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资源价格改革相对滞后，资源价格普遍较低，既不能反映资源市场供求状况，也不能反映资源的真实价值，电荒、油荒、气荒、地荒等现象不时发生。资源价格不合理的实质，是资源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的缺失，由此带来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以及开采过度、资源产地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有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企业形成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资源价格长期不合理，对我国内外部经济都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从内部来看，一是行业准入门槛低，资源无序开采和过度开采严重。二是资源产品价格对市场供求变动反应不灵敏，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综合利用效率低下。三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廉价资源在客观上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降低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四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表现为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较多，经济发展对资源低价的依赖程度较高，缺乏研发创新和科学发展的动力。从外部来看，资源价格不合理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国内资源价格普遍低于国外水平，使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和价格较低，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促进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但实际上却是我国的低价资源补贴了世界其他国家，自己承担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与环境成本，使廉价商品和附加值流向西方发达国家。

加快推进资源价格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有利于企业形成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包括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内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资源价格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1、市场定价机制不充分

受体制方面的约束，我国资源定价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资源市场化程度较低，资源价格不能反映市场稀缺程度，对市场供求的变化也不敏感，集中表现为资源价格普遍较低，缺乏弹性。鉴于资源本身多是稀缺资源，又多是不可再生的，因而资源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从而实现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然而资源价格长时期与市场相背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调节作用，需求与供给矛盾无法有效解决，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2、资源税调节作用缺失

我国现行资源税在从量定额征收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从价定率征收方式。从价征收的资源产品有石油和天然气，是按资源的销售金额乘以一定的比例税率来征收，煤炭等其他资源产品仍然维持从量征收，即以资源销售量为课税数量，实行定额税率，税收收入不受产品价格、利润变化的影响。虽然从量征税能够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但割断了资源税与应税产品价格的联系，使资源税对应税产品价格变动完全丧失了“弹性”，缺乏对资源级差收入的“自动调节”的功能。另外，目前资源税征税范围较窄，仅对七类资源产品征税，而对土地、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非矿藏品资源都没有征税，资源税作为普遍调节税费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3、资源补偿费率较低

征收资源补偿费，是控制资源开发外部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资源补偿费率较低，没有把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环境成本纳入其中。根据《矿产资源补偿征收管理规定》，我国补偿费按资源产品销售收入的0.5%～4%征收，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煤成气等重要能源的补偿费都只占1%，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的权利金征收率一般为10%～20%，以美国为例，作为自然资源比较充足的国家之一，其石油、天然气、煤炭（露天矿）权利金费率高达12.5%。资源补偿费用偏低导致矿产资源价值被大大低估，资源开采行业进入门槛和开采成本低，私挖滥采严重，西部资源城市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急剧恶化，过快走向“矿竭城衰”，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收入差距。

4、资源补偿分配机制不合理

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都作为对资源开采地的一种补偿，其分配比例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中央和省级政府拿走了大部分资源补偿费，而基层地方政府可支配和利用的比例较小，不能满足对当地民众的补偿和资源性城市转型所需的资金支持。中央与省、直辖市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是5∶5；中央与自治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4∶6。资源税虽属地方税，但当地政府仅拿25%，剩下的75%上缴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财政。

三、资源价格改革的途径

1、提高资源定价市场化程度

（1）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由于电价受制于国家宏观调控，煤电价格不能完全实现联动，煤炭价格上涨，电厂成本上升，却无法通过提高电价转嫁成本。建议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煤电价格的良性互动，借鉴《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出台《煤电价格联动管理办法》，当煤炭价格连续1个月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5%时，可相应调整电价，以提高煤电价格联动能力。

（2）增强成品油价格的市场弹性。进一步放开资源价格管制，增强价格的敏感度，使资源价格能够对市场波动迅速反应。目前《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对成品油价格的调节仍然缺乏弹性，油品商可根据国际原油价格变动情况来进行投机，并且有可能造成国内成品油价格“只涨不跌”的市场现象。建议缩短调整周期，从之前的22个工作日缩短为7个工作日，并降低调价“红线”，从之前的4%降低到2%。

（3）完善天然气定价机制并适时与国际接轨。国内天然气价格偏低，只相当于国际的50%，相当于等热值液化石油气价格的1/4，燃料油价格的1/3。建议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建立与液化石油气等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调整的机制，同时，国内天然气价格要适时与国际接轨，减少国内外的价格差，根据国际天然气价格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2、建立资源使用约束机制，提高使用效率

（1）调整电价结构，推行差别电价。尽快对水泥、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实行阶梯电价，坚持多使用多交费的原则，并采用累进费率，对超过合理限定数额的耗电提高收费标准，超过限定数额越多，电力价格就越高。因此，应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节约用电，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合理设置各阶梯基数，既要照顾到低收入人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用电要求，又要鼓励居民节约用电。

（2）对土地使用环节征税，抑制不合理投资。建议开征土地使用税，抑制不合理投资，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投资用地实行高税率，同时，对清洁、高效、高技术等行业投资用地实行优惠税率，促进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3、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

（1）研究建立科学反映资源各种成本的核算机制。制定资源补偿标准时，要充分考虑到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污染损失、生态环境破坏、资源城市转型等外部成本。

（2）提高资源补偿标准。建议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将资源开发带来的污染治理、土地复垦、水土流失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生态环境改善以及资源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所需资金全部纳入到资源补偿项目。

（3）调整资源税费分配机制。按目前税费分配比例，即使补偿标准提高，也不能满足资源开发带来的外部成本和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需要的资金。建议加大对地方政府在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中的分配比例，特别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资源性城市，中央政府可采用不提取资源补偿税费的方式，让地方政府享有更多的资源开发收益，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4、设立对冲基金，平抑资源价格短期异常波动

资源价格市场化之后，价格波动易受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突发事件或者季节影响等因素都将导致资源价格的异常波动，这对资源供给企业和资源需求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建议成立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专项对冲基金，防止价格的大起大落，减少给资源供求双方带来的外部风险。对冲基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按一定的比例提供资金，政府的资金来源从资源税中提取。基金只能用于对资源价格短期不寻常的波动进行对冲，而不能用于阻挠资源价格的长期走势。

四、结语

资源价格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价格提高，这会给企业成本和居民消费价格带来压力。当前控制物价总水平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妥善处理好资源价格改革和控制物价上涨的关系。短期内，在价格传导机制作用下，资源等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势必会给下游企业带来成本和价格上升的压力；长期看，资源价格上升有利于企业推动自主创新和大力推行节能措施，成品油、电力等资源价格的上涨会带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资源价格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程，不是短期内可完成的，可待物价趋于平稳时再稳步推进。对油价和电价实施分类调节和管理可减少资源价格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上调非居民电价，可适当控制居民电价的上涨幅度，并对特殊群体进行价格补贴；上调燃油价格，适当对公交车和出租车等公共交通系统进行燃油补贴，可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资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必须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方法、步骤和时机，坚持市场取向、政府调控，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引导市场供求。同时，加强政府对价格的监管和调控，坚持统筹兼顾、配套推进，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坚持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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