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

摘要：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复杂多样，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而由这些多因素差异性决定的汇率制度必然呈现多样化。但无论如何选择各自的汇率制度，各国都不能摆脱“不可能三角”的束缚。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显然不是简单地选择哪一种汇率制度的问题，而是应该在“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下区分不同的时期进行汇率制度选择的战略安排。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我国汇率制度的取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而“中间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继续存在。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汇率制度选择；“不可能三角”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1―0010―05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

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1)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2)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3)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应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及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提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5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提出了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龙和凯南等人又对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马森和泰勒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①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一)经济结构特征论

20世纪50年代，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围绕“固定对浮动”优劣之争，在两相争执不下的情况下，Mundel(1961)从生产要素流动性或要素市场一体化角度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当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1973年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Heller于1978年提出了“经济论”，认为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特征因素，如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地域分布、相对通货膨胀率以及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货币，取决于该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集中程度。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参考标准，具体是：一国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国外，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样化，贸易分布广，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相对通货膨胀率差异大，进出口价格弹性高，国际储备少，社会更倾向于收入增长，或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一国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中的多数，则适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反之，则相反。

Aizenman和Hausmann(2000)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与金融结构交织在一起的，一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越大，越适合钉住汇率制；反之，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适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Poirson(2001)研究表明，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通货膨

胀诱因或失业率和外币定值债务等。一国通货膨胀率、生产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资本流动和本币定值债务程度越高，就越适合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一国外汇储备水平、GDP增长率、通货膨胀诱因和美元化程度越高，就越适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WOLF(2001)概括了选择钉住汇率制国家的经济特征，即较小经济规模、较大开放度、低通货膨胀、外部贸易条件较小变动、较大通货膨胀诱因、较高出口集中度以及政治稳定。

实际上，世界各国实行多种汇率制度证实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经济结构特征。青木昌彦(2001)曾指出：“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同样，汇率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

(二)政策配合论

Mundel(1960，1963)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分析》和《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理论。Fleming(1962)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Mundell(1968)在《国际经济学》中，最终提出了M-F模型。该模型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采用短期、需求分析法，引入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因素，分析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同作用。该模型的假定前提是：(1)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开放；(2)国内外所有货币、证券资产充分替代，即资本自由流动；(3)国内产出供给富有弹性；(4)小国开放模型。研究表明，在给定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财政政策无效。这样，M-F模型实际上已蕴含着“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三角”。Frankel(1999)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提出了扩展三角假说。沈国兵、史晋川(2002)对不可能三角模型引入本币国际借债能力变量，将不可能三角模型扩展为四面体假说，并且证实不可能三角模型是四面体假说的一个特例；在此基础上，他们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变动性，提出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将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

(三)经济冲击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冲击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愈加显著。Yoshitomi和Shirai(2000)认为，如果经济冲击来自货币因素，比如货币需求的变化和影响、价格水平的冲击，那么就应偏向固定汇率，因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比例的变动不会改变它们的相对价格，使用汇率变动作为改变支出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如果经济冲击来自实际因素，比如偏好的改变或者影响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技术变化，那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动使得有必要使用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来对实际冲击做出反应。Wolf(2001)给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的模型。研究发现，在央行没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际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需要在模型之外依据其他决定因素来选择汇率制度。在央行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质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钉住汇率制更可取。

可见，从经济冲击角度来看，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实际冲击、货币冲击以及央行有无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虽然依据经济冲击类型来考虑汇率制度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有用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很难区分冲击干扰源类型，因而也就难以确定哪种汇率制度相对更优。

(四)政府信誉论

Agenor和Masson(1999)、Frankel等(2000)以及Wolf(2001)从政府信誉与公众预期角度研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Agenor和Masson以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对象探究了信誉因素在危机中的作用，结论是：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能把比索贬值的预期归因于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到的信誉的演进；相反，市场似乎严重低估了比索贬值的风险，尽管存在着早期预警信号，诸如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恶化的迹象，但是直到当局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似乎才崩溃。Frankel等针对中间汇率制度正在消失假说，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即中间汇率制度缺乏所需要的政治信誉来保证。这样，如果央行宣布汇率作为中间目标，那么公众就能够通过所观察到的数据来判断货币当局是否守信。由此，政府信誉直接关系到汇率制度选择的维持和选择。Wolf(2001)认为，对于至少享有适度的货币稳定和政策信誉的国家，严重钉住显得过于限制，而传统钉住又过于风险，适宜的选择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当央行有激励制造意外通货膨胀时，即政府信誉存在问题时，钉住汇率比浮动汇率更好。反之，当政府信誉不是问题，实际冲击占据主导地位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更好。

