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8 11:44:41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旅游学与社会学交叉且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文章综
>> 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社会学因素对同者影响的研究进展 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四川乡村旅游社会学分析 城市旅游研究进展 旅游影响研究进展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 西方婚姻沟通研究进展述评 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环境社会学国内研究综述 海洋社会学研究亟待加强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银行交易研究述评 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向度 旅游者角色的社会学阐释 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21世纪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 江西婺源县域旅游社会化科学发展模式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旅游学与社会学交叉且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文章综合考察了欧美英语国家旅游社会学文献，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行大胆梳理，把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即(1)早期的起源阶段(“二战”以前)；(2)过渡时期(“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3)形成和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4)系统经验研究时期(10世纪90年代至今)。认为，尽管学科地位仍受质疑，但随着旅游社会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明晰、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方法的成熟，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入了系统经验研究阶段，旅游社会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旅游社会学作为广为接受的独立学科分支也指日可待。[关键词]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学科[中图分类号]P5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5―0082―10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匠”职业化教育；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1-78-20 引言
我们关注的旅游社会学主要体现在对旅游文化的探讨，为了将旅游发展作为现代化教育研究的一种新的社会革新点，当前，只有从最基本的旅游社会学改革新亮点开始着手，逐步改变一些陈旧的发展理念，从而在推动整个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原来一些在“工匠”式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把当前时展的需要融入其中，从而造成了教育教学滞后的现象，只有将一些“工匠”式的教育教学方法给予革新，才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旅游社会学教学科学化的发展。
1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重要性分析
1.1 重视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着力点
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已成为我国其他学科相互补充的重要理论性借鉴。要想将我国的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放在突出时代性和教育发展的社会性上，我们必须紧紧抓好旅游社会教学方法不放松。
1.2 科技文化力量重要性
未来的社会发展主要依靠科技文化力量，如果仍然将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引入其中，不但不会提高教学质量，反而还会严重地制约到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步伐。因为科技力量和
文化素养是一种同步前进的过程，在守旧的思维模式下，很难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模式，其思
维也将固步自封而不前，这样的发展不但不会引起社会的效应，反而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慢慢被社会发展所淘汰。这是一种时展的需要，更是为有效地促进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
发展的重要方法，要想改变这种发展的形式，不光靠社会教育形态的改变，还需要逐步建立一些新的教学改革制度，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时展的需求。
2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影响
2.1 高职教育中职业化教育形态主要在于“工匠”式的教育模式
这种教育的专业性和专注性很强，要想改变这种教育形态，就得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高职教育中如何进行革新还需要把握好时展的方向性，因为一个时代对于一种教育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不光是从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给予革新，还需要不断地钻研一些超越现实的发展新思维、新理念来逐步改变“工匠”式的教育形态。一旦出现没有目标的追求效益，将会影响到教育形态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必须给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2.2 旅游行为也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重视的重要问题
旅游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探索前进中，如果旅游素养不高，将会影响到社会健康的发展，也将会制约人们幸福指数的提高，这是一种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将是有效地促进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思维固然是在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形成的，一种教育形态将会影响到社会教育发展目标，针对职业化教育形态，对于旅游社会学而言，我们更应该提倡从旅游社会学来分析教学改革的方向性。从而在加快社会教育发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然而，不是每一种创新的思维就可以得到社会学发展的公认，其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也将为助推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所要求，同时更是社会形态演变过程的需要。
2.3 注重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
在我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高职教育中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的新思路。该种新的教学思维不光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要遵循社会发展的理念，不能够出现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因为，社会发展，高职教育中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科学化分析，一方面既要满足新时期社会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处理好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其中旅游学教学就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细致地研究发现，当代高校社会学本科教学计划和具体的课程安排没有形成科学化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职业化教育形态发展得不够充分，这样就会严重的制约到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进程。
2.4 注重旅游文化
旅游活动中有很多的文化在其中体现，就像是一些文明礼仪等，这些都将标志着一个名族、一个国家的形象。该问题不及时给予科学化的处理，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该中旅游社会学教学也将为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对于不同地区而言，还需要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旅游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重视旅游学教学革新，将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旅游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健康发展，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当前，高职教育中社会职业化发展对于我们的影响如图1：
3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分析
3.1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放在追求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该着力点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和社会新时期文明成果上下功夫。因为旅游社会学教学的发展离不开新思维和新理念以及社会文明的指引作用，在大部分的旅游社会学发展中，不光是需要追求旅游的质量提高，更需要不断地解决好由于旅游社会学教学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严重制约到我国社会化革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染力源于对旅游社会学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依靠旅游社会学教学革新的力量来完善旅游业的发展。其实，要处理好这种问题，不光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还需要从创新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发展开始，让一些不利于革新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从而为推动整个旅游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2 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应该在“心理性个体”基础上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对待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也将是指导我们进行科学化探讨的关键所在。要想抓住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还必须从强化旅游社会学知识学习开始，将革新思维，创造社会价值作为新时期发展革新的着力点。在“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更应该将该种观念深入到旅游社会发展的高度上进行科学化的分析，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因为在社会化大环境下，原来的一些“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这些陈旧的思维，建立一套符合当前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所要求的科学化模式。
由此看来，无论从旅游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对整个旅游社会学所做的分析与说明，还是对话理论“心理性个体”基础上对旅游社会学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社会学及相关背景与理论基础之上。由于旅游社会学在旅游业发展中面临着重要革新，其涉及众多资源建设与服务设施的内容，且旅游过程本身是一个同时受主、客观性影响的复杂过程，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好地为旅游业创造价值，建立健全智能化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统，并能够通过产业化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需要从本体的理论构建及对旅游本体理论的组成做进一步分析。
4 结束语
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时代性和社会发展创新性上，只有不断地研究和分析找到一些科学化的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推动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不断地进步。
参 考 文 献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消费；符号互动；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2―0070―07
一、社会学为旅游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一)旅游社会学形成的渊源
1．国外对旅游的研究
对旅游的科学研究起源于欧洲大陆。1899年意大利学者D・波狄奥发表的《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一书，被认为是第一本有关旅游的学术著作；1933年英国学者F・奥格威尔在《旅游活动》一书中，用数学统计方法研究旅游活动，并从经济的角度确定了“旅游者”的科学含义；真正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始于20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学者埃里克・科恩发表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国际旅游业》，是一篇重要的旅游社会学论文，旅游社会学的研究由此形成。1977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商学院伯特・麦金托什和夏西肯特・格波特合著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其中旅游社会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旅游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2．国内对旅游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展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主要研究旅游的人口构成、旅游的社会影响、旅游的社区开发和旅游的社会政策等问题。
(1)论文
20世纪末，国内的学术期刊陆续刊登了一些旅游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如王宁的《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文章揭示了旅游现象的社会学意义，提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认为旅游是现代现象，只有放在现代性这一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充分、恰当的解释。旅游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视角和方法就是把旅游同现代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旅游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在《旅游学刊》上常见到旅游专业的学者们对旅游基本性质的讨论。例如，《旅游学原理》的作者申葆嘉认为，由于旅游一直被主管部门和业界作为一种赚取外汇和经济利益的手段来运用，对高等旅游教育的教学和研究造成严重影响。他认为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因此游客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性质。由于“游客提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旅游服务诸行业才有可能提供相应服务，以实现盈利目的。”“旅游的性质只能是文化而不是经济”。
