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财税法分配问题分析

[摘要]在我国老龄化日益加重的社会趋势中，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财富分配，如何将技巧与制度相融合，如何在解决分配难题的同时促进社会进步等等，是全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其次，介绍了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财税法所起到的作用，提出财税法是财富分割的利器；最后，分别从劳动力储备计划、养老保险的路径选择、社区福利几个方面入手，提出应对老龄化的立法完善建议。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财税法；人口老龄化；分配问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形成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社会逐渐形成,判断一个国家人口的未来的趋势，离不开对该国人口结构的分析。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人种、宗教、职业、收入、民族、家庭人数等数据都可以成为人口结构的划分标准，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性别和年龄结构。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总数为133927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7390万人。0-14岁的人口为2.2亿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60%，然而，老年人群却呈现出扩大的态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26%，据预测,当我国人口总数还是在14亿左右，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增至4.11亿，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6.96亿，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30%左右。而且还在呈现一种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国情

老龄化是许多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同，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也不同。对于一些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人均GDP一般已经达到2万美元以上。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GDP为1万美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都普遍是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虽然老龄化必然会降低一个国家的财富生产值而且还会拉高国家财税支出，但如果这个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便可以为老龄化危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国家可以从容面对社会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然而，我国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仅在3000美元左右，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老龄化社会中财税法分配的必要性及理论困境

老龄化给我国社会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由于我国自身的经济实力还不强，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财政压力的同时，原先积累的各种矛盾可能会在本来就不完善的财税格局中凸显。

（一）财税法是财富分割的必要手段

财税法是专门解决在国家机关参与下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有关问题，以及公共社会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财税法波及面较为广泛，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相关联。因此，在研究分配问题的时候，财税法始终是无法逾越的法律法规。为了达到社会正义的目的，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在调节分配中解决社会问题，是财税法的重要目的所在。正因为如此，财税法作为“财富分割的利器”在现代社会的分配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二）老龄化背景下财税法的基本理论困境

1.对分配正义的狭隘理解在现代社会的法制国家，公平原则如同税法的灵魂所在，是在国家机关运用税收手段干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前提。从英国《大》到法国《人权宣言》均有相关规定“赋税应该在全体公民之间，按一定的方法作平等的分配"，公平原则在税法发展中是很重要的。然而普遍对于平等分配,普遍的理解就是，要体现出系统化的公平，不仅横向要公平，纵向也要公平，也就是说要达到一个公平的广度，让所有阶层的人民都能感受到。然而实际上，税法的公平不劲仅体现于当下，还应该关注较长一段时间内税法制定和实施是否存在不公平的地方。长期公平是以短期公平为前提的，因为长期的公平是建立在一个一个短期公平的基础之上，而短期公平的最终结果正是为了促进长期公平,也就是说短期公平是长期公平前提。所以，面对公平问题，测算的时间并非只有固定的一个时间，而是一个变动的时间，从这个角度看，财税法中的分配正义不仅要体现为当下的公平，还要考虑代际之间公平问题。2.对创新价值不够重视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创新不足，日本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代表型企业，如索尼、东芝等都是产生在日本进人老龄化之前，如今日本企业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整个社会创新力不足，创业欲望低。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我国应该调整法律的价值取向，将鼓励创新、鼓励创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长期坚持。财税法自然也不例外，可以将鼓励创新的精神融人财税法的所有税种之中。

三、老龄化分配危机下财税法的应对措施

（一）实施劳动力储备计划

1.劳动力储备计划理论支撑劳动力储蓄计划以基本的家庭为单位，采取综合、多样、灵活的手段鼓励家庭养育劳动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财税法律手段。对于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家庭，其承担的各项支出和损失包括：家庭为养育儿童所支出的生活费、医疗费、卫生费、教育费等；选择生育并养育儿童的妇女因此而放弃的就业收益、升职收益等。这些支出和损失的收益，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庭的固有事项，与公共财政无关。但家庭的育儿成本并非无关公共财政，只不过在不同形势下采取不同的法律手段而已。当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时，家庭育成本不需要上升为财政法律支出；而在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迹象，生育率已经严重下降的情况下，这部分支出就应该显现其“公共”的特性，进入财税法律考虑的范畴。2.劳动力储备计划纳入财税法体系具体设想首先，伴随着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推进，个人所得税法面临巨大的改革契机，即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要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度，对已婚夫妇来说，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相对更为合理，也就是夫妻合并申报纳税，相应的家庭生活成本也就应该合并扣除。在可以扣除的家庭成本中，应该及时将生育和养育的成本纳入扣除范围，初始时可以扣除基本的产前检查费用、生育医疗费和养育儿童的社会平均支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适度增加扣除的额度，或者更为精确地实现其他必要费用的核算和扣除，如儿童大病医疗支出、儿童保健费用等。其次，通过立法实施专项的财政支出以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比如，增加公立幼儿园的建设或者对私营幼儿园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以降低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鼓励开展并推广已育妇女的职业在培训计划，支持灵活的就业形式，使普通家庭不再面临因为生育而失业的困境等。

（二）完善养老保险的路径选择

1.当前财税法对养老保险的基本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5条规定:“企业按照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视野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除。企业为投资或者职工支出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也就是说，从税法的角度而言，当前对养老保险的基本态度是：对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承担的部分和个人缴纳的部分均可以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对于补充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不允许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企业缴费部分，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对于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由个人自愿投保，即以税后个人收入缴纳保费，自然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可以看出，我国税法在处理养老保险问题时，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安排，而是采用最基本的思路，对于鼓励缴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意义不大。2.财税法律理论视野下的养老保险路径选择我国当前的财税法律对于养老保险的设计较为简单，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老龄化的社会趋势下，大力发展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办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实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采取了一系列的健全职业养老金计划，以保证老年人退休以后的资金来源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台的《国内税法》第401条推出养老储蓄延期征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家的养老政策。澳大利亚在90年代初结束了国民年金计划，推出超级养老金的法律年金法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这两个计划也使得澳大利亚从容地应对了老龄化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我国可以借鉴。

四、结语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解决分配难题是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幸福的关键所在。当前应该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完善财税法体系，使财税法的分配更加合理。

作者：王一然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