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关键是国内改革”

【前言】“人民币国际化关键是国内改革”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近日美国经济学家艾斯沃・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就此问题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即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为中国如何改变人民币国际地位仍不高的现状，规划了一幅蓝图，其核心即为国内的改革。 普拉萨德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

1870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静悄悄地超越了英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说它静悄悄，一是因为此时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是一个边缘角色；二是因为此时美元还没有取代英镑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能力。

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美国缺乏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它的银行不能开展海外业务，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风潮不时发生，而且，它甚至没有央行。

决定性的变化是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它为美国金融市场提供了稳定性和纵深性，加上一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蒙受惨重伤痛，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在1925年取代英镑成为主导性货币，这一地位在之后的年代里不断强化。

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会让人民币的地位重复这一历史过程，还有很多疑问。但不论如何，从2007年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起，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向前发展。进展虽然不小，差距也很显著：连瑞士法郎在国际上的应用范围也远大于人民币。

也许美元崛起历程给我们的借鉴就是：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自身的金融市场成熟度是关键，一国要强化其货币的国际地位，首先需加强国内改革。在人民币国际化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这一认识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可。

近日美国经济学家艾斯沃・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就此问题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即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为中国如何改变人民币国际地位仍不高的现状，规划了一幅蓝图，其核心即为国内的改革。

普拉萨德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门主管及金融研究部门主管。2月14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普拉萨德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一

《财经》：多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力推的一项重要战略。对于这项战略及其具体措施的成效，你总体上如何评价？

普拉萨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六个经济体之一，但人民币却是这六大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储备货币地位的一个。虽然目前中国既没有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也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但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大，中国占全球GDP和贸易总量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这些举措的力度正在不断提升，从而预示着，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过，虽然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外界的很大关注，但目前而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的实际规模，还是有限的。

《财经》：你隐含的意思似乎是，资本项目开放和自由浮动的汇率，确实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前提？

普拉萨德：的确，这是人民币取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两个前提条件，但它们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不是说有了这两项制度，人民币就能成为储备货币。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要件是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要实现本国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必须拥有很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从而让外国投资者可以投资于多种多样的、以该国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市场相对而言还比较薄弱，处于欠发达状态。这就决定了，人民币要取得储备货币的地位，还有很多年的路要走。

《财经》：目前为止，中国是把香港市场作为一个“试验场”，试着推广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对于这一做法及其产生的效果，你是如何评价的呢？

普拉萨德：事实上中国为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不仅限于以香港作为试验场。我的总结是，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点：允许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取消对一些以结算为目的的人民币跨境汇款的限制；允许在香港和大陆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允许一些特定的银行向客户提供离岸人民币存款账户；与其他国家的央行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

不过，我们确实可以把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称作一场“试验”。对中国来说，一个很大的优势是，香港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平台，可以在不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情况下，以一种试验性的方式来推行上述的这些人民币国际化举措。中国可以慢慢评价这些措施的成效，从而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但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以实质性、大规模的国内改革，来为这些目前还很有限的国际政策举措提供后盾。

如果中国想不等国内政策改革赶上来就推动国际化，以实现更大的国际雄心，那就必须继续以香港为平台，推广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但这当然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中国不把这些举措移植到在岸市场上，人民币的真正国际化就不可能快速推进，而移植的前提是更大程度的资本项目自由化。中长期而言，随着资本项目变得更开放，金融市场变得更完善，中国就可以改变战略，不再单纯依赖香港，而是以更多的精力将上海建设为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

《财经》：那么对于中国来讲，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自由浮动的汇率，是应该分步骤进行还是同时进行？

普拉萨德：总体上来说，中国要让人民币达到足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标准，就必须进行这些改革。但改革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必须合理地确定资本项目开放与其他政策――如汇率弹性化和金融市场培育――的先后顺序，从而提高最终的“成本－收益”表现；第二个挑战就是要完善和丰富国内金融市场，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健康性，发展具有高深度、高流动性的政府及企业债券市场，以及即期外汇交易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中国能不能应对这两项大挑战，不仅将决定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可持续性。

《财经》：不过，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目标本身背后的逻辑基础怎么看？如果人民币得到更多的国际性使用，甚至成为储备货币，它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切实的经济好处？

普拉萨德：取得储备货币地位，既能带来威望、影响力等无形的收益，也能带来一些切实可见的收益。取得储备货币地位后，就能从国外获得“铸币税收入”（Seigniorage Revenues），因为通货膨胀会降低外国及国内投资者所持有的该货币的价值。同时，通过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券，还可以更为容易地获取来自外国的低成本融资，例如美国就享有这一特权，被称为“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个名称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财政部长德斯坦起的。而且，取得储备货币地位，还能使中国的更多外贸交易以人民币来计价结算，无论对于国内的出口者还是进口者来说，这都意味着更低的汇率波动风险。

但是，成为储备货币也蕴含风险和责任，一个潜在成本是，将更难控制其货币的外部价值，汇率也可能会变得更具波动性。原则上来讲，一国货币取得储备货币地位，就意味着该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其国内货币政策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更大“溢出效应”。

二

《财经》：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构成的“挑战”？这对美国经济和美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有利？

普拉萨德：目前为止，美元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全球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美元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担忧。

虽然说美国的经济史表明，美联储调控通货膨胀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全世界也拥有良好声誉和信任，但美国不断积累的公共债务确实构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忧虑。美国基本的政府债务总额现在达到了GDP的90％左右，而IMF的预测表明，到2016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110％，总额为近21万亿美元。对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来说，前路显然是充满坎坷，且危机四伏的，这在美国经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情况。

