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角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研究

[摘要]产业组织设立理论是组织生态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分析了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在生态化过程中，产业组织设立率与种群密度以及筹办者密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负相关；经历过竞争的产业组织更容易设立新的产业组织；在资源分割条件下，持续的市场集中必定会提高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在制度化过程中，关系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会直接限制或刺激产业组织的设立。

[关键词]组织生态学 组织设立 生态化过程 制度化过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057-06

在经典的产业经济学理论范畴中，与产业组织设立相关的讨论集中在市场结构―绩效的分析框架之中。Bain（1956）认为，进入壁垒（entry barriers）是影响产业组织进入的关键因素，且进入壁垒越高，利润率越高。Mann（1966）的研究也支持了Bain的结论。由此看来，进入壁垒越高的行业越具有投资吸引力，该行业的产业组织设立率也越高。但进入壁垒越高，产业组织设立的成本越大，障碍越多，产业组织设立的成功率越低。因此，在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中，进入壁垒与产业组织设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的描述和定义。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产业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主要研究产业组织设立、产业组织演化和产业组织死亡等主题。彭璧玉（2005，2006）[1] (P21-26)[2] (P32-36)[3] (P111-117) 介绍了产业组织生态学中的组织死亡理论，但国内尚未发现从组织种群角度系统地介绍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的文献。本文遵循组织生态学的适应论范式来概括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种群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

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学方法强调对稀缺公共资源的竞争（Hannan和Freeman，1977）和产业组织之间互利共生关系（Barnett，1990）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产业组织设立的生态化过程（ecological process）则主要分析组织种群密度、组织生态位、竞争经历、资源分割以及产业组织筹办者生态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密度依赖。Hannan和Freeman（1989）以新制度理论和产业组织生态学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种群密度的产业组织设立率模型。该模型假定密度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反映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合法性和竞争性。当密度较低时，种群内的现有产业组织合法性水平较低，需要新产业组织的加入，因而此时产业组织设立率较高。但产业组织密度的提高同时强化了组织之间的竞争性，当密度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后，产业组织设立率就会受到抑制。因此，产业组织设立率与产业组织种群密度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密度的初始提高会提高产业组织的设立率，但密度的进一步增大会抑制产业组织设立率。

Hannan和Freeman（1988）用1836－1985年美国劳动力工会的数据对密度依赖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强烈地支持了理论模型。与Hannan和Freeman的检验结果相一致的研究还包括Barnett和Carroll（1987）对爱荷华州电话公司（1900-1917）设立率的分析、Mitchell（1987）对医用影像业（1959-1986年）组织设立率的研究、Carroll和Swaminathan（1989a）对美国啤酒酿造业（1633-1988年）设立率的调查、Carroll和Hannan（1989）对9个报业种群（1800-1975年）设立率的分析等。密度依赖的产业组织设立率模型还可应用到现存产业组织对新产品市场的进入分析（Haveman，1993）。[4](P593-628) 现存产业组织决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过程与企业家决定投资一家新企业的过程是相似的。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一样，市场进入率与市场密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市场密度较低时，产业组织数量的增加会提高现存产业组织的合法性，从而会提高对该市场的进入率。相反，当市场密度较高时，拥挤效应和竞争效应起主要作用，公司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将会降低市场进入率。Haveman（1994）为这一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二）产业组织生态位。对富余生态位的进入或对已饱和生态位的入侵是产业组织设立的前提条件。产业组织种群生态位的宽度、生态位的重叠密度与非重叠密度等因素对潜在进入者的资源获取前景和竞争前景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1． 生态位形成（niche formation）。新的产业组织生态位的形成会刺激新组织的设立。Abernathy和Clark（1985）认为，三种特殊类型的环境变革会引致新生态位的形成。首先是新技术的选择和新设计的应用；其次是政府政策的调整；最后是消费偏好的改变。Delacroix和Solt（1988）认为，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业的设立率就是由生态位形成而驱动的。在他们看来，葡萄酒业中的新生态位是由人们生活类型的改变而进化出来的，且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关。只要消费者改变偏好，随着市场生态位容量的扩大，采取专业化形式的产业组织就会获得比通用型产业组织更大的设立率。Swaminathan和Anand（1995）对美国葡萄酒业的研究已经证明，新生态位的容量越大，专注于该生态位的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就越高。Delacroix和Solt（1988）利用葡萄酒进口水平作为新生态位容量指标所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酒类产品进口水平的提高对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业的组织设立率具有正的影响效应。他们认为这是生态位形成提高产业组织设立率的有力证据。但新生态位的形成也可能是技术中断的结果。例如，半导体制造业中的组织设立就是由技术创新驱动的（Brittain和Freeman，1980）。Tushman和Anderson（1986）认为，由技术变革而导致的产品替代会损毁现存公司的能力。诸如水泥（1872）、定期航线（1924）和平纸复印（1959）等新的产品种类的出现则要归结于基础技术的创新。

