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合同范文
时间：2023-03-11 02:50:28
人合同范文第1篇
甲方：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保险合同。
第一条 总则
（一）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以甲方的名义代甲方办理个人人身保险业务，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按照约定范围从事活动所产生的保险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乙方手续费（佣金，下同）。本合同及相关文件内容均不直接或间接构成甲方与乙方之间有雇主与雇员关系。
（二）本合同一经订立即生效。乙方有_________个月的被考察期，被考察期间，甲乙双方均可随时提出解除本合同，对方应予同意。
第二条 授权
（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可在_________市行政区划范围内以甲方名义招揽甲方开办的适合个人投保的人身保险业务（具体险种见附件）、收取保险费及提供售后服务。
（二）甲方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可以对乙方的业务区域、险种及其他授权内容进行调整。
第三条 保险费的收取和交付
（一）乙方须在甲方收取保险费之后在保险费收据上签字，且只能在收到保费之后才能开具收据。
（二）乙方不得为客户垫缴保险费，乙方缴至甲方的保险费一律视为是由投保人缴纳的。
（三）任何情况下，乙方均不得使用自己的姓名和账户收款。乙方应在_________个工作日内按甲方规定的方式将以甲方人身份收取的全部保险费及时缴至甲方，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条 手续费的支付
（一）甲方根据乙方的保险费收入支付乙方手续费，具体支付标准由甲方按不同险种、不同缴费期限和不同缴费方式确定，并予公布。甲方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可以统一对手续费标准进行调整，并予公布。
（二）手续费以人民币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
（三）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乙方才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手续费：
1．投保单由乙方签署姓名、代码，并且经过甲方核保，甲方已据此签出保险单。
2．甲方已收到相应的保险费。
3．乙方遵守合同的各项规定。
4．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四）出现本合同第五条第（五）款情况时，甲方不再支付乙方相关的手续费。
（五）不论本合同是否终止，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日内要求解除合同或由于乙方的过错致使投保人解除合同时，乙方无权获得与所退还保险费相关的手续费，已领取的必须退还甲方。
第五条 甲方权利
（一）签发保险单，对乙方在授权范围内招揽的保险业务具有最后确认权。
（二）有权制定和修改各项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随时对手续费及其他待遇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与补充，并通知乙方。
（三）有权对乙方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检查，有权对乙方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和奖惩。
（四）有权代扣乙方应缴纳的税款。
（五）当客户向甲方提出要求变更为其服务的人时，甲方有权将该客户的保险单变更为由其他人或由甲方直接提供服务，并书面通知乙方。
第六条 甲方义务
（一）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向乙方支付手续费。
（二）对乙方符合甲方要求并在授权范围内招揽的业务承担保险责任。
（三）向乙方提供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证件、资料、单证及提供必要的帮助。
（四）依据《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人管理办法（暂行）》为乙方提供有关待遇。
（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培训。
第七条 乙方权利
（一）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从事人身保险活动。
（二）要求甲方支付手续费。
（三）要求甲方提供有关证件、保险单证和资料。
（四）要求甲方提供有关培训。
（五）享受甲方提供的有关待遇。
第八条 乙方义务：
（一）应遵守甲方制定的与乙方业务相关的规章制度。
（二）为客户提供收费、送单、咨询、协助变更保险单和协助办理理赔申领事宜等服务。
（三）努力维持现有业务。
（四）应达到甲方确定的最低业绩标准。
（五）按时参加有关的培训、会议和研讨等活动。
（六）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活动和业绩情况进行记录。
（七）承担与开展业务有关的一切费用。
（八）按甲方规定领取有关单证时履行签收手续。
（九）不得与客户串通，损害甲方利益。
第九条 担保
（一）在本合同订立时，乙方应按甲方规定交付保证金，保证金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由甲方负责保管，合同终止后无息返还乙方。
（二）在订立本合同时，乙方还需提供两个经甲方同意或认可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公民或法人作为担保人，与甲方订立保证合同，作为本合同的从合同。
第十条 合同解除与终止
（一）甲乙双方均可以提前_________个月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向对方提出解除本合同，_________个月期限届满，本合同即行解除。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提出解除本合同：
1．违反本合同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
2．不符合个人人条件，或丧失人资格。
3．达不到甲方培训、业绩考核的合同维持条件的要求。
4．有违法犯罪或严重损害甲方信誉行为。
5．对甲方有不诚实的欺骗行为。
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
1．保证合同失效，从失效之日起1个月内又无新的担保人。
2．乙方年满60周岁。
3．乙方成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4．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终止的情形。
（四）合同终止有关事宜
本合同终止后，乙方应立即按规定与甲方办理交接手续，乙方应向甲方交回钱款、展业证书、本合同书、保险条款、单证、文
件、手册、其他印有甲方公司名称的印刷品以及归其保存的表格和文件，还应提交甲方需要的与甲方业务情况有关的台账和记录（客户记录、资料）的复印件，不得再以甲方人名义从事任何活动。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超出甲方授权范围或在合同终止后仍以甲方名义进行的活动，除经甲方追认的以外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二）甲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合同规定，乙方有权提出解除本合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三）乙方违反本合同及甲方与业务相关的规定，甲方有权变更授权范围或解除本合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十二条 其他
（一）《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人行为准则》作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乙方应在从事业务时始终予以遵守。
（二）甲乙双方就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
（三）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_________年，期限届满前_________个月如双方均无异议，合同将自动延展到下_________年。
（四）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对外不作为任何身份证明。
（五）如果甲乙双方在订立本合同之前，曾订立相关的合同或聘用合同，双方同意在本合同生效后原合同自行终止。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签字）：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个人人行为准则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个人人（以下简称人）应遵守以下行为准则：
一、在业务活动中，必须仪表整洁，礼貌待人，态度热情，不得有与客户争吵等过激行为。
二、拜访客户应事前约定适合的时间、地点，事前未约定的拜访应选择客户适合的时间。
三、与准保户接触时，首先要表明自己是本公司人的身份，主动出示《保险人展业证书》。
四、严格遵守诚信原则，将客户应该知道的本公司业务情况和保险条款的内容及其含义如实告知客户，将本公司应该知道的客户的情况如实报告本公司。
五、在与准客户讨论保单时只能使用本公司提供给人的展业宣传材料，且必须使用完整的说明材料，不得增加内容，或只选择最有利的部分。不能用其他公司的条款或展业材料以及未经本公司事先同意自制的宣传说明材料。
六、只使用本公司提供的，或事先经本公司批准的销售建议书和有关的数字。
七、对保险条款的解释，应尽可能地保证准保户理解他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他有权获得保单利益。
八、对于长期寿险应主要宣传其保障功能，不得将其预定利率与银行储蓄利率直接比较。
九、对利差返还性险种，不得预测利差返还收益。对保险利益的描述应特别强调未来利益的不确定性。在举例说明利差返还的性质时，应当清楚地表明，这种举例仅仅是为了说明保单的特征，所描述的利益是基于对未来利率的假设，因此不是保证可以获得的。
十、在与其他类型的保险或投资比较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阐明每种保险或投资的特点。
十一、尽可能地使所建议的险种符合准客户的需求，并且不超过准客户的负担能力。
十二、只对那些自己有能力处理的事情提出建议，如有必要可寻求或介绍其他专家的意见。
十三、不得对任何保险公司及其产品或任何其他保险中介人做出不正确的或误导性的陈述。
十四、除非现有保单明显不符合准客户的需要，不得试图促使准客户取消任何现有保单，并应准确完整地说明、比较现有保单的险种与所推荐的险种。
十五、在完成建议书或投保单或其他任何材料时：
1．避免影响准保户，并要使之明白所有的回答或声明都是他的责任。
2．必须提醒准客户注意投保单上的有关声明，并向准客户讲明欺诈、不告知和告知不实的后果。
十六、特别强调保单的长期性以及中途失效或退保的后果。
十七、不得以支付或同意支付保险费回扣或佣金回扣或以保单规定之外的任何利益诱使客户投保。亦不可为达到诱使某公司的客户转保、失效、丧失权利和退保的目的而做出错误的陈述或不够完整准确的比较，以及试图诱使其他本公司的业务人员不对保单进行服务。
十八、不得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以外的任何额外费用。
十九、在任何时候不得以个人名义收取保险费；收到保险费后要按规定立即交付本公司；不得将收取的保险费存入个人账户或挪作他用。
二十、不得代客户垫交保险费。
二十一、不得修改本公司的任何单证、文件、资料。收到投保单后应立即转交本公司。
二十二、不得代客户在投保单及其他应由客户签字的单证或文件上签字；未经客户本人书面授权，不得让第三者代客户签字。
二十三、除非合同有明确规定，不得代表本公司承担责任，不得以本公司信誉做担保。
二十四、不得代表本公司签发保单或以其他形式使本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本公司的授权，不得对本公司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单附件做出保证。
二十五、自投保之日起，若人已知或怀疑投保人的职业或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或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人不得将本公司签发的保险单、批单等递送给投保人或其他人。
二十六、不得与客户串通安排他人顶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体检。
二十七、除进行正常活动外，在合同有效期内及以后均不得透露任何涉及本公司实务处理和客户的信息。从事正常的活动时，也应努力杜绝向准客户之外的人透露此类信息。
二十八、未经本公司许可，人不得将自己的业务转让他人，也不得接受他人转让的业务。
二十九、人无权向他人表示其有权接受损失通知书、协议理赔条件、支付任何损失赔偿或承担本公司部分赔付的节余部分。
三十、不得与客户或其他人串通，制造虚假索赔给付案骗取保险金；也不得接受或试图接受本公司支付给客户的全部或部分保险金。
三十一、不得兼职从事保险业务；不得为其他保险公司或营业单位推销保险。
三十二、未经本公司书面认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传播媒体上做有关本公司的广告，不得签署散发有关本公司或其他保险公司的通知，不得向任何媒体致函反映有关本公司或其他保险公司的情况，也不得
印制、签署和散发带有本公司名称或图标的文件或物品。在人因做出未经授权的行为或声明致使本公司承担法律诉讼时，人个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包括诉讼费用在内的全部费用和赔偿金。 三十三、必须使用公司统一版面的名片，不得私自变更有关职级、职称等内容。
三十四、人不得竞争已属于本公司的客户，或合同终止时仍与本公司商谈的客户。
人合同范文第2篇
1、协议双方
甲方： 有限公司
乙方：
2、委任
甲方指定乙方为其独家，为第三条所列商品从第四条所列区域的顾客中招揽订单，乙方接受上述委任。
3、商品：
4、区域：
5、最低业务量
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从上述区域内的顾客处招揽的上述商品的订单价值不低于 美元。
6、价格与支付
每一笔交易的货物价格应由乙方与买主通过谈判确定，并须经甲方最后确认。
付款使用保兑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由买方开出，以甲方为受益人。信用证须在装运日期前15天到达甲方。
7、独家权
基于本协议授予的独家权，甲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乙方以外的渠道向 顾客销售或出口第三条所列商品，乙方不得在 经销、分销或促销与上述商品相竞争或类似的产品，也不得招揽或接受以到 以外地区销售为目的的订单，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应将其收到的来自 其他商家的有关产品的询价或订单转交给乙方。
8、商情报告
为使甲方充分了解现行市场情况，乙方承担至少每季度一次或在必要时随时向甲方提供市场报告，内容包括与本协议商品的进口与销售有关的地方规章的变动、当地市场发展趋势以及买方对甲方按协议供应的货物的品质、包装、价格等方面的意见。乙方还承担向甲方提供其他供应商类似商品的报价和广告资料。
9、广告及费用
乙方负担本协议有效期内在 销售商品做广告宣传的一切费用，并向甲方提交所用于广告的声像资料，供甲方事先核准。
10、佣金
对乙方直接获取并经甲方确认接受的订单，甲方按净发票售价向乙方支付5％的佣金。 佣金在甲方收到每笔订单的全部货款后才会支付。
11、政府部门间的交易
在甲、乙双方政府部门之间达成的交易不受本协议条款的限制，此类交易的金额也不应计入第五条规定的最低业务量。
12、工业产权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为销售有关 ，乙方可以使用甲方拥有的商标，并承认使用于或包含于 中的任何专利商标、版权或其他工业产权为甲方独家拥有。 一旦发现侵权，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并协助甲方采取措施保护甲方权益。
13、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经有关双方如期签署后生效，有效期为1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除非作出相反通知，本协议期满后将延长12个月。
14、协议的终止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果一方被发现违背协议条款，另一方有权终止协议。
15、不可抗力
由于水灾、火灾、地震、干旱、战争或协议一方无法预见、控制、避免和克服的其他事件导致不能或暂时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该方不负责任。但是，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须尽快将发生的事件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15天内将有关机构出具的不可抗力事件的证明寄交对方。
16、仲裁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应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依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____月____日
人合同范文第3篇
乙方（职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 出生年月：____________
文化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技术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加工作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江苏省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暂行办法（试行）》、（XX）3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聘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并共同遵照执行。
一、合同期限
本合同采用下列方式之第（ ）种
1．固定期限合同：自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止，为期_______年_______月；其中试用期为 _______个月，试用期自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起，至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止。合同期内实行人事，人事档案放人才交流中心管理。
2．无固定期限合同，除按规定变更、解除、终止外，本合同可至乙方达到退休年龄时终止。
3．甲方安排乙方从事______________特定工作任务为期限，自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至该任务完成后，本合同即终止执行。
二、工作内容和条件
1．甲方根据单位情况和有关人事政策法规，通过双向选择、择优聘任、竞争上岗等方式，确定乙方的工作岗位，其岗位职责按签订的岗位聘任合同或岗位责任书执行。
2．甲方根据乙方的岗位及工作要求，为乙方提供必需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措施，保障乙方的安全与健康。
三、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
1．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甲方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乙方完成工作任务等情况，以货币形式按月核发乙方应得的工作报酬，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建立档案工资。
2．甲方按规定为乙方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项社会保险，其中，乙方个人应交纳的部分，由甲方按月从乙方的工资中代为扣纳，统一办理相关手续。
3．乙方在合同期内的工时制度、公休假日、女工保护待遇，因工负伤、致残和死亡待遇，非因工负伤和患病待遇均按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四、工作纪律
1．甲方应明确并切实加强单位内部的岗位责任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做到职权清楚、责任明确、考核严格、奖惩分明。
2．甲方有权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单位的规章制度，乙方有违反的，甲方可按规定给予必要的处理。
3．乙方应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积极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忠于职守，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努力完成本职工作。
五、聘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
1．因特殊情况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本合同的相关内容，也可以解除本合同。
2．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2）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服从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的。
（6）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又不服从组织安排或重新安排后年度考核仍不合格的。
（7）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聘用合同达成协议的。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1）试用期内的。
（2）甲方未按照国家规定或聘用合同支付工作报酬或提供工作条件的。
（3）按照国家规定乙方经甲方同意考入普通高等、中等专业学校，应征入征，以及经甲方同意调出的。
4．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聘用合同终止：
（1）聘用合同期满。
（2）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的。
（3）乙方被开除、自动离职以及死亡的。
5．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不得终止或解除聘用合同：
（1）乙方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
病医疗终结，经有关部门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2）乙方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3）乙方是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4）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合同解除方式
甲乙双方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其中有本聘用合同第五条第2款的第5．6．7项情形的，应提前_______天通知对方。
七、违约和解除合同责任
甲方或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1．乙方系甲方出资培训或引进的，乙方违约或提出解除合同，如双方订有协议，培训费或引进费问题按协议规定办理；如双方没有签订协议，甲方可适当收取费用，数额按培训或引进后乙方加甲方服务的年限，以每年递减所支费用的______％的比例计算。
2．乙方与甲方解除聘用合同，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方面问题，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按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乙方应给予甲方必要的经济赔偿。
八、聘用合同争议的处理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
九、双方其他约定
