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中潜在道德问题探析

电视媒体不仅是引导舆论、调控受众心理的有效工具，而且它还有其道德属性。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由于社会上存在消费性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上一些群体低下的观赏趣味，以及媒体商业化的运作机制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电视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道德缺陷”问题不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不断使人们感到忧虑。这一道德问题既有显在方面的也有其潜在方面。对于显在方面的（诸如电视报道中所涉及的通杀、艳利、暴力血腥、绯闻隐私等等）道德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文章对此进行过批评、讨论，而对于潜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学界则鲜有涉及。然而，就问题的危害性而言，潜在的道德问题不仅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有损于电视媒体的良好形象，而且还由于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使电视媒体经常陷入种种困扰与困惑之中，成为靠体制的力量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探析电视传播中潜在的道德问题，不仅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一、营造电视报道的真实情景而潜存的道德问题

电视报道中的真实事件，只可能发生一次。如何捕捉到电视报道中的真实情景，总是电视人关注的事。我们时常遇到的问题是：在具体的电视报道过程中，在不具备现场报道条件的情况下，媒体是以“非道德”的方式满足观众，还是以道德的方式回避他们呢？这是电视媒体的两难选择。人的所有社会行为都无法逃避道德检验，电视节目也是如此。

标榜真实，几乎是所有电视节目的主旨。但是，对于目前一些电视媒体来说，在一些偶然突发的事件的报道中，在现场没有任何报道条件的情况下，为了真实再现这个事件，即对其进行种种的“再现性模仿”或是“虚拟性报道”。于是，电视的真实就成了一种被制造、被重现的真实。与艺术作品不同的是，这种真实有一个有据可查的原型，有一个不容否认的前提事件，这就是事件本身。可见，这里的真实，既是一个所谓的内容（对象）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影像语言的结构方式问题。作为一种影像语言的组合方式，它能够给观众造成一种“仿佛是现实”的心理感受。因为被拍摄的对象--在语言结构上，他们就相当于电视剧中的演员，只是表演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从制作角度上讲，任何真实的新闻节目都应当去除对节目的前提规定，即不能让拍摄对象接受任何给定的条件，否则这种真实就是被制造的真实，而并不等于真实本身。我们看到过许多专题节目，特别是那种追踪报道式的专题节目，在追踪报道的过程中，往往都是被报道的人进入一个摄像机给定的空间范围，摄像机已经先期到达主人公所要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说，摄像机正“等待”着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而被采访的对象并不是自主的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空间里，而是被领入一个预先安排好的空间内。观众和摄像机一起在那里等待着主人公的光顾。这种真实，从艺术角度来讲是可行，但是，从新闻的意义上来讲，却是可悲的。“‘再现’镜头不属于新闻，‘再现’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1]因为，它抽去了新闻节目最重要的真实情景，而用一种预先安排、设计好的“假定情景”替代了它。如果对真实事件的真实报道是一位新闻记者最高的职业道德的话，那么，这种报道方式显然已背离了他的职业初衷。道德对主体的无限的约束力通常就是在这种没有外在制约的时候才真正发挥出它的决定性作用。