2． 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重叠密度与非重叠密度。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重叠密度（overlap density）是指在特定的资源集合体中，一个产业组织的生态位与产业组织种群中其他产业组织的生态位相互交错的程度。非重叠密度（nonoverlap density）是产业组织种群中未交替密度的集合。[5] (P1378) 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和非重叠密度直接影响着组织设立的可能性和成功率。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负相关，非重叠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正相关。在拥挤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比在宽松的组织生态位内设立组织具有更小的成功率，因为高的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密度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3． 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产业组织生态位的差异可用非重叠强度（nonoverlap intensity）来衡量。非重叠强度可以被定义为产业组织种群潜在竞争者成员中产业组织生态位不重叠的数量与产业组织生态位重叠数量的比率。产业组织生态位非重叠强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正相关。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低（差异程度低）意味着产业组织之间使用更多的共同资源，因而竞争程度高。产业组织生态位的非重叠强度高能为组织之间的非竞争性活动提供合作的机会和激励。由于潜在竞争关系的存在，占有部分重叠生态位的产业组织之间有更强的合作动机。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态位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可通过采取和平共存（live-and-let-live）战略而避免高强度的竞争，生态位不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可通过共同解决问题、交换信息、分享顾客资源等方式开展合作。生态位部分重叠的产业组织之间的接触通过增强对彼此的了解而有利于它们之间隐含的和外显的合作机制的形成（Oliver，1991）。因此，高的非重叠强度（高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差异）会降低竞争的潜势，增强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组织的设立。

（三）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和成功偏差（success bias）。在自然界，物种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后代与祖先、新物种与老物种灭绝的概率几乎是相同的。Vanvalen用红皇后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Vanvalen发现，一个种群的对数形式的生存曲线是线性的，灭绝概率是相对恒定的。产业组织生态学中的红皇后效应理论是由Barnett（1996）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如果产业组织失去了参与红皇后演化的机会，从长期来看对产业组织是非常不利的。竞争是推动产业组织成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组织如果想要保持长期良好的成长态势，就必须积极地参与竞争，竞争会促使组织更好地演化和发展。红皇后效应对产业组织设立、产业组织成长和产业组织死亡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红皇后进化触发的一个重要的产业组织动态是产业组织成员对未来机会的评价方式会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即使具有完全的信息，个体决策者仍然会存在过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Bazerman和Neale，1986），且这种偏差还会因为信息获取和解读过程中存在的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而加剧（Koriat等，1980）。在成功的产业组织中，这种决策偏差更容易发生。Denrell（2003）提出的成功偏差理论说明，成功产业组织的决策者通常会对产业组织成功的原因作出错误的推论。在红皇后进化过程中，产业组织通过竞争和学习而共同进化。在那些经过竞争而存活下来的成功产业组织中，产业组织成员会过分夸大组织的能力，特别是当产业组织刚刚经历过竞争时。而这种对产业组织能力的高估就会提高组织对新市场的进入率。Barnett和Pontikes（2005）以美国1951－1994年间所有电子数字制造商和通用电脑系统制造商的资料为基础，研究了红皇后效应对产业组织设立的影响。他们将市场分为三种类型：大型机、中型机和小型机。结果表明，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中型机制造商极可能进入小型机市场，其进入的概率是未经历过竞争的产业组织的18倍，且这一效应完全是由最近的竞争经历引起的。

（四）资源分割。资源分割（resource partitioning）理论试图解释在成熟的产业中同时出现的两种趋势：市场集中程度不断加强和产业组织密度不断提高（Carroll等，2002）。该理论认为，许多产业组织种群最终会分割为双市场结构（dual market structure）：数量较少的大型通用型组织占据着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心，为数众多的小型专业化组织则集中在高密度的边缘区域（Van Witteloostuiji和Boone，2003）。

