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发言稿范文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1篇

那次，司马光砸缸救出伙伴之后，顿时成了响叮当的新闻人物，《大宋今报》、《大宋频道》和大宋搜兔网站报道的全都是有关司马光砸缸的新闻。

就连司马光到超市里买一点东西，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把他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雨泄不通，那些不认识司马光的人，也想一睹这位见义勇为的少年英雄风采。这下，吓得司马光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怕得是人们的七嘴八舌和那些问得让人无法回答的无聊的问题。

司马光就读的学校名叫 “宋朝希望书院”，是一所官府主办的，里面的学生有相当一半是农家子弟，平时很少见外人来参观采访什么的。可当司马光成了名人之后，各大媒体轮番来学校采访，采访司马光的老师、同窗好友和他的院领导。全院师生都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这一天，院领导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电话，说是政府要来召开一个现场会，主要是让各地学府学习书院在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什么经验值得推广。另外，在现场会上，还要安排司马光的英雄事迹报告，由院长和司马光本人发言，时间定在后天上午，抓紧安排，不得有误。

“命令如山倒”，院长放下电话赶快通知院领导班子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现场会的准备工作。随后，院长派书院写作能力最强的办公室主任白茫惑为院长和司马光写发言稿，尽最大能力写得有激情，有煽动性，让领导和其他学府的人员听后有感触，能产生共鸣。白主任根据领导的安排，挑灯夜战，终于，洋洋洒洒数万言的两份发言稿问世了。

再说司马光，一天时间领导找他谈了两次话，把司马光谈得头昏脑涨，他脑子里充斥的满是如何接受领导的询问，如何向大家谦虚地说说自己救人的想法，如何向大家说说以前是怎样牢记校训牢记老师的教导的……一整天，司马光都没有迈出屋门一步，他恐怕领导见了他之后再有什么新的安排。一个人沮丧地闷在小屋里，脑子里苍白一片。

现场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如期举行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府的领导、各大媒体记者纷纷涌进大宋希望书院，把偌大的大礼堂挤得满满的。主席台上各位领导依次坐定，在如潮的掌声中，现场会开始了。

在主持人热情洋溢的主持下，按照事先准备的程序，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主持人喊道：“有请我们的英雄上台！”时，司马光从后台走了出来，他往台下望了一眼，哎哟！我的妈呀！这么多人呀！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的他，腿不由地开始哆哆嗦嗦。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当在发言席上准备发言时，台下不知谁带头又一次鼓起掌来，这次鼓掌，并没有给他的心里带来多少平静，反而又让他多了些紧张和不安。他的心突突地跳得加快了速度，以至于白主任给他的发言稿在衣袋里由于刚才的局促被揉得稀巴烂。没有发言稿，这下可完了！事先司马光并没有准备发言的内容，完全按照领导的指示熟读白主任的稿子。在台上大约僵持了二十多秒，司马光觉得眼前白茫茫的，台下的人起初是双影，最后什么也看不到了——他晕倒在台上了。

这时，台下乱哄哄的，整个会场像热锅里的蚂蚁。不知谁冒了一句：“救人是个英雄，可在大众面前发言一点胆儿也没有啊！”

第二天，各大媒体的“谁说司马光是英雄？”新闻铺天盖地。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2篇

读公告时,我就在他身后两三米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60年前,李普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报道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很荣幸呀!可以说是三生有幸!”

“这是我,这是邓小平,这是、、吴玉章、……”在李老家里的小客厅,李老指点着墙上的放大照片,几乎语不停顿地一口气报上名来。“当时在前面读公告,”李老比划着,“我就站在他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我等着要他的发言稿子。”

这张黑白照片是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拍的,当时作为特派记者的李普负责采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侯波为他拍下这张珍贵的工作照送给了他。“照片上的人,现在恐怕就剩下我一个还在世。”李老微微仰着头说。60年前,他31岁。

陈老总感慨:能看到这个场面,三生有幸

李老微笑着说:“开国大典是下午3点正式开始,2点时大家到中南海怀仁堂,交代一遍流程,然后出发去天安门。典礼快开始时,我在会客室看到刘帅(元帅)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临近3点,第一个走上天安门城楼,他身后是朱老总。”

宣读公告时,李普赶快从后面挤到前排。“当年共产党员都穿中山装,就穿着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满城楼就只有美髯公张澜穿长衫。我穿一件灰色的粗布中山装,连领子都没有,还皱巴巴的。”李普的后面站着多位领导人,“也不讲谁前谁后,记者都可以随便走来走去。”

李老说,读公告时,他听到身后的感慨了一句,“陈老总的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意是:打了这么多年仗,能看到今天这个场面,三生有幸啊!”

惟一遗憾:光顾看现场,没有提问

在随后的阅兵仪式上,身着戎装的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坐吉普车检阅了部队,那时的部队都停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等朱老总返回城楼时,部队行进到了天安门前:坦克、飞机、红色和白色战马,何等雄壮!

李老回忆说,群众游行队伍经过时,和天安门上的所有人都在微笑着招手。“开国大典的游行和后来国庆群众游行不一样――大标语、字牌、花环这些东西都没有,只有挥舞红旗喊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把手绢扔上了天。”

大典结束,李普赶回去写稿时已经是晚上9点以后。惟一让他遗憾的是,他当时光顾着看现场,没有提问,“其实有些开国元勋跟我非常熟。”

10月2日,这篇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

公告上附有手写字条

读完公告,李普立刻上前索要那份公告。“当时公告那张纸多出一张纸条,是一份手写的56个委员的名单。一再嘱咐我说:‘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原来,公告上最初只列出了8个人的姓名,即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名字,然后是“等56人为委员”。但张治中在上午的政协会上提出补全名单,以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当场表示赞同并手写了这些人的姓名,附在公告底端。

李老解释说,名单上的许多党外人士担任了新中国的重要职务:6位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几乎占了一半。当时中国政坛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人士,以及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派的实力人物,几乎悉数纳入。1949年年初各路人士齐聚北平,可以想象这份附加名单的面世,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10月1日上午的政协会议上,11人发言稿各具特色

开国大典之前的10天,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举行,李普也全程采访。在10月1日上午最后一次政协会议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1位领导人的发言稿。

领导的发言稿早就印发下来了,但李普还是等在一旁索要他们发言时拿的那份稿子,用来核对每一处字句的小改动。说:“我没有发言稿,只有公告给你。”也没有稿子,只有8行提纲写在两张白纸上。宋庆龄的文章写得最精彩,先用英文起草,然后再译成中文,“她的稿子有自己的特色,毫无八股气,生辣漂亮。我拿到她的手稿一看,有的字还注上了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李老回忆说,那天11个人的发言中,老总的最短,只有大约5分钟。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非开国大典上所说

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句湖南口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给人印象深刻,大多数人随口就能接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事实上,在开国大典上并没有说过这后一句话。

李老解释说,开国大典是个庄严场合,公告不可能用这么情绪化的字眼。“其实‘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在政协会上说的,政协会议的气氛要轻松得多。”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3篇

