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传播教育现况与启发

2011年，全国又有一批新闻学院获得批准成为传播学一级学科教学与招生单位。然而，各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传播学的本质属性和教育理念还没有形成共识，对传播学学科界线的定位模糊而混乱，主要表现在各类大学传播学的专业研究领域、培养目标与新闻学的教育几乎完全雷同。其直接结果是，传播学的课程设置既不规范，也不完善，完全无法反映传播学深厚的学术内涵及其教育理念。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出发，厘清传播学教学的两条主线，为传播学教育正本清源。

一、传播学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教学及其研究领域

马克思·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信仰理性、方向和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则是科技理性、手段理性。根据维基百科辞典的定义，传播是人对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符号进行共享，传播学则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个学术领域(academicfield)。人类的传播活动如此地纷繁复杂，所以“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传播学通常研究各种社会背景下受众如何诠释那些重要的，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有关的话语与语言(speechandlanguage)”①。此定义说明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天然融合”的价值理性。此外，传播学的起源也昭示了传播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可分割的特质。美国最初的传播学者就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美国政治家在日常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竞选中，如何利用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正面形象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开始了传播学的研究，并由此“派生”出现代美国大学传播学教学的两条“主线”:一是从宏观层面“吸纳”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元素、向学生传授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传播活动的理论价值观;二是从社会组织或群体交流等微观层面传授传播活动的技能，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辩论、修辞等工具理性，以培育未来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的人才。

以上的传播学学科特性决定了它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以美国大学各传播系的专业领域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教育的“价值理性”集中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和传播与社会或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工具理性”的教学除了传统的广电制作等媒介传播外，主要聚焦于信息科技、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修辞学等(见表1)。

二、传播学教学的第一条主线:以政治学等理论为主的价值理性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的触角深入到公共权力、公民权利、资源分配、公共决策等方面，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联系尤为密切。为此，现代大学除了传授知识、培育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外，还增加了公民意识的培养，即教导学生辨别各种社会价值观、增强其思维力、批判力以及参与的能力。传播学教育则是实行此种教育理想的主渠道。翻开美国大学各传播系的课程表，我们可以看到，各类课程“兵分两路”，一类是担负着传播真理、探索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的课程，另一类是培育学生政治参与能力和实践技能的课程。如华盛顿大学传播系因其区域特色而设置了最完整的政治传播类课程②，它首先是偏重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意识，如“传播素养”课明确指出，要将学生培育成具有深度思想和参与能力的公民，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传播对社会产生的核心作用，使其在思考社会环境和社会机构的基础上，考察大众媒介伦理，并通过传播和政治参与进行意义创造和交换行为;第二是系统地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如“美国大众传播政治学”、“民主对话”、“议会程序与公共会议”、“美国新闻与政治学”、“政治协商”、“媒介体制比较”等课有时是与政治系的课程联合开设，专门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如何规划传播战略，以影响受众的参与及受众对政治的看法。课堂讨论的课题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政治宣传和劝导、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利用等;第三类课程是教授传播与社会关系的课程，如“媒介、社会与政治认同”、“传播与社会分歧”。其中“大众传播效果”课既教授社会学理论，又引导学生做实证性研究和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社会学理论讨论社会偏见、暴力与性描述及劝导性信息对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类的课程如“传播与环境”、“大众媒介与公共舆论”、“媒介与和平”、“传播、冲突与合作”、“传播的文化编码”、“种族、性别、性与传播”、“美国历史上的公共话语”、“现代美国公共话语”③等;第四类课程是培育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如“传播与社会变革”课考察人类将传播作为解决政治、社会及经济发展问题的工具时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和应用，并对当地社区运用传统的或新的传播工具所取得的实际性社会进步进行个案研究;而“社区参与”课程则要求学生通过直接参与地方、全国或全球的，去理解和掌握如何运用传播进行社区文化传承活动，使学生认识到传播学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巨大潜力…这些课程为学生呈现了传播学全方位的价值追求，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理论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政府提倡的“政治家办报”在这里成了“政治家办传播”，透视出教育者要培育具有政治智慧传播者的教育理想。