张凌云也阐述了类似观点。他列举了全世界30种关于旅游的定义后得出结论：“旅游首先是人的基本需要；……简言之，我们将旅游看作是一种基于人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普适的人文现象。……旅游产生的历史要远先于旅游产业的存在。”他认为从人性的个体上看，远古时期人们对旅游的需求和体验与现代人基本一样。
上述旅游专业学者关于旅游是满足人类文化需求的观点符合社会学的需求理论。
(2)著作
21世纪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旅游社会学的学术专著。例如曾敏的《旅游社会学》，逐一介绍了旅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社会变迁与旅游活动、社会文化与旅游活动、社会交往与旅游活动、旅游活动的主体等。
尹德涛的《旅游社会学研究》主要论述了旅游与旅游者、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旅游的社会基础、价值及负重、国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翻译出版了以上提到的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的，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科恩的《旅游社会学纵论》。该书作者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旅游社会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旅游社会学作了深入的研究，既有深奥的理论探索、推理、阐述、辨析，又有详尽的田野调查、土人、岛民、娼妓等。该书被我国列为21世纪高校旅游专业教材。
(二)旅游社会学研究的问题
旅游社会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社会变迁与旅游
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旅游的影响，以协调旅游业和社会各行业的相互关系，确立旅游业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2．社会文化与旅游
研究旅游的文化功能和旅游对文化的需求、旅游地区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者的文化动机，以便正确处理旅游者异质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3．社会交际与旅游
研究旅游交往中的情境定义、人际吸引和心理动机，以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
4．闲暇时间与旅游
研究旅游在闲暇时间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客源图(客源地)中闲暇时间的总量以及与旅游有关的闲暇时间的周期，以深入分析国际旅游市场，科学预测旅游的淡季、旺季及其发展规律，搞好旅游业的经营治理。
5．社会人口与旅游
研究人口数量、质量以及人口老龄化、人口城市化等人口现象与旅游的关系，分析旅游人口的分布和旅游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种族、文化等结构，以便从宏观上把握旅游市场，合理安排旅游活动。
6．社会群体与旅游
研究旅游群体的特征和互助，旅游群体内外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旅游群体中的冲突和顺应，以及冲突的调适方式，以提高旅游群体的整合力。
7．旅游的社会功能
研究旅游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交流、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友好往来、文艺的繁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研究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各种违规行为及旅游的消极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宗教渗透、腐朽文化侵蚀等等社会问题，研究对旅游违规行为的社会工作和对旅游社会问题的社会控制。
8．旅游社区建设和旅游体制改革
研究构成旅游社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旅游社区的规划、治理、吸收力、辐射力、指标系统、旅游点分布等，以便为旅游社区建设提供咨询，探索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旅游体制和加强旅游业的科学治理。
(三)从社会学视角观察旅游现象
1．与社会学相关的旅游定义
关于旅游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对旅游的定义创造了一个收集标准化旅游数据的统一基础，并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这些定义分为：交往定义、艾斯特(AIEST)定义、目的定义、流动定义、时间定义、相互关系定义和生活方式定义。其中的后两个定义都是与社会学相关的定义。
(1)相互关系定义
198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伯特・麦金托什和 夏西肯特・格波特对旅游的定义：“旅游可以定义为在吸引和接待旅游及其访问者的过程中，由于游客、旅游企业、东道政府及东道地区的居民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旅游引发的各种现象和关系，即旅游的社会性、综合性。
(2)生活方式定义
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1985年对旅游的定义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指出了旅游的一些主要特点，即：异地性、业余性、享受性。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须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旅游这一观念。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旅游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或徐霞客式的旅行和科学考察。它是人类社会中一种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国外一些学者也有相似的叙述。
2．旅游的实质
上述两个定义从社会学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旅游行为以及由此形成旅游现象实质是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机构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和过程。而且，这些行为、现象、关系及其过程构成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旅游不仅是现代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受到整个社会关注的社会化消费行为。
从社会学的视角解释现代社会的旅游现象，可作如下表述：旅游现象是社会文化现象。该现象由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提供消费产品的旅游业共同构成。其形成原因是旅游者的消费需求，需求的本质属于文化娱乐性需求。文化需求引起社会成员的旅游消费行为，刺激旅游机构开发旅游产品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机构提供的满足消费需求产品的行为，以及整个消费过程中发生在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机构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旅游现象。
(1)从旅游者的角度探究
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是文化需求，是满足了生理需求之上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但由于生存的艰难和语言、交通、资金、闲暇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在多数社会成员中实现。古代社会中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实现异地旅游的愿望，如中国的徐霞客、意大利的马可-波罗等人。由于异地旅游的需求很难在多数人中得到满足，因而也不可能出现旅游社会化的现象。
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类获取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资料相比古代社会容易多了。人们只有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考虑满足文化娱乐的需求。其标志性数据就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使得社会成员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日益增多。此外，现代社会中交通的便捷、可支配资金的充裕、休息时间的增多，以及社会政策，特别是带薪休假、退休、养老制度的建立健全，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把旅游作为度过闲暇的首选。
(2)从旅游产业的角度考察
旅游消费和旅游开发形成社会生产的新门类――旅游产业并日益扩展。旅游产业是现代社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能起到改变社会结构、引起社会变迁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从1980年起就对旅游业进行专项统计，最初把旅游列入对外经济贸易，只统计入境旅游的外汇收入；从1998年起把旅游业作为与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并列的项目专门统计，并开始统计国内旅游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国际旅游收入从1980年的6.1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49亿美元，增长了54倍，平均年增长率208％。国内旅游收入从1993年的86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6229.74亿元，增长了6倍，平均年增长率48％。我国从开始统计国内旅游收入时起，国内旅游收入的数额一直高于国际旅游收入。数据表明，我国公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呈旺盛状态。
根据《2006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公布的当年旅游产业的总收入：国际旅游收入339.49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6229.74亿元，共计89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6.3％，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27％，占当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82972亿元的11％；旅游业总收入高于全国工业门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总产值7718.80亿元，略低于全国国有建筑企业总产值9218.56亿元。按照国家旅游局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的总产值将达到33225亿元。
国家旅游局2008年9月《200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旅游业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187.33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16.10亿人次，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4095.4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1095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2.6％。这些数据表明，社会成员的旅游消费行为是社会化行为，服务于旅游者的旅游产业收入已经相当于工业或建筑业中的某个部门的总产值。
二、旅游反映的社会变迁
探讨社会变迁与旅游之间的关系是旅游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制度的宽松，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刺激了国民旅游消费需求的增长，并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
(一)国民旅游消费需求旺盛
1．旅游消费需求年增长率超过GDP年增长率
表1中的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的旅游人数从1994年的524百万人次，增长到2006年的近14亿人次，增长了约1.7倍，平均年增长率14％。20世纪最后6年的旅游人数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进入21世纪的6年间，旅游人数的平均年增长率约15％。旅游收入从1994年的1023.5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6229.7亿元，增长了5倍，平均年增长率42％。20世纪末旅游收入平均年增长率20％，21世纪前6年旅游收入平均年增长率30％。数据显示，21世纪前6年我国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出现迅猛增长，旅游人数和收入的年增长率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的年增长率。
2．旅游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
(1)社会成员收入增加
旅游消费需求增长的直接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的收入日益增加。只有社会成员用于消费的资金增加了，才可能满足他们的旅游消费需求。表2显示了我国国民收入逐年上升和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的态势。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5元，增加了11416.1元、33倍，平均年增长率11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增加了3453.4元26倍，平均年增长率89％o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6年的35.8；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6年的4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 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数据表明，本世纪以来，我国大部分人口的生活处于小康和富裕水平，所以国民旅游消费的需求逐年增长。旅游消费改变了家庭消费的传统结构。
(2)交通支出大幅度增加
表3、表4数据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人们在食品、衣着方面消费的比例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在交通、通讯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消费的比例则呈现出上升趋势。例如在1990年至2006年间，城镇居民家庭的食品支出从54.25％下降到35.78％，衣着支出从13.36％下降到10.37％；而交通、通讯支出从1.2％上升到13.19％，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从11.12％上升到13.83％。农村居民家庭的食品支出从58.80％下降到43.02％，衣着支出从7.77％下降到5.94％；而交通、通讯支出从1.44％上升到10.21％，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从5.37％上升到10.79％。交通支出上升了10倍左右，是家庭消费各项支出上升速度最快的，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成员用于旅游的消费支出快速增加。
