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与公民精神培养

摘要：特殊教育也担负着培养合格公民的使命，这是特殊个体未来生存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召唤。根据特殊人群的特点，公民精神培养重在独立人格成长和公共理性建构。遵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特殊个体应以独特发展促进独立人格成长，并在平等交往的民主生活情境中培养公共理性。教育者应致力于发现特殊发展潜能，为特殊个体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开辟通道，培植公民人格长养的生境，并使特殊教育与一般教育有机融合，将公民社会的基础建构落到实处。

关键词：特殊教育 公民精神 独立人格 公共理性

分类号：G760

特殊教育的对象是特殊人群，人们惯于将其视为福利和慈善事业，体现人道精神常被看做是比追求教育目的更重要的事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日益丰富和复杂化，生活呈现多元化，人的多种需要和各种能力不断增长，特别是网络时代新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渗透，导致人与人之间联系与交往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个体身心的某种缺陷对生存的意义也会有新的理’解和阐释，其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可能性和机会大，大增加。而作为特殊人群与特殊贡献两者之间桥梁的特殊教育，仅仅满足于道义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它应当致力于开发生命的潜能，激发其全部热情，使特殊群体成长为以特殊的能力和方式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人而不是社会的负担，是以主体性和独立人格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人而不是只会享受怜悯、同情和施舍的弱者，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只能服从别人意见的顺民，是有能力有实力影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将公民精神培养视为特殊教育的重要使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特殊教育自身的升华。公民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就特殊教育对象的特点而言，主体性和公共理性是关注的重点，就此提出问题并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独立人格与立身之本

独立人格是公民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正日益走向公民社会，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生活方式，公共生活的秩序原则从基于底层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它要求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每一个体成员既要有独立性，又要有公共性，两者之间相互依存，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公共性，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缺乏个性就没有多样化和多元化，从而也会使公民社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公民社会中作为权力主体的独立人格，有赖于主体性的确立，体现在独立思考、价值判断、自我选择、自主行为、自强自立等方面。经验告诉我们，特殊人群虽然有不同程度的身心缺陷，但主体精神通常比他人更突出。支撑他们独立人格的是超常的心智力量，那是没有经历过特殊磨难的人所难以达到的。强化这种认识对特殊教育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特殊教育对象范围很大，包括在听觉、视觉、言语等方面有智力障碍的人，多动症、自闭症等。从人的发展的广义视角来看，普通教育未必比特殊教育优越，因为前者让人成为同样的人，而后者则能成就独特的人。就特殊教育的根本涵义来说，它应能成就有特殊性的个体，至于能否成为现实，那要看特殊教育如何作为。现时有许多特殊教育机构，主要致力于“矫正”和“康复”的工作，旨在让特殊教育对象“回归主流社会”。爱心固然可嘉，但有没有不同的说法呢？从科学发展视角来看，以独特性为安身立命之本，才能发挥个体的主体性，从而开创适应性生存之路。再者，让特殊个体以“和而不同”的特色融入社会，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来说也具有深远意义。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这个说法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但价值何在？其价值就在于每一个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获得适应性生存。生命是自维生（self-production）的，这个科学原理告诉我们，活的生命系统“通过连续地更新自身，并不断地调节这个过程以保持其结构的整合性”。瞽者耳聪，聩者目明，哑者心灵，身残者志坚，智障者未必没有其他发展通道。在动物界的演化过程中，一种机能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另一种机能的消失。如灵长类的眼睛高度进化，而嗅觉却逐渐消退。在人类中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在人类整体的演化过程中，由于大脑的进化，使其他多种器官的功能都发生了退化。反过来，人因为在体能的很多方面远远逊色于动物，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依靠逐渐强大的大脑。这个道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在那些为人类做出特殊贡献的特殊群体中，生命以顽强的意志使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例证不胜枚举。海伦·凯勒是最经典的例子。由此来看，特殊人群不遵从一般的发展模式，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

