府按程序办事,就是规范化管理。政府组织本身就是依照程序建立和运行的,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程序办事,主观随意性、长官意志以及以职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以致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严重的还发生犯罪行为。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就可以大量减少这种不规范行为和犯罪行为,最终提高政府服务社会公众的质量与效率。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增强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提高管理质量。应当将这个目的作为统帅政府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不能为规范而规范,以致走向规范化管理的消极面,搞形式主义。

规范化管理要有制度和考核标准。规范化是一个制度建立和强化考核标准的过程。一般说来,制度建立的依据是法规和惯例。法规比较明确,也容易执行。在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与现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规条文相冲突。而惯例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从行为结果上看具有利弊双重性特点。过去在没有规范化管理要求的时候,实际工作也按照许多工作惯例来运作,并取得成效。因此,政府规范化管理应力求将惯例趋利避害,将好的惯例转化成制度安排,将不好的惯例通过制度安排革除。有了制度,还需要对制度执行的情况进行考核,为此就需要设立独立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机构。首先,标准应是指标化、量化和可操作的。而且标准起着导向的作用,需要下功夫来设计一套标准体系。ISO9000引入公共组织,就是一种标准体系的建立。除ISO9000以外,还可以根据各个机构的实际情况设立其他标准化体系。其后,对运行情况需要有外在的独立机构对政府组织进行考核。政府同级组织或上下级组织之间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性,比较难以做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核容易流于形式。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制度化,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难点及解决

全面推行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也有一定难度,这与政府组织的自身特性和承担功能有关。政府是非生产性组织,非营利组织,因此在理解政府管理质量、管理效率方面与工商组织有许多不同,这直接影响政府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的设立。政府的行为绩效应当不同于工商组织绩效,不能以政府机构取得的收益当作考核标准,或政府基层组织不能只是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考核标准,而应以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满意程度作为绩效考核标准。进一步说,由于政府面对的社会经济事务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能够走程序,实行规范化管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规范化管理不是万能的。

推行规范化管理在实践中会遇到两个突出的矛盾:第一,政府行为合法与合理悖论问题。要么政府行为合法但不合理,比如事事都要按照程序办结果导致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要么政府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比如为了便利服务对象的需求,省去繁琐的办事程序,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规。到底以哪种标尺来规范政府行为,没有统一意见,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是依据现行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如火车站内厕所收费;以改革精神来合理规范政府行为,如对娱乐、休闲场所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和办事遵从程序形式的矛盾。应当说,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将效率与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制度形式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考虑,特殊情况时时出现,需要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因此,刻板地遵循已有的制度规定,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进一步说,制度是由人创造的,并由人去遵守。而人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在规范化管理中也要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留出空间。21世纪的最新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由于这种理念的传播,使得许多具有创新特性的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创立学习型管理组织。作为侧重程序性管理的政府组织,当然不可能照搬这种弹性工作制,必须推行规范化管理。但是政府组织也会遇到如何处理效率与形式的矛盾,为此,需要上级关注来自基层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做法,及时地将一些不符合惯例或已有规定的做法纳入到制度创新中。不能忘记,规范化管理的终极目的,还是提高政府组织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效率。

建立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1.建立具有可操作法和可检验性的制度。ISO9000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需要有相关条件的具备和落实。毕竟,按照ISO9000的要求,需要制定比较繁琐的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许多政府机构还不具备制定这三类文件的条件。美国学者詹姆斯·Q·威尔逊将政府组织机构分成四种类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能观察得到的生产型机构;可以观察到付出但观察不到成果的程序型机构;可以观察到成果但观察不到付出的工艺型机构;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观察不到的应付型机构。显然,只有生产型和程序型的政府组织才具备条件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府组织实施有效管理就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般说来在我国,窗口服务性的政府机构可以参照服务业的ISO9000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和调控性的政府机构主要围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制度。

2.细化制度,责任量化到人。政府组织都多多少少建立了管理制度,但是缺乏实施细则,就使得既有制度不能落实。实际部门的经验比较看重领导的重视,以及抓落实就是领导重视,组织到位,实际上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也能起到落实的作用。为了将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需要有一套考核政府组织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但目前国内对政府组织的管理绩效及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和不具体,今后这应是政府组织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难题。