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在蓄意满足了观众对真实事件的观赏心理之后，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为此付出的道德代价却是巨大的。最近安徽台的《东方纪事》节目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出外求学的女学生的母亲得了绝症。为了报道孩子得知母亲病重消息后的真实感情，在这个女孩回家之前所有的人一起对她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并且把摄像机预先架到了他们家的台阶前，以把她得知母亲病重消息后的真实反应拍下来。当父亲领着孩子走进这预先布置好的“真实环境”，坐在屋子的台阶前，向她讲述她母亲的病情时，父女俩同时在忍受着心灵的痛苦，而且，他们个人的痛苦还要面对着一架摄像机，面对着无数观看这个节目的素不相识的观众。为了达到这个“真实”的效果，让这家的父女俩听从了这个节目制作者的特意安排，让他们在既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来讲述孩子母亲的病症，人的真实感情在此成为新闻真实性的最高代价，成为了一种用来使人观看的没有表演的表演节目。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应当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电视“真实”是否道德呢？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告诫人们“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康德将道德的“绝对律令”赋予了更高的理性地位，在他看来，“绝对律令必须遵守，即便牺牲所有天性的愿望、所有社会法则也在所不惜”，“凡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对所有人也都是正确的”，“要这样行动，永远使你的意志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规律的原则”。[2]作为衡量人类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在中国，与康德相同的道德律令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站在这种普遍的道德立场上，即在“不伤害任何人”这样一个古老的、但首要的道德基础上，我们就要问，如果电视人的家人遇到了相同的事情，那么你是否愿意也做这种“纪实性”的报道呢？如果你不愿意，那又为什么要将“已所不欲”而又“施于人”呢？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真实放在新闻的首位，那么摄像机就不能回避任何真实的东西。然而，真实的原则与道德的原则有时相重合，有时却是相背离、甚至是相冲突的。对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报道，如果我们用真实的原则来要求它，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在世贸中心遗址上被人们挖出来的那些难以辨认的断肢、碎尸，看到一系列惨不忍睹的血腥情景，因为这些东西最真实；而我们所看到的对这样一种世纪性的恐怖事件的当时报道，除了反复播放的飞机冲向世贸大楼的镜头，并没有过于血腥的情景，甚至对报道相关事件的照片也都非常注意，使它的视觉形象不过于恐怖、血腥，否则将会强化这种暴力事件给人们心理所造成的痛苦。这时大家共同信守的普遍道德比记者通常所追求的那种真实的原则更重要。我们也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有关交通事故的现场报道，事故车辆可能会被撞得歪七扭八，不成样子，但我们却很少通过媒体看到事故现场中肇事者的惨状。如果单纯地追究新闻报道的所谓真实效果的话，这种"掩盖"事实、"隐匿现场"的报道可能是最不真实的，因为它"删除"了这个事故中最重要的内容--人的生命状态。但是，从更高的道德准则来衡量，这种"消解"残酷、血腥的新闻报道方式，倒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但我们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也看到了例外，2004年上半年几乎全世界的电视媒体都转播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出的恐怖组织将人质斩首的画面，其毛骨悚然的情景仿佛使电视观众刹那间都被笼罩在了战争的恐怖之中。

二、电视媒体的“角色冲突”

而潜存的道德问题

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是指与某一特殊位置有关联的行为模式，代表着一套有关行为的社会标准。当一个人同时扮演几个角色，而这些角色对他的要求又不一致时，或当人们对同一个角色有几种不相容的期待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同理，作为组织的电视媒体在社会中也担当着多种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和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当这两种不同角色对电视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有相异的期待时，就构成了电视媒体的角色冲突。造成这种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是这两种角色所追求和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媒体/商业利益与公众/社会利益。电视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都面临这种冲突，并由此而衍生了潜在的道德问题。

