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私人养殖政策的变迁

从1954年到1965年之间,我国的私人养殖业主要指大牲畜的饲养和小家禽小家畜的喂养,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国的私人养殖政策不断变化,透过纷繁的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演变规律。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私人养殖政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春天,我国农村基本上是个体农民经济,不仅土地私有,而且农民私人可以不受任何政策限制地发展私人养殖业,不仅可以养猪鸡鹅鸭羊兔等小家禽家畜,还可以养大牲畜如牛马驴骡等,不仅可以零星地养,还可以成群喂养。当然,也可以搞私人养蚕、养蜂、养鱼等等。

1953年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了日程,1953年12月16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强调农村工作的重点要由发展互助组转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逐步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要求各地从现在到1954年秋收以前建立35800多个初级社。该决议指出农民在加入初级社时,凡是个人私有的小家禽家畜如猪鸡鹅鸭兔羊等仍归社员私有;对于农民私人的大牲畜,仍采取私有公用的办法,至于“折价归公的办法,不宜不顾条件地普遍提倡,只有在社员完全自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可以采用。”但是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冒进倾向,到1955年1月10日统计,全国共有初级社48万余个,其中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而且各地在大力发展初级社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合作社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将社员私人的大牲畜折价入社,极少数地区还把社员的小家禽家畜收归公有。这种做法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加之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做得不是太好,农村缺少饲料粮和饲料草,结果造成了两大问题:一是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量抛售、宰杀大、小畜禽的风潮,起止时间大约是1954年秋天到1955年7月,有的地方一直持续到1956年6月;二是集体喂养的大牲畜由于管理不善,瘦弱病死现象时有发生。

据1955年1月1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透露,“近几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由于农业社卖大牲畜,社员也卖大牲畜,结果卖家多,买家少,牛价大跌,于是就开始宰杀耕畜,要么吃了,要么卖牛肉牛皮,这比卖活牛赚钱多些。所谓明宰,就是私营屠宰户直接收购耕畜,然后杀掉卖牛肉。所谓暗宰,就农业社或者农户不经批准,偷杀耕畜,偷卖牛肉牛皮。据河南省南阳县供销社统计,1955年“10-12月份共收购牛皮3860张左右,自县保畜会议以后,英庄区仅在12月15-20日,5日统计即查出没收私宰牛皮224张,牛肉800斤,黎岗乡晨光一社,11月18日一夜私宰牛5头,这种现象现在已基本扭转。”另,广东省农村不仅售卖、宰杀大牲畜,连小家禽家畜也大量售卖、宰杀。从1954年12月下旬到1955年4月,广东“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之张家边乡一个乡即杀死母猪70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60万元(旧币,新旧人民币之比为1:10000)到100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14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40多头,普宁县曾发现用一只大母鸡换两个小猪,9000元卖一只20斤重的小猪……”

对公有牲畜管理不善问题,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河南省南阳县,该县农业合作社集体喂养的大牲畜,由于缺少饲料粮和饲料草,加之管理不善,集体牲畜非瘦即死,“安臬区大清观农业社,今年(1956年)繁殖小牛6头,因饲养不善死亡3头,另一头小牛丢失也无人寻找。”河北省的邢台县,该县1953年初有部分农业社把牲口折价归公,结果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牲口集中后缺草短料,不会饲养,大部分牲口喂的消瘦长癣,脱皮落毛,有的农民说:‘社里瞎胡闹,把犍牛喂成梅花豹,肉皮松,骨头高,拉起犁来光拱腰。’有些社干部整天忙着派草凑料,有的社凑不起来就干脆采取了卖牲口养牲口的办法。会宁村王金玉社社员反映:‘牛吃牛,一月吃一头,牲口卖了,耕地用指头抠。’”

大牲畜不仅当时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最主要的动力,而且直到八十年代末依然是我国农村的主要动力,大牲畜的宰杀、饿死、瘦弱等给我国农村生产力造成了破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而小禽畜的宰杀又加剧了我国副食品供应的短缺状态。面对农村的紧张局面,党中央经过慎重分析后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太快太急,政策执行中有偏差;二是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做的不理想。

