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正的批评家

说到文艺批评家，我们容易将其与文学评论家混淆。其实两个“家”本该“混淆”为一家的，可久而久之，评论家自身的灵魂深处爆发了分裂，评论是评论，批评是批评了。前者子孙满堂，后者孤家寡人。

评论家是大大小小作品研讨会的座上宾，接到请柬挑肥拣瘦，看看哪个地方的研讨会规格高，出场费多，哪个作家是我的朋友，哪个主办地我还没去过。而批评家就如“害虫”了，哪一级文联、作协、作家也不会花钱请来几个乌鸦嘴批评家给自己添堵吧？

所以，当下干哭丧的人比当批评家的人要多得多，市场就是讲究供需关系，没人需要的东西总会自生自灭。评论家把批评的责任从自身的角色中剥离出去，是因为批评的市场凋敝了。

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算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如鱼得水。政府直属的有社会科学院，文化部门所属的有文艺研究所，社会团体有社科联、文联、作协，大学里有文学院、研究所，这里养的几乎都是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一个作家获奖，一百个评论家高歌猛进；一部作品稍一轰动，研讨会的赞歌就气贯长虹。

每届茅盾文学奖就那么几位得主，可抢着献歌的评论家却铺天盖地，如果哪个评论家想当一次批评家，刚刚发一篇批评性的文章，茅盾文学奖得主所在省市主管文艺的部门就有了不同的意见。一个省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大奖，那是全省人民的荣誉，是文化事业的政绩。人家刚刚喜得贵子，不能因为你是太医就去给人家瞧病吧。所以，在本省的媒体与期刊上是不许说不的。要想当批评家，你得去外省批评。你就是想在《人民文学》当批评家，也不受欢迎，作家协会评出的大奖，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也不愿意去说三道四。

在中国文坛当个批评家还不如当孙子舒心，别说你要具备批评家的公正、良知、傲骨、胆略是件难事，连批评家生存的土壤都是贫瘠的，良田沃土是不会被划拨出来种仙人掌的，所以，你就是参天大树的种子也长不成一棵葱。

上海人不服气，在《文学报》上开辟了“新批评”专刊，刚问世时倒是风生水起，气象万千。但不到一年，内情外人不知，若知“新批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但偌大个中国文坛，报纸、杂志数千，敢为批评家划拨一块土地种上仙人掌的倒是蝎子粑粑独一份，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评论家也就看透了，既然连作家和各级管作家的组织都不喜欢真正的评比，那咱就把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办成“表彰和推荐会”。这还不简单，大家你好，他好，比好还好。

文学批评家理应把充盈着悲悯情怀的人文作品推荐给社会公众，把那些高歌、颂歌，一路欢歌、手舞足蹈假歌之类的伪劣作品曝光于世，既为时代保存精神标本，又为社会剔除精神垃圾。可天天奔忙于饭局，热衷于前排就座，胸佩嘉宾花朵的评论家们是手也短，嘴也软，别说不夸人家，夸人家还怕夸不到位，下次人家不请他做嘉宾了呢。

不产生伟大文艺批评家的时代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家，真正的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不仅需要批评家激情燃烧、充满生命人格的个体生命，更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与体制。当各行各业，各级组织，形形的人都不喜欢批评，甚至拒绝批评，唯独我们作家却喜欢批评，那就是作家有病。

但我相信那些优秀的、脱离为世俗功名而写作的作家是愿意听到伟大批评家声音的，可这样的批评家如今又难找了。

文学批评真如当年李白走蜀道——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