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

［摘 要］ 冯伟林与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语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对比性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到一点，就是散文的“政治话语”与散文的“文化话语”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创作主体的官员身份和文化学者身份密切相关。可见，作家的主体精神是其文体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冯伟林；余秋雨；散文；文体；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94―05

Abstract:FENG Weilin’s prose and YU Qiuyu’s differ markedly in such aspects as subject selection, theme expression,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anguage style. All these differences are attributed to that in discourse, politic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n official, or cultur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 cultural scholar. Thus, a writer’s subjectivity forms the key element in his style.

Key words: FENG Weilin; YU Qiuyu; prose; style; comparison

冯伟林是近年来散文创作界的一匹“黑马”,他的散文创作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被评论界冠以“新儒生散文”称号，为散文又增添了一新的体式。在当代散文创作的记忆中，余秋雨散文的 “文化话语”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有趣的是，冯伟林的“政治话语”和余秋雨的“文化话语”有着相承的血脉，冯伟林就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过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两种散文话语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将这两种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在文体批评的意义上，话语与文体庶几近之。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表现为文本就是话语形态，具体体现为作家对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这里，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等审美取向构成文体的内核，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内容特征；而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则构成文体的外貌，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形式特征。由此，笔者拟从题材、主题、结构、语体四个方面对冯、余的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以期获得对散文创作的一些普遍认识、借鉴和启示。

一 题材的异同

整体式、全景式的完完全全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与冯伟林散文在题材上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他们的散文不同于以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开拓出了散文的一种新体式――历史文化散文。当然，这种开拓性属于余秋雨，冯伟林只是其追随者、效法者。

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散文在题材上的总体特征。余秋雨散文的题材取向不是现实生活人事，而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等，余秋雨散文在时态上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不是现实的感悟，而取回忆的态势，历史的回忆、追溯、思考构成余秋雨散文的主体内容。一本《秋雨散文》，涉及的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彩断片。纵观余秋雨散文的文题几乎是一个个历史文化的标签。因此，题材的整体创新与开拓也是余秋雨散文取得成就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出现并引起轰动后，自然就有了效法者，可以说，冯伟林就是其效法者之一。冯伟林的散文集《谁与历史同行》、《借问英雄何处》、《煮史论圣贤》、《书生报国》，从书名上看，就有一股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取向上只是大致趋同，即在大方向上都是面向历史，而在具体素材的经营上，很显然，二者具有不同的路数。艺术创作是以作家的文学愿望、个性和个人优势的充分发挥为其前提条件的，冯、余散文题材的这些不同特征与作家主体条件、精神气质和创作意识有关，也就是说，是冯伟林和余秋雨各自不同的主体精神决定着他们在题材上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而形成了他们散文题材方面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

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一个“旅”字使他的散文多以游记形式出现。余秋雨散文中的历史文化总是与山水名胜古迹连在一起。这是自然的，一处山水，之所以成为名胜古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文化名人在其上留下的足迹，得力于在此处发生的历史文化事件，山水借文化成为名胜，历史文化使自然山水变成了人文山水。余秋雨散文所选择的就是这些成为名胜的人文山水。这里，山水，只是余秋雨旅行地图上的一个个现实目标，而进入作家内心视野的是山水背后的历史文化。也许，余秋雨最初旅行的目的不是历史文化，但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文化就像一个磁场始终牵引着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余秋雨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山水，企图释放自己的身心，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惯性又使他在山水中看到的是沉重的历史文化，“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文化人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却造就了他轰动文坛的秋雨散文。余秋雨一边在山水间行走，一边以文化人的眼光打量山水，打捞历史文化，这种创作的情势使他的散文在题材上就呈现出山水人文和人文山水互为交织的特点。又因为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伴随他的旅行而产生的，于是他的抒写对象就具有了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征。

如果说，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是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释放自己的山水，那么，冯伟林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则是从喧嚣繁琐的办公室走向宁静沉思的书斋。不同的出发点，相反的走向造就了各自的散文成就。

稍作对比，就可发现，冯伟林散文的题材与余秋雨散文的题材有着迥异的特征。

第一，冯伟林散文的历史材料来自作者读书的资源，来自典籍，具有“实在”的特征。相对来说，余秋雨散文的历史材料除了他的读书资源外，还来自他的学术研究和广博见闻，甚至还来自他的想象（不然他就不会招致来自史实的批评），因而多多少少具有“虚化”的色彩。我们从冯伟林散文中看到的是勤奋与“厚积薄发”，而从余秋雨散文中看到更多的是才气与充沛激情。冯伟林是厚实的，余秋雨则是广博的。

