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与妇女史结合的力作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76-03

技术史和妇女史研究发源于西方学术界，近年来都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谈到技术史的研究，我们无法不谈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大陆和台湾的两个中译本都翻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自1954年此书的第一卷出版以来，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他对于西方传统的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西方中心观”进行颠覆，对非西方社会本土科技进行了严肃的历史研究。而说起妇女史的研究，目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的“女性系列”论著都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最新也是最好的成果。各位妇女史研究者在不同时空的历史语境中、以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的形象、生活和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Technology andGender：Fabrics 0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其中的一部。本书原著于1997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中文版，由江湄、邓京力翻译。

白馥兰是美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研究兴趣集中在农业体系、日常技术、社会性别、医疗与身体等方面，并专攻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主要著作还有李约瑟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六卷第二分册(农业)(1984)、《稻米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1994)、《明代中国的技术与社会，1368-1644年》(2000)。本书出版后，于1999年获得了德克斯特奖(Dexter Prize)。

一

正如封底评介所言：“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物质文化史，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妇女史。”作者按照列威斯・莫姆福德(Lewis Mumford)的精神，在提出“系列科技”(sets 0f technologies)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妇术”(gynotechnics)这一概念，并作为本书论述的前提和核心。作者认为晚期的“妇术”――生产和赋予妇女生活以形态和意义的一套技术体系――包括重要的三个方面：住宅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和生育技术，全书即依此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建筑一种传统：中国社会空间的释义”。作者从描述帝制中国晚期家庭生活的物质外壳――房屋开始，探讨中国家庭空间的现象学，分析了房屋建筑的具体形式、家庭空间的复杂构成及其在微观意义世界中体现的内在于中国社会秩序的性别、代际与等级层次，将所有的居住者都纳入政治与道德的宏观世界。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作者主要采用四类有插图的文献材料：新儒家关于利益和治家的文献(《朱子家礼》是其中的关键文献)、修造房屋的技术性文本(主要有《鲁班经》)、关于房屋审美的文献(主要是《闲情偶寄》)以及日文资料《清俗纪闻》。在分析这些原始文献及其插图的基础上，作者逐一揭示房屋结构密码所承载的父权制信息，如墙壁将家庭与外界分开，门成为沟通房屋内外的布告板，而门内的空间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是一个在道德准则和家庭规范指导下进行有秩序行为的领域。房屋里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还有祭坛和炉灶，棺材和床。这些具有象征内涵的事物传达着相当不同的道德信息，具有实行上和解释上的灵活性，它们通过编制行为规范并掌控其修正和标准化的程序将权力和秩序施加于居住在房屋内的人。更进一步，作者通过分析关于房屋的书写文本如《朱子家礼》、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鲁班经》、宋代袁采的著作《世范》、《万宝全书》、《家宝全集》等，阐述房屋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支撑社会的层级和关系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妇女的工作：织出社会结构中的新图案”是整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所在。这一部分以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史和赋役制度史发展为背景，考察了发生在房屋围墙之内的妇女纺织生产的历史变化，纺织生产在宋代以前是一个女性的专业领域。由于宋代之后纺织业的商业化、扩大化、专门化及其所导致的新的劳动分工和新的赋税制度，妇女的经济贡献逐渐边缘化，丧失了拥有重要技术领域之知识和技巧的地位。古典公式“男耕女织”的被打破，其意义和影响不止是经济层面上的，还导致各种不同的父权制和性别观念的凸现。在这个部分里，作者提出“女工”和“妇工”概念的规范性表达以及纺织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象征性意义，并借以解释新儒家包括晚明和清代的改革派官员与道德家希望通过将“女工”转化为“妇工”的过程，发挥出其中的道德力量和心理暗示以重建一个更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具体实践。在这里，作者基本上认为中华帝制国家是一个道义经济体，它追求的不是经济和财富的增长，而是象征性的稳定的秩序。

第三部分，“母亲身份的意义：生育科技及其功用”。作者着眼于后期中国人如何经历和认识其身体，把那些应用于制造中国理想家庭的物质和社会的技术放在生育能力和生殖理论的语境下加以理解，将其视做“生育科技”的一个系列和中国妇女科技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作者主要对两个相关方面的问题感兴趣：“其一，母亲的职责包括哪些内容和中国妇女是如何完成它的；其二，母亲的职责是如何被纳入更广泛的妻子的生育责任中去的”。[1](p221)作者认为妻子在生产孩子之外，还要负责管理家庭内部事务，包括组织和监督家里其他所有女人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儒家等级关系，使得地位高的妇女可以通过孩子的重新分配获得社会后代。而“法律规定、社会实践、个人传记和文学修辞都同时表达出社会意义的母亲身份较之生物学意义上的更具有约束力和真实性”。[1](p221)

