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Abstract:Bothcityandtelevisionareessentialsocialspaceandhaveinteractivespatialattribute.So,whaturbansociologycouldenlightentelevisionstudiesisspaceexpansion.Ondimensionsofacademicattitude,ecology,lifestyle,humanisticthinking,space-time,knowledgeproductionandsocialfunction,fourschoolsofurbantheorythat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urbanrealityandprocessgivedifferentanswers.

Keywords:urbansociology,televisionstudies,space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注释]

[1]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2-10页。

[2][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95页。

[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5-16页。

[4]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44页。

[5]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71页。

[6][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第43页。

[7]黎瑞刚刘春封新城《中国电视三人谈》，《新周刊》2008年第6期。

[8]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3页。

[9]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BlackwellPublishing.1991,pp.26.

[10]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31页。

[11]ManuelCastells,TheInformationalCity:InformationalTechnology,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heUrban-RegionalProcess,BlackwellPublishing.1989,pp.126.

[12]谢守红宁越敏《世界城市研究综述》，《地理科学进展》2004年9月号，第58页。

[13]于海《城市社会学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44-261页。

[14]任雪松《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1期，第99页。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怀正.城市规划教育的新趋势.城市规划,1983,06.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且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关 键 词：生态学 生态哲学 社会学 启示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协迫效应的增加，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上,社会学受过生态学很多影响, 一些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重要的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生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对社会学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一、历史上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影晌

生态学作为描述个体生物及生物种群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19世纪后期由一些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建立的。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在美国社会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初,当偏重于理论建构的欧洲社会学在体制化上进展缓慢之时,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其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从而为各大学接纳更多的教师和新学科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社会学秉承当时在美国风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与一些社会改革运动相结合，注重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基本完成，社会学在各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会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大量借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曾出现“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及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学生对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产生的影响也比较久远。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借用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理论学派。在当时这些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有着许多相类似之处，因此，可以发展形成社会学领域的人类生态学理理论。可以说，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从美国社会学发展史角度来讲，人类生态学是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异军突起之前，人类生态学理论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界。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上。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人类生态学理论，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就不可能诞生。[蔡禾：15-16]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理论体系，是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出现之前城市社会学领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会学发展方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人类生态学派的全盛时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麦肯齐等学者都努力将生态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态学原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城市好像一个大自然环境，人类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为了生存，这类人、动物或植物要与另一类人、动物或植物争夺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资源。

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类比的方法，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一些社会学问题，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区解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自杀率、离婚率的空间分布与道德共同体的对应关系等，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末，邓肯在人类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生态复合体”，简称为poet生态复合体。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同一时期，也有的学者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历史早期或现代的不发达地区一些社会组织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限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态环境条件，而是社会体制的安排，因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与矛盾，而很少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二、 生态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在一些专家看来 ,“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说法。只是，“生态哲学”更多强调的是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系, 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一技术一经济一社会的关系，寻求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王正平，p29]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孕育,起始于20世纪初至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 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森林保护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ld)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他提出, 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1967年,美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很有影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林恩·怀特认为，我们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人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 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由于我们把自然视为异己,仅把它看作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我们已经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带来严重的恶果。他指出,“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所作取决于我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无法使我们摆脱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信仰。”人类为了克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探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精神成长的需求,必须由以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问来完成, 生态或环境哲学便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 也是环境哲学的形成时期。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哲学形成的标志是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974年，挪威学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态哲学”一词。此后国际上陆续出版了以“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命名的著作、论文( 集 )。环境哲学开始广泛探讨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实践的问题,开始以主动挑战的精神剖析和反击西方哲学、科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谬误。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环境哲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环境保护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环境哲学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l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系统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环境或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 (ecosophy) 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态哲学》一书。他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 , 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了，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无保护。这里, 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因此, 萨克塞认为 ,“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在这一关联中如何行动的问题人如何发现他的作为社会的房子——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应怎样去布置和安排。他强调，“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近化的帮手, 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 (f.capra) 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 :“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 ,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它的特点，一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二是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过程比结构更为基本。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也认为：“生态学，或生态学世界观，它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他在所著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几种环境哲学理论，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和“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思考、罗马俱乐部的新价值论、詹奇的自组织进化宇宙体系、拉塞尔的地球生命系统理论、罗尔斯顿的自然系统价值创新理论等。青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自然保护的观点也受到重新关注，还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受此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对传统的社会学提出批评, 并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卡顿和邓拉普在建立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将其中的“环境”明确定义为自然环境 ,指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三、 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启示