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急躁冒进情绪。虽然党中央的所有文件都规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实行土地入股,而且是有偿入股,年终社员除了按劳动工分分配个人消费品以外,还按入股土地的数量和产量进行年终分红,社员其他的生产资料如大牲畜、大中型农具等一概不入股。但是各地在建社过程中,几乎都把社员私有的大牲畜折价归农业社公有了,而且估价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社员,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和恐慌,特别是牲口较多的富裕中农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就开始“打小九九”了,与其白白地交给公家,还不如牵到集市上卖几个钱,或者宰了卖肉卖皮;而那些仓促建立的农业社大多数底子薄,又要掏钱收购社员的私人生产资料如牲畜、大中型农具、工具、大池塘、成片的林木等等,因此资金拮据,无力购买饲料粮;加之饲养员饲养技术低下,不但不负责任,还常常把公家的饲料粮偷拿回家,致使公有牲畜出现瘦弱、死亡现象。

自1953年底我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在当时粮食产量较低、奸商投机盛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避免了粮食市场的波动,稳定了粮食价格,保证了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口粮需要。但是有些地区粮食统购数量定得太高,例如广东省阳江县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购粮前每日一饭二粥,售粮后改为三天才吃一次饭,约有三分之一的社员吃粮水平显然降低。试想,在人还缺粮食吃的情况下,又哪有粮食去喂猪喂牛呢?由此导致了大量宰杀大、小禽畜的现象。

党和政府及时改变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做法和农业合作社化的具体政策。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减少了1955年的统购数量,并向农村5000万缺粮户销售了适量的返销粮;在农业合作化方面,1955年1月中央明确规定“一般新办的合作社,不必过早过急地实行耕畜折价归社的办法,可采取私有公用的办法,根据贫中农团结互利的原则合理评定畜工的报酬,使畜主不致吃亏,以稳定养畜情绪。”随着实践的发展,到1955年7月6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国都仿效河北省邢台县的做法:不仅新建立的社不提倡牲畜折价归公,而且对那些已经将牲畜折价归公的老社,也要把牲口退还给原主,恢复私有私喂体制。该指示写道“经验证明:在初办社的时候,或者在合作社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和社员的经济力量尚差的情况下,对社员牲口入社采取私有私喂由社租用雇用的办法,是更为有利的。河北省委研究了邢台的经验,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倡和推广这种办法,并对某些业已实行牲口折价归社,致负债过多,草料缺乏,影响牲口瘦弱病亡的合作社,分别情况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使之改变为社员私有私喂由社租用或部分归社公有部分转为私有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党中央集中力量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做法,恢复牲口的私有私养制度的时候,于1955年7月31日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同志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错误,他很气愤地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从此以后,合作社的整顿工作宣告结束,农村合作化运动以急风暴雨之势向前发展,并迅速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化。在此背景下,1956年3月,中央对社员私有的牲畜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合理作价,归社公有,价款由合作社付给本主,一般在三年内付清,至多不能超过五年。”随着1956年秋天高级社在全国的基本建立,我国牲畜的社员私有制度基本消失。

但是恰在这时,由于波匈事件的发生和我国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我国农村从1956年底到1957年7月出现了部分地区社员闹“退社”的风潮,党中央决定再次调整合作社内部的有关政策,其中对大牲畜作了如下规定“为鼓励发展畜牧业,除了合作社统一经营以外,应该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如牛、马、骡、驴等,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役畜时,应照付适当租金。”

综观1954年至1957年合作社时期我国的私人养殖政策是:小家禽家畜基本上总是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大牲畜基本上不允许私人喂养。

时期的私人养殖政策

期间,我国农村实行公社内部的全民所有制,不仅社员、生产小队甚至大队在一定程度上都丧失了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全国各地大刮“共产风”,县、公社两级经常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钱款等,甚至连社员生活必需的厨具、家具也被无偿归公。全国各地的“‘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地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象群众所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打乱。生产队的土地被圈占,物资、资金、劳力被调走,加上干部瞎指挥,底子越搞越空,群众说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上边刮,下边也跟着刮,公私、你我都不分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这段引文清晰地表明,小队对自己的耕畜失去了所有权,社员对自己的猪鸡鹅鸭以及赖以种植饲料粮用来养猪养鸡的自留地等,都失去了所有权。