善于作秀的明星，是目前许多电视媒体永不枯竭的“星闻”源和财源。不少电视媒体把俊俏、时尚的明星提供给青少年，旨在吸引他们的眼球，为自己培养一大批忠诚的观众，赢得稳定的收视率。由于青少年个人生活范围和经历的局限性，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很多都依赖电视传播的图像信息。目前许多电视媒体对明星的生活、工作、情感、爱好，甚至体型、服饰等事无巨细的反复报道，使不少青少年对他们由认知到认同，再到喜欢、偏爱，直至崇拜。电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使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少年误认为，明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受人关注和最受人尊重的。然而，电视媒体所提供的明星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模式，不少是与青少年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从而往往使崇拜者和模仿者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心理和行为的偏差，不但有时使他们沉湎其中难以自拔，荒废学业，而且有时使之与现实环境发生冲突，甚至走上极端。2003年4月1日，香港著名影星张国荣自杀，内地不少电视台接二连三地纷纷报道，一些电视台在报道中还不厌其烦地回顾他的从艺经历，他的另类的感情生活……而7月10日就出现了新浪网上的一条新闻：“只因母亲没买张国荣CD碟，大连少女以身殉偶像”。而这位孩子的母亲则哭诉道：“孩子的日记是带锁的，有密码。好几次我试着打开她的日记，但又想偷看到孩子日记是对孩子的不尊重，担心孩子发现后对我更不信任了。她死后我看日记，才知道她从5月4日开始喜欢张国荣，那时张国荣都自杀一个多月了。她说‘这不是喜欢，这是爱’”。[3]这不是唯一的个案。据新浪网报道：“近几年，青少年因疯狂崇拜偶像而导致的悲剧一再出现：在四川，一位13岁的女孩在连看8遍电视剧《流星花园》后，独自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在浙江温州，一个17岁的初中生因没钱不能亲眼见到当红电视明星赵薇而服毒自尽……”。[4]对此，如果说是电视传播的信息直接导致了孩子自杀、导致了孩子的异常行为，恐怕是有失公允。在这里并不涉及到合法与非法的问题，然而，在合法与非法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道德中间地带”。这里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电视媒体在获得广告商的“青睐”，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能否把自身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丢掉？也就是说，电视媒体应如何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如何有效地化解自身的“角色冲突”？我们说，在当今市场化的环境中，谈“封杀偶像”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要更多地考虑的是，电视媒体应怎样真正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让“偶像”对青少年起积极的正面作用。所以，提倡用真正富有人格魅力的内容，给予青少年以理性的启迪和情感的教育，让正面或健康的“偶像”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有合适自然的位置，是摆在电视人面前一个难以解决而又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3年初首先由贵阳的报纸刊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要结婚”的消息，随后立即引起了全国新闻媒体的注意，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内许多电视媒体也加入了报道的行列，一些电视镜头直接对准了这位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她的未婚夫，播出时既不加“马赛克”，也没有处理声效，一些电视媒体大肆渲染与新闻本身并无多大关系的事件，如“艾滋女颐和园完婚”、“艾滋女登长城”、“濮存昕证婚”等等。由于众多媒体的过热炒作，这场特别的婚礼并未如期举行。然而，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这样的事件，真的也值得如此大张旗鼓地报道吗？就参与此一事件报道的一些电视媒体而言，其初衷也并非是只着眼于“注意力经济”，一味使这一事件的报道成为吸引受众眼球的手段，不容置疑的是它们也想借此来呼唤全社会的人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理解和关爱。然而，也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电视媒体自身“角色冲突”的问题，没有选择一个能将正面效果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恰到好处的报道方式，而使这一报道潜藏了不容忽视的道德问题：其一，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一事的大肆渲染，难免会一定程度上造成受众的一种麻痹心理，使人们误认为艾滋病没什么大不了的（电视媒体上就说到这名感染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活到五、六十岁），从而难免会使社会上的人们对艾滋病的防范状态一定程度上有所松懈。其二，电视媒体在报道中为了达到自己所认定的效果，而有意隐瞒了一些事实真相（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因吸毒感染上病毒的，在认识男友三天后她也染上了毒瘾），而这难道不是对于受众知情权的一种轻视，不也是媒体的一种道德缺失？

三、电视媒体对知识的改造

而潜存的道德问题

在目前的电视上，知识似乎受到了极大重视，几乎各种所谓“大赛”，诸如选美、歌手大奖赛等都要加试文化知识，特别是众多专门以知识问答为内容的电视栏目，如目前收视率颇高的央视的“幸运52”以及“开心辞典”等更是将“知识”作为中心。可以说，知识在这种专门以知识问答为内容的电视节目中以经毫不掩饰地很大程度上被“物化”，是“幸运”或“开心”的点缀--知识成为娱乐的，即商业资本的修辞术。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知识或审美不再是少数人可能享有的特权，知识的普及以及大众文化的繁荣促成了文化大众的出场，文化大众的知识与审美权力在社会文化中的确立与张扬进一步使知识的生产日常化，使审美生活化。最能代表文化大众的强大势力的是电视媒体，它一方面凭借强势的技术传播不断消解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失时机地向知识精英们暗送秋波，相互借重。知识精英的明星化已经成为当今电视的一大景观，这似乎是电视传媒的一种精明的策略。在前段时间由央视举办的规模不凡的全国歌手大奖赛上，知识素质考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参赛者制胜的决定因素。而作为知识专家频繁地出镜，则为电视的知识盛宴增色不少。