(五)BBS规则论

这一研究方向由Williamson(1965，1985)提出的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理论所开创。Krugman(1989，1991)、Dombuseh和Park(1999)以及Willia―mson(2000)进一步发展了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Williamson(1965)认为，“如果平价钉住的改变趋向于导致汇率未来可持续信心的累积性降低，那么可调整钉住是不可能无限期可行的。因为如果钉住易于变动，则增强的不稳定投机将会发生；如果僵化不动，则又中止了可调整性”。据此，Williamson提出，需要采用一种不易遭受投机压力的汇率制度――爬行钉住制。20世纪80年代初，浮动货币之间反复出现的主要汇率失调致使人们深信，问题不是浮动汇率被管理的方式，而是在浮动汇率不被管理时，市场并没有力量将汇率推向均衡。在此背景下，Williamson(1985)主张建立一个中心汇率上下各10％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维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货币当局的干预只是偶尔为之。Krugman(1989，1991)则把这种汇率目标区思想加以理论化、形式化，形成了经典的汇率目标区理论模型。1997～1998年东亚新兴市

场汇率制度危机后，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又形成了新的高潮。其中，沿着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路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爬行带取代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之后，Dornbusch和Park(1999)将爬行钉住、目标区和爬行带统称为“BBC规则”。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参照汇率最不易受冲击影响，但可能出现汇率失调；BBC规则易受冲击影响，但政府干预可能使汇率保持在汇率带内；监控汇率带则具有两者的优点，当局没有义务捍卫汇率带，但同时却暗含着一种假定行动来防止汇率偏离均衡汇率。至于另一种中间汇率制度――管理浮动，Williamson认为其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没有预期的中心汇率。据此，Williamson主张监控汇率带。但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认为，汇率目标区虽然可以减少央行承受单方面博弈的风险，同时排除极端的汇率波动，但是汇率目标区仍旧只能推迟汇率遭受攻击的时间，而无法规避之，当汇率达到目标区的界限时，便面临与固定汇率同样的问题。

(六)价格确定论

Friedman(1953)极力主张浮动汇率，认为从长期来看，汇率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效果，因为汇率制度最终是货币制度的选择。而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对实际变量并不重要，只是在短期内显得重要。这样，如果内部价格像汇率一样不灵活，那么由汇率变化还是由同等的内部价格变化所实现的调整，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缺乏行政冻结下，汇率潜在是灵活的。相比而言，内部价格是高度粘性的。因此，Friedman主张浮动汇率作为取得国际相对价格快速变化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在名义商品价格粘性的世界中，浮动汇率通过相对价格变动能够吸收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绝外国需求冲击，而固定汇率则必须由产出变化来满足。不过，Friedman所处的时代很少有资本流动，浮动汇率保持经常账户零差额，隔绝了外国冲击的传递途径。Mundell(1960，1961，1963)证实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浮动汇率的隔离特性缩减，因而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变得更加复杂。Friedman和Mundell都假定生产者以本币确定价格，当汇率变化时，商品价格没有调整，因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价定律有效。

但是，Kravis和Lipsey(1978)证明了一价定律失灵，相对价格随汇率变动，弱币国有着较低的价格。Lipsey和Swedenberg(1996)证实，甚至对于高度贸易商品，影响跨国间相对价格变动的显著暂时性因素是汇率变动。由此，Lipsey等人把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初步联系起来。新近文献中，Devereux和Engel(1999)、Engel(2000)承认一价定律失灵，并做出其他定价假定，从价格确定角度探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Devereux和Engel假定商品价格粘性，将其视为制度约束，一定时期后，价格完全调整以适应货币冲击。价格确定分两种类型：一是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二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在此基础上。Devereux和Engel提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货币定价的汇率模型，探究在货币冲击造成的不确定环境中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结果发现：(1)如果遵从传统的文献假定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一价定律有效，但何种汇率制度更可取没有明确答案。当一国规模小，或非常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固定汇率；否则，若国家足够大或不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浮动汇率。(2)如果生产者在不同的市场确定不同的价格，也就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并且对需求冲击缓慢调整，则明确地偏向选择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允许国内消费隔离外国货币冲击。Engel认为，在价格粘性中存在三种类型：一是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二是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三是在一些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的同时，另一些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标准模型中是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并且假定一价定律有效，但是实际上，假定一价定律有效是有问题的。统计表明，墨西哥消费品显著偏离一价定律。所以，可能的替代选择是假定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此基础上，Engel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关键取决于名义价格在短期内如何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通过模型研究，Engel得出的结论是：(1)汇率制度的稳定特征和汇率制度对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价格确定的类型。而且，价格确定行为的类型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相互影响的。(2)如果一国对于本币状况几乎没有控制，那么持久固定汇率更可能是合意的。(3)资本流动程度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取决于产品如何定价，虽然固定汇率可能减少或消除国家间特有的风险，但是该国总的风险可能不受影响或者增加。(4)如果存在汇率传递途径输入价格，当冲击仅仅是货币冲击时，浮动汇率存在自动稳定的特性，汇率传递到最终产品价格越少，固定汇率越合意。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战略安排

