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朱熹“王霸义利”之辨的历史观透析

【摘 要】两宋以来，学者们对于“王霸义利”重新展开了讨论，这其中以陈亮、朱熹的辩论为代表。陈亮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延续，汉、唐之君的“霸道”之术皆本于“王道”。而朱熹坚持自己的理学思想，反对陈亮的观点，认为夏、商、周三代行“义”，汉唐逐“利”，汉、唐不能接“三代之统续”，比较而言，陈亮所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关键词】陈亮；朱熹；王霸义利；理学

南宋时期，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轰动一时，至今仍然聚讼纷纭。这场争论看似是一场不同学术观点的激烈碰撞，其实却是自秦汉以来儒家学者关于封建王朝政治模式的两种不同见解。本文试从历史观的角度，着重从朱熹、陈亮二人在讨论“王霸义利”关系的过程中，就“汉唐之义”能否接“三代之统绪”之分歧，对其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剖析。

一、陈亮及其激进的“王霸义利”观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豪迈洒脱的人物，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他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为此他曾写出了《酌古论》，以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展现了他锋芒毕露的性格和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陈亮终其一生所思考的问题，莫过于孟、荀以来的“义利王霸”之论了。

其实“王霸义利”这一议题，既不是来自陈亮，也不是来自朱熹，而是来自二程。《二程集》上就有关于这一议题的语录：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

而陈亮关于“王霸”，这样解释道：“伏羲、神农用之以开天地，则曰皇道；黄帝、尧、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经，则曰帝道；禹、汤、文、武用之以治天下，则又曰王道；王道衰，五霸迭出，以相雄长，则又曰霸道。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各自为道，而道何其多门也邪？无怪乎诸子百家之为是纷纷也。”他这是从“道”的角度阐发议论，认为“道”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为此他又说道“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展开，道不会因此而泯灭，它一定会以新的形态显现于天地之间。

另外，陈亮认为所谓“霸道”，不过是“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进，正如“王道”是“皇道”、“帝道”的延伸一样。“霸道”的经典形态是汉唐，而面对后世儒者对于汉唐举措的非难，陈亮却深不以为然，“亮深恐儒者之视汉唐，不免如老庄当时之视三代也；儒者之说未可废者，汉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尝有区区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他具体论说汉唐之君的举措：“三章之约，非萧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故而强调，种种霸者之术，皆本于王道，无非是为了禁暴戢乱、济世救民，其初心与三代圣王无异。

二、朱熹、陈亮关于“汉唐之义”与“三代之统绪”的辩争

面对陈亮的放言高论，理学大儒朱熹不免忧心忡忡：“来教累纸，纵横奇伟，神怪百出，不可正视。”对于汉、唐是否能接三代之统绪？在朱熹看来，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实现，是道德本体之自然的外向发越，“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而于天下国家无而不当”。这种理想境界只存在于三代，因此，尧、舜及三代圣人均以“人心”“道心”迭相传授：“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于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于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盈轲者亦此也。……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

据此观点，朱熹认为汉、唐之制并未本于“天理”，“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饬，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

朱熹认为，汉祖、唐宗虽均为创建国家且传世久远的千古帝王，但不仅他们行为的动机没有能够本于“天理”，而且“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在他看来，汉唐如此兴盛的王朝也不能与三代相提并论，为此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因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尧舜三代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得天理之正”的美好时代，其后则一代不如一代，汉唐之君也仅仅停留在获取“利欲之私”的阶段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断然将三代与汉唐割裂出来，区别对待，认为汉、唐之世绝无承接三代古圣相传而为周、孔接绪的“道统”的资格。

另外，朱熹还以“天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汉高祖、唐太宗固然是一代天骄人主，成就了伟大的功业，然而其内心全为私欲所占据，都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以天理纲常来评判，则不免多有不合处，“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时功臣无不夷灭；除乱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窃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对这两位明君的行为均持否定态度。

当得知陈亮因诬告被捕入狱时，朱熹认为这是他“平日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之过”，并进一步规劝陈亮说道：“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是明确将陈亮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些论述归纳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指出陈亮的这些激进言论是间接导致他入狱的缘由，盼望他摒弃这类异端邪说。

陈亮全面驳斥以朱熹为首的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这样的武断结论，为汉高祖、唐太宗鸣不平，认为汉唐之所以延续长久，必然是承袭了三代之道，只不过是统治方式有所转化罢了。汉、唐诸君所建立的具体制度异于尧、舜三代，但其间的差异自有其历史的与现实的变动的深刻原因，“惟其时有转移”，而汉、唐之制不同于三代恰正体现了因时立制这一致治原则，因此，汉、唐之制足以接绪三代之统。

最后他断然批判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一方面讽刺诸儒抱残守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且言行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似是在跟朱熹赌气，反对朱熹对自己的无理指责，同时仍坚持自己的进步史观。

他又痛心疾首的发出这样的疾呼“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挟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悲夫！”

三、结语

综上，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朱陈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从双方的书信交往中归纳下来，大致可以看出二人的历史观：朱熹的天理史观是退化的、唯心的、保守的历史观，他认为统治者大致分为两类――行王道的三代圣王和行霸道的后世帝王，认为夏商周三代是讲究仁义实行王道的理想社会，秦汉以来则是专谋私利实行霸道的社会，随着时代的进程不断扭曲倒退；陈亮则认为王霸可以并用，义利可以双行，三代圣王与汉唐明君二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只是行道之尽与不尽的问题，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汉唐之道实则是传承三代之道，只不过具体方式随着时势变迁而有所不同罢了，故而汉唐之义足以“接三代之统绪”。可见，陈亮是顺着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王霸义利”的传承，他的思想较朱熹而言是客观的、进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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