Carroll（1985）认为，资源分割的过程容易在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的产业中发生：第一，存在规模经济；第二，资源分布是单峰的、异质的（如顾客口味的分布），且存在一个明显的市场中心。[6] (P701-725) 在这两个条件下，通用型的产业组织会将力量集中于市场的中心，并在密集的资源空间中央设立产业组织。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处于市场中央的通用型产业组织之间产生基于规模的资源竞争。随着规模收益的增长，最激烈的竞争往往发生在最密集的或者最丰富的资源区域。结果是，在市场中心，只有最大的通用型产业组织才能存活并占据主导的地位。随着大型通用型产业组织对市场中心的占据，的资源就空闲出来了，这为专业化产业组织填充这一区域创造了条件。

资源分割模型假定，持续的市场集中必定会提高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Carroll（1984）根据美国酿酒业、报业、音乐唱片业和书籍出版业等四个行业的数据检验了这一假设。结果表明，在这些行业中，公司的总数随着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专业化公司的设立与大型公司的增长紧密相关。美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证实了基于资源分割模型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随着整个葡萄酒业的增长，一方面行业集中程度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小型的专业化产业组织――农庄酿酒商的设立率也在不断增长。1940年，美国农庄酿酒商的数量是722家。早期的农庄酿酒商一般生产无差异的产品。到了1967年，由于种群内竞争的加剧和效率更高的大规模市场厂商的出现，农庄酿酒商的数量下降到141家。自此以后，农庄酿酒商又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1990年底，共有1099家农庄酿酒商在运营，其中1069家是在1969-1990年间建立的。这些农庄酿酒商采取专业化战略生产小容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关于通用型公司的集中对专业化公司设立的影响，产业组织社会学家还提供了许多类似的实证结论。除了上述实例以外，被检验的产业组织形式包括报纸印刷（Dobrev，2000）、汽车制造（Dobrev，Kim和Hannan，2001）、微处理器制造（Wade，1996）、早期电话公司（Barnett和Carroll，1987）、医用影像制造商（Mitchell，1995）、葡萄酒酿造（Swaminathan，1995）、银行服务（Freeman和Lomi，1994）、旅客航空旅行（Seidel，1997）、投资银行（Park和Podolny，2000）、法律服务（Jaffee，2000）、财务审计（Boone，Brocheler和Carroll，2000）、美国长片业（John和Stephen，2000）等。这些研究均证明，大型通用化产业组织的集中提高了专业化产业组织的设立率。

（五）筹办者生态。产业组织的筹办过程是一个信息搜寻和信息甄别过程，也是一个对产业组织设立风险不断评估的过程。Kuilman，Li（2006）[7] (P385-401) 认为，产业组织筹办者是否作出正式进入某一产业组织种群的决策，受到筹办期时间的长短、与现存产业组织的地理接近度、现存产业组织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筹办者生态（organizers’ecology）。

1． 时长依赖（duration dependence）。任何试图进入某一种群的产业组织都必须经过一段等待时间（waiting times），以便筹办者聚集资源，与相关社会行动者建立外部关系并提出提供特定产品和服务的诉求。产业组织设立的等待时间可能很长。Ruef（2006）对美国医药学校1766-1930年间产业组织设立率的研究表明，产业组织设立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Schoonhoven等（1990）报告，半导体公司的等待时间从1个月到4年不等，平均为2年。等待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同时计划进入某一市场的筹划者很多，但由于市场承载力的限制，最终只有少数筹办者能将组织推进到运营阶段。Carroll和Hannan（2000）对汽车制造商的研究表明，在1885－1981年间的3845家筹办企业中，只有11%能最终投产。

筹办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到产业组织正式运营的可能性。Ruef（2006）对医药学校筹办情况的研究表明，筹办期越长，组织成功进入产业组织种群的可能性就越高。筹办期超过2年的组织的进入成功率要大大超过筹办期低于2年的组织。但Rao（2001）对1891-1912年汽车制造业的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时长依赖的负效应。他认为长时间的筹办实际上会降低产业组织进入努力的成功率。Hannan和Freeman（1989）认为，这是因为对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战略的设计缺乏足够的远见。在筹办阶段，对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战略的设计通常是与当时的环境相吻合的。

