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工资:公平与效率的历史走向

在劳动关系领域，以工资为重点内容，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集体协商，使劳动者能够充分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的劳资环境

工资是劳动者在受雇中支付劳动所取得的报酬。劳动者接受雇佣并支付劳动，由此获得工资，这是劳动力市场的一般规则。劳动者依靠工资养家糊口、生存发展、生活消费。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特别要保证最低限度给予所有工人公平的工资、同值工作同酬、没有任何歧视”。1969年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也指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全体人类，都应“有权在尊严和自由中生活和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他们本身则应对此作出贡献”。这些条文表明了“什么样的工资才是合理的”，那就是：公正、公平；适合人的尊严；享受进步成果；没有歧视。

本文力求从历史的角度，以数据为依据分析劳动者的工资及其相关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全国总工会曾经分别于1986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进行这一调查，每次调查的样本达数万人至数十万人，例如1986年的样本是64万人。本人使用的是其中1986年、1992年、1997年、2007年四次的数据，2002年的数据空缺，2012年的数据全总尚未公布。

改革开放之前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工资，是在旧中国工资的“废墟”上建立的。旧中国的劳动者工资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水平相当低下；二是极其不公平。在水平方面，普通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自己_人的生活，根本无法养活妻室儿女。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难以维持生命。一些民族资本工业甚至不发给劳动者工资，只供工人伙食，或者采取产品分成、销货分成等办法。在不公平方面，企业中内部差异极大。在江南制造局建立的初期，工匠的工食银每月5～10银元，小工（非技术工人）为5～6银元，匠头的工薪却高达100～300多银元。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资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工资的“地板性”、“不公平”状况，建立起了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目的的相当平等的工资制度。根据全总1986年的调查及本次调查对于1979年工资的回顾，我国企业内部各职别之间的差距很小。生产工人（包括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月工资人均为42元，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各级职称）的月工资人均为53元（下文所指的“人均工资”均为月工资），管理人员（包括一般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完全相同，也是人均53元。

这样的工资在改革中被认定为“大锅饭”，缺乏活力和效率，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改革让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工资水平迅速增加，二是工资差距迅速拉大。

在工资水平提高方面，以劳动者中数量最大的生产工人为例，其工资在1979年为人均42元，1986年为人均63元，1992年为人均220元，1997年为人均589元，到2007年则达到了人均1156元。2007年的工资绝对额是1979年的28倍（当然物价的因素应考虑在内）。（参见图1）

在工资差距方面。生产工人与企管人员的工资额逐渐拉开。就人均工资来说，工人与企管人员的数额1986年分别为63元和84元。1992年分别为220元和246元，1997年分别为589元和734元，2007年分别为1156元和1814元。

专业技术人员在改革前与管理人员同属于“干部”，改革开放后这部分人员与企管人员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开。企管人员的人均收入在1979年和1986年与专业技术人员基本相同，在1992年还稍微低于专业技术人员（企管人员的人均工资是专业技术人员的0.87倍），而到1997年企管人员的人均工资为734元，专业技术人员只有718元；2007年，企管人员的人均工资为1814元，专业技术人员只有1722元。其间的差距也呈现拉大趋势。

图2显示了不同人员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这一变动显示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体性”工资格局之后，企业内部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工资梯级，即企管人员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居中，生产工人较低）。

全社会层面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三大部门的工资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时期这三个部门都属于计划体制，工资几乎没有差别。即使在正式决定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当年，三者间的工资差别也很小。党政机关的工资人均241元，事业单位人均243元，企业单位人均232元。而在1992年后。三者间的工资差距也较为明显地拉开。1997年的人均工资是：党政机关710元，事业单位683元，企业单位650元。2007年时的人均工资是：党政机关1764元。事业单位1676元，企业单位1326元。

图3显示了不同部门人均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这一变动显示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体性”工资之后，党政机关的工资水平速度增加最快，事业单位次之，企业单位则分别与前二者拉开了差距，且这一差距在逐渐加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分配随着经济总量的提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从增加值之中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多，政府所得的一部分化为政府部门人员的工资，事业单位也分享到了其中一小部分。

因为三个部门之间的格局调整，各部门相同岗位和不同岗位（职别）的劳动者的工资对比也发生了调整。就岗位类别来说，全社会的劳动岗位基本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即公务人员、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和服务人员。他们之间工资变化的基本趋向都是差距加大。图4显示出了这一变化。

从公平与效率二分法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工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迅速走向了效率，并逐渐偏离了公平。全总调查中未能涉及公平感，但是有职业满意感的内容。职业满意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平感。从数据可以看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人员的职业满意感，与其人均工资的差距相当一致。即是说，党政机关人员的职业满意感最强，事业单位居中，企业最低。这意味着，企业人员具有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参见表5）

在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和服务人员之间，同样是职业满意感与工资差距相一致。公务人员的职业满意感得分最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位于第二，专业技术人员处于第三，生产和服务人员位于最后。（参见图6）这可以解释生产工人所抱怨的“真正生产物质财富的人得到的最少”。

然而，当人们认为自己的工资不公平、不合理的时候，又会影响到效率。以“工作积极性发挥水平”为尺度表示个人的工作效率，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决定了单位整体乃至全社会的效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之间，在1992年企业人员的效率最高，事业人员居中，党政机关人员较低；1997年这个次序发生了调整，事业人员和党政机关人员的效率提升幅度较大，企业人员的效率提升幅度较小；2007年一个令人诧异的迹象是，党政机关人员、事业人员和企业人员的效率都降低了。在这一降低的水平中，变为党政机关人员的效率水平较高，事业人员居中，企业人员最低。

与之相应，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和服务人员之间的效率变化与上述三个部门之间的变化基本相同。这四者的工作积极性发挥水平在1986年到1997年期间是上升的，到2007年则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下降。在2007年的时候，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和服务人员的积极性水平与其工资差距之间完全对应。（参见图8）

2007年的数据表明，劳动者的效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折。无论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还是公务员，几乎都受到工资问题的困扰，都感到不够公平，从而较少愿意付出劳动。而党政机关的情况显得较为特殊，其工资水平提升最快，绝对数额已经在全社会中最高，但同期劳动付出却并未增加，也并未稳定，而是同样出现下滑。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的印象是，1997年前后我国各类劳动者的工资变化是良性的，2007年前后则出现了问题。当前正值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时期，关注劳动者工资历史变动趋势和现状，对于调整分配结构、理顺分配关系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劳动者未来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一步权衡和调整。

（作者：北京邮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