1．乙方在合同期内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乙方购买甲方住房或享受甲方购房补贴，乙方基本服务期（_______年）满前，房产证由甲方保管。基本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房产证交给乙方。
3．乙方若提前解除合同，需向甲方缴纳违约金，违约金金额按______________号文执行。
4．合同期满后甲方可根据需要及乙方各方面表现决定是否续聘，乙方可决定是否继续应聘。
十、其他事项
1．本合同一式三份，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存入档案。
2．本合同应当由当事人签字，确因故需代签的，须经合法授权，否则，代签无效。
3．本合同在生效后，若有条款与国家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抵触的，以国家新的法律、法规或政策为准。
4．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规定及《_______省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办法（试行）》执行，国家及《______省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办法（试行）》没有规定的，由甲乙双方依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商定。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人合同范文第4篇
一、因无权所订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
合同的效力状态，有因符合合同生效要件而有效的，有因不符合生效要件而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就绝对无效合同而言，其确认标准在于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就相对无效即可撤销合同而言，主要涉及意思表示的真实与否。无论是无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因撤销而归于无效，都是自始无效。除此之外，就因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而言，合同的效力状态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形，即效力待定合同。此类合同，既非由于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绝对、当然地无效，亦非由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而相对无效，而是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因缔约能力、代订合同的资格、处分权方面存在瑕疵而订立的合同。此类合同虽已成立，但由于其并不完全符合合同生效的要件，因而其有效、抑或无效并不确定，而要待权利人行使法律赋予的追认权加以确定，若权利人追认则为有效，不追认则为无效。（注：周林彬：《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页。）
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表现出与传统民法及国外立法不甚相同的的特征：扩大了无效合同的范围，缩小了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范围。将因欺诈、胁迫而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规定为无效，而未按可撤销合同对待；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在传统民法和国外民法认为是效力待定的合同亦纳入无效合同的范围。而且对无权人订立的合同，《民法通则》与《经济合同法》作出了不相一致的规定。《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了“人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立法中也未用效力待定合同这一概念。立法上的这些特征，致使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许多欠缺生效要件、存在瑕疵的合同，即本可以作为可撤销合同或效力待定的合同统统被宣告无效，使得本可以有效的合同一概被认为无效，本可以成功的交易被阻滞。
无权人订立的合同，是典型的效力待定合同。狭义无权本身就是效力未定行为，如果被人事后承担即追认，无权则转变为有权，行为应自始有效，并发生有权的法律后果，被人成为由该行为所引起之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和责任；如果被人不予追认，则该无权行为所引起之法律后果自应由该无权人承担。无权人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及其由该行为所引起的后果，依法理而言与上述情形并无区别。正因为如此，《德国民法典》第177 条规定：“（1）无权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契约时， 被人或对被人订立的契约的效力，依被人追认与否而定。”《日本民法典》第113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399条及我国台湾《民法典》也有类似规定。我国《经济合同法》第7 条将无权人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无效合同是不合理的。
将因无权订立的合同作为效力待定合同，这种法律制度建立的制度价值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鼓励和促进交易。效力待定合同法律制度的确立，使得存在瑕疵而又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不含有意思表示不真实因素的合同有可能经有关权利人的追认而产生效力，从而缩小无效合同范围，减少无效合同数量，增加有效合同的数量，促成更多交易的实现。同时，这种状况客观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交易主体因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而不为交易或不积极为交易的心理障碍，而放心积极地从事交易，从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尊重被人的意志，维护其利益。因无权而订立的合同，虽因欠缺权而使合同存在瑕疵，并因此而不能使之当然生效，但在此情形下，无权人有为被人订立合同的意思，相对人也有意与被人订立合同，而就被人而言，无权人的行为并非都对其不利，也可能是有利的，是否有利应由被人从其利益判断出发作出选择。因此就应尊重被人的意愿，以其追认或不追认无权人为其订立的合同来决定合同有效或者无效，从而也达到维护其利益的效果。三是有利于维护相对人利益。相对人与无权人订立合同，总是希望使合同生效，并通过有效合同的履行使自己获得期待的利益。如果能够通过被人的追认，使合同有效，这是符合相对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如果将这类合同一概认定为无效，就使得相对人可能实现的利益不能实现，从而不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在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中，法律赋予有关民事主体以追认权，赋予相对人以催告权和撤回权，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以使合同的效力状态得以确定，达到尊重有关民事主体的意志，维护其利益的目的。就因无权利而订立的合同而言，其追认权、催告权和撤回权是指：
（一）被人的追认权
即被人对无权人的行为在事后予以追认，使无权成为有权的权利。该追认权在性质上属形成权，被人是否追认无权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决定着合同是否生效以及能否在被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由该合同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被人追认，则等于向无权人事后补授权，使无权成为有权，合同自成立时产生法律效力，被人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享有合同债权，承担由该合同所生之债务和民事责任；如果被人拒绝追认，则无权行为自始无效，因无权行为所订立的合同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无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相对人的催告权
催告权是指相对人催促被人在一定期限内对无权行为作出是否追认的表示的权利。催告权在性质上亦属形成权，无论被人对相对人的催告作出何种答复，即对无权行为追认或者拒绝追认，都会使悬而未决的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状态得以确定，从而对防止因合同是否生效不能确定而使相对人蒙受损失，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各国法律大多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9 条规定：“缔约第三人得请求利害关系人在指定期间对追认作出表示，期间届满，利害关系人保持沉默的，视为否认。”据此规定，相对人应给被人以合理期限，要求被人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表示，如果被人在该合理期间内未作出答复，则应视为拒绝追认，无权行为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的催告应在被人对无权行为未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表示前作出。
（三）相对人的撤回权
撤回权指在被人对无权行为未作出追认表示以前，相对人撤销其对无权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权利。撤回权为形成权，相对人以单方法律行为的实施可致其与无权人所订立的合同确定地不发生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78条规定：“1. 相对人在被人追认契约前，得撤回之；但如在订立契约时相对人已知其无权，不在此限。2.契约的撤回，也得向人为之。”撤回权应在被人未作出追认表示之前向无权人或被人作出，在被人作出有效追认表示后，无权已转变为有权，相对人的撤回权自然消灭；在被人拒绝追认情况下，相对人的撤回权自然失去存在意义。（注：［台］史尚宽著：《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55页。）行使撤回权的相对人须为善意，即在与无权人订立合同时不知其无权，若明知无权，仍与其订立合同，则构成恶意，法律对恶意行为无保护之必要，不赋予其撤回权。对此，《日本民法典》第115 条规定：“相对人缔结契约的当时已知人无权者，不得行使撤回权。”
二、因无权所订立合同被确订无效时之责任承担
因无权而订立的合同，如果被人追认，无权成为有权，所订合同对被人产生拘束力，被人和相对人成为合同当事人，承受合同所生之权利、义务及责任，此点自不待言。而在相对人行使撤回权，撤回其向无权人所为之意思表示时，合同自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而归于不存在。在此两种情况下，均不存在无权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问题。而在被人拒绝追认无权行为-无论相对人行使催告权或不行使催告权-使合同归于无效情况下，依《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无权人应承担责任。此种责任包括对被人的责任和对相对人的责任。无权人对被人的责任很可能成为一种侵权责任，如伪称人，侵犯他人姓名权或名称权，以及商业信誉等。（注：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而就无权人对相对人的责任， 我国法律对其承担责任的根据、构成要件、责任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学理上的解释及实践上的做法亦各不相同，本文拟着重就这一问题作以分析说明。
（一）承担责任的根据
善意相对人与无权人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就无权人而言，是以被人的名义；就相对人而言，其目的是与被人建立合同关系。然而，当无权行为不被被人追认时，无权行为归于无效，所订合同的效力不能发生，相对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亦不能发生。相对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成立而受到的利益损失，皆因人无权而造成。所以，为了维护制度的信用，保护相对人利益，法律规定无权人应对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无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依民法学说有不同观点：其一是契约责任说。即认为无权人的责任为契约责任。依此观点，无权人为契约当事人，所以应受契约的拘束。（注：［台］郑玉波著：《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12页。 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 页。）然而，无权人在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时，是以被人的名义，如果被人追认，则产生之合同关系是以被人和相对人为合同当事人的；而在被人拒绝追认情况下，无权人并非就成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其与相对人之间并不能自然发生合同关系，因此让其承担契约责任，显然有失牵强。其二是默示的担保契约说。依德国普通法时代的通说，无权人为行为时，其与相对人间常有默示的担保契约，无权行为倘若未经被人追认，则无权人基于默示的担保契约，须对相对人负责。（注：［台］李宜琛著：《民法总则》，台湾国立编译馆1977年版，第330页。）该种观点被认为是纯属论者所拟制， 无权人之责任承担并不以无权人与相对人之间是否有担保契约为条件。且“盖所谓担保，以主契约成立为前提，行为既不发生效力，则无担保其契约履行之可言。”（注：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其三是侵权行为说。 认为无权人对于善意相对人所为的无权行为为侵权行为，故无权人应负过失责任。然而，无权人所负责任并不以过失为条件，即或能证明其无故意、过失，亦应承担责任。其四是无过失责任说。认为此无权人的责任，系由法律规定直接发生，属特别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并不以无权人有故意、过失为要件，属于一种无过失责任、结果责任。（注：［台］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梁慧星著：《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赞同， 也是本文所持观点。让无权人承担法律上的特别责任，有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王泽鉴教授在赞同该种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无权人所以要负无过失责任，应求助于担保责任之思想，即以他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时，在相对人引起正当之信赖，认为人有权限，可使该法律行为对本人发生效力，因此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特使无权人负赔偿责任，学说上称之为法定担保责任。（注：［台］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依此观点，无权人所承担的无过失责任，从法律性质而言，应属法定担保责任。
（二）责任之构成要件
因无权而订立合同的无权人依《民法通则》第66条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应具备以下要件：
1.人欠缺权。即人未经被人授权，或超越权限，或在权消灭后而为行为。
2.无权人以被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合同已成立。
3.被人拒绝追认无权人订立合同的行为。这是无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相对人在被人未予追认前撤回其订立合同之意思表示时，因该合同确定地不发生效力，无权人不承担责任。
4.相对人须为善意。即不知无权人欠缺权。若相对人属恶意，即明知或可得知无权人无权时，则咎由自取，法律对其利益不予保护，无权人不承担责任。关于此点，如《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人欠缺权时， 人不负责任”之规定。
（三）责任内容
无权人究竟应负何种责任？履行责任拟或赔偿责任，《民法通则》未予言明。依学者解释，有认为对两种责任可依相对人选择而由无权人承担者，（注：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李开国著：《民法基本问题》， 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 第262页。）也有认为无权人只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注：王家福、 谢怀试等著：《民法基本知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曹锦秋、房绍坤著：《完善无权制度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各国立法中也采取了此两种模式，即选择责任和赔偿责任。关于选择责任，如《日本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作为他人人缔结契约者，如不能证明其权，且得不到本人追认时，应依相对人的选择，或履行契约，或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类似规定。关于赔偿责任， 如《瑞士债务法》第39条规定：“明示或默示拒绝承认时，以人名义为行为者，对于契约失效而生之损害，如不能证明相对人知其无权，或可得而知时，应负赔偿之责。”《意大利民法典》第1398条，台湾《民法典》第110条也采此模式。
以笔者之浅见，无权人以承担赔偿责任为妥。因为，无权人被人所为之订立合同行为，其目的在于为被人与相对人建立合同关系；相对人的目的也是与被人建立合同关系。被人如果追认，无权成为有权，所订合同在被人与相对人之间发生效力，被人与相对人成为合同当事人；如果被人拒绝追认，所订合同并不当然对无权人产生效力，无权人并非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没有承担履行责任的资格。依选择责任的模式，虽给予相对人以选择范围，客观上有利于相对人，但似缺乏法理上的依据，与制度的本义不相适合，故应规定由无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人合同范文第5篇
（一）完善我国立法应该贯彻的原则
1.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
我国现行立法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较大。例如，就立法体系而言，《民法通则》把与民事法律行为共同置于总则中的第4章进行规定，这与《日本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一脉相承。《日本民法典》在总则中的第4章规定了“法律行为”，“”乃为该章的第三节。《德国民法典》也在总则中的第3章“法律行为”中设专节规定了“和权”。将“”置于“法律行为”的名下予以规定，更可见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密切联系。虽然《合同法》导入了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但将这两种形式放入第21章“委托合同”予以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又与《法国民法典》第3编第13章“委托”把委托合同与混为一体予以规定的思路向吻合。虽然有许多学者批评《法国民法典》没有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委任合同）和权限，肯定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在拉邦德理论的指导下、严格区别权限与委托合同的做法，但我国《合同法》还是选择了委托合同作为导入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载体。至于我国法的基本理论，也基本上源于大陆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民法典》。在继承大陆法系法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移植英美法的先进经验、并使之融入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说之中，是我国立法者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
英美法产生数百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成长为私法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推广。不仅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法的先进理论和制度，而且一些国际公约也导入了英美法的合理成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明确规定了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国民法学界有必要倾力研究英美法，我国立法者应当把进一步移植英美法作为法律移植的重要一环，真正把英美法与大陆法系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作为我国的立法镜鉴。当然，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长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对英美法学说与制度的继受相对薄弱，因此，努力使英美法的消化吸收与我国固有的民法理论相契合、相协调，就变成了民法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2.民商合一的原则
民商法学界除民事外，尚有“商事”的提法。所谓商事，指商人之间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关系。我国坚持民商合一主义。即在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投资基金法等特别法。这些单行的商事立法为特别民事立法。除非商事立法有特别规定，商事关系应当补充使用民法中的一般规定。对于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鉴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笔者建议《民法典》系统、全面地规定的三方关系（即被人与人、人与第三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为各类民事和商事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这样，《民法典》的制度不仅是调整一般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鉴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事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宜对其一一作出规定，而是让诸单行的商事立法予以调整。为适应变动不居的实践对立法调整的要求，包括《票据法》在内的商事立法可以对《民法典》无法覆盖的特定事项作出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立法对事项未作规定时，仍应补充适用《民法典》中的规定。
3.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的原则
