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经济人”假定

摘要：为研究的方便，“经济人”假定中不包括人的情感动机使得很多现象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事实上，情感动机的加入可以完善“经济人”的假定，同时，不改变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成功的意识形态还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

关键词：“经济人”假定；意识形态；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08－03

一、“经济人”假定的修订――意识形态的引入

西方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即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主体――人，把其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特征进行理论抽象并泛化为一种永恒的人性假定，以此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人”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经济人主要蕴涵着三方面的意思：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人的经济行为只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人在行动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和手段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第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并具有广泛需要的社会生命，他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支配。但“经济人”假定排除了人活动的其他情感动机，排除了社会的历史、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人的活动的影响，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纯物质利益的无意识形态的非情感动物，这种“经济人”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人物”的完整描述，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自然备受争议。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试图它，笔者认为不然，“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只是内容不够充分、不完全，缺少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加入意识形态的“经济人”并不会改变“经济人”假定的本质思想，没有改变“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行为动机，只是改变了人的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经济人”假定实际上并不排斥意识形态的存在，相反意识形态的引入恰恰弥补了“经济人”假定的缺憾，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物质上成本和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性的原因。

历史背景、风俗文化和等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世界观的不同使人们对同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不一，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信仰佛教的人认为做善事死后会进天堂，而做恶事死后要进地狱。那么，信仰佛教的人相比不信仰的人会认为做善事的收益更大，做恶事的成本更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信仰佛教的人相对不信仰的人会更易于不欺骗交易的另一方。文化、风俗的约定俗成使人们在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过大就不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相对收益来说很小就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不同的风俗文化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同一行为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函数评价。中国人认为百事孝为先，孝道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而欧美一些国家人认为人应该自立，所以，中国人如果不赡养老人，他要承受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心理成本很大，而欧美人不然，这自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这正如诺思所述：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完全的，我们只在大量的文献中看到对简单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和大量欺骗的存在（如机会主义行为）。在契约安排中，有很多诚实、正直和君子协定，但工作中的偷懒、欺骗、白领阶层的罪恶和阴谋破坏也无处不在。这正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造成的。

二、加入意识形态的人的行为的模型分析

我们以对街边的乞丐施舍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的。我们看到，有的人给乞丐钱而有的人没有，有的人给的多而有的人给的少。如果仅仅用古典的“经济人”假设来衡量是否给予施舍的话，那没有人会为之付钱，因为施舍的纯物质收益为零。当加入了意识形态因素后，人们给予施舍的收益并不是零，由教育、风俗、信仰等灌输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施舍过程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以及他人的尊重和社会好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人们看到别人受苦时心理会受煎熬，给予施舍后心理煎熬的程度会减少。故我们可以把施舍看做一种正常商品，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人们对乞丐施舍的钱数会增加。下面我们用模型来分析为什么有的人给予施舍而有的人不给，有的人施舍的多而有的人施舍的少。

尽管引入意识形态后施舍可被看做一种正常商品，但人们并不会真的把施舍当做真的正常商品一样来对待，人们会为用于施舍的金钱规定一定的数额，因为施舍不能像某些必需物品那样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若超过这个人能承受的范围，施舍的价格将变得异常高昂，减少一单位施舍要用很多单位的其他商品来弥补才会使人们的效用不变，故超过人们预定的部分，预算线的斜率非常大，近似于竖直状态，故预算线具有“弯折”的特征（如图1中的折线MTN）。

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施舍的心理评价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也就不同。如果有些人认为看到乞丐的悲惨状况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任何影响，他也不会从给予施舍过程中获得任何心理上的满足，那么，这个人对其他商品和“施舍”这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就是水平的（如图1中的U和U'），那么，令此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为M，用于施舍的钱数为零，他将不给予乞丐任何钱。

