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劳模·大工匠

他是建筑施工方面一等一的专家、元老；

他是共和国首都北京城市建设的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

从前三门高层居民住宅到长城饭店，从中央电视塔到西客站，从首都博物馆到国家大剧院，从首都机场到北京奥运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65年，北京从只有两三幢8层建筑的古城发展至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他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日前，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建工集团原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今年已经86岁，仍保持着工作状态的杨嗣信老先生。

在采访杨老的过程中，我始终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这么多年以来，我采访过的人，少说也有两三百个了，这种感觉却是我从未有过的……初到北京，从不适应到全身心投入工作

杨嗣信，1930年9月20日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工，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由于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是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杨家父母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杨嗣信也很热爱读书，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之江大学建筑系。这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于1845年在中国杭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中国雷达之父”束北星和著名数学家张理京都毕业于这所百年名校。杨嗣信在进入之江大学以后，仍一如既往地用功读书，年年都能获得奖学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宣告结束，原之江大学建筑系被划入同济大学。即将毕业的杨剐信，原本想着毕业以后能够留在上海，因为他的亲人都在上海，而且当时他已有了一个未婚妻。但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年9月，杨嗣信作为第一届全国统一分配工作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北京一机部基本建设局。就这样，杨嗣信依依不舍地挥别了家乡，挥别了亲人，挥别了未婚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当时，学校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称我们是‘国宝’。会后，又派专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搞得我们一个个都挺热血沸腾的，莫不暗下决心，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竭心尽力，做出成绩。”杨老回忆说。

但是，理想虽然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杨嗣信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早已习惯了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那种繁华的生活，来到北京只感到冷冷清清。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走遍了北京四九城，想能看到一些高楼大厦和热闹的街道、商场，但遗憾的是，他逛了一整天，只看到了两三幢8层高的楼房，就连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比起来，也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简直可以用“云壤之别”来形容，真是越逛心里越凉……

“当时，我感到自己非常不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曾向单位提出想要调回上海工作，强调自己是学建筑的，搞施工是学非所用，但是领导给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同时，我也看到北京的市政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喜人的变化，一条条马路被拓宽，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工地开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都争分夺秒地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建设从早忙到晚，感受着这种火热的生活，我想应该用不了多久，北京就会变得和上海一样繁华。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梦望一定会在这里实现！”杨老说。

11月份，杨嗣信被局里派到101工地任测量员。整个冬天，他们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几万平方米工程的测量工作。北方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寒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长时间地在室外工作，尽管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但有多少次都觉得自己快被冻僵了，但他心里却装有一团火。和那个年代很多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他深为自己能够是首都建设大军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不久，杨嗣信被任命为一个工号的负责人，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施工生涯。

“那时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走过任何一个工地，一眼望去，根本分不清谁是工人，谁是技术人员，因为人人都是一身泥、一身汗。当年还有个口号，叫‘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很多老工人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施工经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真是印证了的那句话；

‘劳动者最聪明’。”由于工作努力，对自己要求严格，杨嗣信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很快又被提拔为了工区、工地技术部门的领导和工程师。毕竟是科班出身，杨嗣信一直都很热衷于技术的创新。他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在工地搞过不少小发明，使施工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迎刃而解，很有点“青年鲁班”的风采，这也使他愈加成为工友们心目中的“高人”，有问题都爱找他解决。

走上领导岗位，仍四分之三时间在基层

1957年，杨嗣信被调到华北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主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的研究。“当时，没有设备，我们就土法上马，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研制出了18到24米跨的钢筋混凝土桁架和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吊车粱，为北京西郊十几万平方米工业厂房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场革命；他们还发明了“外砌内模”技术，这个技术后来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前三门高层住宅项目从1976年5月25日开工到1978年12月底基本建成，只用了两年多。“虽然，现在有人诟病这些楼房，就像一排‘火柴盒子’，但当年却是北京的骄傲，是高层板式住宅楼和高层塔式住宅楼第一次亮相京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杨嗣信又被调到北京六建公司技术科，从事技术革新工作。“那段时间，我虽是公司技术科的工程师，但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工地，因为做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为解决在施工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会经常吃、住在工地，结合现场情况，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做实验。我们先后完成了三十多项技术革新，使北京六建公司成为了当时全国技术革新的重点单位。”

1976年5月，杨嗣信成为北京六建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当时，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城市人口激增与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决定在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建造三十几幢高层居民住宅楼，总建筑面积超过了50万平方米，杨剐信被任命为北京六建负责段的工长。这个工程在当时来说堪称“浩大”。作为一个大段的工长，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之重。前三门高层住宅项目采用的是预制装配和现浇大模板相结合的新技术，施工过程中，杨嗣信带领一个科研小组，取得了几十项发明成果，特别是移动式混凝土搅拌站的发明，大大降低了进料工和抹灰工的劳动强度，在业界掀起了一1978年10月20日，小平同志来工地视察，当他走进位于宣武门西大街新华社对面的四号楼中的一个单元时，还用商量的口气提出；‘能不能把层高再降低一些，然后将面积搞得再大一些？’随行的小平同志的小女儿毛毛担心父亲说出外行话来，当即俏皮地说；‘爸爸，您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让房子变矮啊。’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小平同志也慈祥地笑了……”杨老回忆道。

