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论文:创作型电影人才的培养综述

作者：倪震单位：北京电影学院

从综合性大学的文科院系中，培养理论研究型电影人才的成果非常显著。二十年来，成批的电影史论硕士和博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形成了人才济济、理论面貌不断更新、方法论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新局面。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和重写中国电影史方面，显示出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和求索精神。在史料挖掘和微观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有益的成果；第二，在中国电影产业研究领域，配合当下电影发展、体制转型、市场化建设的进程，追踪现实演变，以产业实践理论促进电影生产和电影经济发展；第三，在中国主旋律电影主流大片的创作特别是类型电影的现实发展中，进行跟踪研究，以理论化的视角，对上述课题进行深入的、联系实践的检察和探讨，对创作界产生近距离的反馈和有力的影响；第四，促进的电影史论交流，开展国际化的电影理论往来和学术互动，在电影理论学术研究方面，迅速地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在短短20年的时间中，实现了电影理论人才的有效接续、代际更新和多类型史论人才的配套，实现国外现代电影理论的介绍引进以及本土化的转型，实现了中国特理论的初步体系化、多元化，这不能不说是文科综合性大学研究型电影理论人才培养的结果，这是一项成效明显的电影理论教育的历史性成就。

相比之下，创作型电影人才的培养，也同样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收获。从中国电影年产量逐年增长，到2012年为止，年产电影达到700部（包括电视电影）左右的数字来看，表明创作型电影人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是十分喜人的现象。但是，从数量众多的国产片中，有多少部能进入院线放映，即使进入了院线，从上座率和票房数字来看，获得的反馈却是并不令人乐观的。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开放，在外国影片在中国市场上所占比率不断上升的现实面前，国产电影的质量问题明显突现，国产电影的竞争力和适应新挑战的前瞻性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突出的战略性任务不容回避。创作型电影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

探索创作型电影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正如综合大学在理论研究型电影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一样，在创作型人才培养方面，各院校在近二十年间亦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与经验，输送了青年电影创作人才。如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等院校，都获得了硕果累累的教学成绩。在探索创作型电影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笔者多年来求学及服务于北京电影学院。因此，就自己的切身体会，想通过回顾与梳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建设与体制改革，从个案分析来研讨创作型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北京电影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一个单科型电影院校。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在50年代建国初期的历史环境和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国和苏联关系良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全面学习苏联的历史化阶段之中。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之前，曾经对莫斯科电影大学做了详细考察，因此，在建校体制方面，是参考单科型电影学院的专业设置结构，分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各系。后来又增设电影文学系和电影工程系。这样的建制一直延续到1966年“”发生。新时期开始以来，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同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北京电影学院先后派出多批人员，从校领导、系主任及各系科骨干教师，遍访欧美、日、韩各国的电影院校进行考察、交流，有的教学人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较长时间在国外电影院校考察和了解他们的教学状况和建设特点，系统地了解不同院校的教学体制及教学方法，从而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改革和体系重构，实现了吸收众家之长的新型单科型电影学院建制。

作为单科型电影院校，北京电影学院以培养创作型电影人才为明确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建校以来，在近六十年来的教学实践中，培养了不同代际的创作型电影人才，向中国电影工业体系输送了不同类型的电影创作人员：

第四代电影导演：吴贻弓、丁荫楠、胡柄榴、谢飞、张暖忻、黄蜀芹、李前宽、肖桂云、韦廉、滕文骥等。

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胡玫、李少红、尹力、冯小宁、顾长卫、侯咏、霍建起、黄建新、张黎等。

