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加工贸易的顺差因素探讨

一、中国加工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中国加工贸易从“三来一补”方式起步，近30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等发展阶段，积淀形成了今天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作为一种“大进大出”型的贸易方式，在现行国际通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下，加工贸易必然产生顺差，而且随着贸易规模越大、顺差也会逐年增长。总体来看，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总量趋势看，加工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一直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1980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1578亿美元，曾一度占到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目前约占40%(表1)。随着加工贸易总量增长，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达到近3000亿美元峰值，2010年达到3229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比重2010年达到176%(表2)。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和逆差流向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和日本，进口主要市场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从日、韩、台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由此导致中国对周边经济体逆差增加，而对美欧顺差扩大。以2010年为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总额达2113亿美元，较中国对美顺差1813亿美元还略高。跨国企业对这一贸易链条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80%以上是外资企业相吻合。以苹果iPhone手机为例，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贸易流向，即中国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进口零部件，由富士康公司组装后出口美国。反映在现行贸易统计上，有研究估计2009年中美iPhone手机贸易额约20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19亿美元。

三是从产品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电脑、手机等更易进行产品内分工的电子类产品。据统计，目前全球约90%的笔记本电脑、80%的数码相机和50%的手机属于加工贸易出口。就中国而言，加工贸易约80%属于电脑、手机、船舶、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电子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为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设备等相关电子产品领域。而中国较具优势的传统机电类产品，如电站设施、汽车摩托车、移动通信基站、机床、农业机械和机械基础件等，则主要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

四是从国内增值率看，近年来随着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也在逐步上升。按照“(出口－进口)/出口”的方式粗略估算，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44%，但整体仍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表3)。以前文的iPhone手机为例，研究人员估计每部手机的总制造成本约178.96美元，中国组装只占3.6%，即6.5美元。中国不仅在高端制造环节落后，在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品牌营销等产业链环节上整体更为薄弱。国内也有研究人员运用美国学者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对中国1992—2003年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进行了估算，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用大约十年的时间，使得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国外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支持该结论。

二、关于加工贸易顺差问题的几个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加以澄清。

一是在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背后，“出口导向政策”是主因吗?事实上，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对比来看，前者更多受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影响，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远大于对国内政策的敏感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加工贸易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信号，反映出全球跨国生产链条的内在影响。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表现为加工贸易率先恢复，成为危机后贸易形势的“晴雨”指标。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受国内政策和环境影响更大。2002年，外贸经营权放开带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导致一般贸易出口急剧增加、顺差急剧扩大;而在2006—2008年前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对大宗能矿产品和国外消费品进口急剧增长，导致近年来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这些事实说明，我国今天的贸易格局和顺差状况，是中国作为一个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外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以及国际分工调整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化，顺差还将保持一定规模，之后随着相对比较优势的消长，顺差的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最终随着内需的逐步扩大，总体贸易平衡状况才可能改善，这是客观发展规律，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可以改变。

二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吗?毋庸讳言，通过本币升值的途径，对降低一般贸易出口竞争力、扩大一般贸易进口是有效的。但对于加工贸易来说，这种效果则十分有限。加工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产品内分工模式，即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发生分离，分布在地理距离较远的不同位置。而从贸易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加工贸易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品出口的55%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汇率调节贸易失衡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汇率在一定程度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从贸易链条看，受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化的影响，一些复杂产品的设计、工艺、制造等环节相分离。由于品牌、设计、流通等服务性环节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制造环节占比下降，导致产品最终售价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受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加工贸易自身特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减小加工贸易顺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是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就等于耗费中国更多的廉价资源吗?这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加工贸易作用的问题。过去30多年来，我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仅是扩大了就业、积累了外汇、获取了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干中学”，在产业、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获取了巨大的外溢效应。一些产业如造船、航空制造、光伏等，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承接国外订单，获取相关资质认证，实现技术积累，反过来又助推了国内上游原料生产和下游市场培育。加工贸易还促进了国内产业集聚，为许多产业转向一般贸易出口和创设自主品牌创造了条件。目前，许多国内品牌企业的创业者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多有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作经验。这在纺织服装、轻工等比较优势明显的行业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正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这些事实均说明，不应仅从贸易角度来看待加工贸易及其顺差，清醒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长期比较优势，有助于理清下一步推进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路。

