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传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摘要：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交际因素涉及很广泛。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在与留学生交流中，也是建立在文化理解与包容姿态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跨文化交际者的最终目的是沟通成功。交际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话者的礼貌表达方式是否得体。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人们对礼貌内涵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会依据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礼貌准则，来判断对方的言行是否得体，因此误解或交际失败的产生在所难免，交际的合作性就不复存在。汉语教师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跨文化；教学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而人际交往功效的优劣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会经历与兴趣爱好、认知水平等等，势必影响着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势必制约着每一位汉语教师的交际能力。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者，需要把相关的交际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不仅仅是熟知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母语文化有一种包容姿态，从细微之处遵守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交际言语的信息沟通、自我认识和人际协调的诸多功能。

二、跨文化沟通中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和非语言及文化影响方面各不相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跨文化沟通，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能够在沟通中对对方的编码和解码求同求异，这样才能够保障沟通的畅通性。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选拔与培训方面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如何掌握中华才艺，如何把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烂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国习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种忽视甚至是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明显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分析归纳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与误区很有必要。

（一）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联系的文字，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提供了便利的参照工具。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周围世界。而中国人的直觉感受与形象思维又恰恰是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象定势。这种表象定势带来的先入为主，忽视了个体差别，从交际活动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固化模式，这样的思维定势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1.文化差异导致误解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用语方面，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本民族早已习以为常的交际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交际时出现误解或失误，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比如中国人的好面子吃完饭抢着付钱、在车上抢着买票等等行为举止，在外国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外国人擅长契约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会发生各自抢着付钱、买单之类的肢体碰撞的行为。再有因为认知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个体无视跨文化者之间的差异，盲目类推，或自高自大，总是设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2.交际界定导致语用失误在跨文化交际时，交际者对对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够全面，就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中国人习惯询问他人的年龄、工资、婚恋状况、所购物品的价格等，自认为是关心或喜欢与对方交往才会如此表达。而许多异民族认为是自己的隐私问题，不宜在社交场合公开谈论。这方面在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使用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西方人则对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汉语教师往往会热心提醒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项，而作为成人的学生并一定领情，甚至觉得教师过于干涉他们的个人行为，或小瞧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与自理能力，从而引起不快。3．角色意识导致语用失误中国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使得教师的角色一直是处于被尊敬的地位。师生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导师引导、学生回答这样的模式，课堂一切进度与环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而在汉语国际教学中，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用于任何课堂。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或是国外中学大学的汉语课堂，学生们对待汉语教师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往往会不停地打断教师的讲课程序，影响教师的讲课进度，学生会因为刚刚听课过程中自己没有理解的问题随时发问。针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教师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应对这种自由开放的互动式教学，与学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沟通关系，创设愉悦轻松的教学课堂。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始终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从表情到身体语都流露出一种“为何要打断我的讲课秩序”的情绪来，甚至有教师说出：“这个问题我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不认真听讲或者你就没来听课，跟我没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怨言来，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契机。