1980年，杨嗣信担任了北京长城饭店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长城饭店是由美国人设计和监理的一个建筑面积超过了8万平方米的五星级大饭店。尽管在施工中遇到了许多难题，但也都被以杨嗣信为首的我方技术人员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予以了解决，特别是他们采用的“压力电渣焊”新技术，成功地解决了Ⅲ级钢筋焊接接头牢固度难以达标的技术难题，既保证了工期，又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美元的外汇，同时也得到了美方工程师的肯定。1982年，杨嗣信调任北京建工局任副总工程师，1983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北京建工局局长，1988年，又转任为总工程师。走上领导岗位，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给自己规定；每天都要早上班、晚下班45分钟，节假日、星期天不休息……

杨老说；“在这个阶段，我虽身为局长（后改制为北京建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但一直没离开技术岗位，因为我深知技术工作的重要性。那些年是北京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时期，首都宾馆、长富宫、金城大厦、华侨公寓、中信大厦、北京饭店贵宾楼、中央电视中心，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高层住宅，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建成的。超大的工程量，有多少技术难题需要解决？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我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技术部门的投入与支持，一面带头搞科研，组织技术攻关。当时，我们集团的科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果累累，不仅在北京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也是能排上号的。当时，我在大会小会上最常强调的一句话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正是我们坚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动力，才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老而弥坚，退而不休，工作比之前更忙碌

1988年，杨嗣信年龄到线，卸下了北京建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担子，但仍担任着集团的总工程师，同时还被北京市政府聘为专家顾问团的顾问，开始介入社会工作。

“我第一天卸任局长，第二天就被任命为了亚运工程――405米高的中央电视塔施工技术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可谓极具挑战性，因为我此前从未干过这种工程，而且工期很紧。中央电视塔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原想请国外的施工队来施工，后来领导决定自力更生。我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地研究施工方案，攻克了一个叉一个的技术难关。比如我们在施工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当塔吊随主体结构升到300多米以后，怎么把它卸下来？开工前，美国一家公司曾提出，可以由他们派人来现场技术拆卸，但他们的报价竟然高达140万美元。”如此昂贵的费用激起了杨嗣信的好胜心，他和技术人员一道，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终于用一种土办法将塔吊拆卸了下来。此举，轰动了整个中国建筑业，媒体更将他称为“托塔天王”。他们所使用的那项技术，后来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与此同时，杨老还参加了其他一些亚运工程的建设，如游泳馆、综合体育馆等，并参与了许多重大工程项目技术方案的决策。

1992年，杨嗣信又来到北京西客站总指挥部，任总工程师。“那个时候，我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但是我不服老，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我分析了这个工程的几个难点，感觉最难的是西客站正中央大门洞的结构施工。这个门洞宽45米、高44米，顶部是四榀45米跨的钢桁架，上面还有一个钢亭子，总重量达到了1800吨。我和工程师们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整体提升’的新工艺进行施工。

“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没有先例，而且国内一时也难以找到所需的设备。后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成功地将巨大的钢桁架和钢亭子安装了上去。”杨老说得风轻云淡，其实当年的付出是难以想象的，施工时正值严冬，已经62岁的杨老和一帮年轻的工程师在提升平台上吃住了七天七夜，这才保证了西客站工程的按期完工。西客站工程后来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部分项目还获得了“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杨老可谓功不可没。

之后，杨老又先后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改造工程和首都机场四机位机座工程的工作，都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直到1997年5月，已经67岁的杨老才在北京建工集团办理了退休手续。

说起退休，杨老笑称；“退休对于我来说，就是领了个证而己。虽然领了证，我也不再是集团总工了，但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我本人也想发挥余热。集团满足了我的心愿，将我安排在了集团所属的‘双圆咨询监理公司’，任顾问。同时，我还担任着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分会的会长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当时，很多人都劝过我，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也该过过含饴弄孙的日子了。我说做这个顾问，可不是因为恋栈官位和那点顾问费，我是真心地离不开工地。”

杨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些年，他又先后在北京市几个过万平方米的大工程上，任技术总顾问，且他这个顾问当的，绝不像有些顾问那样，只是挂个名，顾而不问，或是顾了才问一下，而是一天到晚地往工地上跑，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2001年，杨老又出任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的总工程师，这项工程的结构十分复杂，施工难度大，需要采用很多新技术、新工艺，作为总工程师，早已功成名就的杨老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出了问题，那他的一世英名，都有可能会付诸流水。但是杨老却迎难而上，完全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和年轻人一样整天泡在工地上研究施工方案，终于十分顺利地拿下了这个后来荣获得了包括“鲁班奖”和“詹天佑奖”在内的多项部级大奖的工程。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工程款结算时，竟然没有超过原来的预算，这是十分罕见的。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和国家大剧院工程，后者亦获得了“鲁班奖”。

2005年初，杨老又被任命为“北京奥运工程总指挥部08办”的领衔专家，当时杨老已是75岁高龄了，对于自己在这样一个年纪还能直接参与奥运工程的建设，杨老感到无上荣光。三年时间，他和其他专家一道，对各场馆的施工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和论证，出主意、定方案，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难题和处理发生的事故，参加各种技术会议达二百余次，这等工作量即使是放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也是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