立法的实质在于协调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对交易风险的分配作出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得各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尤其是保护好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诸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包括命令型规范、禁止性规范），以增强法规范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是，关系毕竟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因此，立法者应当允许关系各方当事人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约定。立法者的这一容忍态度主要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设计实现。当然，强制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应当由立法者在参酌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慎重作出决定。
（二）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
我国现行的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此外，尚包括有关制度的行政规章（如《关于外贸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等。
《民法通则》第4章设专节对作了规定。其中，第63条规定了的法律效果和的范围，该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仅对直接作了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规定了的三种形式：委托、法定和指定。第65条规定了委托的形式、授权 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第66条规定了无权。第67条规定了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时，被人和人的连带责任。第68条规定了复。 第69条规定了委托终止的事由。第70条规定了法定或者指定终止的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于《民法通则》中比较原则、模糊的制度条款又作了进一步司法解释。其中，第79条补充规定了委托人或者被人为数人时，人与被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第80条对《民法通则》第
68条中的“紧急情况”作了解释。第81条规定了委托人转托他人办理转托手续的要求，以及委托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民事责任的承担。第82条补充规定了被人死亡后委托人实施的行为依然有效的四种情况。
《合同法》在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人代表被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作了规定；并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和被人身份不公开（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只有经法定人追认、该合同方为有效的要求，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第48条规定了无权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第49条规定了表见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50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但我国一些行政规章肯定了间接。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人以自己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外贸制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从而造成了概念和理解上的不统一。[56]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不如说是我国民法学没有严格区分直接与间接，行纪关系作为间接，是的一种形式。把行纪关系与制对立起来，似有不妥。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2）13号《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认为，“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
此外，在我国商事生活中代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商、代客户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总体说来，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芜杂、不相协调之处甚多，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尚不在少。当然，在起草《民法典》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也要尽可能地把现行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制度的合理部分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三）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的若干建议
我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将会更加广泛地借助制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无论是直接制度，还是间接制度，都将有着巨大地生存空间。为使我国的民商法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民法典》中的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
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
1、关于一般规定的完善
鉴于直接与间接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笔者认为应当将不仅适用于直接、而且适用于间接的法律规则规定在一般规定之中。这种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范围、的效力、不同种类的法律适用原则、权的产生、委托权的授予、委托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自己与双方的禁止、自己与双方情形中被人的撤销权、委托权的终止事由、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的终止事由、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委托情形下的复人、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数名人权的行使、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事项违法时人或者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等。
上述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有些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有些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之中， 但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除了对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还有必要弥补目前的立法漏洞，在《民法典》“”一章中增加规定有关一般规则的新制度，如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等条文。其中，默示权限是英美法系的制度，而其他的一些制度则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省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中都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未予规定，实为一种遗憾。因此，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弥补法律漏洞。
2、关于直接制度的完善
“直接”中应当就直接的效力、无权中被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相对人的撤销权、无权人的责任、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人的连带责任、表见、隐名向直接的转化等问题作出规定。
（1）关于表见制度的完善
表见的主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大陆法系民法强调，制度作为私法自治之扩张和补充，本应尊重被人的意思，考虑被人的利益。因而，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与表见是互相排斥的。只不过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协调个人静的安全与社会动的安全，而承认表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法对交易安全的重视，表见制度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张趋势。[57]
构成表见，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
第一，人在实施行为时缺乏所必需的权。如果人实施行为时具有充分有效的权，则其行为属于有权行为，与表见无涉。
第二，无权人有被授予权的表象。这种表象包括四种情况：（1）被人以语言或者行为明示或者默示地表示将权授予无权人，但嗣后并未授予其权的；（2）被人明知无权人自称为其人后，未作否认或者澄清表示的。前两种情形可被统称之为“授权表示型表象”。（3）权被撤回或消灭后，人继续实施行为，但第三人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这种情形可被称之为“权限延续型表象”。（4）人虽有权，但其实施的行为超越权限的，但第三人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这种情形可被称之为“权限逾越型表象”。
第三，第三人须善意且无过失地信赖无权人具有权。首先，第三人须信赖无权人具有权，不知无权人没有其实施行为所必需的权。即使客观上存在无权人被授予权的外表或者假象，但若引起了第三人的怀疑，甚至第三人识破了这一外表或者假象，则仅构成狭义无权，不构成表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被人对无权行为不予追认，只能由无权人承担狭义无权的后果。其次，第三人在信赖无权人具有权时须不存在过失。第三人明知无权人缺乏权，则不受表见制度的保护；第三人由于过失而不知无权人缺乏权，也不受表见制度的保护。至于第三人是否存在过失，应当根据客观标准，依据实施法律行为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第四，第三人须基于此信赖同表见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三人虽善意且无过失地信赖无权人具有权，但倘若第三人没有与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自然没有必要适用表见制度。
上述四个要件对于表见制度的适用来说，缺一不可。但是，由于表见制度之设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第三人在满足表见制度适用要件的情形下，对于适用狭义无权制度，还是适用表见制度享有选择权。[58]换言之，第三人既可选择适用表见制度，主张行为有效，要求被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也可选择适用狭义无权制度，依法行使撤销权，撤销其与无权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对于此种选择，无论是被人，还是无权人，均不得予以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第三人基于过失而信赖无权人具有权的表象，不能享受表见制度之保护，仍可享受狭义无权制度之保护，依法行使撤销权或者敦促被人对无权行为予以追认，或者要求无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隐名的规定
隐名（agency for an unnamed principal），指不明示以被人名义，但明示为被人利益而表示意思或接受意思表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在订约时表示有关系存在、表明自己的人身份，公开被人的存在，但不指出被人的姓名。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就是财富。商业机会虽然不断涌现，但若不及时把握，便稍纵即逝。隐名制度对于被人、第三人把握商业机遇都大有好处。对于被人而言，即使顾虑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信用度不高或者不愿意很快将自己的确切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第三人，也不妨碍人代表自己同第三人订立合同；对于第三人而言，只要人明示为被人签约即可，而不必在缔约时立即究明被人姓甚名谁。因此，隐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
不仅英美法系广泛承认隐名，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承认人为隐名被人实施行为的可能性。[59]如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67条之规定，人可以为隐名被人实施行为。但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确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的期限内（缺乏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时），披露被人的身份。否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被视为以自己的名义而缔约，并亲自对其缔结的合同负责。
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在英美法系也有不同的态度。《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了这样一条普通规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在披露了被人身份之后也是如此。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的观点，人对其所订合同并不是永远不承担个人责任。[60]美国纽约法院在Agersinger v.MacNaughton 一案[61]中指出，为公正起见，第三人有权要求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因为，“允许人把一个隐而不露、第三人根本不认识的被人推到第三人面前，将会剥夺第三人根据合同所享有的一切可行、负责任的补救措施”。
但是，英国法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且没有采纳《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的普通规则。[62]英国法认为，在这种隐名情形下，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仍是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应由被人对合同负责，而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一般说来，只要人在隐名被人授权范围内缔约，隐名被人就有权取得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参加有关合同的诉讼活动。可见，隐名被人和显名被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严格区别。
不过，英国也有不少判例责令隐名被人的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而且，一些英国法专家力主法院导入一条至少让人与隐名被人共同对其所订合同承担初步（prima facie）责任的判案原则。按照这一观点，拒绝披露其被人身份的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该观点与《荷兰民法典》第3：67条规定的原则就比较接近了。
根据《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85节，如果人签订的合同未获得被人授权，隐名被人有权行使追认权，而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却无此权利。[63]这也是身份不公开的被人与隐名被人的区别之一。
按照英国的判例法，人在同第三人缔约时，如仅在信封抬头或在签名后加列“经纪人”（broker）或“经理人”（manager）字样是不足以排除其个人责任的，而必须以清楚的方式表明他是人，如写明“买方人”（as agent for buyer）或“卖方人”（as agent for seller）等。至于他所的买方或卖方的姓名或公司的名称则可不在合同中载明。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了隐名：“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 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而最终源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建议把该条中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制度的适用范围，建议将隐名制度脱离于《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度中予以规定。
建议该条条文如下：“（1）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人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2、关于间接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制度而言，我国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人的通知义务、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作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承受权利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非经登记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委托人（被人）、行纪人（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一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人对人的内部授权行为），二是行纪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关系由委托人（被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章规定间接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中规定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2、人的通知义务
关于人的通知义务，建议作如下规定：“（1）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被人有权要求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2）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人披露被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该条文参考了英美法的有关判例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第3：304条的规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规定的被人的介入权和和第3：303条规定的第三人的选择权，只有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意向通知分别送达中介人和第三人或者被人时，才能行使。因此，《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规定了通知的要求。