受父母的深切影响，吉尼娅很热衷于“做官”。在一次学校举办的旨在激发小学生思考公共服务事业的征文比赛中，吉尼娅就在征文中这样写到：我的愿望是做一天的州长，来帮助和改进马里兰州的事务。如果我担任州长，将改进中小学教学、大力支持警察和消防部门的工作，在保护环境上有所建树，并努力增加就业机会。

吉尼娅的征文被校方放到校园网上，有一天，马里兰州现任州长奥马利，在视察学校浏览校园网站时，无意中看到了吉尼娅的征文。奥马利州长对8岁的吉尼娅的大胆想法产生了好奇，他想，既然吉尼娅的愿望是当一天州长，为民众服务，那就让吉尼娅实实在在地行使一天州长的权利，满足她的愿望。于是，奥马利向吉尼娅发出邀请：请她当一天马里兰州州长，行使一天州长的职权。得知这个消息，吉尼娅惊诧不已，父母鼓励她说，去吧，孩子，去实现你的理想。

2013年7月2日上午，吉尼娅作为为期一天的荣誉州长，在州议会大厦前宣誓就职。宣誓就职之后，吉尼娅开始在州长办公室正式履行州长职务。州长秘书为吉尼娅安排了如下的日程工作：会见来宾、与在州议会工作的女性党团成员开会、出席马里兰州环境科学教师会议并发表演讲，为新的州府官员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接受媒体采访等。

别看吉尼娅只有8岁，但在处理州里各项事务上，却驾轻就熟，她学着父母在家里处理工作的样子，很快进入了状态。在与州议会女性党团成员开会时，吉尼娅提到应当缩小学校班级的规模，并举例说，今年我的班级有32名学生，课桌之间没有走路的空间，如果缩小班级的规模，将有助于我们的学生认真听老师讲课，而不是陷入与其他学生的麻烦之中。最后她说，她希望这一目标能在马里兰州实现。之后，哈里森还建议为小学生开设西班牙语课，以及提供免费课后活动等。

接下来，吉尼娅要在马里兰州环境科学教师会议上作讲话。为了准备在马里兰州环境科学教师会议上的发言稿，她亲自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并归纳出自己发言稿的主题：保持查斯皮克湾环境的重要性。吉尼娅说：她每个月都要前去看望居住在查斯皮克湾附近的奶奶数次，顺便会去查斯皮克湾游泳，那里海水清澈，沙滩干净，天空碧蓝。吉尼娅提出要保护好查斯皮克湾这块净土，保护好这块孩子们童年的美好乐园。

……

一天的时光转瞬即逝。吉尼娅一天的州长执政结束了。面对媒体，吉尼娅谈到当一天州长的感受时说：“当一天州长让我受益匪浅。从前我希望将来在科学或时装设计领域发展事业，但她当了一天州长之后，我又确定了一个新目标：我长大后要参加州长竞选，当选后将在职培训计划、公共安全和防止滥用药物上，有所作为……”

吉尼娅的父母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想当官，是要为民众服务，这是个好事，我们支持她。教育的目标就是在一代代人心中洒下种子，让社会更加进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4篇

亲自向中国代表团交代任务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投票表决，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决定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表决结果一出来，联大会场上就沸腾起来，与我国建交的或是友好的国家代表都激动地站起来高声欢呼，忘情地握手和拥抱，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兴奋地唱起歌，跳起舞。消息传来，我们都非常高兴。主席说，今年我们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席位。

当时，联合国大会已开了一半，我们还派不派代表团参会？有人说，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讨论什么问题也不清楚，提案也没有，等明年再去吧。却果断地决定，马上组团去。他说，这是非洲兄弟将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于是，中国很快组成了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兼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我作为代表团一等秘书也随团前往，并在会后留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10年零1天，先后任参赞、大使等职。

在我们启程前的晚上，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说，你们是第一次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地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中美还没有建交，你们是深入到帝国主义心脏去，处在别人的包围之中，是孤军深入。“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古人讲的，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另一句是阿庆嫂讲的，叫做‘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出发那天，总理和政治局主要成员亲自到机场为我们送行。

中国要派代表团参加联大立刻成了各国媒体报道的焦点。那时，中美没有直达航线，代表团要在巴黎等地转机。在巴黎转机后，一些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打探到了我们的航班，就同机搭乘，随机采访。

布什精心策划欢迎形式

11月15日，我们正式出席联大会议。当时，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是乔治・布什，即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父亲。以前，他一直极力阻挠我们参加联大，现在眼看中国进合国已成事实，他不得不改变态度。布什事先打听到了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时间。那天，他早早就站在通往联大会场的走廊上，假装与人闲聊。看见中国代表团一行到来，他扮成不经意间碰到，主动走上前来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表示欢迎。

中国代表团一到，联大原定的议题就停止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上台致欢迎词，有的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有的说，联合国没有中国的参加就没有代表性，解决不了世界上任何重大的问题；还有的说，中国的参加使联合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接着，乔冠华发表了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台下反应非常热烈，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乔冠华讲话后，各国代表排着很长的队伍一个个上前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这一天后来成了联合国的“中国日”。

那些天里，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的某人是“美男子”，等等。美国各界寄给代表团的友好信件也很多，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的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为表示友好，布什还特意邀请我们到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做客。此后，他经常邀请我们去，我们也邀请他们一家来吃饭，直到两年后布什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

乔冠华力挫美苏操纵联合国的企图

我们进合国后，按照中央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有的国家代表说，中国进合国之后的那些年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办好事办得最多的时期。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与不结盟运动、非统组织和77国集团等相互呼应配合，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斗争，打破了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操纵。

那期间，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73年10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苏两国提出的关于监督中东停火的决议草案。我们觉得决议草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立场，准备强调一下我们的立场。会议开始后，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即要求表决。这时，乔冠华敲了敲面前的水杯，表示要发言。马立克却插话说：“我们(指苏联、美国)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吗？这次会议不安排发言！”

乔冠华一听非常恼火，你们怎么能随意剥夺我们的发言权呢？他又敲敲水杯，高声说：“我抗议，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发言权！”马立克也敲起水杯，气急败坏地说：“讨论可以在表决后进行。”“马立克先生的话完全没有道理，”乔冠华大声地说，“在一项决议草案表决前，我们不得不就这个草案发言。”会议开不下去了，会议主席只得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会议主席同意乔冠华在下午的会上第一个发言。吃完午饭，乔冠华把我叫去，说发言稿要重写，最后加了一段话，大意是：马立克先生，我认识你多年了，为什么你的脾气一点也没改，还是那么霸道。你急什么？中国有权利发言，为什么不让我们讲呢？安理会的事情应当由安理会所有成员来决定，否则还要我们干什么！由美苏两国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行了吗？乔冠华还在会上强调：“中国坚决反对把联合国安理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做法。我们认为，这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家极大的不尊重。”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乔冠华大战马立克”的消息。