(3)闲暇时间增多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劳动效率，不仅增加了公民收入，也增多了社会成员的闲暇时间。我国自1995年起，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1999年9月国家又实施了“3个长假日”，2008年调整黄金周休假制度、增加小长假和带薪休假。我国政府利用社会政策不断增加社会成员的休息时间，这意味着社会成员一年中有1／3以上的时间是在法定假日中度过的。法定假日加上平日闲暇(按每天2小时算)，我国公民每年享有的闲暇时间约150天左右。有些特定人群的闲暇时间更多，例如全日制各类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寒暑假、离退休人群等。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休闲时间的增加与社会生产力进步紧密相连。约1万年前至工业社会前，农耕时代的人类只有10％左右的时间用于休闲。18世纪70年代，能源动力机器的使用将休闲时间增加到23％。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动力机器提高了每一件工作的速度，从烧饭一直到交通，因而使得人们能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休闲。预计到2015年前后，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将有50％的时间用于休闲。每周工作时间一直在持续地减少，从1700年左右的72小时到1859年的69.8小时，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40小时；近些年，西方国家有些人在谈论30个小时周工作时间，24小时的周工作时间正在被争论，多种工作形式已经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的“生活时间分配课题组”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每天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与工作、个人生活必需、家务劳动等4类活动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工作时间仅占人生1／10，生活必需时间占一半，闲暇时间占1／3。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也显示，目前我国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间分别为20.92天和167.4小时，全年工作总时数为2008.8小时，按工作时间横向比较，闲暇时间的拥有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工差不多。
人类拥有闲暇时间才能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生活的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将使未来的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引起两个后果：其一是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其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也会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体现出来。这些后果将催生以休闲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社会大众将把更多闲暇用于读书、上网、看电视、旅游、健身等领域。
(二)社会结构因旅游消费而改变
国民经济的增长逐渐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旅游消费需求，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和相关机构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的各种行为，构成了旅游者、旅游机构和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改变着社会结构。
1．旅游方式的改变
21世纪以来，私家车数量的增多，促使更多旅行者选择自驾游。我国的私家车数量从2002年的968.98万辆增加到2006年的2333.32万辆，4年间增加了1364.34万辆，增加了140％，平均年增长率35％，平均每年增长300万一400万辆(表5)。私家车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选择自己驾车出游。例如2005年“五一”黄金周自驾车旅游的人数占了全国旅游人数的过半；2007年“十一”黄金周，南岳衡山各主要景区自驾车川流不息，每天由京珠高速和107国道进入南岳的自驾车辆超过千辆，整个黄金周外地来南岳的旅游自驾车上万辆，其中进山外地自驾车5200余辆。2008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厦门市共接待自驾车旅游团417个3639人次；此外，约有2万辆私家车的自驾车游客来厦旅游或探亲访友㈨。
2．旅行社接待能力持续增强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旅行社从2001年的10532个增长到2006年的18474个，增长了7943个，增长率75％，平均年增长率15％；旅行社从业人员从2001年192408人增加到2006年293318人，增加了100910人，增长率52％，平均年增长率10％。
21世纪以来，我国国内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增长速度高于国际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表明我国国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导致国家旅游设施和从业人员在结构及数量的改变。2001年国际旅行社占旅行社总数的12％，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8％；2005年占旅行社总数的9.6％，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6％。2001年国内旅行社占旅行社总数的88％，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62％；2005年占旅行社总数的90.4％，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64％。国民的旅游消费需求促使国内旅行社的数量及从业人员在旅游产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3.旅游目的地日益增多
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数量。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政府改善了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签署了更多的旅游协议。特别是国家旅游局与美国商务部于2007年12月17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国旅游团队赴美利坚合众国旅游的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美国成为我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至此，世界上13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使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选择日益增多。
我国公民旅游目的地的增多不仅限于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增多，近年来国内旅游目的地也在不断增加。国内旅游目的地的增多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持续开发的绿色旅游、红色旅游、奥运旅游等主题旅游方面。社会学理论中的“符号互动”理论可以诠释主题旅游。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一种主 张从人们互动着的个体的日常自然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派别。又称象征相互作用论或符号互动主义。符号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符号互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W・詹姆斯、G・H・米德和社会学家H・G・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①人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这些事物对人的意义为基础的；②这些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个体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③当个体在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他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
用符号互动的观点解释主题旅游，即主题旅游是倡导者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融入旅游事物，并通过媒体造势在社会成员中引起的互动效应，创造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纵观绿色旅游、红色旅游、奥运旅游的主题旅游，都是强调某种理念，这些理念就是文化符号，通过传播和放大符号的内容在社会成员中间引起互动，并达到预期目标。例如和绿色理念对应的乡村游、农家乐等绿色旅游，和革命圣地、爱国主义教育、先进性教育等理念对应的红色旅游，和奥运理念对应的奥运人家、北京游等奥运旅游无一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仅以红色旅游为例，2004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根据国家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培育形成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域和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重点打造100个左右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实现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00亿元，就业人数达到1000万人的目标。《纲要》实施3年来，已经开辟了123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其中的73个景区达到国家2A级景区；全国红色旅游游客累计逾4亿人次，其中自费旅游占56.9％；3年来全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0亿元，成为许多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切入口”和“催化剂”。井冈山通过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富了大山里的“老表”们，2007年全市农民人均从“红色产业”中获得的收益预计近2000元。目前，全国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数为37万余人，间接就业人数达143万余人；红色旅游实施3年来，在经典景区和综合收入方面已经完成了《纲要》规定的指标。
(三)旅游消费的社会功能
21世纪以来，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公民的社会化行为，并对我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当属实施黄金周以来，旅游消费行为引起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弊端。
1．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我国自1999年实行黄金周休假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以假日旅游为龙头，带动交通、通讯、商业、餐饮、旅馆、金融、文化、娱乐、房地产等相关服务行业全面增长，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自从实施黄金周休假制度以来，黄金周期间旅游的人次和旅游收入屡创新高。2007年春节、“五一”、“十一”3个黄金周中，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17亿人次，占全年国内旅游人数16.10亿人次的26％。2007年3个黄金周实现旅游收入1816亿元，占全年国内旅游收入7770.62亿元人民币的23％。旅游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社会功能有目共睹。然而，物极必反，当13亿国人的休假日高度集中到同一时段时，旅游景点和交通、食宿、环保等相关公共设施的“超负荷”以及随之衍生的连串问题也开始凸显，社会上改革“黄金周”的呼声日高，以致政府出台调整“五一”黄金周休假制度、增加小长假的应对措施。
2．影响社会政策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草案)》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草案)》。从社会学的视角评价带薪休假制度，仍然是旅游消费行为影响社会政策的范例。带薪休假的实施说明政府充分认识到旅游消费拉动内需的社会功能和巨大能量，以及社会成员对旅游消费潜在的社会需求。带薪休假的实质是给国民增加一个或几个“黄金周”，并分散了这些“黄金周”的时间。这项政策对旅游业和老百姓都是福音，既增加了社会成员的闲暇时间，又缓解了公民大规模旅游行为带来的超负荷弊端。带薪休假制度表明我国政府支持社会成员的旅游消费行为，并支持旅游产业的发展。
三、结论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方感；旅游社区；社区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引言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用来表述对于特定地理位置的认知与情感的概念。从最简单的形式来说，地方感经常被定义为空间与感知的集合。 这一概念包括了地方的客观存在以及人们的主观认识。空间指的是某一特定地方所具有的地理特征；感知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体验过程中，对地方所产生的深切的联系。这一概念被用于地理空间，描述某个地方对于个人的意义，而不是其本身意义。
Steele（1981）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创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脱离人独立存在。他认为地方感是一个人在特别自然环境中的特殊体验，是一个相互作用概念，当一个人来到某个环境并与环境相接触，他就会对环境产生反应。他提出地方感产生的二维结构：人（心理因素）和环境（自然+社会基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地方感，如下图：[1]
图1 地方感中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关系
二、旅游社区与旅游目的地
1.旅游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的关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社区范围可大可小，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市， 甚至一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可以看作一个社区。[2]旅游社区是学科间的交叉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的集合体。时间上，旅游社区强调“过程”：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唐顺铁1998）。空间上，“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又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3]
2.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
地方感可以在个人层面通过年龄、性别的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这些是激励人们参与到活动中，最终强化他们的地方联系的内在动因个人的感情。地方感对旅游社区的影响从个人与群体两个层面实现。
（1）个人层面。①社区居民。社区居民的地方感受环境与个体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环境维度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子，个体维度包括情感与功能因子。旅游社区的自然环境、建筑景观、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居民的地方感造成影响。社区居民在社区之中创造的越多，他们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身技能、结交他人以及更清楚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旅游社区居民的地方感会促使他们参与到社区的各项活动中，推动社区的发展。②旅游者。旅游者对旅游社区的认知与体验是从做出旅游决定开始的。在履行之前，旅游者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获得关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做出旅游决定；在旅行过程中，通过对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社区的游览，形成直接认知并与旅行之前产生的认知进行对照；在旅行结束后，旅游者会通过重新记录旅游过程、分享旅游体验等方式再次组织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社区的认知。
