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换来硕果

《上海当代新闻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马光仁继《上海新闻史》出版4年之后的又一部新闻史著作，62万字，2001年10月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界前辈王维在为该书所写的序是这样夸他的：“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写当代的新闻史更难。……马光仁同志在主编《上海新闻史》之后，抓住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大好机遇，奋勇前进，历时四年，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上海当代新闻史》的编撰任务。”

1996年，他的第一本79万字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全国各大报刊，诸如《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新闻大学》、《新闻春秋》、《新闻记者》等十多家报刊先后载文给予报道和评价。1997年该书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特等奖，1998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96～1997年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编撰近100年来的《上海新闻史》，要做到既求真务实又开拓创新已属不易；而写作《当代新闻史》政治性尤强，敏感的问题又多，如果作者没有求实的精神和相当的学养，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反对“客里空”

我与马光仁曾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友。这个山东汉子，不仅耿直而且学习的钻劲十足。读书有见地，办事有见地。大学五年间，他担任了系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委员等职。在完成繁忙的社会工作的同时，也较好地完成了繁重的学习任务，所学功课都取得了优良成绩。此外，他还参加了年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小组，由中央党校调来的李龙牧教授担任辅导，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曾被评选为全校学习著作的积极分子。当时，我是一个人从北京到上海的部队调干生，到地方后遇到一些人和事很不习惯，一年不到，曾向党委提出想回部队。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同志不同意我走，说：“中央有文”，但可以转系。自从认识马光仁等几位同学之后，我们就似乎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尽管我比他们高一年，然而，我非常喜欢与他们一起探讨学习上或其他一些时事政策上的问题。

讲新闻，总会讲到“客里空”。有一次，我俩就这个问题闲聊时，他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革命领袖列宁对事物的认真态度。一个记者在进行采访，若有列宁的这种认真态度，就一定可以杜绝“客里空”了。据说，列宁在读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提到拉萨尔的一部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简直是“小学生”的作品，根本没有一点新的东西。马克思既然已经作出了如此结论，列宁本来可以就此止步。但是，他没有。而是找出拉萨尔这部长达858页的两卷著作，不只是过细地阅读，并且做了七八千字的笔记。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

“难道列宁还不相信马克思？”马光仁来了一个设问，继续说：“不是的，正好恰恰相反，那是他并不满足知道这个结论，而是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弄清马克思得到这个结论所走过的路。仅仅记住即使是完全正确的结论是不够的，即使对领袖说的，也应自己探个究竟。搞新闻杜绝‘客里空’需要这种精神，做学问更需要这种精神。”

写史务求“唯实”

马光仁告诉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人所共知的典故。”说到这里，他要我喝一口茶，自己转身取出了一册马恩全集，翻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给我看了一句他划着红线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科学，即历史科学”说，革命导师是如此的重视历史。所以我写新闻史给自己规定了三条：顶真顶真再顶真，求实求实再求实，过细过细再过细。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我写作时必遵的原则。

择其要者，略说于后：

例一：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遭到全国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中国报界俱进会上书孙中山，表示“万难接受”。当时孙中山考虑中国新闻界还未从清朝政府文化专制摧残的阴影中走出来，极大地渴望新闻自由，所以下令废止了《民国暂行报律》。以后，不少历史研究者认为，孙中山都反对制定报律，因而肯定内务部的做法是错误的。而马光仁所主编的《上海新闻史》则通过多侧面的史实研究之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备受清朝专制主义摧残的新闻界，渴望新闻自由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当时新生政权刚刚诞生，社会局势十分混乱，内务部尽管在制定程序上有些欠妥，但为维护新生政权，加强对新闻界的管理而制定“报律”是必要的。另外，作为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虽无权制定根本大法，但制定某个行业的管理条例，应是职权范围内的事。所以对“暂行报律”不应有“过分的非议”。