第二，冯伟林散文抒写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人物，而余秋雨散文所写的大多是历史事件，或者说，冯伟林是从历史人物引出历史事件，是围绕人物来写事件，写事件是为写人物服务的。而余秋雨是从写历史事件引出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只是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与他们不同的写作目的有关，冯伟林的创作是为了还原英雄，从而呼唤英雄，于是他写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被论者们评为“英雄符簇”。余秋雨的创作目的与他的文化学者身份有关，他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事件中的文化意蕴和文化人格的重建，所以他的创作视点自然不会落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而是着眼于整个历史文化事件。

第三，冯伟林散文辐辏于湖湘文化，选材上有一个大体的既定范围，那就是与湖湘文化有关的历史英雄人物。余秋雨散文的取材则呈现散点的、流动的、随机的态势，凡属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和精彩瞬间都可以进入他的散文视野。

一个作者的题材选择，与他的创作理念、审美志趣有关,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冯伟林选择湖湘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是一种基于自身内在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的自觉行为。冯伟林，一个被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孕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有血性的湖南汉子，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官员，其积极向上、沉雄刚健的主体精神自然会选择心仪已久的大智大勇的英雄群像作为审美对象。

相对于冯伟林题材选择的审美自觉，余秋雨的题材选择则处于不自觉与自觉之间。“不自觉”说的是余秋雨选择历史文化题材创作散文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机缘促成，是他对书斋生活的一种厌倦而又受到外部的诱惑从而寄情山水的机缘促成，“自觉”则指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对“人文山水”的必然向往和对山水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二 主题的对比性特征

冯伟林的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在主题上有着相承的一脉，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格探询和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追问。所不同的是，冯伟林更多的是对英雄人格和政治意蕴的探询和追问，而余秋雨则是从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文化人格和文化意蕴的审视和思考。正是这种整体主题趋向的不同也导致了冯、余散文主题整体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鲜明单纯的形态特征，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则正好相反，显得隐晦复杂。这是笔者阅读冯、余二位作家散文时在主题意蕴上的总的印象。

从整体上来说，冯伟林散文的思想情感意蕴并不复杂，显得统一而又单纯。冯伟林散文的主题概括来说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心忧天下、报效祖国的政治情怀。冯伟林的写作，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政治理念。他的散文反复吟唱的就是这一宏大主题。

余秋雨散文的主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文明的碎片》题叙）强烈而又无以名之的“文化感受”，作为散文主题自然隐晦而又复杂。说余秋雨散文主题“隐晦”，不是贬词，而是指阅读余秋雨散文时对其主题的把握状态，对余秋雨散文的主题，不是一个词两个词能概括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有时只能靠感觉，靠体会。这是由于其复杂多重造成。

如果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同时对比着读，就会获得如下一些相对应的感觉：

冯伟林呼唤英雄回归，散文中洋溢着对英雄的呼唤与赞美，显得刚健有余，深婉不够，缺少厚味；余秋雨倾吐文化感受，散文中充满了对古老文化的眷念与无奈，颇多唏嘘感叹，呈现出伤感阴郁的格调，温软有余而激愤不足。

如果说，阅读冯伟林的散文，一直被他直抒胸臆的政治情怀与报国激情所振奋，但释卷之后，激情之余，归于平淡；那么，阅读余秋雨散文，就会时时被文中流布的深婉曲致的文化情绪和心曲所感染，并留下久久的思索与回味，获得哲理感悟的同时还有叹惋和悲情。

冯伟林为湖湘英雄立传；余秋雨与古老文明对话。

冯伟林的主题取向外的姿态，寻找英雄和楷模；余秋雨的主题取向内的姿态，寻找自己，寻求精神的皈依。

冯伟林是从历史审视现代，而余秋雨则是从现代审视历史。

冯、余散文主题的表现有着迥异的路数，具有鲜明的对比性。总体来说，冯伟林采用的是“聚焦――放大”式，余秋雨采用的是“造像――推演”式。

冯伟林说：“我只是聚焦一部分历史人物，着眼的只是某一个侧面或某个核点，然后放大去写。仅此而已。”这个被作者“聚焦”后又“放大去写”的某一个侧面、某个核点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冯伟林散文“聚焦”的历史人物都是政治名人，都从不同方面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都具有英雄的特质，作者将这些人物的英雄特质作为散文的核点“放大去写”，集中而又鲜明地表达了仰慕英雄，呼唤英雄的主题。