邓小平在联大承诺“中国永不称霸”

另一件事是邓小平同志1974年4月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当时，联大准备召开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大会，邀请各国派高级官员出席。那时，身体不太好，点名邓小平同志率团出席。

小平同志找乔冠华来写发言稿，乔冠华又拉上我和另一个同志。小平同志做了口头指示：这次会议除了讲经济问题外，我们还要讲讲政治问题，主要是宣传的“三个世界”思想，要把它说清楚。会后，乔冠华就拉我到他家去，商量怎么写。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聊到深更半夜，一瓶茅台酒也喝完了，大概形成了一个思路。后来，又有外贸部和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一起参与写作。稿子写完后，送给小平同志审。

过了两天，小平同志找我们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商量。小平同志说：“稿子大体可以，但还缺少这样一个思想：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万一有一天，中国也变成到处侵略、干涉、欺负、剥削别国的超级大国，全世界人民就应当团结起来，和中国人民一道来它。”这番话表示出我们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爱好和平，平等待人的真诚决心。于是这段话就成了发言稿的结束语。

4月10日，我跟随小平同志参加了会议，小平同志做了近30分钟的发言。他的讲话，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讲完后，全场掌声雷动，各国代表也排着很长的队伍前来握手，表示赞扬和祝贺，就像当年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第一次进合国时的那种情景。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5篇

今年4月，本刊刊登过李仕鸿的一篇文章，但是见他这还是第一次。李仕鸿爱写文字，用文字来表达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思考和观点，写字只是爱好，有时遇上个事不吐不快，有时是工作沉淀，有时只是絮絮叨叨。印象中能写的年轻设计师大都锐气十足、有那么一股憋着拧着的愤怒和责任感，衣着自有自己的讲究，十分善谈或者截然相反。无论怎么样，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点被塑造出来希望被别人辨认，而李仕鸿则不然。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汕头一家大型家居卖场里，此次城市专题的论坛环节也在这里举行。他比约定时间稍晚到达，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普通T恤、西裤、黑皮带和黑皮鞋，干练的小平头，低调的黑框眼镜，一来就很快加入到在场设计师的话题中，开始侃侃而谈。即使是在闲谈中，他也很少打断别人的话，总是在大家说完才开始自己的发言，面带微笑，语速不慢，条理清晰却少些闲聊的琐碎，就像一篇小小的发言稿。如此中规中矩的李仕鸿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随意的老板，而不是我印象中能写敢说的设计师。

不过如今李仕鸿不仅仅只是一个设计师，他是汕头设计师协会的副会长，自己创立“一帜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一帜”两字取自“独树一帜”。对于这个名字他很是骄傲，但是由于公司的客户大都在当地，而汕头发“一帜”的发音尤其绕口，每次都需要和客户解释许久，慎重考虑后把公司名改为了“华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李仕鸿对此“明珠蒙尘”的结果十分扼腕。他觉得这两个字代表了他对自己和公司的经营理念：独特新颖、自成一家。就像当年吴家骅教授曾发表一篇文章《有话就说》，李仕鸿看后满心喜欢，立马跟了一篇文章，取名《也有话说》，文之所及与吴教授针锋相对，当然文中丝毫没有对吴教授不敬，相反他推崇吴教授的敢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立想法，我喜欢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看和别人相反的方向，你觉得不好的我就希望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不希望大家被权威束缚，当然我本心并不觉得权威是错的。”

不过当自己的喜好与现实相违背时，他还是会努力去迎合现实，“喜好只是自己的事，而我们活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头衔的增加，工作也变得越发忙碌，不过忙碌只是相对于汕头设计师而言，毕竟在以“功夫茶”闻名的汕头，你得随时坐下来准备喝茶。何谓“功夫茶”?就是你得花功夫去喝的茶，一小杯一小杯你来我往，事情就在这些功夫、时间和人情里慢慢谈成。“人情”犹如汕头的空气，无处不在并且不可或缺，无论你的设计多么完美、新颖，没有几番“功夫茶”的滋润，那也是谈不成的。李仕鸿说他工作的时候本是十分讲究速度和效率，但是有时不得“入乡随俗”，何况他本就是当地人，该花的“功夫”一定不会少，而这些“功夫”不输于深圳设计师的“挑灯夜战”。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半倚在沙发内，十指相交随意放在腿前，当我提问时，他会稍前倾，然后些许沉思，最后给予我一个连贯而肯定的答复，无论问题是否关乎设计，他最后都会谈到他对设计的看法。他的每一次回答都有如一个小篇幅的命题式发言稿，观点鲜明，论据凿凿，起承转合一样不落，回答完之后会问我：“我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我还需要补充什么?”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当地许多媒体都对他进行过访问，而这些采访的成文大都有清晰有力的观点。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6篇

转眼之间，30年过去了。1994年春，我还在主编《中国侨报・华声报》，派驻人大、政协“两会”的记者不断送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稿。某天晚上我在翻阅这些发言稿时，偶然看到孙轶青委员呼吁调整文物管理政策、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大会发言稿，赶忙仔细阅读。孙老的发言切中时弊、分析透彻，他深刻指出：现行的文物法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甚至带有“”痕迹，要害是一切交易由官方垄断，其他单位与百姓不得染指。它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文物保护与弘扬中华文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一边阅读，一边拍案叫绝，有茅塞顿开之感。因为那几年我正热衷于古瓷收藏，十分关注民间文物市场，对许多互相矛盾的社会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在提倡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北京、天津等地工商管理部门热心兴办民间旧货与古玩市场，群众十分欢迎，每周日逛市场的至少有几万人，这显然对活跃地方经济、满足百姓文化生活需求都大有好处，可是公安、文物等部门又不时组织查抄、罚没……而孙老在发言中敢于明确指出：“黑市”不黑!它是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政策法规不能与人民对立!中国历代明智政府，都要考虑人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当代更应如此。

后来得知，类似的发言，孙轶青已经在全国政协讲过三次，有时还是与多位文化界名流联名签署的提案，而北京主流媒体居然不报道，于是我决定与报社同事一道，深入采访孙轶青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

1994年五六月间，孙轶青在红霞公寓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次采访是有问必答，他开怀畅谈，并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多次发言稿及有关背景调查资料。在我写成长达四五千字的“对话”以后，他又认真地作了审阅、修改。

1994年6月24日，《中国侨报・华声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本报记者采访记――《开放文物市场势在必行――与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孙轶青先生对话》。此稿受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的重视，在《华声报》发表的当天，专稿部将此稿电传给有约稿关系的海内外多家媒体，因此有许多报刊陆续刊发了孙轶青倡导中国大陆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重要主张。香港《明报》以“本报特稿”的形式发表，题为“乱世饥民，盛世文物――孙轶青呼吁开放文物市场”。西安《收藏》杂志加编者按推介，全文刊载。我敢说这是对孙轶青首倡修改《文物法》、开放民间古玩市场的第一次集中报道，也是对现行的已过时的文物法规的一次冲击。

