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自评行为信号价值分析

摘要：本文检验了自2007年自评报告披露政策实施至2011年，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控自评报告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与其经营及治理质量密切相关。公司规模大，内部治理质量高，净利润增长较快，审计情况好且存在增发行为的公司更倾向于主动披露自评报告，而连续亏损则会对披露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关键词：内部控制 自评报告 披露 信号价值

一、引言

我国自2006年则开始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做出专门要求，鼓励企业在年报重要事项段说明之余，单独以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形式对企业的内控制度建立及执行状况加以说明。2000年上交所及深交所分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分别自2006年及2007年开始在披露年报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虽然该规定最终因实施现状而并未得到完全贯彻，但此后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披露开始常态化及普遍化。2010年及2012年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则正式明确了我国上市公司强制性全面披露（主板）内控报告的要求。自2000年以来，我国内控信息的披露主要采取了三种形式：年报中说明、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的鉴证报告。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其余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自评报告披露内容的范围及程度要远高于年报重要事项段对内控的介绍，除更好地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之外，单独的披露形式带来的更多的关注性也使其更具有一定的动机性。而且比之于年报中的简单介绍，其成本又相对较高。其次，自评报告与鉴证报告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是因为鉴证报告的准备成本更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可靠性也更强。就已有研究的研究对象来看，多是集中于年报中内控信息的披露和内部控制缺陷及鉴证报告的披露两方面。年报中信息披露没有特定的研究基础，鉴证报告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或冲突动机，而内控自评报告则缺乏一致的理论假设，从而导致各研究的相关结论存在一定的不一致。三者间的研究现状可以用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信号理论为基础，分析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披露的价值传递动机。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有关自愿披露的研究文献众多，但专门针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却较少。Bronson，Carcello和Raghunandan（2006）分析了公司自身特征与管理层内部控制报告的关系。他们以SOX404法案颁布之前的自愿披露内控报告行为为对象，基于信号传递，以及治理质量等角度分析了公司规模、审计委员会开会次数、机构持股或者收入增长等公司特征对披露的影响。Goyle，Ge和McVay（2007）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财务报告内控缺陷的影响因素。其结论表明规模小、经营复杂、快速扩张等因素会导致内部控制出现重大问题，这同时可能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公司不会主动披露内控信息。

（二）国内文献 国内对自评报告披露动机的研究中对年报中内控信息的披露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2007年之前，并非针对内控自评报告。研究对年报中的信息进行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流于形式（杨有红、汪薇，2008；刘秋明，2001；李明辉等，2001）。也有实证研究，检验了影响内控信息披露的因素，包括财务信息质量（蔡吉甫 2005）、审计意见及盈利能力（方红星、孙，2007）等，这些研究都是以年报中的内控披露信息为基础，这与内控自评报告有着本质区别。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动机会受到如成本、诉讼成本、其他成本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1）公司治理情况。内部控制体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Krishnan（2005）、Doyle et al（2007）以及Gul和Leung（2004）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审计委员会制度建设、股权结构及董事会构成等治理因素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治理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相关信息。现有研究都存在缺陷，只研究了某一或某几个治理变量的影响。由于少数变量难以准确全面地衡量公司的治理质量，因而不少研究都得出了矛盾的结论。本文采用公司治理综合指数 作为治理质量的替代以避免此种缺陷，并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自评报告与治理指数正相关，亦即治理情况越好披露动机越高

（2）并购重组。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由于规模的扩大或者业务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原有的管理体系难以适应现有的组织结构，现有的内控制度对于组织的变革将显得滞后（Kinney和McDaniel，1989）。并购重组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估计与人为判断，这都为公司及内控的良好运行提出挑战。此时，按照信号显示理论，此时上市公司将不愿意向资本市场传达有关其公司质量的信息，因而提出假设2：

假设2：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是否并购重组负相关

（3）业绩增长能力。由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需要经济资源的投入，因而内部控制的质量与财务业绩存在关联。如果收入的增长能够正面地影响净利润，则组织将会有更多的资源提升内部控制。但如果收入的增长并不对净利润造成影响，这反而可能意味着组织处于扩张阶段，按照Kinney（2005）等的理论，这反而会影响到内控实施的效果。为此，本文选用净利润增长率作为业绩增长能力的衡量，并提出以下假设3：

假设3：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净利润的增长率正相关

（4）财务结构。如果企业的债务比率较高，也可能导致内控资源建设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质量（McVay et al，2007）。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较高的负债率影响了公司及内控的质量，上市公司可能不倾向于披露内控报告。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4：

假设4：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

（5）是否存在增发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发行为有其特殊的制度要求。只有满足在一系列苛刻的治理及盈利条件后，才能获得增发资格。能够增发的企业意味着其在过去3年中治理良好且持续盈利，而且其内部控制的质量也较高。按照信号显示理论，本年增发的企业就有动机向市场传递其有关自身质量的信息，以提升公司价值或降低融资成本。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5：

假设5：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本年是否存在增发行为正相关

（6）公司规模。公司规模是良好内控质量的决定因素（Kinney和McDaniel，1989；Defond 和Jiambalvo，1991）。大公司有可能在发展及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获得规模效益，而且大公司有能力在内部审计师或者咨询费用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而这些行为又可以进一步促使内控质量得到提升。因而，大公司由于可能伴随着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其更有可能主动披露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本文提出假设6：