显而易见，冯伟林的创作目的和主题趋向非常鲜明，并与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理想契合统一。可以说，冯伟林的审美理想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是带着政治理想来创作散文从而形成他的审美理想的。对于这一点，作者态度鲜明，毫不矫饰。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既显示了作者完美的人格，又体现了诚实的文体品格。

如果说，冯伟林笔下的人物是一群英雄，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么，余秋雨笔下的人物是一群文人，显出复杂的状态。冯伟林聚焦于人物的英雄特质，余秋雨的笔触指向历史上文人们不幸的命运。余秋雨不厌其烦地描述着一代代正直的文人不幸的命运，并由他们的命运轨迹推演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整体“文化人格的演进”历程。余秋雨的这种主题表现模式有两个环节：一是为历史造像，即将文人命运中的一个片断描绘成一个历史镜头来凸显其文化意义。二是向文化推演，即由人们习而不察、熟视无睹的现象向着文明和文化主题推演开去，上升开来。余秋雨对进入他笔下的历史现象可以说是不依不饶、层层深入、寻根究底、辩驳诘难、追逼拷问，最后“上纲上线”。余秋雨总想也总能从历史表象、寻常事件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文化蕴涵，这是他作为文化学者的思辨与学术惯性使然。如从“笔墨丹青”看到“对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青云谱随想》）；从“毛笔”看到对“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笔墨祭》）；在《寂寞天柱山》，写故园感、归属感，提炼出了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叩问《乡关何处》，思索故乡与漂泊的命题；从《天涯海角》探求女性文明、母性文明、家园文化、地域文化。

在主题的表现上，冯、余二人还有一个对比性的特征：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先入为主的预设性质，因而鲜明、稳定、纯粹；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却是苦苦思量与追索的结果，时时处于思想的明灭间，如爝火，如晨星，晦暗、飘忽、朦胧、无可名状而又意味无穷。

三 艺术结构的不同形态

文体结构是作家写作思路和表述策略的文本体现，文章结构问题就是文章构思问题，而文章构思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取舍、安排、组织写作材料。就历史散文创作而言，写作材料是纷繁复杂的，它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客观的历史材料，一是作家主观的现实感悟，而这两方面的材料都有感性与理性的成分。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在构思上就要处理好这些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等因素的关系。作为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冯、余二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以上构思问题，他们对这个构思问题的解决策略在文本上就体现为他们的文体结构特征。

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的关系上。对历史材料的驾驭，在文本上体现为对历史材料的叙述，而要不堆积史料，不被史料牵着走，叙述主题的选择则是关键。冯伟林散文的叙事选择，整体上有一种主题趋向，既关注历史人物生前的丰功伟绩及其影响，还用相当重要的笔墨来抒写英雄的死亡并突出其影响，由此而形成“叩问生死”的叙事主题。这实际上就是作者驾驭宏大繁复的历史题材的一种文体策略。

读冯伟林的散文，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贯穿全篇的情感之流在激荡。这股情感之流像一条红线，像一个磁场，显然在作品中起着文体凝聚的作用。贯穿冯伟林散文中的感情有两种：一种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温情与敬意”，另外一种是作者个人的政治抒怀。冯伟林对历史事件的叙写，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而不是时空的逻辑。对写作材料的剪裁和组织都服从情感节律起伏的需要。因而，读冯伟林的散文，开始可能觉得在叙事结构上有点散乱，但多读几遍，用心体会，就会把握其中的情感节律，看出作者以事为纬，以情为经，以论为魂的文体结撰艺术。

如果说，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客观和主观）的关系上，那么，余秋雨散文的结构艺术则集中体现在处理情与理的关系和情理交融意境的营造上。在余秋雨散文的思想内容要素上感性与理性、诗情与哲理、激情与冷峻一直构成一种矛盾与张力。余秋雨的抒情大都是与智性的深思沟通的，余秋雨力图把诗情和智性结合起来,从单纯的审美走向情理交融的审智。与冯伟林用情感为主线贯穿全篇做文体凝聚不同，余秋雨散文的深层结构是用他独创的“人文意象”来贯穿纷纭的信息。余秋雨散文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宏大而庞杂，而整合统一这些信息的方法就是提炼一个统一而单纯的“意象”，集中的意象把抽象的概括性化为可感性，而意象的感性与诗情蕴含着理性与哲理，于是就形成了情理交融的意境。如把满清一代的历史集中在承德山庄的意象上：“它像一张背椅,在这上面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个意象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四 语体风格的差异

