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仪仗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际交往随之增多。用仪仗队迎送国际宾客，是一种重要的外交礼仪。为了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即成立了仪仗队。早期的仪仗队只有一个排，随着任务的增多，来往客人的等级也越来越高，仪仗队也由小到大，逐步走向正规。到1953年6月，正式成立了仪仗营。依仗队员们，牢记祖国人民的重托，以饱满的精神，严整的军容，威武的雄姿，刚健的步伐，心里涌唱着“我们是黄河的波涛，我们是长江的巨浪，我们是伟大祖国的保卫者，我们是人民的革命武装”的中国仪仗队曲，为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一次次重要的迎送外宾任务，在客人面前展示了我们的军威和国威，为共和国赢得了荣誉，为八一军旗增添了光辉。

仪仗营的诞生

仪仗营同共和国几乎是同时诞生的。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我们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政府首先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迎来的第一位外宾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1949年10月16日，罗申要正式向递交国书，中央确定用仪仗队和军乐队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将组建仪仗队迎宾的任务交给了警卫营。警卫营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仪仗队，决定编制放在警卫一连，人员在全连范围内挑选。为了完成好第一次迎宾任务，仪仗队一组建即开始突击训练。

训练什么？怎样训练？幸好，这支部队还不是初次迎接外宾，多少有一点经验。早在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要来延安调解国共两党关系时，就曾紧急从南泥湾一个团选拔出500名战士，临时编成3个连，经过短期紧张训练，执行过一次迎宾任务。马歇尔来时，在、、等中央领导人陪同下，在机场检阅了这支临时组成的仪仗队，任务完成的很好。检阅完后，临时仪仗队队员各自回到了原单位。这次训练参考过去的训练方法和新增加的训练内容，很快形成了训练方案。训练开始，着重进行队列和队形变换及各种步伐和各种礼节训练。礼节主要有注目礼、持枪护枪礼、推枪护枪礼和托枪护枪礼。

在欢迎罗申大使时，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仪仗队来不及做礼服，为了显示仪仗队威武雄壮，首先决定仪仗队员服装暂着缴获的日军呢料军衣、马裤、马靴、钢盔，手持上刺刀的日军三八式步枪。欢迎仪式是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的。当军乐队奏完两国国歌时，大家按着队长洪亮的口令，列队向客人行注目礼。队员们动作整齐，精神饱满，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对此，各级首长和外交部的同志们都很满意。

迎宾仪式结束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队员们有说有笑，各自谈论当时自己的感受。是啊，第一次为共和国迎接外宾，心情能不激动吗！晚上，大家躺在床上，浮想联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直沉浸在自豪的幸福感中。

随着我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和外交使节越来越多。于是，对执行国家礼仪任务的仪仗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1952年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率领政府代表团要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上级明确指示，欢迎的气氛要热烈，场面要隆重。为了做好迎宾的准备工作，仪仗队事先进行了欢迎仪式的预演。由于队员个头不齐，年龄差距较大，身材不匀，气质不高，难以形成一个威严雄壮的整体，不能很好地展示出我们的军威和国威。上级发现这个问题后，不得不临时决定，把这次迎接外宾的任务交给来京参加国庆受阅的长春第七步兵学校承担。由此，上级感到组建一个正规、合格、随时能高标准完成国家迎接外客任务的仪仗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于是，1953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独立仪仗营。仪仗营由公安警卫师警卫营和第2团3营抽编而成，下辖4个连队。原警卫营1连和2连，为仪仗营1连和2连；第2团3营的9连和10连，为仪仗营的3连和4连。每个连队编制为178人。仪仗营归公安警卫师领导。

仪仗队的编制好定、服装好做、武器好换、任务好下，而人员难选。为了祖国的荣誉，仪仗队要塑造良好的中国军人的形象， 这就要求队员们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和军人素质，一般要五官端正，体魄强健，身高1.73米至1.77米。

队员条件确定之后，紧接着在全师万名干部、战士中进行选拔，同时还派人到一些兄弟单位进行挑选。为把条件好的干部、战士选入仪仗营，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帧、参谋长古远兴分头下去，逐个考核，严格把关。往往选一名队员，要经过反复对比衡量，才能定下来。最难选的是营长。营长在举行迎宾礼仪时是现场唯一的指挥员。因此，不但要有好的相貌和身材，而且嗓音要洪亮，吐字要清楚，说话要流畅有力。师领导绞尽脑汁，把所有的干部排队比较，最后选定了王立堂任第一任营长，翟白元任教导员，韩俊章任副营长，刘玉明任副教导员。