就我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取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而“中间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继续存在。

(一)短期应坚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首先，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成本。这种节省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收益。与这种隐性收益相比较，对外贸易在危机后发展减速的损失可以说微不足道了。其实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即使人民币贬值也未必能够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根据亚历山大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国际收支是国民收入和国际支出的差额，要想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只有在增加国民收入，或者在降低国内支出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但是降低国内支出显然与我国当时执行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相抵触；而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且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对价格信号反应不够灵敏，贬值的资源配置效应受到限制，国民收入难以因贬值而大幅增加。两个方面的因素就使得在当前情况下通过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很小。而且我国对外贸易品只占全部商品的较少比例且品种非常有限，服务业和众多产品均属于非对外贸易品，汇率放大效应极为明显(H，Hau，2000)。若实行贬值政策，可能导致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和进口的大量增加，不仅国际收支状况难以改善，还会引发国际经济的混乱。所以就当时来看，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利于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也是符合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要求的。

其次，鉴于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的有效性，近期内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安排对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并未就此安定下来，地区

性金融危机仍然此起彼伏：土耳其银行危机，南美洲各国金融危机等等。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加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的不确定因素，防范危机的压力仍然很大。我国金融体系中也存在很多危机隐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负担较重；会计、信息披露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等等。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立使得我国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不健全。所以，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坚持固定钉住汇率制度，以此作为危机的缓冲器。

但是，选择固定并不是选择钉住美元的固定。当今世界正在形成美元、日元、欧元的三极货币格局。单一的钉住美元显然会被动地与其他货币“非均衡”浮动。通过钉住一篮子货币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由于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浮动而造成的人民币“非均衡”浮动，有利于贸易收支的稳定。因而，在我国尚未开放资本账户、汇率的变动主要集中在对净出口影响的短期内，钉住一篮子货币要优于钉住美元。

(二)中期，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保持稳定的心理预期，提高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汇率水平在目标区内的适度波动可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减少不合理的资金流动套利行为，使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在目标区内得以缓解和释放。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可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有节奏地隔离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当汇率在目标区内小幅度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或很少进行干预，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政策稳定。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后，汇率变化将更加灵活。由于预期的汇率变化不再是单向稳定的，套利行为的风险成本就会增大，从而削弱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套利的动机。较大的浮动范围可较早预示资本流入逆转的信号，增强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

在管理浮动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运用货币政策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上频繁地调节汇率。在汇率目标区体系下，由于汇率水平的灵活性，中央银行无需在目标区内经常调节汇率，有助于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地实现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目标区汇率灵活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特点使汇率政策能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而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又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目标，不必过多受制于外部因素，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配置，求得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三)长期，退出中间汇率，跃向独立浮动的一极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之前，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危险的，只有汇率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而保险的。所以，从长期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自由流动后，目标区的制度就不再适宜。但是前期汇率目标区的运行，增强了居民和企业回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手段，也促使金融市场更加完善和成熟。这些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般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塑造；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外汇短缺的消除和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合适的货币自由兑换顺序。这些条件基本上都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前提。因而，选择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互动的。在将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8个条件必然会满足，从而成功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那时，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可以选择在外汇市场比较平静或者资本大量流入的时机退出中间制度而收敛于独立浮动汇率制度。

四、结论

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而由这些多因素差异性决定的汇率制度必然呈现多样化。但无论如何选择各自的汇率制度，各国都不能摆脱“不可能三角”的束缚，即资本账户自由化、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不能兼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战略安排就是在“不可能三角”框架下做出的权变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