关键在于，当今普通教育所认同的主流价值，与特殊教育理念的本真追求并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割裂、分离与对立，使以“回归主流”为取向的特殊教育面临实践上的困窘成为必然。以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为核心的课程文化，使多种其他智力潜能边缘化，以考试为目的的价值取向排斥一切与之不相干的个体发展，教师的成就不以特殊个体的教育效果来衡量，学生与家长容不得同班就读的特殊个体妨害自身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教育现实，使特殊人群的主体性发展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对于多数需要特殊教育帮助的个体来说，公民社会自主性生存所必备的品质，需要一个合适的培养环境。只有深刻地认识到特殊发展对特殊人群的意义，将独立人格培养放在特殊重要的地位，整合和调动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并将特殊教育寓于一般教育之中，使两者内在地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真正有助于特殊人群自身生命价值的实现。独立人格是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以独特性安身立命，则是独立人格赖以存在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

2 公共理性与平等交往

公民社会依据公共理性处理一切关系，而公共理性则有赖于主体性的确立，并在独立性与公共性两者关系的反思中得到升华。公共理性从社会公平和正义出发，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以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基本原则，以彼此相互适应和互利合作的行为方式与人共处，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能容纳和接受来自他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通过交往、讨论、协商和共同活动达成共识。公民社会成员必备的两种基本品质——独立性和公共性，前者关乎个体的立身之本，后者关乎适应性生存得以实现的条件。从科学视角来看，人是复杂适应性主体，而复杂适应性主体之间是彼此相互适应的，公共生活的秩序原则就基于这个普遍的法则，公共理性的建立，就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为出发点。特殊人群平等参与公共生活虽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但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共理性何以形成？特殊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是否为之奠定了基础？

同情弱者，关爱弱势群体，固然也是公共生活的原则之一。但只是被关爱，而不是在一种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达到相互尊重与理解，是不能形成合乎公共理性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这对特殊人群的未来发展来说是不公平的。很少有机会施爱于他人而只是被施予的人，会在同情与怜悯中被弱势化，当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对呵护与照顾早已心安理得、习以为常，缺乏平等交往的心理准备。一个人成为只能享有同情和怜悯的角色，究其根源，那是社会文化和教育过程所造成的，是被帮助的单向关系锁定了心理发展的走势，限制了特殊个体人格的完善及多种需要和能力的增长。这在实质上，也从根本上违背了人道精神和人本主义。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是人性解放的体现，它又是人生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条件。而交往关系的特点，则决定着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从个体发展的视角看，在关注与被关注、同情与被同情之间，永远都处在被动地位的特殊人群，还会失去主体性生长的机会。

对特殊人群的帮助应当从公共理性的成长着眼，特殊人群在公共生活中，不仅要通晓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当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懂得民主并能以民主的方式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做出贡献。恰当地处理相互关系，不是只明白道理就行了，必须得成为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需要亲身经历的、历时性的过程，是唯有通过教育文化的濡化作用方能成就的。围绕不同的特殊教育对象而设置的课程，在实际的运作中难以涉及到诸如扩大交往关系、强化交往的双向互动性、增强相互理解与尊重、养成民主平等的生活方式等对公民人格形成至关重要的教育内容。“融合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也很难将上述目标落到实处。社会生态中那种成就强者、排斥弱者的隐秩序对学校生活的影响，导致平等的、双向互动的交往关系难以真正实现。歧视和排斥特殊人群的做法违背道义原则，公然如此必遭谴责。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以各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远离他们。无法进入中心、被边缘化的处境时刻伴随着他们，发展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有“融合教育”“随班就读”的措施，也难以化解来自各个方面的无形的阻力。生活情景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折射出人们在公平正义问题上的认知水平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特殊人群最能领会公平与正义的真正意义，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最敏感关系的接触点上。特殊教育应为特殊人群在未来社会中发挥公民的积极作用打好基础，这需要充分认识公共理性建构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教育实践中进行实际的、有益的探索。

3 问题与对策

特殊教育的目标包含了发现潜能、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有用人才等方面的要求，从根本上讲与公民素质培养有着一致性。然而，在当今时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强化公民教育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一目标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并置于突出地位，不可忽视特殊教育对公民社会建设的价值意义。在特殊教育中渗透公民教育，不仅需要在价值及其理念上有明确的定位，更需要着力营造公民成长的教育文化环境，在教育的内容与途径上必须体现出民主精神和主体性发展的价值取向。鉴于当前特殊教育的现实，对下列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当引起关注。