1995年我退休以后，就以孙轶青提出的古玩市场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一方面钻研古书与史料，一方面实地考察北京潘家园及天津、太原、洛阳、上海等地的古玩市场，又多次拜访孙老，有时一谈几个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孙老的“民间视角”，或曰以人民为主人的“公仆意识”。例如他谈到北京有一个老工人，下岗了，家里又有病人，便把家中祖传的一个清早期瓷盘找出来，拿到早市出售，想换几个钱救急……不料正赶上查抄“黑市”，又要罚款又要没收(瓷盘)……这个老工人哭了，大声质问执法人员：这是我家祖传的盘子，我又不是倒卖文物!我先拿到文物商店，因为瓷盘有个裂纹，你们又不要。我只好拿到早市来换几个钱给老婆买药……我犯了哪门子法啦?!你们不是人民政府吗?……孙轶青难过地说：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人民呢?我们的政策法规怎么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呢?孙老告诉我，早在“”时期，经批准，外贸、文物部门就在各地收购清代中晚期文物出口换外汇……国内文物商店也对外宾服务……后来形成一种荒唐的社会现象，即有钱的外国人可以在外国或中国买到中国文物，而中国公民却不能收藏、交流本国的文物。这种“”时期遗留下来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诞现象怎么能不赶快改变呢?孙老明确主张：凡是外国人能够买到的中国文物，应当统统对中国公民开放!

孙老坦诚地说：这部过时的《文物法》是他当文物局长时参与制定的，“我是有责任的，当时对文物界的情况还不熟悉，思想上还有‘左’的影响……现在认识到它过时了，有侵犯人民利益的条文，就应当大声疾呼，坚决把它改过来，如果再坚持不改，岂不成了维护部门垄断利益的大问题?!”

1999年，我在《收藏》杂志、《羊城晚报》等报刊连载的文章《古玩市场今昔考》《京城鬼市》等即将结集出版，敬请轶青老师作序。他在电话中说：“你不用送书稿，你的连载文章我差不多都看了……”那年孙老高龄七十七，竟用蝇头小楷一气呵成，为我的《古玩市场今昔考》一书作序，写满了五六张大纸。我感动地对友人说，这是指导老师作序，你看多么认真，又是书法作品，我要永远珍藏。

孙老在书序中再次指出：“数千年中，中国的文物、古玩市场及民间收藏事业从未间断。”“它是一种千古不易的社会需要，任何时代的政府和法规都必须支持和满足这种需要。”“那些仅仅适应于计划经济时代，而有悖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文物、古玩的管理法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2002年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文物法》的时候，由国家文物局几位专家奉命起草的新《文物法》中，仍然没有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内容，而且如此不合时宜、有违民意的草稿，居然已经过国务院总理的审阅、送呈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孙轶青得知这一重要情况后，忧心忡忡，十分气愤，连忙打电话叫我去他家聚会。当时在场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古玉收藏家柏岳先生。我们三人讨论后的共识是，此事事态严重，公开批评了八年还不改，说明主管部门的垄断思维很顽固，甚至可能是既得利益在作怪。而朱总理日理万机，太忙，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草案的具体内容和其中的利害关系，现在要想挽回此事，看来只有一个办法――给朱总理写一封信，严肃批评此事……

当时在一起讨论此事的三个人，有两位均已八十高龄，只有我尚属“望七之人”，于是我自告奋勇，迅速起草了一封简单明白、措辞尖锐的批评信，由中国新闻社直送朱F基总理亲收。此信在发出之前，曾经两位高人、老师审阅把关。他们是孙轶青先生与吴小如教授。吴老师事前提醒我说：你这是在“告御状”，措辞一定要严密、谨慎……

过了不到一个月，我这个署名“退休办报人”的“民意代表”收到盖着“人大常委法工委”等两个大红印章的邀请函，希望我参加即将举办的“《文物法》立法论证会”；又有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你给朱总理的批评信已经转给人大常委会了，希望你参加论证会发个言……孙轶青得知这个新情况后非常高兴，催我赶快写个发言提纲。孙老因是原文物局长，又是带头批评现行《文物法》的人，已经应邀参加立法论证会。

6月26日，《文物法》立法论证会在西皇城根金台饭店 召开。没有想到的是，头一天的多数发言，居然不赞成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第二天孙轶青带头发起“反攻”，首先讲“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反对“割断传世文物与广大人民的联系”，反对“片面强调文物管理的特殊性，妄图把文物管理放在脱离时势的孤岛上面，而拒绝改革开放”。他再次指出：“要懂得减宝于民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人民有权力收藏和处理散在民间的自己祖国传世的遗存。这实质是一种民利，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指出：“不应也不宜把所有文物集中到国家手中”；“中国的文物管理一向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向祖宗学习，而不能“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陷自己于民族虚无主义”。他主张“建立和发展文物市场”，散在民间的传世文物，“凡可作为商品者，都应允许其投入市场，让人民互通有无，自由交换。”

我作为“特邀”参加的民意代表，追随孙轶青接着发言，题为“告别垄断思维与鸵鸟政策”，尖锐批评旧《文物法》中的某些条文，建议在修订《文物法》时增加“中国公民收藏、交流文物商品是合法的”等内容。

当晚主持会议的“法工委”负责人特意举办小型宴会，单独宴请孙轶青、张德勤和我这个“民意代表”，对我们的发言表示感谢，并对我说：你们几位的发言均已记录在案；你给总理的信已存入人大常委会档案，这些都是此次“修法”、增加开放文物市场、允许中国公民收藏、交流文物条文的依据。孙轶青高兴地举起酒杯说：十年了，十年了!来，庆祝胜利，干一杯!《收藏》杂志在突出报道此次论证会时，只选了两位原文物局长、一位民意代表的发言，并加“编者按”称：孙轶青等先生的发言，“以自己独特的社会经历、亲身感受和工作实践，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对民间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代表了广大人民和收藏界的呼声，并对《文物法》的修改制定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情真意切，读来很受教益。顷闻新《文物法》业已通过，相信这几篇发言也有助于对新法的理解。”

我与孙轶青相识40余年，头30年只是工作关系，平日没有联系；后15年因为志趣相投，有共同语言，不时聚谈，无话不说，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我深感孙老是个古道热肠、情趣高雅、热心公益的老人。他爱读书，爱思考，爱吟诗，爱古砚，爱人才，爱亲友，爱同仁，爱憎鲜明，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1997年我偶然在《政协报》副刊上看见一首他的新作，当时吓了一跳。其诗曰：“官吏害民民必仇，爱民惜力是高筹。须知官会逼民反，水可载舟还覆舟。”题为“读《暴方子事迹题咏集》有感”(见《孙轶青诗词集》043页)。再见面时，我笑说：“这样的诗，《政协报》也敢登?是不是因为你是政协的副秘书长……”孙老笑答：“怎么啦?我说错了吗?”