王立堂一到职，仪仗营立即召开了成立大会。师首长到会祝贺并讲了话，对大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仪仗营的同志们采取各种形式表示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从此，仪仗营诞生了。

艰苦的训练生活

仪仗营的成立大会，无异是训练的动员大会。大会过后，全营同志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繁忙的训练之中。根据上级“打基础、向正规化迈进”的指示精神，训练内容主要是队列、操枪和步伐变换及各种礼节，其目的是进一步培养良好的军人姿态。为把训练搞好，还从步校选调了周玉普、许广证、宋姿等5名干部任参谋。这些参谋和队员们打成一片，尽职尽责，为仪仗营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训练生活非常苦，每天差不多要练8至10小时的正步和齐步走。简单的重复，机械的动作，枯燥无味。特别是分解动作，按照口令，一步一动一停，每纠正一遍动作中，大家要“金鸡独立”单腿站立五六分钟。特别是盛夏季节，骄阳似火，有的同志身体弱支持不住，常常晕倒在地上，队员们的衣服整天湿漉漉的，大家都累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躺在床上身体每块肌肉和关节都痛。时间不长，全营同志的体重普遍下降。

苦和累没有影响大家的训练热情。主要原因是干部以身作则，营长和大家一起操练，师首长经常亲临操场督促检查。每天队员们的身上有多少汗水，领导的身上也有多少汗水。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心里都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军队与国家的荣誉。因此，在训练中宁肯吃大苦受大累，也不能叫部队和国家的形象受到损害。1连1排战士谢安营，外表长得很好，训练也肯努力，但有一个毛病，一端枪就不自觉的向左歪头。为了改掉这个毛病，他自己想了个办法，在衣服的左侧插上个大头针，端枪歪头时，大头针就扎脖子。他坚持了半个月，以后端枪再也不歪头了。可是他脖子左侧，却被大头针扎了一片伤痕。3排有个战士叫张俊发，腰有点弓，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后背绑了一根棍，吃饭、洗脸都不肯弯腰。队员们为使自己身体正直，经常脚跟、臀部、头部三点成一线靠墙或树站立。有的同志长年睡觉不用枕头，甚至躺在床上还是立正姿势。

在仪仗营，争取成为一名优秀队员，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只要能使自己具备一个队员应有的素质和条件，再苦再累都能克服。踢腿要有爆发力，大家就在自己的腿上绑两个沙袋跑步；要求队员有耐久力，同志们在太阳地上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曾做过一个不精确的统计：一个队员3年走的正步合起来，等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每人每天流的汗水集起来，两年可达1吨；每人每年要穿破皮鞋7双，脚上的鸡眼平均6个。这些，都体现了“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一切”的仪仗精神。在苦练中，大家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方法，如：“三挺一瞪”、“两快一慢”、“腰杆当家”、“踢腿带风”，“落地砸坑”、“走似铁流滚滚、站似青松挺立、坐如泰山不动”等。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和方法，对当时的训练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训练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规范。正步端臂距胸10厘米，两腿踢步离地25厘米，两脚之间相距75厘米，一分钟110-116步，不能有误差。每个班都有一把尺子和一块秒表，一步一量，一步一测，不但要步伐准确，而且要刚劲有力，充满朝气。经过两个多月的苦练，打下了坚实的队列基础，然后便与军乐队开始合练。合练又高了一个层次，要求队员们要懂得音乐，要有较强的乐感，每一步要不快不慢地踏在节拍上。音乐、步伐、神态要合为一体，以显示出部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并要求不论是列队还是行进，横着一条线，纵着一条线，斜着一条线，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条线。要达到这一要求，难度更大。然而，难度再大，也没难倒有坚强决心和毅力的仪仗队员。队员们白天练，晚上练，节日练，假日练，操场上的砖地被刻苦训练的步伐踏出了一个个小坑。师首长第一次检验那天，队员们精神百倍地来到操场。在操场上听到的是指挥员洪亮的口令声、雄壮的军乐声和整齐有力的步伐声。师首长高兴地当场肯定了队员们的训练成绩，表扬了大家刻苦训练的精神。对于师首长给予的鼓励，大家感触很深，因为领导的表扬可是仪仗队累酸了腿、军乐队吹破了嘴共同刻苦训练得来的啊！