3、被人的介入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导入了英美法中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可见，该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有关抗辩权的限制性作用。但是，该条对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存在着不足。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苛。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根据英美法，只要受托人不对委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就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仅有的前提条件是：一是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被人；二是合同不仅仅因人的人身因素而签订。[64]此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人无论是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对被人的义务，被人都可行使介入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界定为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欧洲合同法原则》同样没有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局限到中介人因为第三人原因对被人不履行义务。为充分保护被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该条对被人行使介入权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当之处。根据该条规定，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根据英美法，身份不公开的被人所享有的介入权的内容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并直接对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在必要时还有权对第三人。可见，被人介入的对象仅仅是人代表被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被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仅仅限于人代表被人取得的、以第三人为债务人的请求权。另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被人仅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人被人所取得的权利。《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规定，被人仅有权对第三人行使中介人代表被人取得的权利，而不包括中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了避免被人滥用介入权，损害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应当严格限制被人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内容，即：被人只能行使人代表被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应当修改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的规定也有欠周延。根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英美法，除了上述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在以下例外情形也不能行使合 同介入权：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7项之规定，人可以按照被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指示与第三人约定，排除被人的介入权。为预防被人介入权的滥用，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持人与第三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建议增加规定被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应当修改为“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在间接中的被人的介入权规定如下：“（1）人向被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2）被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4、第三人的选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才能行使选择权。但是，根据英美法，只要人没有对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人履行义务。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只要人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3条规定，如果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为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选择权，确保第三人的债权得到充分实现，建议放宽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相应地，《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应当改为“人被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为预防第三人在行使选择权时由于随意变更人或者被人而给人或者被人造成损害，并使被选择的人或者被人对其履行提前有所准备，建议对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规定如下约束条件：“（1）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人或者被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被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5、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还规定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即“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例如该规定中的“其”究竟指谁，是委托人、还是第三人，极易使人理解为“第三人”。因为，根据语义学，指称代词一般应当指向语句中距离指称代词最近的中心词。但是，如果把“其”理解为“第三人”就导致一种非常荒谬的解释：委托人居然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对受托人的抗辩。为避免产生歧义，并与英美法和《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的“其”明确为“委托人”，而在《民法典》“”一章中则明确规定为：“（1）被人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2）第三人选定被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以及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附：《民法典》“”章学者建议稿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1条（的范围）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人实施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被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不得。
第2条 （的效力）
人在权限内为被人利益实施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或者间接归属被人。
第3条（不同种类的法律适用原则）
人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适用本章第二节有关直接的法律规定。
人根据被人的指示，为被人利益、但不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或者第三人不知道或者没有理由知道人以人的身份实施法律行为的，适用本章第三节有关间接的法律规定。
第4条（权产生的依据）
权由法律规定授予、人民法院或指定单位指定授予、或者被人委托授予而产生。
第5条（委托权的授予）
被人向人授予权，应向人或者与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第三人，以意思表示为之。
权的授予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但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第6条（委托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
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人负连带责任。
第7条（人权限证明）
与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第三人有权要求人在合理期间内证明其权限；否则，该人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效力。如果权记载于书面文件，人应当提交原件或者由被人签字的复印件。
第8条（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
被人的陈述或行为使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人的某一行为已经获得授权，但第三人对授权事实存在疑问时，第三人有权要求被人予以确认。被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作出答复的，人的行为视为已获授权。
第9条（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
权的限制和撤回，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由于过失而不知道该事实的，不在此限。
第10条 （默示权）
人履行其明示权限时，享有按照履行该权限的通常方式所必需或附带产生的默示权限。
第10条 （人意思表示的瑕疵）
由于意思欠缺、被欺诈、被胁迫，明知或者应知某一事实而影响人意思表示的效力时，应当就人认定上述情形的有无。
委托人依照被人的指示作出意思表示时，应当就被人认定上述情形的有无。
第11条 （自己与双方的禁止）
未经被人许可，人不得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法律行为，也不得同时作为第三人的人与被人实施法律行为。但行为的目的仅在于履行债务的，不在此限。
第12条 （自己与双方情形中被人的撤销权）
人实施自己行为，或者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实施双方行为的，被人有权撤销行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1）被人已经同意人的自己或者双方行为的；
（2）人已经向被人披露自己或者双方的事实，但被人在合理期间内没有提出异议的。
第13条（委托权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权终止：
（一） 期间届满或者事务完成；
（二） 被人取消委托或者人辞去委托。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依权授予的性质不得撤回的，不在此限；
（三） 人死亡；
（四） 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I. 作为被人或者人的法人终止。
第14条（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终止：
（一） 被人取得或者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二） 被人或者人死亡；
（三） 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四） 指定的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
（五） 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被人和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第15条（授权委托书的交还）
委托权消灭或撤回时，人须将授权委托书交还被人，不得留置。
第16条（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
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应当以适当方式通知第三人。由于第三人下落不明而无法通知的，被人或者人应当将权变更或者消灭的事实予以公告。否则，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在实施法律行为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变更或者消灭事实的，不在此限。
第17条（委托情形下的复人）
委托人为被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人的同意。事先没有取得被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人；如果被人不同意，由人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委托人有权为了保护被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
第18条（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
委托人选任复人，就选任及监督对被人负责。
人按照被人指定选任复人的，不承担责任；但人明知该复人不适任，而又怠于通知被人的，不在此限。
第19条（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
法定人可以选任复人。但是，法定人有不得已事由选任复人时，仅就复人的选任和监督对被人负责。
第20条 （复人的权限）
复人就其权限内的行为代表被人。
复人对于被人和第三人，有与人同样的权利义务。
第21条（数名人权的行使）
数个人同时为同一被人利益而分别行使同一权时，人可以单独实施行为。
数个人共同行使一个权时，人应当共同实施行为。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被人另有意思表示的，不在此限。
第22条（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
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23条（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
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人的利益的，由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24条（事项违法时人或者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
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的，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人和人负连带责任。
第二节直接（被人身份公开的）
第25条（直接的效力）
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被人。
人的意思表示不能辨明是以他人名义所为的，应当认为是人以自己名义所为的意思表示。
第26条 （无权中被人的追认权）
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被人有权予以追认。
经过被人追认的行为，由被人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被人知道他人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除非被人另外作出意思表示，被人追认权的行使溯及于订立合同时生效，但不得侵害第三人的权利。
第27条 （无权中相对人的催告权）
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相对人有权催告被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追认。在这种情形下，被人只能向相对人作出追认或者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
在接受相对人催告前，被人对人所作的追认或者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无效。被人在收到催告之后两个星期之内未作出追认与否的意思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第28条 （无权中相对人的撤销权）
无权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善意相对人在被人追认之前，有撤销的权利。但是，相对人在实施民事行为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的，不在此限。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向被人或者无权人作出。
第29条（无权人的责任）
1. 以人身份订立合同的行为人，如不能证明其有权，而被人又拒绝追认的，相对人可以要求无权人履行合同或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 无权人不知自己无权时，仅对由于相信其有权而遭受损害的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其赔偿额不超过相对人在合同有效时可以得到的利益。
3.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无权时，无权人不负责任。
第30条 （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人的连带责任）
相对人知道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相对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第31条 （表见）
如果被人的语言或行为诱使第三人相信，表见人已经从被人获得实施某一法律行为的权限，而且第三人基于此种信赖与其实施法律行为，则被人视为已经向表见人授权。但第三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无权的，不在此限。
第31条 （隐名向直接的转化）
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人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第三节间接（被人身份不公开的）
第32条（间接的定义）
人为被人利益，但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是间接。
第33条（间接的效力）
间接的法律效果首先归属人，再由人移转给被人。
第34条（人的通知义务）
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被人有权要求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人披露被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第35条（被人的介入权）
人向被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
被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第36条（第三人的选择权）
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人或者被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被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第37条（第三人和被人的抗辩权）
被人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
第三人选定被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以及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第38条（行纪合同法律规定的准用）
本章对间接的其他事项未作规定的，参照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参考文献：
[1] 穆勒菲尔茨（W.muller-Freienfels）：《法上的法律关系：权与商业上的确定性》，《美国比较法杂志》，1964年第13卷，第207页。转引自施米托夫著《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2] 同上注。
[3] Graham Trotman， Clive M.Schmitthoff‘s Select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312.
[4] Id.， p.301.
[5]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6] 同上注，第381页。
[7] Graham Trotman， supra note 3， p.317.
[8] F.M.B.Reynolds， Bostead on agency， 5th ed.， Sweet Maxwell， London， 1985， p.24-26.
[9] 徐海燕：《英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10] F.M.B.Reynolds， supra note 8， p.6-7.
[11] （1982）Ch.374.
[12]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46页。
[13] 同上注
[14] W. Muller-Frienfels， “Comparative aspects of undisclosed agency”，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18， 1955.
[15] Id.
[16] Id.
[17] H.L.E. Verhagen， Agenc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36
[18] W. Muller-Frienfels， supra note 14.
[19] Id.
[20] Id.
[21] F.M.B.Reynolds，supra note 8， p.22.
[22] Roscoe T.Steffen，Agency-Partnership，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7.p.191.
[23] 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第三人并未订立只想与人，而不想与其它人进行交易的合同。参见《国际贸易法》（英）马克？霍伊著， 李文玺译 ，法律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第36页。
[24] G.H.L.Fridman，The Law of Agency，London，Butterworths，1990，p.230-235.
[25] （1887）19 QBD 110.
[26] B.S.Markesinis， R.J.C.Munday， An outline of the Law of Agency， London， Butterworths， 1986， p.132.
[27]（1927） 2 KB 28.
[28] B.S.Markesinis，R.J.C.Munday， supra note 26， p.132-133.
[29] （1926）Ch 932.
[30] B.S.Markesinis，R.J.C.Munday， supra note 26， 1986， p.133.
[31]（1898）78 LT 34.
[32] B.S.Markesinis，R.J.C.Munday， supra note 26，p.135.
[33] Id.
[34] （1964）2 QB 775， （1964）3 All ER 260.
[35] B.S.Markesinis，R.J.C.Munday，supra note 26，p.135.
[36] G.H.L.Fridman，supra note 24，p.235.
[37] Stoljar SJ， The Law of Agency，1961，Sweet Maxwell.p.204.
[38] Id. p.208.
[39] 3 L.Q.R.p.359；14 L.Q.R.p.5.
[40]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history of agency” in 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Vol.6， p.404.
[41] 18 Yale Law Journal 443（1909）。
[42] B.S.Markesinis，R.J.C.Munday，supra note 26，p.125-126.
[43] W. Muller-Frienfels， “The undisclosed principal”，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16， 1953.
[44] Id.
[45] Id.
[46] 徐海燕：前注9，第162页。
[47] Rabone v.Williams（1785）7 T.R.360.
[48] Smith Snipes Hall Farm， Ltd. v. River Douglas Cachment Board（1949）2 K.B.500 at p.514-515
[49] W. Muller-Frienfels， supra note 43.
[50] B.S.Markesinis，R.J.C.Munday，supra note 26，p.127-128.
[51] G.H.L.Fridman，supra note 24，p.229-230.
[52] H.L.E. Verhagen， supra note 17， p.42.
[53] Id.
[54] Id.， p.43.
[55] Id.
[56] 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57]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 01年版，第260、263页。
[58] 同上注，第260页。
[59] 有关德国法的著作，参见：Munchener Kommentar，ss 164， No.20；有关法国法的著作，参见：Juris-Classeur（ civil），Fasc.7-A，Nos.69-74.
[60] Roscoe T.Steffen，supra note 22，p.191.
[61] （1889）114 N.Y.535， 21 N.E. 1022， 11 Am. St.Rep.687.
[62] The Santa Carina（1977） 1 Lloyd‘s LR 478.