文化大众的崛起并非坏事，然而，也必须警惕，那些知识娱乐类型的节目出品的所谓知识是在娱乐主导下的随意拼凑，它追求的是能够实现最大广告利润的最大收视率，知识的严肃性要自然地让位于知识的娱乐效果，因而很多问题的设置是无聊的，甚至导致对青少年的误导和对知识传承的整体伤害。香港一个奖金额巨大的知识问答闯关节目的制作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此类电视节目所要求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常识分子。”这位制作人提到，在香港目前拿到大奖的基本上是大学本科层次，高学历者的成绩普遍并不理想，有的博士甚至连第一关都没过，空手而归。回答这些知识娱乐类节目所设置的问题，一个方面当然需要基本的常识，另一个方面更需要足够的运气。在知识性相对较强的央视“开心辞典”节目中，很多选手在答题时自己也承认是“猜的”、“蒙的”，答对答错都感到意外。至于江苏台的《无敌智多星》、湖南台的《超级英雄》等栏目所设计的知识题，很多其实就是谜语，一般是给出四个参考项，然后根据联想答出一个符合字数要求的词语来。比如给出“过年”、“顺子”、“萨克司”、“下班”四个提示，答案要求是两个字。主持人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回家”，因为“过年”“下班”都要“回家”，“顺子”有一首歌曲《回家》，同时这也是一首萨克司乐曲的名称。

有报道称，现在有很多学生将参加这种央视和众多地方台推出的知识娱乐类节目作为暑假期间打工赚钱的手段。据一位参加“开心辞典”的中学老师说，她所在的学校要求师生每周都要收看“开心辞典”这类节目，校长的理由是它可以寓教于乐增长知识。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流行，当然知识娱乐类节目的流行也并非偶然，信息时代对于知识的高估是这一类节目风行的深刻社会背景。这一方面是令人欣慰的，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理由为知识的命运忧虑。不可否认，这些知识娱乐类节目对于获取某些常识是有帮助的，在娱乐氛围中学到的东西记忆也较为牢固。但这种知识快餐的知识性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它其中常常不乏大谬不当的所谓“知识”在电视上招摇过市。比如在“幸运52”的知识问答中，主持人李咏要求选手根据“文学，子游子夏”这句话判断“子游子夏”的职业，选手答错了，不过主持人所提供的“正确答案”更令人瞠目结舌--“子游子夏”的职业是“学校的负责人”！

更为严重的是，它的风行消解了知识所负载的价值、逻辑和深度，它直接腐蚀了现代人的学习机能。其知识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它们不是被建构的，不是符号与指涉物之间的话语阐述的结果，而是“自然”给定的。如果说系统知识的传承是以深度的智性卷入与内在体悟为途经的话，那么，在这种被电视改造过的随意拼凑的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呈现出的是表层的官能刺激与感观的表层愉悦，人们对这种所谓知识的吸纳是拒绝深度的。电视对于知识的改造，如果仅仅从媒体自身的角度上来看或许是可行的，但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看，则客观地存在着道德责任的失落和道德使命感的缺失的问题。它颠覆和消解了科学的系统知识的接受模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在电视影像的包围和灌输中成长的一些年青人大脑思维锻炼和深度思维能力的弱化。

四、无视电视观众的客观位置

而潜存的道德问题

通常，电视媒体爱把观众奉为上帝，特别是在电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观众手中的摇控器，以“三秒定胜负”的裁判权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收视命运。不过，从影像/叙事学的意义上讲，电视观众的王者身份又是被“命名”、被“认定”的。这就是说，观众不是你，不是我，不是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流，也不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休闲群体。观众是一个介入电视媒体中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他自己的位置。观众所占据的这种位置是他的权利--确切地说，是受众的“知情权”使他在心理上具有了占据这种合理位置的“权利欲”。所以，这种带有客观依据的位置不仅是不能剥夺，而且在叙事体系中也是不能被分割、被替代的。尽管在诸多电视节目的观看情境中观众的位置被“虚拟化”（没有人称视点）了--在不借助他者目光的情况下，观众时常是一种悬浮在空中的虚构的角色，但这依然不能改变观众在影像叙事体系中的“客观位置”。

无论是在美学还是在传播学的视野上看，电视最为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的效果，其实正是电视所建构的传播方式特地为观众“空出”了他的客观位置后才形成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观众不能被“置于”某种不恰当的观看角度上。任何不必要的主观因素的介入都会破坏它客观的效果，从而影响到观众作为“电视角色”在媒体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最近湖南台《真情》节目的一位主持人，在采访一位遭遇车祸男子的妻子时，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这位主持人倾诉了她与丈夫生死别离的难忘经历。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对这位妻子说：“谢谢您能够对我说这些。”虽然在表面上看，现场确实是只有两人参与谈话，而实质上，对话双方共同面对的是无数电视观众。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规定，主持人在节目中必须要以“我们”相称，然而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当主持人用第一人称“我”相称的时候，就等于把这种采访变成了一种受访者与采访者（主持人）之间的私人谈话，进而把所有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排斥在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之外。原本“不在场”但却处在电视传播/观看情境中的观众，他们客观的位置，此时被“自我膨胀”的主持人取而代之。其实，在整个电视的传播体系中，主持人时常扮演的是观众的替身，他们想观众之所想，问观众之所问，他们的语言只有代表了观众的意愿的时候，才是恰当的。如果主持人一味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单向度地突出自为的位置，用个人的位置（权利）取代了观众的位置（权利）、甚至把个人凌驾在观众之上，这时所表现出的就不惟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方式问题，还关系到媒体自身的道德判定问题。