时下是市场经济时代，著名书法家写字题词都要钱。每当有外地亲友、山东老乡进京求字，欲请著名书法家为公益事业题词，如为捐建希望小学而组织画家义卖书画呀，为某地出版古代名人碑刻题签呀等等，我就提议“找孙轶青先生”，因为在我认识的几位书法家中，只有孙老对公益事业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我多次为出版自己的选集、游记或收藏品画册请孙老题签，他都不嫌麻烦，还豪爽地说：“今后你再出书、出画册(题词)，我全包了!”我对书法家的酬谢，最多是一瓶好酒。孙老好饮酒，一面连连称赞“好酒”，一面令家人备几个酒菜，在书房摆小桌，当即把酒瓶盖子打开，于是一个八十高龄、一个“望七之人”，两人边吃边谈，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北大教授吴小如经常在报刊发表文史论文。某次聚会聊天，孙老说：我看了吴小如在《政协报》发表的几篇文章，觉得此人很有学问，又很会写文章……我能请他吃顿饭、见面聊天吗?我说：吴先生正好是我的老师，你要请他吃饭，我愿当一回司机，开车去北大把吴先生接来。于是，由我当中介，多次打电话，请吴先生务必抽暇赴宴。两位可敬的老人经我促成相聚时互道仰慕，相见恨晚，酒喝得痛快，话谈得开心。两位同龄老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幸遭遇与边缘化现状感慨良多，对人生经历与思想轨迹殊途同归、老来终获精神解脱，思想自由也有同感共识。其时孙老早已退休，高龄八十有四，走路气喘，他还在仰慕人才……据我所知，孙轶青多次宴请文化界名人，都是自己掏钱。中华诗词学会初创时期，经费困难，孙老这位德高望重的会长，有时自己掏钱维持会务，资助学会，不知感动了多少诗人骚客。难怪在他逝世时挽诗、挽联像雪花般从全国各地飞来，重重叠叠挂满了灵堂内外。

新旧世纪之交，我与老伴三次旅美探亲考察，在美国逗留了两年，按规定每次出国可以换一笔外汇作旅游费。后因小女儿负担了我们的生活费，我便用出国旅游费在美国古玩市场寻觅近现代欧美艺术瓷标本，陆续运回国200多件有观赏价值的瓷器。2003年秋，在将这批外国艺术瓷捐赠山东安丘博物馆之前，我请孙老与张勇大姐到亚运村书房看一眼。我说，这批实物可以证明：第一，中国明清瓷影响了欧美、日本陶瓷艺术，你看他们在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模仿中国瓷-第二，早在清晚期，欧美、日本的瓷器就超过了中国瓷，在瓷胎精致程度、装饰多样性、纹饰绘画的艺术创新水平等方面，都超过了中国。我国近年几经努力再出口，还处于“三流瓷器出口国”的落后状况。因此我不赞成新华社报道“中国瓷器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孙老在我家观赏欧美瓷时十分兴奋，对我用飞机、海轮运回来的“宝贝”赞叹不已，而且他即刻理解了我这种出国不买时装、电器，不买高科技新产品，专门在城乡古董店寻觅旧瓷器的“怪异行为”。孙老回到家中即赋诗一首：“陶瓷艺术五洲通，洋漏捡回为振兴。唤醒国人睁睡眼，须知时势变雌雄。”题为“周倜收藏、捐献艺术洋瓷赞”。并自加题解：“友人周倜，三次赴美，缩食节衣，铁鞋踏破，从古玩市场选购欧、亚、美可做标本的艺术洋瓷数百件运回国内，从事鉴赏、研究，并无偿捐献博物馆长期陈列，借以展示我国陶瓷业已落后于世界，须大力振兴。余感其爱国情深，以诗赞之。”

孙轶青早年参加革命，为抗战初期组建地方武装，满腔热血“打鬼子”，即所谓“县大队出身”。后来又经历过多次“左”的政治运动，坦承自己也“左”过，思想上难免有种种条条框框。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喜欢刻苦读书，勇于务实思考，思想“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因此，他虽年老但不僵化，坚定但不保守，精神上永葆青春活力。

2006年荷花盛开的时候，孙老与张大姐，还有柏岳先生，相约到远郊区顺义东方太阳城我的新居参观。那年我正在读西方哲学家哈耶克的著作，谈及近年读书心得，便向孙老介绍“知识分立论”，说哈耶克认为，任何伟大人物与普通人一样，只知道某个行业、某个学科的一点点知识，谁若自以为什么都懂，企图指导一切，就肯定是不懂装懂，妄自尊大，神吹!哈耶克认为，经济生活跟自然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任何国家若想垄断资源，计划经济，控制人们的经济生活，就必然要控制人民的思想，走上奴役之路……

孙老没有时间读哈耶克的书，但他认为哈耶克说的有道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拒绝走一条奴役之路。

有一句从外国引进的流行用语，叫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现在是争取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历史新时期，何况是颐养天年的老者，因此我以为上述流行用语可以改为“谁玩到最后，谁活得最好!”

退休老人，特别是主张“裸退”全退的人，可以返老还童，像学龄前儿童一样尽情玩耍。我看孙轶青先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独立思考到老，玩耍到老。直到他有效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是远离名缰利索，身心了无牵挂，尽情地求知与玩耍，他读名著，玩书法，吟诗词，抚摸古砚，真是个“玩到最后，活得最好”的人，一个久经磨难、活得潇洒的有福之人。

唯一的遗憾是，他那丰富多彩的著述与书法作品来不及整理出版，迄今正式出版的著作只有两部：一本诗论，一本诗词集。还有关于文物政策、古玩鉴赏的文章，关于革命生涯、战争岁月的回忆录及许多很有见地的杂文及大量书法作品，均应结集出版，传诸后世。我相信孙老的很有出息的儿女后人，一定能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7篇

当今时代,在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是国际通行做法,新闻工作已经成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新闻发言人意味着形象,意味着风险,意味着责任。可以说新闻发言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新闻发言人必须牢记:最大的悲哀是不发言,最大的错误是用自己的话代替组织的话,最大的风险是不谨慎和长久形成的不利于发言的传统社会环境,最大的责任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正确认识媒体

媒体是新闻发言人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发言人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当今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大众传播时代,政府面临的媒体环境日益复杂,良好的媒体关系有助于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只有借助媒体的力量才能将信息准确传达受众。在公众中塑造良好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已经成为现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因此,了解媒介知识和媒体特性,成为当好一名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首要前提。

媒体记者是新闻发言人要面对的最直接的传播对象。在新闻活动中,新闻发言人代表的是政府,职责是传达政府的声音;记者代表的是媒体,职责是采访报道新闻。前者是新闻的来源,后者是新闻的传播者,两者共同的使命都是对公众负责,只有双方通力合作才能使新闻及时、准确地到达公众。从这一点上讲,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不是上级,也不是下级;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二、正确认识新闻发言人

