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小说中“父子”代际文化关系解读

摘 要：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少数裔文学中的一个亮点，集中体现了现当代华裔作家对自身族裔文化身份问题的探究与反思，他们通过小说的表现形式，从华裔家庭内部关系冲突中攫取素材，对华裔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知进行解析注释。这些小说中，父辈与子辈间的代际文化冲突是一个鲜明的主题，由于华裔男性在文化地位与社会地位中的尴尬处境，父与子的关系模式不仅能反映文化因素在华裔家庭内部的影响与变化，而且可溯及两种异质文化由对抗到融合的主要线索，有助于理解当代华裔文学的独特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 美国华裔小说 父子关系 文化意义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繁荣是美国文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亮点，华裔文学作为其中分支，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及作品，如20年代80年代美华文学的代表人物汤婷婷，美国最佳小说之一《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都是这一时期华裔文学繁荣的推手。实际上，美国华裔文学的发轫初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以容闳（Yung Ying）《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90）（1901）为代表的第一代纪实性移民文学开启了美国华裔文学之后百年的探索过程。从默默无闻到备受关注，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发了西方主流意识对异质文化分析研究的兴趣，而且激发了华裔作家本身对族群文化身份问题的探讨与反思。

美国华裔小说中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母―女”关系的文化研究，父子关系显得零碎而特征不明，实际上，这恰恰是华裔父子关系复杂性所在。父与子的主题在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深刻的隐喻内涵：它既是一种力量向一种权威的挑战，又是现代对传统的承接，常常含有社会力量变革于家庭内部的缩影。华裔小说在父子关系的处理上，仍然保留着中国文化“君臣父子”伦理结构的影响，但也为西方学派诸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思想的牵引，使这一单纯的血脉关系承载起复杂的社会、伦理、文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主流意识长期以来对华裔男性形象的扭曲与异化，又进一步加深了华裔小说中父子关系的文化烙印，一边是以移民华工为原型的“永远的外国人”［2］P7，一边是渴望融入美国的新一代华裔美国人，他们之间的代际关系是文化误读，也是文化认同，具有多重的文化意义。

一、父子关系在文化伦理上的继承

父亲作为文化先者，其对文化的理解与坚持必然对子辈产生影响，父子关系在文化背景和人生追求上出现非自觉的传继性，既是文化传承的必然，又是文化内聚力的体现。

在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中，大儿子洛伊几乎就是其父老冯的“翻版”，身为典型中国移民家庭中的长子，洛伊继承了父亲踏实刻苦的工作态度，具有容忍、克制等传统品质，他埋首于家族洗衣店的工作，沉默寡言，勤勤恳恳，除却和意大利裔妻子的恋情，从未有过任何“出格”行为。洛伊完全继承了父亲对平静生活的坚持，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理想追求，他严格遵守中国式的家庭观念，和父母兄弟共同生活，结婚生子，负担家计，携老抚幼，同时，他还教导他的妻子，努力将她培养成下一个“冯母”，典型的中国媳妇。洛伊极少提出自己的观点，当冯母提出要开办餐馆时，他虽然很不赞同，但并没有明确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顺从了家庭的安排，继续为整个家庭的幸福埋头苦干，成为了“父亲”的完美的继承人。

在洛伊身上不难看出作者过于理想化的色彩，但即使在“叛逆”的二儿子佛烈德利克身上，中国文化传统依然存在。佛烈德利克的生活方式虽然已有父亲大相径庭，但他依然通过出钱让母亲来美国团聚履行着对家庭的责任［3］P9,P242，他向家人变相索要钱财而不担心被戳穿［3］P157，无疑是受到“家丑不外扬”思想的影响。尽管佛烈德利克对父亲老冯封闭的生存状态不屑一顾，但对美满家庭的理想却和老冯如出一辙，婚姻失意后佛烈德利克最终选择回归家庭寻找精神安慰［3］，印证了其“竹心”里不可剔除的中国文化内核。

