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观点重看科举制的意义

［摘 要］开放与固陋,从大历史观点看：笔者认为――科举制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至少从技术层面看。我们评价一个事物的性质,必须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理念,大历史就是说我们要跳出一元史观,不能草率地认定凡是批判科举就是左派进步人士,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科举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大历史的观点需要我们有一种包容时代的心态,科举制也是这样一个客观实在――一种以考试为核心的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如果我们过度赋予超过它本身的附加含义,无疑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也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科举制；大历史观；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81-02

科举制的废除整整一百零五年,可谈到它,人们依旧会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仿佛看到一条条油亮的辫子,听到咿咿呀呀的子曰学而之声――耕牛沉重的脚步,映照在帝国落日的余晖里……依据我们高中教材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举制初期对于打破士族的垄断,人才的选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八股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也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近代落后的根源所在。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股为科举的声音又逐渐强势了起来,刘海峰老师等一批学者认为科举制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甚至是第五大发明,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凡此种种纷争,关于科举制的资料也纷繁复杂,但终归大同小异。学者们之间的分歧笔者认为主要由不同的历史观差异所致。科举制的真正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盲目地否定科举制的才是民族的悲哀,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崭新视角来重新审视它正视它,才是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

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在梁启超看来并“非恶制也”的科举制名声渐恶的过程。科举,意为分科取士,始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历来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隋文帝分科考试,隋炀帝开进士科,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继续完善科目、武举、殿试等技术层面的内容,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对官僚阶层的垄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宋代的糊名制,置进士出身,使科举考试系统日益体系化；元代时断时续的科举后,随着明代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科举制达到了顶峰,考试内容明确,选材标准完善。不过明代也出现了百年来科举最遭人诟病的开端――八股文。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作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这种文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目的在于维护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想想疯狂的范进,迂腐的孔乙己,无不是八股取士下的典型代表。顾炎武深刻地批判道：“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是对科举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清朝末年的科考舞弊越来越严重,西方工业革命的浓烟伴着资本主义的枪炮逐渐敲开了传统中国的大门,在一片维新声中,伴着“遗老遗少”的哭泣,科举制终于在20世纪初掩埋在历史的坟冢里。

“萦萦绕绕,魂灵不散”,百年以来人们一直在为科举制的优劣争论着,持批判态度的人依然在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绵延千年痛心不已,可许多人对科举的遵行这样的逻辑：因为科举制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所以科举制肯定很坏,好似科举实为中华民族落后之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持肯定态度的人也选择了有意的回避,亦是单方为西方的文官制度滥觞于科举而引经据典,维护着民族的“骄傲”。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评价一个事物的性质,必须要有一种大历史的理念,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即由此而来。以一种世界胸怀,文明的角度来加深对历史深度与广度的探索,对我们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客观理性的反思,才会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从大历史观点看：笔者认为――科举制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至少从技术层面看。

首先,科举制的取材原则(在没找到更好方法之前)至今仍被提倡。钱穆先生的一段话笔者深以为意：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维新变法时我们更多的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类似于当今的高考制度,对于科举制度,学生们即使名落孙山,也大多不会埋怨考试本身的不公。同时,科举制也间接地培养了一种竞争意识,成为了寒门子弟通向权力中心的最主要(也可能是唯一途径)的途径。

其次,不能以少数人物来为科举制定性。过去的审视角度本身即有一种妖魔化科举的倾向。范进、孔乙己这些虚构的人物是科举的产物,但我们还应看到科举制也同样锻造了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英雄,沈括、宋应星这样的科技巨匠,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我们之所以选择性遗忘大抵一是，深受中小学教材的影响,二是,清末人士矫枉过正的言论绕梁至今,这些身处科举时代的人对科举观察得虽很细致,但却不一定很全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空距离拉开之后,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进行比较之后,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大历史就是说我们要跳出一元史观,不能草率地认定凡是批判科举就是左派进步人士,否则我们岂不是陷入了现代八股逻辑？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体制的悲哀,时代的悲剧,岂能像康有为一般简单地归恶于科举制头上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一定的相关因素)？国家的归罪是科举制不能承受之轻。

同时,我们要注意将科举制与八股文区分开来看。清末学者的批判大抵是针对八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连带着批判了科举制,这容易给人们带来一定的误解,误以为八股文即是科举制的主要考试内容。实质上,八股文是明代以后才成为科举的主考内容,之前金戈铁马的盛唐与群星璀璨的赵宋王朝与八股毫无瓜葛,即使在明清时代,帝国的选材依然不是最差的,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但至少可以将确实无能者淘汰掉,科举制提高了整体的官员素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真正的科举不能忽略了“科”的含义,就像梁启超最后指出的那样,科举的真正问题只是“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大历史的观点需要我们有一种包容的时代的心态。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阶层的有效流动,科举制并不公平,它考察举子本人的家庭出身,还连带考察其姻亲一方甚至朋友关系,以至得出科举制下社会阶层流动率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结论。我觉得这显然是对公平的一种苛责。直至今日,公平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核心价值,强求古人,这不符合大历史观的要求。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历史也是这样,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或制度能够完全消灭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天资和非智力因素也有无法完全扯平的差异。而且可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不存在，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能达到过程公平或程序公平就已不简单了,而古代的科举制难能可贵在于其至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

诚然,我们的大历史观要有一种世界的心态,但绝不是一种对自身文明的过度的吹捧。笔者不否认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西方当代的文官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绝不是像现在有些学者研究出的所谓西方的文官制度完全滥觞于我国的科举。夜郎自大只会使我们沉浸在对自己过去的虚幻之中,不能真正地进步。就好比说我们四千多年前仅凭着人的天性踢了一个球形的物体,就能说现代足球是我们发明的吗？科举制也是这样一个客观实在而已,只是一种以考试为核心的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如果我们过度赋予超过它本身的附加含义,无疑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终极目标。

如果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见改变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便说明这个制度体现了某种客观规律,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当我们真正地静心来观察这一个客观存在体,利弊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以大历史的观点把科举制拿到人类文明的层面讨论时,它才会发挥它的现实意义。科举制是中国的,更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课题。只有这样的大背景来看科举制的开放与固陋,才会真正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在科举制的研究道路上,不断深化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顾炎武.顾炎武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2］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M］.上海：三联书店,2001.

［3］耿志云.胡适年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