[63] Roscoe T.Steffen，supra note 22， p.191
人合同范文第6篇
1.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
我国现行的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此外,还包括有关制度的行政规章,如《关于外贸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
《民法通则》第4章第63条规定了的法律效果和的范围,该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仅对直接做了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规定了的三种形式:委托、法定和指定。第65条规定了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以及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第66条规定了无权。第67条规定了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时,被人和人的连带责任。第68条规定了复。第69条规定了委托终止的事由。第70条规定了法定或者指定终止的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于《民法通则》中的比较原则、模糊的制度条款又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其中,第79条补充规定了委托人或者被人为数人时,人与被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第80条对《民法通则》第68条中的“紧急情况”做了解释。第81条规定了委托人转托他人办理转托手续的要求,以及委托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民事责任的承担。第82条补充规定了被人死亡后委托人实施的行为依然有效的四种情况。
《合同法》在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人代表被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做了规定,并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和被人身份不公开（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经法定人追认,该合同方为有效的要求,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第48条规定了无权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第49条规定了表见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50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虽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但我国的一些行政规章肯定了间接。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外贸制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从而造成了概念和理解上的不统一。[1]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不如说是我国民法学没有严格区分直接与间接。行纪关系作为间接,是的一种形式,把行纪关系与制对立起来,似有不妥。
另外,在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2）13号《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
此外,在我国商事生活中代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商,代客户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2.我国现行的立法存在的问题
总体说来,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例如,根据《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但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外贸只能采取直接的形式。由于《民法通则》的效力要高于《暂行规定》的效力,因此,外贸在法律适用上就产生了困难。
另外,我国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虽然对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等问题做了规定,但关于人权限的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等问题,我国的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复问题而言,我国仅在《民法通则》第68条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关于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以及复人的权限则未做规定。就狭义无权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对狭义无权的规定过于简略,有必要借鉴英美法,健全我国的狭义无权制度,特别是就狭义无权的主体要件、客体范围及例外情形、追认的方式、追认的时间限制、追认行为的、追认的法律效果做出规定。为适度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应当承认对追认的时间限制,并应明确规定被人追认的两种具体方式（包括明示追认和默示追认）,并对积极的默示追认与消极的默示追认做出列举。
当然,在起草《民法典》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也要尽可能地把现行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制度的合理部分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二、完善我国立法应该贯彻的原则
1.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
我国现行立法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较大。例如,就立法体系而言,《民法通则》把与民事法律行为共同置于总则中的第4章,这与《日本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一脉相承。《日本民法典》在总则中的第4章规定了“法律行为”,“”乃为该章的第三节。《德国民法典》也在总则中的第3章“法律行为”中设专节规定了“和权”。将“”置于“法律行为”的名下予以规定,更可见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密切联系。虽然《合同法》导入了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但将这两种形式放入第21章“委托合同”予以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又与《法国民法典》第3编第13章“委托”把委托合同与混为一体予以规定的思路相吻合。虽然有许多学者批评《法国民法典》没有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委任合同）和权限,肯定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在拉邦德理论的指导下,严格区别权限与委托合同的做法,但我国《合同法》还是选择了委托合同作为导入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载体。至于我国法的基本理论,也基本上源于大陆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民法典》。在继承大陆法系法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移植英美法的先进经验,并使之融入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说,是我国立法者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英美法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成长为私法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推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法的先进理论和制度,一些国际公约也导入了英美法的合理成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明确规定了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国民法学界有必要倾力研究英美法,我国立法者应当把进一步移植英美法作为法律移植的重要一环,真正把英美法与大陆法系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立法镜鉴。当然,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长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对英美法学说与制度的继受相对薄弱,因此,努力使英美法的消化吸收与我国固有的民法理论相契合、相协调,就成为民法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民商合一的原则
除民事外,民商法学界尚有“商事”的提法。所谓商事,是指商人之间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关系。我国坚持民商合一主义,即在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特别法。这些单行的商事立法为特别民事立法。除非商事立法有特别规定,商事关系应当补充适用民法中的一般规定,对于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鉴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笔者建议《民法典》系统、全面地规定被人与人、人与第三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为各类民事和商事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这样,《民法典》的制度不仅是调整一般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鉴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事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宜对其一一做出规定,而是通过诸单行的商事立法予以调整,为适应变动不居的实践对立法调整的要求,包括《票据法》、《保险法》在内的商事立法可以对《民法典》无法覆盖的特定事项做出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立法对事项未做规定时,仍应补充适用《民法典》中的规定。
3.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的原则
立法的实质在于协调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对交易风险的分配做出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各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尤其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诸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包括命令型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增强法规范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是,关系毕竟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因此,立法者应当允许关系各方当事人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约定。立法者的这一容忍态度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设计来实现。当然,强制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所占的比例,应当由立法者在参酌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慎重做出决定。
三、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总体框架及若干问题的建议
我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将会更加广泛地借助制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无论是直接制度,还是间接制度,都将有着巨大地生存空间。为使我国的民商法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民法典》中的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
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
1.关于一般规定的完善
鉴于直接与间接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笔者认为应当将不仅适用于直接,而且适用于间接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这种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范围、的效力、不同种类的法律适用原则、权的产生、委托权的授予、委托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自己与双方的禁止、自己与双方情形中被人的撤销权、委托权的终止事由、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的终止事由、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委托情形下的复人、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数名人权的行使、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事项违法时人或者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等。
上述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有些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有些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之中,但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除了对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还有必要弥补目前的立法漏洞,在《民法典》“”一章中增加规定有关一般规则的新制度,如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等条文。其中,默示权限是英美法系的制度,而其他的一些制度则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中都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未予规定,实为一种遗憾。因此,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弥补法律漏洞。
2.关于直接制度的完善
“直接”中应当就直接的效力、狭义无权中被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相对人的撤销权、狭义无权人的责任、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人的连带责任、表见,隐名等问题做出规定。此处仅就隐名制度做一探讨。所谓隐名（unnamedagency）,指人不明示以被人名义,但明示为被人利益而为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的关系。在商业实践中,有些商为了不使被人和第三人直接建立联系,经常采取隐名做法。我国一些进出口公司在被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为回避作为合同直接当事人的风险,而采取隐名形式。其中,为提醒相对人注意到隐名的情况,人往往需要在合同中注明“代表被人”、“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字样。如此一来,对方即可知其处于人的地位,但尚不知道具体的被人究竟是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就是财富。商业机会不断涌现,但若不及时把握,便稍纵即逝。隐名制度对于被人、第三人把握商业机遇都大有好处。对于被人而言,即使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信用度不高或者不愿意很快将自己的确切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第三人,也不妨碍人代表自己同第三人订立合同；对于第三人而言,只要人明示为被人签约即可,而不必在缔约时立即究明被人姓甚名谁。因此,隐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英美法系以人的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被人身份的公开状况为准,将划分为显名（公开被人姓名或者名称的或者被人身份公开的）、隐名（被人身份部分公开的）和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因此,隐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
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在英美法系也有不同的态度。《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了这样一条普通规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在披露了被人身份之后也是如此。[2]美国纽约法院在“阿格斯格诉麦克纳特”一案[3]中指出,为公正起见,第三人有权要求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因为,“允许人把一个隐而不露、第三人根本不认识的被人推到第三人面前,将会剥夺第三人根据合同所享有的一切可行、负责任的补救措施”。
但是,英国法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且没有采纳《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的普通规则。英国有判例认为,在隐名情形下,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仍是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应由被人对合同负责,而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4]但一般说来,只要人在隐名被人授权范围内缔约,隐名被人就有权取得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参加有关合同的诉讼活动。可见,隐名被人和显名被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严格区别。
按照英国的判例法,人在同第三人缔约时,仅在信封抬头或在签名后加列“经纪人”（broker）或“经理人”（manager）字样是不足以排除其个人责任的,而必须清楚地表明他是人,如写明“买方人”（asagentforbuyer）或“卖方人”（asagentforseller）等字样。至于他所的买方或卖方的姓名或公司的名称则可以不在合同中载明。
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所具有的功能与大陆法系中间接的功能基本相当。但严格说来,大陆法系缺乏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制度。
有人认为,《德国商法典》第383条至第406条规定的行纪是一种隐名。[5]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大陆法系中的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不仅委托人的名义被隐去,而且委托人的抽象身份也可以被隐去。可见,除非法律要求行纪人与他人开展的每个商事活动都属于为委托人办理的行纪业务,作为间接的行纪既可相当于隐名,也可以相当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另外,《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规定的无权的委任、间接或者行纪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名。
但在英美法系的影响下,某些大陆法系国家也承认人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可能性。如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67条之规定,人可以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但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确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的期限内（缺乏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时）,披露被人的身份,否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被视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缔约,并亲自对其缔结的合同负责。我国民法学者先生认为,《日本民法典》第266条、《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项但书、《德国商法典》第344条、《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瑞士债务法典》第32条第2项,均规定了隐名。他还认为,旧中国民法典“既采民商合一主义,犹对隐名未设明文,似有缺憾”[6]。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了隐名,并规定人的行为直接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产生约束力,但人实施该行为只对自己发生约束力时,例如,涉及的是行纪合同,则不在此限。该条的立法态度非常接近于英国法的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例如,该条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但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新民法典中增列这类情形,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将隐名制度脱离《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度中予以规定。
针对人不向第三人披露被人身份的问题,建议新民法典借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3条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公开被人的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
建议《合同法》第402条条文修改如下:“1）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人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之所以将隐名制度置于直接,而非间接一节,是因为隐名人虽不直接以被人的名义,但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人承担。
3.关于间接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制度而言,我国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人的通知义务、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做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未经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7]
尽管有学者提出间接与行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即委托人（被人）、行纪人（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即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人对人的内部授权行为）,行纪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关系由委托人（被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章规定间接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中规定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2）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
由于在间接中与第三人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人,而非被人,因此从保护第三人或被人的利益出发,有必要规定人的披露义务。关于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建议做如下规定:“1）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被人有权要求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2）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人披露被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8]
该条文参考了英美法的有关判例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第3:304条的规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规定的被人的介入权和第3:303条规定的第三人的选择权,只有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意向通知分别送达中介人和第三人或者被人时,才能行使。因此,《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规定了披露的要求。
（3）间接中被人的介入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导入了英美法中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可见,该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有关抗辩权的限制性作用。但是,该条对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存在着不足。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根据英美法,只要受托人不对委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就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的被人以及合同不仅仅因人的人身因素而签订。[9]此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人无论是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对被人的义务,被人都可行使介入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界定为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欧洲合同法原则》同样没有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局限到中介人因为第三人原因对被人不履行义务。为充分保护被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该条对被人行使介入权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当之处。根据该条规定,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根据英美法,身份不公开的被人所享有的介入权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并直接对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在必要时还有权对第三人。可见,被人介入的对象仅仅是人代表被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被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仅仅限于人代表被人取得的,以第三人为债务人的请求权。另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被人仅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人被人所取得的权利。《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规定,被人仅有权对第三人行使中介人代表被人取得的权利,而不包括中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了避免被人滥用介入权,损害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应当严格限制被人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被人只能行使人代表被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应当修改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的规定也有欠周延。根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英美法,除了上述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7项之规定,人可以按照被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指示与第三人约定,排除被人的介入权。为预防被人介入权的滥用,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持人与第三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建议增加规定被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应当修改为:“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将间接中的被人的介入权规定如下:“1）人向被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2）被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4）间接中第三人的选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才能行使选择权。但是,根据英美法,只要人没有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人履行义务。[10][2]（P395）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只要人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3条规定,如果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为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选择权,确保第三人的债权得到充分实现,建议放宽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与之相应,《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应当修改为:“人因被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为预防第三人在行使选择权时由于随意变更人或者被人而给人或者被人造成损害,并使被选择的人或者被人对其履行提前有所准备,建议对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规定如下约束条件:“1）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人或者被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被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5）间接中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还规定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即“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例如该规定中的“其”指代不明,极易使人理解为第三人,因为,根据语义学,指称代词一般应当指向语句中距离指称代词最近的中心词。但是,如果把“其”理解为“第三人”就会导致一种非常荒谬的解释:委托人居然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对受托人的抗辩。为避免产生歧义,并与英美法和《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的“其”明确为“委托人”,而在《民法典》“”一章中则明确规定为:“1）被人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2）第三人选定被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以及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注释:
[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324.
[2]徐海燕.英美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79.
[3]Agersingerv.MacNaughton,（1889）114N.Y.535,21N.E.1022,11Am.St.Rep.687.
[4]TheSantaCarina（1977）1Lloyd’sLR478.
[5]董碧仙.直接与间接比较探析[J].中外法学,1997（4）.
[6].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297.
[7]河山,肖水.合同法概要[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p230.
[8]有关该条文的立法说明及理由,请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33页。
[9]G.H.L.Fridman.supranote24.p230-235.