生态哲学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蕴含有一种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的观点，社会生态学关于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看法，后现代环境哲学对启蒙世界观的批评,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蕴含了一种很深的生态智慧，在一个由多种生命形式及其与环境间关系交织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自然演化出了相当完备的机制, 使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动形成“封闭的循环”,基本不留废物。人类的经济体系也是地球生态圈物质与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此系统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导引、改变、利用这一循环，使物质与能量在其流动中为人类所用。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其活动就不能违背生态规律。在探讨合理的工业组织与经济体系时，社会学应该认识到，虽说从长远看，人类有可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以缓解生态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但对任何特定的时期而言，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鉴于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难度，实际上应该将人类的干预维持在适当地低于此阈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人类可以从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达成或接近“封闭的循环”为一个评价标准，而不能把经济的元限制发展作为一个预设,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学认为, 人类之所以对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态度,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尤其是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一一人类是把社会中的等级制移用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余谋昌137-138]社会生态学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创始人默里·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目前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事实上，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354]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受此启发, 社会学在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途径时,应该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发展，把社会问题转嫁于环境,在加重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回避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样最多是将问题拖延一段时间，而同时又得冒着将自然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危险。

后现代环境哲学认为, 启蒙世界观是造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留给现代社会的两大遗产，一是张扬理性,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对理性的张扬强调人类的独特性, 让人类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 将自然仅仅视作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鼓励了人们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与高速运行的经济体系，促使人类以强大的技术手段从自然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结果使生态系统的变动超出了其自动平衡机制所能恢复的限度, 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环境危机。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启蒙世界观。当环境危机使我们警醒时，我们有必要对启蒙世界观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命运是紧相交织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应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需要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加界定，还会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挑战。

四、结束语：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这种隔离也使得人们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直接生活体验的范围，在深层次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不难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依赖于其自然环境的。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其理论建构与实际研究中完全应该把社会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对生态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加以审视,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是社会学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第 37 页。

2、王国聘：生存的智慧——环境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1998年12月。

3、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4、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5、〔德〕汉斯•萨克斯．生态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6、曾思育编著：《环境管理与环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7、〔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8、〔美〕戴斯•贾丁斯．环境论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维克多·奥辛延斯基：《未来启示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7 页。