刘裔昌《父亲及其荣耀的后代》中的儿子“我”则继承了父亲对主流文化的迎合态度，甚至贯彻得更为彻底。小说通过儿子的视角描述了父亲为成为真正美国人所做的种种努力，在儿子看来，父亲努力成为美国人的过程，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唯一可笑的是父亲仍然保留着部分中国特性，没有达到真正的美国化。“我”将实现美国梦作为人生的唯一指标，毕业于主流学院，娶白人女子为妻，只认可了美国的社会准则与文化传统，用自认的完美美国心态讽刺了父亲的不彻底，彻底完成了文论伦理上的“脱胎换骨”。

二、父子关系在文化取向上的叛离

“子”对“父”的叛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父子之间围绕家庭关系的权力分配必然导致“子”对“父”的反叛，“子”通过对“父”式权威的“篡弑”，完成权力转换，从神话时代至今，这一点在无论东西方同样适用。站在华裔历史文化的角度，不难发现本土出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华裔，在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识与情感上，与其父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叛离既是族裔文化诉求的必然，又更加自觉。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在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塑造了一系列“儿子”的形象，其中最具叛逆性的无疑是尤里西斯・关。尤里西斯是个弃儿，幼年时由一对白人夫妇收养，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血缘联系一开始就是割裂的。即使回到关家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对关氏家族而言尤利西斯像个“客人”［4］P91，而尤里西斯自己也对自身的华裔血统充满迷惑和疏离，甚至常常希望自己是“犹太人”或者“黑人”。

尤利西斯的反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父”的缺失。尤里西斯的生父关龙曼是一个扮演“必死的中国佬”［4］P8的演员，他对子女十分冷酷，对妻子态度蛮横，不想要成为陈查理的第一位华人扮演者，而在尤里西斯看来，陈查理是华人对白人的谄媚与乞怜，陈查理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华裔的精神“父亲”。尤利西斯对关龙曼的态度是轻蔑的，他不屑于去观看父亲的电影，连喊“爸爸”也很勉强，他心目中典型的男子汉形象并不是扮演陈查理第四个儿子的中国父亲。父亲既不是儿子可崇拜的对象，又无法得到儿子的认同，反而坚定了儿子叛逃的决心，尤利西斯在拒绝成为父亲的继承者的同时，更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维护与坚守的职责。

在尤利西斯身上，早期华人移民对中国文化深根蒂固的信仰与崇拜已经逐渐消失。从文化情感来讲，以尤利西斯为代表的一代华裔并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如华裔作家黄忠雄在近作《美国根茎》中所说，他们对中国的感觉只停留在“他们的现实，我们的想象”［5］P122。而在美国社会中，这一群年轻人又是异类：“不管你英文说得多么溜，不管你记住多少本关于西方文明的书，你永远也不会成为‘白鬼’，白种欧裔美国人。中国人会随意宰割你，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也会虐待你，因为你同样也不是美国人”［4］P93。

如同尤利西斯这样出生于美国，成长于美国的新一代华裔，文化取向更倾向西方，他们势必要求脱离传统家庭的文化桎梏转而追求更适应社会需要的个体发展，然而鲜明的外貌身份标志，又造成他们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孤身行走的必然。可以说，尤利西斯们的叛离绝非是单纯指向中国文化的全盘离弃，或是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臣服，而是在双重文化压抑下的一种有意识的抗拒。对于尤利西斯们，只有通过“篡弑”父亲的文化、道德权威才能得到文化的话语权，也只有坚持用“带着吃屎怪笑的直踢白人种族主义的”［4］P296方式，才能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文化新格局。

三、父子关系在文化根源上所达成的和解

实际上，父子关系并非不可调解的矛盾。无论是出于血缘关系，还是中国文化“孝”的观念，华裔家庭中父子关系间的矛盾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或是通过结婚生子实现家庭延续，或是借助事业成功推动族群发展，子辈以一定的行为方式认同了父辈们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