“第六代”电影导演：贾樟柯、王小帅、娄烨、路学长、管虎、张元、宁瀛、章明、张杨等。

在以上各阶段出现的不同代际中国导演，都生逢其时地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电影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奉献了优秀的电影作品，展示了他们各自坚持的美学追求。最有现实意义的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当下，面对市场挑战的严峻形势，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的最新一代电影导演，又投身到新形势的汹涌波涛中，展现了不畏竞争，与时俱进的姿态：宁浩：《疯狂的石头》、《黄金大劫案》滕华涛：《失恋33天》、电视剧《蜗居》、《浮沉》乌尔善：《刀见笑》、《画皮2》王竞：《我是植物人》、《万箭穿心》林黎胜：《消失的村庄》、《百万巨鳄》庄宇新；《爱情的牙齿》、《隋朝来客》刘杰：《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薛晓璐：《海洋天堂》程耳：《第三个人》、《边境风云》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杜拉拉升职记》曹保平：《李米的猜想》、《光荣的愤怒》姜伟：电视剧《潜伏》、《借枪》以上这批导演的名字，或许没有第五代导演那么响亮，没有“第六代”导演坚持个人化、作者性的立场那么鲜明顽强，但他们面对电影市场的严峻残酷，面对低成本投资的条件苛刻，挺身而出，智慧出众，明确地承担起勇斗市场环境又坚持艺术品质的创作路线，正开创出中国青春气息浓厚的一片新气象。这个名单并不完整，也没有写全导演群体代表性人物，仅仅展示一所电影院校，在不同时代向电影工业系统输送的专业人才。对于单科专业型院校而言，考察其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成败之最好标准，便是它能否向本专业输送顶尖型人才集群，而且这种培养和造就的成果是可持续发展并与时俱进的。

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创作型电影人才，有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其办学特色：

第一，明确定位自己是单科或创作型电影人才培养基地，以专门化、小规模、尖端性人才培养为办学方向。专门化的特点，就是以导、表、摄、录、美、编剧、电影管理人才为专业建构，以创作实践型人才为明确的目标，扎扎实实地培养各专业理论联系实践的学生。大量实践，锻炼动手、操作能力，了解和胜任本专业最新技术动态，适应和完成现代电影生产任务。小规模的含义是不盲目扩大为综合性、配套齐、大而全的景观式大学，而是在时代演变过程中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发展，从求精求新的意义上，不断提高和创新单科式创作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尖端化是从20世纪50年代建校到新世纪的当下，学院内始终弥漫着、延续着一种电影神圣的空气、学生们高度热爱电影、终生献身电影的虔诚精神和艺术崇敬成为一种传统。学习电影和从事电影工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信仰。尖端人才的养成不仅仅是知识丰富、基础扎实，首先必须是对电影艺术的神圣信仰和终生奉献的忠诚。

第二，有一支献身电影教学事业、精通本专业电影业务，自身创作实践过硬的教师队伍。北京电影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建校起，第一代学院领导章泯、钟敬之和吴印咸本身就是学术权威和杰出专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留校任教的谢飞、郑洞天、张暖忻教授等不但是优秀的教师，而且是承上启下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先后执导了《湘女萧萧》、《黑骏马》、《邻居》、《台湾往事》、《沙鸥》、《青春祭》等标志性作品；其后，张会军、谢晓晶、穆德远、黄英侠、孙立军教授成为又一代身兼学院领导又承担教学和电影创作任务的教授群体，将电影学院的体系建设和教学创新带进了新世纪十年快速发展的轨道。更新一代的青年教师队伍，继承并发展了忠诚教学工作，又创作影视精品的传统，取得了新世纪影视观念突破性的艺术成果。例如：姜伟导演的电视剧《潜伏》、《借枪》，在谍战题材电视剧创作上取得了人所公认的创新性成果。庄宇新导演的《爱情的牙齿》、王竞导演的《我是植物人》和《万箭穿心》、薛晓路导演的《海洋天堂》、林黎胜导演的《百万巨鳄》、梅峯编剧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都具有明显创新价值。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发了业界同仁的关注和论评，体现了学者编导的创作特色和探索性品质。因而引起了在校学生的研究热情和加深亲师感情。以创作型电影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院校中的教师，如果自己不在创新实践上以身作则，创作领先、观念领先、拿出过硬的作品展示自身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拿什么说服学生，用什么新鲜经验跟学生交流呢。这跟理论研究型电影院校的教师著作等身，理论创建人所共识的道理是一样的。照本宣科，一本讲义用十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代代相传的实践为重，身体力行、勇于创新、影视作品领风气先，成为一个充满责任感的教学/创作传统，这是建设一所有生命力、可持续性的创作型电影艺术院校的根本立足点，学校建设的生命线在于教师队伍的建设。