保护观众在电视节目的传播/观看情境中的客观位置不被取代，有时是一种表现的对象（内容）问题，有时则是一种影像语言的再现方式（形式）问题。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新闻应当具有一种带领观众“目击”新闻事件的感受，这样才能去除观众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心理障碍，消除电视摄像机与报道对象之间的中介痕迹，使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中，不觉察到有主观因素的介入，这是保持新闻节目真实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目前的电视新闻报道中，经常能够看到记者“自由自在”的形迹，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活动的报道中，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会议代表--所有的与会人员都正襟危坐的时候，惟独记者旁若无人地在“东张西望”。这到底是一个电视的美学风格问题，还是一个新闻媒体的道德问题呢？没有人会在法律上质问记者在现场出现是否合法，因为这是职业本身所赋予他们的特权。但是，在职业道德或者在社会道德范畴内，这种“旁若无人”的作风是否应当受到校正呢？凤凰台当年现场直播戴安娜的葬礼，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整整三个多小时的节目中，几乎看不到摄像机和记者的存在。无论是在灵车经过的大道旁，还是在威斯敏斯大教堂的葬礼上，从电视所传播的影像内容来看，记者始终是“不在场的”。而且，在现场报道中采用了大量的全景俯视机位，一方面展示了送葬的整个场面，同时也喻示着在上帝关怀下逝去的王妃。据现场主持人的介绍，参加这次报道的摄像记者有两百多人，但通过电视机我们看到的镜头中却极少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成功的“隐身术”不仅保持了整个哀悼活动的庄严肃穆，而且也为观众进入现场的“规定情景”扫除了心理障碍。反之，要是我们在电视机里面看到的是两百多名记者来回穿行上窜下跳，那将会给观众造成一种怎么样的心理感受呢？从记者的自身职业来说，他们有理由，甚至于有权利自由出入报道现场，但是，如果将这种职业的需要变为一种“内容”强加给观众，使它成为大众接受信息的一种“附加条件”，就会改变观众对整个节目特定的心理感觉，影响到受众对整个悼念活动的“历史记忆”。由于这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显现自身”的行为，破坏了受众对于事实的客观感受的报道，尽管它的外在表现是一个电视报道的风格问题，而实质上，这却是一个关系到电视人的职业素质和社会道德问题。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媒体都肩负着道德的使命，电视人都承担着道德的责任。然而，与法律对人们的行为约束相比，道德“管理”的是人们的心灵，为此，道德具有很强的“自律性”。道德对人们的约束是自为的、内在的约束。我们所讨论的道德包括许多理性的内容，比如说电视人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但这些观念、准则其实都深深地“定位于”电视人的意志和情感之中。它是电视人的一种职业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包括正义、善良、同情、友爱、勇敢等，这些准则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有意义，如果没有一套准则，我们就会陷入精神上的无意义的生活”，[5]也只有遵循这些准则才能有效地解决好电视传播中潜在的道德问题。

注释：

[1] 张国良、姜红：《“再现”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对电视新闻“再现”镜头的刍议》，《传媒观察》2004年第4期第47页。

[2] 转引自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马克・法克勒、凯西・布里顿・麦基：《媒体伦理学》，张晓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3]《只因母亲没买张国荣CD碟，大连少女以身殉偶像》，新浪网news.省略/s/2003-07-10/03487312004.shtml

[4]《青少年崇拜偶像悲剧不断》, 新浪网news.省略/s/2004-08-16/01527311474.shtml

[5]〔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马克・法克勒、凯西・布里顿・麦基：《媒体伦理学》，张晓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本文作者：赵刚健，安徽省黄山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24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