3.尽快建立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对政府组织行为是否规范,从根本上讲不能由政府组织自身说了算,而应当由政府提供服务的受益方社会各界来评价。目前我国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及其考评主要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努力,这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做出的积极努力,值得高度评价。但是从长远看,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约束应当是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自律和社会他律。实现社会他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

4.强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规范化管理固然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但是由于与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有直接联系,因此需要将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政府相关服务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这样从外部增加了一条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督促和检查渠道。实际上,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公众,让这些受益者了解政府规范化管理制定规定,会更加有利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

5.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与管理素质。制度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和管理素质对完成规范化管理有重要意义。搞ISO9000,首先需要人人掌握相关规定和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的自觉性。

6.加快电子政务的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推进政府规范化管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的需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将加快信息化进程,信息化本身就需要有规范化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电子政府可以满足政府改革的多种目的和要求。因此,把电子政务纳入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构成要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应当从这个角度审视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电子政务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快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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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作者简介】周鸿陵,男,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时浩,男,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城市工作处副处长

【中图分类号】D6;D62【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82-04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开始萌生的。为推动这一进程,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社区建设在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曾产生行政主导社区建设的模式。随着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沈阳、武汉为代表的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建设模式,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指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加强社区民主建设"。这是中央对社区居民自治建设的肯定。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在当时所谓的居民委员会,其管理的对象只是少数缺乏就业能力的"社会闲杂人员",城市社会主流成员仍然在"单位"管理之下。经济改革之后,国家对企事业的垄断式管理被打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促使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社会成员由依附于单位的"单位人"变成自由式的"市场人"和"社会人",城市社区有了属于社区的主体[2]。

改革开放不但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准备了人力资源,而且提供了自治的内容。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和企事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剥离出来交给了社会。社区内的公共事物逐步增加,社区成员包括驻社区单位需要社区为其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共卫生设施、文化娱乐设施。这些准公共事物经费来源,虽然在目前大部分仍由政府提供,维护管理只能由社区组织来实施。这些就构成了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同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民独立意识开始提高,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民在社区建设中权力意识在迅速提高。社区管理成员的产生方式由过去街道办事处的委任,改为由社区成员选举。社区管理机构开始进行自主管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在社区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沈阳、武汉、福州等城市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明确认定了社区居委会的一定的权利。如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办事处确定社区居委会有8项自治权利,即民主选举权、财务自、财产自、事务初审权、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权、依法协管权、不合理摊派拒绝权、民主监督权[3]。

三、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社会转型,不能只"转"不"型","转"意味着对旧社会形态的破除和改革,"型"意味着对新社会形态的重新整合。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转"多于"型"的过程中。首先在19世纪遭遇到来自西方的冲击,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历了一场从革命到改革的大变革[4](P245、P249),先后以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完整了国家整合,形成了市场格局,开始了民主化进程[5]。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和改革只是手段,革命和改革都是为确定新的秩序开辟道路。在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社会效应减弱,人们对稳定对秩序的渴望成为社会的主要诉求。

在社会转型进入整合社会形态阶段时,最重要的是重视治理模式的重塑。这是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的需要。毕竟治理更具有稳定性、中性、程序性,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治理"更注重方式,而相对缺少意识形态上的关怀和争论"[6](P55、P56)。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激情澎湃,回归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单调,为中国人民寻找一个可预期、可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治理模式由社会形式决定[7],但社会形态并不自动产生治理模式,而是需要人们主动地把握时机进行构建。治理模式是在一个时期根据一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形成的。它包括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的方式两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形态下,由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不可选择性,其治理方式呈单向性。整个治理模式表现为百分之百的刚性,整个社会依赖统治者的暴力统治和对权力资源的垄断来支撑,整个社会只能在"?quot;和"乱"之中循环。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国家和社会处于明确的分工合作的状态,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政府的产生源于公民的同意,政府的公共决策反映的是公民意志,社会和国家良性互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治理模式具有多元性、双向性。

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沈阳模式,即以社区居民自治为主导的模式是现代新的治理模式的典范。沈阳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以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纽带,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为目的,以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手段,有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区域文明小社会,形成共居一地、共同管理、共保平安、共建文明、共求发展的社会化自治管理的运行机制[8]。这些特点基本体现了现代社会形态下的新型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自治的意义是多重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在探索新型治理模式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社会层次中最小的完整单元,是整个社会运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居民自治就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奠基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毕竟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现代治理模式的成熟仍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努力。其中政府转换职能,将社会事务真正交给社区办理,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才能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参考文献