（2）群体层面。①社区文化。“文化，作为人群的一种社会遗产，既是指这一文化的具体所在地，又是指一种比较恒久的而不是变动不定的社会环境而言。”对于每一个社区，它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文化特点。[4]地方感有利于旅游社区文化形成与发展，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进行指导与控制，同时能够使旅游社区各层级组织结构更合理，加强相互间的联系。②构建品牌旅游社区。品牌旅游社区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通过旅游者与旅游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地方感通过社区文化、社区景观的建筑等因素对旅游者造成影响。旅游者在社区停留的过程中，会感受到社区的文化以及社区景观。这些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对社区的印象，积极的印象有利于品牌旅游社区形成与发展，消极的印象将对旅游社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③社区一体化。地方感可以加强旅游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催进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发展与建设中来。社区一体化（Community Integration）可以理解为授权社区自主地决定社区社会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对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旅游社区而言，它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社区形成了一种广泛而开放的民主制度；决策过程是平等而有效的；决策过程中社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参与程度；社区居民控制的旅游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5]
三、地方感与旅游社区发展
1.旅游社区景观设计。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可以了解旅游社区景观与旅游社区形象与旅游者感知的形成。在旅游社区的保护与建设过程中，地方感可以成为指导，使得旅游社区的景观建设与旅游发展方向趋于一致。同时对社区居民地方的研究，可以使旅游景观建设符合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知，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联系。
2.旅游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地方感能够促进旅游社区的一体化，有利于社区的体制建设。在旅游社区的管理体制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居民参与的决策机制使居民参与到社区决策的制定与监督中，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使社区居民享受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旅游经济效益的分享，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缓解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冲突。
3.旅游社区营销管理。旅游者的地方感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旅游地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景观类别；以及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分析旅游者的地方感，了解旅游者的社区体验，可以使旅游社区有效地进行社区保护与建设，有针对性的开展旅游营销。同时，旅游者的地方感会使旅游者对旅游社区产生依恋，会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在营销的过程中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自我地位与宣传，提高旅游者的重游率与游览时间。
参考文献：
[1]顾宋华.休闲者的地方感研究——以环西湖休闲街区为力[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方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J].2005，11.
[3]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32-41.
[4][美]帕克.宋俊岭，译.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60-64.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相关分析
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是用来测量旅游行为主体对旅游发展支持与否、满意与否的问题所持有的某种持久倾向性。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和谐状态，从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矛盾所在。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主要是测量农业旅游社区居民与农业旅游发展的一种和谐程度，本文以长沙县黄兴镇的四个村为例，通过对农业旅游区农村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的调查，对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及时地发现农业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村居民与旅游发展的矛盾，更好地为开发农业旅游和构建和谐旅游社区服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一、 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文把黄兴镇的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和鹿芝岭村共四个村作为研究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每村各200份问卷，共800份问卷。问卷中设计3个变量(题项)，分别是：①没有从中受益，经营旅游企业(个人)受益多；②对本村旅游开发总体感到满意；③总的来说，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对我们是有利的。每个变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来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数据分析
为了使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对调查地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来测量和考察农业旅游社区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的关系。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四村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发现：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鹿芝岭村对题项1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07、3.05、2.45、3.43，对题项2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4.26、3.77、3.56，对题项3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20、4.10、3.55、3.19。从题项1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强烈，基本持中立的态度；荣河新村的居民对此项的感知比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稍强烈，说明三个村的居民基本都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而鹿芝岭村居民对此项的感知较强烈，倾向于同意，说明鹿芝岭村的居民还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这些都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从题项2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四村居民对旅游发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现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从题项3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除了鹿芝岭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感知不强外，其他三个已经进行旅游开发的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感知强度根据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增强。
总的说来，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只适合于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阶段的旅游社区。根据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地的发展而逐渐变得消极。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发现：处于初级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态度更为积极。本文的结论和以上学者的结论基本相似：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越高。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及发展的感知与态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的一种常用统计方法。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当一个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的值时，与之相应的另一变量的值虽然不确定，但它仍然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本文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下表是“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的相关系数来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正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0.474、0.479，与旅游发展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65、0.301、0.528，这表明：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就越高。相比较而言，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关系程度三者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态正面影响的感知比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的感知与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关系更强。
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满意度成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对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越高。说明社区居民为了支持本社区旅游发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经济负面影响。这个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结论：居民对经济的正负面影响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和国内研究者卢小丽的研究结果类似；而且还发现，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和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旅游经济负面影响并不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不支持；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和一般的逻辑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区居民，其对旅游发展关注的方面、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对旅游感知是动态变化的。现阶段，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发展尚处于探索期，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持有较高的支持意愿，对旅游开发中的负面影响的心理容量还很大，所以，往往只关注旅游的正面影响而有意忽略旅游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104.
[2]朱建平,殷瑞飞.SPSS在统计分析中的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5-156.
[3]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3-125.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家庭；社会变迁；旅游社区；旅游影响；东道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费孝通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马克思主义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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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Last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ourism modernity from tourists’ perspective， ignoring hosts’ views. Studying resocialization of hosts’ families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thi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rand has large potential to grow on many topics， such as， host family’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ower of tourism impacts，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from women employed in tourism at home and those away from home.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本文汇集了160种国际旅游学界专业杂志名录，从中遴选出35种常见的旅游专业期刊予以简要介绍，并又在其中选取了20种学术杂志在2005~2006年间发表的1043篇论文进行了选题统计，对旅游和休闲方面的4本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刊载的论文被中外学者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最后，简要探讨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问题。
关键词：旅游学术期刊；旅游研究选题；论文引用
旅游学术期刊是旅游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其数量和质量是衡量旅游学术研究繁荣程度的标志之一，其选题偏好和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旅游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前沿。因此，我们对于近年来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以及发表的论一概述和分析，由此可窥见国际旅游学术研究的近今发展走向以及与我国主流旅游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异。文中表1~表8的内容均由作者整理。
一、国际旅游学界专业杂志概况
据我们对境外出版的与旅游相关专业杂志(包括在线杂志)的检索，找到了近200种，除去那些主要面向旅游者消费指南类刊物外，我们列出其中对从业人员和专家学者有参考价值的刊物共160种(其中前133种为英文刊目，见表1)。
在表1中，有许多刊物是业界内的信息和经验交流刊物，学术性的刊物只占到约20%，表2中列出的是我们从表1中遴选出35种国际常见的旅游专业学术刊物及其出版周期、出版商和主编等信息。从中可看出，这些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只有《旅游评论》还同时发行有法、德文版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出版的《中国旅游研究》是中英文双语版)。而主编也大多是由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授出任，出版商则是以跨国的专业学术出版社为主。此外，许多旅游学术刊物都聘请国外学者担任杂志主编，或由各国各地区的学者组成编委。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的田桂成和徐惠群教授分别担任美国的两本旅游学术期刊的主编。