为祖国迎宾受阅

仪仗营经过严格训练之后，开始执行任务。1953年11月的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打来电话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率领政府代表团，要来我国访问，要做好迎宾准备。接到通知后，从全营挑出100名在训练中成绩优秀的战士，并选定了一名旗手、两名副旗手，仪仗队队长由营长王立堂担任。12日下午，奉命准时到北京站列队迎接。当金日成首相乘坐的专列一停，总理便走上前去，同下火车的金日成热情握手、亲切问候。接着，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悬挂中朝两国国旗的站台上举行。队长王立堂跑步向金日成首相报告，金日成首相在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仪仗队整齐的队形、一致的动作、英勇的神态，向贵宾和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风采，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本次迎宾任务。

头几年迎接外国元首，沿用的是陆军仪仗队，到了1956年，开始改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三军仪仗队由151人组成，队长1名，旗手1名，副旗手2名，队员147名。第一次改用三军仪仗队迎接的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应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时值国庆节前夕，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交通要道竖起了高大的彩牌和标语塔，上面写着“向苏加诺总统致敬”、“亚非和世界和平万岁”的巨幅标语，给节日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当时苏加诺总统乘坐的是一架银灰色的双引擎飞机，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欢迎仪式开始后，首先由军乐队奏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歌，接着苏加诺总统由陪同检阅了这支新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然后一起乘一辆敞篷汽车前往住所。离京时，苏加诺总统再次由主席陪同，在机场检阅了仪仗队。这次迎送外宾，大家深深感受到祖国在发展，仪仗营在成长。

迎宾，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种。在静止状态，接受国宾检阅，称检阅式；在行进间接受国宾检阅，称为分列式。迎宾的规格，根据国宾的身份而定。根据我外交部的要求，不论国家大小，不分社会制度，不分与我国亲疏，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热情迎送。仪仗队员感受最深的是迎接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1962年12月31日，班达拉奈克夫人应邀首次来我国访问。锡兰地处赤道附近，终年如夏，平均气温28摄氏度。这期间，北京已进入严冬，人们早已穿上厚厚实实的冬装。当时担心班达拉奈克夫人经受不了气候变化，指示仪仗队礼仪要周到，动作要迅速，尽量减少在机场的停留时间。按照的指示，在班达拉奈克夫人刚走下飞机时，执行队长王立堂就立即跑步报告，接着走分列式请贵宾检阅。同志们精神饱满，动作紧凑准确。从当时班达拉奈克夫人表情上看，她理解了仪仗队员的心意，非常高兴，十分感动。

任何事情，都会出现特殊情况，仪仗营迎宾，尽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工作，但到时候也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仪仗队员不会忘记，有一次在执行任务之前，海军队的排长黄庆峰突然头晕，当时没有预备人员顶替，大家都非常着急。但冷静一想，认为迎宾时间不长，吃点止痛药片坚持一下就过去了。于是营长王立堂向在机场工作的友谊医院医生说明情况，医生出乎意料的答复说：“不要着急，用不着吃药，迎宾之前给他半杯葡萄酒喝就行了。”王立堂反问道：“喝酒不就更头晕了！？”医生说：“你不懂，喝少量葡萄酒起镇静作用。”大家半信半疑，临行前给黄排长喝了半杯葡萄酒，没有想到，还真管用，黄排长的头不晕了，顺利完成了任务。从此，这事儿成了大家的趣谈。还有一次，冬季迎接一位国宾，机场地面上结了许多冰；在分列式行进中，一个战士“扑通”一声滑倒了，他身边的战士手疾眼快一把将他拉起，继续正步向前行进。这情景被国宾和陪同国宾的看得一清二楚，当时他们都笑了，心里称赞战士们的机敏灵活。此事，也使仪仗队员明白了一个道理，发生意外问题是难免的，但处理恰当会起到比正常还要好的效果。

每执行一次仪仗任务，总结一次经验教训。因此，全营干部战士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提高，完成任务一次比一次好。1959年9月，越南胡志明主席前来参加我国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胡志明主席下飞机后，在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当担任执行队长的刘玉明教导员陪同胡志明走到排尾时，胡主席停下脚步，转身送给他一枚象征着中越两国友谊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的图案为中越两国国旗交叉，上面有镰刀斧头，下面有“友谊”二字，背面刻有“胡志明赠”等字样。胡志明主席是来我国访问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每次来，仪仗队都要迎送，他亲眼看到仪仗营成长。今天他赠送纪念章，其用意也许是出于对队员的鼓励和赞赏吧！