例二，在探求“第三条道路”问题上，他有新的陈述。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生重大转变之际，中国社会上出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创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观察》，则成为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20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新闻史论著，都把《观察》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甚至将其同的反动报刊一样进行抨击。马光仁则不然，他首先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进行观察，中国之所以出现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对政权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的政策又不甚了解，幻想有一条中间的路。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并不可怕，只要通过共产党的过细工作，是可以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争取过来的。他将《观察》周刊从创刊到终刊，一本不拉地认真翻阅，发现在出版两年多的过程中，其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发动内战、卖国、独裁政策，抨击越来越激烈；对共产党的态度则由批评转为理解“争取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从而不反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马光仁说：“我们研究历史，应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更不应该把类似《观察》周刊一时迷失方向的群众，当作敌人，横加批判，而应视为党的统一战线内部说服教育的对象。”为此，他在《上海新闻史》出版前两年的1994年，以《储安平与〈观察〉周刊》为题著文，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发表于《新闻大学》第49期。他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例三，对解放后所发生的重大的诸多新闻事件，过去一般都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办法或者干脆避而不谈。《上海当代新闻史》的作者，则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有胆有识地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1980年以前，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很多涉及建国后的内容，如1957年“反右”，1958年以及“”等问题，都视为难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党中央都有定论。在评述这些问题时，一般都只作原则性的概括，不敢触及具体事实。而马光仁的《上海当代新闻史》早在科研项目立项时，就将上述内容列为专题。针对难点，他认真搜寻查阅材料，凡能走访的当事人都一一走访，凡需求教有关的专家都一一上门求教，凡应找的单位或部门都一一设法找到……在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破除思想枷锁，对每个问题，都作了“唯实”的评述。所以，王维同志说，马光仁“对于上海新闻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即使过去有过权威的定论，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也敢于冲破框框，还事物的本来面目”。

“总觉得有一种使命感”

弄清历史事实，是评价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为了收集史料，马光仁同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他所牺牲的正常假日不计其数，在复旦新闻系任教的十年间，单位工会多次组织的休养，他全部放弃。所有寒暑假几乎全都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度过，经常是从开馆坐到闭馆。为节省点滴时间，他学会了针灸，解决自己小病小痛……

仅以写作《上海新闻史》为例，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翻阅相关的报刊资料近百种，其中，从辛亥革命起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办的全部《申报》，摘录了数百万字资料；为搜集上海解放初党如何改造旧媒体的档案文件，他先后查阅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局、上海档案馆、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解放日报社的有关资料。

在查阅资料中，他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他不是退却，而是知难而进，磨嘴皮，求帮助，费尽了心机。抗战时期沦陷为敌伪区域的新闻事业，长期被视为，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空白。马光仁在研究《上海新闻史》时，为了冲破这一，他除查阅本市有关单位保存的敌伪报刊外，还特地去南京第二档案馆查阅有关材料。起初遭到挡驾，而他则以一颗虔诚的心感动了“上帝”，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他经多年努力，总共搜集到一千几百万字的第一手材料，通过筛选，写出了共约140多万字的《上海新闻史》和《上海当代新闻史》。当我读完了这两本新闻史之后，深深被书中的丰富内容所倾倒，很多“上海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问光仁同志：“你写这两本上海新闻史，能做到求真务实的奥秘在哪里？”

“奥秘？没有什么奥秘。只不过力求做到过细地占有原始史料；做到言必有证；对一些重大的事件，则力求多渠道交叉进行调查，将其前因后果、发展由来原原本本地揭示出来。”光仁说：“我深信历史是通过事实去展现其魅力的。为了寻求一个事实，即使难度再大，我总觉得有一种使命在驱使我非要寻觅到不可！……”

马光仁在十年内除先后出版两本上海新闻史外，还参加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简明中国新闻史》、《新闻学大辞典》、《中国实用新闻学辞典》等十多部著作的撰稿工作，其中有的还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还发表了论文80余篇，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曾荣获1994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另外有十多篇论文分别收入《中国当代论文选粹》、《中国新世纪理论精选文库》、《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萃》、《瞿秋白研究文集》等文集中。他的丰硕成果，引起社科界的广泛注意。1998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1999年被《新闻大学》聘为稿件匿名评审专家，2000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为哲学社会科学评审专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辛勤，一份收获。我由衷地为老同学所取得的成绩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