二、国外旅游学界专业杂志选题和被引用情况
为了了解国外旅游专业学术期刊的选题情况，我们选取了其中20种杂志在2005~2006年间发表的1043篇论文进行选题统计，结果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接待业管理、休闲度假和旅游者的研究占到前3位，而对于旅游产品、人力资源和旅游网站等研究则居后3位。
当然这也与所选的刊物种类有关，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旅游杂志如《信息技术与旅游业》、《接待业信息技术》和《接待业和旅游业人力资源杂志》未被选入，致使这类选题比例偏低。而接待业管理和休闲度假入选的杂志较多，前者的杂志多达5种，后者也多达4种，且这两类选题涉及的面也较广。因此，这两类题材排在第一、二位也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门研究旅游者行为和旅游基础理论的杂志较少，但这两个领域的论文数量较多，如将旅游者的研究(一般多为心理学和行为学模型研究)和旅游理论研究(除旅游者研究外的方法和模型)两个方向的论文数量相加的话，达到了155篇，占14.9%，超过列在首位的接待业管理。刊登这两个方向论文最多的是《旅游研究纪事》(以下简称ATR或纪事)、《旅游管理》(以下简称TM)和旅游研究杂志(以下简称JTR)三本杂志，其中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旅游研究纪事》(以下简称ATR)和《旅游管理》(以下简称TM)两种，这两本刊物也是国际旅游学界仅有的两本被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专业性杂志(此外，虽然《旅行医学杂志》也被SSCI收录。但一般认为，这是一本医学杂志)。这两本杂志的出版方都是同一家以出版学术著作著称的跨国出版公司――埃尔塞维尔科学(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这两本杂志刊登的论文涉及的领域较广，《旅游管理》也并不局限于刊登旅游业管理方面的文章，事实上，在《旅游管理》上发表的管理学论文数量并不多。这两本杂志的主编都是在国际旅游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学者，ATR的主编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的加法尔・加法里教授，而TM主编是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克里斯・瑞安教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教授的学术背景都不是研究旅游经济或旅游管理的，而是从事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旅游研究的学术重心和价值取向。国内旅游学术界对于这两种期刊并不陌生，我国许多学者都是通过这两本杂志来了解国外旅游相关专题的研究动态、进行综述评述和比较研究的。可以说，近年来见诸于各种旅游或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利用ATR和TM期刊进行综述和中外比较研究的论文比比皆是(见表4)，这两本期刊的学术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注：所选的20本期刊是：1.Tourism Management；2.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4.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5.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6.Leisure Sciences；7.Tourism Geographies；8.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9.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10.Tourism Analysis；11.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Education；12.Tourism Economics；1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Administration；14.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15.Journal of Sport Tourism；16.Cornell Hotel &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18.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19.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20.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从表4可看出，ATR和TM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旅游研究的主要媒介，而其中对于发表在ATR的论文引用要多于TM。对于ATR和TM(当然还包括其他有限的几种旅游研究类期刊)国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做过比较研究，我们仅选择2002~2005年间在旅游和休闲方面最有影响的4本刊物，即《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休闲科学》和《休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情况做一简要说明(见表5~表8)。
从表5~表8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旅游研究纪事》(ATR)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达138篇，其中被本刊引用的占近40%，被旅游管理引用的约占24%，而被其他刊物引用的比例较低；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列第二的是《旅游管理》(TM)共130篇，其中被本刊引用的超过40%，而被《旅游研究纪事》引用的超过24%。总的来看，这两本杂志的论文被引用和互相引用的数量都远高于另两本休闲研究类期刊。从这4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情况看，可以发现，旅游与休闲类杂志之间互相引用的并不多。而且引用在该本杂志上曾发表过的论文要明显多于其他杂志，这或许是作者阅读和参考的杂志范围相对固定所致以及与杂志选稿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有关。
三、我国旅游学术研究“国际化”问题
总体上看，在ATR和TM上的作者大多以英语国家为主，对于一些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来讲，语言障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较难以在这些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在国外学术刊物较少见到中国大陆本土学者(包括其他非英语国家学者)论文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但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旅游问题的研究论文，大多数是由在海外执教的华人学者(包括香港学者和华裔学者)、中国留学生与国外教授合作撰写的。据吉里・若加拉特南等人(2005)的研究[1]，1992~2001年期间在ATR、JTR和TM三大刊物上超过5篇的35位学者中只有2名华人学者，一位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饭店和餐饮管理学院屈海林教授，另一位则是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的徐惠群教授。无独有偶，他们两人还分别是在美国出版的《接待业与旅游业质量保证杂志》和《旅行与旅游教学杂志》的主编(见表2)，而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无一人入围。究其原因，除了语言因素外，主要是与我国旅游业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有关，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很快，并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迥然不同，旅游业是在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政府主导和制度变迁的诱发下亦步亦趋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都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其中有些问题对于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研究选题，更无现成的经验借鉴可言。此外，国内外在学术研究习惯、研究方法、选题思路、学术规范等诸多存在着不少差异。国内的学者一般不太适应国外的旅游学术研究规范(即撰写学术论文应遵循的“洋八股”)，但在目前西方国家握有国际旅游学术话语权的情形下，我们如要跻身于国际旅游学术界只能主动去适应这些我们尚不习惯的研究规范和文本格式。从选题上看，国内学者(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往往都选契合当下发展形势需要的“重大题材”，宏大叙事式的论文构架比较符合政府部门制订政策和行业管理的需要。而西方学者在旅游研究中似乎采取的是“无政府主义”，很少研究旅游业的宏观运行体制和机制以及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更多地从细节上关注微观层面、技术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学者热衷于探讨价值理性问题，而国外学者更多地研究工具理性问题。因此，在国内学者的论文中流行的时势政治词汇屡见不鲜，论文的时效性较强，紧跟形势。而西方学者往往喜欢在个案研究中，设计数理模型或构建概念模式。应用量化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许多西方旅游学者提高论文“科学性”的一大法宝和流行趋势，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学术刊物是否录用稿件的一个主要标准或“潜规则”。数理分析技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确有其科学严谨的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消化和吸收，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理分析作为一种工具，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不被滥用和误用。《旅游管理》杂志主编克里斯・瑞安教授(2005)认为“研究人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量化研究成果更容易获得出版，而实际上这些文章对新理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2]。另一方面，中国旅游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在中国很难简单地套用某一个理想化、单一的发展模式来解释和解决各地旅游发展中遇到实际问题。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在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历史遗产资源，还是旅游供需市场方面，从规模数量到种类结构都是非常巨大和齐全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当今中国，旅游业的各个发展历史阶段在全国各地以共时态的方式并存，在一种国家制度的框架下，我们既有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美的一流城市旅游接待业，也有与一些欠发达国家相似的以土著居民生活的原始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快速发展和社会实践可以为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学科产生新理论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实验室”。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在国际旅游学术讲坛上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我们更期待在众多的旅游理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学派”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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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sis Topics
ZHANG lingyun
(Academy of tourism Development，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The thesis examined 160 international tourism academic journals and briefly introduced 35 of them.It further studied 1043 thesis published in 20 of the 35 academic journals between 2005 and 2006，and analyzed the topics.The analysis mainly focused on 4 most influential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and leisure studies.A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made to exam the quotation rate of the thesis published in those 4 journals.In conclusion，the paper discuss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sue of China’s tourism academic research.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旅游者；行为；管理
一．引言
在旅游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今世界，旅游者作为旅游和旅游学研究的主体，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王德刚，1999）。近年来，旅游者行为的研究触角从旅游经济学过渡到旅游社会学再深入到旅游人类学，实现了逐步从经济现象到旅游本质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旅游者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谈及对旅游者行为管理的机制研究仍付阙如。由于旅游者行为对景区造成的影响愈来愈大，而旅游者行为管理开展被动致使景区保护成了单向又得不到呼应的工作，无形中也增加了景区的保护成本。因此，深入探讨旅游者行为管理机制既必要又迫切。
二．旅游者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一）一般消费行为
通过行为的具体表征可以把一般消费行为分为从众性消费和符号性消费。其一，从社会从众效应出发，旅游者在景区内的消费活动属于去个性化的旅游消费，并表现为缺乏主见的从众性消费，旅游者很难做出能够代表个人真实意愿的消费决策。其二，格登和理查兹（1920）在符号三角理论里阐述了旅游者购买旅游商品代表着告知、面子或炫耀中的一种或几种，价格不能真实的反映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除了满足期望，符号性消费还具有建立社会关系的作用，在旅游地、旅游团遇见的陌生旅游者之间可能会因为购买了相同的商品而进行更深层次的交谈；在居住地，旅游者同样可以以商品为媒介与同事、朋友交谈，从而维系其社会关系（Cohen，2007）。
（二）越轨行为
顾名思义，打破规章制度，特立独行甚至造成混乱及破坏的行为即为越轨行为。按照其出位程度的深浅可以把它分为对社会、自然、经济、文化等的环境排斥效应；破坏景区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不爱护环境、插队、满口脏话、不配合景区管理工作和其他旅游者发生冲突等的逆反行为；对景区、旅游者造成安全隐患的旅游犯罪。对环境的排斥效应主要影响因素来源于外来文化在景区开发、社区管理、自然资源保护上态度和行为的强势。逆反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个体人格差异和群体效应的叠加，从弗洛伊德的人格论出发，人们在异地进行旅游活动时常常会放纵人格中的“本我”，隐匿“自我”，忘却“超我”，加之旅游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逆反行为常大面积爆发。关于旅游犯罪的早期研究可追溯到Jud收集墨西哥32个州的数据研究犯罪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财产犯罪对旅游业的影响较之暴力犯罪大得多，而后者仅仅起到微弱的影响作用。
（三）生态行为
