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等教育社会支持机制的可持续性分析与模拟

关键词：非盈利组织；贫困女性；高等教育；社会支持机制；可持续

摘要：非盈利组织在保障贫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中，扮演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角色，但是如何保证这种支持机制的可持续性，已成为非盈利组织面临的共同问题。陕西省妇联“红风工程”社会支持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通过发挥慈善资源存量的诱出功能，以及回报社会机制的增权能力和驱动效应，获得了长远发展动力，为国内非盈利组织的项目运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支持可分成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部分，前者指来自公共部门的制度性支持；后者指由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的非制度性支持。保障贫困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和参与。目前中国一些非盈利组织通过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向贫困青年女性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支持，为贫困妇女积累人力资本创造必要条件。但是其中多数由于运行机制问题，社会效益规模成长困难，项目难保其可持续性。为此，本文剖析了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红凤工程”独创的贫困女性高等教育社会支持机制，以促进该项目成功经验的传播和扩散。

一、“红凤工程”项目

1．社会背景

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与评价不同，有限的家庭教育资源会优先流向男性；即使家庭内不存在性别间教育资源竞争，在家庭生活与发展资源的总量约束下，由于受到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家庭分工的影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会受到忽视。1999-2004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与男生的平均比例是：本专科生为76.1％、硕士生为65.2％、博士生为36.8％。[1]可见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随着学历教育层级的升高变得更为严重。中国在制定经济战略规划时，将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其中东部12个省份经济最发达，西部10个省份最贫穷。对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省份女性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0.05年，而西部10个省份仅为7.06年，并且东部男女性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之差为0.77年，而西部为1.21年。[2](p231)可见资源的稀缺状况直接影响着女性高等教育机会被社会剥夺的程度，而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贫穷地区的贫困家庭尤为严重。

因为性别差异和贫困，贫困女性持续面对不平等的教育机会，导致性别意识和发展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缺乏，很难走出贫困和附属地位的怪圈。为了实现教育权利的社会性别公平，需要将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权益保护纳入公共政策，发挥公共部门再分配功能提供制度性供给的作用；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发挥非正式支持对女性教育权利的保障作用。“红凤工程”便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995年，陕西省千名农村妇女以手工缝制的“红凤干花账”，向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获得拍卖款31.5万元。1996年，陕西省妇女联合会使用这笔款项启动了“红凤工程”，专项资助贫困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2．红凤实践

“红凤工程”的目标是保障贫困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包括回报机制、筹资机制、学费支持、能力建设和志愿服务5个核心环节：

(1)学费支持：根据资助标准不同，在校期间，每年每名红凤生资助1000-2000元现金。主要支持红凤生的学费和杂费，兼顾生活开支(研究生无需学杂费，主要针对其生活困难)。

(2)能力建设：关注助学政策中的性别、贫困等问题，通过培训教育，促使资助对象初步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和健康心理；建立咨询服务制度，帮助资助对象获得各种有益资讯。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助学的良性机制，作为制度支持的有效补充；组织红凤生到社会、社区和学生组织中锻炼，使受助生在实践中培养社会公民意识，增长能力才干；由学生自己主办、管理、服务校内社团，将红凤生培养成为社团建设骨干。

(3)志愿服务：成立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开展各种筹资活动；与各高校各作，建立红凤志愿者管理机制，包括网络更新、档案―数据库建立、热线接听、公用信箱设置管理等。组织红凤受助生和社会志愿者组成报告团，到西安二十多所高校进行宣教，主要开展诚信、宗旨等教育，并动员社会力量介入。

(4)筹资机制：通过各种传媒与红凤项目活动传播红凤文化，募集社会慈善资金。要求县级妇联按10％的比例，给省红凤办每上报10名红凤申请生的材料，就必须有一名是自己动员本地资源解决的，按此比例类推。

(5)回报机制：由“红凤办”代表资助人与受助生签定的《受助协议书》，要求受助人承诺在毕业5年后再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

以上第1-3个实践环节致力于向贫困青年女性提供非正式支持，帮助她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并培养未来发展能力；第4、5个实践环节致力于筹集社会慈善资源，激励红凤生有能力后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前者对应“红凤工程”的项目目标，后者对应发展动力需求，二者缺一不可。