（二）语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一种语用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能够容忍对方语音的缺陷或语法的误用，但对语用的失误，人们常常把他归结于不礼貌或不友好，甚至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因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体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约相互之间的沟通与领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产生尴尬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所有的异族文化，语用失误就会大大减弱。我们应当承认，本民族文化中视为阳光的、正义的，也许不能被另一种文化所理解。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绝不可认为自己所处的价值标准是先进的,而另一种价值标准是落后的。每当交际双方编码与解码出现偏差，交际活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就不可避免。1.称呼语的误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说话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意识不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和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文化错误”，让对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间的误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面对的关系图式基本一致，称谓方式大同小异。但不能小瞧这“小异”，这可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由词头“老”构成的称呼语，老王、老李、老刘等等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后来由此衍生出“老外”这个词语，统称外国人，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让外国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毕继万先生就这个词语的使用专门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老外”一词还是慎用为好[1]（毕继万，2000：35）。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并不受外国人欢迎的称呼语竟然进入部分教材，让留学生很无奈，在教学中往往需要花时间去解释。2007年东南大学还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国》的汉语教材，网络媒体方面也出现英语脱口秀“老外看东西”，“老外在中國”等等栏目，而中央电视台首个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纪实性专题节目的名称却是《外国人在中国》，语体很正规，很得体。笔者认为“老外”一词还是得慎用，它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称呼语。2.问候语的范围问候语是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问候语表面看是一种礼貌语的使用，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是潜在的，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的建立或延续。汉语的一些询问式的问候语常常因与对方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误会。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没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还不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询问语，让大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人喜欢探听隐私，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学中当请学生介绍“我的家”之类的话题时，有的教师非得纠正学生表达中的“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小狗皮特”这样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个成员。再有，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句型练习：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体好吗？我很好，你呢？……其实这样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汉语的常用问候语。达到较高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很快发现，在与中国人沟通中，中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问候语，大多数中国人与普通人交流时并不是很乐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论。诸如此类的问候语，在汉语教学中，我们主张求同存异，尽量使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句，以确保交流的质量。3.态势语的界定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的风度美、气质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态势语的运用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一种情绪和情感、态度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应，是语言交流的最好补充，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间隙大小取决于沟通情景及交际对象的关系。交际距离远近又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习惯、性别、政治地位的影响，因而人际交往距离的远近就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彼此的亲近，长辈在夸赞对方孩子的时候，伴随的体态语常常是抚摸对方孩子的脑袋或搂抱孩子等动作，这在欧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传统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抚摸或搂抱自己。未经许可，外人不得随意抚摸或搂抱对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行为是对方比较忌讳的，哪些行为是对方接受和认可的。只有正确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种种差异，规范个人的行为举止，才能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需要。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独有的空间表现为四个区域：（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众距离。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是公众距离，有的教师忽略了这个界定，引起学生的不快，就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当然，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空间需求，才能有意识地选择最佳的社交距离，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学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话题。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念是确认文化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者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编码程序，而是同时需要了解对方与自己有关联的所有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独特性与认同感，再进行双方都认可的语言编码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交际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加以运用。

（一）熟知各国的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多样，对外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面对西方人，或是亚洲人，而是同时面对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各国人。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信仰与禁忌、尊重各国的交往礼仪、区别言语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6，西方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野兽数字；俄国人偏爱的7，加纳人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人的礼仪交往中也是一个忌讳数字；俄国人喜爱的3，在汉语中同样是极为活跃的数字，3在汉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极多，甚至是表示尊贵之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绝韦编、三句不离本行等等。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喜好，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为顺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2]（刘光准、黄苏华，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异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事实证明，当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上的差异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能顺畅进行并获得成功。所以，交际双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文化适应性便产生了。文化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文化的过程，即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从理解尊重异族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说教，而是必须从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开双方的心结，以达到包容、适应、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3]（威廉•冯•洪堡特,1999：48）。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探求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差异，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个有效路径。

（三）知己知彼，提高认同感

21世纪是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的时代。重视并开展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已成为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文化差异的认知度，还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和行为习惯的不得体。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为习惯来解释和评价另一种文化现象或他人的行为,用本族文化的语用规则去套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用规则,这种因语用迁移造成的交际障碍屡见不鲜。比如，汉族文化别注重面子，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小到时间的商定，大到请客送礼都是要考虑面子问题的。维护自身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是在汉族文化人际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根据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4]（丁允珠，1998:336），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给面子”。“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请客时劝酒劝吃的那份热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动，往往弄得双方尴尬不已。许多民族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礼仪是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避免让“面子”尴尬。

（四）强化文化认同意识，提升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管理者都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何兆熊认为“跨文化言语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际。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伴随着母语的一些特征，因此称为跨文化言语交际”[5]（何兆熊，1999：243）。汉语国际教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不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在课堂与课外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约和语言的制约，从而减少语用失误。同样的课堂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信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谈论的学生，常常喜欢提一些话题，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现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比如，“大龄青年”“闪婚”“白富美”“高富帅”等等，在与中国年轻人交往中获得的新词新语，留学生往往会向教师询问。教师在教学中应客观而中性地讲解，并借此机会引出“中国人喜欢询问年轻人婚恋问题是一种民族习惯，不是打探对方隐私，而是一种关怀……”等话题，诸如此类的教学环节就是对汉文化习俗讲解的最佳契机。再比如同性恋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也是可以谈论或者持包容的态度。而对于南亚与非洲的穆斯林来说，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不易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而是借机对有关词语的理解与发音开展分类训练，从而发挥课堂教学话语策略，减少语用失误，力争国际学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双文化、多文化的差异，才能在教学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以确保汉语教学的顺畅进行。

作者：茅海燕 单位：江苏大学语言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