礼炮连的增建

火炮是战争中杀伤力较大的武器，礼炮则是和平的天使。在隆重欢迎国宾和盛大庆典仪式上鸣放礼炮，是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1949年10月1日，我国开国大典曾鸣放礼炮进行庆祝，但在1964年4月以前的迎送国宾中则没有鸣放过礼炮。为了完善我国的外交礼仪和更好地迎送来访的国宾，1963年6月，上级决定仪仗营增建一个礼炮连。第69军第126团在国庆大典时曾多次执行过鸣放礼炮的任务，这次组建从那里调来连长牛茂林和3名排长、24名炮手。7月31日，仪仗营召开礼炮连成立大会，师长曾绍东和副政治委员杜泽洲出席了大会，并宣布8月1日为礼炮连的成立日。

人员有了，就要配装备。那些在战争年代功绩卓著、早已退役的九四式山炮，炮身短，便于搬运，声响也洪亮，于是让它重新服役，继续为共和国效力。为使礼炮发射时声音整齐，特请军械部门组织专人对30门礼炮的发射装置进行了改进，由手工拉发改成电钮操纵击发。指挥员一声令下，炮手一按电钮，多门礼炮可在同一时间内发出同一声响，也可以有间隙一声一声的响，根据需要而定。礼炮最早起源于英国的海军，最大的战舰装有21门炮，21响为最高礼节，19响次之。后来，这一礼仪从海上沿用到陆地上。1875年美国首先采用了这一礼仪，于是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迎宾的一种方式。目前国际上欢迎国家元首或相当于国家元首时，鸣放礼炮21响；欢迎政府首脑或相当于政府首脑，鸣放礼炮19响；有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迎送的国宾鸣放礼炮，只有陆军仪仗队迎送的贵宾则不鸣放礼炮。

鸣放礼炮在奏宾主两国国歌时进行。鸣放礼炮要求非常严格，每一声炮响都要有间歇。不管国歌演奏的时间长短，必须做到歌起炮响、歌止炮停，误差不得超过一秒钟。

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是用鸣放礼炮迎接的第一位国宾。1964年5月间，阿布德要来我国作友好访问，确定在欢迎仪式上鸣放礼炮。礼炮连接到通知后，很快选出了优秀炮手组成礼炮队。他们根据军乐队提供的演奏苏丹、中国国歌所需时间，精确计算了鸣放21响礼炮的间歇，并命配属连队的三辆汽车，提前将礼炮运往首都机场。5月16日下午6点，阿布德乘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时，仪仗队、军乐队、礼炮队早已做好了欢迎的准备工作。礼炮排成一字型，炮口朝向一方。当军乐队奏苏丹、中国两国国歌时，连长牛茂林沉着指挥，炮手按间歇时间有节奏地随着国歌乐曲准确鸣放了21响礼炮。阿布德在刘少奇主席和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964年中，先后用礼炮欢迎的国宾还有，来自红海之滨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及前来参加我国建国15周年庆祝典礼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刚果总统马桑巴代巴、马里总统凯塔，以及进行国事访问的阿富汗国王查希尔。这一年，是鸣放礼炮欢迎国宾最多的一年。

礼炮连的建立，标志着仪仗营朝着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步。

节日在天安门站岗受阅

50年代和60年代，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首都北京都要举行集会、游行等大型庆祝活动。仪仗营除了迎送国宾以外，还要在这两个重大节日里，担负天安门广场的武装标兵、群众标兵和警卫中央首长、保护人民群众绝对安全等任务。完成这些任务，要求站立时间长、情绪始终饱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良好的军人姿态。这就需要有强健的身体和坚强的毅力。

为了完成好这一光荣重大的任务，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艰苦训练。站立训练，循序渐进，逐步增加时间和加大难度。开始练习站立1个小时、2个小时，最后练习站立4个小时、5个小时以至6个小时。在训练场经常有人像木棍一样晕倒，跌得鼻青脸肿，甚至磕掉门牙。新兵比老兵晕倒的多，因为新兵心情过于紧张，掌握不好站立要领，站立时间一长，失去控制，晕倒在地上。而老兵站立时，站立要领掌握熟练，将身体重心适时在左右腿上倒换调整，使两腿有灵活交替休息时间，就能达到站立时间长而不晕倒的程度，而且外人也看不出来。在训练场上休息时也不准坐卧，就是回到宿舍，在食堂就餐，一般也都站着。尽管战士们都年轻力壮、虎虎生生，但一天训练下来，也是筋疲力尽，身子像散了架子，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好似过独木桥。