3．项目效果

1996-2004年间，红凤生由83名增加到1339名，资助贫困女大学生人数平均年增长率为43.16％，总规模增长16倍。工程善款由启动时的31.5万增加到569.94万元，筹集的社会捐助年均增长率38.46％，总规模增长18倍。已有五百余名红凤生顺利从高校毕业，并陆续向“红凤工程”反哺回报。可见，“红凤工程”的社会支持机制运行稳健，有效地促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发展。该机制对于非盈利组织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构建可持续的贫困地区女性教育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先行经验。

二、可持续的红凤社会支持机制

“红凤工程”共有3个参与主体：社会(捐助人)、非盈利组织(红凤办)、贫困女生(红凤生)。社会通过捐赠向红凤生提供非正式社会支持；非盈利组织通过筹资活动聚集社会慈善资源，并受捐赠人委托和监督，履行人职能，向红凤生提供学费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红凤生通过红凤办与捐助人达成社会心理契约，在校期间自觉参与“红凤工程”志愿服务和社会学习活动，并承诺毕业5年后捐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以回报社会。(见图1)

可见，在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中，3个参与主体两两之间存在双向支撑与反馈；并通过学费支持、能力建设、志愿服务、筹资机制和回报机制、捐赠监督等实践环节，各自在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中履行任务、分担责任，共同贯彻红凤社会责任系统。在这些实践环节中，筹资机制与回报机制因为蕴含着可持续性机理，成为红凤机制持续发展运作的不竭动力。以下从理论依据、运作机理和模拟检验三方面，深入分析这两个子机制：

1．理论依据

(1)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理论是筹资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费孝通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

种差序格局，他认为社会关系的亲疏与影响范围大小，就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圈子的中心。”[3](p22-29)“在我们的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2]据此可以推断，地方慈善资源更倾向于资助情感近的家乡贫困女生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当有一种社会慈善资源以附条件方式，要求当地以较少捐助数额提供资助配套时，因为可以凭较小的财力吸纳更疏远地缘圈子的资源来为更亲近的圈子服务，本土社会捐献热情可能得到较好地激励。

为利用已有存量资源的诱出功能，根据差序格局理论，“红凤工程”在筹资机制设计中，除应用传播媒介募集捐款外，还要求县级妇联每向省红凤办上报红凤捐助申请对象，10％必须自筹本地资源解决。

(2)心理契约理论。回报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契约理论。它是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确立的一种带有一定经济核算关系和契约激励的社会交换契约理论。Blau认为社会交换基于信任，当一方做出有利于另一方的行为时，隐含着受益人未来的回报义务。[4](p65-278)这就是心理契约。Kotter也同意心理契约是存在于个体与组织(社会)之间的内隐契约，是双方关系中一方希望付出的代价以及从另一方得到回报的具体化。[5](P91-99)它可以利用某种经济核算关系予以量化，但勿需像市场契约那样以等价交换为条件。根据这一理论，“红凤工程”的受益人和捐助人是心理契约的相对人，非盈利组织则具有人身份，负责落实捐助人的社会承诺(因捐助行为而产生)。红凤生对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具有整体感知，并对应契约内容产生回报社会的义务感。但是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受益人对于这种契约关系将不断地进行再定义，这将导致契约内容的调整。为此，作为人的非盈利组织为了确保心理契约不被违背，可以追加必要的契约激励因素。

据此，红凤生被要求在获得每年1000-2000元学费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的同时，承诺毕业5年后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红凤生与其他社会慈善捐赠受益人不同，基于红凤工程契约，她们不仅拥有获得社会支持的权利，而且肩负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特殊义务。为了确保红凤生将来具备回报社会的能力，“红风工程”跟进了能力建设项目，为红凤生提供各种培训、咨询和实践活动的机会，以保证资助的产出效益和项目的长远发展；同时为了减少心理契约违背风险，“红凤工程”跟进了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红凤生参与社会学习，获得对社会承诺、红凤项目和自身的认知，通过红凤生之间、慈善工作者与红凤生之间的交往影响，增强红凤生回报社会的义务感。

2．运作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一般非盈利组织项目相比，“红凤工程”多了两股促进动力，所以更具有可持续性：一是由“红凤工程”存量资源发挥的诱出效应，激励了本土社会力量的捐助热情，带来了“红凤工程”资源的新增量；二是资助一名红凤生，就是开发一个新的可能社会慈善资源，使得“红凤工程”在获得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下，也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受助生本人的支持。