2． 筹办者密度。筹办者密度是指同时筹划进入某一市场的筹办者数量。筹办者密度对最终有多少筹办期产业组织能转化为正式运营的产业组织具有显著的影响。在筹办期初期，筹办者数量的增多有利于提高筹办期产业组织的合法性，有利于它们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有助于将筹办期内的产业组织转化为正式运营的产业组织。但随着筹办者数量的进一步增多，对产业组织资源的争夺逐步升级，竞争性效应就会超过合法性效应，筹建期产业组织转化为正式运营组织的可能性降低。Carroll和Hannan（2000）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种群的研究表明，筹办者密度与产业组织种群进入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

二、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

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institutional process）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产业组织设立率的影响（Scott，1995）。产业组织设立的制度化过程可通过关系密度、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产业组织之间的制度性同形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反映出来。

（一）关系密度。产业组织种群的成长往往伴随着产业组织制度根植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的加强（Baum和Oliver，1992）。关系密度（relational density）是衡量产业组织种群制度根植性的重要指标，它指产业组织种群成员之间正式关系的数量和产业组织种群环境中关键制度的数量（Baum和Oliver，1992）。关键制度指种群环境中的政府者和社区组织。关系密度与产业组织设立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种群成长的初始阶段，随着关系密度的提高，产业组织的设立率也会提高。由于制度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合法性和资源，使产业组织进入的条件更具吸引力，因此制度环境有利于产业组织的设立（Oliver，1998）。产业组织种群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强关系密度也意味着产业组织种群与产业组织规范是高度同形的（Dimaggio和Powell，1983）。但关系密度越高，产业组织设立者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制度性资源的竞争就越激烈，这又会抑制产业组织设立率。

（二）制度行动者的规制。产业组织的设立需要有潜在的产业组织生态位。Delacroix和Solt（1988）将生态位的形成归结为三个途径：新技术的发展、新资源的开采、利用现存技术获取资源的新方法的出现。一些研究（如Delacroix和Carroll，1983）发现，制度环境会引发生态位的形成，从而影响产业组织的设立率。政府是重要的制度选手（institutional players），它可通过开辟新的产业组织生态位和修改制度内容等措施来支持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制度环境的改变对专业化组织的设立率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美国各州农庄酿酒商亚种群的演化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州订立了有关农庄葡萄酒酿造厂的法律条文，这种立法有助于葡萄酒种群的产业组织设立。宾夕法尼亚州率先在1968年订立了这样的条款，其农庄酿酒商的数量由1968年的1家飙升到1990年的52家。纽约州1976年进行了类似的立法，在1990年的80家仍在运营的农庄酿酒商中，有76家是1976－1990年间设立的。有关农庄葡萄酒酿酒厂的法律条文通常给小于特定规模的农庄酿酒商提供消费税优惠，并减少它们的注册费用。很多州还允许农庄酿酒商直接向消费者和酒店销售其产品，但这样的行为对大规模生产的葡萄酒酿造厂而言却是非法的，它们必须遵守基于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的三层销售体系。到1990年，美国有25个州采用了农庄葡萄酒酿酒商法律。这一立法对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农庄酿酒商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1941－1990年间设立的1711家农庄酿酒商中，有多达1409家是在1969年或其后建立的。[8] （653-691)

（三）制度性同形。除了新创立产业组织之外，产业组织设立的概念还包括现存产业组织对新领域的进入。在这一点上，产业组织设立率与产业组织进入率具有相同的意义。与种群密度相对应，市场密度成了决定产业组织进入率的关键因素。Haveman（1993）利用新制度理论中的模仿和模仿性变革这两个概念构建了市场密度依赖的产业组织进入率模型。[9] (P126-141)

1． 对新市场的进入率与市场密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一产业组织种群内，规模相似的组织在结构和战略方面也是相似的。它们依赖于同样的环境资源，具有相似的结构约束。因此，同一生态位中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最为紧密（Hannan和Freeman，1977）。在决定是否进入新市场时，产业组织会仔细留意与其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的行动，并模仿其战略（Scott，1992）。一个特定产业组织进入新市场、采取多样化战略的可能性取决于同一种群中相似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数量。现存市场中与潜在进入者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的存在会提高该市场的合法性，因此会提高产业组织种群中该等规模的产业组织的进入率。然而，当相似规模的产业组织数量进一步提高时，又会抑制该等规模的产业组织的进入率。