假设一种极端的现象，一些人认为只有对乞丐施舍可以给他带来满足，而消费其他商品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那么这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将是竖直的。这时他的效用最大化的点即为图中的N点，他将用ON单位的钱全部用于施舍乞丐，而余下的钱NK仅用于购买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通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我们可知，越偏好于行善施舍的人，无差异曲线越陡峭，对乞丐施舍带来的效用越大，反之则越小。如图2所示，人A的无差异曲线相对于人B来说更平坦，人A的效用最大化点为C，将OXA用于施舍，而人B的效用最大化点为D，将OXB用于施舍，明显OXB>OXA。

同时，财产和收入也会对施舍产生一定的影响。若收入不变，但对一个生活很富足的人来说，收入将更少地用于支付生活的必需物品，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施舍乞丐，那么他的预算线的折点将沿着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3所示，此人的均衡点将由点T变为点I，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若收入增加，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4所示，均衡点由点H变为点K，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

故意识形态的引入使“经济人”假设更加完善，使无法解释的经济行为更加合理化，修正了“经济人”追求纯物质利益的片面假设，实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三、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的是由某人或者某些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地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如协议等）。而非正式制度指的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正式制度可理解为约束人类活动的外在的行为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持续性的特点。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构建可有效地规避一系列不道德行为，降低交易费用。

古典的“经济人”假定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行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事实，使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经济人”行为的推理、演化缺乏说服力。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不存在约束个人追求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时，尽管存在一整套法律或契约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是，由于对人类行为监督以及考核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道德的行为会无处不在，同时人们也不会去无偿献血，在工作中人们总会寻找机会偷懒，处处有偷盗、诈骗、虚报开支等行为的发生。而反观现实，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如此不堪，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尺有效地防范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实施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成本很高，如伦理、道德的批判，社会舆论的压力，中上帝的惩罚等会使人们对违规则的行为望而生畏。

考核工作中是否存在“偷懒”现象时，若工人的产出（或贡献）能够无成本或以较低的成本来考核其数量和质量，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即可完全避免“偷懒”现象的发生。但在一个具有班组生产特质的企业中，确定单个工人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此时将采用计时工资的方式付给工人工资，企业不可能对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进行全面的考核，于是逃避责任和偷懒等行为就司空见惯了，勤勉的、努力工作的工人与偷懒的、混日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就完全取决于减少逃避责任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诺斯在其著作中阐述，若社会成员相信现存的秩序或体制是公平、合理的，那么现存的意识形态就是成功的。这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产权，甚至于这些行为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的收益大于他所付出的成本。所以说，成功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现存的规则，使得现存的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减少，减少了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相应地，成功的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确信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公正问题是现存的体制导致的，只有通过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出现。于是，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存在抵制了搭便车问题，一次次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和马列主义精神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用“小米+步枪”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四、塑造成功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似乎早已忘却了我们祖先的道教、儒家、释家思想是如何教我们做人、做事的，甚至在他们心中没有任何。战时的中国，“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精神在抵制外敌利用“迷信”蛊惑民心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物欲纵横的今天，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狭隘意识、外来的不健康思想极易填补人们思想上的空白，使之变成利益的奴隶，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使腐败、机会主义、偷懒、欺骗等一系列行为泛滥。甚至于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比如“”思想的侵袭。

所以，应该完善我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建设。首先，教育在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育就是在给人们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树立起的价值观，对今后的人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里不仅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可以不断让人们学习并认识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思想，让它们继续发扬光大，让那些传统美德再次回到我们身边，用社会舆论压力以及道德信仰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次，笔者不仅不排斥，反而赞成好的的传入，认为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甚至比文化习俗起到更大的作用。如佛教、伊斯兰教等都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使人们弃恶从善去做好事。再者，要培养人们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既存的文化因子，它能熏染、浸润、溶解人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在必要时能把千千万万民众聚集、团结起来，捍卫民族集体的尊严与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历经艰难曲折但却能岿然屹立。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其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他们崇高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凝聚力体现在了建设家园和发展国家经济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要发展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精神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 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Ideology and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ZHANG Bin-bin

(North-east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 For research and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one of the motives that many things could not use economic theory explains, in fact, sentiment motivated to join the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that the same time, not to change the economics of the basic method of analysis, the ideologica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Key words: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ideology; transaction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