经过一个月的严格训练之后，大家虽然普遍晒黑了、累瘦了，但身体强健了，意志坚强了，每个人基本上能连续站五六个小时。达到了标准，就取得了标兵资格。最后，经过领导逐个审查考核，确定了一份标兵名单，抄报上级。

标兵有两种：一种是武装标兵，另一种是群众标兵。标兵的人数和布置，根据大会的规模确定。担负十一国庆节阅兵时的标兵为武装标兵。1959年国庆阅兵时，挑选出的457名干部战士，担负武装标兵。武装标兵一律着仪仗礼服、戴白手套、穿黑皮鞋，分别佩带“五四”式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担负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游行时的标兵为群众标兵。1954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派出群众标兵227名，分别布置在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处。群众标兵一律着毛哔叽礼服，佩带“执勤”袖章和“五四”式手枪。标兵纪律非常严格，目光不能斜视，好似一尊尊塑像；两腿像生了根，立正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论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蚊叮蜂蛰，或发生一些其他情况，都要岿然不动。

节日前夕，在天安门广场一般要组织两次预演、合练。预演、合练都是在夜间进行，为的是不影响市区的交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预演、合练的目的，一是让大家熟悉自己的位置与任务范围；二是检查各方面准备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预演中，有9名武装标兵晕倒在地上，当时都及时进行了人员调换。为防止标兵晕倒，需要增加营养、增强体质。平时和步兵伙食标准一样，而在训练和执行任务期间，伙食费提高到三类灶的标准，以补充过大体力消耗。但是到了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又不能足吃猛喝。因为标兵在执勤的五六个小时之内，不能大小便。这就得在临执行任务前两三天，少吃饭，少喝水。为了解决既要限制饮食，又要有充沛的精力这一矛盾，采取了多吃鸡蛋和水果，以保持身体所需的营养。

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标兵一旦在天安门广场前晕倒了，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为此，大家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即在群众开始游行时，由排长带3名战士，跟随游行队伍前进，如有哪个标兵坚持不住，需要替换，就按事先规定好的暗号，用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裤缝夹动，排长带领的3名战士，就有一名站在他的背后，将其推离岗位，这名战士就成了替补标兵，原来的标兵跟排长而去。

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之后，广场的学生便向主席台拥来。这时，标兵手牵着手，形成一道冲不断的锁链，挡住如潮的人流不要越过标兵线。主席台上宣布散会，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天安门场来往走动，而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仍不开放，标兵们撤至金水桥一线，严格控制这个地区，并在每座桥上派军官协助维持秩序，防止群众被拥下金水桥河中。到了夜晚，一般要抽200多人，在金水桥一线维持秩序。有的白天当标兵，晚上当哨兵，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十万民众观赏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共度狂欢之夜，大家身体虽然很疲劳，但内心却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奋。

难忘中央首长关怀

吃苦在训练场上，工作在中央首长身旁，这是仪仗队的一大特点。因些，在与中央首长频繁接触中，得到了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往日那一幕幕动人的场面，一个个感人的情景，给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今天幸福自豪的回忆。

建国后不久的一天，同我国建交的各国大使向递交国书，仪仗队员与军乐队在中南海勤政殿连续举行欢迎仪式。领导为了减轻大家的劳累，决定中午送饭就地用餐。正当大家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的在勤政殿前吃饭时，主席微笑着健步向大家走来。同志们端着饭碗急忙站起，用手一一把大家按坐在原地，而后他看看这个同志碗里吃的是什么菜，又看看那个同志碗里吃的是什么饭。当他发现仪仗队吃的是馒头，喝的是鸡蛋汤，而军乐队吃的是米饭和炒菜时，便问：怎么吃的不一样？大家告诉，仪仗队和军乐队是两个伙食单位，军乐队伙食标准比仪仗队高一些，今天是两个单位的炊事班送来的饭菜。听后说：军乐队动嘴，仪仗队动腿，工作性质一样，吃的也应该一样，上级领导不应该给下级制造人为的矛盾。从这以后，军乐队和仪仗队需要就地用餐，一律由外交部门统一送饭。每当想起这件事时，大家都深深感到，这不仅是对仪仗队全体同志的关怀和爱护，而且也是对各级领导的一次很有意义的教育。