首先，公民人格成长，要有合适的生境。“生境”这个来自生物学的概念并非指一般的生存环境，它原本指能够引起自身被复制的环境。这里借用它来指鼓励、赞许、认同公民理念的生活情景，在那里，民主生活的经验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丰富并获得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公民人格的生境。公民人格的形成，不是仅靠特殊教育对象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特殊人群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态的良性改造，是所有教育对象的公民意识养成问题。非民主的氛围不可能生长出公民品格。要使特殊教育对象成为公民，得从所有人的公民教育做起，一切受教育者都具有公民意识，有民主平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特殊教育对象的公民素质生长就能“默而成之”（《易经·系辞上》）。公民教育近年来在国内受到普遍关注，但是一些做法值得反思，将公民教育等同于思想品德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认为公民教育不过就是让学生了解关于公民的知识，有维权思想，懂得责任和义务等，显然是认识上的误区。以设置相关课程通过说教和灌输进行公民教育为根本途径，则是实践上的误区。这一切必然导致公民教育的形式化和口号化。公民素质是逐渐生长出来的品质，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公民应该从内心中真正懂得如何与特殊人群相处，在学校生活中就应该获得这种经验。每个公民社会的合格成员，都得学会如何与所有的人平等交往。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帮助人们获得关于民主的知识、掌握实行民主的条件和程序、探索走向公民社会的合适路径问题上，按照杜威的说法，教育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却是首要的途径。创造条件使各种不同的价值、多元文化的信息，在个体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这才是特殊群体公民人格成长的生境。

其二，特殊教育当融入普通教育。从理论上讲，特殊与一般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上二者常被置于对立的地位。教育实践中区别对待的根本原因，盖因特殊个体不适应按统一标准设置的课程与教育情景，而普通教育忽视主体性和个性早已是一种共识。如前所述，将特殊人群进行隔离的方法，必然使其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景，其交往的范围与对象、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化、需要及能力的增长都受到限制，加之福利与慈善话语权遮蔽下，施与者与被施与者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种种心理倾向，这一切不仅不利于公民人格成长，并且将会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增添负数或负能量。将特殊教育融入普通教育之中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途径。至于如何做，只要教育者确立了这样的理念，总会探索出切合实际的方法和路径的。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特殊教育知识和技能，因为教育的本真追求，就是让每一个体都能获得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只懂得对所有的人传递同样的知识的，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其三，将“发现”视为首要的教育原则。每一个体都是特殊的，尤其是特殊人群。特殊在哪里？在有缺陷的个体身上，一定有生命力发展的特殊方向，也必然会生长出特异的能力，因为，人感受外部世界并对其作出反应有多种通道，一种途径的闭塞往往导致别种途径的突出发展。特殊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发现特殊发展的潜在力量。“发现”是在一个教育者身上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本事。要剥去假象和浅表特征而发现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潜能，既需要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科学的态度，还需要教育的智慧。一个怀有人道精神和良知的教育者，应当关注一切对个体的未来发展有益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那些与应考相关的能力。发现和挖掘特殊个体身上可持续发展的智力资源，营造环境并用丰富的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来滋养它，其对个体发展的科学意义可以用激发原子能来比喻，它能带来报酬递增的效应。因此，特殊教育中的人道精神应蕴含这样的意义——为人的发展开辟通道。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特殊人群成为合格公民还是社会负担，对两者的权衡，使以优厚的教育资源用于特殊教育成为必要。社会正义和教育公平体现在特殊教育上，那就是将利益向最不利者倾斜，机会不平等地赋予那些机会较少者，人道主义在这里有着实在的意义。接受和容纳特殊教育对象，对任何教育机构来说，都意味着更多的代价和责任。与普通教育相比，它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来支持，并且只能使少数人受益，花费高而效益低。这难免使那些为功利所驱使的人们从内心拒斥特殊个体。这种态度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社会责任上来说，无疑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对此，法律援助和政策规定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是公民社会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者当意识到，做公民社会的缔造者是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公民社会建设应从自身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