[1]康晓光:《权利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2000年,未刊稿。

[3]吕济民:《有了社区自,当家就能做了主》,《社区》2001年12月。

[4]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周鸿陵:《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6]智贤:《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

店1995年版。

[7]徐勇:《论治理转型与竞争一合作主义》,2000年,未刊稿。

[8]刘小康:《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会计理论 会计研究方法 研究轨迹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5)18-0016-04

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建国以来,我国的会计研究大致经历了引进和学习前苏联模式、“”的研究停滞和扭曲、复苏和改革开放的起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这四个阶段。我国会计理论的长足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因此研究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应从这一时期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的杜胜利、赵西卜、李梅(1996)对《会计研究》进行百期回顾(1980年至1996年已发行百期)并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进行透视,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2年为我国会计理论的起步阶段,1983年至1986年为我国会计理论的目标确定与战略规划阶段,1987年至1991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理论的发育与成长阶段,1992年至今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繁荣发展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第四个阶段(1992年以后)做进一步详细划分,把1992至1993年称为第四个阶段,1994年至1996年称为第五个阶段,1997年至2001年称为第六个阶段,2002年至2006年称为第七个阶段,2007年至2012年称为第八个阶段,2013年以后称为第九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2),以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和《会计研究》创刊为标志,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冲破思想禁锢与束缚开始起步。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会计学术期刊是财政部主办的《新会计》月刊,创刊于1951年1月,创刊目的是为了介绍苏联的会计经验、传达政府会计法规、对疑难会计问题做解答。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1月,财政部率先创办了《财务与会计》杂志,紧接着1980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会计学会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以会计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期刊《会计研究》,历经三十余年,迄今在中国会计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权威地位。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有:会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经济核算制,会计学科体系,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会计电算化,会计管理活动论,中美比较会计研究,西方审计介绍,翻译国际会计准则,会计立法,会计监督,会计史,经济责任制与会计问题,会计名词规范化讨论。这一时期的突破性进展是冲破“管理工具论”理论束缚,提出“会计管理论”新思维。这一理论成果迅速为广大会计工作者接受,并用以指导会计工作。会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政府的有关文件中明确予以体现,这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突破。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以“管理活动论”为代表的多种学术流派的形成及其理论的产生。我国会计学界第一次形成了以“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为代表的会计学术流派,并大量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开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中外会计比较研究。

第二阶段(1983―1986),以1983年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正式确立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标志,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了目标确定与战略规划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有:会计改革,会计法,管理会计,质量会计,责任会计,注册会计师,银行会计,会计理论建设,会计教育,会计研究方法,物价变动会计,司法会计,成本控制,中外合资会计。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提出会计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促使传统的记账算账报账型会计向现代的管理控制经营型会计的历史性转变。另外,以1985年《会计法》颁布与实施为标志,开始了会计组织与管理和会计法规制度体系的理论研究。

