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近来，网上流传一则“十大著名荒唐禁令”的文章：譬如“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出现在2004年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的红头文件里；譬如“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的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里……2006年11月2日《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公安厅严查民警买卖使用赃车，要求各市州严厉查处民警违法违规买卖使用汽车问题。

“严禁警察买卖赃车”，这个命题大概可以和“严禁医生杀人”对等了。因为警察的天职要求他们不仅不应买卖赃车，更应是罚没、严惩此类犯罪行为。如果从职业底线而言，真该要掀起“严禁风暴”的，应该是“严禁警察查处赃车不力”才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些貌似善政的“禁令”荒唐？大概是这些禁令所暗示的已经不只是行业操守底线的失守，更是一个公民道德底线的错位，甚至是“人之为人”的行为底线的降格。在这个问题上，屡屡重温制度建设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林林总总的规章条例了，就是基本的民法刑法，哪个宽容了警察可以买卖赃车呢？在我们铜墙铁壁的制度丛林面前，就算是再较真的人，怕也得折服于我们制度构架的完善与缜密。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合力在类似“警察买卖赃车”行为面前竟变得脆弱不堪了呢？

首先，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基础建设被长期割裂了。一个无法信任契约的社会，只能依靠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底线下要求次道德去“造就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提出过制度的“基础运行秩序”：它是价值情感、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物。没有对制度的坚守和信仰，就不会有制度运行的真诚与高尚。在一个社会道德底线被肆无忌惮地突破的社会，给出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是惘然。当我们与传统快速决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适时构建我们的“制度基础”？这个问题不回答好，制度就成了纸上画饼。

其次，社会序列一旦失衡，会不会有及时的公平机制、正义机制来填补这种落差？“警察买卖赃车”不是真空现象，完美的解决之道不是自上而下的严禁，而应是自下而上的监管、惩处。于此而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雪亮的眼睛”需要公平正义机制来给予他们有效的话语表达权。失衡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失衡只能依赖低效的自我反省。每一种制度的良性运转，最需要的是民间的“鲇鱼”，而不只是上层建筑的“断尾”。

道德底线失守已然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无可规避的病症，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成长中都可能遭遇的阵痛。比利时首相伏思达曾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就像骑自行车――弯腰但要眼看前方，沉默但要拼命骑踏。“严禁警察买卖赃车”的做法无疑是充满制度善意的，但我们在“弯腰”纠偏的时候，更要看到“前方”偏差的航向和迷失的根源。（摘自2006年11月6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