10、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7] 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94-95页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生 平 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58-1962年，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的经济法律系。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梭尔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任教。1969-1970年，卡斯泰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drid)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卡斯泰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的新技术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兼院长和巴塞罗那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 成果与荣誉 卡斯泰尔是当今世界上信息化、城市化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勤奋刻苦、耕耘不止，迄今已出版过20多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以及被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等。尤其是197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转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泰尔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1995-1997年卡斯泰尔曾受聘担任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高级专家组成员。也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此外，卡斯泰尔曾在大约40个国家的300所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说，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欧盟，以及智利、法国、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电子网络可以说已经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原先仅存在于科学家或计算机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网络，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方式了。网络已经成为当今许多话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和技术手段。正如蒸汽机带来了工业社会一样，网络也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型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网络社会，其重要特征体现在：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等。网络社会的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点，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契机，并成为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重要源泉。正如卡斯泰尔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并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创新，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全球化通过借助于网络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并在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互联网将连接个人与群体，并共享多媒体的超文本(hypertext)，而这种超文本构成了新文化的支柱，使其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的同时，得以跨越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历史。四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全球网络，将造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终结。五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及其运用将使工业时代以来的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六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还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二、信息时代的三部曲 卡斯泰尔倾心14年心血著成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使其一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其在网络社会方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国际声誉。在他的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体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变化，尤其在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劳工模式方面的变化；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主要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重要变化，尤其是大量不同的文化运动，重点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上。第三部《千年的终结》主要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问题，以及在他们的中是如何衰落的问题，把许多表面是“松散结果”的案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 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卡斯泰尔追溯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三个独立的过程，但这三种同时到来的效应催生了我们的新时代。他所说的三个过程指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诸如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根据卡斯泰尔的论述，信息技术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更有效力、更强劲、更牢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则是由民族国家、男权社会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所引起。同时，这三个过程共同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新的经济模式——全球信息经济和新的文化形态——原生文化。同时，卡斯泰尔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入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信息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做出了宏观的概括。 卡斯泰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一部卓有成就的著作。因为，此前从未有其他人能够有更好的洞察力来审视当今世界诸多大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分析简洁、深刻又极具纪实性，所涉及的问题也极为广泛，从苏联的解体、“和平时代” 的到来到全球性犯罪组织的出现，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排斥和社会冲突到男权社会的颠覆、民族国家的削弱。卡斯泰尔正是通过整合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才诞生了这套他本人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理论，并为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描述与解释的范本。 三、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卡斯泰尔认为，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s）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 然而，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卡斯泰尔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是一直试图在理论研究上超越“传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他依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并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从而形成信息资本主义。而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它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1)信息就是原料；(2)新技术无处不在；(3)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都具有网络化逻辑；(4)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5)特定技术将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因此，卡斯泰尔的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全球性、网络性等特性的融合体。由此，他还做出了预测，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而这种新经济的核心就是强调生产力要以知识为基础，并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式。因为信息化以其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而网络化能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也主要依赖于以网络化为基础。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四、信息化城市 卡斯泰尔于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精装版）一书，曾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91年改为平装版，其后又分别于1992年至1999年六次修订重印。在这部书里作者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著名学者彼得·霍尔评价道：“《信息化城市》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尽管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也一直在理解新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卡斯泰尔却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并且我相信，这一分析的高度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无人可及。” 的确，《信息化城市》可以说是卡斯泰尔展开对信息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总领性研究纲要。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城市信息化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示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并对信息化城市的形成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引起我们注视和思考。虽然不能说卡斯泰尔已经给出了有关信息社会研究的最终答案，但他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其后的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人称他为“90年代的贝尔”，是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本书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也逐步走向分散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卡斯泰尔的著作比以往任何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和具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又认识不清的一个新的空间——城市的信息空间或叫做“虚拟空间”，并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开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探讨了信息化和空间变化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域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针对信息化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卡斯泰尔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策建议。 五、主要学术影响 　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泰尔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卡斯泰尔的著作经常被人们与马克思或韦伯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 “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是由曼纽尔·卡斯泰尔握于掌中的。”他的著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宣称，即便是将卡斯泰尔的论著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毫不夸张。彼德·豪尔（peter hall）则将其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盛赞其前瞻性，称这部写于20世纪末的作品将成为21世纪的巨著。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更是指出，既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了，那么就应该有像卡斯泰尔这样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按照巴西前总统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教授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看法，卡斯泰尔的著作揭示了当代文明制度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的内涵。的确如此，卡斯泰尔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卡斯泰尔不仅对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信息社会之结构、信息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 卡斯泰尔青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踌躇满志，非常热衷于政治运动。曾在西班牙阿尔瓦塞特、喀他基那、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居住过。在巴塞罗那学习期间，他是一个反对佛郎哥独裁政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被西班牙政府驱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巴黎，他因受益于政治难民的救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年轻气盛的卡斯泰尔又再度卷入政治运动之中，这次他又被驱逐，最后只得转赴加拿大。 卡斯泰尔会讲六种语言，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30岁时他就曾以《城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为超越“美国式”的经验研究，他的足迹又几乎遍及全世界。卡斯泰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飞跃，以缩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代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类课程；城乡规划；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4-0181-03