但有些吊诡的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里的统治性地位，可能反而会巩固，这是因为，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都仍很虚弱，而新兴市场国家极为渴望“安全”的资产。在目前的情况下，它们只能继续投资于美元资产，从而积累起更多的外汇储备。所以，在近期，美国国债的积累反而会巩固和强化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

《财经》：这又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普拉萨德：我们要考虑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一些基本区别，那就是，就安全、流动性强的资产――如政府债券――的可获得性而言，中国和美国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美国能很轻松地获得这些资产，因为它的金融市场更纵深、流动性更强，因此，即使美元的统治性地位受到威胁，它仍享有一个极为有效的“缓冲垫”。对于中国来说，正确的策略不是靠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来追赶美国，而是发展自己的金融市场，从而创造更多的高质量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当然这对中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我的预测是，人民币将在未来十年里成为储备货币的一种，这将削弱美元的统治地位，但不会取而代之。

《财经》：如你所说，中国确实购买了很多的美国政府债券，而从去年以来，美国国内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进行的争吵，以及美国赤字的不断积累，也让中国国内的观察人士忧心忡忡。那么如果中国不改弦更张，继续无节制地增持美国资产，会不会威胁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

普拉萨德：目前，从美国向中国的资本流动的最主要的渠道，显然是中国政府正式的外汇储备积累。这种资本流动模式，对于中国外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面，显然构成了严重风险。美国债务水平的不断升高，有可能会对美国的生产率增速产生负面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却拥有比较高的生产率增速，因此，即使美国的生产率不降低，只是增速有所减缓，中美之间也会产生很大的生产率增速差距。而这会促使人民币进一步针对美元升值，这种情况不论何时发生，都会侵蚀中国所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本国货币价值。所以很显然，中国因此而承担了巨大风险。

但是，如果中国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不仅中国的美国投资的总量将会提升，而且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其构成也将发生有益变化。更具灵活性的汇率、更具纵深性的金融体系，将使中国得到更多的杠杆和工具来对冲汇率变动风险，这将让中国可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这同时就意味着减少“对浮动的忧虑”（Fear of Floating）。

同时，更具深度和宽度的金融体系还将降低另一种风险：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性的强度也将提升，从而带来更大风险，但更成熟的金融市场将有助于防范和缓解这些风险。例如，如果中国有了更为丰富的衍生品市场，那么包括企业在内的私人主体就将拥有更多的工具来抵御资本流动产生的潜在冲击。中国现在之所以不断积累外汇储备，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发挥外汇储备作为公共保障机制的作用，但是，如果私人主体有了更多可以对冲风险的工具，中国政府积累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由此而承受的风险也会降低。

三

《财经》：因此是否可以说，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进行的改革，也有利于中国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改进？

普拉萨德：是的，中国目前采取的政策，都在迫使它不得不加大外汇储备积累，而改变这些政策，有很多好处，比如，有利于中国改变对外投资的结构。具体来说，这可以鼓励资本的对外流动，从而缓解人民币承受的压力。

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不能为家庭对外投资提供条件，对外投资就基本上是由政府来做的。目前政府的做法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中投（CIC）等中国的财富基金，以及其他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已经在大规模地、积极地投资一些比美国国债及其他储备货币国家的政府债券的收益更高的资产。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私人投资者将对外投资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中国对外投资模式目前已经出现的这些变化，有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为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改革，也可以给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模式的变革，以及中国经济总体的健康性，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相得益彰的过程。

《财经》：中国国内不少人还对资本项目放开和汇率灵活性存在担忧，害怕其带来更大风险。而且考虑到当前全球市场近期的混乱与波动，这种担心是不是也并非没有理由？

普拉萨德：如我之前说的，要确定不同政策的实行顺序，是先开放资本项目还是先推行其他政策改革，这一抉择将影响最终的“收益－风险”格局。的确有很多证据表明，在没有实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是有风险的。与此同时，一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一国外部资产负债表的构成状况，也会影响这些风险的规模。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外部投资构成，并考虑这一构成的历史变化趋势，以及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我们会发现，如果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冲击只会带来有限的风险。

《财经》：为什么这么判断？

普拉萨德：具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外债水平极为有限，却囤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对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有效保障。所以，中国没有必要过度担忧。但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开放资本项目是没有风险的。实际上，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这也与我之前提到的优先顺序有关：如果没有汇率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而预先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中国的金融稳定性会受到影响，货币政策也会遇到更大的掣肘。所以，各项政策的相辅相成还是最重要的。

《财经》：其实在中国，不仅是金融改革，在涉及任何方面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时，我们都说自己是在采取一种“渐进有序”的方式。在你看来这一模式有何利弊？

普拉萨德：单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来说，中国由于有庞大的规模和经济体量，所以采取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我把这种方式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正在努力开拓一种独特的、适用于自身的资本项目开放路径，在几乎所有重大改革领域，中国都是坚持自己寻找道路。

中国采取的行动非常特殊，例如，一方面，取消一些明文的管制规定，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行政或其他手段，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实行“软性”约束。我觉得中国的中期目标是一方面原则上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另一方面仍保留大量的行政性控制与监管。我相信中国会在五年里实现这个目标。这将允许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政府又保留一定的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权。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将对全球货币体系带来什么影响？

普拉萨德：人民币的确已经在全球贸易结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它现在还开始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的外汇储备组成货币之中。一个明显的例证是2011年12月中国和日本达成的双边货币协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它一方面说明，中国正在努力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似乎很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协议中去，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与中国构建更紧密的贸易与金融联系纽带，能带来很多方面的好处。这些变化正在发生，虽然说现在更多是处于象征性层面，而不是实质性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发展到一个临界点，从而具备给全球货币体系带来本质性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