第三阶段(1987―1991),以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正式“中国会计学会科研规划”(“七五”科研规划)确定50个重点研究课题,成立七个专题研究组为标志,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发育与成长阶段。这一时期主要的论题有:深化会计改革,责任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破产会计,会计史研究,会计准则,资产计价与评估,会计监督,物价变动会计,财务改革与财务管理,国际会计,税务会计,三式记账法,人力资源会计,承包制与利润分配,教育成本,会计核算制度改革,货币时间价值,会计电算化,总会计师及微观会计组织与管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这一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以经济责任制(承包制、利税分流)为基础,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以企业实践经验总结为依据的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另外,“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工作任务说明书”的制定,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有组织地、系统研究会计准则问题。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揭开了我国会计国际化研究的序幕,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四阶段(1992―1993),以1992年中国会计学会“八五”科研规划纲要的和财政部在深圳举办的“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为标志,进入了以规范会计核算标准即制定中国的会计准则为主轴的繁荣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深层次背景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研究的论题主要有: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关系的研究,企业财务制度,企业成本控制理念与制度,注册会计师责任与职能,会计课程设置等。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以1993年在全部企业实施《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为标志,会计理论与实务步入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轨道,这是我国会计理论向国际化、应用化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第五阶段(1994―1996),以我国于1993年11月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主要论题有:具体会计准则,非营利组织会计,集团公司会计,合并会计报表,资本结构问题,国有资本保全,产权资本理论,制造成本,资金短缺问题,会计信息研究等。这一时期,大部分研究是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展开的。1995年中国会计教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并举行了首届年会,此次会议的参加者几乎全来自国内外的会计学术界,而不是政府部门或实务界,讨论的议题也主要限于会计理论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为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计划的颁布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六阶段(1997―2001),以1996年底中国会计学会“九五”科研规划的为标志,针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引发的会计法规体系、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业绩评价体制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主要论题有:中国与西方国家会计差异的比较分析,中国会计特色问题研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问题,完善和实施《会计法》的理论研究,加强会计监督问题研究,会计人员道德与自律机制,有关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与对策,注册会计师制度,国有企业资本运营,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与财务诊断问题,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研究,衍生金融工具相关问题等。在执行“九五”计划的关键时刻,朱F基总理提出了要大力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自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颁发企业会计制度,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剖析与会计有关的各种问题,开始关注会计新领域理论与实务的探索,为新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会计支持。

第七阶段(2002―2006),以美国出现的安然、环球破产事件以及我国的琼民源、蓝田股份丑闻事件为标志,针对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内部控制、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会计职业道德等多个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主要论题有:财务报告准则,投、融资决策,企业内部控制,会计信息披露与信息质量,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独立审计,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资本结构与公司业绩,报表收益与现金流,企业合并会计、企业价值评估,风险导向审计,价值链会计,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等。这一时期,针对美国出现的诸如“安然”事件、美国环球电讯、美国环球航空等会计舞弊,以及我国出现的 “蓝田股份”“银广夏”等会计丑闻,在会计伦理、会计监督、会计信息分析利用、企业内部控制、政府监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涌现。另外,发生在这一期间的“蛇吞象”即联想集团收购IBM,使得会计界大量学者开始研究企业合并会计、企业价值评估等有关话题。

第八阶段(2007―2012),以财政部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三十八项具体准则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为标志,表明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我国的会计改革已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较高的水平。主要论题有: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信息透明度、会计稳健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智力资本、人力资源会计,会计准则执行情况及完善问题,金融危机下企业经营业绩评价,利益分配、财务困境、风险预警、全面风险管理,股权分置改革与资本市场效率,政府会计改革,高管薪酬、股权激励,绿色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的应用与评价,高校教育成本预算、核算管理,会计人才需求与会计教育改革,国家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若干问题等。这一时期,对新准则实施后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评价和改进。围绕增值税转型,所得税、房产税改革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围绕大股东行为、高管薪酬问题,在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资本市场效率方面也有了大量研究成果。针对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对我国的波及影响,大量有关风险预警、风险管理、财务困境化解的成果不断涌现。2010年4月26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有关内部控制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另外,有关绿色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开始星火燎原,这也是对传统会计的补充和挑战。2012年财政部修订了新版《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有关事业单位财务会计的研究由此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九阶段(2013年至今),以2012年底财政部《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为标志,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全面提升事业单位财务、预算和绩效管理水平,夯实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基础、服务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迄今为止涉及的主要论题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披露、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内部控制环境、质量,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公允价值研究,内部审计,企业集团、资本市场,所得税会计,职工薪酬与会计稳健性,股权控制、股利政策等。

2002年至2013年这十多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有以下特征:(1)研究领域大多分布在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财务会计方面;(2)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前,有关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白热化,但在新准则出台以后,研究热点转向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与应用方面;(3)有关会计舞弊研究、国际会计的研究逐渐淡化;(4)会计教育研究、会计信息化研究经历了黯淡期以后,又被逐步提上日程;(5)注册会计师制度及审计、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环境会计、内部控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

二、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简要梳理

许家林(2006)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可描述如下: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前,会计理论研究内容尚未涉及此类问题

在此之前,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会计技术方法的运用,而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则大多纳入学者个人的学术修养范畴,还没有作为会计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到议事日程。

