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话中的国学浪潮

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也许可以追溯到近代的开端,但晚近意义上的全球化,则似乎首先与经济、政治、信息、生态、文化等等发展相联系。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全球化既可以从经验的层面加以考察,也可以从形上的层面进行分析。在经验的层面上,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公司的全面扩张、互联网的形成、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在形上的层面上,问题则更为复杂,以经济、政治、文化为多重维度,全球化将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况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历史地看,人类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也曾出现过不少有关人类实际状况评判及理想状况的构想,但这种评判和构想往往既受到时间之维的限制(历史的限制),也受到空间的限制。

相形之下,全球化在现实的层面上将人类的存在形态联结为一个整体,这种现实的存在形态同时为考察人类的状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背景:当经济、政治的生活以及文化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并作为全球性的现象呈现出来时,人类的状况也获得了从更普遍、更广泛的方面加以考察的可能。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仅仅涉及人类的实际存在状况,在更深沉的层面,它同时关联着人类存在的意义问题。就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而言,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建构、全球生态的平衡、避免核战争等等,固然是全球性的问题,人类的命运、人类存在的意义,同样也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人类存在意义的思考当然古已有之,而并非出现于全球化过程以后,但在技术的统治、市场的取向等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现象的背景下,存在的意义便进一步成为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存在意义的背后,是价值观念,对存在意义的不同确认,往往以不同的价值观念为依据。广而言之,在形上的层面上,文化的核心也是价值系统。

全球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市场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趋同,信息资源的快捷和共享等等。当经济、科技的潮水冲破传统的国界或民族边界时,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也被推向了共同的世界舞台。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当然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一方面,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应,存在着文化的全球化趋向,从科学研究到大众传媒,从生活趣味到休闲方式,当代文化似乎愈来愈呈现趋同的特点,这一点,从科技领域相同或相近的研究课题、流行于世界各地的音乐、服饰,直至网络语言,都不难看到;

另一方面,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泯灭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价值系统的多样性,正如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国家、地区在利益上的不一致一样,它也无法消解文化上的区别和与文化的差异,事实上,经济、科技、日常生活等层面的趋同,与文化上的多元与分化,往往相反而相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问题这一类的预言固然未必有根据,但就其注意到不同文明的差异在未来将依然存在而言,则似乎不无所见。

当然,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的差异,并非以所谓文明的冲突为其必然的归宿。事实上,紧张、对抗、冲突并不是解决文化差异的真正出路;更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这一意义上,联合国将2001年确定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年,似乎颇有意味。如前所述,全球化展示了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整体性不同于单一性或绝对的同一,作为具体的存在形态,整体总是包含着多样性,中国哲学家所谓“和而不同”,已强调了这一点。绝对的同一往往意味着抽象,多样或多元则既赋予整体以丰富性,又使之真正获得现实的品格。从现实的形态看,在文化价值系统上,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往往呈现为相互交错、融合的格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在文化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适当形式。

以不同文化的对话为背景,则不难注意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意义。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过程并不存在不相容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儒家很早已形成了大同的理想,直到近代,大同依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这种观念无疑为中国人认同和接受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前提。

以文化的演进而言,除了佛教等之外,中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化之间较少形成实质的互动,但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中国文化已开始走出相对意义上的自我循环,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在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相互接触和交融之前,所谓“世界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空间的概念,而缺乏实质的内容整合;在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文化整合过程,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而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得到了延续,而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中国文化也开始真正与其他文化传统合流,并成为统一的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

与融入世界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如前所述,全球化与本土认同,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统一的世界文化表现了人类在存在形态上不断突破历史和地域的阻隔而走向融合,以及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日益紧密的联系,而文化的多元发展,则将不断地为统一世界文化的演进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

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相互影响,本土文化也将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资源。从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与中国已有文化传统的交融,曾为中国文化在隋唐宋明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及思想资源。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则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转换和新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延续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彼此激荡,无疑将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

泰勒曾对政治中的承认与认同作了区分,在引申的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借用这一范畴来说明文化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历史的进程已使不同的文化冲破空间与地域等限制,从相对隔绝的状态走向彼此的作用与融合,面对这一背景,不同文化的自我封闭无疑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而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向的认同则似乎更为合理;

另一方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在这里,普遍与特殊、整体与多元具体表现为认同与传承的统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整体具体地理解为多元的统一,而非抽象的一元,那么,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中,统一性和多样性便应得到双重的确认,而世界文化本身的发展,也只有在二者的辩证张力中才能实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