假设6：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公司规模正相关

（7）审计师及审计意见。信号理论认为，外部审计师的选择可以用来显示公司的价值，而且四大审计师出于保持独立性及声誉损失的考虑，会对公司的财务质量及披露行为施加更加严格的要求。考虑到四大审计师也可能出具不清洁意见而抑制披露，以及我国资本市场上清洁审计意见也可能源自于对中小事务所的意见购买（Opinion Shopping），本文提出假设7：

假设7：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与审计师及审计意见相关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以2007年为起点，是因为我国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内控自评报告的要求正式开始于该年，2006年及以前不少公司的披露都仅限在年报中加以说明。由于单独披露报告的形式更有利于传递信息，其信号意图也更明显，故而本文样本的选择，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上市公司内控自愿披露行为。样本的具体筛选过程如下：本文剔除了金融类以及IPO公司。按要求，该两类公司的披露行为属于强制性。样本剔除了2008年、2009年、2010年以及2011年的深市公司，以及这4年上交所的治理样本股公司。按照深交所及上交所的相关要求，已剔除的这些公司同样属于强制披露的范畴。按照财政部、证监会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规定，自2011年开始，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需要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故而本文进一步剔除了2011年剩余样本中的19家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经过筛选后的样本为3763家，为避免异常值波动的影响，样本对连续变量在1%及99%分为做了Winsorized处理。筛选过程及披露统计回归模型及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Logit模型方程：

LnprobEvalu1-probEvalu=α+？茁1Index+？茁2Merge+？茁3Growth+？茁4Is-

sue+？茁5Lev+？茁6Audit+？茁7Size+？茁8Age+？茁9Central+year+ε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及取值见表（2）所示。上表所列示的变量中，Evalu及Index数据来自于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2009-2011）的手工搜集结果，其余变量来自于锐思、CSMAR金融数据库以及CCER（色诺芬）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将总样本分为自评组与未自评组进行描述比较结果如表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两组变量存在显著的差异。从统计结果的均值与中位值差异来看，自愿披露的公司其治理指数均值与中位值显著的高于对照组（11.2705与8.2660），而且自愿披露的公司其增长率的均值也远高于不披露组，其杠杆比率更低，而且资产规模也更大。另外，增发的公司自愿披露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聘请了四大审计师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也同样更可能出具自评报告。以上变量的相关性检验（二）多元回归分析 对总样本进行多元Logit回归的结果前半部分的结果可以看出：以2011年为基准组，年份变量与披露情况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自监管层明确要求进行内控自评报告披露以来，近5年的披露比例依次为20.53%，17.55%，20.5%，23.19%，21.45%，既没有明显上升，也没有显著的下降。回归结果中Index的系数显著为正（0.2065，p=0.000），这表明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受到自身治理状况的影响，治理质量高的公司其披露的可能性也越高。Growth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披露行为与公司的净利润增长情况正相关。增长率较高的公司，将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内控体系的建设中。Issue变量显著为正，因为能够增发的公司在过去三年中盈利能力、治理情况都较好。本文的研究并未剔除一般性的并购重组行为。Age系数为负，显著性水平为5%，表明上市公司的年龄越大其披露行为会受到抑制。表中第三列报告了各因素变量的边际影响，其表示该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使得公司自评的可能性发生多大变动。按照前文的解释，Issue与Audit衡量的是公司整体状况，因而其边际效应也最大，其次则是Index、Lev和Growth。上表同时对鉴证报告的信号作用加以检验。本文的检验也同时表明，在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信号作用之外，鉴证报告同样具有信号显示的动机，而且这一动机更加强烈。

（三）稳健性测试 上述回归结论表明，Lev与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不相关。如前所述这可能是因为Lev并不能准确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可能因为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会通过披露行为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息来防止价值低估（Lang和Lundholm，1993）。本文进一步以是否连续2年亏损（Loss）替代Lev来衡量财务状况，替代后，Loss在10%的水平上变得显著，列1。早期上市的国有企业年龄较长，包袱较重，而且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又占有较大的比例。为避免这些公司对年龄的作用造成影响，干扰年轻公司中Age对Evalu的正向作用，本文增加变量年龄的平方（Age2），用来模拟Age的倒“U”型影响。列2所示，在加入该变量后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本文回归前对Growth进行了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但缩尾后Growth仍存在极端值情况（最大值14.71，最小值-24.23），为此本文进一步在5%水平上对Growth进行处理，回归结果并未变化（列3）。相关的稳健性测试结果

五、结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自2007年监管层要求披露内控报告以来，上市公司的自愿披露行为并未明显改善，个别年份甚至略有下降（2008年、2011年）。通过自评行为来促进提升上市公司内控治理质量的效果就会受到抑制，因而2012年开始的强制披露要求就显得必要。与内控报告鉴证行为类似，上市公司的自我评价行为同样也具有很强的价值显示动机。公司规模越大，内部治理情况越好，净利润增长率高，存在增发行为以及审计质量好的公司更有可能主动披露内控自评报告，而总体上披露行为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及并购重组行为不存在预期的显著的负相关，但连续亏损行为确实可以抑制公司的披露动机，表明披露行为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与指数研究”（项目编号：10JJD630003）的资助

参考文献：

[1]李明辉、何海、马夕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会计研究》2003年第1期。

[2]蔡吉甫：《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年第20期。

[3]葛永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财会通讯》2007年第6期。

[4]秦冬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探讨》，《财会通讯》2007年第11期。

[5]方红星等：《公司特征、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信息的自愿披露》，《会计研究》2009年第10期。

[6]林斌、饶静：《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会计研究》2009年第2期。

[7]林斌等：《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1期。

[8]齐堡垒、田高良：《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4期。

[9]方红星、戴捷敏：《公司动机、审计师声誉和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会计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