二

在致谢语中，白馥兰说到这本书是她多年来跨越学科之间、国家之间界限的研究成果，将其比喻为加利福尼亚式的烹饪：在一个美国厨房里加工中国原料，再加上法国调料。所谓的中国原料就是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由于本书对中国住宅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和生育技术领域的研究建立在不同的资料范围基础上，可以说作者对于中国原料的占有和使用是相当广泛而且准确的，而令这道加利福尼亚式的烹饪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的，即所谓的法国调料，主要包括法国人类学把语言、心理学和社会规范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探讨物质生产和物质文化如何相关于社会的、心理的和符号的意义维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现代西方科技的社会研究方法。作者在导言中，对这几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剖析，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方法论。

在学术史方面，作者也做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对技术史和妇女史两大研究领域提出了批评。在

技术史方面，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摆脱了学术史发展到李约瑟仍未摆脱的“西方中心观”囹圄，还在于它从中国历史连续过程中看到技术对于社会结构、意识领域的重要作用。作者对李约瑟的研究的深刻认识，使她看到内在于李约瑟研究中的目的论的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把中国古代科技当作现代科学技术的始祖的进化模式，使它们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二是把科学和工业革命当做是人类发展的自然结果，使得我们用源自于特殊的西方经验的标准来判断历史上所有的知识与技术体系。[1](p8，导言)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作者力求探讨科技体系在具体的历史境域中的意义，以中国本土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大背景，寻找技术对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作用。作者认为性别角色和社会等级在系列技术的历史性变化过程中重新定义，社会秩序也因此进行调整以适于环境的变化。

从妇女史角度来看，将妇女引进科技史的讨论本身就是对这一领域的补充。妇女的工作在以往的研究中，既被研究晚期帝制中国的经济史家所忽视，也被研究性别问题的女性主义者所忽视，作者认为妇女的工作在社会稳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作用是积极的，并提出“妇工”这一概念，对女性工作的研究进行了补充。“妇工”这一概念是从“男耕女织”的古典定义中发展出来的，通常被定义为织物的生产，是为缴纳政府赋税而非追求私人收益而进行的生产，既是本业又是技巧。所以，“妇工”是作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存在的。道义经济形态的国家在其被破坏的时候会像保护农业耕种一样来维持“妇工”这种秩序的象征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高彦颐揭示的“五四”妇女史观，即打破了“五四”以来传统中国女性被刻画成一个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束缚身心的受害者形象，归还妇女在中国历史中的真实面貌。

三

本书在技术史和妇女史的结合研究中，对两个领域都有很大程度的突破，三个部分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三个部分从原始资料来源、文章结构和分析构架来看都有比较强的独立性，虽然三个部分有其内在的联系性，但作者并未明确地阐述。在与这三个部分同一层次上，有的学者认为白馥兰的工作也可以提出很多没有研究的问题，如食品、缠足、印刷、交通等，但将来任何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将从白馥兰研究的方法和洞察力中获益。[2](P150)

由于选择的这三个领域女性声音的缺席，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使用男性精英书写的文本资料，而不能像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Teachers 0f Inner Chambers)、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Precious Records)那样大量使用女性自己创作的诗文。对于目前的妇女史研究来说，资料问题是研究者面对的最大难题，男性书写出版的资料能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女性的心声和真实的感受，是值得怀疑的。但明清时期，大量的妇女原创的诗词文章结集出版发行，都是妇女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如完颜恽珠编选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中，也有反映农家要依赖妇女纺织的收入交纳赋税的诗词，安徽的一位刘氏诗人所作的“田家行”：“机上有蚕丝，园中余蕨薇。公田税既完，无复更驱驰。”131(P11)这条资料虽然是清代的，对本书第二部分的论述也可用作一条证据。

除了资料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作者也面临一个社会阶层划分问题的考验。曼素恩在《缀珍录》中以自然的生老病死过程构筑写作层次，避免了单纯的阶层划分。[4]白馥兰却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三个部分都牵涉到妇女群体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性。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作者只能将主要关注对象限定在上层社会家庭的妇女，因为关于底层人们的文献资料是相当缺乏的，而关于下层妇女的生活状态的记载更加缺乏。这使得作者希望突破“五四”妇女史观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达成，底层妇女的形象很难有新的改观。

另外，本书尚未将中国区域差异性纳入讨论之中，而这在中国史研究中却是不可忽视的。不同地区的建筑房屋风格、纺织技术的发展程度、生育技术运用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隐含的区域文化、社会秩序、象征意义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更深入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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