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

朱学勤，男，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至1991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会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2007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郎啊老郎，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的，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肯定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得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得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共享的历史前提却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得很，要么说它糟得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间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逼出来的。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各宾派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地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之后还是进行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是以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改革和一字之隔，既是对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场改革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中断。第一场改革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来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的话，那一行字当然是“不能再发生了”，正是因为天怨人怒，在党内的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这个大旗下召集其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中国的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把在党内有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简单地说一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的岁月，那个十一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阴霾，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前途。就是那样的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象都年轻了十岁的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应届大学生，那时哪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加社会的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图书馆门口就排起长龙，我们都记得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哇，长龙又出现了，还有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那个时候，整个民族突然变年轻了。那个时候如果要寻找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第一场改革的隐患只是观念风暴而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但是第一场改革它是有隐患的，第一个隐患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得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是很明白的，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的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三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还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当刚刚要触及的时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得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七一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小平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小平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最为幸运的两年。

南巡之路是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而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2008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积贫积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19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象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自于大家要走出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时一马当先的是官员和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民众的幸福指数不升反降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句话是，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来了，资本家政府也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转变成市场列宁主义。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19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1989年之后，实现了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的，访问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象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的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

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的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度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得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在2007年3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