一、现代城乡规划思想的社会学渊源

现代城乡规划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城市问题和矛盾的一种回应。诸如英国着力于解决住房问题、德国致力于解决城市扩展、美国的重心则是城市的美化方面等。虽然各个国家在城乡规划实践活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不得不说，现代城乡规划的萌生与工业化、城市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城乡规划诞生”这样一种线性过程。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性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工业本身除了牟利的动机之外，从19世纪开始就成为促成城镇化的积极因素和巨大推动力。在这场技术革命当中，煤炭成为了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铁路的修建使工业企业选址脱离原材料产地成为可能，城市逐渐成为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之地，与此同时，空气污染、公共卫生问题、住房问题特别是贫民窟的出现，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针对英国大城市的弊端，艾比尼泽・霍华德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表达了一个社会学家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书中试图通过开展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来解决城市问题，为此，他构建了一个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田园城市模式。20世纪初，围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社会学派对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与城市研究出现了交集，为后来的都市社会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英国社会学家格迪斯注意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认为城乡规划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手段，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把城市放到区域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注重社会因素对城乡规划的影响。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催生了城乡规划思想的发展。在当今全球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如何有效解决城市社会问题，不仅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城乡规划理论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现代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现状

城市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和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虽然西方现代城乡规划诞生于建筑学，城乡规划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门实用型的技术科学。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城乡规划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城乡规划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政策性特点的工作，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涉及的学科不断增多，逐渐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相互交叉，研究内容相互渗透，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学科多元化趋势日渐凸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增加了“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在此之前，城乡规划与设计仅仅是建筑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其他研究方向诸如区域发展与规划、住房与社区建设规划等均在其他学科中覆盖。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的设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目前，设有城乡规划专业的高校数量日渐增多，这些高校主要依托于建筑学、地理学和园林成立和发展城乡规划专业。与此同时，城乡规划专业课程设置也在不断改革和变化。从目前各高校的课程设置上来看，主干课程仍然大多是以设计、工程技术类为主，由于受办学历史和专业特色的影响，一些学校增设了社会经济类、管理类、信息技术相关课程。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城乡问题的研究深入，国家也开始注重城乡规划教育中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方面的教育，从2000年开始，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始开展一年一度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作业交流评优活动，社会调查逐渐成为城乡规划课程教学中增加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定位与设置

传统的城乡规划认为空间问题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形态的规划已不能解决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城乡规划应当从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的理论来充实城乡规划学的发展和实践，同时，具备一定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背景的城乡规划人才越来越符合市场的需求。从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方向来看，专业的城乡规划设计人才必须具备具有对城市复杂环境的整体认识和思考，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宏观分析与把握。《全国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城乡规划专业》中提到城乡规划社会调查教学任务的课程有“城市社会学”、“城乡规划系统工程学”、“城市研究专题”、“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规划设计与综合社会实践”、毕业设计”，以上课程均明确提出了规划专业应以城乡规划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为教学内容的要求。社会调查作为城乡规划方法论的内容之一，在实践环节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基础性作用和对规划实践的科学性的影响。因此，将城乡规划社会类课程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社会类课程既包括基础理论课程，又要加强城乡规划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学生通过对城乡规划社会类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城市，也为科学规划城市奠定基础。

依托于风景园林设立的城乡规划专业比较偏向于物质形态和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对学生设计能力的培养，忽略学生社会学相关课程的学习，重设计，轻调查，因此，如何在以工科为背景的城乡规划专业中建立社会类课程的特色教学内容成为城乡规划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当融合在理论、实践、应用环节的教学中去。建立从“理论―实践―应用”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梳理相关高校课程设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市社会类课程理论环节的课程应当包括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两门课程，分别作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包括城乡规划和设计调查报告，作为专业实践和实习的一部分。应用环节的内容包含在毕业设计前期调查分析部分中，作为考核毕业设计的标准之一。围绕理论―实践―应用这条主线，笔者在城乡规划四年制课程教学环节中设置了不同阶段的相关课程和阶段目标，如表1所示。