(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会计研究方法关注度不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开始活跃,表现为对会计基本理论中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目标等问题的研究,但会计研究方法也随之引起会计学界的注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杨时展教授运用控制论研究会计的本质,提出了会计控制论的观点。孙宝厚博士运用系统论研究会计的本质,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会计系统论》。裘宗舜教授运用信息论研究会计的本质,出版了《会计信息论》一书。1988年裘宗舜、王平在《会计改革若干问题――一张有意义的社会问卷调查表》第一次引入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说1988年以前,我国会计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直到1996年会计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文章还是很少。

(三)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会计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

周忠惠(1984)提出要对会计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建国以来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广泛运用的方法论有归纳与演绎、政策规范、调查分析、广泛联系、比较研究等五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应逐渐引入一些新的方法论,如行为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方法论、传统方法论与新方法论如何结合,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方法论等三个问题。

(四)20世纪90年代初期,会计研究方法引起会计学界的普遍关注

徐兴恩(1991)指出,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由哲学方法、经验方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比较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移植方法和开拓方法等十个部分构成。《会计研究》在1991年第6期发表了徐兴恩的“论会计研究的方法”一文,以后又有文章陆续发表,1997年还专门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这些论文除了介绍会计研究方法外,对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取舍也进行了分析。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倡导召开会计研究方法的专题研讨会

1996年8月,天津财经大学的于玉林教授发起并召开了“全国首届会计方法学研讨会”。会上主要探讨了会计研究方法及其体系的建设问题。

(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96年沈艺峰的《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开始了我国会计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会计研究领域,还主要得益于1995年开始每年举办的中国会计教授会与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的努力。在部分海外华人会计学者的强烈呼吁与积极推动下,强调研究会计理论时问题要小、方法要细和证据要实等理念,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学博士论文率先向实证研究过渡。此外,《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也开始刊登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资本市场的文章。

仍然以《会计研究》近十年来所刊登的学术论文为样本,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对文章进行分类,来观测研究者们所采用的会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变化的趋势,希望能够以小见大,折射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动向。如下表所示。

由该表可以看出,2002年至2013年,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现状和动向有以下特征:(1)整体来看,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普及,甚至超越了规范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方法;(2)在实证研究方法中,实证分析、假设检验方法的运用较多,观察描述、调查问卷、案例研究等方法的使用相对较少;(3)近三年来在会计研究领域开始采用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这是我国会计研究方法方面的显著变化。实地研究中要综合运用多种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需要花费研究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实验研究的实施需要精心的安排和巧妙的设计,除了具备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足够大的实验参与群体,以及适宜的实验室环境等。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实验研究文章凤毛麟角,其应用前景十分广泛,需要研究者去大胆尝试。

三、总结及评价

我国会计理论的长足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总体上是一个由摸索至清晰、由感性至理性、由偏误至正确、由拿来主义至自我创新的过程。

(一)由封闭研究到趋同创新

改革开放之前,会计理论研究的议题都紧跟政治形势,并不考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也不关注国外的学科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具有明显的封闭性。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开始从原来闭门造车转向引进、吸收与创新。国外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国会计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开阔了思路。

(二)由基础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直至20世纪 90年代,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会计定义、会计学科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等。90年代以后,逐步转向了实用主义,所研究的问题都是经济发展中会计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财务舞弊、筹资投资管理、财务风险防范、企业内部控制等,甚至有些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寻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但从发展轨迹上来讲,这是我国会计理论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表明理论研究来源于现实的需要,再高深的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具有生命力并散光发热。

(三)由传统规范研究方法到多方法并用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归纳、演绎为主体的传统规范研究方法,9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为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等各种研究方法的并用。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了大力发展,档案研究、调查问卷、案例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近十年来发展的如火如荼,令人惊喜的是,近两年来在会计研究领域开始采用实地研究、实验研究,这可谓是我国会计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之一。

(四)由单一学科研究到多学科综合研究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日趋和国际接轨,出现了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新气象。会计理论研究的学科宽度不断增加,和制度经济学、计算机技术、信息系统、哲学、数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不断融合,产生了会计信息化、人力资源会计、司法会计、绿色会计、智力资本、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碳会计等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使会计理论研究变得丰富多彩,而且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产生了不少新的、有实用意义的研究成果。

(五)由事后研究到事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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