有论者指出，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是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与其他散文作家的不同之处。有温度的政治话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政治话语词汇为主；二是“有温度”的话语情态。

政治话语词汇是与政治有关的词汇，主要指涉的是“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谓之“大我”话语。显然，冯伟林的散文与其宏大的题材、主题相对应，其话语词汇主要是指涉“大我”的政治话语词汇。冯伟林散文的政治话语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治观念（思想）词汇、政治名词词汇、政治行为词汇、政治价值词汇。在这四类词汇中，行为词汇和名词词汇用来叙事，而政治价值词汇和政治观念词汇用来抒情议论。冯伟林散文的这些政治话语词汇都是高频词，在词汇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来说，政治话语都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冷冰冰的。而冯伟林散文中的政治话语却是冲满热情的，带着温度的。这“热情”和“温度”来自作者主体精神对文体的灌注，来自作者对笔下英雄人物的“温情和敬意”。二者的结合，使冯伟林的散文充满了抒情性的议论和议论性的抒情，并以此构成文体之魂。

冯伟林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与他作为官员作家的身份相符，也与他创作目的与审美需求的自觉性有关。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学者，是因学术研究颇感困惑、倦怠后“不自觉”地进入散文创作的。因此，他的文化智性和学术惯性自然会不自觉地带进散文创作中，影响他散文文体风格的形成。与冯伟林“有温度的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的对比性质的是，我们也可以毫不矫揉造作地把余秋雨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其具体特征集中显现为以下两点：知性为其神骨，诗性为其体貌。

“学者散文”是余秋雨散文几成定论的称呼，“学者”之于“散文”的意义就在“知性”，或者说，“知性”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显著特征。有论者评说余秋雨：“他的散文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理”即知性是余秋雨散文的主宰，由此，知性也就成其为散文话语的内在支撑――神骨。余秋雨散文的知性既体现在话语内容上，也体现在话语形式上。

王尧指出，余秋雨散文标志着散文创作领域的“知识分子话语转换”。［1］知识分子话语在话语主体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精英意识和启蒙立场。这一特点表现于话语形式就是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如《抱愧山西》一文，分析性文字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其中对山西商人败落原因的分析竟长达五页之多。不仅文字比重如此，就整篇的思维结构也是偏重于分析性的，而不同于以描述性为主的散文：抱愧山西！为什么抱愧？是因为误解了山西。“误解容易解除，原因却深可玩味。”于是，思路就沿着这一分析性的轨迹出发了。思辨是余秋雨擅长而又喜欢的，这是他的专业优势啊，当然要发挥了。诉诸理性时，余秋雨当然要思辨，但即使是诉诸感性的抒情时，余秋雨也不会放弃思辨。这样就形成了余秋雨情理合一的语言风格。

如果说，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是出于余秋雨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然，那么，敢于界定，就是余秋雨精英意识自信心理的表现。像下面这样使用断然语气的文字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是比较多的：“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流放者的土地》）“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情义、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这里，“我敢断言”、“必定”、“一定”都是断语。换一个作者，可能把“必定、一定”改成“也许”。在余秋雨的散文中，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三者是统一的。有分析，有思辨，就必然有界定，界定是分析和思辨的必然结果，在行文中，有时也有先界说，再分析思辨，相当于议论文中，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如在《抱愧山西》中，对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就是先提出界说“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论说。