我国政府的新闻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外交部根据需要,举行了有限的几次新闻会。1983年2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外交部和对外关系较多的中央各部委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新闻。1993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负责国务院新闻和协调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工作,并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或新闻会的形式组织新闻。当时建立新闻发言人的主要目的是对外宣传。2003年非典疫情后,各地以此为契机,纷纷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近几年,随着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推进,可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已经迅速展开。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区、市)都已建立起政府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工作已经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新闻的重要手段,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的新闻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要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会或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政府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政府回答提问。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政府利用大众媒介定期不定期公布信息和公众交流,是政府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政府新闻发言人,必须向公众提供事实,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的职业要求很高,不具备相当素质难当重任。新闻发言人一要具备政治素质,自觉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熟悉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二要具备业务素质,具有所在领域相关政策措施、动态信息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应对能力。三要具备心理素质,具备良好的现场控制力和随机应变力,能冷静、理性地直面提问。四要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良好的自身素质塑造政府形象。

政府部门要为新闻发言人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比如,安排列席所在部门的重要会议,以便了解主要的决策过程;安排参与一些重要事项的研究讨论,提出新闻工作方面的意见;授权与本部门其他内设机构进行协调沟通,并指导与统筹这些机构和部门的新闻工作;组建专门的新闻机构,进行舆情信息的跟踪、收集、研判和反馈,协助新闻发言人做好相关工作;给予必要的专项经费,保证新闻工作的正常运转。即使有的发言不妥当,也应热情关心、耐心指导,帮助他们改进工作,迅速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才能使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媒体和记者的采访时,成竹在胸,从容应对。

三、加快转变新闻观念

转变观念是做好新闻发言工作的重要前提。要做好新闻发言工作,必须确保新闻的时效性、准确性、针对性和权威性。紧急突发事件一旦发生,若不及时信息,捂、躲、藏的结果势必事与愿违,使敏感问题升温,越想保守求稳越被动。因此,新闻发言人必须确立“及时主动、快速公布、准确把握、加强引导”的原则,努力做好新闻工作,传递权威信息,澄清不实报道,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主动妥善应对突发事件,新闻才能做到游刃有余。1992年中国女排参加巴塞罗纳奥运会,队员巫丹因感冒服用了队医给的中药,结果兴奋剂检测没有过关。新华社首先消息,说由于巫丹不知道中药的药理成份,误服中药出现了兴奋剂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信息,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全都按照我们的口径发新闻,取得了引导舆论的效果。2008年11月3日,重庆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召开新闻会,化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借此机会有效解决了出租车行业长期积累的问题,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对于公众了解“7・5”事件的真相,维护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广播电视热点、敏感问题,新闻发言人要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前提下敢于说、主动说、说真话,对媒体舆论进行正面引导。要敢于回答重大问题,比如就数字电视发展、电影产业发展接受记者采访。要敢于回答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规范电视剧播出管理、三网融合、“超级女声”等。湖南卫视从2005年开始制作《超级女声》,当时就有人批评《超级女声》,对此我专门作了新闻发言,认为对发展中国广电产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要我们严格管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敢于回答敏感问题,比如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电视广告治理等有关答问。要敢于在批评的同时,主动肯定一些有影响的节目形态,比如及时推出一批优秀典型节目形态。要主动发现亮点,打造广电品牌,比如主动向外界介绍央视网、中影数字制作基地、CCBN、上海影视节、四川电视节的有关情况,打造广电的业内品牌。

四、建设好新闻发言团队

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制度,一个团队,一个以发言人为核心,各司其职、分工配合、相互协调的机构。因此,要做好新闻发言工作,建立制度健全、组织严密、职责分明、运转高效的新闻发言人团队十分必要。因此,各地要确立新闻发言人,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保证有经费、有编制、有人员。要充分发挥广电优势,积极主动向社会和媒体通报情况,打造透明广电、阳光广电。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策划组织新闻活动、起草准备新闻发言稿件和答问口径、跟踪分析研判舆情、联络接待记者和安排记者采访以及安排新闻发言人的日程等。

要建立新闻体系,明确新闻发言联络员。新闻体系主要解决信息是否和如何的问题。对此,要根据新闻性质、类型,由单位领导、新闻发言人和部门负责人分别,形成新闻工作的完整体系。对涉及广播影视全局性工作,由单位领导对外;对涉及多个单位、涵盖广播影视工作多个方面的综合报道性采访,由单位新闻发言人负责;对只涉及某个部门、该部门独立办理或主办的个案采访,由主管部门负责。另外,要确定各部门的新闻联络员。只有确定了联络员,才能确保内部沟通程序的完善,及时了解相关情况和答问口径,也才能确保新闻发言工作的时效,落实新闻发言的中间环节责任制。

要积极推进新闻发言工作,加强新闻发言人培训。设立新闻发言人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向社会介绍广电,增进公众对广电的了解。做好新闻发言工作,不仅要思想上重视,还必须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从2003年9月开始,我们分期分批选派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培训,接受系统专业训练。对各地来说,新闻发言是一项全新工作、全新业务,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当然,要提高新闻发言的整体水平,仅靠培训还不够,还有赖于平时的工作积累和刻苦钻研,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取得实效。

五、接受采访前要充分准备

新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必须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策略技巧有助于新闻发言人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以轻松自信的状态接受采访。

首先,要了解接受采访的时间、地点、方式,掌握媒体和记者的背景资料,把握采访语境。这些看似小事,但正是这些细节往往成为访谈的关键环节。

其次,要认真拟定答问口径。答问口径是新闻的核心。接受采访前要请对方提供采访提纲,按照采访提纲认真准备答复材料,仔细推敲,确定答问口径。对记者提出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要请相关部门写出书面回答口径或意见,经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整理后,由发言人改定。重要的新闻稿和书面答复材料事先还要请上级领导审定。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效。

第三,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新闻和保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对外公开表态的问题,必须做到严格保密。如对于奥运点火仪式,为了制造悬念,达到最好的效果,就必须严守秘密。

六、采访后加强沟通

新闻发言人准确,记者准确传达,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新闻的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发言人的信息会在记者报道时发生缺失或偏差,这令很多新闻发言人头疼。特别是国外记者,由于对我国情况缺乏了解,在解读、阐释我国有关政策、法规时,出现误读误报是常有的事。这就需要在新闻或接待采访之后,仍要与记者保持密切联系。为了确保新闻报道准确,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建立了协商沟通机制,与记者一起对写好的新闻稿进行商讨核实。尽管这一过程比较困难,但我们耐心、真诚地与对方沟通,一般都能获得对方的理解。对于故意曲解政策、歪曲事实的报道,新闻发言人必须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广播影视的形象。

七、公开刊发书面答复稿

接受采访后,公开刊发书面答复稿是新闻发言中的一条宝贵经验。每次接受采访时,我们都向记者提供书面答复材料,并在接受采访后,将书面答复材料在总局和中央三台网站或相关报刊上尽快全文公开发表,以正视听,扩大影响,防止采访者有意或无意改变答问口径,出现有口难辩的情形。在一次采访后,某媒体在报道中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将拆分改造。由于我们及时在总局和中央三台网站上刊发了答问稿,及时澄清了事实。中央电视台领导看了刊发的稿件后,认为这是新闻发言的一条重要经验。