第三，在完善的电影史论和创作理论教育下的大量动手实践。“既然是培养创作型电影人才，那就多多地让他们实践为主，多拍多动手练习就行了。”这样的主张和实际训练，可以造就出在片场熟练操作的人员，但很难培养出深谙电影历史，明确创作规律和自我历史定位的创作型电影专业人才，事实上在培养目标上就已发生了分野。电影史论教学、创作理论教学和各专业（导、表、摄、录）应用理论教学是相互关联、分层次结构又各具专门特色的教学系统。之所以能形成“宗教般”的电影信仰、痴迷程度的电影忠诚，就在于不可缺少的电影文化和电影历史的教学。它永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树立自己的电影理想，热爱电影热爱到痴迷程度，推动着学生废寝忘食地要用电影手段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对世界的感受、与世界电影大师的创作对话、对当下电影现状青春冲动地寻求突破的渴望。只有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多动手、多实践”，才是充满活力的动手实践，才是灵感闪跃的短片拍摄和片场实习投入。而不是为动手而动手、为实践而实践的苦力劳动、变相打工。电影史论教学、创作理论教学和大师研究，不仅是知识传授和基础课程，而且是电影理想教育和电影人生建设。电影学院能够一代又一代地输送出与时俱进的导演及各门类主创人才，在强调实践性、动手能力强的训练前提之下，较为扎实的电影文化和创作理论教学，是一个始终十分受到重视的环节。不但教材要随着社会现实和时代演变而更新，教师队伍和教师本身也必须随着社会观念、社会状况的演进而更新。

第四，专业设置和教材更新的与时俱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直至2012年的当下，随着世界电影工业的发展，数字化技术迅速普及和不断革新、类型电影创新趋势日益明显，促进和推动着电影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首先，体现为专业设置的拓展和更新。例如，2011年1月，美国柯达公司宣布破产。这在整个世界电影工业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标志着用胶片生产电影的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建立在胶片技术基础上的种种生产程序和艺术处理特点的改观。因此，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为例，传统的课程设置，就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和改变。电影胶片课及其相联系的曝光技术课，历来是电影摄影入门的基础课程，立刻让位于数字化技术为主的感光元器件课。核心技术基础课的改变，同时也导致任课教师的替换和课程、器材使用的改变。多年来的胶片曝光及照明技术课都产生了新的内容更替，视听数字影像技术的教授和实践，成为了新的摄录方法的学习，并且导致了专业设计和技术、艺术内容训练的改观。除此而外，新媒体技术的运用，特效设计与特效制作的课程的建立，也深刻地影响到电影美术系课程和专业方向的拓展和新建。这都说明，传统电影技术传统的改观和各门类新技术拓展的现实，深刻地促动和重构着电影教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重构，意味着电影新生产力的革命性变化，与创作型电影人才的培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

第五，加强交流、积极互动，共同探索创作型电影人才培养的中国经验。我国高等电影院校中，无论单科型电影学院，还是综合性大学中的电影院系，都在积极地进行着创作型电影人才的培养，优秀的青年创作者不断地从南北各地院校中涌现，有的青年影视才俊经过短期培训，或者自学成才，在电影、电视剧组里摸爬滚打，从实际的创作锻炼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特的影视创作者，奉献了出人意料、生气勃勃的电影作品。这说明，影像时代的成才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来自生活的创造性发现，始终是一切艺术也包括影视艺术真正生命力之所在。在中国电影年产量如此快速增长的当下，人才的涌现、人才的不同成长道路是一个特别令人振奋的现实。

但是，培养创作型人才的高等专业学校，毕竟是造就各专业电影人才的主要基地和系统化教育的机构。在我国存在这么多的专业化电影院校、系科的现状下，就创作型人才的培养方式和教学特点上展开积极的学术交流和经验介绍，互相学习、借鉴和观摩，显然是有益的举措。更进一步，还可以在全国互动的情况下，渐渐形成各有重点、突出强项、各校既配套齐全，又形成本学院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突出的重点科系，在某一专业的教学建设、教学方法上形成独特的优势；在全国布局上，呈现各有秋千、各有强项的学术蓝图，对节约教育资源，造成合理竞争，形成有序中的多元化电影教育系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创作型电影人才和电影新生产力的建构