这两股动力在“红凤工程”的社会支持机制中的可持续性效果，可用蛛网模型表示，如图2。

假定红凤生均兑现心理承诺，毕业5年后分别再资助了1名贫困女大学生，且“红凤工程”也未获得新的捐助款，这时红凤社会支持机制仍然可以持续运作，并且单周期社会捐助规模可以维持等幅振荡，积累整体社会捐助规模也能逐周期扩大。

但是，由于心理契约是可违背的，如图2的循环链条可能因为资助对象的契约违背发生断链，如此初始启动的社会支持便不具有可持续性。但是，这种断链可以通过重新启动新的资助进行补偿。可见社会筹资机制有着补偿心理契约违背损失、维持红凤社会效益规模的功能。新筹款项如果超过补偿额，“红凤工程”将具备更强劲的扩张力，单周期和累积红凤捐助规模都会发生扩散振荡；如果恰好等于补偿额，这种筹资社会效果就跟心理契约未断链一般无二；但如果红凤生违背心理契约情况严重，红凤筹资机制无法补偿断链造成的损失，红凤工程的单周期捐助规模将陷入衰减振荡，累积捐助规模将减速度递增直至停滞。

一般情况下，只要红凤工程的心理契约激励功能有效，筹资机制正常运作，“红凤工程”的扩散振荡状态是可维持的。

3．模拟检验

(1)筹资机制的模拟

根据1996-2004年“红凤工程”接受社会捐款资助的红凤生规模，采用曲线拟合方法估计2005-2023年筹资机制运转方程：

Y=4.934×107-49370X+12.35X2

式中，X表示年份，Y表示第x年捐助的红凤生人数。Adj.R2=0.84,说明拟合效果较好。根据该方程可预测2005年以后历年筹资捐助规模。(见表2)

(2)回报机制的模拟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2005-2023年红凤回报机制运转状况，程序流程见图3。

根据2005年“红凤工程”对贫困地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调查结果设计模拟参数(N=141)。(见表1)凡红凤生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视为尚未具备条件，约定的履行承诺时间顺延。根据一般高等教育学制安排，取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制分别为3年、4年、3年、4年。设定“你对大学毕业后5年之内再资助1名贫困女大学生的认识”一栏，选“应该履行诺言”的为届时会履行契约的红风生，其余为不愿履行人员；并假定所有红凤生都在就业后第5年履行承诺。

以上模拟结果见表2，表中数据充分说明了红凤机制的可持续性，由于目前筹资机制运作良好，完全可以补偿部分红凤生违背心理契约造成的规模缩减压力。而红凤生的回报社会行为将发挥重要的慈善接力作用，到2014年因红凤生回报行为而获得捐助的人数，将超过2004年“红凤工程”捐助规模(495人)。即使红凤的筹资机制停止运行，回报机制仍可在较长期间内支撑红凤社会支持机制继续滚动。

三、讨论

红凤回报机制是在1999年红凤毕业生倡议下设立的，前期红凤生在开始接受社会支持时并未做出回报承诺。部分红风生可能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实施回报社会行为，因此实际回报行为与模拟数据会有一定出人。同时，社会慈善资源是有总量限制的，近几年“红凤工程”筹资规模增长极快，通过曲线拟合的方法来估计未来筹资规模，可能扩大红凤机制的未来筹资效果。但是以上估计与模拟输出仍可从趋势上说明红凤机制的可持续性。

总体看，同一般项目相比较，具有回报机制社会支持资源更易在运作中获得增权，而非简单地资助一人减少一份慈善资源存量。不仅如此，具有回报机制的社会机制更能迎合捐助人的需求，具有驱动效应。因为由资助带来的驱动效应，可能比单纯的资助社会效益更高。实际上，一些资助人在了解红凤机制后，很中意其独特的回报机制并做出了回应。此外，红凤工程还较好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社会资本的差序格局分配，发挥了慈善资源的诱出功能，这是一般慈善募捐关注不够的。由于红凤机制的这些创新性及其运行模式的可复制，可为国内有关非盈利组织的发展及贫困女生教育扶贫项目运作提供借鉴。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