八、通过国内外知名媒体

扩大影响

为尽快扩大影响,国家广电总局的新闻一般以国内外著名媒体为主。近年来,我们多次接受国内外知名媒体的专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报》等境内媒体和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日本NHK、韩国KBS和MBC、德国贝塔斯曼、香港《南华早报》等境外知名媒体,就广播影视热点问题、重要政策先后进行过采访。通过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我们宣传了广播影视的方针政策,扩大了广播影视的影响,树立了国家广电总局的良好形象。媒体及时刊发了介绍中国广播影视业最新发展政策的报道,吸引了海外人士对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机遇的关注。而国内外各大媒体对国家广电总局的有关管理规定和发展政策的宣传,使国家广电总局的有关政策广为人知,行业管理的权威性大大增强。

九、要有敏锐的新闻意识

新闻发言人不仅要积极主动地在上级授权范围内尽量多地公众关注的信息,还要善于从繁多而枯燥的行政信息中,整理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及时。不仅要熟知本部门的最新情况,还要掌握较多的新闻学知识,具备敏锐的新闻意识,按新闻规律新闻。的新闻要有较强的时效性,撰写的新闻通稿要突出新闻特色,摒弃机关公文的模式,按新闻的写法,用新闻的语言,突出表现信息的新闻点和新闻价值。

2004年9月16日,宁波电视台租用的一架直升机在执行航拍任务时发生坠毁,造成4死3伤的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总局立即派出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紧急调查处理事故并写出事故报告,提出了加强电视航拍管理的意见和建议。我看到事故调查报告后,立即向总局领导建议将此部分作为总局加强航拍管理的意见向全系统通报,获准后又迅速将意见内容通过总局政府网站对外公布。总局加强航拍管理的信息对外公布后,《京华时报》《广州日报》、人民网等媒体立即进行报道,并对总局迅速出台的有关管理规定作出高度评价。

做好新闻发言工作不仅要有敏锐的新闻意识,还要及时结合广电重点工作、热点话题,对外进行新闻发言。比如,对于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民心工程,每当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出台,我们第一时间进行解读,并结合工程进展情况,主动对外。对于低俗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的叫停,对于违规网络视听节目的治理等,我们都及时对外刊发总局的答问口径,对舆论进行正面引导。

十、按照新闻规律新闻

新闻发言人要善于运用新闻规律,将自身有目的的传播行为,建立在符合新闻规律的基础上。新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新闻会是政府或有关部门举行的介绍政府立场、观点、态度和有关方针政策措施的问答式会议,为新闻发言人提供了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机会,也为公众提供了提问和获得信息的机会。新闻通气会属于非正式新闻,灵活性比较高,一般是小范围进行,适合于某些暂时不愿热炒,但又需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引导的问题,这种形式气氛比较轻松。新闻通稿是针对重要政策、会议、活动和事件等方面的工作撰写稿件,提供准确口径供新闻单位使用。在线访谈是网络时代进行新闻的一种便捷方式,传播成本低,可以即时、滚动,交互性强,还可以随时回答网友的提问,尽快表明政府的态度,防止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一般的发言可直接上政府网站,不仅迅速,而且充分体现权威性。

答问稿要注意答问技巧,最重要的是注意标题新闻。如今年的中国国际信息网络展览会开始的发言稿标题说这是发展产业的年度盛会,后来我们将其改为“三网融合成为广播影视年度盛会一大亮点”,后吸引了更多新闻单位转发。

答问要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比如,关于电视剧中的普通话问题,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山西话、湖南话、四川话在内的十余种方言,很多群众反映听不懂。我们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广电总局局长令为依据,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强调电视剧要以普通话为主,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虽然也有人认为说普通话损害地域文化特色,但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所以我们的发言底气足。

新闻发言是传达政府声音,争取大多数公众的理解,但也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如关于《建国大业》中演员的国籍问题,网上越炒越厉害,最后有四名律师向国家广电总局发来律师函,要求广电总局必须回答,不回答就是不作为,并说中国国庆日让外国人来庆祝是错误的,要向法院提出不让该片上映。我们就此作了答记者问。我当时讲,经过调查,主要演员都是中国国籍,客串演员当中确实有十几位是外籍华裔。法律规定国产影片外籍人员不超过1/3,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另外,海外华裔演员参与《建国大业》的演出是零报酬,体现了伟大祖国对炎黄子孙巨大的感召力,对影片到海外发行、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好处。我的发言结束之后,争议基本平息,所以有些事情存在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我们今后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事情,更好地完成新闻发言的使命。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8篇

2013年的4月12日，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的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总理的开场白为座谈会定了调子：“怎么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又怎么评判未来的走势？对当前的情况怎样应对？又如何能够兼顾中长期的发展，我们也想听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的意见，也是问计于各位。”

2014年1月17日的座谈会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听取企业家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企业家发言后，总理表示，不仅政府工作报告要尽量吸收，在实际工作中也要考虑。对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关部委要抓紧研究。

最近的一次座谈会在2014年11月3日召开。总理表示，“现在进入11月，就是岁末了，要根据今年整体经济形势和走向来考虑明年的经济工作。”

在外界看来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历次座谈会，形式上却极为简单。在参与者看来，“有点像大学的讨论会”。被邀请的企业负责人与总理同桌而坐。总理会不时就相关内容与企业家交流对话，但总体是将“话语权”更多地交给“客人们”。国务院各部门领导或参会人员则坐在后排座位上聆听、记录，并随时准备回答总理的问题、解答企业家的疑惑。

在历次座谈会上，总理都鼓励企业家“直截了当谈问题、提建议”。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发言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丢在了一边。他说，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自己想谈谈“更真实的想法”。刘强东还谈到，其他参会人员发表看法时也都很“直接”。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行也感叹道，总理非常注意倾听企业家的看法，一再强调让企业家说真话，“这是一种非常务实、正确、理智的做法。”

采访发言稿范文第9篇

“预防职务犯罪也出生产力”。3月8日，林志梅在江苏代表团讨论时的发言得到了的肯定。消息传来，鼓舞了全国预防人的士气，也让编辑部兴奋起来，再次与她取得联系，商谈采访事宜。她答应等回到南京，一旦有空，就会与一直关注“南京大预防”的本刊联系。

3月19日中午1时许，终于等来了林局长的电话。“您好，我是林志梅。不好意思，上午刚汇报完，下午两点半还要开我们院的党组扩大会议作汇报。”电话那头传来了清脆又不乏温柔的声音……

预防专刊：感谢林局长中午不休息，第三次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谈一下有了亲身经历之后，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有什么新的感受？