电影艺术是一门工业化的艺术。电影工业的不断革新和发展，与电影生产力的更新，形成密切相关、血肉交融的关系。电影生产力的更新，由外部条件的变化和内部因素的变化两个方面来决定。外部条件指的是社会制度、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内部因素指的是电影技术、电影工业体制发生革命性变化，也会促使电影生产力更新。而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的演进，生动地证明了电影新生产力的发生、成长和发展，与上述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演变的密切关系。以中国电影史为例来说明电影新生产力的发生与成长，是很鲜明有力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事业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前，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主要基地，形成了雄厚的电影工业基础和编导、演员及各专业部门的完整系统，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生产力最集中、最强大的所在。然而新政权的成立，要求更新和重构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电影生产力。

“长影”、“北影”、“八一”迅速崛起，构成了在布局上、性质上、艺术特点上面貌一新的电影生产力。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在经受了《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的烈火锤炼之后，产生了《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这样的标志着工农兵美学，展现革命烽火，树立革命英雄的社会主义电影新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广大观众呼唤电影新生产力的诞生和电影新作品的展现。当时，一批反映“”悲剧和抚慰创伤心灵的伤痕电影，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老一辈的电影工作者，渴望一切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话语，觉得这就是电影工业上拨乱反正的最理想状态。然而，第五代电影破门而出。继而，娱乐片的初潮悄然而来，无论从历史观点、电影形式、消费心理上，都呈现出与50—6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另辟蹊径，重叙新篇的动力。从一个方面说明，社会改革、社会跨进的形势，呼唤电影新生产力的萌发、成长和形成，已是不容回避也无法阻挡的现实。

当下，中国电影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失恋33天》和《画皮2》传递给我们一个清晰的信息：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萌芽已经破土，观众呼唤电影新生产力的成长和壮大。面对90后已经成为电影消费的主要人群，即将迎来新世纪以来出生的更新一代的青、少年观众，他们作为在电视机和电脑和游戏机面前长大的一代，作为在网上二次消费、微博互动的一代，对于电影观赏的要求、接受心理的变化，必然成为呼唤电影新生产力成长的社会呼声和有力推动。

第一，社会呼唤新的电影关注现实、触及现实、人性关怀，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自由发展和人格尊严。《失恋33天》、《海洋天堂》、《万箭穿心》、《边境风云》、《二次曝光》、《云上的太阳》等等新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上述的人性主题和人文精神。生命关怀和个人情感在这些电影中得到了细致的抚慰式叙述和个人化的表达，电影开始走上对人生状态和个人命运极富关怀、极其尊重的阶段。随着十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关怀人民生活的改善，深入到每个平凡心灵，微观化、个性化的艺术表现主题和电影形式必将继续延伸，银幕上下成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体验越来越丰富多样的表现。电影新生产力的表现，首先就会在这个社会性命题上得到明确的、充分的展示。

第二，类型电影的拓展和艺术水平的提升，是电影新生产力的表现。电影市场的不断成熟、电影消费的多元化需求和外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都催促着中国电影产品必须不断提高优质化水平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而类型电影种类的拓展、类型电影特点和规律的掌握，成为新生产力主要突破和提高的关键任务。不错，近年来中国内地在这一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宁浩、张一白、徐静蕾、乌尔善各位导演在不同类型上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与美国类型片，特别是科幻片和香港类型片的畅行无阻相比，我国内地在类型短缺、叙事创新、明星效应等方面，显然有待大踏步拓展和多元化创新的努力。电影新生产力的建构离不开这方面的重点加强。

第三，数字化和电影新技术的建设和创新，是一个重要加强的领域。《画皮2》的突破性效应，不但是票房纪录的一次成功标志，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技术与魔幻题材在工业运作、拍摄实施、团队建设和创意实现这一生产运作体系上的一次成功实践，在现代电影工业化操作上，如何以点带面，不断扩大此种生产经验，不断拓展不同题材和不同的电影创作团队的建设，显然是事关新生产力构置和不断培养、不断输送各专业相关人才的重要课题。

第四，随着中国电影面对世界市场，拓展软实力影响，传送中国和平崛起。国际主张的形势需要，中国电影关注世界形势，构思和创作有关的国际题材，表现人类主题，促进国际和谐关系的电影作品，必将受到充分重视和付诸实施。在中国经济已经名列全球第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介入世界政治事务和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的当下，中国电影在关注和生产表现人类主题、反映国际关系方面的电影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不论从投送中国影响力或是从世界电影市场上收取经济利益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容回避的创作任务。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建构，离不开新型的创作型电影人才群体的培养，这个迫切的电影文化建设的任务，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交流互动、更新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任务而踏实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