生态行为是旅游者管理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与其相关的各种旅游形式，如：慈善旅游、志愿者旅游、绿色旅游等概念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将旅游者生态行为分为环保理念、天人合一的感受、原真性追求三种表征。其中，影响环保理念的主要因素是旅游者的内生因素，凭借不同个人背景产生的生态旅游行为理念，进一步支配并指导着旅游者行为，最终发展成为负责任的旅游者或生态旅游者。而天人合一的感受是以目的地选择为推动力，是一种契合东方哲学观的处事精神。原真性的追求则体现在旅游者内心对接触事物的原本面貌的渴望，亦可表述为旅游者对旅游社区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自发地期望能够获得最原真的旅游体验。
三．旅游者行为管理的本质探索
旅游者行为管理系统的基础源于旅游主客体间相互营造的市场供求关系；推动力来自旅游者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可变的意识观念；目标是实现旅游者满意的旅游体验和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由于旅游者行为以内在心理需要为驱动力，并且不断的受到外部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致使旅游者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角色转换时可能出现各种不适应症状，一些消极的群体行为就会随之暴露出来。针对由复杂个体组成的旅游群体活动，旅游者行为管理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1）以游客为导向的自主型管理；（2）以律法为导向的强制型管理；（3）以景区为导向的契约型管理；（4）以其他游客和景区为导向的协同型管理。不同类型的旅游者行为管理模式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应用到现实旅游活动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旅游目的地类型或具体的游客情况，选择不同的组合，也可以是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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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影响度；旅游研究；指标体系；中国与韩国；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5―0091―06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其对全球旅游业的影响度也日益提升。相应地，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也逐渐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一些旅游学者迫切感觉到，中国的旅游研究需要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让国际旅游学术界听到更多的来自中国的声音，以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一些学者在笔者与其探讨时也指出，国外的一些研究在研究视角、方法、深度上并不一定就比国内的相关研究强，只是国内的研究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可见度”较低，鲜见诸主流旅游学术刊物和其他的学术交流平台，较难引起关注与认可，因而影响度较低，常被忽视，很大程度上导致国际旅游学术界中来自中国的声音不够、话语权不足，这一问题值得中国旅游学术界深思。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究竟是指什么?如何测评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到底有多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引入并分析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概念，提出其测评的指标体系，并就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与韩国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进行比较，分析两国在此方面的共同点、差距与差异，以期管窥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现状，并提出提升的途径。
2、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及其测评指标体系
2.1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
在国外学术界，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界(Anglophone research community)，与“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相关的概念是“研究的跨文化(语言)交流与传播”。科巴思克(Kobasic，1996)曾经指出，旅游研究的传播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存在一种“以‘英语为母语者’为中心”的模式。豪吉森和罗斯曼认为这种传播模式会逐渐强化，原因在于英语作为一种主流的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地位正在加强，且母语不是英语的学者需要在英语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以获得国际认可。肖洪根和史密斯(Xiao&Smith，2007)在分析旅游学识(Knowledge)的影响时也指出，旅游社会学与旅游人类学的经典文献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界更有吸引力。
在国内旅游学术界，与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旅游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宋子千、吴必虎等(2006)曾提出“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的概念。研究的国际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类型的研究国际化，其内涵不尽一致，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在内涵、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一般来说，研究的国际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现象或趋势，是要更好地促进本国的相关研究与国际的交流、合作。而研究的本土化，指本国的研究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尤其是结合本土文化背景和本土知识来研究本国的问题。诚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和践行的那样，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旅游研究也是如此，其并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背景与实践而盲目地照搬国外的旅游研究理论、方法，也不能闭门造车，甚至是孤立主义般地断绝国际交流与学习，而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辩证统一。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类似但区别于旅游研究国际化，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研究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影响程度，主要表现在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受关注程度和被认可程度等方面。提升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实际上就是要提升该国、该地区的旅游研究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影响程度，即重要程度、受关注程度和被认可程度等。
2.2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测评指标体系
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本上不存在有无之分，只有水平的高低之别。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因此其测评的指标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测评指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到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发展要求与趋势，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各个国家、地区旅游研究的现实情况，以及指标的可比性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等。因此，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测评指标，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国际性与科学性；(2)可比性和一致性；(3)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测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核心指标主要有：(1)在国际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2)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的学者数量；(3)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的数量；(4)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5)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6)研究成果被转载、引用的频次；等。
第(6)项指标，虽然也可以很好地衡量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但目前尚难获取相应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本文暂只选取(1)－(5)这5项指标，对中国(包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与韩国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进行比较，借此管窥两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现状，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差异与差距所在。
3、中韩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比较
选择韩国作为比较的对象，是因为：(1)中韩两国同处世界旅游关注的热点地区――亚太地区。(2)中韩两国的官方语言均非英语，与新加坡等国不同。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依次为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而亚太地区的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则是英语国家，是当今国际旅游研究的主导。(3)中韩两国在提升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方面都取得了不俗成绩。相比之下，日本等国在提升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方面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1973年至2007年8月初，日本在《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简称ATR)和《Tourism Management》(简称TM)发表的论文总量仅为13篇；担任全球排名前20位的15种旅游刊物编委的数量仅有3人(次)；在ATR和TM(2002年至2007年8月初)公示的国际旅游学术会议中仅有2场在日本举行；出任国际旅游 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Tourism)会员的学者数量仅1人；2007年出任ATR匿名审稿专家的学者数仅2人。(4)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学术研究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差距，中韩两国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也必然表现出诸多差异和差距，见下文比较分析。
3.1在国际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的数量之比较
既然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研究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影响程度，主要表现在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受关注程度和被认可程度等方面，那么在国际公认的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旅游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就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发表在国际公认的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的论文，表明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旅游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和对该研究的认可，包括对其研究视角、方法和深度等三方面的关注与认可。下文选取的两本学术刊物，分别是《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均为当今国际旅游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旅游学术刊物，分列全球旅游学术刊物排名的第一和第二位。
在ATR和TM的高级检索页面就“作者所在院校”(Affiliation)进行检索，然后仔细核实论文作者当时所在院校及所属国家、地区(考虑到国际旅游学术界学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本文所指国家、地区均指该学者当时工作的科研机构、院校所在国家、地区，下同)，获知中国(两岸四地)与韩国的旅游研究院校(机构)在上述两本刊物上自1973年至2007年8月初发表的论文的数量(ATR和TM属同一家出版公司，可以进行交叉检索；同一文章多位作者可能分布在两岸四地甚至中韩两国之间，但仅在少数，为研究的便利暂忽略，且不论作者排序)。具体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在ATR和TM发表的论文数量”方面，中国(两岸四地)的表现明显优于韩国。但若就中国两岸四地及韩国这5个地区进行深入比较，则结果如下：中国香港、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学者在ATR和TM发表的论文总数量分居前三名。而中国内地的学者在ATR和TM发表的论文总量仅为30篇，仅位列第四，远落后于中国香港(97篇)、韩国(82篇)、中国台湾(76篇)。进一步分析可知，在ATR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序为：中国香港(21篇)与韩国(21篇)并列，而中国内地(12篇)与中国台湾(9篇)次之。在TM上的数量排序为：中国香港(76篇)，随后是中国台湾(67篇)、韩国(61篇)，而中国内地(18篇)位列第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1)中国内地除了在ATR发表的论文数量略高于中国台湾外，在其他指标方面均低于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2)中国香港不论是“在ATR和TM发表的论文总量”方面还是“分别在ATR和TM的数量”方面，均居榜首，表现出较高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在《接待业与旅游研究学刊》(《The Journal0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于2005年8月刊载的《全球接待业与旅游研究分析：科研贡献的视角》(An Analysis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Institutional Contributions)一文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四，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亚洲旅游院校，仅次于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而此项排名主要的依据是全球各大旅游院校的学者在11种国际主流的接待业与旅游研究刊物上于1992―2001年间发表的论文数量。(3)中国(中国澳门除外)以及韩国在TM发表的论文数量均远远高于在ATR发表的论文数量。由于ATR主要涉及领域为旅游社会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心理学、旅游影响等，而TM则主要涉及旅游管理、旅游经济等领域。因此，可以初步推断，两国的研究都在旅游管理、旅游经济等领域更受国际旅游学术界关注和认可，在这两个领域的国际影响度更高。