当然，并非仅仅是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如此繁杂的政治传播类课程，其他大学均开有“相当”分量的此类课程，如斯坦福大学的“民主对话”、“公共参与与公共政策”、“政治心理学”、“政治运动、投票、媒体与竞选”等④;康奈尔大学设有讨论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性、性别与传播”、“媒介影响与说服”、“公共舆论与社会过程”、“群体传播与决策制定”⑤等等。这些课程将人类各种传播活动的最终意义归结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平台”上来考究，为学生了解传播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各种机构对传播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思想泉源。

三、传播学教学的第二条主线:以多学科理论为背景的传播技能培训课

传播的社会实用性决定了其教育的第二个核心，即培育学生未来从事具体传播工作的动手能力，其所针对的是学生毕业后的实际工作内容。我国的传播学教育仅仅在新闻学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传播学概论”课，此外主要按传播的类别设置了如“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网络传播”或“传播管理”等课程。具体的传播技能培训仅仅包括传统的新闻采、写、编和广播电视新闻的制作课，与新闻学专业的课程相差无几。而在美国的大学，针对不同传播对象或不同社会机构所需要的传播战略、传播手段及其传播流程所设置的传播技能培训课则“应有尽有”。这些课程回答了我们如何运用传播解决各种社会冲突，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企业和国家机构形象，如何面对小群体，大型集会或高层人物发表演讲，如何鼓动公众参与，如何写作劝导式的文章等问题。整体而言，此类课程分为四类(见表2)。

传媒教育李异平:论传播学教育的两条主线

很明显的是，技能培训课不仅仅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总结，它们也呈现了传播学多学科背景的理论体系，因为传播是观念的传递过程，涉及到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控制论等诸多科学。如表格中的麦迪森大学传播艺术系被认为是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传播系之一⑥，其“传播心理学”⑦讲授信息处理过程对人类传播行为的影响，根据心理学理论指导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技术;“误传”(Miscommunication)课专门探讨人际传播中的沟通障碍，提供解释人类行为的意图和意义的方法，是一门“纯心理课”;“亚裔美国人与媒介”课则涉及到种族与媒介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用批判学的方法分析美国媒介对亚裔美国人的报道，讨论的范围包括针对不同文化产品、政治认同、种族问题、性别等问题时的传播方法;“批判学的本质———传播的公共艺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讲授批判学派的系统理论和批判的方法基础上，还引导学生对广播电视、电影、戏剧、公共演讲的评论内容进行分析。除此以外，还有大批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写作、如何演讲、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传播与冲突的解决方法”运用人际关系理论讨论冲突的解决方法，其重点放在交流辞令的制作策略上;“竞选和革命修辞学”讨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如何运用公共话语对公众产生影响，并对历史与当代社会的修辞学发展事例进行总结;“宗教修辞学”专门揭示西方宗教中具有宗教争议的修辞特色和各宗派系统的劝导语言;“媒介、公共协商与公共事务”课则直接让学生运用协商和争辩理论学习如何通过媒介来实施公共协商，学习政治家如何利用媒介影响公共事务。麦迪森大学传播艺术系的课程设置代表了美国传播教育的实践理性，其研究领域几乎汇总了人类所有的传播行为和艺术的研究。

综上所述，人类传播的主题往往代表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表达，传播学教育因此而负载着促进社会向有利于公众方向发展的责任。美国大学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征，针对企业对媒介的操控、消费主义文化导致公众政治冷漠等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使媒介重新回到公众的手里等价值追求。反观我国的传播学教育，我们是否也可以开设“人大代表制度与传播”、“政治协商与传播”、“农村发展与传播”、“城市建设与传播”等课程呢?显然，我们的大学既没有传授系统的传播政治理论与原则的系列课程，也缺少培育学生运用传播手段解决社会冲突、揭露各种政治欺骗、传播真理，以使社会更趋公正和公平的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