四、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类课程教学探索

针对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课程教学现状，适应新形势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创新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设立，教学内容选择，考核方式和实践教学进行探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导向的教学目标。所谓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宽阔的专业知识，具有多种能力和发展潜能，以及和谐发展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人才。复合型人才包括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城乡规划复合型人才既要有扎实的设计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对城乡复杂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因此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和发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并有一个系统的、整体的认识。并能够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具体的城乡规划和设计实践工作中加以应用。

2.社会热点导入式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是课程体系的支撑，教材在课程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它的作用在于系统、简明地叙述和解释基本知识和理论。但社会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教材的更新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速度，就出现了课程内容与实际脱节或联系不密切的情况。理论落后于实践必然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丧失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途径就是将社会热点融入教学内容，让学生主动关注和思考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从专业角度去解决问题。例如我国城市规划目前的热点诸如海绵城市、多规融合、存量规划等，这些都是城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和城市问题密切相关。城乡规划如何来面对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从专业热点导入问题，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热点的背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社会热点导入式的教学内容必将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

3.建立有效衔接的课程关联的教学模式。社会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不仅仅包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发展，将社会学延伸到城乡规划发展的历史中去，在理论教学内容上主动关联到其他课程的内容上去，比如城市发展史、城市总体规划、居住区规划、城市生态与环境等课程相关内容。另外，在教学安排上，合理安排各课程教学顺序，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两门课的理论学习安排在大二阶段，城乡规划和设计调查报告安排在专业实习或实践内容中去，安排在大三阶段，作为应用环节的毕业设计前期调查分析结合毕业设计安排，在大四阶段安排。

4.建立教学―实践―应用三维一体式的联动教学方法。在以前的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认为社会学课程理论性较强，与城乡规划偏重实践有些偏离，事实上城乡规划和设计的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对城市现象和城市复杂问题的分析和解读，社会类课程恰巧弥补了这一点。因此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应当强调教授法和学习方法的统一。任何一个理论的诞生都是依托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因此，笔者认为在理论教学环节，应当打破传统的理论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学生的思维穿越到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历史为坐标，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解读理论，最终任何一个伟大理论的诞生都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也就是一种历史定位的方法，这样学生对理论的认知更深入、更全面。另外，通过案例讨论，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的培养，在讨论中发现问题、深化理论学习。实践环节中，建立城市社会实践调查平台，将社会实践调查和专业实习与关联课程结合起来，特别是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社会实践调查和专业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串联起来，建立从教学―实践―应用的三维一体式的联动教学方法。教育部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是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环节。”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类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课程内的实践环节。第二，专业实习环节，如城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第三，毕业设计环节。通过以上三环节的教学，从课程练习到实践应用，形成课程实践教学主线，在实践教学的考核过程中，通过举行评优活动，特别是与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开展的城乡规划专业本课程作业（规划设计、调查报告）交流评优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结语

基于对城乡规划思想发展的社会学渊源的思考，认为城乡规划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属性日渐凸显。同时城乡规划学科地位的提升也赋予了城乡规划更大的社会责任，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类学科的交流与融合，目前四年制城乡规划教育重视设计能力培养，缺少对社会学方法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锻炼，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一种有结构的多学科方法，城乡规划教育也应当是跨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因此，四年制城乡规划专业的社会类课程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如何将社会类课程进行有效融合和衔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曹康，西方现代城乡规划简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2]彭震伟.城乡规划专业社会经济类课程体系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1）.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部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1]黄继刚. 爱德华·索亚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J]. 中南大学学报，2011（2）.

[2]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 社会，2008（2）.

[3]叶涯剑. 中国城市演变的空间逻辑[R]//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分论坛论文集[C]，2010（7）.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都市性别空间变迁与重构：以沈阳为例”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