人合同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另外,在我国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为完善我国立法,应确立和贯彻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民商合一的原则,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等原则。当前,应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完善我国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应当将直接与间接共同适用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而在规范直接与间接时,应以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民事责任为框架进行系统的立法。
一、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的立法格局
我国现行的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此外,还包括有关制度的行政规章,如《关于外贸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
《民法通则》第4章第63条规定了的法律效果和的范围,该条继受大陆法系的传统,未规定间接,仅对直接做了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64条规定了的三种形式:委托、法定和指定。第65条规定了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以及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第66条规定了无权。第67条规定了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时,被人和人的连带责任。第68条规定了复。第69条规定了委托终止的事由。第70条规定了法定或者指定终止的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于《民法通则》中的比较原则、模糊的制度条款又做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其中,第79条补充规定了委托人或者被人为数人时,人与被人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第80条对《民法通则》第68条中的“紧急情况”做了解释。第81条规定了委托人转托他人办理转托手续的要求,以及委托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民事责任的承担。第82条补充规定了被人死亡后委托人实施的行为依然有效的四种情况。
《合同法》在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对人代表被人订立合同的法律问题做了规定,并在第21章“委托合同”中导入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和被人身份不公开（第402条和第403条）。其中,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经法定人追认,该合同方为有效的要求,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第48条规定了无权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相对人的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的合同撤销权。第49条规定了表见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第50条规定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
虽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未规定间接,但我国的一些行政规章肯定了间接。例如,外经贸部1991年8月29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人）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被人）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缔约,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本暂行规定”（第1条）；“受托人根据委托协议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并应及时将合同的副本送达委托人。受托人与外商修改进出口合同时不得违背协议。受托人对外商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利”（第15条）。所以,我国的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外贸制的一大问题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从而造成了概念和理解上的不统一。[1]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没有严格区分行纪关系与制,不如说是我国民法学没有严格区分直接与间接。行纪关系作为间接,是的一种形式,把行纪关系与制对立起来,似有不妥。
另外,在中国人民银行银条法（1992）13号《关于对〈关于委托贷款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中,“委托贷款行为与《民法通则》的制度不同,是指金融机构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贷款协议所确定的权限内,按照委托人确定的金额、期限、用途、利率等,以金融机构自己的名义,同委托人指定的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可见,金融机构发放委托贷款的行为也是一种间接。
此外,在我国商事生活中代客户买卖证券的证券商,代客户买卖期货的期货商,都是间接人。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把期货经纪公司界定为依法“设立的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期货买卖,以获取佣金为业的公司”。这与间接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2.我国现行的立法存在的问题
总体说来,我国的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畴,但是从立法体系上看,不协调之处甚多。例如,根据《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暂行规定》,外贸既可以是直接,也可以是间接,但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外贸只能采取直接的形式。由于《民法通则》的效力要高于《暂行规定》的效力,因此,外贸在法律适用上就产生了困难。
另外,我国法中还存在不少原则性较强和可操作性较差的条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虽然对委托的形式、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的内容、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人与人对第三人的连带责任等问题做了规定,但关于人权限的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等问题,我国的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复问题而言,我国仅在《民法通则》第68条做了一个简单的规定,关于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以及复人的权限则未做规定。就狭义无权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对狭义无权的规定过于简略,有必要借鉴英美法,健全我国的狭义无权制度,特别是就狭义无权的主体要件、客体范围及例外情形、追认的方式、追认的时间限制、追认行为的、追认的法律效果做出规定。为适度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应当承认对追认的时间限制,并应明确规定被人追认的两种具体方式（包括明示追认和默示追认）,并对积极的默示追认与消极的默示追认做出列举。
当然,在起草《民法典》时,既要大胆地借鉴国际先进的立法经验、判例和学说,也要尽可能地把现行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制度的合理部分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二、完善我国立法应该贯彻的原则
1.两大法系兼收并蓄的原则
我国现行立法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较大。例如,就立法体系而言,《民法通则》把与民事法律行为共同置于总则中的第4章,这与《日本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一脉相承。《日本民法典》在总则中的第4章规定了“法律行为”,“”乃为该章的第三节。《德国民法典》也在总则中的第3章“法律行为”中设专节规定了“和权”。将“”置于“法律行为”的名下予以规定,更可见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的密切联系。虽然《合同法》导入了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但将这两种形式放入第21章“委托合同”予以规定,这种立法技术又与《法国民法典》第3编第13章“委托”把委托合同与混为一体予以规定的思路相吻合。虽然有许多学者批评《法国民法典》没有严格区分委托合同（委任合同）和权限,肯定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在拉邦德理论的指导下,严格区别权限与委托合同的做法,但我国《合同法》还是选择了委托合同作为导入英美法中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载体。至于我国法的基本理论,也基本上源于大陆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民法典》。在继承大陆法系法传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移植英美法的先进经验,并使之融入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说,是我国立法者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英美法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成长为私法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获得了推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借鉴英美法的先进理论和制度,一些国际公约也导入了英美法的合理成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明确规定了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我国民法学界有必要倾力研究英美法,我国立法者应当把进一步移植英美法作为法律移植的重要一环,真正把英美法与大陆法系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的立法镜鉴。当然,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长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而对英美法学说与制度的继受相对薄弱,因此,努力使英美法的消化吸收与我国固有的民法理论相契合、相协调,就成为民法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2.民商合一的原则
除民事外,民商法学界尚有“商事”的提法。所谓商事,是指商人之间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关系。我国坚持民商合一主义,即在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特别法。这些单行的商事立法为特别民事立法。除非商事立法有特别规定,商事关系应当补充适用民法中的一般规定,对于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鉴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笔者建议《民法典》系统、全面地规定被人与人、人与第三人、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便为各类民事和商事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这样,《民法典》的制度不仅是调整一般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也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鉴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事关系纷繁复杂,《民法典》不可能,也不宜对其一一做出规定,而是通过诸单行的商事立法予以调整,为适应变动不居的实践对立法调整的要求,包括《票据法》、《保险法》在内的商事立法可以对《民法典》无法覆盖的特定事项做出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立法对事项未做规定时,仍应补充适用《民法典》中的规定。
3.立法者强制干预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相兼顾的原则
立法的实质在于协调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对交易风险的分配做出制度安排。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各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尤其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立法者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诸多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包括命令型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增强法规范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但是,关系毕竟属于民事关系的范畴,受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因此,立法者应当允许关系各方当事人在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约定。立法者的这一容忍态度主要是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设计来实现。当然,强制性法律规范和任意性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所占的比例,应当由立法者在参酌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立法实践,慎重做出决定。
三、在《民法典》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制度总体框架及若干问题的建议
我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将会更加广泛地借助制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无论是直接制度,还是间接制度,都将有着巨大地生存空间。为使我国的民商法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有必要在总结我国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以制定《民法典》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民法典》中的立法,尤其是间接制度。
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的法体系可以设计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规定,第二部分是直接,第三部分是间接。
1.关于一般规定的完善
鉴于直接与间接既有个性,也有共性,笔者认为应当将不仅适用于直接,而且适用于间接的法律规则安排在一般规定之中。这种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范围、的效力、不同种类的法律适用原则、权的产生、委托权的授予、委托权授予不明时的民事责任、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自己与双方的禁止、自己与双方情形中被人的撤销权、委托权的终止事由、法定权或者指定权的终止事由、授权委托书的交还、权变更或者消灭时对第三人的保护、委托情形下的复人、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数名人权的行使、人不履行职责时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人和第三人串通对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事项违法时人或者被人所负的民事责任等。
上述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有些体现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有些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之中,但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除了对现行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还有必要弥补目前的立法漏洞,在《民法典》“”一章中增加规定有关一般规则的新制度,如人权限证明、第三人对人权限的质疑、委托权的限制及撤回的效力、默示权、人意思表示的瑕疵、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法定人选任复人的责任、复人的权限等条文。其中,默示权限是英美法系的制度,而其他的一些制度则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民法典》、《澳门民法典》中都有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未予规定,实为一种遗憾。因此,有必要在《民法典》中弥补法律漏洞。
2.关于直接制度的完善
“直接”中应当就直接的效力、狭义无权中被人的追认权、相对人的催告权、相对人的撤销权、狭义无权人的责任、恶意相对人与无权人的连带责任、表见,隐名等问题做出规定。此处仅就隐名制度做一探讨。所谓隐名（unnamedagency）,指人不明示以被人名义,但明示为被人利益而为意思表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的关系。在商业实践中,有些商为了不使被人和第三人直接建立联系,经常采取隐名做法。我国一些进出口公司在被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为回避作为合同直接当事人的风险,而采取隐名形式。其中,为提醒相对人注意到隐名的情况,人往往需要在合同中注明“代表被人”、“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字样。如此一来,对方即可知其处于人的地位,但尚不知道具体的被人究竟是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就是财富。商业机会不断涌现,但若不及时把握,便稍纵即逝。隐名制度对于被人、第三人把握商业机遇都大有好处。对于被人而言,即使自己的知名度或者信用度不高或者不愿意很快将自己的确切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第三人,也不妨碍人代表自己同第三人订立合同；对于第三人而言,只要人明示为被人签约即可,而不必在缔约时立即究明被人姓甚名谁。因此,隐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英美法系以人的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被人身份的公开状况为准,将划分为显名（公开被人姓名或者名称的或者被人身份公开的）、隐名（被人身份部分公开的）和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因此,隐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
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在英美法系也有不同的态度。《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了这样一条普通规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对其所订合同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在披露了被人身份之后也是如此。[2]美国纽约法院在“阿格斯格诉麦克纳特”一案[3]中指出,为公正起见,第三人有权要求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因为,“允许人把一个隐而不露、第三人根本不认识的被人推到第三人面前,将会剥夺第三人根据合同所享有的一切可行、负责任的补救措施”。
但是,英国法对于隐名被人和人的责任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且没有采纳《美国法重述》（第2版）第321节提出的普通规则。英国有判例认为,在隐名情形下,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仍是被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应由被人对合同负责,而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4]但一般说来,只要人在隐名被人授权范围内缔约,隐名被人就有权取得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并参加有关合同的诉讼活动。可见,隐名被人和显名被人的法律地位没有严格区别。
按照英国的判例法,人在同第三人缔约时,仅在信封抬头或在签名后加列“经纪人”（broker）或“经理人”（manager）字样是不足以排除其个人责任的,而必须清楚地表明他是人,如写明“买方人”（asagentforbuyer）或“卖方人”（asagentforseller）等字样。至于他所的买方或卖方的姓名或公司的名称则可以不在合同中载明。
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所具有的功能与大陆法系中间接的功能基本相当。但严格说来,大陆法系缺乏英美法系中的隐名制度。转有人认为,《德国商法典》第383条至第406条规定的行纪是一种隐名。[5]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大陆法系中的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不仅委托人的名义被隐去,而且委托人的抽象身份也可以被隐去。可见,除非法律要求行纪人与他人开展的每个商事活动都属于为委托人办理的行纪业务,作为间接的行纪既可相当于隐名,也可以相当于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另外,《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规定的无权的委任、间接或者行纪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名。
但在英美法系的影响下,某些大陆法系国家也承认人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的可能性。如根据《荷兰民法典》第3:67条之规定,人可以为隐名被人实施法律行为,但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确定的期限内,或者合理的期限内（缺乏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习惯时）,披露被人的身份,否则,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人被视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缔约,并亲自对其缔结的合同负责。我国民法学者先生认为,《日本民法典》第266条、《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项但书、《德国商法典》第344条、《日本商法典》第266条、《瑞士债务法典》第32条第2项,均规定了隐名。他还认为,旧中国民法典“既采民商合一主义,犹对隐名未设明文,似有缺憾”[6]。
《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明确规定了隐名,并规定人的行为直接对委托人与第三人产生约束力,但人实施该行为只对自己发生约束力时,例如,涉及的是行纪合同,则不在此限。该条的立法态度非常接近于英国法的立场。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首次规定了隐名。该条款直接来自《国际货物销售公约》,而最终源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与英美法中的隐名制度相比,该条规定亦有不足之处。例如,该条规定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但忽略了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形。有鉴于此,建议新民法典中增列这类情形,改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为求得严谨起见,也为进一步扩张隐名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建议将隐名制度脱离《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从而将其与显名一同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度中予以规定。
针对人不向第三人披露被人身份的问题,建议新民法典借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3条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公开被人的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合同的约束。