在完成迎接国宾的任务中，有仪仗队全体的辛劳，也有中央首长的心血。每次执行重大迎宾任务，中央首长都为队员们考虑得十分周到，想得非常细致。1959年十一国庆前夕，应邀来我国参加庆典的外国代表团比较多，仪仗营组成两个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分别由营长王立堂和教导员刘玉明带队，赴火车站和飞机场迎接国宾。王立堂按外交部规定的报告词向来访的代表团团长报告。在休息的时候，总理派人将王立堂叫进机场贵宾室，总理说：“王立堂同志，你为什么只向代表团团长报告？这样不好嘛，人家来了一个代表团，怎么能只请团长检阅呢？报告时，要报出代表团各位领导人的职务和名字。”然后问王营长：“这样改你有什么意见？”王立堂给敬了个军礼说：“没有！”可是他由于高度紧张，改动的地方没有记清，又不好再找总理去问。正在他着急时，总理的秘书走了过来，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他。王营长接过来一看，上面所写的就是刚才总理改动的报告词。他又喜又激动，心里立刻对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

报告要绝对准确无误，一字不能加，一字不能漏。外国人的名字比较长，少则五六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尽管在执行任务之前背得滚瓜烂熟，但到时候出于精神紧张，执行队长向国宾报告时，也有“卡壳”现象。一次在火车站迎接越南总理，担任司礼的一位连长，向国宾敬完礼后，不知说什么了，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全队同志焦急万分。就在这时，敬爱的在一旁提词，“越南总理范文同”，才使他摆脱了窘境。事后，说，外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我们不要怕他们，也不能看不起他们，要平等相待。的话大家始终牢记心头，对队员们后来完成任务起到了巨大的鼓舞、激励和指导作用。

机场、车站是迎送国宾的重要场所，也是仪仗队员经常见到中央首长的地方。每次在迎送国宾时，中央首长几乎都要看望仪仗队，问寒问暖，为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次在车站迎宾，元帅见队员们穿的是马靴，说这不符合我军军情，便同其他中央首长商量，建议改成矮腰黑皮鞋。不久军需部门就拿出了样鞋进行投产制作，从此，队员们告别了马靴，穿上了精制的矮腰黑皮鞋。还有一次，我们在机场等候迎宾，元帅提出要与仪仗队合影。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寒风阵阵，大家都穿着大衣。教导员翟白元见大家穿的大衣有新有旧，颜色深浅也不一致，想让大家脱掉大衣拍照，但又怕同志们冻着，于是便说：“等迎宾结束后再照吧！”正巧，这时和聂荣臻代总长在刘辉山师长陪同下，也来到大家面前。元帅把大衣新旧不一致的问题跟总理说了，当即表态说，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于是聂荣臻同志即对刘辉山师长说：“回去你们打个报告送上来，咱们说办就办。”第二天军需部门就来人给队员量大衣尺码，很快，仪仗营就穿上了统一而又合体的新大衣。

初始，仪仗队每人只发一套礼服，因为经常执行任务，脏了无法换洗。在一次执行迎宾任务时，教导员翟白元便向聂荣臻元帅反映了这一情况，建议再给每人发一套备用。聂帅笑着说：“你这个兵比我有办法，要想解决得快，就该向上反映。”后来，翟教导员在一次迎宾时，向说了这一情况，当即就作了答复。

后来仪仗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执行礼仪任务时，天再冷也不准穿大衣，因为穿短衣轻便，走正步显得精神。有一次，国防部长元帅在机场迎接外宾时，来到仪仗队面前问大家冷不冷，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冷。”彭总双目炯炯地环视一遍周围地面上的积雪说：“数九寒天，怎么能说不哩！军队有着装规定，冬季天气冷就应该穿大衣，不然，大家冻病了，谁来完成迎送国宾任务？同志们一定要爱护身体。”打这以后，迎送国宾着装遵照彭总的指示，从实际出发，按季节着装。

一件件小事，汇集了中央首长博大的爱。每当队员们想到这些，浑身上下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这力量推动着仪仗队员们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圆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迎送国宾任务和其他任务。（责编 张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