在雷庭招（朱路易，Louis Chu）的小说《饮碗茶》中华工王华基一手操办了儿子宾来的婚姻，从相亲到结婚，宾来甚至没有见过未来妻子，这样的婚姻并不以感情为基础，而是基于父亲王华基和李刚对家庭后代的希望，一旦得知宾来无法生育，王华基大发雷霆，指责儿子使自己蒙羞，甚至用极端辱骂性的词汇咒骂自己的儿子［6］P42。父子间几近破裂的关系却最终因为美爱生下一个男孩而冰释前嫌，一切似乎又都重归平静，两代人通过血脉延续达成谅解，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

光宗耀祖，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父子和解的一种独特形式。《典型中国佬》中的拉尔夫在父亲的直接授意与安排下来到美国留学，作为张家的代表，拉尔夫的责任是获得学位取得成功［7］P177，即便他对所学专业并不十分热爱，但是当张教授是父亲对拉尔夫人生的既定方案［7］P124，因此儿子拉尔夫所有的奋斗目标只为达成这一心愿，这是身为儿子的任务。

李建孙笔下的“支那崽”丁凯，似乎完全与父亲丁国凡毫无联系。丁国凡在白人妻子艾德娜的控制下，已经完全丧失了家庭的主导地位，他忍气吞声赖以自保，甚至不能保护丁凯免受继母的虐待。在父亲已经失去了身为“男性”的强大力量时，丁凯被迫接受“强者生存”的社会信条，向黑击教练学习以暴制暴［8］P109，为自己追寻变强之路。

在《支那崽》的后续篇《责任与荣誉》中，18岁的丁凯已经忘了怎么说中文，他喜欢西方文学和电影，崇拜美国电影明星伯特・兰卡斯特，爱上了一个白人女孩，并且已经以“美国人的方式”保护了自己的尊严。丁凯考入了象征白人上流社会的西点军校，这恰恰是他的父亲丁国凡长期保持的梦想，丁凯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了：“我是一个美国人，和我爸爸一样。我要去西点军校，一个只接纳美国人的地方，这个地位我的出生证已经作了证明。”［9］P93于是，丁凯原谅了父亲当年的懦弱，而丁国凡也因为儿子的“成功”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儿子为家庭带来的荣誉，似乎也印证了父亲的成功，父与子在价值观的交汇中相互承认。

早期华裔移民怀抱“黄金梦”来到美国，内在的寄居性使他们几乎顽固地选择非同化的生活方式，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简单传统，文化认知与文化取向都极为统一。然而，随着华人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双重文化身份的压力便日趋明显，寻找文化认同成了一代华裔作家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10］，华裔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也便从单纯的家庭血缘关系成为文化冲击的载体与产物，无论是自觉地批判，还是无奈地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意识逐渐成为美国华裔在处理内在、外在关系时独特的思维背景。也就是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夹缝中，美国华裔文化蹒跚形成，日渐清晰、清醒。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对来自西方的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一再冲击，一味保守抗拒，并不能真正维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甚至可能如早期华人社会走入文化倒退的怪圈而引发逆反，从根本上影响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造成文化割裂；而盲目地屈从接受，又势必会导致文化根基的松动甚至崩坏。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示兼容并包的文化张力，美华族群文化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借鉴文本。

参考文献：

［1］孙静波.美国华裔小说的男性视野与父子关系［J］.求是学刊，2009，（7）.

［2］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林语堂.唐人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9.

［4］赵健秀著.赵文书译.甘加丁之路［M］.华裔美国文学译丛.译林出版社，2004.

［5］Shawn Wong.American Knees［M］.New York: Simon&Schuster，1995.

［6］Louis Chu.Eat a Bowl of Tea［M］.Lyle Stuart，2002.

［7］任碧莲著.王光林译.典型的美国佬［M］.华裔美国文学丛书.译林出版社，2000.

［8］李健孙著.王光林等译.支那崽［M］.华裔美国文学译丛.译林出版社，2004.

［9］李健孙著.王光林等译.荣誉与责任［M］.华裔美国文学译丛.译林出版社，2004.

［10］宋伟杰.臣服・激愤・婉讽――美国华裔英文文学三作家、三群落、三阶段［J］.美国研究，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