四是以“减顺差”为政策目标导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吗?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对于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来说，在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伸加工贸易价值链，其结果必定是国内产业链越长、国产料件比重越大、国内增值率越高，则加工贸易顺差越大。因此，如果孤立地将“减顺差”等同于“不出口”或“少出口”，这显然与提高外贸出口附加值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市场营销、金融咨询等生产环节严重滞后。近年来，许多加工贸易企业正在探索进行业务转型，如供应链公司通过专注做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虽然出口规模成倍增加了，但其通过精益采购、物流仓储、报关运输等种种增值服务，挖掘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带动了配套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因此，我们要辩证认识加工贸易顺差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转型升级是一种路径选择，而减顺差应当是“果”，不应本末倒置。

三、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顺差走向的互动关系初析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实践与路径进行了分析。有研究从产业内、产业间、企业模式、区域转移、内销及海外投资等六个角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进行了全景式分析。下文则试图以全球产业链条作为分析主线，从四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入手，初步分析其对顺差的影响和联动关系。第一类:企业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国内零部件采购率上升。这是一种较常见的加工贸易升级模式。企业通过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使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不仅在产业内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成品之间相互紧密配套，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加工贸易企业群，而且伴随产业上下游链条的横纵延伸，在产业之间也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加工产业链和产业配套群体。例如，广东东莞市已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全球40%的硬盘磁头、30%的覆铜板、27%的高级交流电容器在东莞制造，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达95%。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直接表现为进口减少、顺差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国内相关产业制造水平提升、扩大就业和税收均有积极的正面效应。第二类: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OEM向ODM、OBM转型，做研发和设计环节。这是许多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路径。

一些企业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逐步实现了从OEM(贴牌加工)到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有品牌营销)的转变，逐步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深圳的华为、中兴、康佳，顺德的美的、格兰仕、科龙电器，珠海的格力等。这些企业中，有的已经转型成为一般贸易企业，有的则将开拓内销市场作为主攻方向，有的则进一步通过贸易、对外投资和内销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扩张，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一般表现为顺差增加，但是同时出口附加值和收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可低估。第三类: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做渠道、品牌和销售，定价权更加灵活。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传统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方向。受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落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从传统的“大进大出”逐渐转向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服务，内销比例不断提高，形成了内外贸市场双轮驱动的格局。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可能表现为顺差减少，但随着内销比重上升，出口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连带效应进一步提升。第四类:伴随供应链公司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产业分工更加深化，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制造，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服务。

这是近年来在国内一些沿海城市兴起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在深圳、厦门等地，一些企业利用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重点从精益采购、仓储运输、物流报关、金融支持等涉及加工贸易的“全产业链”入手，开展相应的增值服务，实现了“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间厂房、但年出口达到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发展模式创新。其实质，是在当前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下，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挖掘中国强大制造业背后的庞大服务需求而进行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贸易公司，但其内涵和盈利模式已经大大拓展。这些供应链公司背后的制造企业，则往往更加专注于制造环节，通常在生产工艺上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上较为先进，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这种模式的效应，体现在顺差上是将原有部分制造企业的顺差转移到专业供应链企业项下，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顺差。但从整体来看，这种分工更加细化的商业模式，对于催生相关生产业意义重大，同时也对传统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带来新挑战。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清醒认识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以平常心看待。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内需市场的扩大同样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得以实现。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着，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加工贸易顺差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应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所谓的“失衡”问题，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更加注重把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是推进外贸转型升级是“本”，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末”，切忌舍本逐末。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受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总体竞争力提升、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走向了转型升级之路。从目前企业的实践来看，这种探索与政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在此背景下，如果过多强调以“减顺差”作为政策目标导向，势必导致政策的频繁调整，打乱企业正常运行的预期和环境，反而起到“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因此，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顺势而为、依托企业的实践，研究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

三是以跨产业链的开放视角看待加工贸易问题，将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转型统筹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说，全球化背景下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正深刻改变着世界产业、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使我国面临巨大挑战，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依托自身作为世界工厂的庞大服务需求、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数量庞大的中高端人才及储备等优势，跳出纯粹的“制造”看“贸易”，跳出纯粹的“贸易”看“产业”，以参与服务业全球化作为切入点，实现我整体产业链的优化重组。

四是促进贸易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与地区发展战略的协调，必要时开展新一轮的先行先试。近年来，伴随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地尤其是外贸企业集聚的东部省市出现了很多新的业态与模式，如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供应链公司的兴起、传统外贸企业的内销等。这些都突破了传统的外贸管理模式，并对物流通关、信用结算、财税政策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应鼓励一些沿海城市在服务业开放、产业导向、检疫通关和监管模式等领域开展试点，逐步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促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出加快外贸结构调整的内生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