建议《合同法》第402条条文修改如下:“1）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知道人与被人之间的关系的,该法律行为直接约束被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法律行为只约束人和第三人的除外。2）第三人请求人公开被人身份的,人应当公开被人身份。人没有在合理期间内公开被人身份的,人自己应当接受法律行为的拘束。”
之所以将隐名制度置于直接,而非间接一节,是因为隐名人虽不直接以被人的名义,但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买方人”或“卖方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人承担。
3.关于间接制度的完善
就间接制度而言,我国立法首先应当明确间接的定义及其效力。在此基础上,应当就人的通知义务、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第三人和被人的抗辩权等具体制度做出规定。此处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关于间接与行纪合同的关系
行纪,在我国古代称牙行。传统的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财产交易的经济活动,委托人给付行纪费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14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行纪合同的双方主体是委托人和行纪人。行纪人可以是办理营业登记的委托行、商店、经纪人等经营者,也可以是其他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事务并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现今的行纪合同与传统的行纪合同相比,扩大了适用范围。第一,传统的行纪人限于以行纪为业或者其他可以从事行纪活动的经营者,现今的行纪人可以是经过营业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未经登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传统的行纪活动限于动产买卖和其他财产交易,现今的行纪活动包括不动产买卖在内的财产交易,也可以是其他民事活动。第三,传统的行纪合同是有偿合同,现今的行纪合同既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7]
尽管有学者提出间接与行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今的行纪合同与间接几无区别。二者都有三方法律关系,即委托人（被人）、行纪人（人）和第三人。在委托事项（事项）需要订立合同的场合,二者都有两个合同,即委托人和行纪人订立的委托合同（被人对人的内部授权行为）,行纪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二者的法律效力相同,都是由行纪人（人）直接对第三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再依内部委托（）关系由委托人（被人）承受合同的权利义务。
考虑到法体系的完整性,以及行纪合同作为一种合同的局限性,有必要在《民法典》章规定间接制度,并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制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有关内容,在间接中规定被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至于间接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2）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
由于在间接中与第三人直接建立法律关系的是人,而非被人,因此从保护第三人或被人的利益出发,有必要规定人的披露义务。关于间接中人的披露义务,建议做如下规定:“1）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被人有权要求人披露第三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2）如果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人将会违约,第三人有权要求人披露被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8]
该条文参考了英美法的有关判例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第3:304条的规定。《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规定的被人的介入权和第3:303条规定的第三人的选择权,只有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意向通知分别送达中介人和第三人或者被人时,才能行使。因此,《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4条规定了披露的要求。
（3）间接中被人的介入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导入了英美法中的被人身份不公开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可见,该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有关抗辩权的限制性作用。但是,该条对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存在着不足。该条规定委托人可以对第三人行使受托人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这一条件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根据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其他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委托人就不能行使介入权了。而根据英美法,只要受托人不对委托人履行义务,委托人就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开身份的被人以及合同不仅仅因人的人身因素而签订。[9]此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人无论是因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未履行对被人的义务,被人都可行使介入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界定为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被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欧洲合同法原则》同样没有把被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局限到中介人因为第三人原因对被人不履行义务。为充分保护被人的介入权,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修改为:“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该条对被人行使介入权内容的规定也存在着不当之处。根据该条规定,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根据英美法,身份不公开的被人所享有的介入权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合同,并直接对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在必要时还有权对第三人。可见,被人介入的对象仅仅是人代表被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被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仅仅限于人代表被人取得的,以第三人为债务人的请求权。另外,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被人仅可以对第三人行使人被人所取得的权利。《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2条也规定,被人仅有权对第三人行使中介人代表被人取得的权利,而不包括中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了避免被人滥用介入权,损害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国《合同法》应当严格限制被人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被人只能行使人代表被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应当修改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代表委托人从第三人取得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的规定也有欠周延。根据该条规定,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根据英美法,除了上述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7项之规定,人可以按照被人明示或者默示的指示与第三人约定,排除被人的介入权。为预防被人介入权的滥用,兼顾第三人的利益,保持人与第三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建议增加规定被人不得行使介入权的例外情形:身份不公开的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则不享有合同介入权。相应地,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的“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应当修改为:“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将间接中的被人的介入权规定如下:“1）人向被人披露第三人后,被人可以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被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或者被人如果行使介入权将与人与第三人所订合同中的明示或默示条款相抵触的,不在此限。2）被人应当将其行使介入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第三人。在接到通知之后,第三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4）间接中第三人的选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有关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条件的规定过于苛刻。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当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人才能行使选择权。但是,根据英美法,只要人没有对第三人履行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请求被人履行义务。[10][2]（P395）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2项之规定,只要人未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所负的义务,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303条规定,如果中介人丧失了债务清偿能力,或者对第三人实施了根本性的违约行为,或者在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就已明确中介人将会违约,第三人即可行使选择权。为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选择权,确保第三人的债权得到充分实现,建议放宽第三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与之相应,《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应当修改为:“人因被人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
为预防第三人在行使选择权时由于随意变更人或者被人而给人或者被人造成损害,并使被选择的人或者被人对其履行提前有所准备,建议对第三人的选择权行使规定如下约束条件:“1）人向第三人披露被人后,第三人可以选择人或者被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第三人应当将其行使选择权的意思表示分别通知人和被人。在接到通知之后,被人不得再向人履行给付义务。”
（5）间接中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还规定被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即“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规定也存在着不足。例如该规定中的“其”指代不明,极易使人理解为第三人,因为,根据语义学,指称代词一般应当指向语句中距离指称代词最近的中心词。但是,如果把“其”理解为“第三人”就会导致一种非常荒谬的解释:委托人居然可以向第三人主张第三人对受托人的抗辩。为避免产生歧义,并与英美法和《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建议把《合同法》第403条“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中的“其”明确为“委托人”,而在《民法典》“”一章中则明确规定为:“1）被人行使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被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2）第三人选定被人作为其相对人的,被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人的抗辩以及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注释:
[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324.
[2]徐海燕.英美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79.
[3]Agersingerv.MacNaughton,（1889）114N.Y.535,21N.E.1022,11Am.St.Rep.687.
[4]TheSantaCarina（1977）1Lloyd’sLR478.
[5]董碧仙.直接与间接比较探析[J].中外法学,1997（4）.
[6].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297.
[7]河山,肖水.合同法概要[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p230.
[8]有关该条文的立法说明及理由,请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33页。
[9]G.H.L.Fridman.supranote24.p230-235.
人合同范文第8篇
一、关系是否存在争议的举证责任。
双方对是否存在关系发生争执，即一方主张另一方为自己的人，其民事活动的后果应由自己承担，而另一方则予以否认。在这种争议中，应由主张对方为自己人的一方就关系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人在订立合同时，通常是以被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但实践中也有以自己名义签订而实际上是为他人订立合同的情况。发生争议后，第三人往往订立合同的人，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或者赔偿损失，订立合同之人则主张是为他人订立的合同，应由被人承担责任，并主张在订立合同时是为他人订立合同的情况告诉了第三人，而第三人予以否认。在这种行为人是否为他人人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行为人举证，因为关系的存在是妨碍权利发生的事实，而该事实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是否为他人的真实的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应由行为人负举证责任。
二、越权或权终止后的发生争议的举证责任。
当事人双方对有无权发生争议时，应由主张有权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但对于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举证责任分配则不同。当相对人要求“被人”履行合同时，被人主张人订立合同时超越了权限或在权终止后订立合同，应由被人对超越权限或权终止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果越权或权终止的事实已经得到证明，双方就被人是否追认发生分歧，相对人或人坚持被人已追认的，对被人追认的事实应由相对人或人负举证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48条“行为人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的规定，因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虽然具有行为的表面特征，但由于行为人缺乏权，原则上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无权人自行承担责任。尽管此类合同经过被人的追认可以使无权行为有效。追认即事后承认，是一种单方意思表示，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向相对人作出。追认在性质上属于追授权的行为，能使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具有与有权一样的法律效果。追认具有溯及力，一旦追认，因此订立的合同从成立之时开始即产生法律效力。依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权的一方已经证明权存在的事实，对方如主张合同是在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则由对方就超越权或权终止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此时，主张有权的一方如认为被人已经对无权行为进行了追认，则应证明追认的事实。主张有权的善意一方也可申请撤销合同，但须举证证明以下事实：（1）撤销发生在被人未予追认之前；（2）申请人在与超越权或权终止之人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其不具有权；（3）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了撤销合同的意思表示。
三、滥用权争议的举证责任。
滥用权是指人违背权设立的宗旨，损害被人利益的行为。滥用权不同于超越权或权终止而从事的行为，滥用权以人具有权为前提，没有权就谈不上滥用。在司法实践中，人滥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人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行为，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被人是合同双方当事人，而人与相对人则为同一人，合同的内容实际上由人一人决定，很容易造成对被人利益的损害。2.人同时双方当事人实施同一项民事行为，即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内容实际上也是由一人决定，不能反映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3.人和第三人串通实施损害被人利益的行为，即恶意。
当人与被人之间对是否滥用权发生争议时，应由主张滥用权的一方就滥用权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当被人要求人和第三人对其受到的损害负连带责任时，应就双方恶意串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四、表见争议的举证责任
《合同法》第49条“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为有效”的规定，即为表见的规定。所谓表见是指行为人虽无权，但因被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权的表征，被人须对之负授权人责任的。简言之，即本无权，表面上却足以令人信其有权。因表见而订立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对被人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表见有三种构成类型：（1）没有权的表见。这种无权之所以构成表见，主要是由于本人明示或者默示的行为致使相对人确信行为人具有权，而与之为民事行为，尽管事实上本人并未授予其权，仍构成表见。但是，相对人明知其无权或者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比如，在委托中，被人应当有明确的授权范围，若授权时未指明权限，或者其指明的权限未在证书上写明，以及把有关证明文书?包括合同章和盖有印章的空白合同书等?交给行为人，均可使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地相信人为有权。笔者认为，行为人用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单位授予行为人以权，单位对行为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责任。行为人持有单位出具的介绍信签订合同，应视为单位授予权。介绍信中对事项、授权范围表达不明的，单位对该合同应当承担责任，行为人应负连带责任。行为人未持有单位出具的任何授权委托证明签订合同的，如果单位未予盖章，合同不能成立，责任由行为人自负；如果单位已开始履行，应视为对行为人的签订合同的行为予以追认。对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借用人与出借单位有隶属关系，且借用人签订合同是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出借单位与借用人对合同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负连带赔偿责任。（2）超越权的表见。行为人虽具有某种权，但其超出权限而从事活动，就其越权的事项而言，仍属无权。法律要求被人应当在授权委托书中载明权限，如果被人未这样做，就是一种近失，尽管被人可能对权限有所限制，但有时不能为第三人所了解，而表现再外的客观情况，如能使善意相对人误信行为人就其所为事项具有权，与其为民事行为，从而构成表见，本人自应承担越权表见的法律后果。这就是现代制度中“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原则。（3）权终止后的表见行为人本来享有权，但由于某种原因权已经终止，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以人的身份为民事行为，此时行为已属无权。如果因被人的过失，使善意相对人不知权已终止，仍认为行为人有权，则可构成表见。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期间届满或事务完成后的。凡书面委托的授权委托书或有关授权通知中均应按照法律规定载明期间及事务，如果本人没有具体作出规定，自然是一种过失行为，即使其与人之间对人的消灭事由有过约定，只要善意相对人不知这种情况，仍与人为民事行为，则成立表见。2.本人取消委托后的。权可以依本人的意思而被撤销，这种撤销行为属单方法律行为，撤销通知到达人即发生法律效力-人丧失权。为了避免原人向他人实施无权行为，本人理应采取收回证书，通知第三人，或者撤销权的公告等措施。如果本人没有这样做，致使相对人不知权被撤销，仍与人为民事行为，则构成表见。
人合同范文第9篇
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因存在不足以认定合同无效的瑕疵，致使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合同效力暂不确定，由有追认权的当事人进行补正或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进行撤销，再视具体情况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处于此阶段中的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合同效力待定，意味着合同效力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而是处于不确定状态。设立这一不确定状态，目的是使当事人有机会补正能够补正的瑕疵，使原本不能生效的合同尽快生效，以实践合同法尽量成就交易、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当然，从加速社会财富流转、促使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尽快确定和稳定的原则出发，合同效力待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效力待定也不可能是合同效力的最后状态。无论如何，效力待定的合同最后要么归于有效，要么归于无效，没有第三种状态。
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效力待定的行为（如无权）。合同法对此予以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制度。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均属效力待定，其法定人、被人、权利人可依法追认，善意的相对人也可依法撤销（此撤销不同于合同法第54条的撤销。第54条的撤销是对生效合同的撤销，此处的撤销是对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撤销）。法定人、被人、权利人没有依法追认，善意的相对人也没有依法撤销的，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当事人为民事行为时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时要有权，处分财产时要有权处分，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行为人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一律作无效处理有时不仅不能实现前述目的，反而会徒增当事人和社会的麻烦。合同法设立追认制度有利于在保证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财产流转；规定相对人有权催告、撤销，能使相对人的利益得到平衡。本制度能大幅降低无效合同的发生频率，使法律更好地调整各种纷繁复杂的交易情况。
二、效力待定合同的主要类型