林志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不但白天没想过，连晚上都没做过这个梦。当上人大代表了，心里非常开心和兴奋，同时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除了要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积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呼声，切实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对于这次大会，我想用一个词组形容：简朴的盛会。过去我看到电视和报纸上对“两会”的报道，觉得非常神圣。这次大会给我的感觉是，在保留了盛会特征的同时，又非常朴实。一到会议现场，就给我们发了大会的“十五条举措”。比如明确规定，不允许在会上搞宴请，不允许浪费食物，不允许搞大会专供、特供，不允许拉赞助，不允许借助开会商谈业务……

这种会风的转变，体现在会议组织的全过程。到了北京之后，我们下了火车，就直接被送到了宾馆，并没有之前老代表说的鲜花、红地毯、欢迎队伍和标语。包括宾馆里面，也没有任何欢迎词，都非常勤俭节约，没有铺张。但是会议代表的精神跟以前一样，用内容的充实取代了很多形式上的东西，议程安排十分紧凑。

在文风上，摆脱了原先拖沓、冗长的措辞，从政府、人大报告到两院报告都非常精炼。听说过去的两院报告都有二十几页，这次只有十四页。代表们都反映报告内容很翔实，把过去五年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未来的工作打算也很明确，还剖析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实实在在做得一些事情报告给了代表。每位代表也都能认真听取会议报告，充分履行自身职能。在对报告中提到的过去工作进行肯定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想法、建议，畅所欲言。所以这次大会既十分的隆重，又是纪律严明的、形式简朴的。

预防专刊：您这次有向大会提交什么议案或建议吗？

林志梅：这次时间太匆忙，从一月底成为人大代表，并报全国人大进行资格审查，到二月底去省里进行新代表培训，再到3月5号开幕式，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还包括了春节。议案的提出有更为复杂的程序和要求，所以很遗憾，我这次没有真正形成议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在医患纠纷和经适房方面的建议。之所以带着这两个方面的建议，是新代表培训的时候，把各个条线的意见反馈了过来，我认为这是百姓最关注的问题，自己之前也在这些方面收集过资料。

会后，我向宋寒松厅长汇报过，说在未来的五年里，我的议案一定会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

预防专刊：3月8日，作为江苏代表团代表，您的发言得到了的肯定，也备受大家关注，您能讲一下那天的故事吗？

林志梅：总书记到了一个地方团，大家都是非常高兴和紧张的。那天，作为上海团的代表，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江苏代表团。很荣幸，我被大会会务组选中，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发言必须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自己工作。我的发言则主要是结合对政府报告中关于反腐倡廉的理解和认识，如权力过分集中是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三清”是我们未来反腐倡廉工作要实现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我们要怎么做。还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了我在检察机关工作30多年，看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干部倒下的情形；谈从事预防17年来，深刻地感受到预防工作也是生产力，也是GDP。这就引出了的一段讲话，说预防职务犯罪也出生产力，我很以为然。培养一个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贵得多。他还要求我们公务员要向出家人念阿弥陀佛一样，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大会发言稿都是经过审核的，但是我们发言的时候不允许带稿件，每个人都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讲。而且不能讲空洞的东西，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事情，你都会直接说出来，对我们的要求都非常高。不光那一天，平时大家也多是脱稿去讲的。

发言稿的形成其实很快。接到任务之前我还在高检院，他们一打电话来，我就赶过去了。当时是4号晚上6点多，他们通知我说要到江苏团来，确定由我作为代表发言，还要求6号12点之前交稿件。我非常开心，特别开心，但写稿件是我的弱项，我最怕这件事了，不知道写些什么。4号晚上我开始思考这篇稿件，5号人大开幕式当晚，就动笔写了初稿，主要是工作上的事情，比如社会化大预防、党委领导机制之类的。第二天上午9点就把稿子交上去了。到晚上7点接到反馈说，基层工作谈得太多，属于工作汇报，这种写法不行。

后来大会组委找到我，说让我谈谈对反腐倡廉的认识。我就又开始思考，这怎么写呢，是写重要性、必要性吗？但是这些方面，领导已经说得很多、很清楚了，我再说好像也只是重复。那该从何处下手？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不把我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呢！预防工作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去做？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干部倒下去，我觉得很心痛，觉得不应该看抓了多少人，应该看预防了多少人。预防很难用数字来统计成效，但是在看过很多案件之后，确实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预防工作确实有成效，于是我就讲了几个关于GDP的故事，举了几个例子。这就是我的二稿，也是终稿了，是在第二天8点钟交掉的。

稿件之所以写得这么快，是因为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了出来。预防也是生产力和GDP我说了三年了，从三年前哪一天开始讲，在什么场合讲的，我不记得了，但这几年我一直是这个想法。预防为什么就不能算账呢，预防职务犯罪可以挽回多少损失是完全可以计算的，经济损失不就是GDP么。所以这次我也是机会好，那天我被选中发言，又遇到，又恰好他最近在中纪委上关于十报告的讲话对这方面感触很深，这才引起他的一段话。

预防专刊：大家对那天您的发言有何反响？或者对您有何新的看法？

林志梅：江苏代表团听了我的发言后，都喊我“志梅同志”，姓也不要了，说“这是总书记给你改的名啊！”“生产力”成了预防的代名词，也成了我的代名词。

在给予了肯定和评价之后，又登在了《检察日报》的头条，引起了与会代表，尤其是检察系统代表的注意，在他们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都特别开心。

在3月8号当天晚上，检察长通过省院徐安检察长，向会务部门要的讲话。12号休会的时候，高检院预防厅立即召开会议，北京市、区两级检察院预防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贯彻落实在江苏代表团的“预防职务犯罪也出生产力”的重要讲话精神，还让我去介绍了一个小时。11号下午，我在梅地亚中心，与天津、吉林省院的两位检察长一起接受十几家网站的访谈。本来我们三个不是一个代表团的，之前也不认识，他们就是因为在报纸上看了关于我的报道才知道了我，说你了不起啊，这次出了大名了，为检察机关争了光，之前大家对两院都不是很了解，这次大家知道我们检察机关的一些情况了。这是检察系统的反响。

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看到我也说，志梅同志你讲得很好，你为江苏争了光，为南京争了光，为检察系统争了光。

预防专刊：作为检察人、预防人，您打算怎样继续履行好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

林志梅：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已经作了四次汇报，也接到很多来自各机关、企业的邀请。这几天确实很忙，主要是传达“两会”精神。因为我是人大代表，而且讲话得到了的肯定。

在具体工作上，我希望推动南京的预防工作有创新发展。今天下午两点我们就将召开侦防一体化会，讨论如何把侦防一体化、检察建议，纳入人大的监督范畴，通过检察建议让更多的单位建章立制，让检察建议更有针对性，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扎实有效，防止出现检察建议发出之后，单位是否进行整改都不知道的被动局面。这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但肯定还要和人大沟通。今天下午开会，就是想通过讨论，拿出一个初步的意见，希望人大重视我们预防工作，也争取把我们预防工作向人大做一个专题汇报，让他们更多地参与我们工作，扎扎实实使我们通过办理的案件能够治理一片，取得好的效果。这是我们今年新的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