2． 对新市场的进入率与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成功产业组织的行动对其他产业组织有重要的影响，对成功产业组织的模仿是其他产业组织降低学习成本的重要手段。无论在哪个行业，最盈利的产业组织均被视为其他产业组织的模范（Burns和Wholey，1993）。多样化通常被当作减少对低盈利市场和衰退市场依赖、增强盈利性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产业组织将密切留意那些高盈利产业组织的多样化行为。一个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存在会提高种群中其他成员的市场合法性，使其对潜在的进入者更具吸引力。但随着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数量的增长，该产业组织种群的进入吸引力将降低。

3． 对新市场进入率与该市场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数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规模的产业组织对产业组织种群有不同影响，大型产业组织容易充当种群中其他产业组织的角色模范。Mezias和Lant（1994）指出，对产业组织种群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模仿是一条成功的制度规则。在竞争、不确定、搜寻成本和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对大型产业组织行为进行模仿的产业组织有较高存活机率。对此现象的一个解释是，大规模与可见性（visibility）紧密相关（Scott，1992）。可见性高的产业组织易被当作其他产业组织的角色模范。多样化通常被当作产业组织成长的途径，特别是当产业组织的初始市场受限时。

此外，规模相似的产业组织和成功产业组织这两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互动关系。一个成功产业组织更能模仿另一个成功产业组织的多样化行为，非成功产业组织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而难以施行模仿。衡量产业组织成功的两项重要指标：大规模和盈利性，都是以剩余资源为基础的，而剩余资源是进入新市场的基础（Bourgeois，1981）。相应地，大型产业组织更容易模仿种群中的其他大型产业组织，高盈利产业组织更易模仿种群中的其他高盈利产业组织。所以，新市场中高盈利产业组织的数量对吸引其他高盈利产业组织进入该市场有最强的效应，对适度盈利产业组织和不盈利产业组织进入率的效应没有这么明显；新市场中大型产业组织的数量对吸引其他大型产业组织进入该市场有最强的效应，对中型产业组织和小型产业组织进入率的效应没有这么明显。

（四）意识形态。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制约。意识形态的分野会决定个体对待社会的基本模式，从而会从根本上影响到组织的行为。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会影响组织种群间的相互依赖，对此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意识形态亲和观认为，意识形态相似的组织之间彼此之间更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存在更多的互利关系。而生态位重叠观则认为，意识形态相似的组织之间资源利用重合程度高，因而竞争关系更强。Simons和Ingram（2004）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观点，认为产业组织种群在资源空间中的位置是影响产业组织种群之间相互关系的关键因素。如果它们依赖于同样的关键资源，则意识形态相似性的主要效应是竞争效应，否则为互利效应。以色列的莫夏夫（Moshav）和集体农场（Kibbutz）是用来说明享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重要资源的产业组织种群之间竞争与合作双重关系的最好例证。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具有以下特征：持久存在于战略要地、基于自我劳动（而不是雇用）的公共产品、公共消费包括集体抚养孩童。莫夏夫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下：基于自我劳动而实现的平等社会、基于产品和互助而实现的平等供给；犹太人通过农业而回到故土；家庭农场与营销组织、采购组织的合作，实现经济独立。莫夏夫被视为家庭的家庭，其创立者树立了高度的社会互动、团结、互助和平等的生存机会等理念。

Simons和Ingram（2004）[10] (P33-45) 对一个特定地区内莫夏夫和集体农场设立情况的研究表明，在莫夏夫和集体农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且亚种群的意识形态相似性越大，竞争效应越强；莫夏夫、集体农场与农业公司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与信用合作社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集体农场的密度对莫夏夫的设立具有消极的影响，莫夏夫的密度对集体农场的设立也具有消极的影响。相反，与莫夏夫和集体农场享有共同意识形态但依赖不同的资源基础的信用合作社的密度会提高莫夏夫和集体农场的设立率。意识形态相反的农业公司种群密度的提高降低了莫夏夫和集体农场的设立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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