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经济效应

时间:2022-10-30 09:49:10

我国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经济效应

【摘要】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伴随着经济区域性结构的非均衡调整和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政策中,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的范围不断延展、强度不断提升。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对迁入和迁出两地产生的经济影响。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经济效应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状况:1978―2008年

作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一直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区域性迁移也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中典型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逐步步入到现代工业化进程之中,但城市和农村之间、欠发达和发达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的凸显,以及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都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往发达地区迁移,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08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数已达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6%,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6%,在1978-2007年的十年间,外出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6%,区域性迁移的规模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983年为34690万人,到2008年增加到50387万人。其中,皖、赣、鲁、豫、湘、桂、川、贵、云、陕10个省区成为区域性剩余劳动力迁出的集中分布区。

二、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对移入地的经济效应

(一)产出效应

劳动力的区域性迁移,为迁入地注入了更多的劳动力,充裕了当地劳动力市场、填补了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欠缺。越来越多的来至于欠发达地区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平台,纷纷进入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产业部门,为这些部门的产出增长起着功不可没的显著作用。

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迁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高了迁入地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城乡经济结构中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脱离农业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出现,为城市企业原有的用工制度带来有力冲击,以前国有企业严格实行计划用工制度,“三铁”盛行,农民工的出现增加了企业劳动用工的选择余地。农民工吃苦耐劳,守纪律,工资成本低,具有很大竞争优势,直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在职职工构成竞争压力,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

(二)挤出效应

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对流入地要素市场具有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体现为:流入地本身劳动力要素市场是一个非饱和的状态,尤其是当剩余劳动力流入之后,更为明显地加深了流入地的非饱和的情况,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以中国为例,迁移的劳动力可以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充斥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因为农村转移的低技能劳动力用工成本低,因此相当大的程度上排挤了城市原本的低技能劳动力。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城乡经济结构中区域性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是低技能劳动力,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排挤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毕竟农村迁移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之中不乏有高技能人才,或者存在很大部分能够从干中学提升至高技能人才,从而对于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挤出效应。

(三)福利效应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迁移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尽管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城市劳动力往往不愿在一些特殊领域就业,进城民工恰好填补了这些空缺。传统的城市就业制度形成的“三铁”,一方面造成城市职工工作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等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人浮于事,隐性失业严重。企业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雇用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尤其是让他们补充脏、累、差岗位。

同样,劳动力迁移还起了抬遗补缺的作用,尤其是迁移入城的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领域中,农民工已成为主力队员,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舒适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对移出地的经济效应

(一)短缺效应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大部分劳动力区域性迁移都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但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力迁移本身所具有的自发、分散、组织程度低、季节性明显的特点,很大程度影响了流入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市场的稳定,流出地要素短缺现象明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农村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短缺

作为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部门,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结构。中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本来就不高,加上年轻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长青壮年随“流”而去,另一部分人转入当地第二、三产业,使得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在农村出现了“断层”,劳动力供求结构逆转、收益与预期相背,“青壮去务工,种田童老姑”的现象极为普遍;农田耕作效率下降,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有的地区甚至造成田地荒芜。这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后果。

2、农村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荒芜

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发生迁移,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耕地处于一种新的耕地抛荒或隐性抛荒状态。现行的土地产权安排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进而使土地抛荒,必将浪费农村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3、抬升农村经济增长成本,缺乏高素质人才

近两年来,中国逐步实施的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得不到升级。农村经济增长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技术的支撑,只好低效运行,难以融入世界市场。在低下的发展效率下,更加不能留住优秀的农村经济技术人才,例如,有的村庄连个村干部都选不出来,原因是有能力当村干部的人都“转移”出去了。

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甚至连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常劳动力也不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不是剩余而是短缺了,“空心村”现象凸显。大量的劳动力外出,农业发展必要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农业发展的劳动力价格提升,再加上农业的化肥、农药价格的上升,农业的发展成本就更加大,进而带动农村其他物资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二)收入效应

劳动力不管是从农业部门迁移往工业、服务业等产业部门,还是有欠发达地区迁移至较发达地区,这样一种迁移都会增加劳动力要素自身的报酬。2008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全年货币总收入为3511亿元,在城镇及路途花费为1060亿元,带回或寄回农村的货币收入约2451亿元。务工收入的增加,很大部分用于改善当前的生存状态,不管是向奔小康打基础也好,还是返还移出地购置实物资产也好,收入的返回无疑支持了各种经济支出项目。劳动力要素收入提高也意味着对工业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这可以带流出地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有着重要的乘数效应。

收入返回对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下,农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自身经济效率低,务农收益也低。农业发展急需注入资金,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在其他经济比较效益高的领域竞争下逐年递减,从改革前占财政支出11%以上下降到2008年的4.7%,同时农用物资价格飞涨,大大抵消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可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农民负担重,农村各项事业支出逐年增加,很难挤出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收入的返回在一定程度上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三)产业资本效应

劳动力务工迁移的收入返回还是非农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但因农业自身处境已经很艰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聚拢农产户的零散资金十分不易,不可能主要依靠农业自身提供发展非农产业所需的巨额资金。返回收入中只要有一部分转化为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其数额和作用就十分可观。时下的“民工潮”回流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他们将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四)技术溢出效应

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直接为流出地免费培训了大批市场经济型人才和劳动力,先进的技术、管理及经济增长经验、做法在迁移务工中得以掌握并随着返乡而在当地扩散开。这种“干中学”的扩散效应对移出地经济增长意义很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较快地解决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为移出地经济起飞提供合格劳动力和人才,还使迁移务工人员脱颖而出,熟悉和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程序、规则,成为他们返乡创业的优势。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既增加了收入,又促进了城乡信息交流,是城市现代文明向广大农村产生辐射和示范效应的重要渠道。

四、研究结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的同时,劳动力区域性转移成为二元经济结构中一个凸显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都使得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转移特征,并且在新时期推行城镇化的情形下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作为劳动力要素迁移的经济增长效益,无论是理论上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影响,还是对国民经济增长总量及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践都给出了很好的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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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国强(1985-),男,贵州遵义人,经济学硕士,经济师,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权与制度经济学、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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