与“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相适应，余秋雨散文话语的知性特征还表现在用词上高频地使用学术词语，诸于“耗散”、“构建”、“表征”、“情结”、“文化人格”、“通用电码”、“意味”、“消解”、“机制”、“文化信号系统”、“生命信号系统”等等这样现代甚至当代性的学术词语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不时流泄。这与冯伟林散文中大量出现的“政治词汇”又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人评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联姻，便产生了学者散文，其代表作当是余秋雨散文。当余秋雨把‘思想装进了散文的美丽的容器后’，便创造了散文的新形式。”［2］学者散文，首先是散文，是艺术，它首先要受到审美规范的制约，“容器”的“美丽”是它作为文学存在让读者接受的前提。固然，“知性”（学术性）做为内在神骨，给余秋雨的散文灌注了智性气质，提升了文体的内在品质，但是，如果他的散文缺乏诗性表达的话，同样会面目可憎，令人无法接受。所幸的是，余秋雨深知这一点，他把这些散文写作确乎是当做文学创作的。对他来说，文学性或诗情的追求恐怕比知性的追求付出的心血更多，因为知性是他驾轻就熟的，而诗情则是要他“脱胎换骨”用心感受的。余秋雨散文话语的诗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把枯燥的历史材料化为生动的叙述。

余秋雨散文不仅耐读，而且好读，读起来有味，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掉书袋子，不堆砌史料。不仅如此，他在选择史料，运用史料，叙述史料上都很用心，有时还匠心独运。首先，他尽量选择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史料，这个吸引力不仅仅是新奇有趣，还有重大性、典型性（代表性）、秘闻性、哀情性、名人效应等特征。新奇有趣如《酒公墓》、《信客》中的材料；重大性和代表性如《抱愧山西》中的乔家大院发迹史；而《抱愧山西》中的日升昌票号老总和副总之间的纠纷和《风雨天一阁》中的许多材料基本属于秘闻性质；《这里真安静》中有关日本的故事和《抱愧山西》中“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以及《流放者的土地》中顾贞观用《金缕曲》打动纳兰容若救赎吴兆骞的情节则哀情与秘闻性兼有；至于名人效应在余秋雨散文的史料特征中最为显著，他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基本都是历史名人，如《天涯故事》中写了冼夫人、黄道婆、宋氏三姐妹都是与海南岛有关的历史女名人。其次，他运用史料不堆砌，不板滞，他手中的史料就像一条游鱼，穿插于各个主题之间，显得非常灵动。《抱愧山西》所引用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有形象一点的史料，如“走西口”的民歌和故事，有各种文献资料，如《山西票号史》、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各种地方志，还有宋氏三姐妹的传记，还有众所周知的大寨全国走红的材料等。各种性质不同的史料，交错运用，服从于不同的主题，读来兴趣盎然。在叙述史料上，余秋雨更是有独到之处。他叙述史料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单纯的叙述变为激情评述。二是史实的陈述转化为形象的过程展示。有论者指出的“枯骨生肉”、“戏剧化手法”指的就是这个特点。最为典型的是《道士塔》对王道士历史行为的“戏剧化”描述。

第二，语言的诗性质地。

读余秋雨的散文，会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意美，这种诗意美来源于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诗性的话语构成了余秋雨散文语言的主体。余秋雨散文话语的内在特质是知性的，而表达这种知性的外在体貌却是诗性的，这种诗性的外在体貌首先表现为意象化的形式。由此，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特点之一就是用意象化的形式去表现哲理化的内容。这与上文谈到的“运用意象贯穿信息”的深层结构是相适应的。

文化意象一直贯穿于余秋雨散文的始终，从有关历史文化的传说到文化人格的建构，文化意象始终是余秋雨话语表述的中心。它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以文化意象为核心来组织他的话语结构。又因为“文化意象”中的“意”是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而不是单纯的情感），所以，在余秋雨的散文世界中，我们时时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诗情与理性的完美融合。

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更具体地表现为语言本身的形式美，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五 比较的启示

通过冯、余散文文体的比较研究，我们获得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作家文体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主体精神密切相关。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一种文体的成熟与风格的实现，必然是作家主体精神与客观生活化合的结晶。冯、余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以及语体风格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这个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都与作家的主体条件（身份）、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密切相关，可以说，都是作家的主体差异性造成的。散文是“文学的测谎器”，［3］散文创作与作家的主体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散文创作更要服膺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需求，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余秋雨和冯伟林作为“业余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这与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主体精神的自然流露，很少有“作”文的成分有关。或者说，正因为“业余”，就更为本色，更能与主体精神自然契合。这一点对于专业作家也是可以照鉴和思索的。

［参 考 文 献］

［1］ 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J］.当代作家评论,2000,(1):35-38.

［2］ 邵云霞.余秋雨散文的魅力［J］. 写作,1996,(5)：9-10.

［3］ 余光中.余光中散文•自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收稿日期］ 2011-01-16

［作者简介］ 李山林(1958―),男，湖南安化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