笔者认为，中国内地学者的论文较少见诸国际主流旅游学术刊物的原因主要有：(1)研究视角，即所关注的领域难以与国际接轨。(2)研究方法难以与国际接轨，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更多地注重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旅游研究纪事》的统计结果)，而中国内地的旅游学术研究最常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旅游学刊》载文的统计结果)，因此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国外旅游学术界对中国内地旅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认可。(3)中国内地许多学者受到语言能力的限制，难以撰写可以在国外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3.2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的学者数量之比较
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还可以通过该国或地区的旅游学者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主编)的情况反映。本文选取的国际学术刊物，主要来自麦克卡切等的研究中位列前20的15份刊物，另加1份新创办的刊物，共计16份。直接登录各刊物的网站，统计出各国(地区)旅游学者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主编)的情况(同一学者可能同时出任多家刊物的编委(主编)，重复统计)，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两岸四地)的表现也要明显优于韩国。就中国两岸四地及韩国这5个区域进行深入比较，则结果如下：中国香港(22人)、韩国(12人)及中国内地(10人)在“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的学者数量”方面分居前三名。进一步分析可知，在全球排名前三的旅游刊物中，在出任编委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香港列首(8人)，随后是中国内地(4人)、韩国(4人)、中国台湾(3人)。上述分析反映出中国香港的旅游研究具有的较强的国际影响度，以及中国内地的旅游学者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地位，也反映出国际旅游学术界对亚太地区旅游研究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中国香港除外)和韩国出任TM编委的学者数量均多于ATR，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都在旅游管理、旅游经济等领域更受国际旅游学术界关注与认可，在这两个领域的国际影响度更高。
此外，通过分析中国第一本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学术刊物――香港理工大学主办的《中国旅游研究》(《China Tourism Research》，中英双语)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构成，亦可管窥中国两岸四地(内地、香港、台湾、澳门)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现状及其比较态势。其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构成见表3。
3.3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的数量之比较
同样，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是加强旅游研 究国际交流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重要指标。本文以ATR和TM(2002年至2007年8月初)所公示的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信息为统计来源(ATR与TM公布的会议存在重复的，仅统计一次)。统计结果见表4。
表4表明，在“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的数量”方面，中国(两岸四地)的表现优于韩国。就中国两岸四地及韩国这5个区域进行深入比较，结果如下：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在“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的数量”方面分居前二，韩国与中国澳门则并列第三，充分显示了中国内地在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上的积极性与为提升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努力。
3.4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之比较
本文所指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是指专门致力于旅游学术研究的国际性机构。受限于资料与研究条件，本文仅以国际旅游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简称IAST)为例，该研究学会是全球较有影响力的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创立于1988年，现有会员71名。入盟该学会意味着该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得到国际旅游学术界权威的认可。因此，入盟该学会的会员数量，可以反映该国(地区)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该学会会员在中韩两国的分布，见表5。
表5也同样反映了在“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两岸四地)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高于韩国。同样就中国两岸四地及韩国这5个区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香港在提升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方面的不俗战绩，其在“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方面位列第一，而中国内地与韩国并列第二。需要指出的是，在2006年“新亚洲改变世界旅游国际研讨会”杭州分会场发起并成立了全球首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旅游学术组织――国际旅游学会(International TourismStudies Association，简称ITSA)，同样也反映出了中国旅游研究为提升国际影响度的努力。
3.5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之比较
学术刊物在遴选审稿专家(panel referees)时具有严格的学术标准。入选审稿专家团队意味着该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获得了认可。因此，通过分析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亦可管窥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限于资料与研究条件，本研究仅以2007年ATR全球匿名审稿专家为例。具体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比韩国具有更高的国际影响度。同样，就中国两岸四地与韩国进行深入比较发现，中国香港依然是业绩不俗，中国台湾紧随其后，韩国位列第三，而2007年中国内地没有学者出任ATR全球匿名审稿专家。
4、中国内地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提升途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选取的5项指标中，中国(两岸四地)的表现均优于韩国。中国与韩国在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方面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如两国都在旅游管理、旅游经济等领域更受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因而在这两个领域的国际影响度更高。但若深入地就上述5个地区进行比较，中国内地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与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便是在本文所选5个区域中也仅处于中等甚至偏下的水平，远低于中国香港，在某些领域还略低于中国台湾地区。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内地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让国际旅游学术界听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为中国的旅游研究在国际旅游学术界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除了继续保持目前在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方面的优势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1)将旅游研究成果拿到国际旅游学术界去竞争，争取在国际主流的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当然，并不是说国内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质量不高。相反，正是由于许多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很强的国际学术竞争力，只是难以引起国外旅游学术界的关注，难以提升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相比之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许多学者的学术论文常见诸国际主流旅游学术刊物，值得中国内地旅游学术界借鉴。
(2)积极翻译出版中国内地学者的旅游研究成果，如《旅游学刊》整理出版的《中国旅游研究年刊》(《Chinese Tourism Research Annual》)，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主办的中英文双语学术期刊《中国旅游研究》(《China Tourism Research》)已经成为国际旅游学术界关注、了解中国内地旅游研究的有效渠道。
(3)加大支持学者赴国外著名旅游院校访学、攻读学位的力度，放眼世界，广泛引进外籍研究人员。在此领域，中国内地一些高校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效。
(4)加大与国外旅游院校、学者合作的力度，争取在课题申报、经费资助、研究开展等方面上提升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
5、结语与研究展望
5.1结语
本文探讨了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以及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的测评指标体系，并就“在国际主流旅游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编委的学者数量”、“举办国际性旅游学术会议的数量”、“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等5个指标，对中国(两岸四地)与韩国的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现状进行了比较，并对提升中国内地旅游研究国际影响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5.2研究展望
本研究受限于资料与研究条件仅就5个指标对中国(两岸四地)与韩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进行比较分析，且在“出任国际性旅游研究机构专家的学者数量”这一指标上仅选取国际旅游研究学会作为比较的数据来源，在“出任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审稿专家的学者数量”这一指标上仅以ATR为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可以选择更多的指标以及更多的数据对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进行比较。诚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肖洪根博士在回复笔者的疑问时指出的，当今国际旅游学术界学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此研究某国、某地区旅游研究的国际影响度，在界定学者的国别时，基于何种标准，是国籍、工作语言与文化背景或是行政区划还是其他?都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
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湄洲岛；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
一引言
目前，全球旅游有明显的趋海性，热带、亚热带海域的海岛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由于海岛远离大陆、规模有限，生态、经济、文化较为脆弱，旅游对海岛的影响较早就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较多的成果。①加拿大学者RichardW.Butler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在旅游型海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演化的6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JeannieHarvey等根据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乃至旅游行业中的收入差距感知差异并不明显。ElizabethFrediline等通过聚类分析，对旅游发展持不同态度的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顾虑者5类。国内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评价、市场分析、环境保护和规划管理等方面，对旅游的区域影响研究较迟，研究成果少，但是发展趋势较快。①宣国富等以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海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态度的差异。陈金华等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烈；居民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5]90-94杨奇美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旅游金三角”中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三岛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岛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比较了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
总之，国内外对海岛旅游影响分析过程中较多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研究结果仅反映海岛旅游的一个侧面，难以指导海岛区域旅游实践。而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地理学空间思维，系统研究海岛旅游影响是一个新的尝试。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三方面影响以及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探讨湄洲岛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感知的空间差异，为制定湄洲岛旅游区域发展战略及建立和完善旅游地社区参与机制，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湄洲岛是闻名海内外的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麦加”。位于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莆田市区东南40公里的海面上(图1)。全岛陆域面积14135平方公里，人口318万。1988年6月，被辟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1992年4月，被国台办批准为台胞落地签证点；同年10月，被辟为国家旅游度假区。根据湄洲岛管委会提供数据表明，截止2008年底，湄洲岛年接待游客达1193895人次，2004至2008年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7148%，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热点。
2.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设计
