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的媒介形象呈现

【摘要】女大学生的媒体形象呈现作为女性刻板印象研究在媒体上的延伸和扩展，最近几年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却逐渐流于模式化。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不同受众定位的两家媒体――《人民日报》和《华商报》进行比较，对两家媒体上所呈现出的女大学生群体的形象进行对比评析，通过比较2009年《人民日报》与《华商报》有关“女大学生”的新闻呈现，以实例对这些样本的表征进行扫描说明新闻媒体如何对“女大学生”的形象进行呈现。

【关键词】女大学生媒体形象内容分析《人民日报》《华商报》

目前，有关女性的新闻中，有一个被冠以身份的群体经常出现――女大学生（包括女研究生）。传统意义上的“天之骄子”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负面新闻报道不断增加，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媒体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受骗”、“性放纵”、“自杀”、“暴力”、“违法违规”等充满负面信息的词语与“女大学生”联系在一起充斥着媒体空间。通过大众媒介的这类“异化”报道，人们形成的“女大学生”刻板印象必将对“女大学生”群体产生消极作用。

一、抽样设计及样本分析

（一）抽样设计

本次研究选择《人民日报》和《华商报》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选取一年作为时间跨度，从2009年1月到2010年1月之间随机抽样。另外，为了避免系统抽样带来的样本不能充分代表总体的危险，我们对一年之内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女大学生”群体的新闻逐一进行分析，以提高精确性。相对来说，此次研究样本量巨大，因此我们选取“新闻标题”为研究对象。在《人民日报》和《华商报》的电子版中分别搜索关于“女大学生”、“大学女生”、“高校女生”这三个经常用来描述大学女生群体的关键词进行新闻标题检索，得到可用作分析的报道普通女大学生的新闻报道标题，《人民日报》10条，《华商报》22条。

（二）样本数据分析

新闻媒体中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歧视与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泛滥不无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相当一部分媒体在“消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热衷于追逐“利润最大化”，淡化了“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把追求快乐、追逐，当成了自己的目标。因此，以猎奇、刺激、煽情为价值取向的“女大学生”新闻也不在少数。

笔者根据新闻叙事（把新闻看成一种叙事，包括叙事角度、叙事模式等）理论来分析媒体对女大学生形象的建构策略，媒体对女大学生形象的建构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1、正面形象。媒体对“女大学生”新闻报道的主题，其重心理当集中在反映女大学生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教学科研取得的成就以及女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上。在当前的媒体报道中，这种形象的建构不同的媒体在报道时有着较大的差异，比较严肃的有着强烈的舆论引导功能的党报《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多。例如《人民日报》报道的《女大学生当起农村“孩子王”――选择贫困乡村支教》、《可敬天下女儿心，三位女大学生的故事》、《女大学生网上开店财富如滚雪球流动资金达300万》等等。

从表1可以看出，仅仅从量上《华商报》和《人民日报》有着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基于两报不同的风格定位，《人民日报》是全国性的党报，它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积极传播女大学生的正面形象，比重占到了38.46%。而《华商报》是地方性都市报，由于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报道时数量上明显少于党报。在所抽取的22份样本中，涉及女大学生新闻报道中，正面新闻也只有1条――《残疾女硕士李勃玲希望能从这个农家小院走上工作岗位》，仅占所有涉及女大学生新闻报道的4.5%。

2、中性形象。中性形象则是指叙事中的女大学生形象既非受难者又非正面行为者或负面行为者，具体表现在新闻里就是只涉及女大学生，但却没有明确的关于女大学生好与坏的叙事。比如《人民日报》的《完善法律促进女大学生就业》、《女大学生能否承担村主任之重》、《百名女大学生“村官”进城“回炉”》等。这类型的报道只是单纯的把女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报道他们的一些事情或者与其相关的政策法规。