《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
（一）无行为能力人所订立之合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除可以订立某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细小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合同外，对其他的合同，必须由其法定人订立。一般来说，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除细小的日常生活方面以外的合同，必须经过其法定人事先允许或事后承认才能生效。
（二）限制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合同。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必须要求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从主体资格上讲，是有瑕疵的，因为当事人缺乏完全的缔约能力、代签合同的资格和处分能力。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合同受有关法律效果上的利益时，无论是丧失权利或负担义务，纵使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亦不属于能获得法律上的利益。此类合同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这是因为：
（1）此类合同与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不同，它并非因为当事人故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因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合同可撤销。主要是因为，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和处分能力所造成的，这类合同并非不可补救的。
（2）这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签订的合同，是符合权利人利益的。
（3）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要具有效力，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经过其法定人的追认。这种合同一旦经过法定人的追认，就具有法定效力。在没有经过追认前，该合同虽然成立，但是并没有实际生效。所谓追认是指法定人明确无误的表示，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这种同意是一种单方意思表示，无需合同的相对人同意即可发生效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法定人的追认应当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并且应当为合同的相对人所了解才能产生效力。
根据《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的相对人可以催告限制民事行为人的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所谓“催告”就是指的相对人要求法定人在一定时间内明确答复是否承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法定人逾期不作表示的，则视为法定人拒绝追认。设立相对人的催告权，可以避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也可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但是相对人的催告应当有明示的方式作出。同时，对于相对人催告中一般要定一个期限，合同法规定以一个月为限，超过这个期限，法定人不作答复的，视为拒绝追认。
相对人除了有催告权外，还有撤销合同的权利。
（三）无权人以被人名义缔结的合同。
1.因无权订立的合同的种类
所谓无权的合同就是无权的人他人从事民事行为，而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因无权而签订的合同有以下三种情形：订立合同
（1）根本没有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签订合同的人根本没有经过被人的授权，就以被人的名义签订的合同。
（2）超越权而签订的合同，是指人与被人之间有关系而存在，但是人超越了被人的授权，与他人签订的合同。
（3）关系中止后签订的合同，这是指行为人与被人之原有关系，但是由于期限届满、事务完成或者被人取消委托关系等原因，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但原人仍以被人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
2.无权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无权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无权人签订的合同尽管缺乏权，存在着主体的瑕疵，但是这种缺陷是可以通过本人的追认加以补正的。
中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中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将无权人签订的合同纳入效力待定是基于以下原因：
人合同范文第10篇
一、外贸与传统的比较
《暂行规定》对外贸划分了几种类型：其第一条规定，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可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另一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进出口业务。如人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如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订立合同，双方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其第二条规定，无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需要进口或出口商品（包括货物和技术），须委托有该类商品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公司、企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双方的权利义务适用《暂行规定》。从以上两条规定来看，只要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不管被人是否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一律适用《暂行规定》。第一条规定中的第二种，通常是在委托人没有某类商品的对外贸易经营权的情况下发生，因此，对于这些委托人来说，外贸在其对外活动中不是必然发生的。而第二条规定的情况，外贸在委托人对外活动中是必然发生的。外贸存在的弊端也主要是与后两种委托人所进行委托相联系的。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是指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民法通则》中，的名义、的法律责任等都是明确的。外贸制中的并非《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传统相比较，其不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名义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的。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人应以被人的名义对外签约。这就使外贸与传统有了根本的区别。名义在法律上体现了主体，名义不同意味着主体的不同，即权利义务承担者的不同。
第二，名义合同责任与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之间的关系不同。在外贸中，外贸企业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订立合同，但不一定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有时在外贸合同中指明或以其它合同载明委托人承担实际履行合同责任，从而使名义与实际责任相分离，是一种“责可旁贷”的形式。在传统中，被人只对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负责。如果人不是以被人的名义或超越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除非得到被人的追认，一律应由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行为完成后人的地位不同。在外贸中，作为人的外贸企业完成其行为后，由于名义关系，不可能退出或完全退出关系。在传统中，人根据委托人授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行为完成，人就退出关系，余下的是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因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
二、外贸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委托合同的效力。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经过国家审查批准，有关企业才能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才能够经营进出口业务。所谓对外贸易经营权就是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合法资格，凡是没有取得这种合法资格的，一律不得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也就没有签订涉外经济合同的权利能力，他们与
外商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委托的前提是委托人的权利，换言之，委托人可以将自己享有的权利委托给人而不能将自己没有的权利“委托”给人。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委托也无从谈起。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必须授权，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如果委托人自己没有权利，当然无法进行授权。在外贸中，作为委托人的国内公司、企业多数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也就是说，没有对外签订经济贸易合同的权利能力。既然委托人连权利能力都没有，怎么有资格委托人签订对外经济贸易合同呢？由于国内委托单位没有对外贸易经营权，根据我国关于合同无效的现行法律规定，它对外贸企业的授权也是没有效力的，外贸企业根据这种无效授权而签订的外贸合同是形式上有效而实质上无效的合同。
但是，《暂行规定》却肯定了这种无效授权。除第二条规定外，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委托协议应包括的内容之一是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授权范围；接着，又规定了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以委托协议建立起来的权利义务关系。
笔者认为，法律上肯定这种无效授权是很值得商榷的。反言之，法律上所作的这一规定就是在立法上鼓励规避法律的行为，其直接后果是使对外贸易经营权的限制名存实亡。一方面，国家对外贸经营权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又允许以这种无效授权对这一限制打开缺口。这在法律逻辑上自相矛盾。
（二）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和外贸的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外贸企业地位的不明确直接影响到对外贸易性质的确定，反之亦然，外贸性质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到外贸企业地位的确定。在外贸关系中，一般有三方当事人，即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和外商。对于国内单位而言，外贸合同不是以它的名义签订的，所以它不享有主体资格，当外商违约时，它也没有直接对外商提讼的权利，只能通过外贸企业对外商。对于外贸企业而言，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在法律上就必须对合同的履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是国内委托单位，合同能否履行或能否正确履行完全取决于国内委托单位的信誉和履约能力，外贸企业是无法保证合同履行的。对于外商而言，只能要求外贸企业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不能要求国内委托单位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国内委托单位与外商没有形成法律关系。
由此可见，在外贸关系中，外贸企业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它既不同于外贸企业自己作为独立买卖合同关系时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于传统关系中人的地位。因此，必须对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作出界定。但是，《暂行规定》并没有对外贸企业的地位作出界定，《暂行规定》第23条、第24条关于争议解决的规定就明显反映出外贸企业地位的不确定性，例如第23条规定，当外商提出索赔时，受托人应及时向委托人转交外商提供的索赔证件。委托人接到索赔证件后，应根据委托协议及时理赔，第24条规定，受委托人有义务按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外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委托人承担或享有。根据这些规定，在外贸的索赔关系中，外贸企业实际上处于中介人的地位，也就是说，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多少只能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来决定，反之亦然。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商或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对国内委托单位或外商负什么责任，《暂行规定》并不明确。所以，《暂行规定》施行的结果往往是将外贸等同于传统，外贸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等同于传统人的地位。既然如此，《暂行规定》将以外贸企业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与以国内委托单位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区别开来而适用不同法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可以说《暂行规定》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不大。
三、完善我国外贸制的思考
（一）明确外贸企业的地位，确定外贸的性质，并据此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通则》集中规定了制度的原则和基本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制度有了坚实的基础。但应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迅速发展，国际贸易、跨国界的民事活动日益频繁，国际已成为人们实现其民事权利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以充分促进贸易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很明显，仅有《民法通则》规定的传统是远远不足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发展了制度，其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但关于外贸存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外贸从其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来看，既不像大陆法系的间接，也不像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笔者认为，确定外贸的性质和人的地位宜重点研究大陆法系的间接和普通法系不公开被人身份的的相关制度，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大陆法系中的间接具有以下特征：（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8－390页。）
1.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法律行为。这是间接与直接最重要的区别，间接人虽然接受委托，但不必将其真实身份告知第三人，第三人也不需要知道这种关系。对第三人来说，他直接与人打交道，而与人的委托人没有任何关系。间接的这个特征，使得第三人在与人订立合同时，视人为合同当事人，人也将自己置于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而不是人。在这里，关系是隐藏在人与被人之间的一种内部关系。
2.行为的后果不是直接归于被人，而是间接归于被人。所谓间接，是指先由人自己对第三人承担一切后果，再由人将这些后果转移于被人。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行为的后果最终由被人承担，这一点表明了间接是属于关系这一本质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其次，后果的归属不像直接那样直接归于被人，而是经由人转给被人。
3.第三人与被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人不能直接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同样，第三人也不能直接对被人主张权利。
普通法中根据人在交易中是否公开被人姓名和身份分为几种情况：（注：（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7页。）
1.公开被人。又称显名。即人在交易中既公开被人的存在，也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签订本合同。
2.不公开被人的姓名。即人在交易中公开被人的存在，但不公开被人的姓名，通常是在合同中注明“人”的字样。
3.不公开被人的身份。即人在交易中不公开被人的存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约，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
以上前两种情况类似于大陆法的直接，第三种情况则近于间接。第三种情况下的法律关系与前两种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未公开被人身份的使人原则上与第三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两个实质有联系的合同基础上，即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和人与被人之间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约，但却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按照普通法，在不公开被人身份的中被人可以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即所谓行使介入权，假如不公开身份的被人行使了介入权就应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相应地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请求权，如有必要还可直接向
第三人提讼。由于被人的存在，第三人对根据其与人签订的合同享有的请求权，既可以向人提出，也可以向被人提出，由其在人与被人之间作选择。第三人一旦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方，就不得再向另一方行使请求权。（注：赵秀文：《国际商业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大陆法系中的间接或是普通法系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都有确定性，人的地位也是比较明确的，并依据这种定性和定位特别从第三人与谁订约的角度确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大陆法系的这种做法也为《统一法公约》和《合同统一法公约》所接受。（注：赵威：《国际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9页。）笔者认为，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做法值得借鉴，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普通法中的介入权的规定，可以考虑将介入权引入我国的《暂行规定》和《对外贸易法》，使之更合乎法律应有的公正性。这对于理解和处理外贸中第三人与被人的关系并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普通法上的制度，不论采用哪一种形式，实质上都确认了被人与第三人之间可以在法律上发生联系，在人不公开被人的存在而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情况下，被人可以合法地行使其介入权，直接介入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而被人行使介入权后必须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第三人在主张权利时，如果存在被人，也可以在人与被人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从实际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第三人明知被人的存在，却同意与人进行交易，这主要是由于第三人看中人的资金和信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被人与人订立的是一个合同，人与第三人订立的是另外一个合同，这两个合同表面上是互不相干的，但从实质上看，人正是为了被人的利益，才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如果没有被人与人之间的合同，就不可能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
间接通常涉及三方当事人与两层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是：国内委托单位、外贸企业、外商；两层法律关系是：国内委托单位与外贸企业的委托关系，外贸企业与外商的买卖关系。笔者认为，关于外贸的立法或实务操作应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被人行使介入权对法律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被人没有行使介入权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前者涉及我国立法上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及其后果（限于篇幅，恕不赘述）。后者不涉及这些问题。在被人不行使介入权的情况下，外贸的法律关系一般应按下列方法处理：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也应以委托合同为依据。具体而言，国内委托单位能否获得赔偿或赔偿的多少视外贸企业对外索赔的结果而定，如果外商无理拒赔，外贸企业不对国内委托单位负赔偿责任。外商与外贸企业的买卖关系是以买卖合同为依据的，因此，外商的索赔亦以买卖合同为依据。外贸企业应对合同负完全的责任，尽管违约是由于国内委托单位的责任所引起，外贸单位也不得推卸责任，外商的索赔不宜视外贸企业对国内委托单位的索赔情况而决定，如果国内委托单位无理拒赔，外贸企业应就合同的范围对外商理赔。外贸企业对外商理赔后，可以根据委托合同的规定对国内委托单位进行追索。
（二）逐步取消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我国的外贸制实质上是由于对外贸经营权的限制所引起的，这与大陆法中的间接，普通法中的不公开人身份的的产生原因均不相同，总而言之，前者是由于国家干预外贸活动所引起，后者是基于商业原因所引起。原因不同，
法律后果也不相同。如前所述，国家一方面限制对外贸易经营，一方面又允许通过而实质上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并且毫无必要地导致当事人合同的无效，这是一种法律效益的浪费；基于商业原因的间接，不公开人身份的不存在法律逻辑自相矛盾和法律效益的浪费问题。按照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当事人的能力，适用该当事人的属人法，即当事人国籍所属国或住所地国的法律。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许多企业都不具备订立国际合同的能力，即使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还有经营范围的限制，即限于某种或某几种货物的进出口。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如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或者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或原材料，必须委托外贸公司或其他企业签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许多公司和个人依其本国法，都具有对外贸易的权利能力。因此，对外贸易经营权限制的实际效果是作茧自缚，使我国当事人在涉外诉讼中多了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我国法律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对无效合同除互相返还货物、货款外，还应根据引起合同无效的责任大小相应地承担损失。这么一来，违反对外贸易经营权限制而引起合同无效往往就是我国自己的企业。实践证明，在对外诉讼中这是一条难以摆脱的“辫子”，时常被对方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