由于不同的旅游区域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很难找到一份通用的模版问卷。本研究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并结合湄洲岛的实际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该问卷①②宣国富，陆林，章锦河，杨效忠.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2，(6)：741-746；陈金华，周灵飞.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90-94；杨奇美.海岛旅游地居民的影响感知研究———浙江“普陀旅游金三角”实证研究[J].旅游经济，2008，(5)：163-165；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黄洁.旅游目的地居民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解决[D].复旦大学，2004：44-45；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湄洲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45由被访者个体属性和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调查两个部分构成。其中，被访者的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人均收入、收入来源、是否为本岛出生的居民、在本地居住的时间、是否从事旅游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涉及对社会文化影响(10项)、对经济发展影响(7项)、对生活环境影响(9项)、对收入与就业的影响(5项)、政府政策导向(4项)、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满意度(9项)，共44个量测项。受访者的态度采取了5分赋值法，
即：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知道；2=不太同意；1=完全不同意。
(2)问卷调查的实施
2008年12月13日-14日，调查小组(共13人)采用田野调查法以及现场访谈法，在湄洲岛的西亭村、宫下村、湄洲镇中心、下山村、北埭村、后巷村、高朱村、港楼村、汕尾村、东蔡村等10个村落发放调查问卷600份，调查小组对当地居民、村委会干部及景区相关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由被调查者填写后交回，最后收回问卷6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1份，占回收问卷9512%。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中赞同率等于“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同意”的百分比，反对率等于“不太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完全不同意”的百分比。
(3)受访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51131%，女性占48169%，年龄层的分布较为均匀，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职业以渔民、学生、个体商业户为主，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渔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人均月收入主要在500到2000元之间。样本居民覆盖面较广，符合当地的社会人口及经济特征，调查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代表性。
三调查结果
1.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71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知名度和塑造了良好的形象；8812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加深了居民对妈祖文化的认识和了解；7610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增加了与游客接触交流、学习外来文化的机会；68165%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明显进步了；69188%的被调查者认为游客的到来为旅游社区带来了活力；63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挽救了古朴的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这6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赞同率均在60%以上，有2项都快达到90%的赞同率。同时在调查中，也有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不利影响，40128%的被调查者认为“宰客现象”事件时有发生；69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得妈祖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1812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导致本地居民道德水平下降；1711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在这4项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有2项赞同率在40%以上，而另外2项均低于20%。
综上所述，可见社区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积极影响还是相当认可；虽然，旅游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有些影响只是少数居民的认知，如居民道德水平下降问题和人们之间信任程度下降问题，不过妈祖文化的“商品化”问题和“宰客现象”等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从整体上说，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2.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7913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发展；6419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吸引了更多外来投资，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62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64145%的被调者认为旅游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64162%的被调6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查者认为旅游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5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赞同率均在60%以上，不过整体来说赞同率特别高的没有。与此同时，受访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63122%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当地物价上涨；48186%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区房价和房租上涨；50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4515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这4项经济发展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2项调查项目赞同率已经超过50%，另外2项也是接近50%。
综上所述，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结果相比，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正面认知就没有那么强烈，而对消极影响的赞同率却相对较高。2004年湄洲岛接待游客达到132万人次，实现全社会旅游收入1146亿元，旅游收入占全岛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湄洲岛的支柱产业，[7]5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中利益的分配不均，旅游发展引起的物价、房价、房租上涨等原因，造成居民收入的两极两化。
3.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516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改善了湄洲岛的公共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等设施；7915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7016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良好；6813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和谐；77176%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岛内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在这5项环境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有4项赞同率均在70%以上，另1外项也接近70%，赞同率相当高。但是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15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的参观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3512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垃圾)；50179%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高峰期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3311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沙滩、海水污染严重；在4项环境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1项赞同率在20%以下，2项也接近40%以下，1项超过50%。
综上所述，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改善了岛内的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沙滩、海水受到污染，由于岛内外是通过轮船往来，旅游高峰期(黄金周、妈祖诞辰日、妈祖升天日等)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
4.对政府政策导向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69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本地居民投资旅游业；7918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4312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调查项目的赞同率看，社区居民对政府政策导向的相关问题反映较激烈，尤其是有关“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此项调查项目应引起注意，这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原有的“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观点，所以社区居民要求政府增加一些居民的福利待遇。
5.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
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的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和生活环境影响的认知大致相同，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分别有65168%、68165%和63104%的居民表示“我对本地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总的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利大于弊”及“旅游活动开展现状感到满意”。这说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对发展现状感到满意，但是赞同率都在60%～70%之间，并没有特别高。湄洲岛还处于发展阶段，管理体制、人才开发、产品设计等各方面还有待提高。
四研究结论和讨论
1.湄洲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不足，影响其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
在湄洲岛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态度调查中，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旅游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而且43126%被调查者还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主要是湄洲岛度假区管委会对居民参与旅游重视不足，大量的旅游企业由外地人经营管理，当地居民参与较少，旅游的大部分收益输出岛外，出现海岛旅游业发展的“漏损”。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视海岛交通、供水、绿化等基础设施，但当地传统产业并未改变，居民的生计仍然如故，因此，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力度不很高。因此，莆田市旅游局、湄洲岛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要求，实现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湄洲岛的旅游发展决策，公平分享旅游经济利益，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更好的实现湄洲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于经济感知
从湄洲岛调查可以得出：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强于经济影响感知，这个结论与陈金华等人对福建东山岛的研究结论[5]90-94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东山岛的旅游是随着滨海旅游、休闲而兴旺起来的，岛外的游客一般在东山岛停留时间在2天以上，旅游带动了购物、餐饮、宾馆、景观地产等发展，居民的经济感知很强，而湄洲岛自从1987年开放台湾游客参观以来，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文化功能，旅游服务功能主由岛外的莆田市区和文甲等镇区承担，游客在岛内停留时间只有几小时，岛内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滨海沙滩风光、渔家乐与农家乐并未随着海岛浓郁的宗教观光而兴旺起来，所以，当地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强于经济的感知。另一方面，湄洲岛东临台湾海峡，面积小(不足东山岛的1/10)，基础设施较差，容易受台风等风暴的袭击，而东山岛尽管也会受风暴影响，但是海岛腹地较大，滨海绿化较好，又有三座大桥与大陆相通，抗御灾害能力较强，湄洲岛居民的环境感知更强。
3.居民的旅游感知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
陈金华等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旅游感知受到文化、职业、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等差异的影响。[5]90-94但从笔者对湄洲岛的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的旅游感知不但受文化、职业、年龄、参与旅游程度等差异的影响，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并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根据表1可以发现，不同的村落，旅游从业者的人数是不同的，结合表1和图1我们不难发现，离景区越近的村落，从事旅游业的人就越多，离景区越远的村落，从事旅游业的人就越少，形成空间递减规律。例如：宫下村是在妈祖祖庙(湄洲岛主景区)的附近，所以其旅游从业人员在岛内是最多的。根据调查，离景区越近的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影响感知越强，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见表2)。可见，这种空间差异主要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北热南冷造成的，此外，也说明度假区管委会未南部景区和南部居民进行有效的宣传。
4.居民对政府的作为有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