根据表2可以看出，《人民日报》此类的报道尽占到所抽样的样本总数的7.62%，《华商报》此类报道也只有18.18%，对这类形象的建构根本不足以构成主流形象。

3、负面形象。负面形象就是新闻中突出报道女大学生的堕落、放纵、违规违法等方面。不可否认，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女大学生群体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此类主题的报道上偏重甚至集中于负面新闻上，这显然会对女大学生的形象产生误导。此种现象在都市报中尤为严重，例如选为样本的《华商报》在这类主题的报道中竟然占到了41.91%（见表3）。

当人们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不是女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健康成长的身影，而是大量的暴力、死亡、犯罪、伤害、两性时，原本单纯、好学、积极向上的女大学生群体被建构成了危机、堕落、混乱的群体，长此以往，势必在受众心中造成扭曲的女大学生形象，这种迷失重心的“女大学生”新闻与促进女大学生们的健康发展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大二女生宿舍产子并将婴儿弃在楼下》、《“造假”受处分女硕士状告北京市教委――北大该女生称，导师性骚扰不成举报她造假》、《西安情侣大学生抢劫万元后外出旅游》等报道，内容都以两性为主要卖点，想方设法与情感沾上关系，将低俗的文化元素当作时尚标签加以炒作，追求“眼球效应”。现实中的女大学生当然存在负面行为，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上进、纯洁、善良的，然而样本中所表明的情况是：负面行为者的所占比例（38.46%和41.91%）远远高于正面行为者（38.46%和4.5%），因此负面行为者成了女大学生的群体形象。

4、受难者形象。许多“女性新闻”中的女主角以被污辱、被损害、被欺骗甚至被杀害的角色出现，女性成为不能接受教育、不被公平对待、值得同情的弱势形象或成为遭受暴力、饱受虐待、值得窥视的关注对象，女大学生自然也成为其中难逃的一员。受难女大学生在获得社会公众同情和关怀的同时，亦传播和强化了“女性易受伤害”的弱者形象。

如表4所示：在此类报道中《人民日报》和《华商报》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家教途中女大学生遭抢》、《以工作为饵诱骗女大学生》、《中国女硕士大马被拘8天》等等。当然，在对此类弱势女大学生形象的建构中，有时也会出现“施助者”的形象，但这类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众传媒在建构女大学生形象时是带有刻板成见的，这些女性总是以一种受骗、在工作中不能有平等机会、受疾病困扰的形象出现的。

媒介更多地将女大学生建构为“负面行为者”，较为严重地扭曲了现实。从所获取的样本来看，《人民日报》虽然对女大学生的正面行为做了一些报道，但大量负面报道削弱了正面报道的效果，因此“负面行为者”成为当代女大学生的群体形象；《人民日报》虽然对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作了较多关注，表达了对女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但它们同时又报道了女大学生的情感、醉酒失控、拜金等现象。媒体对女大学生形象的这种建构，既不能正确地呈现出这一社会群体从而丧失媒介所具有的“社会雷达”功能，同时对于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及生活、工作也可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结语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或许不足以代表我国所有媒体对“女大学生”的形象构建的角度，但是也可窥见一斑。媒体报道的女大学生形象是在不平等的观看权利下被建构的，媒介中的女大学生形象，反映的是大众媒介及男性眼中的女大学生形象；当女大学生被作为“他者”凝视的时候，女大学生成为男性眼中“女性美”的奴隶，其结果是身体及生活被放大供人观赏。

事实上，每一个女大学生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划分为各种要素，而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能够将每一个主体纳入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多重意义。例如，名校学子、农村女孩、青年知识分子、消费人群等等，这些命名都可以意指同一位女大学生。社会责任理论告诉我们，媒介有义务塑造社会群体的正面形象、有义务客观公正地反映实际生活。媒体如何平衡女大学生群体的报道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群体的交流、理解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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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③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99

④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⑤《你认为谁在妖魔化女大学生》[OL].2007-10-15，www.省略.

⑥戴婷婷：《解析大众传媒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化表现》[J].郑州大学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