共产风使我国农村的生产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大牲畜大量死亡、丢失、被上级无偿平调。例如湖北省沔阳县澎场公社“耕牛成批死亡,农具成批损坏,全公社死亡丢失耕牛216头,损坏丢失木船461支,畜力水车43部,犁、耙、耖、磙等中型工具2665件,价值27.3万元。”

在“共产风”盛行的情况下,社员家庭的猪鸡鹅鸭都被刮走,用来种菜、种饲料的自留地也被没收,不仅社员没有副食品生产权,连小队甚至大队也没有副食品生产权,猪、鸡由公社统一喂养,建什么所谓的万头猪场、万只鸡场等。1958年8月22日河南省委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名为《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建立情况的报告》称该省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由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进一步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的残余(社员自留地、牲口、少量大件生产工具,主要家庭副业如猪、羊、小片林木等归社)。”由此看出在化初期,社员的自留地、猪、羊、果树等被当作私有制残余,首当其冲被刮走,而且名正言顺地不让社员私养家禽家畜。事实上即使让社员私人喂养也养不起,由于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全国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局面,许多群众吃不饱饭,哪有粮食用来喂猪呢?一方面不让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另一方面公社、大队的集体养殖场又搞得不好,致使我国副食品生产大大下滑。禽畜蛋产量的降低使我国的副食品市场倍感紧张。在1958年11月底的武昌会议上说“大城市里头,猪肉也没得吃了,粮食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刘少奇对副食品紧张状况的论述更为具体,他指出“人不只是吃饭,还要吃油、吃肉、吃鱼,要有副食品。没有那些东西吃,即使粮食不减少,身体也要坏。这几年,农民的身体弱,工人的身体也弱,主要是副食品少了。现在连城市里面、学校里面,也有不少浮肿病人。学生的口粮一般不少,主要也是油、肉、鸡蛋这些东西吃得少了。”

期间副食品紧张局面的出现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如果仅仅从饲养政策上来说,是因为不让社员私人饲养家禽家畜。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私人养殖政策

面对农村工作中的失误,党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著名的十二条),对各方面的体制、政策做了较为正确的规定,开始系统地纠正化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其中关于耕畜方面的规定是:恢复大队对耕畜的所有权,允许小队对耕畜拥有长期的使用权,凡是县、公社“平调”大队的全部耕畜,坚决退还给大队。对小家禽小家畜的饲养权是这样规定的“在不影响集体劳动的前提下,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饲养少量的猪、羊和家禽,培育好屋前物后的零星果木,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公社和生产队现有的养猪场,应该继续保持和发展,但是,绝对不许采取向生产小队、食堂和社员个人征调猪、羊和家禽的办法,来发展公社和生产队的养猪场、养鸡场。”据此,我党明确提出了限制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禽畜饲养权,鼓励小队特别是社员私人喂养小禽畜的政策。紧接着在1961年1月20日党中央又发出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对私人喂养家禽家畜作了更加宽松的规定,指出“养猪是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允许社员家庭私养母猪……鼓励社员发展鸡鸭鹅兔羊等家禽、家畜,和经营其他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961年6月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除了鼓励社员饲养小家禽家畜以外,还规定社员“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可以饲养一两头大牲畜。”1962年2月13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把大牲畜的饲养权和所有权完全交给小队,并部分地交给社员家庭,撤销了公社和大队两级对大牲畜的所有权。由于政策对头,我国的猪禽蛋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3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向递交了一份名为《市场形势好转》的报告,他把商品增加列为市场形势好转的第一条,又把猪禽蛋购、销两旺作为商品量增加的第一条。他高兴地告诉主席:“商品增加,首先表现在副食品方面。农村中生猪家禽发展很快,收购量大大增加。今年一至五月,鲜蛋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倍,生猪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4倍。城市职工的猪肉和禽蛋的消费量比去年有较多增加。市场上许多传统的小吃已经恢复起来,饮食业比过去活跃了。”

回顾1954年至1965年十一年间的私人养殖政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牲畜和小禽畜的饲养权一旦收归高级社和,就会对我国农村的主要动力大牲畜造成重大破坏,小禽畜产量就会大大减少,引起副食品市场的紧张局面;反之,一旦把饲养权交给社员私人和小队,我国的大、小畜禽业的发展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